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文：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的分析與思考

遏制刑訊逼供的制度機制問題

——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的分析與思考

[內容提要]近來媒體曝光、披露的多起冤案揭示，冤案何以不斷重演，其“頭號元兇”當屬刑訊逼供。刑訊逼供容易引發冤假錯案，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防范刑訊逼供，新刑事訴訟法已經在制度機制方面做出了許多改進和完善，包括確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等。但是，為了進一步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必須在偵查權力的控制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兩個方面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落實、兌現現有的防范刑訊逼供的制度機制，防止其異化、虛置，而且應當進一步建立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權利制度。

[關鍵詞] 遏制刑訊逼供；冤案；新刑事訴訟法；制度機制；權利保障

一、從幾起典型的冤案說起：冤案何以不斷重演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我國相繼曝光、披露的多起冤錯案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隨著張高平、張輝叔侄“強奸殺人”冤案，李懷亮“強奸殺人”冤案，福建福清陳科云、吳昌龍等人“爆炸”冤案，浙江蕭山的“陳建陽等五人搶劫殺人冤案”等冤假錯案的陸續披露，刑事錯案、刑訊逼供、冤案糾錯平反機制等問題再次引起社會各界的震驚的熱議，更成為輿論焦點。

——[張高平、張輝叔侄“強奸殺人”冤案]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再審程序對“5.19強奸殺人案”進行不公開審理，以該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男性dna混合物經鑒定排除“兩張”而“兇手另有其人”為主要依據，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此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審判決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從而對該案被告人張高平、張輝叔侄倆作出了宣告無罪的再審刑事判決。但是，此時距離張氏叔侄入獄已經近10年。這起案子錯得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其實是離譜得不能再離譜——“一樁沒有物證和人證的奸殺案。”[1]冤案的釀成，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不重證據、卻重口供以至于出現原本可以排除張氏叔侄作案的關鍵證據dna鑒定（該dna經鑒定與倆嫌疑人無關，卻與另一名勾姓男子的dna相吻合）卻視而不見，而張氏叔侄倆的口供原本就是靠刑訊逼供取得的——在這種只有口供、沒有任何物證和人證的案件中卻被“神探”看作是“無懈可擊”的鐵案。事后，浙江高院有關人士認為該冤案的造成有五個方面需要反思，其中包括“偵查人員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辦案效率就會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壓力下，有的辦案人員就會有意無意地靠一些刑訊逼供的辦法來突破口供。甚至對已經發現的有利于被告人、可能證明其無罪的證據，也不愿隨案移送。”[2] ——[李懷亮“奸殺幼女”冤案] 今年4月25日，曾兩度對殺人嫌犯李懷。

對被告人進行了10天11夜的刑訊，刑訊的手段極為殘忍，包括不讓睡覺、毒打、嗆水、蹲馬步等，結果導致佘祥林只得違心供認殺人。”[8]他還發現，“20起冤案中，沒有一起是司法系統主動發現原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發現新的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而主動糾正的，所有案件都是因極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糾正。具體而言，因出現真兇而糾正的有17起，占85%；因故意殺人案中被害人‘復活’而被糾正的有3起，占15%”。[9]由此，陳永生教授的研究證實了“伸冤基本靠‘真兇’和‘死人復活’”的民間說法。

相近時期內，刑事訴訟學者何家弘主持進行的關于刑事錯案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非法取證與刑事錯案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在各類證據中，被告人的虛假口供是導致刑事錯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虛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訊逼供。“在2007年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選擇‘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導致刑事錯案的一種證據的調查對象占37%；選擇‘刑訊逼供’是最可能導致被告人做出虛假供述的因素的調查對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經新聞媒體曝光的涉嫌殺人的刑事錯案中，存在‘被告人虛假口供’同時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的案件占94%。這表明，被告人虛假口供是導致刑事錯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虛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訊逼供。”[10] 因此，無論是透過具體冤案還是學者的實證研究，我們都可以看到的是，冤案之所以不斷重演，其“頭號元兇”當屬刑訊逼供。以此為出發點，為了避免、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顯然應當建立起有效遏制刑訊逼供的制度機制。這其實也是本文的研究主旨及其意義之所在。

二、為了遏制刑訊逼供，新《刑事訴訟法》在制度機制上做了些什么

毫無疑問，長期以來以刑訊逼供為代表的非法取證行為是我國刑事司法中的“毒瘤”。刑訊和變相刑訊——赤裸裸的、殘酷的“嚴刑拷打”式（典型的有毆打、捆綁等暴力手段）的刑訊逼供和隱蔽的、巧妙的“軟暴力”式（典型的有“車輪戰”、不讓睡覺、人格侮辱、恐嚇等手段）的刑訊逼供——以及誘供、騙供等非法獲取口供的現象大量存在，不僅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而且大大增了冤案的出現概率。為此，無論在立法層面還是司法層面，遏制刑訊逼供一直都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一項重點工作。不可否認的是，96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大量的司法解釋、司法改革和地方性探索試點都為防范刑訊逼供，完善證據制度和具體訴訟制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2年第二次大修我國刑事訴訟法時，在吸收學界研究成果和實務界實踐經驗、司法改革成果、已有司法解釋的良善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和完善了防范刑訊逼供的制度體系。其中，新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法律，以制度確立影響觀念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傳統，人權保障觀念的淡薄被認為是刑訊逼供產生的思想層面原因——從而有利于從思想觀念上防范刑訊逼供的發生。同時，為了防范刑訊逼供的發生，在具體訴訟制度、證據制度上作出很多進步性的規定。這說明，新刑事訴訟法為了防范刑訊逼供做了相當大的“努力”。

