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學論文-論安樂死在我國法律考量

xx 大 學

級法學雙學位畢業論文

論安樂死在我國法律考量

學校：xx大學 學院：xx學院 專業：xx 班級：x班 姓名：xxxxx 學號：xxxxx 指導教師：xxxxx

完成日期：2015年4月6日

摘 要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安樂死概說。通過對安樂死的概念、分類及其屬成立要件的分析,確定安樂死這一概念的基本結構。第二、國內外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在這一部分主要通過對比的方式來著重分析國內外現狀。第三、安樂死的非犯罪化研究。主要從安樂死具體案例展開分析,切入點為具體案例,據此來研究樂死的非犯罪化。第四、我國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這一部分主要從倫理、人文、人權、法律、等有關理論結合我國國情展開具體的分析和討論，據此來論證我國具有安樂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并且試說明可以在局部范圍進行立法試點的可行性。第五、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通過對日本安樂死案例介紹,引出我國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進而提出違反安樂死限制條件的法律后果。

關鍵詞:中國 安樂死 合法化

安樂死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醫學問題,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法學話題。目前,安樂死在國外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而在我國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承認安樂死,其觀念在我國法學界、倫理學界、社會學界等都掀起一場激烈的討論,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應該實施,而有一部人認為安樂死的本質與法律相悖不應實施,無論如何,我國法律目前安樂死這一話題仍持有保守態度。

一、安樂死概說

(一)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這一概念最早來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指“快樂的死去”或者“有尊嚴的死去”。其概念在牛津字典也有解釋:患痛苦的不治之癥者之無痛苦的死亡或是無痛苦致死之術。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上對安樂死概念的分析層出不窮。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安樂死是指由于病人身患絕癥而面臨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要承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為了減輕疾病的折磨，出于本人自愿或其近親屬的請求,醫生認為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令其安然死去的行為。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安樂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并且無法得到有效的救治而瀕臨死亡,醫生出于同情和憐憫，為了減輕病人死亡前的痛苦,向患者本人征求意見并且得到同意，,采用適當的科學方法促使病人提早死亡以減輕痛苦的行為。

這兩種觀點的區別是，前一種是病人或家屬主動向醫生提出安樂死要求，而后一種是醫生出于同情向病人或家屬征求安樂死意見。

我認為安樂死是指身患絕癥的病人在瀕臨死忙的狀態下,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雙重痛苦,病人本人和家屬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在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提出安樂死的要求，主治醫師根據嚴格的執行程序，借助外力用特殊的方法使病人可以安然無痛的度過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死亡。安樂死是基于主觀意愿的一種死亡狀態,它的本質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內涵,并非是生與死的抉擇。是用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認為的控制,來減輕病人因為疾病帶來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使其安然的度過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換一句話說,安樂死的存在避免了病人“痛苦的活著”，而讓他們“體面的死去”。(二)安樂死的分類(1)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

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主動安樂死,又稱為“積極安樂死”,是指在病人的生命無力挽回的情況下,有關醫護人員和有關人員采取科學的方法措施來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可以無痛、快樂地死去。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措施。

被動安樂死,又稱為“消極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病人不給予治療或者撤銷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放任其死亡。事實上,這種方式存在于國內外,并且不在少數。(2)自愿安樂死與非自愿安樂死

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出于自愿,安樂死可以分為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

自愿安樂死是指由病人本人通過或口頭表態、遺囑等方式表示本人自愿參加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則是指由于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代為做出決定。(三)安樂死的成立要件(1)前提條件: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基于死者本人自愿。

(2)客觀條件:安樂死的試用對象:病重、瀕臨死亡且備受肉體和精神折磨的病人

實施安樂死的主體:由專業醫師實施 適用的方法條件:方式方法符合倫理要求。(3)程序條件:實施過程必須嚴格遵守有關法律程序。

二、中外安樂死合法化研究比較

(一)中外安樂死立法現狀

目前國外還只有荷蘭與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安樂死法。我們研究國外的現狀可以從中看出安樂死立法的困難所在,從而為以后的安樂死立法開拓一條比較平坦、易行的道路。

縱觀國際形式,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安樂死的成文法已經實施，早在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的會議就通過有關安樂死的法案，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從而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步允許安樂死的法律。隨后，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院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這將荷蘭冠上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寶貴稱號。該法案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它為了防止醫生濫用權利特別規定了3個條件來約束醫生的行為。繼荷蘭后,同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亦正式公布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定的情況下為病人實施安樂死，至此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二)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爭論(1)贊成安樂死

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的死去,作為一個有理性的人,人可以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方式,任何人或者組織不管以什么理由剝奪自然人選擇死亡的權利，都是不合理的。同時,在明知患者瀕臨死亡并忍受極端痛苦的情況下,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這不僅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人權的剝奪,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生命屬于個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命。既然自殺不違背法律,那么在不危害他人的情況下,出于自愿委托他人借助科學無痛的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允許的,作為一個人來講,他既然有生的權利,那么也可以有死的權利,人人都有權利去選擇“有尊嚴的死去”以求生命的品質。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而出于極端痛苦中,那么這個人活得不“體面”,一個體面的人生不僅僅是追求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寬度,更何況,病人處于極端痛苦狀態隨時面臨死亡,何來生命的長度?既然既沒有生命的長度,也沒有生命的寬度,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選擇“體面”的死去,結束自己的痛苦。死亡并非永遠是生的對立面,對待死亡，我們應該持正確的態度。生和死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有時候我們選擇死亡,正是對生的完美的成全。(2)反對安樂死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違背了自然規律,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規律，選擇死亡是對現實的逃避,是一個人沒有勇氣的一種體現。同時,即使患者是真正出于自愿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卻醫生實施殺人行為的違法性。他們認為生命是神圣和至高無上的,從醫學道德的角度來看,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盡量救助病人的生命。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病人戰勝病魔,使其擁有良好的體魄和樂觀面對生活的積極態度,而安樂死則是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這是有違醫生倫理道德的行為,其本質是誅殺一個人的生命,與醫療的本質背道而馳。并且判定患者必然死亡的診斷未必準確,即使準確也不能否認現實中有許多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例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講,我們應該給病人一個這樣的機會。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能防止有心人濫用權利,傷害他人的生命。

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我國法律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這種做法過于絕對化,沒有充分考慮事實的本身和具體的實際現狀,現在人們安樂死的呼吁越來越多,我們應該采取折中的辦法允許附有嚴格條件限制下的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合法化。

三、安樂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一)安樂死具體案例分析

我國在法律上對安樂死的爭議反應比較晚,在上世紀80年代,1986年在陜西漢中市就發生一起關于安樂死的案例，家住漢中市的王明成，其母親夏素文身患肝硬化等嚴重病癥,痛苦不堪,經主治醫師診斷，宣布夏素文治療無望。應患者兒子王明成的要求,主治醫師蒲連升指示他人為治療無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冬眠靈”為其實施安樂死。結果致使蒲連升和王明成于同年9月20日被捕。直到1991年4月6日,二人才被法院宣告無罪。這是我國對于安樂死的第一個案例,充分彰顯了我國法律的不足之處,此后,安樂死這一話題被我國各界學者頻頻提出,爭論不斷,大多數人表示,應該對安樂死合法化予以肯定,然而至今我國法律對于安樂死這一敏感話題仍無回應。(二)安樂死的非犯罪化(1)犯罪的界定

故意殺人罪客觀上表現為行為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但安樂死不同,它是患者出于自愿的情況下提出結束生命的要求,而主治醫師出于同情和人道的角度,為其進行的科學安樂死手術,行為人并不希望患者死亡,而是通過科學的外力減輕病人由于疾病所帶來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令其在生命的有尊嚴、安然的死去。從人身危害性來看,行為人出于人道主義,對極端痛苦的病人給予幫助,其人身危害性何在?相反,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不僅不具有人身危害性,反而是一種人道和善意。(2)犯罪的排除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來看,對待安樂死行為,也可以借鑒他國,先推行事實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安樂死是排除社會危害論的一種類型。

四、我國安樂死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具有必要性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周總理的夫人鄧奶奶就旗幟鮮明的表示支持安樂死。她在給中央人民廣播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用不著人工和藥物延長壽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搶救的辦法。”而在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婦產醫學的泰斗嚴仁英在議案中寫下這么短短幾句話:“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的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這讓本人想起了一個故事:一個老教授肝癌晚期,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帶來的痛苦欲跳樓自殺,卻被她子女們攔住,她聲淚俱下地說:“孩子們。看在我辛苦養育你們的份上,放我一條?生路?吧!”對于一個將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們還能說些什么?人應該有選擇死的自由,如果活著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保全自己的尊嚴，那么與其生不如死的活著,寧愿選擇尊嚴而體面地死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隨著人們觀念的進一步更新,安樂死已被社會大多數所接受,并實踐著.在我國最早的安樂死是80年代王明成為其身患絕癥的母親所實施的,那時還引起了軒然大波.現在有更多身患絕癥的人在呼吁安樂死.“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計,我國的死亡人數每年達到1000萬人之多,其中有100萬人是在忍受病痛的極端痛苦之后離開人世的。這當者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曾主動要求醫生結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但因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安樂死的合法化,他們只能在受盡折磨之后死去。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選擇悄悄的安樂死而結束生命的,參與者一般是親人和可以信賴的醫生。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已經存在很久,這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本人認為,既然安樂死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需要,不如讓其浮出水面,一味地回避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德沃金也曾說過:”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決由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新型爭端,人們就會把法律當作社會組織的一個工具加以依賴。所以,安樂死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二)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具有可行性

安樂死的合法化，其前提是安樂死的非犯罪化。本人認為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是國家法律保護的公民的最基本權利--生命權,是行為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況下致他人死亡的行為,而安樂死只是幫助無法醫治,瀕臨死亡的病人極端的痛苦,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但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從主觀上來看,故意殺人罪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致他人死亡還刻意使這種行為發生并且大多數時候行為人是抱著對被害人的一種仇恨、憤怒的心理實施的殺人行為,行為人實施這種行為時手段是極其殘忍的,表現在行為人會在被害人身體上造成很多傷痕有時甚至是將被害人分尸;對于被害人而言大多處于一種健康狀態,且處于一種求生的意識狀態下,沒有人愿意死亡，但在極端痛苦面前，有時候我們不得不選擇死亡，安樂死是一個很好結束痛苦的方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往往都是在病人主官意愿下，出于同情憐憫，嚴格按照有關程序結束病人的生命,其直接目的僅是為了解除病人的極端痛苦,行為人對病人僅僅是憐憫和同情,而病人這時是處于痛不欲生的狀態,并且死亡是他們所希望的,生存對于他們來說已無太大的意義.因而主觀上無罪過。所以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其次,從人權法來看,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在人類社會的歷史和現實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喪失尊嚴的痛苦,感到沒有尊嚴的活著不是生活.一個要靠家人背負各種債務而活著的人;一個在病痛折磨下日夜哀號的人;一個在慢慢的痛苦中等待死神降臨的人有著充分的理由來懷疑生活的意義.當生活已索然無味時,尊嚴有何叢談起呢?當一個病人選擇安樂死的時候，他是認真思考過的，是想保留其尊嚴的一種體現,.如果一個人不想痛苦的活著，卻因為法律的不允許而必須活在醫療器械的支撐之下，那么他即使活著也是不快樂的,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斷,其次他失去了思想,從根本上背離了生活的真諦,同時也失去了應有的尊嚴。選擇安樂死其本質是對人權的保護。

再次,從憲法上看,安樂死是個人的選擇,沒有侵犯生存權的疑義。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員莫紀宏教授就認為:安樂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個人的真實意愿,這沒有違反《憲法》。他認為:安樂死屬于人格權范疇,同肖像權一樣是一種權利,不容侵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也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存的方式的權利,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在本人看來一個人在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想要生存,你非要讓他死那么肯定是違背了憲法準則,既然人可以選擇生存,那么在痛苦的生活中選擇死亡,有什么不可以呢?憲法規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公民應該也享有自由選擇生死的權利,只要這種選擇對社會及人類的發展是沒有危害的就應該得到認可.最后,博登海默曾經說過:”健康觀念使我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醫院和疾病,手術和麻醉,而無論這些東西對于維護社會福利是多么重要,最好的醫療方法是預防疾病的發生,正如法律的真正收益在于它確保有序的平衡,而這種平衡能成功地預防糾紛“.法律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就應該在預見到安樂死可能被人利用為謀殺,逃避贍養,擺脫醫療失誤等提供方便時,以它的威懾力給予有效的制止,以起到它應有的預防的功能.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國內,無論是從倫理角度分析,還是以法律角度出發分,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三)安樂死在我國的合法途徑

在我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安樂死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們要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相信安樂死合法化會實現。

