第一篇：關于安樂死的思考

①生命神圣論的觀點。《黃帝內經》云：“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藥王”孫思邈也說：“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這都是講人生命的神圣和寶貴，所以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盡力保存人的生命。

②醫學人道主義觀點。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醫學人道主義是對病人的尊重、同情、關心和救助，醫師是病人心目中圣潔的白衣天使，是處于絕境中的病人的唯一依靠，醫師只能“救生”，而不能“促死”而安樂死使醫師由救人的“白衣天使”變成殺人的“白衣惡魔”，丑化了醫師的形象，也打碎了病人心中殘存的唯一一點希望。這違背了醫學人道主義。

③不可逆的診斷未必絕對。對病人安樂死的前提是病人身患“不治之癥”，已經“不可救藥”。然而，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這種診斷未必絕對。這有兩個原因，其一，不治之癥總是相對于時代的醫學發展水平和醫院的技術水平，隨著醫學的發展，許多不治之癥都可以成為可治之癥。其二，由于醫師認識水平的限制，誤診誤治的例子在現實中并不罕見。基于此，安樂死的反對者認為，實施安樂死可能會使病人喪失很多機會。

④阻礙醫學科學的發展。這是從實施安樂死的后果來考慮安樂死的弊端。反對者認為，醫學之所以不斷發展、進步，就在于醫學家在所謂“絕癥”面前不畏艱險，知難而進。而安樂死則會使這些勇于進取的醫學家失去研究的對象和動力，從而會阻礙醫學科學的發展。

⑤違背了傳統的血緣親情觀念。“血濃于水”是許多民族都有的傳統倫理觀念。反對者認為，安樂死會使病人家屬不顧親情孝道，放任自己親人的死亡，甚至在醫師的幫助下參與結束親人的生命，顯然與這種傳統美德相悖。

⑥自愿安樂死中的“自愿”值得懷疑。反對者認為，所謂的“自愿”值得懷疑。因為，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強烈的求生欲望，特別是在處于死亡邊緣的時候，求生欲望更加強烈。在極度痛苦的時刻，病人也許希望一死了之，但痛苦相對緩解，許多人會改變主意。因此“自愿”的安樂死是不可信的。

⑦實施安樂死可能會給社會帶來許多消極后果。首先，社會接受安樂死，可能為某些不義的晚輩、親屬逃避贍養義務甚至謀財害命大開方便之門，個別醫務人員也可能會以安樂死的名義掩蓋醫療事故。其次，承認安樂死的合法性，會使步入暮年的老年人產生某種消極的心理，對于那些患有絕癥的病人來說，也將是沉重的心理打擊。最后，實施安樂死還容易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即如果允許在某種情況下結束人的生命，那么，你可能為在其他情況下乃至于所有情況下結束人的生命打開了大門。

首先，現今階段我國將安樂死轉換為法定權利不合時宜。

第一，我國實施安樂死合法化將受到社會客觀因素的限制。安樂死合法化必須和具體國情同步發展。對比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的荷蘭，我國的臨終關懷和社會援助起步不久、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健全。而對于醫學上瀕死者的確認，需要具備相當的醫療條件和水平，而且我國民族眾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差別很大，文明的發展水平不同，對安樂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就不同。在現在客觀因素還很不完善的情況下，將“安樂死”轉化為合法權利的可行性不高。

第二，人們的道德素質尚不能為安樂死提供倫理保障。在我國醫療保障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許多病人的治療費用及護理工作都由子女承擔，但多數人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病人成為子女嚴重拖累的情況下，一些不孝子女可能作出某種暗示讓病人自己提出安樂死。當病人的治療費用及護理依靠子女的時候，他還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嗎；如果安樂死立法，豈不是給某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機?姑且不論安樂死的具體實施程序如何得以保障，就是合法化引發出的更多、更復雜的社會問題就足以將安樂死毀得面目全非。所以邱仁宗教授說：“安樂死立法，非其時也 ”。

其次，安樂死本身具有不確定性。

第一，病人主動要求安樂死是處于極度痛苦，感覺生不如死時提出的，而當他神志清醒時，就會更加感到生的可貴。調查顯示，90%的人經醫生勸說都放棄了安樂死的想法。試問，把病人在極度痛苦時的想法作為判斷依據，是否有失偏頗呢？或者他們不是出于痛苦，而是出于其他考慮：報告顯示患者要求安樂死的主要動機只是“擔心失去尊嚴和控制能力，擔心不能獨立生活而成為負擔。” 那么，我們要做的是否應該是消除患者的擔憂，而非剝奪他們的生存權？

第二，醫生對“不治之癥”的判斷有一定局限性。我國醫療技術和設施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各個地區醫療水平也參差不齊，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關鍵裁定者的醫生無法保證其判斷的絕對準確性。據調查，我國目前臨床誤診率在30%左右，疑難病例的誤診率甚至達到40%以上。如果現在就匆忙為安樂死立法，很難避免誤診帶來的安樂死失誤。

綜上所述，安樂死不應該合法化。

第二篇：安樂死的憲法學思考

【摘要】安樂死是困擾人類的一個道德和法律難題，是一個多學科研究的問題。從憲法學的角度來看，安樂死主要涉及

到：病人的生命權與人性尊嚴的競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權或者能否放棄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病人的個人自決權與國家

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及其沖突三個問題。如果解決憲法學上的這三個問題，將為其他學科具體構建安樂死制度提供理

論上的論證資源。

【關鍵詞】安樂死；生命權；人性尊嚴；死亡權

【中圖分類號】d91

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297(2006)02—0092—06

a constitutional study on euthanasia．wang ka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

