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戈爾公司創新管理綜述

Lattic Organization，一種全新的管理模式。它推崇自然領導力(Natural Leadership)。

美國戈爾公司是Lattic Organization的代表者之一。戈爾公司連續11年被《財富》雜志評為100家《美國最佳雇主》(100 Best to Work for in America)，今年被評為第15名，也是少數幾家能一直入圍的公司之一。員工流失率僅為5%。

戈爾英國公司連續4年被Sunday Times評為英國最佳雇主公司第一名。

在戈爾，沒有金字塔的管理模式，不設經理，只有領導(Leader)。不設部門，任務由功能團隊完成。公司不靠政策管理，而只用辦事指引和最佳實踐經驗作參考。很有意思，值得探索。在戈爾公司，新來者往往面臨著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我為誰工作？誰可以做決策？我職業階梯中的下一個等級在哪里？在許多公司，這種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戈爾公司卻不是這樣。

新來者被聘用來承擔較廣范圍的決策職責——人力資源管理人才、業務開發領導、研發工程師——而不是狹隘定義的具體工作。為了幫助新來者了解公司并發現自己的位置，公司為每位新人都安排了一個開始行動的“領路人”——能解釋內部行話、提供介紹、指引新手穿越公司的網格。在開始的幾個月，新來者可能在若干個團隊流動。他們流動過的每一站，事實上是一種實習。領路人的工作是幫助新合伙人是他（她）的能力與特定團隊的需求之間有最合適的匹配。在真正的戈爾模式下，合伙人可以自由尋找新的領路人，如果他（她）這樣期望的話；同樣，團隊也有自由決定是否采用新合伙人，因為他們有選擇權。

合伙人需要對他們的團隊負責，而不是對老板。傳統定義的管理者的缺失看起來是嚴重的忽視，但它反映了戈爾的核心原則之一：在一個高信任、低敬畏的組織里，員工不需要太多的監管——他們需要指導和支持，而不是老板時時在左右。試驗的自由

戈爾創新機器的主要燃料是其合伙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每個員工每周都保證有半天的“自娛時間”，他們可以用來啟動自己選擇的項目——只要他們已經完成自己的主要職責。

每一個合伙人都知道，戈爾的大部分產品突破都始于自娛時間的項目，畢竟，在1969年公司的創業時期，比爾·戈爾的兒子，公司現任的主席羅伯特·W·戈爾，偶然發現了伸展PTFE的方法，其帶來的聚合物——膨脹PTFE，被證明既耐用又具有透氣性。以戈爾特斯為商標名，PTFE成了上百種產品的原料源，包括構成公司最大業務的織物系列。這件事震驚了戈爾公司，之后，戈爾公司的產品創新處方就基于一個深信不疑的信念：偶然發現珍寶的運氣隨時會敲門，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創新者。

要網格，不要等級；不要老板，但有足夠的領導；領路人，而不是老板；試驗的自由；要承諾，不要分配任務；不斷激勵和推動；大公司，但有個人空間；聚焦，但沒有核心業務；不屈不撓，反對盲目冒險。

戈爾和他的同事希望挑戰被認為不可違背的管理原則。要看看他們這種叛逆思維的結果，你可以去參觀一下戈爾的總公司，或者走入它的任何一個工廠，你將發現下面這些事實。

要網格，不要等級

第一眼望去，戈爾公司看起來也采用了其他大公司類似的結構等級。公司首席執行官——特瑞·凱莉，在特拉華大學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之后在戈爾公司整整工作了23年。公司擁有4個主要的部門，一套基于產品的業務單元，以及常見的公司經營的整套支持功能。所有的這些組織部門都有一個公認的領導者來掌握。然而，深入一點研究，你會很快發現戈爾公司如薄煎餅一樣扁平。它沒有管理層級和組織結構圖。幾乎沒有人擁有頭銜，沒有人有老板。正如在全食超市，戈爾的核心經營單位是小型的、自我管理的團隊，他們擁有兩個共同的信念——“賺錢，快樂”。比爾·戈爾構想的公司是“網格狀”的，沒有像梯子那樣的層級。理論上，網格狀的結構可以將組織中的任何一個人與其他人聯結。溝通的線路是直接的——個體對個體，團隊對團隊。在層級制度下，上上下下的職責關系超過了橫向的關系。而在網格結構下，同一層面有多元的節點，有密集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使得信息可以流向各個方向，不需要中間層的過濾。在網格結構下，你為你的同級工作，而不是為老板，你與你的同事合作不需要“通過特定渠道”。

戈爾想起了他在杜邦的親身經歷，又一次他評論說：“我們中的許多人樂于有正式的程序，以直接的、簡便的方式行事。”這在他看來有個明顯的問題：為什么首先必須要有正式的、官僚的結構？戈爾認為在任何組織里，在所謂的“官僚等級的外衣”下存在著非正式的矩陣式的人際關系，戈爾的目標是：脫去這個外衣。

戈爾明白廢除層級組織可能的潛在問題。網格結構能否敏捷地對快速變化的市場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通過自上而下一系列的命令鏈的傳達，秩序和方向來自哪里？無人確定方向的一群無拘無束的員工是否會導致經營混亂？戈爾認識到“官僚組織的簡便與秩序”使得層級制“幾乎成了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但是，他拒絕接受抑制創造性和個體自由的組織。考慮了所有可能的潛在缺陷之后，他認為網格結構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不要老板，但有足夠的領導

在戈爾公司漫步，或者坐在他們的會議室，你不會聽到類似“老板”、“總裁”、“管理人員”、“副總裁”這樣的字眼。這些能有效組織溝通的字眼與戈爾的平等主義是完全背離的。

雖然在戈爾公司沒有頭銜和等級，但是有些合伙人擁有簡單的稱呼——“領導”。在戈爾公司，高層領導并不委任低層領導。相反，當同事們認為某個合伙人能擔任領導時，他就是領導。一個領導的影響力，來自于他展現出來的做事的能力，以及作為團隊建設者的卓越性。在戈爾公司，那些為團隊成功做出較多貢獻，并且不止一次如此作為的合伙人，就會吸引追隨者。“我們用腳投票。”里奇·貝克漢姆，戈爾公司網狀團隊的首創者，如此評價。“如果你召開一個會議，人們都來參加了，那么你就是領導。”反復被要求擔任團隊領導的人，有權在他的業務名片上印上“領導”這一稱呼。大約有10%的戈爾合伙人擁有這個稱呼。

特瑞·凱莉獲得首席執行官的頭銜就是一種典型的戈爾公司方式。當戈爾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查克·卡羅爾退休時，董事會通過在戈爾公司范圍內進行跨部門的選舉來增補首席執行官。他們要求戈爾公司的合伙人們選擇一個他們想要跟隨的人。“他們沒有現成的備選名單——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公司中的任何一個人。”凱莉回憶道，“讓我驚訝的是，這個人居然是我。”