五、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

(一)日本安樂死案例介紹 1950年4月14日,東京地方法院在審理一個案例時的指出:醫生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而借助外力結束其生命的行為不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在亞洲安樂死法律上試一次重要的突破，1962年12月22日,日本某高級法院提出在日本合法的安樂死需要具有6個要件。這一行為正式說明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盡管如此,日本到今為止并能沒有有關安樂死的成文法。這也說明了亞洲安樂死立法的欠缺。(二)我國對安樂死的法律限制

目前,在我國推行安樂死的合法化,所遇到的一個阻力就是對我國罪刑法的違反。1997年修訂通過的現行刑法典第三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標志著我國法制建設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當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在安樂死等一系列爭議難以得到平衡。我國刑法第三條明確規定了法無明文不為罪,也規定了法有明文必有罪,在此規定下,實施安樂死的非犯罪化,必將違反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三)違反安樂死限制條件的法律后果

從王明成被判無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國沒有明確規定違反安樂死限制法律條件有什么后果,這在法律上是一片空白。

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立法上還不具備使安樂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實際上制定適當操作機制和司法審查,有條件個別化地,以事實上的非犯罪化為突破口,引導社會對安樂死的認同,為將來法律上的合法化奠定群眾基礎。

結 語

幾年來，由于社會的發展及我國國民素質的提高，支持安樂死的呼聲越來越高，作為一個依法治國的法制國家，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有必要提上日程。在世界先進國家，安樂死已被人們逐漸接受,得到了法律的寬容,安樂死的合法化是歷史和人文精神發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脫離世界這個主流趨勢,我國也不能免俗。綜合來看,我國應通過立法,逐步實現安樂死的合法化,這樣才能更合理的體現人權。

參考文獻

1.《生命倫理學與生命法學》，萬慧進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2.《生命科學的倫理困惑》，作者：劉學禮，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3.《生命倫理對當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評估》作者：許志偉，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

4.《為“安樂死”立法》載《中國青年報》，2002年05月10日。5.《法律格言的精神》，李秀清主編，法律出版社。6.《人權法片論》，陳孝平著，2003年9月。7.《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析》張毅。

8.《論安樂死》，王曉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9.《刑法中的正當化行為》，田宏杰，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10.我們有死的權利嗎——對安樂死爭論的法理學思考》，張玉堂，《法學》2001年第10期。

第二篇：論安樂死在我國的合法化

摘 要

安樂死一直是各國備受爭議和關注的熱門話題，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中大家對死亡的觀念不斷的演變著，而且一直困擾著理論界和司法界。不過，安樂死的合法化作為一種價值選擇的趨勢，有尊嚴并能安靜地離開人世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在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較晚，目前我國還沒有對安樂死制定相關科學合理的法律規范，而我國現行刑法對“安樂死”行為一般按殺人罪處理。但是安樂死在國內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由于國內外安樂死的運動不斷壯大，人們對于安樂死走向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它與故意殺人罪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實施有條件的安樂死不僅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愿望，.而且可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本文主要從安樂死的可行性和合法化進行論述。

關鍵詞 安樂死

合法化

可行性

目 錄

引 言..................................................1

一、安樂死的概述........................................1

（一）安樂死的基本概念................................1 1.安樂死的概念.......................................1

2、安樂死的類型.......................................2

3、安樂死成立的基本條件...............................2(二）安樂死的歷史與現狀...............................3

1、安樂死的起源與發展.................................3

2、安樂死在國外的現狀.................................3

二、安樂死合法化在中國...................................4

（一）我國安樂死合法化的現狀..........................4

（二）我國法學界對安樂死合法化態度....................5

1、肯定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5

2、否定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5

（三）中國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6

1、國內外安樂死運動不斷壯大..........................6

2、安樂死行為的正當性................................7

3、安樂死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構成要件..................7

三、我國建立安樂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議......................8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廣................................8

（二）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程序與法律責任.................9

1、安樂死的實施條件..................................9

2、安樂死的法定程序..................................9

3、安樂死的法律責任.................................10

四、結束語.............................................11 參考文獻...............................................13

論安樂死的合法化

引言

生與死是一種更古不變的自然規律，是人們永恒不變必須面臨的現實問題，我們任何人都無法逃避。但對于死亡的方式我們卻有不同的選擇。而我們是否有選擇死亡的權利或者說是否有幫助他人選擇死亡的權利，在不同的國家意見不一。有的學者認為人得生命至高無上沒有人能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利，也有學者認為人們可以自己選擇死亡方式，在病人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可以對其實行安樂死，所以安樂死應該的到法律的認可。由于安樂死的矛盾沖突，所以引起了各界人士對生命至上的思考,對于安樂死是否人道,是否合乎倫理,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認，學者們眾說紛紜,.在本文中本人將要就安樂死合法化進行探討.一、安樂死的概述

（一）安樂死的基本概念

1.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亦稱安死術，是英文“euthanasia”一詞的漢譯，最早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原意是指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的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實際也是一種受人囑托殺人的行為。

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安樂死，是指對于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由于難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誠囑托或其近親屬的同意，醫生認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為。

另有學者主張，安樂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無法治療，且瀕臨死亡，為了減輕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請求或同意，采用適當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為。

我認為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瀕死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和有關部門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過程。安樂死是死亡的優化狀態，即用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化調節，減輕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樂態。安樂死的對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

2.安樂死的類型 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

“積極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在無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況下，采取措施，主動結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進程。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加速病人死亡。“消極安樂死”，則是指對危重病人不給予治療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聽任其死亡。

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達其愿望，安樂死又可分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

自愿安樂死系由病人本人通過遺囑或口頭表態方式決定，非自愿安樂死則是因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做出決定。.3.安樂死成立的基本條件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安樂死具有以下特有屬性：

第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是從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來看患的是不治之癥，而且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實施安樂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須是減輕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為了能從一個身患不治之癥，并且正在遭受著極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獲取某種好處，采取措施導致患者死亡，這只能是謀殺。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時，需要有本人真誠的委托或同意。

第四、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是仁慈和盡可能無痛的。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

以上四大特有屬性構成了安樂死成立的基本條件，必須同時具備。

[1]

（二）安樂死的歷史與現狀

1.安樂死的起源與發展

關于安樂死的歷史源遠流長，追溯安樂死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安樂死的存在與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醫療水平及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早在史前時代，有一些游牧部落在遷移時就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用一些原始的方法加速他們的死亡以減輕他們的痛苦，同時也減輕了整個部落的負擔。在古希臘的斯巴達，為了保持人民的健康與戰斗力，會處死生來就處于病態的兒童以及允許病人自己結束生命的權利，這一習俗在整個民族成為了一種習俗，這使得安樂死在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內得到了認可。

[2] 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消極的安樂死法即《自然死亡法》。該法規定：任何成年人可執行一個指令旨在臨終條件下中止維持生命的措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積極安樂死法《晚期病人權利法》在澳大利亞北部正式生效這部法律規定對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經本人申請可以由醫生采取措施加速其死亡。

人類進入20世紀之后，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們對高生活品質追求的同時，對死之品質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對安樂死的態度也產生了很大的改變，更多的是對安樂死的認可與贊同所以安樂死的大力倡導實質上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2.安樂死在國外的現狀

目前國外還只有荷蘭與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安樂死法。我們研究國外的現狀可以從中看出安樂死立法的困難所在，從而為以后的安樂死立法開拓一條比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這給一直處于低潮的安樂死運動注入了一支強心針，極大地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受此影響，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于1995年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在歷史的車輪前進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蘇黎士政府通過了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這一決定實際上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開亮了綠燈。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蘭一院（即上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這標志著荷蘭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昭示著安樂死運動在一國已徹底取得了勝利。[8]繼荷蘭之后比利時也取得了勝利，2001年10月比利時參議院批準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幫助患絕癥的病人實施安樂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正式公布了該法案，根據立法程序法案在3個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歌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3]

二、安樂死合法化在中國

(一）我國安樂死合法化的現狀

安樂死在國內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安樂死，即使司法機關能夠對有關當事人網開一面，也難以擺脫違法性的糾纏；即使面臨違法風險，安樂死也必然會客觀地存在并引發人們的討論。目前在我國還沒有對安樂死立法，我國現行刑法對“安樂死”行為一般按殺人罪處理。

1986年，在陜西漢中發生了我國第一起安樂死案，此案轟動了全國，由此引發了一起涉及醫學界、倫理界、新聞界及公眾的關于安樂死的大討論；1988年7月，我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在上海舉行；1995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著名醫學專家胡亞美、嚴仁英兩位代表提交了安樂死議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2003年12月21日，廣東省政協委員在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應對無可救治的晚期癌癥患者實行“安樂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在會議該提案時指出，立法實行“安樂死”有違《憲法》。

[4]

（二）我國法學界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態度

在我國法學屆對于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有不同的觀點.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觀點相互對立。

1.肯定安樂死的觀點

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同時，明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既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家屬和親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生命屬于個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權利，人人有權去選擇“體面的舒適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終。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其對患者和家人都是一種煎熬。而且對實施安樂死的人引以刑罰處罰起不到預防犯罪的作用，國際上肯定安樂死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國應順應國際刑法的發展趨勢。

2、否定安樂死合法化的觀點

對安樂死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安樂死違背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醫療工作的基本方針。從科學發展角度看，“絕癥”是相對的，允許安樂死不利于醫學科學的發展，而且可能使醫護人員不盡職責，安樂死可能造成病人身份地位不同，而對生命不一視同仁，安樂死導致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失去生活的勇氣，這種消極悲觀的人生態度不宜提倡，持這種態度的人認為，安樂死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三）中國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

根據統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達1000萬人，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極度痛苦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死亡者中，有相當多的人曾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無法律依據而被拒絕，當然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選擇安樂死而結束生命的，參與者一般是親人和可信賴的醫生。上述情況表明，社會現實生活已對安樂死提出了要求，人們需要安樂死。

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對313名不同人群的調查顯示：93.6%的人贊成實施安樂死，其中醫務人員贊成者為98.4%，法學界人士贊成者為90%，一般者為90.1%。另據《文匯報》一文章稱：“在上海，有90%以上的人支持安樂死，其中醫務人員對安樂死的支持率最高達98%，普通市民和司法人員中，有不少于九成的人認為有必要對安樂死進行立法。”

1、國內外安樂死的運動不斷壯大

安樂死作為一種零星的社會現象古已有之，但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被提出和研究，卻是在進入現代社會，隨著科技和社會的進步才開始的。并在以后的歲月中愈演愈烈，發展成為一項新的人權運動——安樂死運動。

從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由此引發了安樂死應否合法化的大論戰。從30年代到50年代，盡管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有人發起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但是，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并且擔心被人利用而導致“合法殺人”，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1967年美國建立了安樂死教育學會。1969年英國國會辯論安樂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舉行了“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宣稱要尊重人“尊嚴的死”的權利。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的比率分別為90%和8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可見在一些發達國家，民眾對安樂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對轉而支持。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勢在必行。

2、安樂死行為的正當性

安樂死的本質在于解除病人的痛苦，是患者在無痛苦的狀態下結束自己的生命，使死亡過程和方式趨于安樂。因此，安樂死并不違反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而是最大限度地維護了人性的尊嚴。如果人類的理性對死亡采取放任的立場，無視病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正處于不堪忍受的極度痛苦之中，則既構成對病患者本人肉體上的摧殘，又是對其本人人格及其家屬感情的漠視。這種現象對[6][5]病患者是不人道的，對社會是不經濟的。而安樂死行為科學地結束了人類一個階段上道德無用及人性無奈的狀況，由此可以認為安樂死是正當的。安樂死的正當性符合現代醫學所倡導的救死扶傷及救死不能情境下的人道主義關懷與救撫，符合倫理學所推崇的人性為本、人格至尊，符合法學原則中所力行的保護主體自由、幸福和需求權利的原則。

3、安樂死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

在我國刑法學界，認為安樂死行為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應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我認為兩者雖然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質上二者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兩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并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因為被實施安樂死的人生命短期內已確定將要終結，實施安樂死只是優化死亡狀態，使死亡安樂化。

其次，兩者的主觀方面不同。故意殺人是惡意追求或放任死亡結果的發生，而實施安樂死是為了解除臨終患者不可忍受的痛苦，尊重患者的自主權是完全出于對患者的利益的考慮。

最后，兩者的客觀方面不同。故意殺人罪在客觀方面的特征，是行為人必須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在表面上雖然是剝奪他人生命權的行為，但這是行為人在瀕危患者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提出要求的一種被動選擇的結果，是瀕臨死亡者自愿承諾放棄自己的生命。所以該行為不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犯罪行為。