2【abstract】euthanasia is a dificult moral and legal problem that humans are facing with．it is a multi—domain probl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euthanasia leads to three problems： firstly，patient s fight of life crosses with his fight of human

dignity；secondly，whether there is a fight for patient to die or to abandon his fundamental fights；thirdly．patient s f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tands against state s duty to protect people s fundamental fights． answers to these three problems will provide

theoretic support for other domains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 of euthanasia．

【key words】euthanasia，right of life，human dignity，right to die

安樂死并非一個新問題，實際上，一百多年來，它

一直困擾著人類。關于安樂死的爭議始終沒有停歇．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現在尚無人能夠提出一種令人

信服的關于安樂死的論證。當然，這又與安樂死本身的復雜性有關。由于安樂死涉及多個領域— — 法學、倫理學、醫學、哲學、社會學等等，其中在法學里面，又

涉及刑法學、憲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等等，所以，如

果沒有多學科的知識積累，很難想象能夠得出一個比

較公允的結論。我國有關安樂死的討論起源于20世

紀80年代，尤其是1986年，在我國陜西省漢中市發

生了第一起安樂死的案件，并且二十幾年來，有關安

樂死的文獻也層出不窮，應當說，研究取得了一些進

展，但是，不足也很明顯。首先，學者的研究似乎并未

引起反響，主要體現在立法仍處于停滯階段；其次，學

者的視野比較單一，對于安樂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法

學和醫學領域，而法學領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學領域．

較少有從其他學科來進行論證的；再次，對于國外的安樂死立法及其理論，較少系統地介紹。有鑒于此，本

文欲從憲法學的角度來對安樂死進行一些討論。在借

鑒國外理論的基礎上，以求得一種憲法學上論證安樂

死的思路。

一、安樂死的概念及其類型

(一)概念

安樂死的概念是理解安樂死的出發點，許多有關

安樂死的爭議實際上屬于各自使用的安樂死的概念

不同所致，由此，統一安樂死的概念。才有可能為安樂

死的討論建立一個公共的平臺。安樂死，英文為eu．

thanasia，該詞來自于希臘語上的eu(對應英文之

good)和thanatos(對應英文之death)，故本意是指“好

死”或“善終”。這也與中文“安樂死”的字面含義相對

應，但是，如果由此僅對安樂死作字面的理解，顯然是

過于泛化了，既無法揭示安樂死在現代社會的特殊難

點，也容易使我們的討論偏離方向。應當說，安樂死的目的是令人善終，但其適用范圍與適用條件是特定

[作者簡介】王鍇(1978一)，男，漢族，陜西漢中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法學、行政法學。tel：

第三篇：腦癱新生兒的安樂死思考

【摘要】 對腦癱等有缺陷的新生兒放棄治療是一種典型的非自愿被動安樂死，和其他類型安樂死相比，這種方式的安樂死有其特殊性，從倫理學分析也是可行的，但如對其進行相關立法，仍需對缺陷認定標準、死亡的決定權等加以考

慮。

【關鍵詞】新生兒；腦癱；安樂死

【中圖分類號】d922．16；r72

2【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1007—9297(2004)03—0213—0

3一、問題提出 只能放棄這一想法。

1994年9月7日22點50分，張某在某市公司的職 由此可見，一方面，發生新生兒腦癱原因的復雜性

工醫院里分娩，產下李某。在分娩過程中，院方發現產 使得由此產生的醫患糾紛難辨是非、錯綜復雜，另一方

婦的胎位不正，在手法轉胎頭失敗的情況下，使用了胎 面，由于對其實行安樂死缺乏本人的自愿性、獨立性，即

吸助產而未使用產鉗助產，后李某娩出。由于長時間缺難以在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對其實行安樂死，所以就此引

氧，李某出現了重度窒息等癥狀，次日凌晨即轉至該市發的巨額經濟索賠以及腦癱孩子今后的生活情況更是

兒童醫院治療。1995年l1月23日，該市腦科醫院經令人關注。因此，只有在倫理學的角度確定對腦癱等缺

mri診斷李某為腦萎縮(腦癱)。同年，經區醫療事故 陷的新生兒實行安樂死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以立法的技術鑒定委員會鑒定，此病例為醫療差錯。2000年12 形式保護其合法性，對于解決此類問題將大有幫助。

月8日，經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醫學鑒定，李某的殘疾程

二、倫理學分析

度為一級。2001年3月21日，李某的法定代理人向法(一)安樂死對象的特殊性

院起訴，要求該公司賠償損失2 398 004．1元。隨著安樂死研究的深入，對于安樂死對象的界定還

由于新生兒發生腦癱的因素很復雜，所以在此后法未能在理論界形成一致，多數是采取列舉式的方法，以

院審理的2年多時間內，雙方當事人為明確李某的殘疾舉例如界定對象為晚期惡性腫瘤失去治愈機會的患者、與醫院醫療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先后委托省高級法院重要生命臟器嚴重衰竭且不可以逆轉的患者等等。根

等多家機構進行鑒定，鑒定結論均認為醫院醫療行為存 據一些國家、地區現行的相關安樂死法規以及理論界的在過錯，但也都沒有能排除造成新生兒腦癱的先天性因相關研究來看，對于安樂死的界定應具有兩個條件：一

素，如基因缺陷、流產史等的影響。是客觀條件，存在死亡痛苦，且這種痛苦必須是無法忍

由于對于新生兒發生腦癱，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受，無法醫治的；二是主觀條件，公民享有安樂死的權利