通過這種戈爾公司稱之為“自然領導”的方式，公司建立起它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執行者的權力永遠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團隊可以自由罷免它的頭領。所以同級選舉產生的領導必須持續地獲得同事們的忠誠從而維持他的權力。這確保了領導的主要責任總是為了被領導者，也意味著領導永遠無法濫用他們的職位權力，因為他們沒有這種權力。

領路人，而不是要老板 在戈爾公司，新來者往往面臨著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我為誰工作？誰可以做決策？我職業階梯中的下一個等級在哪里？在許多公司，這種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戈爾公司卻不是這樣。

新來者被聘用來承擔較廣范圍的決策職責——人力資源管理人才、業務開發領導、研發工程師——而不是狹隘定義的具體工作。為了幫助新來者了解公司并發現自己的位置，公司為每位新人都安排了一個開始行動的“領路人”——能解釋內部行話、提供介紹、指引新手穿越公司的網格。在開始的幾個月，新來者可能在若干個團隊流動。他們流動過的每一站，事實上是一種實習。領路人的工作是幫助新合伙人是他（她）的能力與特定團隊的需求之間有最合適的匹配。在真正的戈爾模式下，合伙人可以自由尋找新的領路人，如果他（她）這樣期望的話；同樣，團隊也有自由決定是否采用新合伙人，因為他們有選擇權。

合伙人需要對他們的團隊負責，而不是對老板。傳統定義的管理者的缺失看起來是嚴重的忽視，但它反映了戈爾的核心原則之一：在一個高信任、低敬畏的組織里，員工不需要太多的監管——他們需要指導和支持，而不是老板時時在左右。

試驗的自由

戈爾創新機器的主要燃料是其合伙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每個員工每周都保證有半天的“自娛時間”，他們可以用來啟動自己選擇的項目——只要他們已經完成自己的主要職責。

每一個合伙人都知道，戈爾的大部分產品突破都始于自娛時間的項目，畢竟，在1969年公司的創業時期，比爾·戈爾的兒子，公司現任的主席羅伯特·W·戈爾，偶然發現了伸展PTFE的方法，其帶來的聚合物——膨脹PTFE，被證明既耐用又具有透氣性。以戈爾特斯為商標名，PTFE成了上百種產品的原料源，包括構成公司最大業務的織物系列。這件事震驚了戈爾公司，之后，戈爾公司的產品創新處方就基于一個深信不疑的信念：偶然發現珍寶的運氣隨時會敲門，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創新者。

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戈爾公司的吉他弦業務，這個業務始于戴夫·麥爾斯，一個來自亞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的工程師，他在自己山地車的閘線上涂了與戈爾特斯織物相同的聚合物。由于對其效果感到滿意，麥爾斯猜想登山車閘線上防磨的涂層用于吉他弦可能比較理想，當時吉他弦采用護膚油上油會使琴弦音高下降。雖然麥爾斯的主要工作是參與開發心臟植入裝置，但是他決定用他的自娛時間來開發吉他弦項目，盡管戈爾公司那時沒有插足任何樂器產業。

因為戈爾公司擁有10個工廠，麥爾斯很快得到了公司研發人員的幫助，不久就有了一個志愿者團隊為他引導的項目工作。經過三年連續不斷地試驗——甚至沒有為他的項目申請一個正式的立項批準——麥爾斯的團隊最終打中靶心，發明了一種保持音調時間比原用琴弦長3倍的吉他弦。如今，伊麗斯爾非電吉他弦的邊際收益是其最接近的美國競爭對手的一倍。難以想象非專業公司的醫藥部門會生產出最暢銷的吉他弦，但這在戈爾公司是正常的。

戈爾公司的核心是一個創意市場，公司中類似麥爾斯這樣的優勝者為賦予最有潛質人才的自娛時間而競爭，而渴望為新事物貢獻力量的合伙人們則為加入有希望的項目的機會而競爭。正如首席執行官凱莉所言，為新項目召集人員，是“將創意分發給那些希望為之貢獻的員工。如果沒有員工的推動，項目自己不會前進”。在這種意義上，戈爾公司是一種“禮物經濟”。那些未來的企業家將新機會這個禮物分發給大家，同事們拿出的回報是他們的才華、經驗和責任。正如一個工程師所言：“如果你無法為你的項目召集到足夠的人員，那么，它可能不是一個好主意。”因此，所有的創意在戈爾公司是在同一競技場上的競爭。因為沒有副總裁或業務領導，沒有一個受寵的項目可以免費入場，但同樣沒有人可以扼殺尚未成形的創意。

要承諾，不要分配任務

在杜邦工作期間，比爾·戈爾就對承諾和順從之間的區別有尖銳的評價。正如他經常指出的：“權威無法強迫承諾，只有命令。”戈爾深信，對組織而言，自發的承諾在很多時候比服從有價值得多。這個信念現在是另一條格爾規則的核心：“所有的委派都是自我委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合伙人可以與同事們協商工作安排和責任。在戈爾公司，合伙人的任務不是被安排的，而只能是他們愿意接受的；但是因為對合伙人的考核和獎勵是基于其對團隊成功的貢獻，他們就有動機去承擔更多。當合伙人們能自由地對任何要求說“不”時，那么一旦他們答應，這種承諾就是一種幾乎神圣的誓言。新的合伙人通常被告誡不要承擔太多的任務，因為粗制濫造的承諾會影響到他們的報酬。由于職責協商過程非常耗時，精神上的報酬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戈爾公司，事實上每一個合伙人都可以說：“我確實在做我承諾去做的事情。”

從其他公司過來加入到戈爾公司的人開始時都會對公司自愿承諾的文化感到困惑。那些能夠在戈爾生存下來的，必須能適應網格狀的生活。例如來自法拉席克食品公司（Vlasic Foods）的消費品市場專家史蒂夫·楊很快發現：“在這里，如果你告訴某個人做什么，他就不會再為你工作。” 不斷激勵和推動

在戈爾公司，為團隊做出貢獻的壓力可以是令人愉快的或者使人疲憊的。在剛加入第一個團隊的前幾個月，新加入戈爾公司的員工會被鼓勵加入第二個或第三個項目。因為戈爾認為員工是多層面的，具有很廣的興趣范圍，沒有人會期望將他（她）100%的時間貢獻給單一的項目。

盡管戈爾公司的合伙人們有史無前例的自由，但戈爾公司不是一個懶鬼公司。每年，每一個合伙人都會收到一個綜合的同級評價。通常情況下，數據至少來自于20個同事。這些數據最后歸到由各個工作領域的員工組成的薪酬委員會。每個合伙人隨后會由薪酬委員會根據業務單元中其他成員所作的貢獻排等級，這個等級決定了相應的報酬。當時這個排序表是不公布的，員工會被告知他的等級。資歷在戈爾公司的報酬體系中不予考慮。例如，一個有經驗的業務領導可能比博士科學家的收入少。戈爾公司的原則是非常明確的：你貢獻得越多，你就能獲得更多的關注和獎勵。因此大部分合伙人都覺得有壓力，需要貢獻更多。但是，關鍵是，這種壓力不是來自于總在責備和強迫員工的老板，而是來自與他的隊友。