三 我國建立安樂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議

關于安樂死的合法化已經是國內外的大趨勢，安樂死在法制上的合法化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水平相對落后，人口素質普遍不高，老齡化加劇，如果安樂死立即合法化，恐怕會導致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它的利用這一制度制造合法的殺人行為而被誤用。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能被人利用，但是我們既不能消極等待，無所作為，也不能急躁冒進，魯莽從事[ 7]。我國的安樂死立法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的精神，循序漸進，從嚴把握。既要滿足人們對安樂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樂死的濫用。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廣

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對安樂死進行全國性立法，條件還不成熟。建議國家可在某個省、市，局部性地制定有關規范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研究，積累經驗。這種形式好處很多。通過個別試點、以點帶面，使較大范圍內的更多的人深入地了解、認識安樂死，接受安樂死。并且既為要求安樂死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又避開全面施行所面臨的困難。目前，在我國的一些大中城市制定地方性法規是可行的。實施安樂死要求社會全員較高的文明程度，具備一定的醫學發展水平和醫療條件，這些條件在我國的一些城市已基本具備。.待時機成熟時再制定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安樂死法律。這樣做的好處是循序漸進，避免因條件不合而導致安樂死的濫用。

（二）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程序與法律責任

1、安樂死的實施條件（1）安樂死的適用對象

安樂死的適用對象要嚴格限制，對于可以使用安樂死的患者應是瀕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因為安樂死在形式上畢竟是一種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如果不對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作出明確的限制，則有可能導致安樂死的濫用.所以安樂死客觀上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第一、瀕臨死亡。只有現代醫學認為無可救藥，現代醫療技術無法治愈的進入不可逆的死亡過程中的人，才能適用安樂死。第二、存在巨大的肉體痛苦。沒有痛苦的瀕臨死亡者亦不能適用安樂死。（2）安樂死的實施主體

安樂死是結束他人生命的行為，所以主體一定要嚴格限制防止他人濫用。所以安樂死只能由達到一定級別的醫院中的有一定資格的醫護人員在對患者進行了嚴格的鑒定、審批程序后方可實施。非經法定程序執行的應視為違法行為，要受到法律處罰。

（3）安樂死的適用條件

安樂死的實施必須在病人的親筆書面授權下才能實施。既不能是口頭授權，更不能在家屬或監護人的要求下授權實施。否則，將極易導致安樂死的濫用發生侵權現象。并且必須是醫生對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實行的措施均已采用過，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時，為達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實施。

2、安樂死的法定程序（1）申請程序

安樂死的申請作為安樂死的法定啟動程序，是必經的程序。不經當事病人的申請而擅行安樂死，無疑會被認定殺人。因此必須在具有相當級別的醫療單位的 確診意見和必要的醫療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安樂死。患者神智清楚時應由其本人提出書面申請；如果患者已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則可由其近親屬提出，申請須無不良企圖且由全體近親屬一致同意。同意意見應以書面作出并經公證方為有效申請；其他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為其提出申請。

（2）審查程序

對申請的審查應設立專業審查與司法審查兩道程序，從而保證審查的科學與公正。專業審查應由具有專業知識并達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數以上的人員組織進行，對所患不治之癥進行復診，盡可能防止誤診發生。經確認無誤后，在規定期限內將意見告知患者或全體的親屬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詢問，如果仍堅持的，則在規定時間內將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審查。司法審查至少應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機關承擔。由法醫和專職審查人員共同進行，由法醫提出鑒定意見，由審查人員共同決定是否批準。批準決定須由審查小組成員一致通過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內將決定內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親屬代表。

（3）實施程序

在安樂死申請得到審定、批準之后，必須嚴格地按司法機關批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操作執行。操作必須秘密進行不向社會公開。操作人員必須是專職的醫護人員，并有近親屬代表在場見證。操作完畢后，所有參加人員都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加蓋醫院和司法機關的公章。所有材料應送交司法機關歸檔，其他人員不得擅自保存。

3、安樂死的法律責任（1）擅自實行的刑事責任

出于善良動機，醫護人員或近親屬未經申請或審批程序對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的，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但可酌情從寬處罰；出于卑劣動機，近親屬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動提出申請并獲準的，則對其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應從重處罰。

（2）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的刑事責任

在醫生提供正確信息或在醫生提供虛假信息而未加審查的情況下，審定機構如作出錯誤決定，或不能及時作決定從而延長了申請人的痛苦時間，或審查人員未認真履行責任，以致造成重大醫療事故，嚴重損害醫療機構與司法機關聲譽的，該機構及其責任人員應受處罰；違反安樂死的法定適用方法，以殘酷方式實施的，應對操作人員給予行政處分，情節惡劣的可以玩忽職守罪論處；在實施安樂死過程中，律師、公證人員、審定機構派出的代表等未對實施安樂死的各項工作如實的證明，疏于職守、馬虎從事而導致實施有誤，或雖未發生錯誤但有關證明材料未經規定作出的也應受一定的處罰。

總而言之，生命權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也是法律保護的最起碼的權利。任

[8]何人未經法律允許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否則將會受到法律的嚴懲。我國的安樂死立法一定要本著積極穩妥的精神，循序漸進，從嚴把握。既要滿足人們對安樂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樂死的濫用。

五、結束語

生存是人們需要的，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就決定你要生存下去，有生存的權利。但死亡是我們面臨人生結束的最后一個階段，作為獨立的生命個體，我們應該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既然面臨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的死亡方式呢？人的價值體現在對社會的貢獻上，而這種價值也同時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那些絕癥患者，整日飽受病痛的折磨，在呻吟中失去了尊嚴，怎樣保證他的生命質量。

社會應為了保障人權將中國的死刑—安樂死趨向國際化，體現法治人性化。我國一般認為實施安樂死的法律來完善對生命權保護的法律體加大對生命的保護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地現實意義。

“寧愿尊嚴的死去，也不愿意喪失尊嚴的痛苦活著”這是一些人生前遺囑表明的態度，在病人確實無法醫治又面臨極端痛苦的情況下，尊重病人的這一意愿，我認為是人道精神的體現，所以，安樂死在我國應該得到法律的認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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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樂死”一詞衍生以來，伴隨它的爭議也不斷激烈化。安樂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該不該立法，也是眾多人口中爭議的焦點所在。本文從安樂死的定義、我國的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及合理性等幾個大方面進行了論述。概括闡述了安樂死的定義、在國家的發展情況及國際個別國家對安樂死的立法，并針對我國各方面情況對我國的“安樂死”立法作了幾點的分析，主要從我國安樂死觀念的出現、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安樂死研究的貢獻、立法的必要、我國國情、立法條件等方面較具體的闡述了幾方面個人的觀點。

關鍵詞：安樂死 立法的爭議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的法律定義

安樂死一詞原自希臘文，是由美好和死亡兩個詞所組成。其原意是指舒適、幸福或無痛苦地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樂死”的學理定義

“安樂死”的廣義與狹義，積極與消極之分。廣義理解的安樂死，包括一切因為身心原因致死，讓其死亡及自殺。狹義理解的安樂死則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癥而又極端痛苦的人，即對死亡已經開始的病人，不對他們采取人工干預的辦法來延長痛苦的死亡過程，或為了制止劇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積極的措施認為的加速其死亡的過程。積極安樂死，也稱主動安樂死，是指醫生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極安樂死，也稱被動安樂死，是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當然，在各個領域，對安樂死的定義也許不盡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無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安樂死是指在不可救藥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對此的釋意是從憐憫出發，把身患絕癥和極端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做法。《中國百科全書，法學》定義為：對于現在醫學無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

（二）、“安樂死”立法定義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樂死”的定義必須嚴謹，細致，有名卻的依據與規定，不能莫冷兩可、模糊不清。

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三）、立法中“安樂死”定義必須嚴格要求

“安樂死”不能濫施，只能對有必要的人來實施。立法中的“客觀存安樂死”定義更應嚴格規范，從根本上說，立法中的“安樂死”定義必須先符合以下幾點要求：

（1）、被施以“安樂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且在垂危狀態下，面臨死亡，精神和軀體都極端痛苦。（2）、“安樂死”必須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觀意愿。在病人已無意識的情況下，可由其家庭成員（配偶、子女其他直系親屬）同意。

（3）、“安樂死”必須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安樂死必須符合以上幾點要求才能真正的稱之為“安樂死”其主要 目的是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樂死”概念絕不能泛 化，不能濫用，否則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危險而令人畏懼的詞語。

二、關于我國“安樂死”的概況

（一）、我國“安樂死”觀念的萌生

在我國，“安樂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而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從安樂死的研究、宣傳、立法、實施的全局來看，還有一些基本認識、基本觀點需要進一步解決，而這些也造成了眾多不同意見的產生了多方面的爭議。

（二）、我國“安樂死”觀點的發展與現狀

“安樂死”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自流傳至中國以來，便在中國大地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響。

我國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組都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要求我國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天津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兒科專家胡亞美教授都是安樂死議案的提案人，他們不僅在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進行著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時也要實施安樂死。原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生前也很贊成安樂死。而除了在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進行呼吁外，有些人士還在民間為安樂死奔走，準備成立純民間的“自愿安樂死協會”。

目前，我國贊成安樂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識階層人士。上海社會學界曾以問卷形式對200位老年人進行了安樂死意愿調查、贊成者占72.56%；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

三、關于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國關于“安樂死”的爭議

馬克斯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盛名權力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不僅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觀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鄙人和結果。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筆者也認為，從法理上講，公民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憲法》的這一規定說的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并沒有限制公民“安樂死”的自由。而且，對公民的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后，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癥患者應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2、是否違反刑法“安樂死”不等于“故意殺人”

雖然從刑法上來說“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種種條件，但是從本質上看還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兩者出發和目的不同。“安樂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為出發點；而“故意殺人”卻是以報復奪取金錢等為出發點。

第二，實施者不同。“安樂死”是由合法合格的醫護人員操作完成；而“故意殺人”沒有特定的人群為實施者。第三，運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樂死”一般使用藥物，采取無痛苦方式終結生命，而“故意殺人”則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強制性剝奪其生命。

第四，性質不同。“安樂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殺人”是惡意的。

第五，主動方不同。“安樂死”是被實施人主動提出，是由被實施人的主觀意志支配，而“故意殺人”完全由實施者個人主觀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將“安樂死”列為“故意殺人罪”。

（二）、“安樂死”在我國有立法的必要

實際上，安樂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說的那樣，是“超前立法”。安樂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滯后”。因為“安樂死”這種社會關系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調整時，立法者行動緩慢以至于使其所進行的立法調整未能及時適應這種社會關系的需要，甚至這種社會關系出現較長時間后才對其加以立法調整的立法方式——滯后立法。

“安樂死”在我國的確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盡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法律的發展及完善，才能使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因此，我國應正確對待國情，正確處理輿論，在大局穩定的基礎上，盡快實行對這安樂死的立法。

三）、我國“安樂死”立法必須符合國情

一個社會能夠切實新生保障每個人“安樂死”的權利，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當生命垂危這面對及其低劣的生存環境時，他們應當有權選擇體面而又尊嚴地死去，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地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確規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選擇安樂死和授權他人對其實施字樂死的行為的權利。這是“安樂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內容。荷蘭、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安樂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條件主要有：（1）、經確診，病人患有目前醫學證明確實是不治之癥；（2）、在病人的年齡要求上，荷蘭明明確要求并必須是成人，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病人必須年滿18周歲；（3）、在病人表達意愿的形式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要求病人必須神志清醒有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國加州法案要求采用書面形式，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簽字；（4）、在由誰來實施安樂死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規定原則上應有醫師去做，若不能由醫生去做必須有足以說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要求由醫生實施，且有許多其他限制條件；（5）、在選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方式問題上，荷蘭的規定是要慎重地確定安樂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要求實施方法在倫理上應該是適當的；（6）、在實施安樂死的必要性問題上，荷蘭明確強調了病人除安樂死外別無選擇；（7）、在實施安樂死的目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強調了它的唯一目的是減輕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權者是否接受授權的問題上，澳大利亞北部的去法案明確規定要有醫生簽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實施安樂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間隔期限的問題上，美國加州法案明確規定要在出于臨終狀態14天侯執行，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規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獲得醫生同意后，分別要有7天以上的“冷卻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較了世界一些國家對安樂死的限制條件，而我國雖然要盡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國安樂死立法。絕不能照抄搬荷蘭、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而應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設定更加嚴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國國情的限制條件。第一，“安樂死”要由明確的定義。

第二，安樂死要有特定的原則。實施安樂死應符合無危害，無痛苦、不違背本人意志的原則。具體為：（1）、現代醫學科學技術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癥；（2）、病人的劇烈痛苦無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樂死的真誠意愿；（4）在不違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醫務人員提供的再無痛苦狀態下加快結束或不再延長死亡過程的醫療性服務；（5）、執行安樂死的方法在倫理學上被認為是正當的；（6）、它時在特定情況下病人利益的最高體現。