（一）確立“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則，有利于預防、減少刑訊逼供 新刑事訴訟法第50條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目的，是為進一步禁止以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獲取供述。從正向理解，是對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在取得有罪供述時的權力限制，即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做有罪供述時，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不得予以強迫；從反向的角度看，這一規定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被強迫”做出有罪供述的權利。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已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采納。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明文規定：“受刑事訴追的人不得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法都是將其作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予以規定，有些國家甚至規定在憲法中（例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加拿大憲法》第11條第3款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被指控犯罪的人享有“不得被強迫在指控本人犯罪的訴訟中作為證人”的權利）。我國新刑事訴訟第50條“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盡管只是作為要求偵查人員合法收集證據的“技術規則”而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但無疑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步，有利于防范刑訊逼供的發生，并且將推動刑事訴訟法走向更進一步的民主和文明。

然而，新刑訴法中的“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并不等于沉默權。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訊問或出庭受審時，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權利。而第118條的規定仍然承襲了“如實回答”的一貫做法，要求犯罪嫌疑人不僅要回答，而且要如實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并沒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實際上有意或無意架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和無罪推定原則。而“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一說法也過于空泛，訊問者本人不可能承認自己的問題與案情無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然沒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從這一點上講，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在認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同時頑固不化地不承認沉默權，并且自相矛盾地規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如實回答”義務，可謂是新刑事訴訟法的一塊很大的“木桶短板”，明顯體現了修法的“不徹底性”，也是“技術性修補”這種司法改良指導思想下各方妥協的產物。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源頭上減少了刑訊逼供的發生機會

新刑訴法第54到58條吸收了近年來司法改革的成果，將兩高三部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主要成果吸納進去，以法律的形式較為完整地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排除程序和法律后果。具體主要包括：一是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對非法言詞證據的絕對排除，即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相對排除，即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在一定條件下，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二是明確規定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訴訟階段。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三是比較詳細具體地規定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包括啟動程序、法庭審查并進行法庭調查、控方舉證和證明方法、法庭經過審查的處理程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對于偵查人員采用刑訊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等證據，因為違反了程序規定，如果不能有足夠合理的解釋，該證據就不能進入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不能成為定案證據，這樣也就在源頭上減少了刑訊逼供的發生。不過，“威懾非法取證的關鍵性要素就在于排除證據的可能性有多大，無法定罪的成本對警察而言有多大。”[11]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抑制偵查人員采用刑訊逼供等手段非法取證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

要注意到的是，新刑訴法第54條規定的“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相比于原刑訴法第43條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相應范圍有所縮小。原刑訴法規定中以“威脅、引誘、欺騙”方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一經查實就必須排除，不能作為定案根據；而新刑訴法刪除該內容之后，通過“引誘、欺騙”方法獲得證據便不一定是非法證據，可能不會排除在外。這可能是基于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的偵查技巧與“威脅、引誘、欺騙”難以區分，而且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也幾乎沒有因“引誘、欺騙”而將獲得的證據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的緣故。

（三）及時送所、所內訊問與訊問全程錄音錄像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權的控制，減少了刑訊逼供的空間

為了加強對偵查權的制約，有效遏制刑訊逼供，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訊問制度進行了一系列制度性的規范，以保障訊問程序的正當性。

1．訊問時間、地點、方式的改進，即及時送所和所內訊問制度，減少了刑訊逼供的空間。新刑訴法第83、89條規定“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后24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后24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這些規定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及時送入看守所，并通知其家人，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至于“失蹤”，避免其中間環節，減少刑訊逼供的空間。第11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

第二篇：淺談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思考

淺談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思考

[論文摘要]為了解決當前司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壓力大，影響司法效率的問題，新刑訴法專門針對簡易程序作出了幾處修改，這一舉措，有效地兼顧了公平與效率，提高司法效率，優化了司法資源的配置，具有重要意義。文章試從新刑訴法的修改要點分析，辯證地看待修改前后給公訴實務帶來的挑戰，積極探究應對措施。

[論文關鍵詞]簡易程序 公正和效率 出庭 影響 對策

現代刑事訴訟愈來愈注重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和程序正當，因此其程序設置和制度構建也愈來愈緊密細致，隨之而來的則是程序運行所需的司法資源愈來愈多，司法成本愈來愈高，為了更好地兼顧公正與效率，優化司法資源的配置，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對于簡易程序的設置做了比較大的改動，這也對檢察機關，特別是基層檢察院的公訴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筆者試從修改前后的區別分析對公訴工作帶來的影響，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對策，供大家商榷。

一、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修改分析

（一）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一）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

（二）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三）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的適用范圍要大很多，即：“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

（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

（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

從前后兩條比較，可見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已經擴大到基層法院管轄的所有案件，當然還要符合其他條件。簡易程序的擴大適用，能夠使占案件總量絕大多數的簡單刑事案件得到快速及時審理，必將大大提高司法效率，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從而使司法機關可以將更多精力，更多資源投入到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辦理上，實現刑事訴訟工作的良性發展。

（二）賦予被告人簡易程序的選擇權

根據1996年《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的啟動時基于檢察院的建議和法院的決定，這是“國家本位”訴訟價值觀的體現，被告人沒有程序的選擇權，如果其不想使用簡易程序，只能通過當庭翻供或者做無罪辯護的方式來對抗，而隨之產生的加重刑罰的可能使得被告人不敢做這樣的嘗試。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將“被告人對使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明確為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之一，同時要求庭審中審判人員要“確認被告人是否同意使用簡易程序審理”。這是“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中的體現。

