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農地三權分立制度背景（共）

中國農地三權分立制度背景 于曉華

中國農地“三權分立”制度背景：土地是農民的保險手段，不是致富工具

（一）最近17位專家上書中央建言“土改”。據說全文有1.3萬字，我沒有找到建議書的全文，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窺一斑；其核心要點大概是“要徹底改革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啟動集體土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等改革?！币驗橹挥修r地是集體所有的，所以建議書說白了就是（1）希望弱化規劃權，讓位市場選擇；（2）希望放松對農地的管制，讓資本進入農地市場。然后實行土地自由流轉，兼并和轉換用途。

讓農地使用權放開流動，讓資本進入農業，這樣的聲音一致存在。隨著經濟增速的下滑，資本市場的不景氣，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強。這些人提出的理由主要有：（1）防止拋荒，提高生產率，（2）減少征地阻力，（3）提高征地價格，減少房地產開發的沖動（4）讓農民的使用權變現等。資本進入農地，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其最終目的都是期待農地轉非農用地的溢價。

其實，資本市場已經開始布局，很多大的資本公司已經開始投資農業，比如恒大開始涉足畜牧業。我不喜歡陰謀論，但其背后有沒有對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預期，土地用途轉換的超額利潤的覬覦。

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包括，國,日本和德國等）都有非常嚴格的土地用途規劃制度；嚴格限制土地用途的轉用。即所謂的“規劃權”高于“所有權”的說法。嚴格的土地的規劃制度，也是保障土地所有權的一個重要手段。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嚴格的土地規劃制度，在居民區里面建一個化工廠，其后果會對所有的土地所有者的權益造成重大損失。

本來農地和非農地就不是一個市場，這基本在所有國家都成立。我就不明白怎樣才能按17位專家所言，建立一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 如果農地可以很容易轉變為非農用途，除了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外，對非農和農業用地市場的沖擊都是巨大的。

（二）中國的農地問題數千年歷史以來一直是社會經濟的焦點。土地制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和政權的基礎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中國共產黨18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對農地制度提出的改革方向明確為“鼓勵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蔽矣X得這樣的制度設計是適合中國農地制度的最優設計。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要把一個土地的制度設計的這么復雜？從所有權要衍生出承包權和經營權。我認為這是有中國的現實所決定，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選擇。

這樣的土地制度，除了保證農業生產，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穩定。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這是決定中國現有農地制度的根本原因。據最新統計，耕地總面積為20.03億畝，中國總人口為13.7億，農村戶籍人口約為8億。農村人均耕地僅為2.5畝。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村人均耕地不足1畝。這么小的人均耕地，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僅能糊口，根本不足致富；所以，土地不可能成為農民的致富手段。

從商業的角度來說，把土地“種上”房子，其收益肯定會大于種莊稼。這也是上面的那些論點的背景經濟驅動因素。

但是，中國農村居民還沒有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制度。在中國農村地區實施平均分配土地，起到了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的作用。在城市經濟不景氣，大量農民工失業時，可以起到一個社會緩沖作用。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動了土地制度，讓農民徹底失去土地，這個經濟緩沖力量沒有了，在城市發生經濟危機，數億的沒有土地，又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工，會首當其沖失去工作，他們能干什么？學習1949年前的歷史，就知道了答案。

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53.7%；也就是53.7%的人口居住在城鎮。但是擁有城鎮戶口的人不足35%.。大概有20%的城市人口是沒有城鎮戶口的農民工，總數約2.7億。這么大的人群發生危機，沒有土地，沒有工作，又沒有社會保障，后果就實社會**。如果他們有一塊土地在手，至少不會因為饑餓導致社會**。

所以，現有的土地制度里面強調了“穩定承包權”；其目的就是讓農民強制擁有承包權，而不與土地隔離。在發生經濟危機時，這些農民還能拿回土地，維護社會的穩定。的確，中國改革開放35年，沒有發生大的經濟危機；但是市場經濟必然會產生經濟危機。居安思危對一個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是必要的。

（三）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現在的共產黨政權就是依靠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吸引了大量農民的支持而成功獲取的。從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共產黨在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滿足了農民的土地需求，城市資產階級為代表的蔣介石數百萬的軍隊也不能消滅共產黨的軍隊。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把沒收到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為共產黨穩固政權，以及后來的工業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也是從農村土地改革，實行分田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