第三、要明確安樂死的對象。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種認為實施對象：（1）、肉體和精神處于極端痙之中的絕癥患者；（2）、靠人工維持生命長期昏迷不醒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3）、有嚴重失陷的新生兒。

第四，安樂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樂死形式既包括被動安樂死，也包括主動安樂死。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盡可能表達“安樂”本質，體現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未能的醫務人員。

第五，安樂死的實施程序。基本應遵循以下程序：（1）、請求程序。請求必須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況下，出自本人的真誠意愿。對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狀態，不能表達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親屬請求，但需要得到有關部門和醫療單位的同意方為有效申請。（2）、審查程序。設立有醫學專家、法醫、醫學倫理專家等共同組成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其任務是對安勻死的申請進行嚴格的醫學和司法審查，防止誤診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樂死申請的到批準后，必須由病人所在醫院兩名以上的醫務人員按批準的時間、地點等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實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實施安樂死，應尊重人的選擇、不得強迫實施安樂死。第六、法律責任。（1）、對不符合安樂死條件的病人實施安樂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由確切證據證明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時在病人的真誠請求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但未經有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仍屬違法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3）、未經病人同意，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對由行為能力的人擅自實行安樂死得，也構成故意殺人罪，應按刑法有關規定承擔刑事責任。

四、“安樂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存在著的積極意義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發展著的我國，“安樂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詞了，許多人都聲稱到無法醫治又承擔巨大痛苦，選擇安樂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樂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睞，目前它終究還未被中國法律允許實施。2003年8月，被稱為“中國?安樂死?之子”的王明成頹然離開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債務，和人們對于安樂死話題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樂死存在的意義？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第一，安樂死并沒有對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脅；第二，安樂死的確幫助了很多生存無望的人結果了無謂得痛苦；第三，它樂死也在促進著人們對生死價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過安樂死，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對人們來說雖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無意義、無價值的事情。

作為安樂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實行兩種做法：一個是盡量減輕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寬嗎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則；再一個是放棄治療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夠在更自然的環境中盡量多享受一點做人的樂趣。但無論哪一樣都無法從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亂下，慎重的提出“安樂死”對其個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國，一般家庭都無法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更何況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絕癥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負擔，對家人更是心理及身體的雙重負擔。而適時，適當的安樂死，對病人個人來說即結束了無休無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進壓力，更解除對家中親人有種種愧疚；對病人家庭來說，也不必再承擔巨大的身體與精神核壓力，可以更從容的生活下去。雖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問題，家人是必定有心理準備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考慮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結束痛苦，家人心理也會早日獲得輕松的。

綜上所述，安樂死的存在的確有著積極的意義，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合其立法內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同時，對“安樂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嚴格、細致的規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學的“安樂死”實話制度，完全可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而立法者也應當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基礎上，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經驗，盡快針對我國的安樂死例歸納總結，防止監用，將重病患者的“安樂死”權利落到實處。

第四篇：論安樂死法律性質的界定定稿

論安樂死法律性質的界定

[摘要]“安樂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癥而瀕臨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識的要求下，為了減輕或免除其死亡前難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囑托下，由醫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無痛苦地死亡的行為。文章分析了“安樂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提出了“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所以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目前急需“安樂死”的立法，但“安樂死”立法有其難點及復雜性，對“安樂死”立法應從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濫用。

[關鍵詞]安樂死 故意殺人罪 立法

“生老病死”是生物界里的一種自然規律，人類也不例外。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可以采取多種有效的醫學措施來防“老”和“病”，同時對涉及有關“生”與“死”的權力方面的爭論也越來越多。

一、“安樂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所謂“安樂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癥而瀕臨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識的要求下，為了減輕或免除其死亡前難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囑托下，由醫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無痛苦地死亡的行為。

“安樂死”的主要特征：

（1）“安樂死”的對象是患有不治之癥并瀕臨死亡的病人，這種不治之癥是經過現代醫學所確定的；

（2）病人因患不治之癥而極端痛苦，且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3）“安樂死”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死亡方式，它是由病人自己選擇的并由人工控制的；

（4）“安樂死”的宗旨和目的在于減輕或免除病人死亡前的極端痛苦；

（5）“安樂死”行為的實施者是醫生，而不是其他人員。“安樂死”根據醫生實施的措施的不同，可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兩種。積極“安樂死”又可稱為主動“安樂死”，是指通過注射藥物或其他積極主動的措施而使治愈無望的瀕死病人安然死去的方式；消極“安樂死”又可稱為被動“安樂死”，是指通過停止對治愈無望的瀕死病人的治療，不使其生命通過人工努力而延長，使其安然死去的方式。

二、“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對于“安樂死”，我國沒有專門的立法，刑法典及其他刑事法規中也不曾出現有關“安樂死”的條款，加之我國刑法學界對“安樂死”的理論研究起步也較晚，因此對“安樂死”行為的法律性質到底如何，長期以來一直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理論探討。近年來，隨著我國“安樂死”理論研究的興起，學者們對早期刑法教科書及部分專著中對“安樂死”行為的定性進行了反思。目前，認可消極“安樂死”的合理存在認為其實實施者不構成犯罪，已基本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是對積極“安樂死”行為的定性仍存在著分歧和不同的認識。相當數量的人認為實施積極“安樂死”行為觸犯了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構成故意殺人罪。對此，我本人有不同觀點，我認為，實施“安樂死”行為，不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理由如下：

1、“安樂死”行為缺乏犯罪的本質特征――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我們都知道，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即：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其中，社會危害性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實質性的特征，任何一種行為構成犯罪，都必須以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條件。而“安樂死”行為恰恰缺少這一前提條件，并且在客觀上有利于社會。

（1）“安樂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

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固然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但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免除或減輕患者的痛苦，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安樂死”的對象是身患不治之癥、瀕臨死亡且痛苦難忍的病人，在根據現代醫學水平只是早晚而已的情況下，人為地延長病人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其痛苦。醫生在瀕死病人殷切明了地囑托下對其實施“安樂死”，使其無痛苦地、安樂平靜地死去，比讓病魔肆虐、慢慢地折磨吞噬病人的生命，更符合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況且，此時是否對病人施以“安樂死”，已不再是生與死的抉擇，而只是死亡的方式不同而已。尊重病人對自己死亡方式的選擇權利，同樣也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

（2）“安樂死”減輕了死者家庭的沉重負擔，符合死者親屬的利益。

身患不治之癥的瀕死病人，長期臥床治療，不僅使其本人痛苦不堪，而且使家庭成員及親屬背上了沉重的不堪忍受的精神和經濟包袱。家庭成員及親屬對病人固然有照料服侍的義務和責任，但長期地為一個無意義的形式上的生命而消耗有意義的生命，其結果是得不償

失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病人的囑托，對其實施以“安樂死”，就可以使他的家庭成員和親屬從經濟、心理和感情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全身心地開始新的生活、學習和工作。而且，當病人親屬明白患者的死亡是不可逆轉的，而視其處于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處境時，心里也是極其痛苦的，他們從感情上也更愿意讓自己的親人安樂而無痛楚地死去。因此，“安樂死”符合死者親屬的利益。

（3）“安樂死”客觀上有利于社會和國家。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人口眾多，不論是國家、集體還是個人都不富裕，醫務人員、醫療設備等同人口數量相比，則更是有限。看病難、住院難一直是國家和社會難以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地堅持維持無意義的生命，勢必會給國家、集體及個人造成越來越沉重的負擔，而且有可能出現無望治愈的絕癥患者占著醫院的床位、設備和醫生，而可以治愈的病人反而無法入院接受治療的不合理現象。如果對瀕死病人施以“安樂死”，不僅可以使國家、集體節約出大量的錢財，而且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無意義的工作中解脫出來，救治其他傷病患者。

（4）“安樂死”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隨著社會的進步、文明與發達，人們在重視“優生”的同時，也開始關注“優死”。“安樂死”在我國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據有關資料介紹，我國有些地方曾就“安樂死”問題進行民意調查，接受調查者中有近九成的人贊成“安樂死”。由此可以看出，“安樂死”現已逐漸為我國廣大群眾所接受，“安樂死”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愿望。

總之，“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我國刑法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而且還有利于社會。

2、“安樂死”行為與我國刑法上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不符。（1）從犯罪客體方面看：

生命權利是每一個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故意殺人罪所侵害的客體就是“他人的生命權利”。人的生命權利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是要受到我國法律保護的。但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關系不一定就是犯罪客體，只有當這種為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時，它才成為某種犯罪的客體。那么，在實施“安樂死”行為的過程中瀕臨死亡的絕癥患者的生命權利是否受到侵害呢？從表面上看，病人的死亡好像是“安樂死”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其實不然。如前所述，“安樂死”不是死亡原因，而是由病人本人所選擇的死亡方式，選擇這種死亡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減輕或免除其臨終前的難以忍受的痛苦，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病人自身所患有的不治之癥，而不是“安樂死”行為。

所謂生命權利是指公民對自己的生命所享有的權利。我認為，生命權利包括公民對生命的自決權和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權兩方面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分析，根據不治之癥患者本人的囑托而對其實施“安樂死”，不僅不是對病人生命權利的侵害，相反是對其生命權利的充分尊重和保護。因此，“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故意殺人罪客體。

（2）從客觀方面看：

故意殺人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而“安樂死”行為則不是對他人生命的剝奪。從醫學角度分析，“安樂死”行為實際上是在病人的囑托下，為減輕或免除其在死亡過程中所難以忍受的痛苦而實施的正常的醫療行為，不論是注射藥物等積極措施，還是不給或中止治療的消極措施，都是正常醫療行為的一

部分。實施“安樂死”與否，對不治之癥患者的生命都沒有實質性意義，所不同的只是死亡過程的長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由此可見，“安樂死”行為與剝奪他人生命的殺人行為有著本質的不同。

（3）從主觀方面看：

我國刑法所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在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具有殺人的故意，而“安樂死”行為的實施者在主觀上是出于對病人的同情和憐憫，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病人的要求，免除或減輕病人在死亡過程中的極端痛苦，而不具有殺人的故意。更何況，故意作為刑法中罪過的一種，其存在是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客觀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人主觀上也就無犯罪故意而言。而“安樂死”行為，如前所述，是不具有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本質特征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我國刑法要求的構成故意殺人罪所必須具備的犯罪構成要件。

3、認定“安樂死”為故意殺人罪的負面影響。

預防犯罪，是我國刑罰的目的之一。如果將在主觀上無惡意，客觀上無危害，只是出于對痛苦難忍的不治之癥患者的同情和憐憫而對其施以“安樂死”的醫生視為罪犯并處以刑罰，不僅使醫生本人內心受到傷害，而且還會導致其他醫務人員及一般群眾，包括死者親屬的不滿，以致無論是刑罰的特殊預防作用，還是一般預防作用都無法發揮，也就達不到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

我國的醫療行政法規早已規定了醫院可以拒絕治療某些絕癥患者，實質上是對被動“安樂死”的肯定，這是無可爭議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積極“安樂死”的認識。從現行法規來看，仍可窺見對積極“安樂死”肯定的端倪。如：關于醫院對患有癌癥病人使用麻醉藥品一再放寬的規定，根據醫藥學原理，對痛苦的病人，加大麻醉藥品的 用量，一方面可減輕其痛苦，另一方面也會加快其死亡的速度。這與一次性的用藥物結束患者生命的“安樂死”，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量的不同，并無質的差別。事實上，“安樂死”的實踐，已走到了理論的前列。世界各國至今仍沒有一部安樂死之法，但并不等于實踐中不存在“安樂死”。在我國各地不乏這樣的事例，絕癥患者在醫院不肯幫助其“安樂死”的情況下，不得不自行選擇非正常死亡的方法來達到其“安樂死”的愿望。

總之，“安樂死”行為既無社會危害性，也不具備我國刑法所要求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因而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當然也不構成其他任何一種犯罪。認為“安樂死”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既無法律依據，也有悖于刑法原理。

三、目前進行“安樂死”立法的難點與復雜性

通過冷靜的思索、理發的考察，我們不能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我國進行“安樂死”立法還任重而道遠。這是因為我們還面臨著強大的阻力。概而言之，這種復雜性有：

1、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素質普遍低下、傳統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的國情，是進行“安樂死”立法的最大滯力。

