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樂死”一詞衍生以來，伴隨它的爭議也不斷激烈化。安樂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該不該立法，也是眾多人口中爭議的焦點所在。本文從安樂死的定義、我國的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及合理性等幾個大方面進行了論述。概括闡述了安樂死的定義、在國家的發展情況及國際個別國家對安樂死的立法，并針對我國各方面情況對我國的“安樂死”立法作了幾點的分析，主要從我國安樂死觀念的出現、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安樂死研究的貢獻、立法的必要、我國國情、立法條件等方面較具體的闡述了幾方面個人的觀點。

關鍵詞：安樂死 立法的爭議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的法律定義

安樂死一詞原自希臘文，是由美好和死亡兩個詞所組成。其原意是指舒適、幸?；驘o痛苦地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樂死”的學理定義

“安樂死”的廣義與狹義，積極與消極之分。廣義理解的安樂死，包括一切因為身心原因致死，讓其死亡及自殺。狹義理解的安樂死則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癥而又極端痛苦的人，即對死亡已經開始的病人，不對他們采取人工干預的辦法來延長痛苦的死亡過程，或為了制止劇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積極的措施認為的加速其死亡的過程。積極安樂死，也稱主動安樂死，是指醫生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極安樂死，也稱被動安樂死，是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當然，在各個領域，對安樂死的定義也許不盡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無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安樂死是指在不可救藥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對此的釋意是從憐憫出發，把身患絕癥和極端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做法。《中國百科全書，法學》定義為：對于現在醫學無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

（二）、“安樂死”立法定義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樂死”的定義必須嚴謹，細致，有名卻的依據與規定，不能莫冷兩可、模糊不清。

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三）、立法中“安樂死”定義必須嚴格要求

“安樂死”不能濫施，只能對有必要的人來實施。立法中的“客觀存安樂死”定義更應嚴格規范，從根本上說，立法中的“安樂死”定義必須先符合以下幾點要求：

（1）、被施以“安樂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且在垂危狀態下，面臨死亡，精神和軀體都極端痛苦。（2）、“安樂死”必須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觀意愿。在病人已無意識的情況下，可由其家庭成員（配偶、子女其他直系親屬）同意。

（3）、“安樂死”必須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安樂死必須符合以上幾點要求才能真正的稱之為“安樂死”其主要 目的是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樂死”概念絕不能泛 化，不能濫用，否則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危險而令人畏懼的詞語。

二、關于我國“安樂死”的概況

（一）、我國“安樂死”觀念的萌生

在我國，“安樂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而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從安樂死的研究、宣傳、立法、實施的全局來看，還有一些基本認識、基本觀點需要進一步解決，而這些也造成了眾多不同意見的產生了多方面的爭議。

（二）、我國“安樂死”觀點的發展與現狀

“安樂死”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自流傳至中國以來，便在中國大地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響。

我國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組都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要求我國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天津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兒科專家胡亞美教授都是安樂死議案的提案人，他們不僅在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進行著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時也要實施安樂死。原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生前也很贊成安樂死。而除了在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進行呼吁外，有些人士還在民間為安樂死奔走，準備成立純民間的“自愿安樂死協會”。

目前，我國贊成安樂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識階層人士。上海社會學界曾以問卷形式對200位老年人進行了安樂死意愿調查、贊成者占72.56%；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

三、關于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國關于“安樂死”的爭議

馬克斯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盛名權力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不僅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觀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鄙人和結果。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鞍矘匪馈笔且环N在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筆者也認為，從法理上講，公民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稇椃ā返倪@一規定說的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并沒有限制公民“安樂死”的自由。而且，對公民的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后，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癥患者應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2、是否違反刑法“安樂死”不等于“故意殺人”

雖然從刑法上來說“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種種條件，但是從本質上看還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兩者出發和目的不同?！鞍矘匪馈币衙獬囟ㄈ巳和纯酁槌霭l點；而“故意殺人”卻是以報復奪取金錢等為出發點。

第二，實施者不同。“安樂死”是由合法合格的醫護人員操作完成；而“故意殺人”沒有特定的人群為實施者。第三，運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樂死”一般使用藥物，采取無痛苦方式終結生命，而“故意殺人”則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強制性剝奪其生命。

第四，性質不同?！鞍矘匪馈笔巧埔獾?，而“故意殺人”是惡意的。

第五，主動方不同?！鞍矘匪馈笔潜粚嵤┤酥鲃犹岢觯怯杀粚嵤┤说闹饔^意志支配，而“故意殺人”完全由實施者個人主觀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將“安樂死”列為“故意殺人罪”。

（二）、“安樂死”在我國有立法的必要

實際上，安樂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說的那樣，是“超前立法”。安樂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滯后”。因為“安樂死”這種社會關系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調整時，立法者行動緩慢以至于使其所進行的立法調整未能及時適應這種社會關系的需要，甚至這種社會關系出現較長時間后才對其加以立法調整的立法方式——滯后立法。

“安樂死”在我國的確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盡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法律的發展及完善，才能使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因此，我國應正確對待國情，正確處理輿論，在大局穩定的基礎上，盡快實行對這安樂死的立法。

三）、我國“安樂死”立法必須符合國情

一個社會能夠切實新生保障每個人“安樂死”的權利，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當生命垂危這面對及其低劣的生存環境時，他們應當有權選擇體面而又尊嚴地死去，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地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確規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選擇安樂死和授權他人對其實施字樂死的行為的權利。這是“安樂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內容。荷蘭、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安樂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條件主要有：（1）、經確診，病人患有目前醫學證明確實是不治之癥；（2）、在病人的年齡要求上，荷蘭明明確要求并必須是成人，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病人必須年滿18周歲；（3）、在病人表達意愿的形式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要求病人必須神志清醒有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國加州法案要求采用書面形式，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簽字；（4）、在由誰來實施安樂死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規定原則上應有醫師去做，若不能由醫生去做必須有足以說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要求由醫生實施，且有許多其他限制條件；（5）、在選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方式問題上，荷蘭的規定是要慎重地確定安樂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要求實施方法在倫理上應該是適當的；（6）、在實施安樂死的必要性問題上，荷蘭明確強調了病人除安樂死外別無選擇；（7）、在實施安樂死的目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強調了它的唯一目的是減輕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權者是否接受授權的問題上，澳大利亞北部的去法案明確規定要有醫生簽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實施安樂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間隔期限的問題上，美國加州法案明確規定要在出于臨終狀態14天侯執行，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規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獲得醫生同意后，分別要有7天以上的“冷卻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較了世界一些國家對安樂死的限制條件，而我國雖然要盡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國安樂死立法。絕不能照抄搬荷蘭、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而應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設定更加嚴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國國情的限制條件。第一，“安樂死”要由明確的定義。

第二，安樂死要有特定的原則。實施安樂死應符合無危害，無痛苦、不違背本人意志的原則。具體為：（1）、現代醫學科學技術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癥；（2）、病人的劇烈痛苦無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樂死的真誠意愿；（4）在不違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醫務人員提供的再無痛苦狀態下加快結束或不再延長死亡過程的醫療性服務；（5）、執行安樂死的方法在倫理學上被認為是正當的；（6）、它時在特定情況下病人利益的最高體現。

第三、要明確安樂死的對象。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種認為實施對象：（1）、肉體和精神處于極端痙之中的絕癥患者；（2）、靠人工維持生命長期昏迷不醒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3）、有嚴重失陷的新生兒。

第四，安樂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樂死形式既包括被動安樂死，也包括主動安樂死。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盡可能表達“安樂”本質，體現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未能的醫務人員。