展水平尚不能給其一個科學合理的完整解釋，更不能說并行使這種權利，即必須經過患者申請，且患者所患疾

用科學的手段、有效的藥物從根本上治愈腦癱，所以患病醫學上證明其無法挽救，方可主動實行安樂死。可

兒家屬無論是對患兒進行的后續治療的費用，還是患兒見，只有具備了“死亡痛苦”這一要件，才能申請安樂死，今后的生活護理費用，其投入都是巨大的，且從腦癱患 也只有自愿要求安樂死的人，才能成為安樂死的對象，兒的生活質量而言，也是極差的，生命期限也會因此而即安樂死對象的認定條件應是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的縮短。在李某被送至該市兒童醫院搶救中，該院醫生根統一，缺少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成為安樂死的對象，只

據患兒的實際病情，判斷其預后較差，提出放棄治療的有“自愿要求解除死亡”才能成為安樂死對象的共同本

建議(即安樂死)，但是患兒家屬予以拒絕，院方曾希望質。_1 但用上述兩個要件來規制有缺陷的新生兒就不完

以此作為一項答辯理由以減輕賠償責任，但由于這種行全適合。以此案為例，患兒李某剛出生，從法律角度而

為在我國現行法律上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予以保護，也言，是不具備行為能力的，因其患腦萎縮而完全喪失思

就說是違法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犯罪行為，所以院方維語言能力，雖可享有安樂死權利，并不會主動去行使

· 2l4 ·

這種權利，這也并不意味著其失去這種權利，所以其主

觀條件是難以實現的。至于客觀條件，患兒李某在娩出

后即出現嚴重的窒息癥狀，推定存在死亡痛苦也不一定

成立，一方面由于新生兒不能清楚而明確地表達自己的客觀實際狀況，另一方面也因有缺陷的新生兒存在雖無

生命危險但有諸如智力低下或痛覺缺陷等情況的可能。

對于有缺陷的新生兒作為安樂死的對象而言，其本質應

和腦死亡病人相類似，其關鍵特點在于不能清楚地完整

表達自己的意愿并實現這個意愿，而且其重要前提條件

是新生兒具有客觀存在的不可逆的缺陷。從現代醫學

第四篇：安樂死的立法思考論文

安樂死的立法思考

論文摘要

對于安樂死這個名詞，我們并不陌生，近年來經常可以接觸到相關的信息。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其含義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詞典》將安樂死解釋為在不可救藥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則認為安樂死是從憐憫出發，將患有絕癥又極度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作法。而我國學者這樣解釋：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身體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實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1]。許多國家都在對安樂死進行研究和探索，對于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各國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通過對安樂死的國內外研究現狀、犯罪的客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分析其是否構成犯罪、倫理角度的思考、我國適用安樂死的立法建議等幾個方面的分析和論證后，認為法律應對安樂死做出具體的成文規定，確定實施安樂死行為不構成犯罪，且應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和程序進行限制。國家必須指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以確定安樂死的適用范圍，防止法律濫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安樂死研究現狀犯罪構成倫理立法建議

對于安樂死這個名詞，我們并不陌生，近年來經常可以接觸到相關的信息。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其含義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詞典》將安樂死解釋為在不可救藥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則認為安樂死是從憐憫出發，將患有絕癥又極度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作法。而我國學者這樣解釋：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身體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實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1]。許多國家都在對安樂死進行研究和探索，對于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各國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現狀

綜觀國際形勢，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安樂死的成文法業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從而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允許實施安樂死行為的法律。其中針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做出了專門規定。隨后，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將荷蘭冠上了全世界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的寶貴稱號。該法案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它為了防止醫務人員權利的濫用，特別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須是無醫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須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病人在意識清醒時真實自愿的要求實施安樂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亦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繼而成為第二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緊隨荷蘭之后。在西歐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都出現了安樂死的病例，一些國家也正在進行安樂死的立法探索。

但總體上以法律形式確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數不多。大多數國家的刑法都沒有在立法上將安樂死確認為合法行為。它們將“受囑托殺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殺人”視為殺人罪。比如奧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規定由于受他人的誠摯及迫切請求而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人，要處以六個月以上的刑罰。這些國家在處理安樂死案件時，通常以殺人罪來定罪處罰，但在實際操作中量刑很輕[2]。

（二）國內現狀

我國對安樂死的研究起步比較晚，從上個世紀80年代才開始。1986年，陜西漢中市王明成的母親夏素文患肝硬變腹水，肝性腦病等病癥。為了解除病痛，主治醫生蒲蓮升通過對其注射冬眠靈實施了安樂死行為。結果蒲蓮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無罪釋放。因為經法醫鑒定，冬眠靈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雖然產生了促進死亡的結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腦病引起了嚴重感染[3]。這是我國涉及安樂死的第一個病例，從中暴露出我國法律規范的不足。此后，我國學者多次提出安樂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東中醫藥大學課題組在經過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國法律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規定，并且很多學者主張根據我國《刑法》的解釋，實施安樂死行為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屬于犯罪行為，要接受法律制裁。

（三）二、安樂死不應當構成犯罪

對于安樂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兩種學說：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安樂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該行為并不違法，不構成犯罪。否定說則堅持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具有刑事違法性，應按故意殺人罪論處[4]。在我國，法律既沒有對安樂死明文肯定，又沒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學說的影響，各地法院對于安樂死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條的規定，認為安樂死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有的則引用《刑法》第232條的規定，認為行為人犯故意殺人罪，但可在量刑時適當減輕刑罰。我支持肯定說，認為安樂死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要件，不構成犯罪。