我國由于歷史等諸多原因，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最新資料表明，到今年底，仍會有部分地區不能完全解決溫飽問題。一些貧困地區、生活條件很差，落后面貌沒有根本改變。這種低下生產力的背后，是2.5億的文盲與半文盲，是人們文化素質的普遍低下。曾有醫生對農民作過調查，結果表明，其中52.27認為“安樂死”是不道德的，而這些人中間，文盲與小學文化程序者占很大比重。這種現實，將會使“安樂死”法長期難產。

同時，“安樂死”既然是現代文明之產物，它就必然會與傳統觀

念相沖突。這種沖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在醫生與病人之關系上，傳統的倫理強調“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其二，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傳統思想強調“親親”與“尊尊”。子女若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則會被視為“不孝子孫、大逆不道”；其三，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傳統觀念認為，對患絕癥者，社會的首要責任是使之盡可能多地久留于人世。

同時須注意到，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落實，國內信奉宗教者不斷增多。而在許多教義中，生命是神圣的。例如佛教約束不出家的居士的“五戒”中，便有一條是不殺生。因而信徒們都相信，生命的過程處在神的安排中，加速之是違背神的旨意的。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又使我們不能不傾聽他們的心聲。事實上，在西方抗議“安樂死”的反對聲中，態度最強硬者便首推宗教界人士。

2、整體上說，我國的醫療技術還比較低，醫務人員的思想素質有待提高，這影響著人們對醫生診斷的信任度，對“安樂死”立法也是不利的。

實施“安樂死”，首先須對病人病情有正確的診斷。而正確的診斷，需要高超的醫療技術和現代化的醫療檢測手段。目前，世界各國的醫院，即使一流的大醫院，也難免因上述兩個條件不全而發生誤診。

從立法學角度言，法的先進性不能僅以其賦予公民多少權利或規定了多么現代化的指標來衡量，還須以之對現實生活的可行性為標準。目前，我國一則由于經濟落后的緣故，許多醫院，特別是地方醫院，醫療設備還很陳舊落后；另則，醫務人員的業務水平與社會的期望普遍還存在一段差距，再加上近年來又面臨著醫生醫德出現滑坡的現象，這都使人們對診斷不治之癥和宣布死期臨近的結論之準確度不能不心存疑問。實踐中，我們可看到一個現象，即實施“安樂死”一

旦出了事，諸如引起糾紛，最初表示贊成者大都轉而認為醫生要負法律責任。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之一便是對醫院的醫療水平和醫生道德水準缺乏信任。

3、對“安樂死”法的內容，有缺乏科學的認識與把握，也是進行“安樂死”立法所要克服之一大難點。

進行立法，必須解決該立些什么，也即對其所要保障維護或禁止懲罰的對象須有科學的認識與把握。否則立出來的法就不能科學、完備。

應看到，“安樂死”傳入中國還只有很短的時間，對于大多數中國人，“安樂死”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因而還缺乏足夠的實踐經驗。另外，就對“安樂死”問題的理論研究而言，迄今我們尚無一本有分量專著，也沒有專門研究刊物，更沒有成立專門的學術團體。整體上，學術界對“安樂死”還處于傳播階段而缺乏理論上的縱深研究。

例如，對“安樂死”的適用對象，有人從提高人口素質考察，認為也應包括嚴重畸形或嚴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有人卻認為只能是那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患者。作為法律，應作何規定？對諸如此類的問題，目前都難以做出科學的解答，因而給立法帶來困難。這一則有賴實踐之發展，使矛盾暴露更清晰；一則也要求作深入的調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明確、適應的規范。

四、對“安樂死”應從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濫用

1、疏于管理，濫施“安樂死”的社會危害后果嚴重。“安樂死”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表現，在一定條件限制下正確實施“安樂死”，不僅對病人本身，而且對其家屬和國家、社會都有極大的益處。但是，“安樂死”畢竟是與人的生命有著密切聯系，并且涉及倫理道德、醫學、法學及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重大社會問題，在 具體實施中，任何偏差的出現，都有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后果。盡管目前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安樂死”已有發生，但在立法上卻仍屬空白。立法上的空白，一方面使“安樂死”這一有益于人類行為的合法地位得不到法律的確認，使其無法發揮更大的應有的效益，為傷病患者和社會服務，同時，又給別有用心，企圖鉆法律空子，而打著所謂“安樂死”的旗號追求個人私利的人，在客觀上造成可乘之機，更何況，目前我國學術界人士對“安樂死”的內涵、外延在認識上尚存在分歧，廣大醫務工作者普通公民對到底何為真正的“安樂死”，理解也不盡一致，現實中的“安樂死”極易出現混亂和偏差。

2、合法的“安樂死”，應符合一定特定的條件。

根據人身生命權不可隨意處臵的特性，以及“安樂死”牽涉到撫養、繼承等一系列問題，避免借“安樂死”謀財害命等違法犯罪現象發生。我認為，在法律上肯定“安樂死”的同時，必須在程序上嚴加規定。作為合法的“安樂死”，應符合下列要求：

（1）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安樂死”主體必須是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任何身體健康或有病，但要治療者，不能要求“安樂死”。

（2）“安樂死”主體的病痛激烈，難以忍受，或已成為失去生存價值的“植物人”。

（3）要求“安樂死”的目的，是專為減輕病人的痛苦。非出于此目的，不屬于“安樂死”。如：出于占有住房、遺產等目的，而要求病人“安樂死”的，屬于殺人行為。

（4）病人神志清楚，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需要有本人的委托或同意。病人處于昏迷狀態，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則要最近親屬的共同同意，其順序可分為：a、配偶、父母、成年子女；b、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c、其他親屬；d、沒有上述人員的，由病人

所在單位同意。上述順序人同意后，向醫療行政部門提出申請，經其審查批準，方可為之。

（5）“安樂死”的方法應符合道德要求，并由醫生來執行。對于實施“安樂死”的醫生條件，醫療行政機關要嚴格審查，并備檔上報市以上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

（6）嚴格監督措施，從“安樂死”的申請到執行，檢察機關要派出法醫或懂此專業知識的其他工作人員參加，以保證“安樂死”的合法性。

3、加強“安樂死”的立法。

用法律對“安樂死”予以規范和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關于“安樂死”的立法，我認為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安樂死”的對象；（2）“安樂死”的方法；（3）實施“安樂死”的主體；（4）實施“安樂死”的程序；

（5）違反法律規定，實施“安樂死”行為的主體應承擔的刑事責任。

明確的法律規定和嚴格的條件限制，是正確實施“安樂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

在“安樂死”問題上，現實生活已向法律發出了呼喚。既然“安樂死”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對國家、集體和個人都有益處，為使“安樂死”更好地為患者、社會和國家服務，立法者應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合理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內容、司法案例，并結合我中華民族傳統、人民群眾的理念和具體國情，盡早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民生意愿的科學體

系，使其更好地為法律服務，為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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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書平，《刑事卷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評析》，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3]、陳禮國，《為“安樂死”立法》，《中國青年報》，2002年5月10日。

[4]、張田勘，《對安樂死立法難的思考》，山東醫科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1月。

第五篇：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

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

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史中，人類對死亡的觀念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著。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展到積極主動地規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樂死”這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展而出現的。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從它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這場爭議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已進入了我國并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本文以此為宗旨，對安樂死的實質、安樂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內容進行論述，以期促進安樂死在我國早日立法。

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其原意為“沒有痛苦的死亡”。而安樂死的現代含義則是指“對于現代醫學條件下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瀕死病人，醫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而采取適當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生命的行為”。

根據這一概念，筆者認為，安樂死問題實際上是接受死亡法則的生命處置問題。這類行為實質上是以生命終結法則為基礎的針對生命終結方式的處置。故可以將安樂死的實質界定為“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而不能將涉及生命處置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安樂死主要針對如何選擇生命終結方式，而不是針對生命處置方式。因為生命處置方式包括的兩層意思：一者為挽救生命，一者為終結生命。而安樂死不是在生命處置方式這一層面上去選擇是挽救還是終結生命。它僅僅是在已無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選擇采用何種最佳方式去終結生命。因此安樂死的實質是“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優死”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確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安樂死是一種死亡狀態，不是死亡 原因，故它不能與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這三種死亡原因并列為第四種獨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樂死的對象是當代醫學上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瀕死者；第三，安樂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狀態，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樂”，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必要性

1、國際安樂死運動的不斷壯大 安樂死作為一種零星的社會現象古已有之，但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被提出和研究，卻是在進入現代社會，隨著科技和社會的進步才開始的。并在以后的歲月中愈演愈烈，發展成為一項新的人權運動-安樂死運動。

從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由此引發了安樂死應否合法化的大論戰。從30年代到50年代，盡管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有人發起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但是，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并且擔心被人利用而導致“合法殺人”，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二戰以后，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觀念的更新，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國建立了安樂死教育學會。1969年英國國會辯論安樂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舉行了“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宣稱要尊重人“尊嚴的死”的權利。1993年2月，荷蘭通過了一項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其后兩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也通過了類似法案。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的比率分別為90%和85%.荷蘭立下患致命疾病時授權醫生實施安樂死遺囑的已有10萬人。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可見在一些發達國家，民眾對安樂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對轉而支持。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勢在必行。

2、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實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生的。就死亡過程而言，只要社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則法律就應該認真對待，尊重社會的要求。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但是，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對生命保護的不力。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實施安樂死而導致的各種弊端。但是這種“一桿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會要求，從而也不能使人們自覺遵守，而只是導致人們對其規避。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例如，我國大多數醫院公開規定拒收晚期癌癥病人，放棄對其救治，這實際就是一種不作為的安樂死方式。我國衛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另外，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醫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貴醫用器械或藥品而停止對病人積極地救治而導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屬因費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療而放任其死亡的情況也時常發生。這些現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范和監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這種因立法空白導致的社會實際操作上對生命處置的放任不利于對人們生命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樂死問題研究盡管在我國起步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醫療糾紛案件引發的。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這有利于人們真正認識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并推動安樂死立法運動在我國的發展。筆者認為，目前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這兩個問題奠定了安樂死立法的道德基礎。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首先，我國現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受罰”。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

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社會危害性是三個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故一個不具備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當然不具備犯罪的其余兩個特征。筆者認為以安樂死是“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因為如果說安樂死行為是犯罪的話，則根據在于說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權。但是筆者在前文已提出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而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是行為人依病人承諾對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調控。它不是對生命權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權的基礎上的對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優化處置。采取這種優化處置，不但可以解除絕癥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嚴，而且可以減輕社會與其家屬的物質、精神負擔。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安樂死不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對社會有益。基于此，實行安樂死的行為因不具備社會危害性，也就當然不具備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性。因此，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是犯罪。最后，根據故意殺人罪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來看，安樂死-特別是采用作為方式實施的安樂死-雖然與故意殺人罪的客觀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質上二者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混為一談。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終極意義上的死亡），行為人可以采取規勸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發生，但行為人不但沒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動促使其發生，故其行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則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因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癥的垂危病人。他們的生命在短期內已確定將終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故實施安樂死只是遵守這一法則而對病人的生命終結方式進行人工優化。因此，安樂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權；第二，二者主觀方面不同。故意殺人的行為不論其殺人的動機是為情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行為人都具備主 觀上的罪過，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實施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也不應當將其作為其他任何名義下的犯罪來處理。因此，除刑法理論上應對其正名以外，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該停止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以避免錯誤地使有關當事人承擔刑事責任。

2、安樂死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

安樂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礙在于安樂死問題的提出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原則相違背。然而，眾所周知，倫理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屬于社會上層建筑，是人們關于善與惡、是與非的觀念和行為的總和。在一定社會中人們由于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會形成不同的道德。而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人們的道德評價標準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因此，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當人們的道德觀念不斷發生變化時，評價安樂死的社會價值和道德標準也不能僵化不變。

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民眾對安樂死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對到支持的歷程。我國由于對安樂死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有人反對，認為它不符合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這是很正常的。但是，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傳統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摒棄其中不適合時代需要的陳腐觀念，吸收順應時代發展的合理因素，按現代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去重新評價安樂死問題。首先，傳統的道德觀念認為“好死不如賴活”。這種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這種觀念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嗎？不！因為現代人的道德觀念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現象，一個人不但有生的權利，也應當有死的權利。人們渴望“優生”，也需要“優死”。當一個身患絕癥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難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我們首先要做到的是為其緩解痛苦。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現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實。當一個理智的絕癥患者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以安靜方式離開人世，從而保持其人格尊嚴時，我們有什么理由去反對這樣做呢？畢竟，這種做法 比那種靠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從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和人道主義啊。其次，受傳統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因為怕被社會視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孫”。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療資源。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倫理道德嗎？顯然不！現代的道德觀念認為生與死的社會價值也是道德評價的標準之一。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將有限的資源耗費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從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夠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療的機會，這不但違背了公正原則，也不符合社會價值觀。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最后，傳統的醫德認為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對垂危病人要想方設法搶救，這樣醫生才盡到職責。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實，這真是合乎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醫生“救死扶傷”時不但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同時也要重視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盡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現階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決的絕癥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及當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傳統的醫德只講義務，而現代醫德則更注重價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嚴和權利。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現，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因此安樂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礎，也能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普通接受。