第五，安樂死的實施程序。基本應遵循以下程序：（1）、請求程序。請求必須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況下，出自本人的真誠意愿。對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狀態，不能表達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親屬請求，但需要得到有關部門和醫療單位的同意方為有效申請。（2）、審查程序。設立有醫學專家、法醫、醫學倫理專家等共同組成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其任務是對安勻死的申請進行嚴格的醫學和司法審查，防止誤診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樂死申請的到批準后，必須由病人所在醫院兩名以上的醫務人員按批準的時間、地點等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實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實施安樂死，應尊重人的選擇、不得強迫實施安樂死。第六、法律責任。（1）、對不符合安樂死條件的病人實施安樂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由確切證據證明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時在病人的真誠請求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但未經有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仍屬違法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3）、未經病人同意，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對由行為能力的人擅自實行安樂死得，也構成故意殺人罪，應按刑法有關規定承擔刑事責任。

四、“安樂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存在著的積極意義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發展著的我國，“安樂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詞了，許多人都聲稱到無法醫治又承擔巨大痛苦，選擇安樂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樂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睞，目前它終究還未被中國法律允許實施。2003年8月，被稱為“中國?安樂死?之子”的王明成頹然離開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債務，和人們對于安樂死話題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樂死存在的意義？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第一，安樂死并沒有對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脅；第二，安樂死的確幫助了很多生存無望的人結果了無謂得痛苦；第三，它樂死也在促進著人們對生死價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過安樂死，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對人們來說雖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無意義、無價值的事情。

作為安樂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實行兩種做法：一個是盡量減輕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寬嗎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則；再一個是放棄治療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夠在更自然的環境中盡量多享受一點做人的樂趣。但無論哪一樣都無法從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亂下，慎重的提出“安樂死”對其個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國，一般家庭都無法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更何況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絕癥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負擔，對家人更是心理及身體的雙重負擔。而適時，適當的安樂死，對病人個人來說即結束了無休無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進壓力，更解除對家中親人有種種愧疚；對病人家庭來說，也不必再承擔巨大的身體與精神核壓力，可以更從容的生活下去。雖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問題，家人是必定有心理準備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考慮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結束痛苦，家人心理也會早日獲得輕松的。

綜上所述，安樂死的存在的確有著積極的意義，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合其立法內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同時，對“安樂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嚴格、細致的規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學的“安樂死”實話制度，完全可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而立法者也應當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基礎上，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經驗，盡快針對我國的安樂死例歸納總結，防止監用，將重病患者的“安樂死”權利落到實處。

第二篇：論安樂死法律性質的界定定稿

論安樂死法律性質的界定

[摘要]“安樂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癥而瀕臨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識的要求下，為了減輕或免除其死亡前難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囑托下，由醫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無痛苦地死亡的行為。文章分析了“安樂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提出了“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所以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目前急需“安樂死”的立法，但“安樂死”立法有其難點及復雜性，對“安樂死”立法應從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濫用。

[關鍵詞]安樂死 故意殺人罪 立法

“生老病死”是生物界里的一種自然規律，人類也不例外。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可以采取多種有效的醫學措施來防“老”和“病”，同時對涉及有關“生”與“死”的權力方面的爭論也越來越多。

一、“安樂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所謂“安樂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癥而瀕臨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識的要求下，為了減輕或免除其死亡前難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囑托下，由醫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無痛苦地死亡的行為。

“安樂死”的主要特征：

（1）“安樂死”的對象是患有不治之癥并瀕臨死亡的病人，這種不治之癥是經過現代醫學所確定的；

（2）病人因患不治之癥而極端痛苦，且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3）“安樂死”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死亡方式，它是由病人自己選擇的并由人工控制的；

（4）“安樂死”的宗旨和目的在于減輕或免除病人死亡前的極端痛苦；

（5）“安樂死”行為的實施者是醫生，而不是其他人員?！鞍矘匪馈备鶕t生實施的措施的不同，可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兩種。積極“安樂死”又可稱為主動“安樂死”，是指通過注射藥物或其他積極主動的措施而使治愈無望的瀕死病人安然死去的方式；消極“安樂死”又可稱為被動“安樂死”，是指通過停止對治愈無望的瀕死病人的治療，不使其生命通過人工努力而延長，使其安然死去的方式。

二、“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對于“安樂死”，我國沒有專門的立法，刑法典及其他刑事法規中也不曾出現有關“安樂死”的條款，加之我國刑法學界對“安樂死”的理論研究起步也較晚，因此對“安樂死”行為的法律性質到底如何，長期以來一直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理論探討。近年來，隨著我國“安樂死”理論研究的興起，學者們對早期刑法教科書及部分專著中對“安樂死”行為的定性進行了反思。目前，認可消極“安樂死”的合理存在認為其實實施者不構成犯罪，已基本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對積極“安樂死”行為的定性仍存在著分歧和不同的認識。相當數量的人認為實施積極“安樂死”行為觸犯了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構成故意殺人罪。對此，我本人有不同觀點，我認為，實施“安樂死”行為，不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理由如下：

1、“安樂死”行為缺乏犯罪的本質特征――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我們都知道，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即：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其中，社會危害性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實質性的特征，任何一種行為構成犯罪，都必須以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條件。而“安樂死”行為恰恰缺少這一前提條件，并且在客觀上有利于社會。

（1）“安樂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

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固然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但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免除或減輕患者的痛苦，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鞍矘匪馈钡膶ο笫巧砘疾恢沃Y、瀕臨死亡且痛苦難忍的病人，在根據現代醫學水平只是早晚而已的情況下，人為地延長病人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其痛苦。醫生在瀕死病人殷切明了地囑托下對其實施“安樂死”，使其無痛苦地、安樂平靜地死去，比讓病魔肆虐、慢慢地折磨吞噬病人的生命，更符合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況且，此時是否對病人施以“安樂死”，已不再是生與死的抉擇，而只是死亡的方式不同而已。尊重病人對自己死亡方式的選擇權利，同樣也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

（2）“安樂死”減輕了死者家庭的沉重負擔，符合死者親屬的利益。

身患不治之癥的瀕死病人，長期臥床治療，不僅使其本人痛苦不堪，而且使家庭成員及親屬背上了沉重的不堪忍受的精神和經濟包袱。家庭成員及親屬對病人固然有照料服侍的義務和責任，但長期地為一個無意義的形式上的生命而消耗有意義的生命，其結果是得不償

失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病人的囑托，對其實施以“安樂死”，就可以使他的家庭成員和親屬從經濟、心理和感情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全身心地開始新的生活、學習和工作。而且，當病人親屬明白患者的死亡是不可逆轉的，而視其處于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處境時，心里也是極其痛苦的，他們從感情上也更愿意讓自己的親人安樂而無痛楚地死去。因此，“安樂死”符合死者親屬的利益。

（3）“安樂死”客觀上有利于社會和國家。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人口眾多，不論是國家、集體還是個人都不富裕，醫務人員、醫療設備等同人口數量相比，則更是有限?？床‰y、住院難一直是國家和社會難以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地堅持維持無意義的生命，勢必會給國家、集體及個人造成越來越沉重的負擔，而且有可能出現無望治愈的絕癥患者占著醫院的床位、設備和醫生，而可以治愈的病人反而無法入院接受治療的不合理現象。如果對瀕死病人施以“安樂死”，不僅可以使國家、集體節約出大量的錢財，而且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無意義的工作中解脫出來，救治其他傷病患者。

（4）“安樂死”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隨著社會的進步、文明與發達，人們在重視“優生”的同時，也開始關注“優死”?！鞍矘匪馈痹谖覈驯辉絹碓蕉嗟娜怂邮?。據有關資料介紹，我國有些地方曾就“安樂死”問題進行民意調查，接受調查者中有近九成的人贊成“安樂死”。由此可以看出，“安樂死”現已逐漸為我國廣大群眾所接受，“安樂死”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愿望。

總之，“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我國刑法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而且還有利于社會。

2、“安樂死”行為與我國刑法上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不符。（1）從犯罪客體方面看：

生命權利是每一個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故意殺人罪所侵害的客體就是“他人的生命權利”。人的生命權利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是要受到我國法律保護的。但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關系不一定就是犯罪客體，只有當這種為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時，它才成為某種犯罪的客體。那么，在實施“安樂死”行為的過程中瀕臨死亡的絕癥患者的生命權利是否受到侵害呢？從表面上看，病人的死亡好像是“安樂死”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其實不然。如前所述，“安樂死”不是死亡原因，而是由病人本人所選擇的死亡方式，選擇這種死亡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減輕或免除其臨終前的難以忍受的痛苦，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病人自身所患有的不治之癥，而不是“安樂死”行為。