雖然在戈爾的報酬體系下，創造價值多的員工與創造價值少的員工的報酬明顯不同，但是公司也努力創建深刻的共同使命感。每一個合伙人都是股東。在他們進入戈爾公司一年后，新合伙人薪水的12%就會以股份的形式獎勵給他們，當他們離開公司時他們可以出售這些股票。對大部分合伙人來說，戈爾公司股份是他們最大的金融資產，是舒適的退休生活的入場券。戈爾公司也有利潤分紅程序，使得員工可以共享企業的成功。所以，大部分合伙人覺得他們有很大責任幫助公司成長。

大公司，但有個人空間

很少有年收入20億美元的公司讓人覺得像戈爾公司那樣有親密感。在小公司，大部分會議都是面對面的，戈爾公司也努力使員工互動的機會最大化。研發專家、銷售人員、工程師、化學家、機械師通常都在一棟辦公樓里工作。這種不同學科的密切協作有助于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使得每個人都聚焦于滿足客戶這個目標。合伙人們被鼓勵與同事們面對面交流，而不是依賴電子郵件。

為了更好地動員員工、激發創意，公司以工廠集群的方式進行經營，就像在弗拉格斯塔夫有10家工廠，在特拉華州到馬里蘭州一帶有15家工廠，大部分戈爾工廠集中在地理上接近的姐妹城市，這有助于合伙人們尋找可以參加的新團隊，有助于項目發動人尋找專業的建議和志愿者。雖然將新工廠設置在低成本城市會比較廉價，但是戈爾相信密集、跨功能、跨團隊的溝通所帶來的收益會超過這種集群模式的經濟損失。

戈爾公司的工廠或制造基地極少發展到超過200人。比爾·戈爾相信，隨著在一個企業中的人員的增加，合伙人不可避免地會覺得相互之間的聯系減少了，與最終產品的聯系減少了。而且，一個工廠越大，能參與重要決策的員工就會相對減少，因此他們自我實現的動機就會減少。用戈爾的話來說，一旦工廠達到某個規模，“我們決策”就變成了“他們決策”。戈爾認識到較大的工廠可以帶來效率，但也帶來更多的官僚主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缺乏動機、缺少聯系的員工遵循公司的政策。

聚焦，但沒有核心業務

雖然戈爾公司有四個部門組織——紡織、電子、醫藥和工業，但是戈爾公司的領導們并沒有花很多的時間來定義公司“核心業務”的界限。戈爾公司是一個典型的能利用少量世界一流的人才進入令人眼花繚亂的產品市場的企業，它的一百多種產品都是很好的例子。雖然領導們鼓勵那些能擴展戈爾公司在現有市場上發展的產品，如外科設備，但其他任何能應用戈爾公司在PTFE和其他聚合物優勢的產品也都在考慮的范圍，這給予了合伙人相當寬廣的發揮空間。

賦予合伙人們研究他們感興趣事物的自由以及在公司范圍召集人才的自由，戈爾公司可以在能拓展現有業務的投資和打開新市場大門的投資之間建立健康的平衡。

不屈不撓，反對盲目冒險

不屈不撓是戈爾公司持續創新處方的另一成分，同時還伴隨著判斷和避免不必要的投資冒險的管理流程。戈爾公司是包容型的——一個有潛力的項目可以一直嘗試，只要能吸引一部分合伙人的興趣。在許多公司，“包容”等同于忍受長時間損失的忍耐力，而不是讓員工長時間努力解決一個重大問題的頑強性。然而，在戈爾公司，決心和堅持不懈并不是以節儉為代價，同時在項目的不確定性沒有解決之前，公司也決不會下重大賭注。

每一個新產品開發者都知道這個規則：清楚地識別關鍵的假設，開發低成本的方法檢驗這個重要假設。當一個項目的發展超越了自娛階段，就需要接受跨部門的評審過程，這種多次、定期的評審推動開發團隊通過“真實、成功和價值”的檢驗。為了吸引資源，項目的發起人必須首先展示項目的機會是“真實的”。同事們會問：“這個產品解決了確實存在的客戶問題？多少顧客有這種需求，他們愿意為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支付多少費用？”如果這個話題得以繼續，問題就變成了戈爾公司是否能在這個市場取得成功。這個階段的問題包括：“我們有什么別人所不能及的技術優勢嗎？”“是不是還有技術差距需要尋找合作者？”“有沒有什么管理上的障礙需要解決的？”一旦這些問題解決，關注的重心就轉向盈利能力：“我們能否將產品定價到能有較好的邊際收益？”“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可以賺錢的業務體系？”“我們能夠多快達到盈虧平衡點？”沒有一個驅動項目從創意變為現實的預定時間表，沒有基于日歷的階段點。雖然早期關于客戶價值的溝通有助于瘋狂創意的發芽，但令人感興趣的項目概念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完成從“真實”到“價值”的旅行——只要它們沒有燒錢太多。沿著這個過程，每一個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吃水線”——哪些錯誤可能會嚴重損害公司的財務狀況或聲譽。戈爾公司并不因其下大賭注而獲得成功，而是因為它經常下賭注——并且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來收獲它的成功。

雖然戈爾公司獨特管理系統的所有不同元素都非常奇特，但它們都服務于一個首要目標：持續地、打破常規地創新。雖然戈爾公司的領導者們知道計劃創新是非常困難的，但他們毫不懷疑組織創新的可能。所以，對于大部分合伙人愿意在戈爾公司工作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就像全食超市，戈爾公司每年都被列入《財富》年度“100家最佳雇主”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戈爾公司維持了將近50年的穩定的收益增長，沒有一年虧損。1986年過世的比爾·戈爾對其公司的持續創新不會感到驚奇，他總是相信傳統的管理大公司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當公司開始管理創新時，“突破”從不會被認為是怪異的。

第二篇：戈培爾語錄

篇一：戈培爾名言

“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于策略的心理。”

“我們信仰什么，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有信仰。”

戈培爾照片集(6張)“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復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并裝扮得令人相信。”

“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

“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后。”

“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并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

“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

“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

“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 “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篇二：如何做好宣傳工作？：戈培爾語錄

1“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2“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于策略的心理。”

3“我們信仰什么，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有信仰。”

4“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復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并裝扮得令人相信。”

5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

6““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后。”

7“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并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8“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9“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

10“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

11“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12“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

13“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14“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15“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

16“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篇三：戈培爾的名言

戈培爾的名言

原創: 養養

1“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2“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于策略的心理。”

3“我們信仰什么，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有信仰。”

4“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復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并裝扮得令人相信。” 5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

6““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后。”

7“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并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8“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9“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

10“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

11“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12“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

13“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14“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15“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

16“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謊言成就專制，空話強化專制，壟斷等于專制。

周恩來告訴「九大」之后新進入政治局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等軍隊領導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系」（篇四：戈培爾名言