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

（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

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國現階段，應該在立法前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從而為立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宣傳的內容包括：

1、安樂死本質的宣傳

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

2、安樂死目的的宣傳

安樂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無法挽救的情況下，尊重病人的意愿，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醫學服務。

3、安樂死價值的宣傳

安樂死一方面可減輕家庭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促進醫療資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確研究安樂死是人類的一種文明追求，是人類死亡的文明化，是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由點到面逐步推廣實施

雖然安樂死急需社會為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國目前還存在著諸多影響其立法的客觀因素。首先，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醫療水平有很大差異。因此，對安樂死上關于“現代醫學上的不治之癥”的確認，需要達到一定水平，具備一定醫療條件的單位作出。其次，由于我國民族眾多，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差別較大，對安樂死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因此，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安樂死的條件還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備條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規，試點性施行，分層次過渡，從而逐步在全國推廣開來。待時機成熟時再制定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安樂死法律。這樣做的好處是循序漸進，避免因條件不合而導致安樂死的濫用，從而造成“合法化殺人”，破壞現存社會秩序的穩定。

（三）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程序與法律責任

1、安樂死的實施條件

（1）安樂死的適用對象

這是實施安樂死最關鍵之處。必須符合下面兩個方面：

一、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判斷，病人患有不治之癥，已無法挽救其生命；

二、病人在臨近死亡期間，伴隨有難以忍受的劇烈的肉體和精神痛苦。對本項條件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第一、這里適用的對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瀕死絕癥病人，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無腦兒及先天性重度癡呆兒。因為這些人沒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臨近死亡的瀕死病人，故不能對他們適用安樂死。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體和精神兩個方面。這里因為痛苦是患者個人的自我感受，與人的主觀精神有關。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肉體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樂觀向上的人會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我們也反對病人并無肉體的痛苦，只因精神苦悶而尋求輕生。因此患者提出請求的基礎須是肉體與精神都痛苦，兩者缺一不可。（2）安樂死的適用前提

基于對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則上除患者本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和單位都不能提出對瀕死患者實施安樂死。因此，作為實施主體的醫院絕對無權主動對病人采取安樂死。但是在特定條件下，當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時，病人的近親屬（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與病人的血親關系，可以提出為病人實施安樂死的委托，并將該委托推定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時，必須確信該近親屬的委托為真誠之委托，并僅僅是基于解除患者難忍痛苦之目的而無其它不良之企圖。（3）安樂死的實施主體

安樂死只能由達到一定級別的醫院中的有一定資格的醫護人員在對患者進行了嚴格的鑒定、審批程序后實施。其他人員雖基于善良動機實施仍為非法。

（4）安樂死的適用條件

必須是醫生對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實行的措施均已采用過而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時，為達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實施。

（5）安樂死的適用方法

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能達到使患者安然無痛苦離開人世的基本要求。

2、安樂死的實施程序

基于安樂死的特殊性，立法時必須對實施程序進行嚴格規定，以防止個別人鉆法律空子。筆者認為實施程序可分為三個部分：

（1）申請程序

必須在具有相當級別的醫療單位的確診意見和必要的醫療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才能提出。患者神智清楚時應由其本人提出書面申請；如果患者已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時，則可由其近親屬提出，申請須無不良企圖且由全體近親屬一致同意。同意意見應以書面作出并經公證方為有效申請；如果患者無近親屬，其他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為其提出申請。

（2）審查程序

對申請的審查應設立專業審查與司法審查兩道程序，從而保證審查的科學與公正。專業審查應由具有專業知識并達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數以上的人員組織進行，對所患不治之癥進行復診，盡可能防止誤診發生。經確認無誤后，在規定期限內將意見告知患者或全體的親屬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詢問，如果仍堅持的，則在規定時間內將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審查。司法審查至少應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機關承擔。由法醫和專職審查人員共同進行，由法醫提出鑒定意見，由審查人員共同決定是否批準。在批準前還必須再詢問一次，得到真誠的口頭表示后才能作出決定。批準決定須由審查小組成員一致通過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內將決定內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親屬代表。（3）操作程序

必須嚴格地按司法機關批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操作執行。操作必須秘密進行不向社會公開。操作人員必須是專職的醫護人員，并有近親屬代表在場見證。操作完畢后，所有參加人員都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加蓋醫院和司法機關的公章。所有材料應送交司法機關歸檔，其他人員不得擅自保存。

3、違反安樂死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1）擅自實行的刑事責任

出于善良動機，醫護人員或近親屬未經申請或審批程序對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的，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但可酌情從寬處罰；出于卑劣動機，近親屬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動提出申請并獲準的，則對其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應從重處罰。

（2）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的刑事責任

審查人員未認真履行責任，以致造成重大醫療事故，嚴重損害醫療機構與司法機關聲譽的，應對直接責任人員以玩忽職守罪論處；違反安樂死的法定適用方法，以殘酷方式實施的，應對操作人員給予行政處分，情節惡劣的可以玩忽職守罪論處。

（3）民事責任

對有上述違法犯罪行為的個人或單位，可以由受害人或其近親屬提出民事賠償請求，包括醫療費、喪葬費以及其他相關費用。

總之，我國目前有關安樂死的規范還很混亂。筆者在此撰文的宗旨在于呼吁盡快立法。這樣才能使其從目前的無序狀態走向有序，從而既有利于個人也有利于社會。李強

安樂死在中國不能實行

最近，一個叫李燕的女孩，由于患“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癥”，生活在極度痛苦之中，她請人大代表遞交《安樂死申請》議案，提議在中國家實行“安樂死”，她說：“因為這不僅僅解決了我一個人的痛苦，還有跟我一樣或是比我更痛苦更無奈的人，也就會解脫了。”她的行動，引起全國網民對安樂死話題的關注，并挑起一場在中國實行不實行安樂死的爭論。

安樂死是個老話題，近一二十年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國家爭論過無數次了，并不能進入這些國家的實際操作，因為它牽扯到人的基本生命權利，牽扯到醫學倫理學 和法學基本原則，也牽動著國民的傳統習俗和道德形象，人們不得不慎重。在中國也一樣，什么叫安樂死？怎么定義安樂死？安樂死與自殺和他殺是什么關系，法界在哪？我們說不清楚。

就安樂死的提出和本意講，應該說是有道理的。在人類醫學不發達時不存在安樂死，因為多數病治不了，不死也得死。可是現代醫學的發展，使我們有了更多的辦法讓那些本來活不了的人活下去，可其中有些人雖然活了，可很痛苦，生不如死，他們不想活受罪，牽累家人。從宗教意義上講，外國叫：早點去天堂。中國叫早死早托生。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因為人固有一死，我們沒有理由強迫他活受罪。

可我認為，在中國實行安樂死的社會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必須慎重。特別在目前中國道德滑坡如此惡劣的情況下，推行“安樂死”可以說是為禽獸開路。因為中國現在是個殘酷競爭的社會，弱勢人口正成為家庭、社會，單位、企業的遲累，如果推行“安樂死”實際就是開通一條“安樂”屠殺弱勢人口的道路，其中老弱病殘首當其沖。

比如說這“老”——中國即將進入老年化社會。人老了是負擔。中國有話講：久病床前無孝子。人老了，動不了了，癱了、傻了、癡呆了，非常麻煩，不但損耗子女的經濟，也影響他們工作，降低整個家庭的生活質量。過去，再煩也得管，這是天理。可有了安樂死后，這子女就有道了，他們可以申請安樂死，理由是不讓老人受罪。大夫說，交筆錢吧，二萬或五萬，我不能白代你下手啊？交了，行，卟——，一針下去，老人駕鶴西行了，并招手說：禽獸兒女們，真敢干那！

“弱”——就是病病蔫蔫，沒有勞動能力，是家里的負擔。父母在時，父母舍不得，誰也不敢不養，父母一走，這包袱就沒人背了，饑一頓，飽一頓，可真餓死了，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得，申請安樂死。等這弱弟病妹睡覺時，一針下去，走人！為社會除一白吃飽。

再說這“病”——這人得大病了，不死不活，是靠昂貴的透析和高價藥品活著，全家受不了了，一商量，申請安樂死。大夫說，行，這種廢物還活個什么勁！為救一家人，我包了，交錢，之后，把安樂針說成青霉素，卟！一針扎下，翻白眼了，全家說：可死了，再不死就得賣房子了。

“殘”，就是殘疾人，特別是癱、傻類殘疾，也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患病后留的后遺癥。放過去，也是一條性命，得讓人活。這下好了，可以申請安樂死。大夫一看活受罪，影響一家人，卟！一針，早死早托生去吧！記住，下輩子生全乎點啊。

由于中國人善于變通，這安樂死可能成為消除各種麻煩的通道。比如出車禍了，人沒死，全癱了傻了，植物人了，這對事故責任者不堪重負，對家人講也是負擔。不如安樂死，落筆實財合適，于是雙方達成安樂死協議，第三方的生命權利沒了。還有事故和礦難，也會這么處理——把殘疾者和半死者一律“安樂”，礦主減少了事故成本，家人落筆錢財。還有一家姐妹兄弟分遺產，可以把病在床上那個“安樂” 了，大家多分點?..安樂死在中國實施后，不是沒好處，如，可以避免中國長期陷于老年化社會，影響民族生存活力，可以剪滅大量劣質人口，實現人口的精良化，當中國用安樂死把自己13億人口中的5億老弱病殘剪滅后，剩下的就是優秀的人口，由于他們精壯優良，我們管他們叫牲口??.1，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矛盾較多，民主與法制還不健全，實施安樂死，從法律層面上講還不具備條件，容易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帶來新的矛盾，問題和傷害；

2，從我國公民的整體素質來看，還沒有達到較高的境界和層次，安樂死能夠成功實施，需要公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作為前提；

3，我國是一個封建意識遺存很重的國家，人民群眾對于安樂死的接受程度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編輯本段]安樂死在中國

安樂死的問題在中國尚未正式討論，但促使安樂死問題激化的那些先進的醫療技術，在中國已大量引進并推廣。1988年7月5日，中華醫學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法學會、上海醫科大學以及其他有關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了“安樂死”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各界代表一致認為，盡管中國在實際工作中，安樂死，特別是消極的安樂死幾乎經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糾紛，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現在還不存在為安樂死立法的條件。

積極的安樂死，在中國已經公布至少7個案例,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討論中出現的分歧意見與國外大體相同。

著名意大利詩人Piergiorgio Welby擅辯的讓處于天主教會制度嚴重反對安樂死的國家領導人同意他對自己實行安樂死，可是一直得不到同意。2006年12月21醫生拿走了維持他9年生命的呼吸器（respirator），結束了他的生命。享年60歲。Piergiorgio Welby患肌肉萎縮（muscular dystrophy）40多年。就在宣布他死后數小時，為他執行安樂死的醫生被捕。

“安樂死”猶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國人代會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 眉睫。看來安樂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實現的是大多數人的意志，安樂死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眼下尚無科學性的調查結果。而且法律付諸實踐，就有極大的強迫性，一旦安樂死立法，它就像橫在病人面前的一把雙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為剝奪病人選擇生命權利的借口，被不法不義之徒濫用。

近日，荷蘭通過一項完全允許安樂死的法案，從而成為世界上首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這意味著，今后醫生只要嚴格按照規定，對患者實施安樂死，就會免遭起訴。至此，安樂死結束了半遮半掩的狀態，可以在陽光下操作了。

但安樂死對于許多國家來說，仍是一個法律上的難題。就連一向以立法處于前沿而著稱的美國，在安樂死立法上也是保守的。1999年10月27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法律，授權藥物管制的執法人員嚴厲打擊有目的使用受聯邦政府管制的麻醉藥以助病人死亡的醫生。美國猶他州一名醫生向五名老年患者開具用于“安樂死” 的過量嗎啡，被法院以兩項謀殺罪和三項過失殺人罪判了三十年。

在法國，任何危害生命的行為都要負刑事責任。而澳大利亞的“死亡醫生”，則干脆在國際水域施行安樂死，以避開法律的制裁。

在我國，雖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實施安樂死的案例，但安樂死并未獲得合法地位。據現行刑法解釋，安樂死屬故意殺人罪。對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兩種爭論。一方認為，安樂死不能阻止行為的違法性，仍構成刑法上的殺人罪，但處罰可以從輕。另一方認為，安樂死雖然在形式上具備故意殺人罪的要件，但安樂死是在病人極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提前結束其生命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是正常行為，因而可以阻卻其違法性，不構成殺人罪。