（一）從犯罪的客體上分析

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而安樂死行為并沒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權。患者本人有選擇以適當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他為了尋求解脫，要求醫生幫助他實施無痛苦的死亡。醫生只是出于人道，滿足患者的意愿，幫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權，行使生命權。因而安樂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權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實施安樂死行為為必要條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實施安樂死結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兩者間只是時間上的差別。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絕癥，而不是安樂死行為。安樂死行為的本質不是決定患者的生與死，而是幫助患者實現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是用科學的方法優化死亡狀態，以保證生命的質量。安樂死行為體現了對患者生命權的尊重，而非侵犯[5]。相反的，故意殺人則意味著他人的生命權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結果。但如果生命權沒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繼續生活。這是安樂死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的根本區別。

（二）從犯罪的主觀方面分析

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殺人的故意。醫務人員和家屬并沒有剝奪患者生命權的主觀愿望，只不過需要面對殘酷的現實：患者已經沒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藥物、設備和金錢物資來維持生命，還是用安樂死來盡快結束痛苦得到解脫，人們陷入兩難的選擇。不難看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并不存在剝奪他人生命權的故意，只是無奈之余的適當選擇。而故意殺人行為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剝奪他人生命權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結束的結果，并不存在無可奈何的成分。

（三）從犯罪的客觀方面分析

故意殺人客觀上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權的行為，但安樂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識清楚時提出死亡的要求，行為人即醫務人員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動選擇。患者自愿放棄生命，行為人實施行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結果，而是通過醫療手段假以外力來轉變患者的痛苦狀態。安樂死行為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而不是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危害行為。，安樂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質特征，且從客體、主客觀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對照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安樂死并無違法情節，也就是說，安樂死沒有觸犯我國刑法，不構成犯罪，屬于正當行為。

三、從倫理的角度分析安樂死 安樂死作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與人們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產生了沖突。現在各國對于安樂死普遍存在兩種態度。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安樂死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不尊重生命，違背了“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醫療工作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消極悲觀的生命觀，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后果。持肯定態度的人則認為任何人都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的權利，應該尊重這項權利，實施安樂死，讓患者無痛苦且有尊嚴的辭世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也解除了社會和家人的負擔，對社會有益[6]。

人們一般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應該盡可能的延長生命，就像大家對長壽的追崇，這是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傳統人道主義倫理觀念。而現代人道主義則追求生命至上與生命質量的統一。我們不僅要珍惜生命、熱愛生命，還要注重生命的內在質量[7]。中華民族歷來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狀態，有善始善終的說法。安樂死所體現的幫助患者從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轉化，是人們對良好死亡狀態的選擇，是保證生命質量的選擇，是構筑新型社會文明的要求，使社會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環節得以體現。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生命質量則是衡量的一項指標。生存無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造成各種社會資源的浪費，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患者選擇有尊嚴、更安樂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質量的體現。

四、“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會各界及民眾的意愿

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近1000萬，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極度痛苦（如癌癥晚期的劇烈疼痛）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死亡者中又有相當多的人曾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無法律根據和保護而被拒絕，因此他們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有條件的大醫院同樣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進行已久（上海、廣州等城市）。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們需要安樂死。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自古以來，人類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

（二）規范“安樂死”道德規范的特殊要求

人終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那些現階段醫學上無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面臨著對生命終結處置方式的選擇，如果回避這一問題，或簡單加以禁止，不僅不能強化生命終結過程對生命的保護，反而會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處置。傳統的醫德觀念也認為，對于重危病人，必須想方設法進行搶救，對于不治之癥，也應盡量延長其生命，哪怕一兩天，甚至幾小時，只有這樣，醫務人員才算盡到了職責，然而卻忽視了患者是在萬分痛苦的掙扎著死去這一客觀事實。我們說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即既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又要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身患絕癥即將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來增加病人的痛苦。我們應該把有限的醫藥資源盡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樣才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而現代醫德注重價值，是否符合醫德，應該用價值觀念來評判。所以實施安樂死是既符合現代醫德，又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比如，對于一個晚期癌癥患者，如果不能實施主動安樂死，對于一個意欲終結自己生命的患者來說，他只要拒絕接受治療，而對他的家屬來說，只要不付醫療所需的費用，甚至不及時支付，在現有的經濟和制度條件下，患者所需的藥品就不能保證，當然就不會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結果。這樣就可以以被動的形式取得與主動安樂死幾乎同樣的效果，這種轉化非常容易，顯然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安樂死的混亂無序狀態其所帶來的問題已經是普遍而不容忽視的了，如果不去解決的話，問題將變得復雜。因此，應積極的立法規范，以有利于避免對生命的輕率處置，強化對生命的保護力度。

五、我國適用安樂死立法的建議

安樂死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處理。法律應對其做出具體的成文規定，確定實施安樂死行為不構成犯罪，且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和程序進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懷好意之徒借安樂死達到非法目的。在此，我認為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適用條件

1、患者所患的病癥必須是不治之癥。即依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根本無法醫治，并且病人瀕臨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須是無法忍受。也就是說，該病痛無論對于任何人都是難以忍受的。

3、患者必須是在神志清醒，意識正常的情況下做出的真實意思表示。這就要求患者真實自愿地提出接受安樂死的請求。

（二）適用程序

1、申請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時做出的真實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須簽字蓋章，經過公證后方產生效力。受欺詐、脅迫或是在其它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做出的表示均屬無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夠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親屬，至少兩人以上提出申請，簽字蓋章后經公證生效。

2、審查程序上要求由醫學專家、法醫學專家、法學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各司其職，針對患者的病癥情況、申請條件進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審查，看看是否符合實施安樂死的要求，最后報經人民法院批準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