（三）強化了對簡易程序適用的規范

首先，限制簡易程序適用的情形，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審判公正，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規定了不適用簡易程序的情形：“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

（四）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其次，確定了相應的救濟或者糾錯程序，對應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應當按照本章第一節或者第二節的規定重新審理。”

（四）明確了公訴人應當出庭制度

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基于這一規定，基層人民檢察院的公訴部門在日常的工作中，將簡易程序不出庭當做常態，而出庭則成為特例。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這無疑會大大增加基層人民檢察院公訴部門的工作量，但筆者認為這一規定一方面有利于加強訴訟監督，形成控辯裁三方訴訟職能的典型審判程度樣態，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最大限度保障人權的一種努力。

通過對修改前后《刑事訴訟法》關于簡易程序規定的分析，不難發現，此次刑事訴訟法關于簡易程序的修改，體現了立法者統籌處理公正與效率的初衷。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是為了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迫求司法效率；賦予被告人簡易程序選擇權，強化簡易程序適用的規范，明確公訴人出庭制度體現了追求司法公正的決心。

二、簡易程序規定的修改給公訴工作帶來的影響

《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規定公訴人對簡易程序案件全部出庭，改變過去法院對簡易程序案件審理缺乏監督的現狀，這無疑加強了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提高了自身地位和權威性。但與此同時公訴人出庭帶給檢察機關理念變遷和對工作內容的重新定義，更是對公訴人職業素質和精力的巨大挑戰，只有正視困難和壓力，從實踐中積極尋找對策，才能從容應對挑戰，更好地履行職責。

（一）辦案觀念產生較大影響

首先，要求公訴人樹立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檢察機關都必須出席法庭的觀念和全程庭審監督的觀念。其次，對公訴人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對案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的實體判斷；對量刑建議能力的要求；對程序駕馭能力以及抗訴能力的要求。最后，簡易程序出庭可能造成工作量的增加，對公訴工作的人力、物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正確把握司法操作中微觀問題

在執行簡易程序時需要梳理程序簡化的具體內容，特別要關注哪些程序是不能被簡化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簡易程序是被告人的最后陳述不能簡化，新刑訴法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對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的確認程序的規定，即認罪的真實性確認程序不能簡化并且關于量刑的程序也不應省略。除此之外的其他程序，原則上都可以簡化，包括宣讀起訴書、證據調查程序等。

（三）在量刑階段增強了控辯雙方的對抗

簡易程序出庭帶給基層檢察院的工作量的增加是有限的，而集中起訴所要求適用法律和量刑標準的把握卻對其提出挑戰，由于適用簡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庭審階段控辯雙方的激烈對抗在案件事實方面會有所減弱，而爭議的焦點將集中體現在法律適用和量刑方面。

三、建立公訴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工作機制的幾點想法

簡易程序的設置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機制運轉。該程序實施中某一個環節都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公訴部門應積極應對目前的新形勢，及時采取對策，努力開辟公訴工作的新格局。

（一）充分發揮優勢，探索高效模式

一是簡化審理模式。公訴部門可以結合實際情況，與法院、公安機關做好協調和銜接，構建協作機制，采用相對集中移送起訴、提訊、提起公訴、出庭的方式辦理。二是簡化程序。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可依法簡化提訊犯罪嫌疑人筆錄、簡化案件審查報告的制作、簡化制作出庭預案。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在保證被告人依法享有各項訴訟權利的同時，只宣讀起訴書認定的犯罪事實、起訴罪名及適用法律條款部分；舉證、示證時只說明證據名稱和證明的主要內容等。這不僅有利于保障公訴工作案多人少背景下程序公正的實現，也是追求實體公正的要求，切實提高適用簡易程序公訴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和審理的效率，更好地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三是減少出庭人員數量。針對公訴科目前案多人少的實際狀況，可通過與法院協調，簡化公訴人出庭程序，確定只派一名公訴人出席法庭，不再派書記員出庭記錄。出庭中簡化、概括舉證及質證，公訴意見和量刑意見合并發表，做到程序不減少，內容有簡化。

（二）快速審查案件，建立快辦機制

公訴部門在貫徹簡易程序實現案件分流時，應把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快速審查作為首要任務來抓。

1.成立刑事案件快速審查小組，專人專辦輔以專案專辦。為使集中審查制度真正產生實效，應把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快速審查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嘗試確定由相對固定的辦案組或者專辦人員來辦理簡易程序案件，同時加強監督管理，確保內勤在收案后及時將案件交給承辦人，在案件審結后及時將案卷移送人民法院。如可在公訴部門分設普通程序辦案組、簡易程序辦案組以及綜合組，對于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進入普通程序辦案組審查處理；對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對指控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又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進入簡易程序辦案組審查。

2.強化內部溝通。對于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檢察機關要樹立全院“一盤棋”思想，加強院內各部門的溝通。監所部門對羈押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已經判決的罪犯要逐人談心，了解他們對于適用簡易程序的決定、以及判決的結果是否服判息訴，對于他們提出的審判程序違法、提出上訴等情況要及時反饋給公訴部門；控申部門接到被害人、訴訟代理人對于適用簡易程序控告舉報或申訴的，應及時與公訴部門溝通，對案件重點審查、妥善處理，避免因簡易程序適用不當而引發的信訪風險。

3.將效率提升的關口前移，注重審前階段和庭審階段程序簡化并重，增加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被害人意見的環節，在聽取被告人意見中可以嘗試將證