所謂生命權利是指公民對自己的生命所享有的權利。我認為，生命權利包括公民對生命的自決權和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權兩方面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分析，根據不治之癥患者本人的囑托而對其實施“安樂死”，不僅不是對病人生命權利的侵害，相反是對其生命權利的充分尊重和保護。因此，“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故意殺人罪客體。

（2）從客觀方面看：

故意殺人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而“安樂死”行為則不是對他人生命的剝奪。從醫學角度分析，“安樂死”行為實際上是在病人的囑托下，為減輕或免除其在死亡過程中所難以忍受的痛苦而實施的正常的醫療行為，不論是注射藥物等積極措施，還是不給或中止治療的消極措施，都是正常醫療行為的一

部分。實施“安樂死”與否，對不治之癥患者的生命都沒有實質性意義，所不同的只是死亡過程的長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由此可見，“安樂死”行為與剝奪他人生命的殺人行為有著本質的不同。

（3）從主觀方面看：

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在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具有殺人的故意，而“安樂死”行為的實施者在主觀上是出于對病人的同情和憐憫，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病人的要求，免除或減輕病人在死亡過程中的極端痛苦，而不具有殺人的故意。更何況，故意作為刑法中罪過的一種，其存在是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客觀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人主觀上也就無犯罪故意而言。而“安樂死”行為，如前所述，是不具有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本質特征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我國刑法要求的構成故意殺人罪所必須具備的犯罪構成要件。

3、認定“安樂死”為故意殺人罪的負面影響。

預防犯罪，是我國刑罰的目的之一。如果將在主觀上無惡意，客觀上無危害，只是出于對痛苦難忍的不治之癥患者的同情和憐憫而對其施以“安樂死”的醫生視為罪犯并處以刑罰，不僅使醫生本人內心受到傷害，而且還會導致其他醫務人員及一般群眾，包括死者親屬的不滿，以致無論是刑罰的特殊預防作用，還是一般預防作用都無法發揮，也就達不到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

我國的醫療行政法規早已規定了醫院可以拒絕治療某些絕癥患者，實質上是對被動“安樂死”的肯定，這是無可爭議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積極“安樂死”的認識。從現行法規來看，仍可窺見對積極“安樂死”肯定的端倪。如：關于醫院對患有癌癥病人使用麻醉藥品一再放寬的規定，根據醫藥學原理，對痛苦的病人，加大麻醉藥品的 用量，一方面可減輕其痛苦，另一方面也會加快其死亡的速度。這與一次性的用藥物結束患者生命的“安樂死”，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量的不同，并無質的差別。事實上，“安樂死”的實踐，已走到了理論的前列。世界各國至今仍沒有一部安樂死之法，但并不等于實踐中不存在“安樂死”。在我國各地不乏這樣的事例，絕癥患者在醫院不肯幫助其“安樂死”的情況下，不得不自行選擇非正常死亡的方法來達到其“安樂死”的愿望。

總之，“安樂死”行為既無社會危害性，也不具備我國刑法所要求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因而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當然也不構成其他任何一種犯罪。認為“安樂死”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既無法律依據，也有悖于刑法原理。

三、目前進行“安樂死”立法的難點與復雜性

通過冷靜的思索、理發的考察，我們不能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我國進行“安樂死”立法還任重而道遠。這是因為我們還面臨著強大的阻力。概而言之，這種復雜性有：

1、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素質普遍低下、傳統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的國情，是進行“安樂死”立法的最大滯力。

我國由于歷史等諸多原因，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最新資料表明，到今年底，仍會有部分地區不能完全解決溫飽問題。一些貧困地區、生活條件很差，落后面貌沒有根本改變。這種低下生產力的背后，是2.5億的文盲與半文盲，是人們文化素質的普遍低下。曾有醫生對農民作過調查，結果表明，其中52.27認為“安樂死”是不道德的，而這些人中間，文盲與小學文化程序者占很大比重。這種現實，將會使“安樂死”法長期難產。

同時，“安樂死”既然是現代文明之產物，它就必然會與傳統觀

念相沖突。這種沖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在醫生與病人之關系上，傳統的倫理強調“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其二，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傳統思想強調“親親”與“尊尊”。子女若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則會被視為“不孝子孫、大逆不道”；其三，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傳統觀念認為，對患絕癥者，社會的首要責任是使之盡可能多地久留于人世。

同時須注意到，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落實，國內信奉宗教者不斷增多。而在許多教義中，生命是神圣的。例如佛教約束不出家的居士的“五戒”中，便有一條是不殺生。因而信徒們都相信，生命的過程處在神的安排中，加速之是違背神的旨意的。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又使我們不能不傾聽他們的心聲。事實上，在西方抗議“安樂死”的反對聲中，態度最強硬者便首推宗教界人士。

2、整體上說，我國的醫療技術還比較低，醫務人員的思想素質有待提高，這影響著人們對醫生診斷的信任度，對“安樂死”立法也是不利的。

實施“安樂死”，首先須對病人病情有正確的診斷。而正確的診斷，需要高超的醫療技術和現代化的醫療檢測手段。目前，世界各國的醫院，即使一流的大醫院，也難免因上述兩個條件不全而發生誤診。

從立法學角度言，法的先進性不能僅以其賦予公民多少權利或規定了多么現代化的指標來衡量，還須以之對現實生活的可行性為標準。目前，我國一則由于經濟落后的緣故，許多醫院，特別是地方醫院，醫療設備還很陳舊落后；另則，醫務人員的業務水平與社會的期望普遍還存在一段差距，再加上近年來又面臨著醫生醫德出現滑坡的現象，這都使人們對診斷不治之癥和宣布死期臨近的結論之準確度不能不心存疑問。實踐中，我們可看到一個現象，即實施“安樂死”一

旦出了事，諸如引起糾紛，最初表示贊成者大都轉而認為醫生要負法律責任。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之一便是對醫院的醫療水平和醫生道德水準缺乏信任。

3、對“安樂死”法的內容，有缺乏科學的認識與把握，也是進行“安樂死”立法所要克服之一大難點。

進行立法，必須解決該立些什么，也即對其所要保障維護或禁止懲罰的對象須有科學的認識與把握。否則立出來的法就不能科學、完備。

應看到，“安樂死”傳入中國還只有很短的時間，對于大多數中國人，“安樂死”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因而還缺乏足夠的實踐經驗。另外，就對“安樂死”問題的理論研究而言，迄今我們尚無一本有分量專著，也沒有專門研究刊物，更沒有成立專門的學術團體。整體上，學術界對“安樂死”還處于傳播階段而缺乏理論上的縱深研究。

例如，對“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有人從提高人口素質考察，認為也應包括嚴重畸形或嚴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有人卻認為只能是那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患者。作為法律，應作何規定？對諸如此類的問題，目前都難以做出科學的解答，因而給立法帶來困難。這一則有賴實踐之發展，使矛盾暴露更清晰；一則也要求作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明確、適應的規范。

四、對“安樂死”應從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濫用

1、疏于管理，濫施“安樂死”的社會危害后果嚴重?！鞍矘匪馈笔侨祟愇拿骱瓦M步的表現，在一定條件限制下正確實施“安樂死”，不僅對病人本身，而且對其家屬和國家、社會都有極大的益處。但是，“安樂死”畢竟是與人的生命有著密切聯系，并且涉及倫理道德、醫學、法學及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重大社會問題，在 具體實施中，任何偏差的出現，都有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后果。盡管目前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安樂死”已有發生，但在立法上卻仍屬空白。立法上的空白，一方面使“安樂死”這一有益于人類行為的合法地位得不到法律的確認，使其無法發揮更大的應有的效益，為傷病患者和社會服務，同時，又給別有用心，企圖鉆法律空子，而打著所謂“安樂死”的旗號追求個人私利的人，在客觀上造成可乘之機，更何況，目前我國學術界人士對“安樂死”的內涵、外延在認識上尚存在分歧，廣大醫務工作者普通公民對到底何為真正的“安樂死”，理解也不盡一致，現實中的“安樂死”極易出現混亂和偏差。