3、執行程序上要求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由省級以上醫院指定的醫生專門負責，實行時必須有兩名以上的專職醫生，其中應包括患者的主治醫生，一名護士，一名法醫，兩名以上患者的直系親屬在場。實行完畢后所有的見證人都要簽字蓋章，證實現場情況。而且，安樂死的適用必須采用無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槍決、電擊等[8。這樣才符合實施安樂死的初衷，才不違背人道主義精神。

4、司法監督程序上要求安樂死實施完畢后，要報經有關司法部門備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決有關安樂死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或是患者家屬對患者遺體捐贈等事項的安排。

安樂死一經法律確定，將會在一定范圍內實行。因為我國現處老年社會，存在大量的高齡人群，而這一群體又是疾病的高發區，很多疑難病癥都會出現。為了擺脫醫療費用、經濟負擔、精力損耗，難免有一些人打著安樂死的幌子逃脫應盡的孝道，推卸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寄望獲取巨額遺產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員死亡。也有一些人是為了掩蓋不可見人的非法勾當而采用安樂死這種合法方式蒙混過關。相對而言，醫務人員有可能為了一己私利，濫用職權，非法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又或者以極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臨終前的不安心。種種狀況的發生將會擾亂安樂死的推廣，所以，國家必須指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以規治安樂死的適用范圍，防止法律濫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注釋：

[1] 孫娟娟.安樂死立法問題淺析[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 王作富.刑法論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3]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卷上)[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4] 冷楓.淺議“安樂死”.www.tmdps.cn.[5] 牛秀蘭.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6] 韋加速,李欣磊.淺析“安樂死”應有的立法選擇[J].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7] 李惠.安樂死社會倫理探析[J].上海大學學報.[8].平.對安樂死的法律思考[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

第五篇：關于安樂死的倫理學思考

近來，綿陽某中學教師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壓，向成都華西醫院提出安樂死被拒一事，使安樂死再度成為社會的敏感話題。其實，自安樂死概念被提出以來，全社會圍繞安樂死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贊成者稱它為“安詳的解脫”，反對著則稱之為“合理的謀殺”。安樂死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它考驗著人們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間我們應該如何取舍？安樂死究竟是對生命權的褻瀆，還是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筆者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則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這也是人類第一部允許安樂死的法律。在這部法律中，它規定了實施安樂死的條件：按要求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經多方確診患有不治之癥，并要遞交有本人親筆簽字的申請書；同時嚴格限制醫生，實施時應有兩名醫生和一名心理醫生簽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醫生曾經參與病人的治療等。雖然，該法實施一年以來即遭推翻，但，它仍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一院（即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防止醫生護士濫用安樂死，這項法律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利，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同時，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必須咨詢另一名負責醫生的意見。在這部法案中，并沒有提到如何對“腦死亡”者進行安樂死，尚不夠完善，但仍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而緊接著，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對于安樂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兩種聲音，即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安樂死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殺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樂死是在患者極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提前結束生命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是正當業務行為，因而可以阻卻其違法性，不構成殺人罪。否定說則認為，安樂死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仍應構成刑法上的殺人罪，但處罰可以從輕。

雖然近年來，我國學者多次提出了安樂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東省中醫藥大學課題組經過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但目前，因為我國法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說，法律沒有授權給任何機構和個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所以根據《刑法》解釋，如果實施安樂死，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樂死是違法行為。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更新，安樂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筆者認為，支持安樂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項對北京人的調查中，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但有同樣高比例的人同意“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病人治病的說法”，這說明了整個社會的觀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這一觀點。不難看出，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選擇死亡的表現，是一種勇敢的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選擇，也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安樂死已被社會大多數人在觀點上所接受。無獨有偶，國內一家腫瘤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危者進行調查統計，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5千萬人走向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國也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而最終“含痛死去”。而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有條件的大醫院同樣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進行已久（上海、廣州等城市）。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自古以來，人類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

雖然，現代的醫學越來越發達，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資金來設法延長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及殘疾的風險，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極其痛苦而難以忍受的延長死亡過程的醫學干預。我們都知道，身患癌癥的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痛苦，還有更多精神上的壓力。作為健康人的我們，是無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現在我國治療絕癥大多使用的是進口藥，價格非常昂貴，且其藥理也對病人身體的本身產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國普遍采用的伽瑪刀，也僅能暫時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卻無法抑制有病細胞的再生和轉移，這無疑造成了一種“醫療資源的重復使用，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在這漫漫的求醫長路上，不僅僅是病人要承受著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屬出于道義、責任，礙于社會輿論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仍寄望于醫院，甚至有些家屬向病人隱瞞病情，自身卻背負著過重的經濟和心理負擔。當這些受盡折磨的人們要求安樂死時，我們難道忍受拒絕他們嗎？ 在我國生活水平還不高、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今天，醫治在個癌癥患人往往需要花幾萬甚至幾十萬的費用，對于年平均收入才幾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廣大農村家庭，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往往，為了治好病，他們都負債累累，直到無法負擔時，才放棄治療。可是，這些努力卻不一定會換來好的結果，患者最終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筆沉重的債務，讓其家人負擔。這些家人也往往窮盡一生，生活在漫長的還債路上。在家人、朋友為患者努力的同時，新聞媒體也在做著種種努力，我們常常能在各種新聞媒體中看到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謝社會上有如此多的熱心人，但他們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種美好的愿望。曾經，我認識一個姐姐，她在高三的時候患了腦瘤，家里的錢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療上，她的母親一瞬間蒼老了許多，而她的父親則四處借錢，家里負債累累。當時，新聞媒體報道了她的事跡后，社會熱心人士紛紛捐款，沒錯，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轉，但一年以后，她仍然離開了我們。筆者并不否認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認生命存在的價值，但我們也不難發現，對于那些絕癥病人，這些努力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資源、醫療資源的浪費。