據交換、非法證據排除、案件定性量刑等問題提出一并交換意見，包括對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的確認。將一系列對被告人權利確認、證據確定的工作放置在庭前階段解決，以節省庭審時間。同時注意加強同法院和公安之間的橫向交流和協作，統一常見多發性犯罪的證據證明標準，并將這些標準延伸到偵查環節，在審查起訴工作中引導公安機關逐步提高證據收集、運用的水平，以提高公訴案件質量。

（三）加強重點審查，注重量刑情節

由于簡易程序案件要求犯罪嫌疑人對于犯罪事實自愿認罪，其關注的重點，在于決定其量刑的各種法定、酌定情節。因此，對于量刑情節告知書中涉及犯罪嫌疑人到案情況、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人身損害案件的賠償事實、以及初犯偶犯等影響量刑的情節，均力求闡述詳盡，證據有效有力，為迅捷出庭打好基礎，從而實現出庭效果上的短、平、快。公訴部門應總結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關經驗，做好量刑建議、量刑辯論的相關工作，進一步落實量刑建議工作，以適應新《刑事訴訟法》對量刑方面控辯對抗有所加強的要求。

（四）強化后勤保障，擺脫辦案困境

基層檢察院應根據辦案工作的實際需要，合理確定公訴部門編制數量和檢察官職數，并注意努力保持公訴業務骨干的相對穩定。在完善機制、提高辦案效率的同時，通過內部調劑人員力量、增加編制、招錄速錄員等辦案輔助人員等措施，有效緩解案件數量增多辦案人員力量不足的矛盾。此外在硬件裝備上也要做到向公訴等主要業務部門傾斜，抓好公訴部門的裝備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積極推行網上辦案，依靠科技手段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五）注重素質培訓，提高應對能力

應通過各類學習培訓，幫助公訴干警鞏固法律知識，提升法律素養。如組織干警集中學習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發放法條讀本，開展新刑訴法學習研討會，舉辦新《刑事訴訟法》知識競賽，通過多種形式帶領干警學習并掌握新《刑事訴訟法》。同時，積極開展針對公訴人的實戰培訓，著重提高公訴人庭審交叉詢問技能，妥善處理庭審調查中證人證言、證據發生的各種變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審局面的能力。要切實增強辦案人員對案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的判斷能力，增強量刑建議能力，增強對程序駕馭能力以及抗訴能力。通過實戰夯實公訴基本功，提高公訴技能，從而不斷提高相關辦案人員業務素質和執法辦案能力，有效應對各種問題，在確保刑事案件辦案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刑事訴訟法》對于簡易程序工作機制的修改，更好地保障了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同時，積極建立高效可行的工作機制，則使司法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使訴訟程度進行適當的繁簡分流，從而進一步完善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律監督，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檢察機關的

重要任務和神圣職責；也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新刑訴法關于訴訟監督的新變化和新要求，以應對新刑訴法實施對檢察工作提出的新挑戰，推動檢察事業不斷科學發展。

第三篇：新律師法如何與刑事訴訟法銜接

新律師法如何與刑事訴訟法銜接

“會見難”、“閱卷難”和“調查取證難”是我國律師在執業活動中長期存在的三大難題，2007年10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新律師法。

針對新律師法，日前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辦了“新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銜接與互動”專題研討會，來自全國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有關人士，與來自學界的刑訴法專家陳光中、樊崇義、卞建林、顧永忠等知名學者匯集一堂就許多大家關心的問題展開了積極深入地探討。□本報記者 蔣安杰 本報實習生 賈志軍 新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 法律的位階關系

□律師法此次修改大幅度增加了律師執業權利的內容，且這些內容直接涉及到對刑事訴訟程序以及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針對這種新的法律修改模式，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法不盡相同，一種觀點認為此舉值得肯定，必將推動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進程。

□另一種觀點認為，律師法不應當對刑事訴訟的具體步驟、程序作出規定，刑事程序的內容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中加以統一規定。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認為，新律師法中關于律師閱卷權、會見權、調查取證權等問題的規定，是對刑事訴訟法的突破，值得肯定。關于兩個法律之間的關系，立法法中只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層次的區別，沒有基本法律與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說基本法律與一般法律是兩個位階。

關于新法與舊法，二者都是法律，只不過刑事訴訟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律師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

根據立法法中的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那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屬于“同一機關”？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能隨便作出解釋，需由有關機關作出立法解釋。

中國政法大學樊崇義教授認為，憲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違憲即可。憲法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那么新律師法關于律師權利的規定并不違憲，應當是有效的。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最高權力機關的職權，二者應視為同一個機關，其通過的法律應具有同樣的效力。因此，新律師法的規定優于刑事訴訟法。如果實在解釋不清楚，應當由人大常委會就二者的適用問題作出一個裁決。

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刑事訴訟法與律師法不是同一位階的法律，刑事訴訟法是上位法，律師法是下位法。

另外，兩個法律的憲政基礎也不一樣，刑事訴訟法是由近三千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決產生的，而律師法只是由一百多名常委會委員表決產生的。因此刑事訴訟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師法。

來自實務界的有關人士也表達了自己的聲音。

其中，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的有關人士認為，幾部不同的法律，在規范同一問題時，因為角度不同，用語可以不同。對于新律師法與刑訴法文字表述不一致的內容，不可簡單認為相互沖擊或抵觸。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方向也一致。任何法律，一旦生效，便具有普遍約束力，必須得到執行。

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有關人士認為，律師法是憲法維度的法律，刑訴法是一個“小憲法”，它保障基本人權，不可以說研究哪項法律就認為其比任何一個法律都高。立法統一很重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執行律師法與執行刑訴法會發生沖突。