2、合法的“安樂死”，應符合一定特定的條件。

根據人身生命權不可隨意處臵的特性，以及“安樂死”牽涉到撫養、繼承等一系列問題，避免借“安樂死”謀財害命等違法犯罪現象發生。我認為，在法律上肯定“安樂死”的同時，必須在程序上嚴加規定。作為合法的“安樂死”，應符合下列要求：

（1）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安樂死”主體必須是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任何身體健康或有病，但要治療者，不能要求“安樂死”。

（2）“安樂死”主體的病痛激烈，難以忍受，或已成為失去生存價值的“植物人”。

（3）要求“安樂死”的目的，是專為減輕病人的痛苦。非出于此目的，不屬于“安樂死”。如：出于占有住房、遺產等目的，而要求病人“安樂死”的，屬于殺人行為。

（4）病人神志清楚，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需要有本人的委托或同意。病人處于昏迷狀態，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則要最近親屬的共同同意，其順序可分為：a、配偶、父母、成年子女；b、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c、其他親屬；d、沒有上述人員的，由病人

所在單位同意。上述順序人同意后，向醫療行政部門提出申請，經其審查批準，方可為之。

（5）“安樂死”的方法應符合道德要求，并由醫生來執行。對于實施“安樂死”的醫生條件，醫療行政機關要嚴格審查，并備檔上報市以上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

（6）嚴格監督措施，從“安樂死”的申請到執行，檢察機關要派出法醫或懂此專業知識的其他工作人員參加，以保證“安樂死”的合法性。

3、加強“安樂死”的立法。

用法律對“安樂死”予以規范和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關于“安樂死”的立法，我認為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安樂死”的對象；（2）“安樂死”的方法；（3）實施“安樂死”的主體；（4）實施“安樂死”的程序；

（5）違反法律規定，實施“安樂死”行為的主體應承擔的刑事責任。

明確的法律規定和嚴格的條件限制，是正確實施“安樂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

在“安樂死”問題上，現實生活已向法律發出了呼喚。既然“安樂死”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對國家、集體和個人都有益處，為使“安樂死”更好地為患者、社會和國家服務，立法者應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合理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內容、司法案例，并結合我中華民族傳統、人民群眾的理念和具體國情，盡早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民生意愿的科學體

系，使其更好地為法律服務，為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1]、于志剛，《刑法問題與爭鳴》，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2月。

[2]、羅書平，《刑事卷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評析》，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3]、陳禮國，《為“安樂死”立法》，《中國青年報》，2002年5月10日。

[4]、張田勘，《對安樂死立法難的思考》，山東醫科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1月。

第三篇：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钡乃劳?。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早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

（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2）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

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第四篇：法學論文-論安樂死在我國法律考量

xx 大 學

級法學雙學位畢業論文

論安樂死在我國法律考量

學校：xx大學 學院：xx學院 專業：xx 班級：x班 姓名：xxxxx 學號：xxxxx 指導教師：xxxxx

完成日期：2015年4月6日

摘 要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安樂死概說。通過對安樂死的概念、分類及其屬成立要件的分析,確定安樂死這一概念的基本結構。第二、國內外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在這一部分主要通過對比的方式來著重分析國內外現狀。第三、安樂死的非犯罪化研究。主要從安樂死具體案例展開分析,切入點為具體案例,據此來研究樂死的非犯罪化。第四、我國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這一部分主要從倫理、人文、人權、法律、等有關理論結合我國國情展開具體的分析和討論，據此來論證我國具有安樂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并且試說明可以在局部范圍進行立法試點的可行性。第五、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通過對日本安樂死案例介紹,引出我國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進而提出違反安樂死限制條件的法律后果。

關鍵詞:中國 安樂死 合法化

安樂死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醫學問題,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法學話題。目前,安樂死在國外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而在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承認安樂死,其觀念在我國法學界、倫理學界、社會學界等都掀起一場激烈的討論,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應該實施,而有一部人認為安樂死的本質與法律相悖不應實施,無論如何,我國法律目前安樂死這一話題仍持有保守態度。

一、安樂死概說

(一)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這一概念最早來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指“快樂的死去”或者“有尊嚴的死去”。其概念在牛津字典也有解釋:患痛苦的不治之癥者之無痛苦的死亡或是無痛苦致死之術。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上對安樂死概念的分析層出不窮。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安樂死是指由于病人身患絕癥而面臨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要承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為了減輕疾病的折磨，出于本人自愿或其近親屬的請求,醫生認為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令其安然死去的行為。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安樂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并且無法得到有效的救治而瀕臨死亡,醫生出于同情和憐憫，為了減輕病人死亡前的痛苦,向患者本人征求意見并且得到同意，,采用適當的科學方法促使病人提早死亡以減輕痛苦的行為。

這兩種觀點的區別是，前一種是病人或家屬主動向醫生提出安樂死要求，而后一種是醫生出于同情向病人或家屬征求安樂死意見。

我認為安樂死是指身患絕癥的病人在瀕臨死忙的狀態下,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雙重痛苦,病人本人和家屬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在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主治醫師根據嚴格的執行程序，借助外力用特殊的方法使病人可以安然無痛的度過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死亡。安樂死是基于主觀意愿的一種死亡狀態,它的本質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內涵,并非是生與死的抉擇。是用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認為的控制,來減輕病人因為疾病帶來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使其安然的度過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換一句話說,安樂死的存在避免了病人“痛苦的活著”，而讓他們“體面的死去”。(二)安樂死的分類(1)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

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主動安樂死,又稱為“積極安樂死”,是指在病人的生命無力挽回的情況下,有關醫護人員和有關人員采取科學的方法措施來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可以無痛、快樂地死去。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措施。

被動安樂死,又稱為“消極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病人不給予治療或者撤銷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放任其死亡。事實上,這種方式存在于國內外,并且不在少數。(2)自愿安樂死與非自愿安樂死

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出于自愿,安樂死可以分為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

自愿安樂死是指由病人本人通過或口頭表態、遺囑等方式表示本人自愿參加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則是指由于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代為做出決定。(三)安樂死的成立要件(1)前提條件: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死者本人自愿。

(2)客觀條件:安樂死的試用對象:病重、瀕臨死亡且備受肉體和精神折磨的病人

實施安樂死的主體:由專業醫師實施 適用的方法條件:方式方法符合倫理要求。(3)程序條件:實施過程必須嚴格遵守有關法律程序。

二、中外安樂死合法化研究比較

(一)中外安樂死立法現狀

目前國外還只有荷蘭與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安樂死法。我們研究國外的現狀可以從中看出安樂死立法的困難所在,從而為以后的安樂死立法開拓一條比較平坦、易行的道路。

縱觀國際形式,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安樂死的成文法已經實施，早在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的會議就通過有關安樂死的法案，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從而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步允許安樂死的法律。隨后，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院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這將荷蘭冠上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寶貴稱號。該法案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它為了防止醫生濫用權利特別規定了3個條件來約束醫生的行為。繼荷蘭后,同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亦正式公布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定的情況下為病人實施安樂死，至此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二)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爭論(1)贊成安樂死