1．安樂死的倫理原則

安樂死是社會對優化的死亡狀態的選擇和崇尚，是在死亡這個環節和領域實現的社會文明。既然安樂死是一個社會文明問題，那么對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對象實行安樂死時，就應遵循社會倫理原則和規范。其一，應堅持有利無害的原則。一系列的倫理道德規范要求我們不僅不傷害別人，而且還要求我們對維護他人的利益有所貢獻。安樂死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有利無害的原則。所謂有利無害，就是說對病人實行安樂死時，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讓臨終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穩、安詳、無痛苦、體面地走向人生的終點，又不損害病人的尊嚴。同時，還應考慮對病人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和損失。如果實行安樂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對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倫理上仍是屬于不正當之列。其二，應堅持自主尊重的原則。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選擇自己以哪種方式去死呢?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尊嚴，這尊嚴包括活的尊嚴和死的尊嚴，臨終病人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和時間的權利，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安樂死的決定是一個人自主性的最終體現，表明了人們對生命控制的終結。面對病人的痛苦，醫生應病人的要求，幫助病人安樂地死去，這既是對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對病人安樂死決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樂死的決定是在家屬或醫生的利誘、欺騙之下做出的，那么這就違反了自主性的原則，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樣，如果醫生違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樂死的自主性決定，即使是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倫理上仍屬于不正當之列。英國著名思想家湯因比曾說，當“一個人即使還有生命，卻已失去了希望” 時，“只要這個人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反復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們就不能妨礙他，在這種情況下的人如果要求安樂死，就應該滿足他的愿望，否則，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寶貴的權利——人的尊嚴。”[3]

2．安樂死的倫理意義

對瀕臨死亡的病人，施行安樂死，于人于己于社會都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對于病人來說，安樂死可減輕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與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實施安樂死，讓其懷著高雅與尊嚴告別人世，這不僅減輕了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更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上海某大醫院調查統計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況，發現在內、外、婦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癥的病人或其家屬主動要求停止搶救后死亡的。筆者認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過美好時光，再舒適平靜地離去，豈不美哉！其次，對于病人家屬來說，安樂死可把他們從經濟和精神的兩大壓力中解脫出來。病人患不治之癥，他們需要家人日夜看護，還需要昂貴的醫療費用，這既影響了家人的工作，又給家人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看著病人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著痛苦的煎熬。通常，為了醫治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家里弄得傾家蕩產，結果還是人才兩空。與其如此，還不如在生命無可挽回之時，對病人施行安樂死。這樣可以讓其家屬擺脫巨大的經濟負擔和沉重的精神壓力。筆者認為，為了一個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員在內的有意義的生命，這是無謂的和過份的要求。再次，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安樂死對社會醫療資源也是一個合理的保護，有助于社會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合理用于急需之處。美國一家保險公司曾做過調查，結果是：某肺氣腫病人最后一年的醫療費用為2O萬美元，其中臨終前34天中，就花掉6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卻有900萬兒童得不到常規醫療服務。可見，調查表明，大量的醫療衛生資源都只是為了延長病人幾天或幾十天的生命。從效用原則的角度來看，為了維持一個只具有象征意義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費有限的醫療資源，這種資源的分配是極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絕癥病人能主動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把臨終前所耗費的醫療資源節省下來，用于治療可以康復的病人，把生存的權利留給有治療價值的人。這不僅符合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而且還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三、安樂死對傳統觀念的沖擊。

傳統觀念是人類文化的積淀，它以無形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輿論、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樂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在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統觀念發生了沖突。從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上，傳統的倫理觀強調，“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因此，醫生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只要盡力醫治，就是對病人負責，就是人道的，因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但持安樂死觀點的人卻認為，當今的醫德標準已經要求每個醫生對個體病人的負責轉變到對社會負責。所以，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活下去，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病人現狀．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藥資源的人[4]。

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屬對于父母或親人的任何絕癥，只應該陪守到死．以盡孝心，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不清。為了父母和親人的疾病．即便四處求壓，不遠萬里求良方覓妙藥，甚至負債累累，壓垮自己，也應該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只有這樣做才能受到人們的敬重。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對疾病要講究科學，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當代的醫療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對一些確屬冶不好的病癥，不但病人精神和肉體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屬與親人的種種負擔，因此終止生命只是減輕病人的痛苦，決不能用“不孝或“有罪”來加以評說。

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一個人患病，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度，或者拒之于醫療大門之外，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一個人，特別是老年人，一生對社會作出許多貢獻，當他需要享受或照顧時，社會就以種種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樂死，這樣做會使目前暫時還沒有得病的老人也為之寒心。但

安樂死的贊成者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人到了老年都會面臨死的問題，對一些身患絕病而無法忍受病痛的人實施安樂死，決不能用社會不關心或不人道來指責，相反，這正是社會關心和人道的體現。

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安樂死，還要考慮到情感因素。因為人們對于自身與他人的死亡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社會情感，而科學則是理性的，它總是試圖通過理性來調整情感，使人能夠在面對死亡時可以笑著向自己的生命告別。因此，關于安樂死的討論和實施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理性與情感的問題這個矛盾如何把握，對于一個面臨垂危病人的親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5]。過分的理智會被人指責為“不孝”，過分地帶著情感處理問題，又可能被人認為缺乏理智，不懂科學，因此，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又是一個倫理問題。

生是人之向往，死令人畏懼，但是死是不可避免的。作為一種結束生命的方式，雖然安樂死至今仍沒有得到共識，但是，隨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人的尊嚴和生命的質量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人們明確意識到死之必然，并力求去追求一種尊嚴的方式時，那么安樂死無疑是結束生命的一種好的選擇。