來自公安部的有關人士認為，新律師法與刑訴法之間是有沖突的。如果新的律師法6月1日生效后，刑訴法修改沒有完成，就應該用新的律師法來執行。

也有實務界有關人士表示，無論是基本法律還是一般法律，都是法律，對全社會、全體公民、所有的機構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都應該一視同仁、同樣遵守。不要拘泥于新法優于舊法、基本法律與一般法律等的爭執，要看新律師法的價值取向。

新律師法的規定是進步的，但刑事訴訟法在修改時也不可能對律師法的規定照單全收。關于兩法的銜接，一是要處理好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系，以保障國家的法制統一權威尊嚴；二是要處理好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當前，不僅僅是保障人權需要加強，打擊犯罪也需要加強，而且打擊犯罪是人權保障的最基礎性手段。如果僅從律師權益角度出發，則不利于打擊犯罪，會使偵查乃至刑事訴訟工作更難開展。新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 律師權利的對接

□就律師法的實施問題來看，關于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等規定都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有沖突或者修改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許多實務人士認為，新律師法的規定必須由公安部門、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制定相應的解釋或者通知才能將相應的權利規定予以落實，僅有律師法的規定很難在實踐中改變目前律師的三難問題。

關于會見權

□關于會見權，實踐當中的困惑概括起來包括：其一，是否任何案件律師會見時均可以憑“三證”即可？其二，如何理解“監聽”一詞，是指不準通過監聽器進行秘密監控，還是指不允許任何聽取活動，包括公開在場旁聽和秘密監聽？其三，會見的時間是否包括第一次訊問之時？對于這些困惑，學者和實務界人士看法不一。

有實務界人士認為：

第一，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是否需要批準，兩法有沖突，如果律師過早介入，不利于保護國家利益，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應當保留現行的規定，對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過批準；

第二，會見時間的安排，新律師法的規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緊，公安機關不好安排；另一方面，新律師法的規定不明確，也不利于保障律師權益；

第三，建議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增加對于“涉黑”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需要經過批準的規定；

第四，律師法規定會見不被監聽，刑訴法規定偵查人員可以派員在場，如何處理？實踐中，個別律師違反法律和職業道德，為犯罪嫌疑人通風報信。

另外，偵查、檢控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口供。口供的地位不是偵察機關決定的，而是當前整個國家司法資源水平決定的。如果會見不被監聽，獲取口供和破案會越來越難，百姓意見會越來越大，會失去對國家司法的信任。

新律師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不被監聽，應是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設備等進行監聽，不包括偵查人員在場，這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人員可以在場并不矛盾。???

學界專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北京大學汪建成教授認為：

第一，新律師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根本沒有“公安司法機關多長時間安排”的問題，律師到了就可以直接去會見；

第二，“不被監聽”其精神在于維護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談話的秘密性，這與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也是一致的。從這個精神出發，“不被監聽”就不能解釋為“不被設備監聽而可以派員在場”。

陳光中教授也認為：

第一，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但“打擊犯罪是保障人權的基礎和支柱”中的，保障人權是指廣大人民的人權，而現在要平衡的是公權力打擊犯罪時侵犯了私權利，需要平衡；

第二，律師法規定律師憑“三證”即可會見，這是恢復了原來刑事訴訟法賦予的權利；

第三，監聽問題確實比較矛盾。既然規定了不被監聽，也應包括不得在場監聽。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是不是任何案件在會見時都不需要經批準、不得監聽？從國家大局考慮，還是可以斟酌的。

另外，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錢列陽律師指出，看守所隸屬于公安機關，6月1日后可能會出現許多看守所依據刑事訴訟法、看守所條例的規定不允許律師直接會見的情況，應當提前解決可能出現的爭議。

關于閱卷權

□關于閱卷權，可能產生的分歧有：其一，如何理解審查起訴階段律師可以閱覽“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的范圍？其二，辯方只閱覽控方證據卻不向控方公示相關證據，辯控雙方不對等的情況是否公正、如何處理？其三，在審判階段可以閱覽全部材料，是指全部案卷，還是控方移送的主要證據及其復印件？

對此，來自檢察院的有關人士認為：

首先，檢察機關在起訴階段要保障律師權益。要明確在審查階段律師閱卷的范圍和時間。閱卷范圍應該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書證、物證，以及訴訟文書和技術性證據材料，也就是說指控犯罪人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讓律師看到。

其次，時間上，應該在受理起訴之后，檢察院的辦案人員看完卷之后律師第一次閱卷。然后在提起公訴之前，律師再進行閱卷。

另外，他建議要建立閱卷律師登記制度，明確律師提前借閱的日期，建立案件訴訟制度進程通報通知制度，建立聽取律師意見入卷被查制度。這些也體現了信息對稱問題。

另外，檢察機關應該對律師閱卷提供正常的條件和設備。

學界人士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認為：

第一，律師法第34條規定，在審判階段，律師有權查閱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這里“所有材料”的具體內容需要研究，比如是否包括檢委會討論情況、審委會討論情況、合議庭合議情況等；

第二，律師法的有些規定應當增加法律后果的內容，否則落實不了；

第三，證據展示即檢察機關和辯護人雙方的證據的互相披露問題，新律師法中沒有規定。律師也應當向檢察機關披露重要的材料，比如重要辯護觀點、無罪證據、無罪的鑒定材料等。

顧永忠教授認為，律師法第34條規定，審查起訴階段律師可以查閱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和案卷材料，對于這個范圍檢察機關不會反對也不應該反對，主要理由：