即使35年過去了，時空變幻，土地仍然和政權的基礎緊密聯系在一起。

現有的土地制度是一個歷史的選擇。雖然在經濟上可能不是最優的一個設計，但這是為了保障糧食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衍生出來最適合中國的制度。

（四）要實施農地的資本化或者農地自由流動，不是不可以；但必須要為農民建立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體系。按照現在地方政府財政實力下降，欠有大量債務，和各地養老保險的緊張狀況來看，短時間還很難實現！如果沒有為農民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農地資本化就應該免談.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按照最新的一些研究，農村居民的非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60%，確實農業收入已經不占農民收入的主要地位。維持現有的土地制度，也不是為了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而是土地給農民一個保險。在沒有社會保障的背景下，在宏觀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農民有一個最低的生活保障。這才不會導致社會大亂。如果沒有給農民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就貿然實行農地資本化，就等于給現有政權穩定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作者系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

第二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三權分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根據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這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

1953年，中國基層政權在普選的基礎上，逐級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標志著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全面確立，國家權力開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主要有四項：立法、監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項決定。這也是中國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主要體現。

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植根于人民群眾，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代表廣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動員全體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國家建設，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中國各族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牢牢地把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由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制度.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直接體現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是建立我國其他國家管理制度的基礎。

第一，它有利于保證國家權力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不僅有權選擇自己的代表,隨時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見,而且對代表有權監督,有權依法撤換或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代表.第二，有利于保證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權力的統一。在國家事務中，凡屬全國性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做出統一決定的重大問題，都由中央決定；屬于地方性問題，則由地方根據中央的方針因地制宜的處理。這既保證了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又發揮了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堅強的統一整體。

第三，有利于保證我國各民族的平等和團結。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都有適當名額的少數民族代表；在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使少數民族能管理本地區、本民族的內部事務。

總之，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確保國家權利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當家做主的宗旨，適合我國的國情。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三權分立，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

三權分立具體到做法上，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分屬三個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機構，由三者互相制衡。是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廣泛采用的一種民主政治思想。

最早由17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洛克提出的兩權分立行政、立法，用以鞏固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后來該學說不斷傳播，并被法國著名人物孟德斯鳩詮釋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形式，解決了在該種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現的部分問題。該學說在當時被廣泛認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證。

三權分立制度的理論基礎是17—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國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孟德斯鳩提出的分權學說。這一學說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即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國家權力應該分立，互相制衡。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希望據此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以后，三權分立成為資產階級建立國家制度的根本原則。在當代，盡管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三權分立仍然是它的一個根本特點。

這種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是影響國家權力的統一，特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往往造成幾個權力機關各說一套，多個聲音，造成社會上人們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這是西方國家普通民眾對政治冷漠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三權之間的互相牽扯，往往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現象發生。就算是三權分立最成功的美國，如何解決三個部門之間的矛盾仍然間中出現阻礙。1929年大蕭條時期，羅斯福上臺頒布一系列法令，并通過國會授權取得美國總統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但美國聯邦法院卻經常駁回一些法令。結果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數，宣布羅斯福的《全國工業復興法》違憲。同年一名失業工人試圖利用《最低工資法》來取得工資補償時，被控方律師則直接指出該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羅斯福為推行新政，于1936年3月6日進行了“爐邊談話”，將矛頭直指司法部門，要求國會讓他無限制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數目，間接將司法部門置于行政部門管轄下。這就引起了全國范圍的激烈討論。后來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大法官認為《最低工資法》并無違憲。有人認為當時大法官是為了保證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而退讓。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因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比較符合我國國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體現了我國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徑。而西方主要國家都根據三權分立原則建立政治制度，有其深刻的經濟和政治根源。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生活所導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狀況相適應，資產階級內部從來就存在有大量的政治派別和利益集團，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在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民主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通過分權制約的方式來協調內部不同利益的沖突，防止某個集團或階級的專制，維護資產階級的長久統治。因此三權分立是同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特征相適應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篇：我對中國農地制度變革的主張