“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于策略的心理。”

“我們信仰什么，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有信仰。”

“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復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并裝扮得令人相信。”

“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 “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后。”

“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并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

“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

“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

“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復。” 篇五：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名言

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名言

1：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

2：報紙必須為國家服務；

3：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4：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 5：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6：謊言要一再傳播并裝扮得令人相信；

7：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第三篇：小布什訴戈爾案[范文模版]

2000年，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年。這一年的大選，圍繞著佛羅里達州選票計票，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連續性訴訟大案。具體情況：

美國的政體是共和制，總統不完全是由全民直選產生的。根據美國憲法，各州選民在總統大選中選出的只是選舉人。大選后，各州的選舉人組成全國的選舉團，最后由選舉團的投票來決定總統選舉的結果。但由于選舉人本身已經聲明屬于哪一黨派，要選哪一候選人的，因此，選舉人出來后，就基本知道總統的歸屬了。[具體情形：在總統選舉日，美國五十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選民們投票選舉的是選舉團的成員，即選舉人。每個州由各黨派提出的選舉人在投票日之前，已保證將投票選舉某一總統候選人。選舉人當選后，將于十二月前往各所在州的首府，投票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以往由于交通不發達，選舉人在抵達州府時，可能他原來承諾要支持的候選人已死亡，或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所以他可以改投其他候選人的票。但這情況在美國歷史上極少發生。

每個州的選舉人票與該州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人數之和相等。由于各州眾議員的名額是按人口多少分配的，人口多的大州選舉人票也就多，例如，加利福尼亞州有54票，而阿拉斯加州只有3票，所以大州每次都是總統候選人爭奪的焦點。哥倫比亞特區沒有國會議員，但是有三張選舉人票。美國全國共有538張選舉人票。獲得270張選舉人的總統候選人即可當選。

但在多黨選舉中，如果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得到半數以上的選舉人票，則由眾議院從獲選舉人票最多的候選人中選出總統。但眾議員要以州為單位投票，即每州投一票。如果沒有一位副總統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舉人票，則由參議院從獲得選舉人票最多的前兩名候選人中確定獲勝者。]

選舉的程序，主要包括預選（各黨派選代表）、總統候選人提名（各黨派選出候選人）、競選運動（候選人歷時數月爭取選票的活動，包括到各州作競選旅行、廣泛會見選民、發表電視演說、進行電視辯論等。耗費巨資，使盡各種招數。）、全國選舉（選舉選舉人）、選舉團投票表決以及當選總統就職儀式。

主要的兩位候選人都出自政治世家。共和黨小布什（George W.Bush）的爺爺是來自緬因州的國會參議員，老爸作過兩屆副總統和一屆總統（1980－1993）。而民主黨戈爾（Al Gore）的老爹則是來自田納西州的國會參議員。就個人經歷而言，小布什要比戈爾遜色。

11月7日，美國全國開始投票選舉選舉人。

佛州是全美第4人口大州（僅次于加利福尼亞、紐約和得克薩斯），有25張選舉人票，誰失去佛羅里達，誰就可能失去總統位子。因此，它的每一張選票都成為爭奪對象。

11月7日傍晚開始計票。晚9點，媒體一度發布了票站調查信息，開始宣布戈爾拿下了佛羅里達。消息傳來，戈爾的支持者歡聲一片，并準備開慶祝會。但到了半夜兩點（此時已是美國東部時間8日），CNN（美國有線新聞）宣稱小布什贏了佛羅里達，以271張選舉人票險勝戈爾。

戈爾頗為大度，按大選慣例，打電話給小布什，承認自己敗北，祝賀對手當選，表示愿在新總統領導下為美國人民服務。“小布什贏了！”的頭條新聞也在報館里開印。世界各國領袖紛紛發來賀電，爭先恐后向新總統示好。戈爾打完電話后，驅車前往田納西州州議會大廈，準備公開認輸。就在戈爾的車隊快要到達目的地時，負責佛羅里達選舉事務的州檢察長（民主黨人）電告戈爾，且慢承認失敗，因為戈爾與布什所得選票的差距不到0.5%，而根據佛羅里達的選舉法，這種情況需要重新計票。絕路逢生，戈爾又活了過來。

戈爾的競選經理明確宣布，只要正式數據沒有出來，競選繼續！戈爾又打電話給小布什，宣布收回認輸和祝賀。小布什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正準備向幾盡狂熱的支持者發表接受勝利的演講。但他還是無奈地接受了現實，并努力安撫其支持者。各國領袖也很尷尬，紛紛又收回祝賀。

11月8日下午，佛羅里達總算完成了67個縣的計票工作：在大約6百萬張選民票中，布什贏得2,909,135張，戈爾贏得2,907,351張，其他候選人共得139,616張，布什僅比戈爾多得1784張選民票（相當于佛羅里達選票總數的0.0299%）！這一不到二千票的微小差距，對戈爾及其支持者來說，充滿了誘惑。他們試圖通過對選票的重新計算，爭取改變選舉結果。但對于布什來說，自然不肯放棄到手的勝利果實。結果，佛羅里達計票還未結束，有關選票的爭執即起。進而，因計票糾紛引發了十幾樁法律訴訟案，官司一直從佛羅里達的地方法院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在美國，選舉的具體方式和其他民政問題一樣，屬于州政府管轄。因此，各州有不同的選舉法。而佛羅里達選舉法就有一個0.5%的規定，即如果候選人所得的選票差距在0.5%以內，各選區（縣）選舉委員會必須重新機器計票一次。另外，候選人有權在選舉結束后72小時以內提出人工重新計票（manual recount）的要求，由縣選舉委員會決定是否可行。該選舉法還規定，在大選結束后7日內，各縣選舉委員會須將選舉結果上報州務卿辦公室，由州務卿將選舉結果匯總、確認和簽署，然后宣布全州的正式選舉結果，從而決定本州25張總統選舉人票的歸屬。

11月10日，佛羅里達各縣完成了機器重新計票，布什仍然領先，但與戈爾的差距縮小為難以想象的327票！這一情形促使戈爾方面要求對棕櫚灘縣（Palm Beach County）等若干屬于民主黨勢力范圍的選區進行人工重新計票，并得到選舉委員會的同意。對此，布什于第二天即11月12日，立馬向佛羅里達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緊急申請[布什第一次向聯邦地區法院申請]，要求法院下令立即停止人工計票，理由是：（1）只在部分縣進行人工重新計票，必然造成州內選票統計中事實上的不平等，違背了聯邦憲法第14條修正案中平等法律保護條款；（2）人工計票可能比機器計票更容易出錯，其結果更不可靠；（3）局部的人工重新計票會引發全州性的重新計票，甚至導致全國性的重新計票，從而否定已有的大選結果。但是，地區法院以人工計票屬州法管轄范圍、聯邦法院不能隨意干預為由，拒絕了布什方面的要求。布什方面就此又向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16日，該院以同樣理由駁回他們的要求。（第一次敗訴）