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的死去,作為一個有理性的人,人可以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方式,任何人或者組織不管以什么理由剝奪自然人選擇死亡的權利，都是不合理的。同時,在明知患者瀕臨死亡并忍受極端痛苦的情況下,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這不僅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人權的剝奪,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生命屬于個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命。既然自殺不違背法律,那么在不危害他人的情況下,出于自愿委托他人借助科學無痛的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允許的,作為一個人來講,他既然有生的權利,那么也可以有死的權利,人人都有權利去選擇“有尊嚴的死去”以求生命的品質。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而出于極端痛苦中,那么這個人活得不“體面”,一個體面的人生不僅僅是追求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寬度,更何況,病人處于極端痛苦狀態隨時面臨死亡,何來生命的長度?既然既沒有生命的長度,也沒有生命的寬度,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選擇“體面”的死去,結束自己的痛苦。死亡并非永遠是生的對立面,對待死亡，我們應該持正確的態度。生和死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有時候我們選擇死亡,正是對生的完美的成全。(2)反對安樂死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違背了自然規律,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規律，選擇死亡是對現實的逃避,是一個人沒有勇氣的一種體現。同時,即使患者是真正出于自愿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卻醫生實施殺人行為的違法性。他們認為生命是神圣和至高無上的,從醫學道德的角度來看,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盡量救助病人的生命。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病人戰勝病魔,使其擁有良好的體魄和樂觀面對生活的積極態度,而安樂死則是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這是有違醫生倫理道德的行為,其本質是誅殺一個人的生命,與醫療的本質背道而馳。并且判定患者必然死亡的診斷未必準確,即使準確也不能否認現實中有許多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例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講,我們應該給病人一個這樣的機會。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能防止有心人濫用權利,傷害他人的生命。

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我國法律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這種做法過于絕對化,沒有充分考慮事實的本身和具體的實際現狀,現在人們安樂死的呼吁越來越多,我們應該采取折中的辦法允許附有嚴格條件限制下的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合法化。

三、安樂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一)安樂死具體案例分析

我國在法律上對安樂死的爭議反應比較晚,在上世紀80年代,1986年在陜西漢中市就發生一起關于安樂死的案例，家住漢中市的王明成，其母親夏素文身患肝硬化等嚴重病癥,痛苦不堪,經主治醫師診斷，宣布夏素文治療無望。應患者兒子王明成的要求,主治醫師蒲連升指示他人為治療無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冬眠靈”為其實施安樂死。結果致使蒲連升和王明成于同年9月20日被捕。直到1991年4月6日,二人才被法院宣告無罪。這是我國對于安樂死的第一個案例,充分彰顯了我國法律的不足之處,此后,安樂死這一話題被我國各界學者頻頻提出,爭論不斷,大多數人表示,應該對安樂死合法化予以肯定,然而至今我國法律對于安樂死這一敏感話題仍無回應。(二)安樂死的非犯罪化(1)犯罪的界定

故意殺人罪客觀上表現為行為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但安樂死不同,它是患者出于自愿的情況下提出結束生命的要求,而主治醫師出于同情和人道的角度,為其進行的科學安樂死手術,行為人并不希望患者死亡,而是通過科學的外力減輕病人由于疾病所帶來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令其在生命的有尊嚴、安然的死去。從人身危害性來看,行為人出于人道主義,對極端痛苦的病人給予幫助,其人身危害性何在?相反,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不僅不具有人身危害性,反而是一種人道和善意。(2)犯罪的排除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來看,對待安樂死行為,也可以借鑒他國,先推行事實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安樂死是排除社會危害論的一種類型。

四、我國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具有必要性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周總理的夫人鄧奶奶就旗幟鮮明的表示支持安樂死。她在給中央人民廣播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而在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婦產醫學的泰斗嚴仁英在議案中寫下這么短短幾句話:“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的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這讓本人想起了一個故事:一個老教授肝癌晚期,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帶來的痛苦欲跳樓自殺,卻被她子女們攔住,她聲淚俱下地說:“孩子們?？丛谖倚量囵B育你們的份上,放我一條?生路?吧!”對于一個將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們還能說些什么?人應該有選擇死的自由,如果活著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保全自己的尊嚴，那么與其生不如死的活著,寧愿選擇尊嚴而體面地死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隨著人們觀念的進一步更新,安樂死已被社會大多數所接受,并實踐著.在我國最早的安樂死是80年代王明成為其身患絕癥的母親所實施的,那時還引起了軒然大波.現在有更多身患絕癥的人在呼吁安樂死.“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計,我國的死亡人數每年達到1000萬人之多,其中有100萬人是在忍受病痛的極端痛苦之后離開人世的。這當者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曾主動要求醫生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但因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安樂死的合法化,他們只能在受盡折磨之后死去。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選擇悄悄的安樂死而結束生命的,參與者一般是親人和可以信賴的醫生。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已經存在很久,這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本人認為,既然安樂死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需要,不如讓其浮出水面,一味地回避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德沃金也曾說過:”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決由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新型爭端,人們就會把法律當作社會組織的一個工具加以依賴。所以,安樂死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二)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具有可行性

安樂死的合法化，其前提是安樂死的非犯罪化。本人認為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是國家法律保護的公民的最基本權利--生命權,是行為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況下致他人死亡的行為,而安樂死只是幫助無法醫治,瀕臨死亡的病人極端的痛苦,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但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從主觀上來看,故意殺人罪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致他人死亡還刻意使這種行為發生并且大多數時候行為人是抱著對被害人的一種仇恨、憤怒的心理實施的殺人行為,行為人實施這種行為時手段是極其殘忍的,表現在行為人會在被害人身體上造成很多傷痕有時甚至是將被害人分尸;對于被害人而言大多處于一種健康狀態,且處于一種求生的意識狀態下,沒有人愿意死亡，但在極端痛苦面前，有時候我們不得不選擇死亡，安樂死是一個很好結束痛苦的方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往往都是在病人主官意愿下，出于同情憐憫，嚴格按照有關程序結束病人的生命,其直接目的僅是為了解除病人的極端痛苦,行為人對病人僅僅是憐憫和同情,而病人這時是處于痛不欲生的狀態,并且死亡是他們所希望的,生存對于他們來說已無太大的意義.因而主觀上無罪過。所以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其次,從人權法來看,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在人類社會的歷史和現實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喪失尊嚴的痛苦,感到沒有尊嚴的活著不是生活.一個要靠家人背負各種債務而活著的人;一個在病痛折磨下日夜哀號的人;一個在慢慢的痛苦中等待死神降臨的人有著充分的理由來懷疑生活的意義.當生活已索然無味時,尊嚴有何叢談起呢?當一個病人選擇安樂死的時候，他是認真思考過的，是想保留其尊嚴的一種體現,.如果一個人不想痛苦的活著，卻因為法律的不允許而必須活在醫療器械的支撐之下，那么他即使活著也是不快樂的,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斷,其次他失去了思想,從根本上背離了生活的真諦,同時也失去了應有的尊嚴。選擇安樂死其本質是對人權的保護。

再次,從憲法上看,安樂死是個人的選擇,沒有侵犯生存權的疑義。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員莫紀宏教授就認為:安樂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個人的真實意愿,這沒有違反《憲法》。他認為:安樂死屬于人格權范疇,同肖像權一樣是一種權利,不容侵犯?！氨本┐髮W法學博士徐景也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存的方式的權利,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霸诒救丝磥硪粋€人在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想要生存,你非要讓他死那么肯定是違背了憲法準則,既然人可以選擇生存,那么在痛苦的生活中選擇死亡,有什么不可以呢?憲法規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公民應該也享有自由選擇生死的權利,只要這種選擇對社會及人類的發展是沒有危害的就應該得到認可.最后,博登海默曾經說過:”健康觀念使我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醫院和疾病,手術和麻醉,而無論這些東西對于維護社會福利是多么重要,最好的醫療方法是預防疾病的發生,正如法律的真正收益在于它確保有序的平衡,而這種平衡能成功地預防糾紛“.法律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就應該在預見到安樂死可能被人利用為謀殺,逃避贍養,擺脫醫療失誤等提供方便時,以它的威懾力給予有效的制止,以起到它應有的預防的功能.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國內,無論是從倫理角度分析,還是以法律角度出發分,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三)安樂死在我國的合法途徑

在我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安樂死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們要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相信安樂死合法化會實現。