我對中國農地制度變革的主張(1)土地制度是農村、農民、農業問題的關鍵。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地制度大致經歷了農民私有、農民經營；農民私有、集體經營；集體所有、集體經營；集體所有、家庭經營等四個階段?，F行的家庭承包經營制作為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而在我國不論是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都在不斷對其進行一系列的修正完善，譬如，為穩定農民的預期，鼓勵農民對土地的長期投入，先制定土地“承包十五年不變”的政策，后又為“承包三十年不變”；為避免土地頻繁調整，使農地細碎化，提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隨著生產的發展，土地小規模的經營制約了農業效益的發揮，而在一些地區出現土地拋荒、粗放經營的現象，國家又出臺鼓勵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各地區也探索了土地流轉的不同方式；隨之，各地又出現借土地流轉而侵犯農民權利的問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針對完善中國農地制度的各種政策發揮的效果并不是很明顯，相反，更多的問題卻不斷暴露。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我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承包經營的政策是不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應該繼續完善還是進行制度變革？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我國現行農地制度的缺陷及帶來的問題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作為一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由于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新的獲利機會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誘致性制度變遷具有變革費用低，制度效率高的優勢。然而誘致性制度變革的成功實施的前提條件是大多數的同意，即“無異議”，而如果新的變革將觸及到某些群體或階層的利益，特別是權力階層的利益，則相關的制度變革就難以自發實現。所以誘致性制度變革在變革深度上難以深入，往往進行到觸及相關者的利益的那一點就受到強烈抵制。為了不引起相關者的反對，誘致性制度變革的結果往往是一個新舊制度妥協、不徹底的產物，這構成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國目前的農地制度很明顯帶著計劃經濟體系下特征，現行農村雙重共經營體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產制度的基礎上轉變而來，其經濟主體是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而集體經濟組織現在很多地方已經不存在了，這就造成農地所有權主體不清。這就在給經濟的運行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這幾年比較火爆的土地流轉。盡管中央一再強調穩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現在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發包者是村民委員會，基層干部仗著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權力，在利益驅動下，往往花樣翻新，以“兩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進行調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結構調整為名，將承包地隨意調整搞連片開發；二是以規模經營為名，將承包地人為集中到大戶手中；三是以農業產業化為名，將承包地長時期、大面積轉租給企業經營。承包地的合理流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內容，農民作為土地流轉和結構調整的主體，理應自己來當家。但不少地方為了追求政績，樹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強迫流轉，暗箱操作，從中漁利，嚴重損害了農民的權益,根本不考慮未來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造成諸多隱患。這方面“藍田風暴”已給了我們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運動”。這一輪“圈地運動”范圍之廣，圈地之多，超過以往任何時候，而且方興未艾。現在誰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誰都可借“開發”之名征用農村集體土地，以地謀財，用地越多，政府手頭越活，個人發得越快。近年來，不少地方城鎮建設擴張無度，開發區、大學城遍地開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廣場、大市場、大馬路；從縣到鄉，不顧條件爭設各類開發區或工業園區，競相壓低地價招商引資，有錢有權的部門，搶著圈大院、蓋大樓、建“中心”；開發商到處圈地蓋豪華別墅，有的港臺商人以投資為名、行圈地之實，甚至一個項目就占用上千畝好地，等等。這種“圈地”聽任發展下去，后患無窮。特別是對農民來說，一直默默為國家作貢獻，過去是為國家工業化貢獻“剪刀差”，現在是為城市化貢獻土地。從城市建設到各項基礎設施，無不以犧牲土地、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用地都是低價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劃撥。明明土地已價比黃金，而向農民征用時，卻以稻谷、麥子價格來折算補償。如高速公路，修建時是政府行為，低價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轉化為企業行為，有的成為上市公司。給農民每畝耕地的補償金僅幾千元，而公司老總的年薪達幾十萬元。土地是資源，征地后變成資產，上市后變成資本，價值呈幾何級數上升，而失地“下崗”農民卻生路無著。據了解，從1999年實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來，沿海地區“失地農民”已有上百萬人。這些人多數是原來比較富裕的郊區農民，現在卻大多成了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邊緣群體。對越來越值錢的土地，在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級差地租，農民沒有從中得到應有的好處，反而成了滋生腐敗的溫床，成了農村社會矛盾尖銳化的一根導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土地一動，農民就鬧”的嚴重局面。不論是農民承包地流轉的越俎代庖，還是耕地的亂占濫用，根子都在土地產權不到位,耕地保護缺乏真正的主體。農民本是耕地保護的主體，但由于土地是集體的，實質上在集體所有制下，“誰”真正擁有土地，實際上是不明晰的。農民集體所有實質上是一種所有權主體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誰行使所有權主體職能、所有權主體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確的規定，正是這種法規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鎮干部可以頤指氣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將集體農民和農民個人放在眼里。對集體土地想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農民個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這使農民缺乏穩定的心理預期，缺乏維護自己土地權利的自信。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對現行農村土地改革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責任。