與此同時，佛州州務卿、共和黨人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女士宣布，11月14日（大選日后第7天）是各縣上報選舉結果的最后期限，逾時概不接受。哈里斯依法辦事，可民主黨人卻難以接受。因為棕櫚灘等縣人工計票剛剛開始，不可能在法定的計票期內完成人工計票。民主黨戈爾控制的棕櫚灘縣等就此又向州法院提出緊急請求（戈爾方第一次向州法院第一次申請），要求給予上報時間的寬限。未得到支持，它們又上訴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決之前簽署任何選舉結果。此舉終于成功。（這里的黨派色彩非常明顯，因為州最高法院的7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由民主黨人州長提名和任命的）。當時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庭審時，辯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縣選舉委員會是否可以決定進行人工重新計票？（2）州務卿是否有權拒絕逾期上報的計票結果？

戈爾的律師認為，人工重新計票旨在保證選票統計的準確性，尊重和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州務卿無權拒絕接受人工計票的結果。共和黨方面回應說，州務卿依法行事，忠于職守。州最高法院對此沒有管轄權。

而佛州最高法院以7比0的表決在21日作出兩項裁決：首先，如果機器計票和抽樣人工計票的結果出現差異，縣選舉委員會有權決定進行人工重新計票；其次，州務卿的確有權拒絕逾期報來的計票結果，但這一權力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因為選舉權是州憲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是其他公眾自由的基礎，必須得到尊重和保障。“技術性法律規定不能凌駕于選舉權的實質內容之上”。為此，宣布：棕櫚灘等縣可以繼續進行人工計票，但計票結果必須在5日內（11月26日下午5時前）上報給州務卿，后者必須將這些結果包括在州大選的最后結果中。

這顯然是民主黨方面一個重要的勝利，但他們沒有想到，要在5天內完成幾十萬張選票的人工統計，談何容易！人工計票的第二天，一桶冷水就當頭潑向了民主黨人。11月23日，四個進行人工計票縣中的一個邁阿密--戴得縣選舉委員會突然決定：他們將停止人工重新計票，因為無法在5日內完成該縣的人工計票工作。對此，民主黨方面立即向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請（戈爾方第二次申請，失敗），要其下令該縣立即恢復人工重新計票。但這一次，他們未能如愿以償。

11月26日下午5時，是人工重新計票的截止時間。只有一個縣完成了人工重新計票。當晚，哈里斯正式簽署了佛羅里達選舉的結果：布什贏得2,912,790票，戈爾贏得2,912,253票，布什以多出537票領先。哈里斯拒絕了邁阿密－戴得和棕櫚灘兩縣的人工計票結果（戈爾在兩縣分別凈增選票168張和215張），理由是前者報來的只是部分統計結果，后者則超過了截止時間，盡管僅僅晚了幾個小時。對民主黨來說，這幾乎是一張死刑裁決書。但戈爾陣營決不服輸，次日，他們向佛羅里達巡回法院提出緊急請求（戈爾方第三次申請），要求下令哈里斯接受上述兩縣人工計票的結果，并命令邁阿密－戴得縣完成人工計票。12月3和4日，法院作出了不利于戈爾的決定：下令兩縣將有爭議的選票運到法院備查，但它沒有同意恢復戴得縣的人工計票。

（最高法院出手 大選塵埃落定）

當戈爾方面還在為維持人工計票而苦苦掙扎時，布什陣營卻采取孤注一擲的戰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要求審查21日佛州高院決定的合法性。24日，最高法院接受這一案件，決定在12月1日開庭。這樣，人們的眼光便從佛羅里達轉向了華盛頓的最高法院。

在法庭上，布什方面稱，根據美國憲法和1887年《選舉人票計算條例》，州議會有權決定各州總統選舉人產生的方式，在選票出現糾紛時，應按大選前制定的法律解決。而現在，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的決定卻改變了原定的計票程序和時間表，不僅違反了1887年的《選舉人票計算條例》，而且也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的原則（即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各州不能剝奪公民享有的聯邦權利）。

戈爾的律師反駁說，人工計票是佛羅里達選舉法認可的一項正常計票程序，旨在獲得一個公正的結果。由于州選舉法的有關規定語焉不詳，造成理解上差異和運用中的矛盾，為此，州最高法院有權對其進行解釋，這種做法既沒有損害州法和公民的權利，也不違反正當的法律程序，所以不存在州法院越權的問題，最高法院不應干預。

三天后（12月4日），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作出判決。它對布什和戈爾的分歧不置可否，以州最高法院沒有說明其決定的法律基礎，也沒有論及它與聯邦相關法律之間的關系為由，“擱置”（vacate）了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并將“案件發回”（remand），最高法院雖未作出直接裁定，但這一決定至少表明，它擁有干預的權利。

就在同一天，佛羅里達的巡回法院也對戈爾方面的上訴作出了判決，結果卻令民主黨人大失所望。法院認為，戈爾方面缺少足夠的具體證據，說明人工計票有可能改變現有的選舉結果，州法中也沒有規定州務卿必須接受不完整的計票結果，所以，法庭不能強迫邁阿密－戴得縣恢復人工計票，也不能否決哈里斯已簽署的選舉結果。顯然，選票爭執的天平開始擺向共和黨，但戈爾仍然不放棄最后的一線生計，再次寄希望于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干預。

12月8日，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以4比3票的票數，部分推翻了巡回法院的決定，明確棕櫚灘的計票結果和邁阿密－戴得縣不完整的計票結果都應該包括在最終的統計結果（這使戈爾與布什的差距縮小到154票！），并下令在全州范圍內（總共63個縣，除已經完成人工計票的三個縣外）人工統計大約6萬張漏選票，但它并沒有確定何為漏選票的標準。顯然，這一作法是為了減少對部分地區人工計票不公的批評，給予戈爾一個最后的機會。這一作法的黨派傾向非常明顯，實際上是無視了聯邦最高法院的意見。布什方面豈能善罷甘休，遂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緊急上訴。

12月9日上午，就在佛羅里達各縣剛開始人工統計漏選票兩小時，聯邦最高法院突然發出了緊急命令，要求佛羅里達立即停止人工計票，宣布12月11日舉行法庭辯論，并將此案正式定名為布什訴戈爾案（Bush v.Gore）。緊急命令是以5比4票的表決結果作出的，保守和開明兩派大法官的立場涇渭分明。

在12月11日的庭辯中，布什方面的律師主要強調兩點：其一，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下令對有爭議選票進行人工計票、并由巡回法院來制定計票標準的決定，違反了憲法第2條總統選舉人產生條款和1887年《選舉人票計算條例》的“安全港”條款；其二，缺少統一標準人工重新計票（standardless manual recounts）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護和正當程序條款。

戈爾的律師則強調，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決定是對佛羅里達選舉法的合理解釋，它沒有制定新的法律，只是補救選舉中出現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應該尊重州法院的判決。