我個人認為 安樂死是可以適當提倡的。不是說提倡死亡，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任何時候生命都顯得那么的珍貴。任何時候生命都值得尊敬。就是因為生命值得尊敬，所以在某些時候應該讓生命結束的有些尊嚴，為人們減少一些痛苦。例如那些癌癥患者，那些艾滋病患者，植物人，等等。這些被病魔長期折磨，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死無疑是對他們的解脫，是對生命的尊重。那么安樂死便不失為很好的解脫方式。只要他們個人愿意，又何必讓她們的痛苦繼續下去。

我個人認為對死刑犯使用安樂死，不值得提倡。一般情況下，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對社會，對他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的人。判他們死刑，就是要給那些犯罪分子以震懾，讓他們知道違反國家法律是要付出代價的。多少亡命之徒，在執行槍決的前一刻嚇的魂飛魄散。如果對他們使用安樂死，舒服的就死掉，就喪失了震懾力。感受不到法律的那種尊嚴。

安樂死，現在人們對其看法還頗具爭議。可能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不能輕言放棄。可是，對于那些被痛苦長期折磨的人，安樂死是不錯的選擇。當然，安樂死的使用要加強管理，這些畢竟會危及到生命。妥善的管理，合理的利用，安樂死真的會給人們帶來一些安樂。

關于安樂死的倫理學思考X

摘 要: 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 也是一個倫理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各國學者爭論的話題, 至

今仍沒有得到共識。本文從倫理學的角度, 探討了安樂死難以付諸實施的原因, 認為傳統觀念、社會文

化、社會心理、個人情感等是影響安樂死實施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每個人應該是生來平等的, 并且都具有生的權 利, 這一點今天已為人類的大多數所接受。但對于人 有沒有死的權利, 并由此引申出: 人在患絕癥之后, 在臨終前, 有沒有選擇死亡方式, 或者說選擇死的權 利? 回答便各不相同了。近年來, 歐美各國以及國內 的學者都為此進行爭論, 安樂死問題也越來越成為 當今時代的熱門話題。

死亡, 難以解釋又無法超越。古往今來, 任何人 都毫無例外地走向它, 這就使人類陷入了極為深層 的對死亡的恐懼之中。長久以來, 人們避開對于死亡 權利的追求, 或者說不提出無痛苦死亡的要求, 一個 重要原因是人類對于生命歸宿——死亡的普遍恐懼 感。對死亡的恐懼激發了人們對永生的追求。多少 世紀以來,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往往以各 種不同的方式來追求這種生命的永存: 不管是占卜 還是求仙, 不管是煉丹還是拜佛, 或者僅僅只是沉緬 于遐想之中的一種愿望。盡管至今人們還做不到, 但 人們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下去。

隨著科學的進步, 人們一方面在不斷地探索生

命的奧秘, 另一方面也逐漸變得現實起來。當人們意 識到, 既然永生不能企求, 長壽總有終點, 死亡不能 避免, 那么最好的辦法還是運用理智的方法來重新 對死亡加以審視, 讓每個人在面臨它時, 會有一個坦 然的、科學的、人道的、尊嚴的態度, 于是, 想到了安 樂死。一

弗蘭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 “醫生 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 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 和悲傷。這樣做, 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 而且 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 1] 培根在這里

所說的“安逸地死去”, 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 詞, 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 而在中文 里則被直譯為“安樂死”。

我國的學者給安樂死下了這樣的定義: “患不治 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 由于精神和軀體的 極端痛苦, 在病人或其親友的要求下, 經過醫生的認 可, 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 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 2] 這個概念認為, 安樂死

是死亡過程中的一種良好狀態及達到這種狀態的方 法, 而不是死亡的原因, 其本質不是決定生與死, 而 是決定死亡時是痛苦的還是安樂的, 目的是通過人 為的調節和控制, 使死亡過程呈現一種理想狀態, 避 免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折磨, 達到舒適而幸福的感受。其措施包括: 為解除瀕死者精神痛苦而進行正確的 生死觀教育和醫學心理指導;為解除瀕死者精神和 肌體折磨或能使其具有舒適和幸福感受的藥物和非 藥物的醫學手段, 以及縮短瀕死者進入不可逆死亡 過程后所持續的時間等。二

近幾十年來, 人們對安樂死經歷了一個從不理

解到理解, 從反對到支持, 從看他人實施到自己提出 申請的轉變, 贊成安樂死的人越來越多。上海一家醫 院曾在文化科技界的小范圍內作為探測性調查, 結 果有53% 的人主張積極探討, 并希望立法;36%的 人認為要認真對待;11%的人則根本不能談論這件

事[ 3]。這項調查還表明, 在知識層次較高的民眾中, 贊成安樂死的要明顯地高于知識層次較低的。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 醫生的責任是減輕癥狀

和痛苦, 甚至為此而不惜縮短生命;一個自由和有理 性的人有權力拒絕醫療和要求幫助自殺, 以便“悲慘 的、沒有意義”的生命可以尊嚴地結束。他們還從解 決社會問題的角度提出安樂死的六大好處: 1.結束 病人的痛苦;2.減少對家庭和醫生的壓力;3.使人 在適當的時候死去;4.加快由晚期病人占用的病床 的周轉;5.使患病統計數字下降;6.減少護理晚期病 人所用的開支。因此, 他們認為, 不顧病人痛苦以一 切代價來延長無望的生命, 這是既浪費資源又不尊 重病人的尊嚴。