1986年發生在陜西漢中的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曾歷經6年艱難訴訟。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實施了安樂死，后被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終獲無罪釋放。但這并不意味著安樂死的合法性，安樂死仍是違法的，只不過由于蒲連升給患者開具的冬眠靈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構成犯罪。

在民間，也許是人們對醫學預防死亡、延長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認為醫生的道德責任是救死扶傷，任何安樂死都是不道德的。有人說，我國的國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權利，而是需要保衛“生”的神圣權利。

法學界人士出言亦很謹慎。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胡云騰認為，安樂死立法和怎么實施是密切聯系的，實施安樂死影響到能否制定這個法律。目前看來，我國無論在醫療技術、醫生的職業道德各方面的條件都不 具備。

“社會的立法需求現在還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盡管社會上一些人士呼吁安樂死立法”，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陳澤憲說，“從我國的一些倫理道德觀念，以及現行的一些法律障礙來看，都不具備實施安樂死的條件。”

但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病人應有尊嚴死去的自主權，這是擁護安樂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鐵生在《安樂死》一文中說：與其讓他們（植物人）無辜地，在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無從行使自己的權利的狀態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幫他們凜然并莊嚴地結束生命。這才是對他們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說，安樂死可以節約我國有限的衛生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樂死，將繼續考驗人類的理智和良知。

淺析中國傳統文化對安樂死在中國可行性的影響

摘 要： 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國傳統生死觀，在與現實社會中安樂死在我國的實際狀況之間的激烈碰撞中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對安樂死在中國的實行造成了諸多影響。本文主要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影響安樂死在中國發展。

關鍵詞： 安樂死； 死亡觀； 傳統文化。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最早出現在19世紀，而人們真正開始認真研究它則是始于20時間70年代。自安樂死產生開始，就伴隨著無休止的爭論，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來支撐各自的觀點。這種爭論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現代安樂死的概念傳入中國而一同進入了國內。由于中國與西方國家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樂死在中國也挑戰著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死亡觀。

在中國傳統死亡觀形成過程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儒、釋、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傳統社會習俗，在注重生時的價值和意義的同時，將死亡看作恐懼與痛苦，試圖通過對生的追求來超越死亡。

1.儒家傳統思想中的生死觀。

儒家思想中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論語》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說法。儒家對于死亡應該秉持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但是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儒家特別重視生命的生的質量。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季路，曾經問過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關于生是什么的問題，孔子則有另 一番解釋：“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說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義，而生命活動的意義在于作出對他人和社會有意的事。

2.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觀。

《老子·二十五章》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認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規律，人由生到死的過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觀規律。從這一點上說，道家與儒家的生死觀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規律的結果。但是道家在對生的觀點上與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強調力求長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長生久視”，《莊子·至樂》中亦有“以無為以誠樂矣”。這些都是在說應當要盡力避免對生命造成傷害，并且要積極主動的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試圖通過長生來實現精神上對死亡的超越。

3.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觀。

佛教與基督教不同，沒有創世說，但是它也反對殺人，原因在于佛教認為人都有一強烈的本能叫自體愛，當受到或面臨傷害時就會產生恐懼與痛苦，因此不宜殺人也不可自殺。傳說佛陀（即佛）為眾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凈觀”（佛教中一種觀身不凈而去除欲念的對治方法）,其中有比丘對自身的不凈而對自己產生厭惡，就自殺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殺死自己。佛陀聽聞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來責問：“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眾生？ 而今云何不憶此法？”[ 1 ]為此，佛陀才為出家者立下了殺生戒。還有比丘因為病重痛苦難忍，欲求自殺，也被佛陀訓斥，由此看來病痛而尋求安樂死的人同樣也不會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認為生命的價值應該最優先考慮，“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屠”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從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許殺人。

4.中國傳統社會習俗下的死亡觀。

中國上千年的封建禮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倫理系統，而這種倫理系統有著嚴格的等級和人倫次序，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連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內，其中最有特點的就是血緣親情關系。

血緣關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礎上的人際關系，從原始氏族社會開始，血緣關系就是聯系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基本的紐帶，氏族社會產生與發展也是依靠這一紐帶的，可見血緣關系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倫常理上，基于血緣親情的一項重要的義務就是“孝”，晚輩對長輩要盡孝，在生死的問題上就是對長者死老病死的關懷。“養老送終”、“頤養天年”就是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對老者生死問題的詮釋。對年老甚至重病的親人采取安樂死的方式結束其生命，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習俗下是違背倫理道德的，與孝道相沖突，也容易導致其他親屬的非議和反對，從而破壞了血緣關系的穩定。相對的，家中的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也是傳統文化中“尊老愛幼”的一部分，特別是父母對子女的疼愛和期望。

每一對夫妻奮斗半生都是在為哺育和培養他們的子女而奮斗著，當子女因面臨病痛無法治愈的時候，哪怕治愈的可能性僅僅存在于他們的想象之中，也沒有哪一對夫妻會輕易放棄治療。中國人的觀念中，親人能夠活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論/文/網 LunWenNet/Com]

二、安樂死在中國的現狀。

2007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浙江地區安樂死社會意向調查研究》項目對浙江地區1423名城鎮居民做了關于安樂死認同度的問卷調查。其中對問題：對安樂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贊同對危重病人實施安樂死；病人事都有權選擇安樂死；自己是否愿意選擇安樂死這4項的調查結果顯示出多數人對安樂死的支持態度。對安樂死了解或聽說過的人數占到95.4%;贊同對危重病人安樂死的占79.1%;認為病人有權選擇安樂死結束生命的占82.2%;在對自己是否愿意選擇安樂死的問題上75.6%的人選擇了愿意。調查結果還顯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對安樂死的支持度也相對越高，二者成正比關系。[ 2 ]這一系列數據都反映出當前社會，人們對安樂死的實施，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認識和心理準備。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發展，人們受教育度也不斷提高，思想觀念也不在不斷變化，對一些與傳統觀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在這樣一種條件下，中國人在關注如何“優生”的同時，也開始探究如何“優死”的問題。

三、傳統觀念與現實狀況的碰撞。

根據調查統計的結果顯示，早在20世紀90年代，全國各地，如上海、河南、陜西等便已經有了悄悄實施主動安樂死的例子，[ 3 ]但是更多的情況是患者或親屬對安樂死的強烈意愿得不到實現。其原因除了法律上沒有專門對安樂死立法以外，還有的原因在于傳統觀念中親屬的血緣倫理與醫生的職業道德都不允許安樂死的實行。

1.親情紐帶對安樂死的阻礙。

近年來，我國人民的思想觀念在不斷改變，對于安樂死的態度也表現出較高的理解與支持。但是，在具體到自己或者親人時，情感的因素往往遠大于理智因素。人們都不愿意受到病痛的傷害和折磨，都希望能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因此對安樂死的實行都明白其目的和作用。在實施的過程中的另一大阻礙便是害怕受到其他親屬、朋友和社會的議論，在這樣的顧慮下安樂死也無法順利的實行。

另一方面，從歷史上看，過去在醫學上被判定為不治之癥的一些疾病，如：肺結核，天花等，經過醫學家的努力，現在都已經可以治愈，甚至讓人類免疫。因此，當前醫學水平還無法治愈的某些疾病，并不能絕對地稱為“不治之癥”。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沒有人能確定那些被暫定為不治之癥的疾病哪天就能被治療。因此，當人們對處于病痛中的親人實施安樂死之后，這中病又能被治愈了，那時被安樂死者的親屬將面臨巨大的自我譴責。因此，在可能面對的巨大壓力面前，任何一個人都是很難作出安樂 死這樣一個選擇的。

2.傳統醫學理念的阻礙。

在一項對該有誰來執行安樂死的調查中顯示，大約77.6%人認為該有專業人員來執行，[ 4 ]而現實是大多數醫生都不愿意參與到這個過程中，這與西方一些國家，如荷蘭，多達81%的全科醫生均參與過執行安樂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5 ]傳統觀念中認為醫生的職業操守要求其要盡力挽救生命，而不是殺死生命。事實上，現代醫學理念中，醫者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在于減輕病人的痛苦。醫生有責任與家屬一同努力減輕或最終解除處于不治之癥的折磨中的患者的痛苦。

同時，在維持危重病人的生命的過程中，會消耗大量的醫療資源，這是對有限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也產生了少數富裕家庭奢侈醫療現象的出現。古代名醫扁鵲就提出過“六不治”的觀念，其中就有提到出病人的病癥已經不能救治了所以“不治”，就是在提倡節約醫療資源，將有限的資源的利用率發揮到最大。

3.安樂死實施的法律障礙。

安樂死實施的法律后果也是阻礙安樂死實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我國《刑法》的解釋，實施安樂死仍然屬于故意殺人，按故意殺人罪論處，只是因其目的和情節可以從輕處罰。而從醫學的角度來說，安樂死是以使病人通過死亡來擺脫病痛折磨為目的的醫療行為，因此可以避免其違法性。要避免安樂死的違法性就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安樂死行為，但是安樂死立法還需要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北京松堂關懷醫院院長李偉認為：安樂死是一個高尚的行為，它的合法化必須是在一個整體公民素質都良好的社會里，當整個民族對生命與死亡的理解和認識都達到一個層次，安樂死才能在一個安全、真實的情況下進行，而他認為現在的中國還不具備這樣條件。[ 6 ]

四、結語。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許多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安樂死的實行在中國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有走。死亡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既然它不可避免，那么人也就應該有權利要求更加尊嚴的死去。

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不會因為人為的干預而改變。安樂死作為解除病人痛苦的一種手段其本身并沒有錯。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對人的死亡有正確的認識，能夠坦然的接受死亡。我們應當積極尋求安樂死合法化，讓安樂死能正確的，安全的服務于所有有需要的人。[論*文*網]

參考文獻：

[ 1 ] 何信鈺，鄭名杰等。安樂死與宗教[ EB /PL ].http: / / crs.nccu.edu.tw /RMS/PR / fil es/Euthansia1.doc.[ 2 ] 何農，傅衛東。浙江地區城鎮居民安樂死認同度調查與分析[ J ].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09年9月。

[ 3 ] 石大璞，喻琳。從典型案例及民意調查看安樂死在中國之現狀[ J ].中國醫學倫理學。1995年第6期。

[ 4 ] 同[ 2 ].[ 5 ] 楊素梅，李秋香。不同人群對安樂死的認同態度調查分析[ J ].中國醫學倫理學。2001年第3期。

[ 6 ] 孫道萃。安樂死———一種來自文化的解讀[ EB /OL ].http: / / arti2cle.chinalawinfo.com /Article_Detail.asp? Article ID = 40410.[ 7 ] 張銘一譯注。論語全集[M ].海潮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 8 ] 饒尚寬譯注。老子。中華書局[M ].2006年9月第1版。

[ 9 ] 孫通海澤注。莊子。中華書局[M ].2007年3月第1版。

[ 10 ] 劉自覺。解析死亡———走入神秘幽暗的世界[M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淺析中國傳統文化對安樂死在中國可行性的影響

作者：市場部 [ 2010-8-22 20:5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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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國傳統生死觀，在與現實社會中安樂死在我國的實際狀況之間的激烈碰撞中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對安樂死在中國的實行造成了諸多影響。本文主要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影響安樂死在中國發展。

關鍵詞： 安樂死； 死亡觀； 傳統文化。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最早出現在19世紀，而人們真正開始認真研究它則是始于20時間70年代。自安樂死產生開始，就伴隨著無休止的爭論，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來支撐各自的觀點。這種爭論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現代安樂死的概念傳入中國而一同進入了國內。由于中國與西方國家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樂死在中國也挑戰著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死亡觀。

在中國傳統死亡觀形成過程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儒、釋、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傳統社會習俗，在注重生時的價值和意義的同時，將死亡看作恐懼與痛苦，試圖通過對生的追求來超越死亡。

1.儒家傳統思想中的生死觀。

儒家思想中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論語》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說法。儒家對于死亡應該秉持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但是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儒家特別重視生命的生的質量。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季路，曾經問過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關于生是什么的問題，孔子則有另一番解釋：“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說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義，而生命活動的意義在于作出對他人和社會有意的事。

2.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觀。

《老子·二十五章》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認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規律，人由生到死的過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觀規律。從這一點上說，道家與儒家的生死觀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規律的結果。但是道家在對生的觀點上與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強調力求長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長生久視”，《莊子·至樂》中亦有“以無為以誠樂矣”。這些都是在說應當要盡力避免對生命造成傷害，并且要積極主動的尋求延年益壽的方法，試圖通過長生來實現精神上對死亡的超越。