[判決結果]

次日晚，在萬眾矚目中，聯邦最高法院與9日下達緊急命令時完全一樣的5比4，作出了裁定，“推翻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繼續人工計票的的決定”。

[裁決理由]

法院多數意見認為，佛州高院的判決存在著憲法問題，違反了平等法律保護條款，必須給予上訴一方(布什陣營)以補救。其裁決理由如下：

（1）一旦州法律授予州居民有權選舉總統選舉人，這一選舉權就成為一項基本的憲法權利；

（2）如果州政府的行為損害了這一基本權利，聯邦法院應對這些行為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

（3）在本案中，佛羅里達的法律以及州法院均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來進行第二次重新（手工）計票，并且確保每一投票均能以一種平等的方式公平、準確地統計；

（4）因此，第二次重新計票，即手工計票，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要求的平等保護，以及為正當程序所要求的公正對待每一個投票者。

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使戈爾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2月13日晚，戈爾向布什承認失敗，并發表了頗為感人的電視講話。至此，小布什大獲全勝。

2001年1月6日，107屆國會開幕。非常殘酷的是，戈爾以參議院議長的身份宣讀他在內心中并不承認的大選結果：在選舉團的538張選舉人票中，布什和切尼贏得271張，戈爾和利伯曼贏得266張。在全國范圍內，布什共得民選票50,456,141張（占總票數的47.87%），戈爾共得民選票50,996,039張（占總票數的48.38%）。布什比戈爾少了近54萬張左右，成為繼1886年哈里森之后又一位少數票總統。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以偶然勝出的總統”為題評論說：現代政治史上“極少出現過以如此微弱的勝利賦予某人以如此巨大的權力”。

[不同觀點]

布什訴戈爾是當代世界憲法訴訟史上重大而有影響的案件。本案終審判決一出來就引起了世界范圍內有關人士的關注與評論，其議論意見主要有這樣一些：

一、是批評與質疑的意見,認為該案干預了不該干預的政治問題。這些人認為，選舉總統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據美國“偉大首席大法官”

約翰?馬歇爾（1801－1835年任首席大法官）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法院是中立的，應奉行司法克制的哲學，司法介入政治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解釋：在美國確實有“政治問題回避原則”的司法傳統，這也就是說，某些案件雖可以由司法管轄，但是這種司法介入可能會與其他政治機構（如立法、行政機關）發生沖突時，法院就往往以其屬于“非司法性”案件，予以回避。這種回避用特定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司法克制”，其目的就是為了不“使法院直接主動地陷入政治紛爭之中”，而使法院超然于政治漩渦之外，保持司法的“純潔性”。1946年美國科爾格羅夫訴格林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拒審議席分配不公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判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伊利諾伊州存在著議席分配不公的事實,但宣稱,根據美國憲政傳統,確定國會議席分配的責任在于聯邦國會,而不是司法機關,為了避免“陷入政治紛爭之中”，就駁回起訴，拒絕審理]。因此，有論者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執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也有人用嘲笑的口吻說，聯邦最高法院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布什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這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認為司法過多地干預了政治以及妨礙了民主原則。參與審判的大法官史蒂芬?布萊爾就認為，布什訴戈爾案引發的是一個不可裁判的政治問題，“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均澄清了這是國會的功能——而不是聯邦法院——來判斷總統大選糾紛。對國會而言，其必須解決這一選舉糾紛，無論其是多么棘手和困難，因為它是一個政治機構，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準確地表達了人民的志愿，而人民的志愿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大法官布蘭迪認為：“我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不作為。”

二、不同意第一種說法，認為時間會給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以贊揚，因為其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憲法危機。

很多的法學家、政治家、記者，以及其他觀察家認為最高法院在布什訴戈爾案中五票對四票的判決結果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治裁決。有人贊同大法官布萊爾的觀點，認為最高法院不應當介入此事件，但另外一些觀察家們認為，只有時間才能判斷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此案是否正確，也許將來某一天最高法院將受到贊揚，因為其沒有回避一件有困難的案件，并且做出了判決,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憲法危機。

三、有人充分肯定本案所顯示出的重大意義。記者弗雷德曼說，他未曾考察聯邦最高法院在此案或其他各案中的判決，但該案判決結果能夠順利得到實施，則有力地表明，美國強大的關鍵所在是這個民族對法治的信仰。“??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弗雷德曼接著寫道： 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制度才能長存、改進并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并且這正是戈爾先生所理解的，在其優雅地退出競選之際，他說道，“這就是美國，我們將國家利益置于黨派利益之上。”這表明：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于華爾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軍，也不在于海軍，不在于言論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場——秘密在于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這些讓每一個人可以充分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

[法理評析]

一、本案首先體現了美國法治的成熟與人們對法院權威的尊重。

2000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從表面上看，的確“熱鬧非凡”：民主、共和兩黨成員云集佛羅里達州，共同監測重新計票過程；戈爾不止一次地呼吁要傾聽選民大眾的聲音，布什則把他的競選班子頭領和主要智囊成員送到佛州督戰；前任總統克林頓為佛州高院命令重新計票的決定鼓掌，紐約州的共和黨州長則指責它不僅完全錯誤而且造成了混亂；在爭議的全過程，支持兩黨的選民都不時舉行游行，由于兩人的政治前途竟系于區區幾百張選票，所以雙方打得不可開交。整個過程迂回曲折，波浪起伏。但這“熱鬧”并未走向混亂與胡鬧，沒有舞槍弄刀，為什么？因為這“鬧劇”的背后還有一套規則和秩序。事實上，整個選舉仍然是一個相當開放、透明、有秩序、按規則進行的過程。最重要的，所有關于選舉的爭議最終都在法院獲得了和平解決，且即使是輸家（如戈爾）也毫不猶豫地服從最高法院的決定，并公開與政治對手和解。公民對選舉結果不服而產生爭議——有時甚至是激烈爭議，本是民主體制中很正常的現象；但爭議是否能獲得和平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法治。美國的選舉爭議最后通過法律手段而獲得解決，絲毫沒有出現象菲律賓彈劾總統期間出現的**與暴力事件，這首先就充分體現了其法治與民主制度的成熟化以及人們對法院權威的尊重。在各級法院判決后，各方都未采取過激行動。終審判決后，戈爾還進行了一次演說，這次承認敗選的演說既表現出君子風度，更體現出其對法治的尊重。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我接受這一判決的最終權威，??為了我們民族的團結和我們民主的力量，我拱手讓步”。這句話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出錯，可能不被認可，但卻是會被無條件地接受。從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的法治（rule of law,而非“依法而治”rule by law），領略到的是法治的精彩和無奈，感受到的是司法獨立的威力，是法大于權，是法律程序勝于政治結果。在美國，無論生效的判決公正與否，美國人都認為接受該判決是天經地義的，這就是美國社會文明的法治基礎。托馬斯?弗里德曼曾有段精彩的評論，他認為美利堅民族對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于華爾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軍，也不在于海軍，不在于言論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場，秘密在于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這些讓每一個人可以充分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強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并可由蠢才們運作的體系”。