一是檢察機關不應當把自己定位為控方，而應定位于準司法官、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這樣，檢察機關應當將自身掌握的證據材料提供給辯護律師查閱；

二是律師參與提出意見，有利于檢察機關行使起訴裁量權，決定起訴或者不起訴；

三是律師及早查閱案卷有利于其提出辯護意見，正確行使辯護權。有些律師是因為不掌握檢察機關的證據材料而無奈提出無罪意見。

中國政法大學王進喜教授則認為，律師法關于閱卷權的規定，有大量的技術性工作需要做，比如到底哪些東西可以查閱、哪些東西不可以看，需要認真研究。從美國的實踐來看，控辯雙方的工作性成果一般是不交換的，比如控辯雙方各自取得的證人證言、各自的工作策略如辯護策略、公訴策略等都是不交換的。

關于調查取證權

□關于調查取證權，存在這樣的疑問：辯護律師提出請求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后者不予支持或拒絕辦理的，如何規定相應的救濟程序或者相應后果？

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地位仍然沒有明確界定，也就是說辯護律師介入偵查階段是否為辯護人，在法律上仍然缺乏明確的界定。

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張青松律師認為，關于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新律師法雖然取消了“經被調查人同意”的規定，但能否落實？首先，應當保障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落實。其次，律師提出檢察院、法院調取證據的，當給律師答復和理由，對于不允許的，不能簡單答復“無必要”或不給答復。

中國人民大學陳衛東教授總結說，會議就許多問題進行了研討，有些問題存在著爭議與看法，這都是正常的，但也有些問題我們必須了解清楚。如，律師看卷擴大范圍的含義是什么？律師法當中律師保密義務如何明晰、界定？以及關于新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銜接的方法等問題。這些“未盡”的事宜也是需要我們在未來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新律師法的出臺就像一個剛剛誕生的嬰孩，需要我們所有人去關注他、愛護他，直到他茁壯長大。

第四篇：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全面分析

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解讀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指導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二是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三是堅持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司法實際，有很多亮點和創新之處，是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發展和健全完善。

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一個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刑事訴訟法總則，并在多項具體規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貫徹和體現。這是憲法有規定以來，我國部門法第一次有了人權規定。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刑事訴訟法是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法律。刑事訴訟活動是國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其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均與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等基本權利息息相關。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既要有利于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為此，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第2條，既有利于彰顯我國司法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貫徹這一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在很多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規定中都注意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例如，在完善證據制度中，明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完善強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條件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強調檢察機關在批準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嚴格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在完善辯護制度中，明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完善辯護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在完善偵查程序中，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在完善審判程序中，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規范發回重審制度;在完善執行程序中，增加社區矯正的規定;在增設的特別程序中，設置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等。

二、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這意味著在偵查階段，律師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轉為“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可在偵查階段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這實質上是把過去法律上規定的審查起訴中在檢察院階段能請辯護人，推進到在偵查階段也可請，加強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增強辯控雙方的對抗性，為律師在訴訟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并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把律師會見要經過批準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和特別重大的賄賂犯罪這3種案件上，用列舉方式明確了律師會見當事人需批準的情況，增強了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檢察機關調整和轉換偵查重點，變“由供到證”為“由證到供”，提高偵破水平。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后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

這些規定有利于解決刑事訴訟中律師所面臨的會見犯罪嫌疑人難、查閱案卷材料難、收集調取證據難“三難”問 2

題。

四、改革偵查程序，健全強制措施

（一）偵查措施等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著重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其主要內容為:根據偵查取證工作的實際需要，增加規定了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適當延長了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增加規定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完善人身檢查的程序，在查詢、凍結的范圍中增加規定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并根據偵查犯罪的實際需要，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一是規定了采取技術偵查技術的情況和嚴格適用程序，二是規定為秘密偵查的使用和注意事項。三是明確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規定。

這些規定，為司法機關準確、及時懲治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同時，注意了防止有關偵查措施的濫用。

（二）關于強制措施的修改

強制措施對于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訴法修改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條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規定。

1、關于逮捕的規定。

針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刑訴法關于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為以下情形: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為保證檢察院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防止錯誤逮捕，本次刑訴法修改增加規定了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審查的程序。

這些修改有利于執法機關準確掌握逮捕條件，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發揮逮捕措施在懲治犯罪中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錯誤逮捕，強化人民檢察院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

2、關于監視居住的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方式，并明確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3、嚴格限制不通知家屬

綜合考慮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有必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作出 3

嚴格限制。為此，新刑訴法明確規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或者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家屬。同時，縮小了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范圍，僅限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并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這些修改綜合考慮了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作出嚴格限制，是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

（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

（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

（五）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五、證據制度

（一）修正了證據的概念和證據種類

一是將刑事證據的概念由原來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二是將原來七種法定證據修改為八種以上；三是增加了“電子數據”這一新的證據形式；四是增加了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五是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

（二）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

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規定了認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滿足的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且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明標準首次出現。這個標準要求對犯罪事實的存在和犯罪行為的認定達到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從正面（肯定）的角度要做到內心確信無疑，從反面（否定）的角度要做到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把握這個標準：

1、突出強調合理的懷疑。

2、強調排除有正當理由的懷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懷疑。

3、要求確信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

4、不要求達到絕對確信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確定無疑。

這一修改,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辦理案件,防止錯案發生。

（三）增加了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對于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同時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針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行為多發生于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況，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在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規定對訊問過程實行錄音錄像的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并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都進行了明確規定,是很大的進步。從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保障。