五、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

(一)日本安樂死案例介紹 1950年4月14日,東京地方法院在審理一個案例時的指出:醫生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而借助外力結束其生命的行為不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在亞洲安樂死法律上試一次重要的突破，1962年12月22日,日本某高級法院提出在日本合法的安樂死需要具有6個要件。這一行為正式說明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盡管如此,日本到今為止并能沒有有關安樂死的成文法。這也說明了亞洲安樂死立法的欠缺。(二)我國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

目前,在我國推行安樂死的合法化,所遇到的一個阻力就是對我國罪刑法的違反。1997年修訂通過的現行刑法典第三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標志著我國法制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當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在安樂死等一系列爭議難以得到平衡。我國刑法第三條明確規定了法無明文不為罪,也規定了法有明文必有罪,在此規定下,實施安樂死的非犯罪化,必將違反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三)違反安樂死限制條件的法律后果

從王明成被判無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國沒有明確規定違反安樂死限制法律條件有什么后果,這在法律上是一片空白。

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立法上還不具備使安樂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實際上制定適當操作機制和司法審查,有條件個別化地,以事實上的非犯罪化為突破口,引導社會對安樂死的認同,為將來法律上的合法化奠定群眾基礎。

結 語

幾年來，由于社會的發展及我國國民素質的提高，支持安樂死的呼聲越來越高，作為一個依法治國的法制國家，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有必要提上日程。在世界先進國家，安樂死已被人們逐漸接受,得到了法律的寬容,安樂死的合法化是歷史和人文精神發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脫離世界這個主流趨勢,我國也不能免俗。綜合來看,我國應通過立法,逐步實現安樂死的合法化,這樣才能更合理的體現人權。

參考文獻

1.《生命倫理學與生命法學》，萬慧進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2.《生命科學的倫理困惑》，作者：劉學禮，出版社：上?？茖W技術出版社。

3.《生命倫理對當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評估》作者：許志偉，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

4.《為“安樂死”立法》載《中國青年報》，2002年05月10日。5.《法律格言的精神》，李秀清主編，法律出版社。6.《人權法片論》，陳孝平著，2003年9月。7.《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析》張毅。

8.《論安樂死》，王曉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9.《刑法中的正當化行為》，田宏杰，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10.我們有死的權利嗎——對安樂死爭論的法理學思考》，張玉堂，《法學》2001年第10期。

第五篇：論安樂死的合法化

論安樂死的合法化

摘要：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樂。現代文明社會應尊重患者的生命權與個人選擇，對患者以臨終關懷，使之死亡狀態得以優化從而使死亡安樂化。安樂死具備現實性、合理性，所以安樂死應該有其合法化的地位。

關鍵詞：安樂死起源

現狀

立法思考

實施程序

目錄：

一、安樂死的起源及各國的現狀

（一）安樂死的定義

（二）安樂死各國的立法

（三）我國安樂死事件

（四）國內的民眾關于安樂死的意愿調查

二、安樂死的學說

三、安樂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二）存在的合法性

四、安樂死的實施程序

（一）實施程序

（二）違法執行安樂死應承擔的責任

五、安樂死的立法思考

一、安樂死的起源及各國的現狀

（一）安樂死

安樂死（Euthanasia）一語源自希臘語“美麗的死”（Euthanlos），又稱安死術或稱憐殺原意是指舒適或無痛苦地死亡。①

安樂死作為一種特殊的死亡形式，目前尚無一個統一完整的定義?！杜＝蚍芍改稀穼矘匪蓝x為“在不可救要的病危者自己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對其定義為：“對于現代醫學無可救藥的并瀕臨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 安樂死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安樂死，包括一切因為身心原因致死，讓其死亡及自殺。狹義的安樂死則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癥而又極端痛苦的人，即對死亡已經開始的病人，不對他們采取人工干預的辦法未延長痛苦的死亡過程，或為了制止劇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積極的措施認為的加速其死亡的過程。安樂死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安樂死”實施的對象應該是指那些有充分證據證明在當前醫學條件下毫無救治可能并正處于極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無生命價值的人。

2、“安樂死”應該是在病人自愿請求的前提下進行的。如在病人在非自愿情況下，而強行對其實施就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3、在這一行為中，執行人，只能是取得合法資格的醫護人員，且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死亡的問題，是每一個活著的人所不可回避的問題。人類的死亡，體現了自然的規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樂；因為即使不實施安樂死，該病患也會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安樂死不是生向死的轉化，而是把死亡由“痛苦”向“安樂 ”的轉化。其本質是駕馭消除痛苦的機制和規律，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消除痛苦，是病患死的安樂，是優死。

安樂死根據實施方式的不同而分為：1）積極的“安樂死”與消極的“安樂死”。積極的“安樂死”又稱為主動“安樂死”指醫務人員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結束病人的生命。

消極的“安樂死”有稱被動的“安樂死”指對那些身患絕癥處于極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救治、放棄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輔助設施和藥物，是病人自然的死于疾病。2）根據被實施者明確表達愿望與否，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指病患在意志清醒時候，有明確的表示，自愿實施“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指那些無行為能力的病人：腦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嬰兒，由于這類人都無行為能力，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對于這類病人的安樂死應由其監護人代為提出。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思想發起于17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培根、洛克、休謨等都闡述過他們對死亡的看法。托馬斯·莫爾在其《烏托邦》一書中還對如何實施安樂死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設想。20世紀30年代，由于現代醫學技術的發展，使一部分危重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預下，長時間地、極其痛苦地延長，這在極大程度上激化了醫學倫理中延長病人生命和解除病人痛苦的矛盾，使安樂死合法化運動與人權運動結合起來，并正式走上了歷史舞臺。1936年英國首先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1944年，澳大利亞和南非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1983 ①儲懷植:《美國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年美國成立了“無痛苦致死協會”。②

（二）安樂死在各國的立法

澳大利亞，是一個歷史上較早在個別區域范圍內通過了安樂死立法的國家之一。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臨終患者權利法案》。該法案自1997年起生效實施，于1999年3月被廢止。③

至今為止，英國還沒有一部獨立的安樂死成文法。但并不等于醫生不能為患者實施安樂死。2002年3月22日，英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意了普雷蒂娜女士可以實施安樂死。這一判例，表明安樂死在英國事實上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④

荷蘭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安樂死法案。

日本是世界上首次以司法判例形式附條件地認可安樂死行為合法的成文法國家。1962年12月12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公示的適用安樂死六個條件，它不但為日本本國日后的安樂死案件審理提供了相應的法律準則，亦成了世界各國刑法學屆約定俗成的一個不成文慣例。⑤

（三）我國安樂死事件

1986年在陜西漢中發生了我國首例安樂死：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女兒的要求，為患者夏素文實施了安樂死，后被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案件經歷了6年訴訟后，蒲連升終獲無罪釋放。這并不意味安樂死是合法的，只是蒲連升開出的冬眠靈并非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構成犯罪。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寧陵縣的吳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難忍而要求其丈夫劉某協助其安樂死并寫下遺囑，劉給吳喝下半杯農藥，致吳某死亡。后吳家人將劉告上法庭，法庭認定劉是處于安樂死的動機協助其妻自殺，但按我國現行法律，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⑥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癥病人聯名寫信給當地媒體，要求安樂死。消息見報后，又有40名尿毒癥患者公開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四）國內的民眾關于安樂死的意愿調查

1992年我國首例安樂死劃上了句號，也是從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組都會受到關于安樂死的提案，要求立法。2001年4月10日，荷蘭參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④此事在我國引起較大反響。一時間安樂死成了人們的熱點話題之一，贊成安樂死、應當為安樂死立法的意見空前堅定和高漲。據中國天虎網2001年4月24日的最新網上調查結果，在32，000名參與調查人員中，74％贊成安樂死，反對者僅占26％。上海曾以問卷的形式對200為老人進行了安樂死意愿的調查，其中贊成率占72.56%，西安某大學小范圍的調查表明90%以上的人贊同安樂死。在對某醫學院172名學生進行調查發現，贊成對伴有難忍痛苦的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達77%，因法律無明文規定而表示說不清的占⑦16%。可見無論是青年人還是老年人無論是醫務工作者還是非醫務工作者大都贊 ②③嚴領蓉：《關于安樂死立法的思考》載《海南大學學報》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3、324頁 王曉慧：《論安樂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頁 ④拿達里﹒安吉爾著，張濤譯：《善待生死》，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43頁 ⑤王曉慧：《論安樂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8頁 ⑥嚴領蓉：《關于安樂死立法的思考》載《海南大學學報》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4頁 ⑦趙秉志：《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6頁 成安樂死，希望有相應的法律來予以調整。