在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社會中，我們很難理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力與權威。

（這白色建筑物就是被稱為美國“鎮國之柱”的聯邦最高法院。這右邊就是威嚴的9位大法官）。

二、本案應視為正當的司法審查(干預)，有助于美國民主制度的完善與政治穩定。

前面有人認為，本案干預了不該干預的政治問題，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認為這一觀點有些過于絕對化，不正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干預有正當與非正當之分，如果是正當的司法干預，結果是好的正面的話，那就應當肯定，如果是非正當的，結果是消極的，如引發了混亂或不公正的話，那就應否定。在選票出現微小差異的情況下，國會沒有去解決，人們也不相信國會，而雙方都主動地要求司法干預，司法介入后，最后的解決結論令雙方與廣大民眾都信服、都接受了，這是有助于美國民主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美國大選政治穩定的。可見,這種介入應當說是正當的。從美國法律的規定上看,聯邦最高院是行使司法審查權。凡是涉及聯邦憲法的，都可行使司法審查權。不管是總統行為，還是判決，抑或法律法規。

1946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科爾格羅夫訴格林眾議院議席分配不公一案中，確實拒絕審理,表現了傳統的保守”克制”態度,“不干預”；但熟悉美國法律史的人不難發現,這一判例沒有被后來60年代沃倫法官對貝克案[注：議席分配不公的事實致使查爾斯?貝克起訴州務卿喬?卡爾，聯邦地區法院以遵循先例原則，駁回請求，貝克一直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爭議激烈，沃倫首席大法官勇敢地拋棄僵化的權威先例原則，以該州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護”條款，積極介入，并判決貝克勝訴：“田納西州必須根據聯邦政府最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公正平等地分配州議會議席，切實保證每一位公民在事實上都能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維護美國代議民主制的公正與公平”。這是一個被譽為“關注社會現實，突破僵化與過時，實現司法理念與時俱進”的歷史性大案]的判決產生“遵循先例”的作用。人們現在都評價說，貝克案是正當的司法干預，那么，同樣道理，我們不能說，2000年美國大選案就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如果站在戈爾的黨派立場上，可以評價說，選票爭議，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但是戈爾一派也主動地請求司法介入了，是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的決定在先，而后才有聯邦最高法院的否定裁決的。所以，僅就形式而言，民主與共和兩黨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正如美國一位教授所評論的：聯邦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州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州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

國不可一日無君。高度“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那樣要鬧到何時？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法院應率先士卒，挺身而出。所以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了法律。”這里，認為沒有了“法律”，是一種極端的片面，而“產生了秩序”，意即它解決了一場因總統難產而可能導致的憲政危機。

有人評價說：“美國大選也稱得上是可以載入史冊的經典。選舉后出現在佛羅里達州的情況似乎一片混亂，就連我們也紛紛嘲笑美國人的基本算術能力。但關鍵時刻，最高法院在布什訴戈爾一案中5：4的判決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可能是在關鍵時候起重要作用，人們才稱：美國最高法院是國家的良心和社會保護閥。

三、內在的政治化傾向巧妙地利用了法律的技術與漏洞，表現了大法官的法律智慧。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與 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權限之爭，州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其態度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不難肯定，從判決書里存在多種意見的情況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分，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由此，不能完全排除沒有黨派傾向。我們應當理解，法官也并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書生的法律王國中。對此，《紐約時報》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曾說過：“戈爾先生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聯邦最高法院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于政治的動機裁定布什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于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即內在的政治化傾向巧妙地利用了法律的技術與漏洞，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表現了大法官們的法律智慧。

我們可以看判決理由：裁定佛州高院違憲的是9名大法官，其中多數派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認為，佛州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到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于佛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準，一樣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也就是說，本來的標準是計算有效票（有打孔的），而現在允許人工計票，就意味著某些標記不清楚的選票（無效票）也可計算在內了，與其他州標準不一樣。因此首席大法官認為，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州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州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州的立法。所以，以佛州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州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的第2條作為否定的理由，這是充分的，令人信服的。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本案的判決不是直接下令停止人工計票。而只是裁定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州高院重審。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否定辦法。如果直接判決停止人工計票，那不僅法律依據不足，而且有違公平公正原則，同時也會有些許涉及政治問題的嫌疑，從程序上給予否定，對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權限范圍內的判決，既達目的，又法理充足，絕對睿智！！要知道，佛州高院當時要重審已經是根本不可能了，因為聯邦最高院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法定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了，這實際上斷絕了佛州高院采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之嫌，但從技術上隱晦表達其內在的政治傾向性，不得不承認大法官們的智慧。

其實，反對派法官也是十分聰明的。判決是以五比四的表決比例通過的，其中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針對多數派法官的說法（佛州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表示異議，其認為佛州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憲政實踐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的。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

其中異議最為突出的是布雷耶，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不可司法性，他還援引大法官布蘭代斯的名言說，“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這種意見只有布雷耶一人主張，其余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多數派法官認為本案涉及的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于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直接表白道：“沒有人比本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并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后，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應該說，各方的觀點都有相當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大法官們不同意見的暢所欲言與激烈交鋒，的確讓人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我們中國一位學者曾經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于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么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因而，可以斷定，這是當代的一個經典案例，將在更廣泛的范圍對憲政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本案讓人們看到美國在民主與法治

第四篇：戈爾經典演講中英文對照

SPEAKER: ALBERT GORE JR.,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PART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Good evening.Just moments ago, I spoke with George W.Bush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becoming the 43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promised him that I wouldn't call him back this time.I offer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start to heal the divisions

of the campaign and the contest through which we just passed.Almost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Senator Stephen Douglas told Abraham Lincoln, who had

just defeated him for the presidency, Partisan feeling must yield to patriotism.I'm withyou, Mr.President, and God bless you.Well, in that same spirit, I say to President-elect Bush that what remains of partisanrancor must now be put aside, and may God bless his stewardship of this country.Neither he nor I anticipated this long and difficult road.Certainly neither of us wantedit to happen.Yet it came, and now it has ended, resolved, as it must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honored institutions of our democracy.Over the library of one of our great law schools is inscribed the motto, Not under manbut under God and law.That's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American freedom, the source of our

democratic liberties.I've tried to make it my guide throughout this contest as it has guided