原刑訴法因沒有明確非法收集的證據不具備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員受破案壓力或利益驅動，鋌而走險，采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錯案件，社會反映強烈，司法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新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要求處理好物證和口供的關系，可能改變完全依賴口供而忽視物證來定罪的傾向。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的情形的發生，減少冤假錯案。

（四）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于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 5

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于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現行刑訴法缺乏有效的證人保護機制，導致證人出庭率低，嚴重影響了刑事案件的調查和開展。如果大多數人為避免高風險代價而“失語”，會對訴訟中的證據制度產生沖擊，進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會秩序。新刑訴法從法律層 6

面給予證人特殊保護，打消出庭證人的種種顧慮，提高證人出庭率，能有效化解證人出庭難的問題。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完善了法律援助的規定，首先，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適用時間。現行法律規定，法律援助只發生在審判階段，只適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隨著立法允許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本次刑訴法修改同時將法律援助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明確當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規定適用法律援助的各項情形時，有權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均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辯護的義務和責任。

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健全審判程序，提高訴訟效率

（一）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一是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排除適用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二是賦予被告人是否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更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有利于庭審程序的順利進行。

三是要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這將對檢察機關的公訴工作提出新的 7

要求。

刑事訴訟法對于簡易程序的修改，有利于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于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于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這一規定有利于解決重復發回重審造成當事人羈押期限延長，侵犯當事人權利，使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這一規定有利于保護被告人行使上訴權。

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審判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完善了審判程序,使審判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這對于推進司法公正,保證案件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

（三）完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作了補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檢察院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于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保證被害人及時得到賠償,具有重要作用。

（四）對死刑復核程序作出具體規定

為體現適用死刑的慎重，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 8

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時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在復核死刑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本次刑訴法的修改，有利于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為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提供了保障。

（五）對審判監督程序進行補充完善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補充，主要涉及對申訴案件決定重審的條件，指令原審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再審案件強制措施的決定，原判決、裁定的中止執行等內容。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裁定予以糾正，有利于確保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

八、增加規定了特別程序

（一）“少年犯罪”專列程序

新刑訴法專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對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針、原則、各個訴訟環節均設計了特別程序。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應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的一面。還規定，對犯罪比較輕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進行封存，除法律規定外，除司法機關辦案外一律不可查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觀惡性小，尚未形成反社會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強，極易回歸社會，這就要求社會要為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寬松的環境和繼續發展的空間。“罪犯”的稱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過程中，時常會成為他們心中的陰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學、就業的愿望很難實現。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這對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著積極作用。

新刑訴法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設計上給予特別關注，有利于進一步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刑事訴訟的規定，為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新刑訴法增加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 9

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應當提供與犯罪事實、違法所得相關的證據材料，并列明財產的種類、數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申請沒收的財產。

這一程序的設置，有利于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并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三）對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了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為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有序，新刑訴法在此基礎上增加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

同時規定，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還在審理程序中設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濟程序。規定，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新刑訴法關于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一方面保護了被害人和社會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了精神病人的權利。

（四）規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訴法將“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的犯罪，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 10

及一些過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圍公訴案件的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于雙方自愿。這個制度入法可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被害人判決執行難的問題，有利于被害人權利的實現。

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證被害人獲得加害人給予的及時有效賠償，這個制度入法可為當事人節省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同時，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準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并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上述修改進一步明確了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執行程序，有利于規范執法，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從而嚴格這一程序的執行。同時，將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擴大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中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也體現了人道主義原則。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這一修改強化了檢察機關對于刑罰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責，有利于執行機關嚴格執法。

結語：

《刑事訴訟法》以懲罰犯罪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關系到公民基本人權如自由、榮譽、財產甚至生命等重大權益。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進一步加強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當前，在懲罰犯罪工作中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和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的增強，對維護司法公正和保護公民權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過刑事訴訟準確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對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適時修改刑 11

事訴訟法，著力保障公共安全，著力化解社會矛盾，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對于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篇：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反貪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反貪偵查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摘要：新刑訴法實施近一年來，對于更好的規范反貪案件偵查活動、保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在反貪實務中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于案件偵查帶來了一些影響和挑戰，本文結合當前新刑訴法實施后對職務犯罪偵查帶來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議。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法反貪職務犯罪偵查

刑事訴訟法素有“小憲法”之稱，是刑事司法支柱性的法律，刑訴法的修改會無可避免地對我們現在刑事司法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現有的執法理念、制度機制、執法行為都必須契合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高檢院曹建明檢察長明確指出：把學習貫徹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作為當前的一項重大任務。

新刑訴法的實施，將對檢察機關反貪工作產生重大影響。新刑訴法在諸多領域內的新規定，給反貪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使反貪工作面臨新的挑戰，迫使我們在辦理貪污賄賂案件中，必須做到案件質量更高、證據收集更細致全面,不可避免地增大了辦理反貪案件的工作量。下面結合反貪工作的實際情況，筆者就新刑訴法對反貪工作的影響及其應對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一、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對反貪偵查工作的影響

（一）新刑訴法增加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

新刑訴法第五十條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后面，增加“不得強迫

1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意味著偵查機關不能強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證據，這就要求偵查人員獨立收集證據，不能過于依賴犯罪嫌疑人的配合，對偵查人員長期依賴口供的習慣是個挑戰。

（二）關于律師提前介入的問題

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和第三十六條的規定使得反貪部門在偵查過程中要面對的對象不僅僅是犯罪嫌疑人，同時還增加了律師，律師作為法律職業從業者，非常熟悉法律知識與程序，將會給偵查活動帶來很大的阻力。律師介入偵查后，將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實的法律性質和后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產生心理波動，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穩定性；由于利益的驅使，個別素質低下的律師為了掙錢必然會出現違背職業操守，為犯罪嫌疑人提供違法幫助，使得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