二、安樂死眾學說

（一）贊同派

1、“生活質量”說：在哲學理論界較為流行。有哲學家認為，人生活的質量和意義并不在于壽命的長或者短，而在于生活中能實際享受到的幸福有多少以及幸福程度的高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對一個精神和肉體都倍受痛苦折磨的人來講，生活中己經沒有了幸福和快樂。所以這樣人繼續生活下去必然毫無生活樂趣可言，更無繼續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所以，醫生對這些生活質量明顯欠缺(甚至根本都不存在)的人適用安樂死，絲毫不違背當代人的幸福觀原則。⑧

2、“生命價值”說：持該說的學者們主張，根據歷史唯物論觀點的要求，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從自然屬性看，他是屬于個體的，而從社會屬性看，他又是屬于社會的。換言之，人是自然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古往今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是否具有價值，基本上取決于兩個意義不同的參數。一個參數是生命對個人自身的價值，而另一個參數則是生命個體對社會或者某個群體的價值。這是當代哲學思想和社會學理論對人生價值評價的基準。同時，也是評價一個人生命價值大小與高低的“尺度”。從人的社會屬性高于其自然屬性的原理推論，無疑人對社會或者群體的價值自然要重于人對個體生命的價值。結論是一個人生命價值的有無與大小，絕對不在于他是如何得到或者這樣索取，而在于他怎樣進行奉獻。既然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一般都是己經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并且不可能恢復的“索取型”人物，顯然，其生命己無任何的社會價值。那么，對這類人就可以適用安樂死，對這類人也應當適用安樂死。⑨

3、“權利賦于”說：作為贊成安樂死派的一個重要理由在法理學界最為通行，并且，這一思想直接影響到人道主義學者和刑法學界的許多學者。該說認為，作為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他不但有生存權，而且還有死亡的自主決定權。我國法理學著名學者劉海年認為，從理論上說，安樂死應當作為我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一項內容。安樂死權屬于人權概念。荷蘭著名人道主義學者簡·格拉斯特·范隆始終堅信，延續一個人的生命與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之間的選擇與這種自我決定的權力緊密相關。所有的人都必須被允許自我決定自己的生死，應當有成文的法律規定保證和保護人們對自己生命做決定的權力，對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極大痛苦的病人來說，滿足他們人生最后一個要求是人道的，他們應當有這個權利。⑩

4、“人道主義”說：人道主義者們一貫主張并認為，關心弱者和同情弱者是人道主義的基本信仰，而從行動上幫助他們，尤其是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更是一個具有人道主義思想信念的人在行動上的具體表現。對一個備受痛苦煎熬而又孤立無援的生命垂危者，能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到達之前予以其“臨終關懷”，這是

11任何一個人道主義者都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是應該得到支持的。

（二）反對派

⑧⑨王曉慧：《論安樂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頁 王曉慧著《論安樂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0頁 ⑩ 〔美〕保羅·庫爾茲著，肖峰譯:《21世紀的人道主義》，東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9頁 11王曉慧著《論安樂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l月，第42頁

1、“生命神圣”說：西方宗教界領袖以及具有濃郁的宗教思想和觀念的人士多持該說，他們認為安樂死嚴重地違反了人的生命宗教意義。生命神圣，萬物中，人的生命可謂是最寶貴的。死生有命、氣數在天，這些是永恒的千古不變之真理?！吧钠谙奘巧系垡幎ǖ?，所以，死亡是歸依于上帝的旨意，他的到來，也必須經過上帝的允許?！?2基督教圣經的《舊約》也寫到，“凡事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盡管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不盡一樣，但每一個人的壽命卻都是上帝預先規定的?！笨傊?，天命是不可違的?！叭丝偸菚赖?，至于生命的期限均認為由上帝規定。13

2、“阻礙醫學發展”說：個別的臨床醫生同樣反對安樂死。他們認為，如果實施安樂死，將不利于我國醫學技術的發展和提高，這涉及到對醫學技術上所謂“絕癥”的認識以及如何

解決絕癥的問題。安樂死中所謂的“不治之癥”只是一個暫時的相對難題而已。根據醫學技術發展史的經驗，人類必須相信，“我們掌握的技術己有能力在某種限度內改變死亡的到來之期。在為期不久的將來，我們有可將這種能力擴大到控制死亡。14

3、“危險先例”說：刑法學界，部分學者擔心，安樂死一旦立法，必然隨之產生一種危險的不良的社會后果。于是，有人擔心“一旦針對臨終病人確立了安樂死的原則，那么，該原則被適用所有成為家庭和社會負擔的人的日子也就為期不遠了?！?5“安樂死合法化可能引發非任意安樂死、殺人或大量虐殺的后遺癥?！?6

4、“人道主義”說：個別人道主義者人為安樂死有悖于人道主義思想的基本宗旨，其本質就剝奪了一個人的實際生命。綜觀世界的各國法律、道德、輿論和風俗習慣，對癡呆、嚴重畸形、傷殘乃至各種瀕臨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極其寬容的態度，這是人道主義精神在全人類中的普遍體現。17

三、安樂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我國法律對安樂死還未有明確的規定。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近1000萬，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痛苦（如癌癥晚期的劇烈疼痛）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死亡者中又有相當多的人曾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無法律根據保護而被拒絕，因此他們也只能“含痛死去”?？梢娖湟饬x深遠性和可行性。

生與死是自然的現象，人不僅有生的權利而且有尊嚴死的權利。對于身患絕癥而明知治愈無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續其生命不僅讓患者忍受肉體上的痛苦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這顯然是不人道的，同時也損害了患者生命的尊嚴。從病人家屬的角度來看，長期看到自己的親人長期受到病痛的折磨，自己確無能為力，在經濟和精神上都擔負著巨大的壓力。病情危重無生存希望的病人長期占用醫療設備、醫務人員，消耗大量的醫療藥品用以延續無治愈希望的病人，顯然是對有 1213 《古蘭經》第三章第139節 馮滬祥著:((中西生死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97頁 14南川、黃炎平編譯:“與名家一起體驗死”，光明日報出版社20以年1月版，第5頁 15張毅:“論安樂死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中國刑事法》2002年第3期，第117一118頁。16夏強:“安樂死合法化探究”，《中國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5頁 17杜金香、王曉燕著:《醫學倫理學教程》，科學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11頁 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由此可見，安樂死有助于節約醫療資源，使有限的醫療合理分配。

（二）存在的合法性

安樂死的合法化的關鍵在于人權是否包括自主選擇安樂死的權利。何為人權呢？所謂人權，指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的本質是要求自由平等的。自由的目的是使人擺脫一切的壓迫和歧視獲得尊嚴的生存和全面發展的自由。我國憲法尚未明確規定公民本身的生命權利，但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18而安樂死從某中程度上體現的也是一種人身自由的權利。

根據立法規定及刑法理論的通說，犯罪具有上個基本特征，即嚴重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刑罰當罰性。其中，嚴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上個基本特征中首要的特征，也是最本質的特征，是決定一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前提條件。“安樂死”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且在客觀上是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從法理學的角度來看，公民的權利是以法律規定為限。我國法律并沒有禁止安樂死，所以公民可以為之。