二我國農地制度變革的主張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農地集體所有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缺陷，對它的不斷完善并沒能達到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完善的結果不僅違背了公平的目標，也不能帶來效益的目標，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人地關系越來越緊張，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產權不清晰帶來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所以不解決這個矛盾，對我國政治的穩定、經濟效率的發揮均是不利的。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是進行農地制度改革。（作者：3COME未知本文來源于爬蟲自動抓取，如有侵犯權益請聯系service@立即刪除）

第四篇：農地制度創新與家庭經營

農地制度創新與家庭經營

“三農”宏觀政策如果沒有微觀改革的配套將很難長久發揮作用，從而影響“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叭r”問題根源于農村基本經濟制度設計和安排中的矛盾，現在到了該對其進行反思和改造的時候了。

農地制度的現實困難

首先，農村土地承包制度需要繼續完善。中國農業科學院教授牛若峰認為，這項改革沒有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集體所有的法律規定含混不清；沒有把土地所有權和農戶宅基地所有權歸還農民；沒有給予農民以長期永久經營使用權和土地處置權，承包農戶只是半自主的經營主體；另外沒有將農村集體組織改造為名正言順的合作經濟組織如土地合作社。我們還應該看到農民組織和農村治理結構嚴重滯后與家庭承包經濟制度不配套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家庭經營是對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生產經營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農民組織和農村治理結構仍然沿襲了人民公社三級體制，公社體制的“遺留”與家庭經營的經濟制度的磨擦是現實農村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其次，農村雙層經營體制沒有真正形成。我們認為，當前農村許多地方，集體經濟已成為空殼，事實上只剩下農戶 家庭經營這一個層次；在一些地方，僅有的集體經濟不是集中在為農戶經營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領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和資產由少數人承包經營，以此作為集體的主要收入來源。集體經濟和農戶經營“兩張皮”的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增長。重建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勢在必行。

再次，農村土地產權結構導致當前農村愈演愈烈的土地矛盾和糾紛。近幾年，我們對國內近20多個省的農村問卷和實地調查表明，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設計和安排中有兩大矛盾無法解決：其一，在集體內部，成員邊界不穩定，而且新增成員具有“天賦資源權”和法定的“公開、公平、公正”承包權，因此“土地承包關系穩定”與“承包土地關系變更”的矛盾始終存在?，F代化過程實際上也是農業資源轉移的過程，與農地、農民增減變化相伴隨，必然不斷改變人地關系，“穩定”與“變更”之間的沖突始終不可避免；其二，集體成員“共同共有”的制度設計，無法屏蔽其他利益主體的侵害，致使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排他性”極其弱小，這恰巧給一些地方無度征用土地的鄉村干部乘機攫取土地資源配置權留下了空檔。

削弱農地制度的幾大因素

一、農民承包土地承擔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負。在經濟意義上，承包土地是集體成員平等獲取生產資料和社 會保障的權利；在政治意義上，承包土地是農民獲得民主權利的基礎；在社會意義上，承包土地還擔負著穩定鄉村社會結構的重要作用。因此承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將提高農民的社會歸屬感并有利于穩定。

二、目前農村面臨前所未有的土地調整壓力。集體土地總量減少的過程，也是農民承包土地調整的過程；在農村，“賦予農民長期而穩定的土地使用權”的政策、法律精神遠沒有落實，農民土地權利事實上“短期而不穩定”。

三、第二輪土地承包制度的現實安排與成文制度有較大偏差。鄉村干部隨意變更承包合同、調整或收回農民的承包地、干涉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等現象屢有發生。時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地方沒有完成二輪承包任務。

四、農村土地大量轉移誘致農村生產關系變化，可能導致家庭經營制度逐步解體。根據我們的調查判斷：農業內部的土地流轉表現出向本地種植養殖業大戶、非農村住戶等三種主體迅速集中的趨勢；農地資源向非農用途大量轉移，“國家建設”、“園區開發”、“鄉村集體圈占”三分天下；與此相對應，農地資源轉移正在悄悄改變農村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首先，土地規模流轉引致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不斷改變，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可能被企業化農場和公司所取代；其次，承包農戶在享有流轉土地的補償收益以外，其他土地權利在事實上將讓渡給經營者。轉入土地的大戶和外來資本將控制 村社的基本生產資料，進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從而打破傳統的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的村社穩定結構；再次，無地、失地農民如果不能順利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他們的身份將轉化為大戶和外來資本的“雇工”或者“新佃農”。