為什么半數以上的人對安樂死持積極的態度, 真正實施起來又十分困難呢? 這有個傳統觀念的作 用問題。

傳統觀念是人類文化的積淀, 它以無形的方式

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輿論、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樂 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 在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 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 統觀念發生了沖突。

從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上, 傳統的倫理觀強調, “只要還有一口氣, 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因此, 醫生 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 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 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 促使其死亡, 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 只要盡 力醫治, 就是對病人負責, 就是人道的, 因為“好死不 如賴活著”。但持安樂死觀點的人卻認為, 當今的醫 德標準已經要求每個醫生對個體病人的負責轉變到 對社會負責。所以, 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活 下去, 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 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 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 病人現狀, 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 人, 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藥資源的 人。

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 傳統倫理認為: “身體 發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屬 對于父母或親人的任何絕癥, 只應該陪守到死, 以盡 孝心, 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 不清。為了父母和親人的疾病, 即便四處求醫, 不遠 萬里求良方覓妙藥, 甚至負債累累, 壓垮自己, 也應 該盡心盡力, 毫無怨言, 只有這樣做才能受到人們的 敬重。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 對疾病要講究科學, 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 當代的醫療水平不可 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對一些確屬治 不好的病癥, 不但病人精神和肉體都十分痛苦, 而且 也造成病人家屬與親人的種種負擔, 因此終止生命 只是減輕病人的痛苦, 決不能用“不孝”或“有罪”來 加以評說。

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 傳統倫理認為, 一個人 患病, 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 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度, 或者拒之于醫療大門之 外, 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一個人, 特別是老年人, 一生對社會作出許多貢獻, 當他需要享受或照顧時, 社會就以種種理由加以排斥, 甚至施以安樂死, 這樣 做會使目前暫時還沒有得病的老人也為之寒心。但 安樂死的贊成者認為, 由于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人到了老年都會面臨死的問題, 對一些身患絕病而 無法忍受病痛的人實施安樂死, 決不能用社會不關 心或不人道來指責, 相反, 這正是社會關心和人道的 體現。

同意安樂死的人從倫理學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 的根據。他們認為, 安樂死的對象僅僅局限于腦死或 不可逆昏迷的病人, 或是死亡不可避免, 治療甚至飲 食都使人痛苦的病人。對于這些病人來說, 延長他們 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死亡、延長痛苦。從這個角度 講, 實行安樂死是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的。在考察安樂死問題時, 我們不能忽視人的社會 屬性。每個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不是孤立的個 人, 都同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同時社會文化、社會心理對安樂死的承受能力都會起重要作用。中 國倫理精神的內核是以血緣為本位的, 在一個龐大 的家族中, 病者親朋眾多, 子孫滿堂, 在決定其死的 方式時, 家屬和子女對病人死的方式的選擇, 就會變 成需要對親友和社會負責的態度來選擇。如果這個 家庭的主要成員受過良好的教育, 具有現代科學意 識, 那么選擇安樂死的方式的可能性就大些。反之, 如果社會文化層次較低, 那么就會視安樂死如同殺 害親人一樣, 認為是極其殘忍的手段, 在感情上自然 是無法接受的。三

“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和思慮來醫治和扶助病人, 而決不損害他們”, “無論我走進誰的家庭, 均以患者 之福利為前提, 務必不陷于腐敗和墮落。”[ 4]這是醫

學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弟子們從醫的誓言。但是, 自從 安樂死問題提出后, 最感到進退維谷的正是這些醫 生們, 他們始終處于頭腦與心靈沖突的矛盾之中。一 方面緩解病人的痛苦是他們的責任, 另一方面“救死 扶傷”的準則又阻止他們這樣做。

解決這種矛盾的前提,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 安樂死及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必須作出嚴格的規定。

第一, 實施安樂死一定是以病人在當時的條件

下確實毫無治愈的可能, 而自身又十分痛苦, 不想再 生活下去為前提。

第二, 必須是病人自愿實施安樂死。自愿的死亡

有多種態度, 包括多種選擇, 如要求出院回家, 停止 治療, 或者要求醫務人員幫助自殺等。

第三, 病人必須具有正常的思維能力。對病人實 施安樂死的人必須是醫生, 他應當與另一個醫生或 一些指定的權威商量, 為了防止病人是在精神暫時 失常時提出安樂死的要求, 應在申請安樂死與實施 之間有一段時間, 在此期間必須注意病人可能產生 的思想變化。

第四, 在垂死患者無法表達意愿的情況下采取 安樂死的辦法, 可能會產生謀殺或他殺的嫌疑。因 此, 這種“仁慈殺死”要更加慎用。四

從倫理學的角度考察安樂死, 還要考慮到情感 因素。因為人們對于自身與他人的死亡往往帶有強 烈的個人情感和社會情感, 而科學則是理性的, 它總 是試圖通過理性來調整情感, 使人能夠在面對死亡 時可以笑著向自己的生命告別。因此, 關于安樂死的 討論和實施中最棘手的問題, 就是理性與情感的問 題。這個矛盾如何把握, 對于一個面臨垂危病人的親 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過分的理智會被人指責為“不 孝”, 過分地帶著情感處理問題, 又可能被人認為缺 乏理智, 不懂科學。因此, 安樂死既是科學問題, 又是 一個倫理問題。

生是人之向往, 死令人畏懼, 但是死是不可避免 的。作為一種結束生命的方式, 雖然安樂死至今仍沒 有得到共識, 但是, 隨著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 人的 尊嚴和生命的質量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當人們明 確意識到死之必然, 并力求去追求一種尊嚴的方式 時, 那么安樂死無疑是結束生命的一種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