此外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而舊的刑訴法則是籠統規定偵查階段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舊的刑訴法是規定“可以會見”，這就意味著有“不可以的情況”，從而造成了實踐中律師會見難的問題。而修改后的刑訴法規定了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此規定具體、明確、硬性。至此，辯護律師在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方面

便可以說是毫無障礙，增加了檢察機關反貪部門的偵查難度。在押犯罪嫌疑人請來辯護律師的目的是充分維護其自身權益的，從心理學上分析，辯護律師的到來，緩解了審訊的壓力，進而增強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氣場，增強了其對抗的意志性，助長了其僥幸心理。

（三）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問題

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明確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規定將會使我們一些偵查人員通過慣用、正當的訊問謀略方法而取得的口供被作為非法證據而予以排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時如果對訊問取證方式隨意質疑,正常的訊(詢)問行為都要求證明取證合法性,在加大辦案難度的同時也增加了辦案人員的負擔和工作量。

此外，新刑訴法還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入刑訴法對偵查部門的規范執法，取證能力、程序意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偵查部門不僅要負責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還要收集證據證實自己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所取證據的合法性，保衛偵查活動成果。

（四）關于技術偵查方面的影響

新刑訴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明確賦予了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并確定了經由技偵手段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由于我們反貪部門查處的重大貪污賄賂案

件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其往往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交際廣泛、反偵察能力較強，采用常規手段很難破案。有了這一規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證據，對檢察機關加大反貪查案力度、保證辦案質量，會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

但在現在我們的日常偵查工作中，所采用的技術偵查手段很有限，反貪部門現有的技術設備，主要是同步錄音錄像，筆記本電腦、便攜式打印機、照相機、攝像機等，主要是在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現場搜查時起到固定證據，證明偵查行為合法性的作用，對于發現案件線索，搜集證據，突破案件上作用不大。雖然新刑訴法并沒有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察執行權，但在具體實踐中，全部寄希望于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顯然不太現實，最終很可能還是經過嚴格審批后，借用公安機關或者國家安全機關的名義，實際上則由檢察機關自己執行。那么秘密錄音、秘密攝像、秘密監聽、秘密跟蹤等核心技術偵查設備的缺乏，以及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偵查人員在如何利用這些技術設備服務辦案能力上的空白，是制約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有效行使的最大短板。

二、反貪部門應對新刑訴法的建議及對策

（一）做好案件初查工作，轉變傳統偵查模式

在立案之前，要進一步提高初查的要求，在辦案前一定要做好線索的篩選、過濾和評估，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細致全面的初查，掌握大量充足且程序合法的證據材料，同時要在案件辦理之初就有對整個案件證據鏈條的全面謀劃，力爭做到在接觸犯罪嫌疑人之前將部

分關鍵性證據依法固定好，這樣在接觸犯罪嫌疑人以后，手里掌握了一定的子彈，有助于迅速擊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線。在偵查過程中，要求轉換偵查思路，變“由供到證”的落后偵查模式為“由證到供”的現代偵查模式。在偵查中要盡可能多地調取新刑訴法規定的各種類型的證據，對電子數據等新的證據形式要進一步熟悉、掌握，進而確保面對復雜局面時偵查手段的多樣性，用科技手段支撐辦案，提高證據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技偵手段，有效使用錄像、錄音、定位等技術，改變傳統證據收集模式，實現科技固定鐵證的目的，從而拓寬獲取證據的渠道。

（二）正確應對律師提前介入帶來的影響

針對律師提前介入對偵查活動產生的影響，筆者認為應當正確面對這一現實，不要怕和律師打交道，爭取在律師接觸犯罪嫌疑人之前就把主要證據砸死。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對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訊問，加大突審和取證強度，爭分奪秒的查證重要的犯罪事實，把對應的書證、物證固定好，完善筆錄和材料，集思廣益，堵好口子，并充分利用錄音錄像等手段，不給律師任何可趁之機；另一方面，加強與律師的交流和溝通，發現律師有妨礙偵查的行為時要及時給他們敲敲警鐘，對于個別干擾辦案情節嚴重，且構成犯罪的律師一定要嚴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這樣從而從心理上對律師產生一種震懾，讓律師在代理案件的過程中規范自己的行為。

（三）規范偵查行為，確保程序正當

在新刑訴法實施后，作為偵查人員要改變以往重實體輕程序的偵

查行為，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嚴格規范辦案程序和訊(詢)問活動，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要想在嫌疑人、律師以及法院的前面，對于所取得的證據要提前考慮其合法性因素，發現問題要早做準備，絕不給嫌疑人、律師或法院留下任何漏洞。

（四）進一步加大設備投入，充分利用技術偵查手段

在新刑訴法實施以后，我們要轉變傳統思想，用高科技手段支撐辦案，提高證據收集效率。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技偵手段，需進一步加大現代裝備投入，積極探索運用電話監聽、手機衛星定位、測謊儀器等現代裝備進行偵查，改變傳統證據收集模式，實現科技固定鐵證的目的。并力爭建立于建立與公安、銀行、工商等部門建立信息查詢共享機制，以適應新時期新形勢下偵查工作的需要。

隨著民主與法制的進一步健全，人權保護的意識不斷加強，尤其是新刑訴法的實施，反貪偵查工作將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對偵查辦案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面臨嚴峻考驗。因此，必須樹立正確的辦案意識，不斷提高偵查水平和偵查策略，以發展的觀點正確對待和落實各項偵查工作及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