改革建議

我們認為，用農民集體成員“按份共有”的實現形式，改造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使其所有權主體具體化、人格化。這樣做，可以減少土地私有化對農村經濟社會的震蕩，同時，土地產權清晰，長期歸屬于承包農戶，能夠化解當前矛盾而又比較穩妥。

因此建議：

--以“起點公平”的原則和真正“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時限的集體成員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土地。

--把“30年不變”拓展為“長期不變”，實行承包農戶“永佃”；同時，嚴格實行“生不增、死不減”政策和“不得調整土地”的法律規定，切斷新增人口與土地的聯系。

--用相關法律將農民“長期不變的土地使用權”界定和規范為“農民私有財產權”，納入私有財產保護范疇，從根本上屏蔽外來侵權。

第五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制度的比較

與三權分立制相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適合中國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三權分立制度是指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由議會、政府、法院獨立行使，同時又相互制約，保持權力均衡，按照這種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原則來組織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這兩種制度存在很大差別。首先，看看政權組織形式的民主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比三權分立制具有更廣泛的民主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這樣人民代表的產生是民意選舉的結果，人民代表行使權力時也受到人民的監督，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這有利于保證國家權力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不僅有權選擇自己的代表,隨時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見,而且對代表有權監督,有權依法撤換或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代表。而三權分立制度下并不能保證國家權力體現人民意志，就美國的人事任免來說，由于總統通過大選產生，因而美國政府的人事任命更多地是指對總統以外的其他政治任命官員的選擇。而提名副總統候選人是總統候選人獨有的特權。美國憲法沒有規定聯邦政府的組成，而把任命合眾國高級官員的權力授予總統。這樣，聯邦政府的內閣會議就不是從國會中產生，不是由在國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來組織，而是由總統個人任命的各部部長組成；雖然任命在形式上要征得參議院的同意，但官員并不對國會負責，不會因得不到國會多數議員的支持而辭職，而是向總統負責，接受總統的領導。此外，總統所屬的政黨，并不一定是國會中的多數黨，他在任命政治官員時也不必受政黨關系的約束。這樣政府官員的人命就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不利于民主。

其次，政權組織原則的不同導致辦事效率不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由選民直接或間接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管理國家事務，辦事效率更高。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權力的統一。在國家事務中，凡屬全國性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做出統一決定的重大問題，都由中央決定；屬于地方性問題，則由地方根據中央的方針因地制宜的處理。這既保證了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又發揮了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堅強的統一整體，提高辦事效率，2008年中國能舉辦一場無與倫比的奧運會就是很好的例證。而三權分立制度下，以美國為例，美國憲法規定，立法權屬于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合眾國國會，行政權屬于美國總統；司法權屬于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設立的下級法院。根據三種權力相互制衡的原則，美國憲法還規定，國會有權要求總統條陳政策以備審議，批準總統對外締結的條約，建議和批準總統對其所屬行政官員的任命，通過彈劾案撤換總統，有權建議和批準總統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懲治叛國罪，彈劾審判最高法院法官；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擁有有限的否決權，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總統還擁有特赦權、對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權；最高法院法官在總統因彈劾案受審時擔任審判庭主席。此外，根據慣例，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法律，宣布國會制定的法律違憲無效。當三個政權機關利益不一致的時候，政權機關之間就會相會扯皮，導致一些重大國事得不到解決，辦事效率不高。近二十年來由于國會和政府利益相爭，美國政府曾六次面臨關門的尷尬境地。

從以上兩個方面我們看到了人民代表都會制度的優越性，但看哪個制度更適合中國最重要的是看中國的國情。我國的經濟基礎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發展經濟要為人民服務，人民代表都會制度能夠保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能夠保證發展成果人民共享。而三權分立制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相適應的，它制衡著資產階級不同團體的利益沖突，沒有正正的民主。同時，實踐也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的好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極大增強，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人民民主不斷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全面推進，社會和諧穩定，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