從犯罪構成來看，安樂死行為和我國刑法規定的故意殺人罪犯罪構成不符。從犯罪客體方面看，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生命權利是每個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權利，包括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權和特殊條件下公民對生命的自決權。生命權利是我國法律保護的一種社會關系。從客觀來看，故意殺人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違法性是構成本罪的必要特征。安樂死是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忍受極大病痛的病人選擇死亡的方式，而非對病人生命的非法剝奪。實施安樂死，對身患絕癥的病人生命來說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所不同的是死亡過程的加速而已。由此可見，安樂死與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有本質上的區別。從主觀來看，故意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刑法中所說的故意，應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前提，如行為在客觀上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行為人在主觀上就無犯罪故意可言。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是出于對病人的同情與憐憫，出于人到主義，其目的是為了解除病人難以忍受的痛苦，使之安然逝去，行為人在主觀上根本不存在殺人的故意。19

四、安樂死的實施程序

（一）實施程序

1、申請程序。除無近親屬的病人由單位代為申請外，實施安樂死首先必須有當事人的自己提出。申請必須是以正式的書面形式，寫明申請的理由、意圖、愿意接受安樂死的承諾，并由當事人簽名。

2、確診程序。所在醫院應組成專家組對病人所患的絕癥進行確診，做出書面結論，載明診斷結果和醫生對病情說明及處理建議。

3、審查程序。當事人提出申請由醫院專家組會診確認后并需經專業審查和司法審查。首先，進行專業審查：將病人的申請書及醫院專家組的確診意見遞交 1819郭春孚：《經濟與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肖良平：《對于安樂死的法律思考》載《江西教育學院報》2003年第2期，第28頁 上級專家委員會（由各個醫院該疾病方面診斷專家組成，專家不得少于三人）親自對病人的情況進行復診，做出準予或不準予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的專業意見。做出準予實施安樂死的決定時，還應就實施安樂死的方法、用藥劑量等問題做出詳細的規定。其次，需要進行司法審查：專家委員會做出予實施安樂死的決定，應報醫院所在地的地(市)級人民檢察分院從法律上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由檢察委員會決定是否批準。對準予實施安樂死的決定存有疑點，有權要求有關專家做出明確的解釋。

4、執行程序。安樂死的最終執行必須嚴格依據法律規定，在批準的時間、地點、方法，由具備資格的醫生進行操作。執行應當秘密進行，不向社會公開，地(市)級人民檢察分院必須派員到場監督，病人家屬有權要求在場見證。

5、備案程序。安樂死雖然不是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對人的生命的非司法處置，所以還應當強調對其進行司法監督。這需要執行完畢后附加一個備案程序，由所有參加執行人員當場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加蓋醫院和檢察機關的公章，最后將這些材料送檢察機關歸檔備案。

（二）違法執行安樂死應承擔的責任

1、刑事責任：?出于善良動機，醫護人員或近親屬未經合法的審批程序擅自對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的，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但刑罰可以酌情從寬。出于卑劣動機對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的相關人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審查人員、執行人員、監督人員未履行或未認真履行責任，導致重大醫療事故，嚴重損害醫療機構與司法機關形象的應以玩忽職守從嚴論處。

2、民事責任：對于上述違法犯罪行為的個人或單位，受害人家屬可以提出民事賠償請求。

五、關于安樂死的立法思考

安樂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產物，其必然與傳統觀念產生沖突，也勢必給安樂死的立法帶來重重阻礙。同時，我國醫務人員的思想和技術也有待提高，這也影響著人們對醫生診斷的信任度。面對現況，我們既不能消極等待，亦不能急躁貿然進行。安樂死的立法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的精神，循序漸進，從嚴把握。既要滿足人們對安樂死的合理要求，又要盡力避免安樂死的濫用。

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應是瀕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如無法忍受病體折磨的癌癥晚期患者、植物人（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人工制造的沒有意識、任認擺布的“生命”）、患有嚴重生理或智力缺陷的新生兒，現代醫學確實無法救治且缺陷將嚴重影響嬰兒今后的生活質量的，而且其法定監護人不愿維持其生命的。

在立法形式上，因我國地域廣闊，各民族在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倫理觀念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在近期內制定一部在全國范圍內適用且內容詳盡的《安樂死法》是不太現實的?？煽紤]采用漸進式方案，先從阻力較小的、公眾容易接受的被動安樂死開始，即先由全國人大制定一部內容簡略的、僅規定患者可以拒絕治療，醫生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愿、停止對其進行治療的《自然死亡法》，該法可規定要求安樂死者自己以遺囑或由其親屬表示同意的方式停止維持其生命的治療。制定該法實際上是一個過渡，待其施行一段時間后隨著科學的生死觀深入人心和被動安樂死實施經驗的積累、人們觀念的變化，此時才可以考慮制定《安 樂死法》。同時，我國的安樂死立法應在借鑒國外相關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包含如下內容：

第一，16歲以下患者的安樂死決定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做出，16到18歲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長商討后一同做出決定。

第二，必須有醫生的診斷。申請安樂死者必須經兩名醫生(其中一名是患者的主治醫生)確診身患絕癥且身體上的病痛程度是藥物所不能控制或已處于垂危狀態，主治醫生必須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當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時才能考慮安樂死，禁止醫生向病人作任何可以把安樂死作為一種選擇的暗示。必要時，還需要一位心理醫生對患者進行診斷，以確認其神志清楚，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安樂死的決定。安樂死申請應有上述醫生簽字同意方為有效。

第三，必須有患者或其親屬的申請。申請安樂死者如果有表達意愿的能力，則必須提交由其親筆簽名的書面申請，若口頭提出申請則必須是錄音且必須有二名以上的見證人。原則上說，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本人提出安樂死申請。神智不清、無法表達自己意愿的絕癥患者，在一般情況下也不能對其實施安樂死，除非他們在神智清楚時已立有希望實施安樂死的遺囑或有了解病人愿望的親人提出請求。了解病人愿望的親人是指那些長期服侍病人、能理解病人真實心愿的家屬。當然，患者或其親屬可隨時撤回申請。

第四，必須是患者明確、真實且深思熟慮后的意思表示。患者必須以語言或文字明確表示求安樂死，以暗示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都不能認為是明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還必須是患者的真實意思表示而非出自脅迫、欺騙、誘惑等其他非本人意愿的因素。

第五，必須有患者親屬的認可。安樂死申請者的父母、妻子、兒女等共同生活者，必須對申請安樂死的要求共同認可，并在安樂死申請者的申請書上簽名。

第六，必須經過專門委員會批準。由具有一定職稱的醫生和倫理、法律專家組成。病人的安樂死請求經有關醫生簽署意見后，專家組鑒定提出安樂死申請的病人所患疾病是否為絕癥，決定可否實施安樂死。

第七，患者的安樂死申請被批準后，分別要有7天以上的“冷卻期”和48小時以上的“等待期”。安樂死申請被批準7天后，如果病人仍然堅持安樂死，那么病人還要再簽一份申請書，他自己在這份申請書上簽字之后，還要再等48小時，如果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那么，安樂死才可以正式實施。

第八，必須經指定醫院按照法定程序進行。遵循嚴格的程序是防止安樂死被濫用的關鍵，安樂死應體現“安樂”，給死者創造一個愉快或無痛苦的死亡過程。安樂死必須在指定醫院施行。并由申請人及其家屬簽名，施行時必須有死者家屬及見證人在場。

第九，必須用醫學方法實施安樂死。具體是由醫護人員給患者注射針劑或由患者自己服用安眠藥片等，所用方法不應使病人遭受不應有的痛苦或使他人產生殘酷的感覺。

第十，申請安樂死的患者的主治醫生不能因為患者實施安樂死而從死者或其親屬處獲得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20

綜上所述，安樂死是人類理性面對現實，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觀體現，是人類社會在文明進程中的一大進步。安樂死問題涉及面雖廣，實施難度也很大，但卻是十分現實的問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觀念的不斷更新，對安樂死的爭論將 20朱沛智：《安樂死及其立法思考》載《科學﹒經濟﹒社會》2002年第1期，第78、79、80頁 會越來越激烈。社會現實狀況表明，面對這樣一個群眾日益支持的社會問題，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安樂死制度，明確安樂死的非罪性，分清安樂死的罪與非罪的界限是必須而又迫切的。安樂死行為是人性善良的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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