3.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觀。

佛教與基督教不同，沒有創世說，但是它也反對殺人，原因在于佛教認為人都有一強烈的本能叫自體愛，當受到或面臨傷害時就會產生恐懼與痛苦，因此不宜殺人也不可自殺。傳說佛陀（即佛）為眾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凈觀”（佛教中一種觀身不凈而去除欲念的對治方法）,其中有比丘對自身的不凈而對自己產生厭惡，就自殺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殺死自己。佛陀聽聞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來責問：“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眾生？ 而今云何不憶此法？”[ 1 ]為此，佛陀才為出家者立下了殺生戒。還有比丘因為病重痛苦難忍，欲求自殺，也被佛陀訓斥，由此看來病痛而尋求安樂死的人同樣也不會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認為生命的價值應該最優先考慮，“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屠”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從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許殺人。

4.中國傳統社會習俗下的死亡觀。

中國上千年的封建禮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倫理系統，而這種倫理系統有著嚴格的等級和人倫次序，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連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內，其中最有特點的就是血緣親情關系。

血緣關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礎上的人際關系，從原始氏族社會開始，血緣關系就是聯系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基本的紐帶，氏族社會產生與發展也是依靠這一紐帶的，可見血緣關系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倫常理上，基于血緣親情的一項重要的義務就是“孝”，晚輩對長輩要盡孝，在生死的問題上就是對長者死老病死的關懷。“養老送終”、“頤養天年”就是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對老者生死問題的詮釋。對年老甚至重病的親人采取安樂死的方式結束其生命，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習俗下是違背倫理道德的，與孝道相沖突，也容易導致其他親屬的非議和反對，從而破壞了血緣關系的穩定。相對的，家中的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也是傳統文化中“尊老愛幼”的一部分，特別是父母對子女的疼愛和期望。

每一對夫妻奮斗半生都是在為哺育和培養他們的子女而奮斗著，當子女因面臨病痛無法治愈的時候，哪怕治愈的可能性僅僅存在于他們的想象之中，也沒有哪一對夫妻會輕易放棄治療。中國人的觀念中，親人能夠活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二、安樂死在中國的現狀。

2007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浙江地區安樂死社會意向調查研究》項目對浙江地區1423名城鎮居民做了關于安樂死認同度的問卷調查。其中對問題：對安樂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贊同對危重病人實施安樂死；病人事都有權選擇安樂死；自己是否愿意選擇安樂死這4項的調查結果顯示出多數人對安樂死的支持態度。對安樂死了解或聽說過的人數占到95.4%;贊同對危重病人安樂死的占79.1%;認為病人有權選擇安樂死結束生命的占82.2%;在對自己是否愿意選擇安樂死的問題上75.6%的人選擇了愿意。調查結果還顯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對安樂死的支持度也相對越高，二者成正比關系。[ 2 ]這一系列數據都反映出當前社會，人們對安樂死的實施，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認識和心理準備。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發展，人們受教育度也不斷提高，思想觀念也不在不斷變化，對一些與傳統觀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問題也有自己的思考。在這樣一種條件下，中國人在關注如何“優生”的同時，也開始探究如何“優死”的問題。

三、傳統觀念與現實狀況的碰撞。

關于安樂死與臨終關懷的倫理思考

[摘要]以病人為中心，是醫院為患者服務的宗旨。對于癌癥晚期，各種急慢性疾病末期，治療不再生效，生命即將結束的病人,為盡可能地減輕臨終病人生理, 上、心理上、社會上和生命倫理上的各種痛楚,一般可選擇安樂死和臨終關懷,但安樂死面臨法律障礙，所以發展陷入倫理困境的臨終關懷事業是一個較優的選擇。同時這更符合我國的國情和社會道德要求，彰顯了人道主義的真諦，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關鍵詞] 安樂死;臨終關懷；倫理困境。前言: 伴隨著死亡的認識，安樂死也隨即產生。目前安樂死在國內還沒有能夠得到統一的認識，也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然而，死亡的存在和實踐，每天都發生。如何對待死亡問題，抑或說對待臨死的人、幫助臨死的人，就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臨終關懷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提出。21世紀是知識經濟蓬勃發展，人類健康素質迅速提高的新時代，是醫學科學發展的新紀元。由于醫療救護技術的日臻完善，許多生命被挽回了，人的壽命得以延長，現代人不但要求高質量

生活，而且高質量的死也逐漸受重視，這就是所謂的臨終關懷?由于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影響，臨終關懷在我國沒能很好的開展，這需要引起更多人的關注。1 有關安樂死

1．1從醫學倫理學的角度思考

安樂死是對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屬自愿委托的前提下，經法律上認可，用醫學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過程。由此，患者并非選擇是否死亡而是在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于是，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現實而又屬于原則性的問題：患者是否只有一死才能結束病痛的折磨；家屬要承受精神和經濟上的沉重負擔是否必須并且應該；醫護人員救死扶傷的責任與減輕患者痛苦的職責有無沖突；安樂死的倫理評價與立法等。1．2從患者的角度思考

患者在極度病痛的折磨下所做的選擇未必明智。生命是神圣的更是寶貴的，安樂死有可能會錯過有效救治的機會，我們看到過很多病例，一些預測將死的人最后不一定很快就死去。安樂死會使患者失去三種挽救生命的可能性: 患者自我恢復機體功能的可能性 ；繼續治療而恢復的可能性；因發現某種新技術、新療法使該病得到治療的可能性。1.3從家屬的角度思考

由于長期陪護病人，精神、體力和經濟上都要承擔巨大的消耗，有人甚至提出，勉強使用人工方法維持個別病人的生命不利于社會有限的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這種觀點違反了“人權高于物權”的基本原則, 與文明社會的精神不符，還會加重社會的復雜化，將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另外，也給不愿意贍養老人的子女打開方便之門，極易出現遺棄、傷害老人的現象。

1.4從醫護人員的角度思考

如果認為不可救治就放棄治療，將阻礙醫學科學的進步和醫學科學的發展。而且這同時有違醫務人員的天職。

1.5從國家的法律角度思考

能否實施安樂死涉及到醫學、倫理學、社會學和法學多個領域，是項關系到一個國家公共政策的重大問題。當前我國還沒有具備安樂死的合法性條件。2 有關臨終關懷 2.1臨終關懷的涵義

臨終關懷系譯自英文“Hospice care”。內地與港臺的譯各異，香港譯文“善終服務”，臺灣譯文“安寧照顧”，譯文雖同，但內涵一致，均指為臨終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全面的照護包括醫療、護理、心理、精神等各個方面，以使臨終病人的生受到尊重，癥狀得到控制，生命質量得到提高，病人家屬的心健康得到維護。

臨終關懷不是以治病為中心而是以患者為中心。不是以戰勝死亡為目的，它只是試圖幫助絕癥患者在死亡之前盡可能活得有意義、有尊嚴，死得安詳、舒適，并且無痛苦地在充滿人間真情的氣氛中離開人世。實際上，任何一種疾病發展到了晚期都會有不可再治愈的時候，先進的醫療技術或許可以延長患者的生命，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延長了患者的痛苦。因此，臨終關懷由“治愈患者”轉向了“安慰和關心”患者。2.2臨終關懷的倫理困境:現狀與反思

臨終關懷機構是 1967年英國的西希里博士在倫敦創建的。1971美國耶魯大學護理學院主任弗洛倫·斯 ·斯沃爾特創建了美國第一所臨終關懷病院。1988年7月天津醫學院成立了中國第一所臨終研究中心。1990年 3月臺北馬偕醫院建立了中國第一棟臨終關懷安寧病房。1992年第一個獨立的善終服務病院一白普理寧養院在香港沙田落成。2001年在李嘉誠基金會的資助下，先后在全國建立了 20家具有大陸特色的寧養院。雖然我國取得了一定的進步 但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相差很遠。在發達國家，已有 70％～80％的老人享受到了臨終關懷。而目前在中國，99％的老人沒有享受到類似的社會關懷。

臨終關懷在我國的發展近20年，從我國的臨終關懷實踐來看，源于臨終關懷屬于舶來品，與我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觀念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了橫向沖突，引致了臨終關懷的倫理困境。我國的社會轉型時期，倫理環境的缺失，沖突更為明顯。

(一)傳統文化對臨終關懷理念的禁錮。1．傳統生死觀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長期歷史沉淀，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也是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對死亡始終是采取否定、蒙蔽的負面態度。甚至不可在言語中對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懼的象征。這些關于生死智慧的思想，側重點往往都是關注生。而對死的問題似乎是諱莫如深，只字不提。對死亡產生恐懼，沒有能夠直面接受死亡。中國人重視生的生死觀，致使了中國人對死亡的真實意義缺少理解和認識，對死亡的存在缺乏足夠的理性。臨終關懷是一種生命最后階段所提供的特殊服務，與患者及其家屬討論死亡的本質,如何面對死亡等問題。我們的觀念上沒有辦法接受死亡的觀念，就無從探討死亡。因此，臨終關懷陷入了一個觀念和思想的困境當中。2．傳統“孝道”倫理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中，把父母臨終時子女是否親自在身邊服侍送終作為人們評價子女是否孝敬的一個標準。“父母在，不遠游”，子女要在父母身邊，行孝道，是中國人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印記。在此遮蔽下，人們通常不太關心老年人自身的感受，也即是老年人的作為孝順與否的真正評價權卻不太為人關注。中國的傳統的孝道，忽視了瀕死者的自身的需求，或者說道德訴求。對于瀕死者是否有什么未了的愿望，或者對提高死亡的質量沒有進行關注。臨終關懷其實就是要從瀕死者出發來圍繞提高死亡質量的一種護理方式。這種方式在孝道下，往往被 忽視。

(二)社會轉型導致倫理環境缺失，給臨終關懷帶來倫理困境。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新的倫理道德規范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傳統的倫理道德正受到沖擊，造成了現代的倫理道德失范，出現了傳統倫理道德與現代倫理道德沖突。從宏觀上說, 我國新的倫理道德環境還沒有生成。由此可以推演到微觀上，在醫療保健系統中，還沒有形成一個大的積極的倫理環境。沒有形成倫理環境，臨終關懷本質上就需要倫理支撐，現在沒有倫理支撐，就無從實施臨終關懷。特別是對臨終關懷的倫理原則、道德規范以及道德選擇、道德行為問題，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解決，給臨終關懷帶來了發展障礙。

(三)知情權與病情保密的沖突，致使臨終關懷陷入了兩難境地。醫護人員在I臨終者和臨終者家屬之間就存在一種兩難的道德選擇。在對待病人上，要建立一種誠信的道德品格，使臨終者能夠積極地投入到對臨終前的治療和方案的設計等；對待臨終者的家屬問題上，同樣也要建立一種誠信的道德品格，使臨終者家屬也能積極地投入到臨終關懷的活動來。為此，實踐中的臨終關懷，對于實施關懷著來說，由于知情權和病情保密的主體差異，造成道德選擇的困境。

(四)不同社會規范的沖突。法律和道德作為當下社會最主要的社會規范，隨著社會發展，法律和道德相互融合、互相影響，法律作為最低限度的道德，已經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另外，安樂死作為一種臨終關懷的方式，在法律上沒有找到依據，卻不能實施這樣的行為。而除安樂死以外的臨終關懷,更符合人道主義原則,更符合社會道德要求, 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2.3臨終關懷的倫理重構：理念與路徑

臨終關懷是人道主義在醫學中的升華，體現了生命神圣、生命質量、生命價值的統一，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作為一項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善舉，必將展現更美好的發展前景。面對臨終關懷陷入倫理困境，如何走出臨終關懷的倫理困境，就需要深入思考。我們認為，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實現。(一)積極進行現代生死觀教育，推進臨終關懷新理念的生成。(二)建立新的家庭倫理觀念，使瀕死者積極地參與臨終關懷，提高瀕死者的生命品質。(三)改善 倫理環境，營造良好臨終關懷氛圍，推動臨終關懷的發展。(四)構建一種普迄性的臨終關懷倫理，避免道德和法律的沖突。

安樂死與臨終關懷二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相互區別。二者的聯系表現在它們的服務對象相同，面臨的都是必死無疑的重癥病人。廣義上安樂死可以理解為一種臨終關懷,安樂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涉及到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律等諸多方面，在我國尚未立法的前提下，應更傾向于用臨終關懷去照顧瀕臨死亡的患者，使他們的生命質量得到提高，安詳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面對臨終關懷陷入的倫理困境，應通過建構一種臨終關懷的普適性倫理來尋求出路，這種普適性倫理以“善終”為價值，以臨終者與家庭、社會關系的和諧為取向，以提高臨終者的死亡品質，彰顯臨終者的尊嚴為特征，來發展我國的臨終關懷事業，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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