America's deliberations of all the complex issues of the past five weeks.Now the U.S.Supreme Court has spoken.Let there be no doubt, while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court's decision, I accept it.I accept the finality of this outcome which will beratified next Monday in the Electoral College.And tonight, for the sake of our un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democracy, I offer my concession.I also accept my responsibility, which I will discharge unconditionally, to honor the new

president elect an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help him bring Americans together in fulfillment

of the great vision that ou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efines and that our Constitution

affirms and defends.Let me say how grateful I am to all those who supported me and supported the cause for

which we have fought.Tipper and I feel a deep gratitude to Joe and Hadassah Lieberman who

brought passion and high purpose to our partnership and opened new doors, not just for our

campaign but for our country.This has been an extraordinary election.But in one of God's unforeseen paths, thisbelatedly broken impasse can point us all to a new common ground, for its very closeness can

serve to remind us that we are one people with a shared history and a shared destiny.Indeed, that history gives us many examples of contests as hotly debated, as fiercelyfought, with their own challenges to the popular will.Other disputes have dragged on for weeks before reaching resolution.And each time,both the victor and the vanquished have accepted the result peacefully and in the spiritof reconciliation.So let it be with us.I know that many of my supporters are disappointed.I am too.But our disappointment

must be overcome by our love of country.And I say to our fellow member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let no one see this contestas a sign of American weakness.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is shown most clearly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it can overcome.Some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unusual nature of this election might hamper the

next president in the conduct of his office.I do not believe it need be so.President-elect Bush inherits a nation whose citizens will be ready to assist him inthe conduct of his large responsibilities.I personally will be at his disposal, and I call on all Americans--I particularly

urge all who stood with us to unite behind our next president.This is America.Just aswe fight hard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we close ranks and come together when the contest

is done.And while there will be time enough to debate our continuing differences, now is thetime to recognize that that which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divides us.While we yet hold and do not yield our opposing beliefs, there is a higher duty thanthe one we owe to political party.This is America and we put country before party.Wewill stand together behind our new president.As for what I'll do next,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yet.Like many of you,I'm looking forward to spending the holidays with family and old friends.I know I'llspend time in Tennessee and mend some fences,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Some have asked whether I have any regrets and I do have one regret: that I didn'tget the chance to stay and f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need burdens lifted and barriers removed, especially for thosewho feel their voices have not been heard.I heard you and I will not forget.I've seen America in this campaign and I like what I see.It's worth fighting forand that's a fight I'll never stop.As for the battle that ends tonight, I do believe as my father once said, that nomatter how hard the loss, defeat might serve as well as victory to shape the soul andlet the glory out.So for me this campaign ends as it began: with the love of Tipper and our family;

with faith in God and in the country I have been so proud to serve, from Vietnam to thevice presidency;and with gratitude to our truly tireless campaign staff and volunteers,including all those who worked so hard in Florida for the last 36 days.Now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s over and we turn again to the unending struggle for thecommon good of all Americans and for those multitudes around the world who look to us for

leadership in the cause of freedom.In the words of our great hymn, “America, America”: “Let us crown thy good withbrotherhood,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And now, my friends, in a phrase I once addressed to others, it's time for me to go.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and God bless America.戈爾講話全文］（美國東部時間2000年12月13日晚21時）

晚上好！

幾分鐘之前，我剛跟喬治-布什通過話，祝賀他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第43屆總統。我承諾此次我不會再收回我的祝賀。

我主動提出將盡快和他會面，以便能夠彌補競選活動以及我們剛剛經歷的對抗所帶來的分歧。

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參議員斯蒂芬-道格拉斯對剛剛在總統競選中擊敗他的林肯說：“黨派感情必須讓位于愛國熱情。總統先生，我將永遠和你站在一起，愿上帝保佑您。”

因此，出于同樣的感情，我對當選總統布什說：黨派分歧的殘余必須丟在一邊，愿上帝保佑他，為這個國家掌好舵。

不論是他還是我都沒有預料到會經歷一條這么長而且艱難的競選之路。當然，我們倆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希望發生這件事，可是它發生了。而現在又通過我們崇尚的民主政治機構把問題解決了，就像所有必須化解的矛盾一樣化解了。

在我們一所非常知名的法學院圖書館前，銘刻著這樣一句座右銘：“不是出于人治，而要崇尚上帝和法律。”這正是指引我們美國民主的原則，也是我們民主自由的源泉。在這次競選的全程中，我一直把它作為我的指南，而且，它確實指引了過去五周在所有艱難問題上的辯論。

現在，聯邦最高法院已做出了最后裁決。雖然我并不服這個決定，但我會坦然接受它，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我會接受下星期一競選委會做出的競選最后結果。今天晚上，為了民族的團結和民主的力量，我承認競選失敗。

同時，我也將無條件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尊敬下屆新總統，并盡力協助他共建《獨立宣言》和《憲法》所描繪的祖國藍圖。

對于那些一直支持我和我們的競選的人們，我表示由衷的感謝。尤其要感謝我的夫人和利伯曼，感謝他們為我們的競選不斷注入活力和希望，不僅僅為了競選，更是為了我們整個國家。

這是一次特殊的“非常選舉”。選舉結果是如此接近，這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都屬于一個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命運。

事實上，歷史上有很多類似的激烈的競爭，它們也都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爭論后得到最后的解決，而且每一次不管是勝方還是敗方，都平靜地接受最后的結果。讓和解精神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我知道，我的很多支持者會感到很失望，我本人也很失望，但是我們熱愛祖國的感情必定會克服這種失望。

同樣，我也要向國際社會上我們的伙伴們說，不要把這場競爭看做是美國脆弱的象征。美國民主的力量已經在它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極為清楚的顯現出來了。

有些人或許會擔心這次競選極不尋常的性質將會妨礙狹義的總統履行職責，我認為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本屆當選總統布什，接手了這樣一個國家：在他履行重大責任時，這個國家的公民將愿意給予協助。

我個人將聽從他的指令。我號召所有的美國人，特別是要力勸那些站在我方陣營的人們，聯合起來，站在當選的下屆總統身后。這就是美國，正像當兩方勢均力敵達到頂點的時候，我們猛烈地交戰，而當競賽結束以后，我們又靠近雙方的陣營走到一起來一樣。

我們將有充足的時間爭論我們持續存在的不足，然而，在現在這個時刻，我們應該承認，把我們聯合到一起的共同之處要比那些將我們分開的東西強大得多。雖然我們仍將緊握而不會放棄我們對立的信仰，但除了對政黨的忠誠之外，我們還有更大的責任。這就是美國，國家將被我們置于政黨之前來考慮。我們將一起站在我們的新總統身后。

第五篇：布什訴戈爾 判決書

七、聯邦最高法院2000年12月12日終審判決書

美國最高法院 第00949號

喬治·布什訴阿爾伯特·戈爾 送達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令狀

(2000年12月12日)全院多數意見

第一部分

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于2000年12月8日命令利昂縣巡回法院人工統計邁阿密·戴德縣9000張選票。它還命令民主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阿爾伯特·戈爾副總統和約瑟夫·利伯曼參議員在棕櫚灘縣所得的215票和在邁阿密·戴德縣所得的168票應當包括在總的計票結果中。佛州最高法院陳述到，上訴人喬治·布什州長認為，戈爾副總統在棕擱灘縣凈得176票，并且要求佛州最高法院命令巡回法院來解決這一糾紛。佛州最高法院還認為，在那些還沒有對所謂“問題選票”進行人工重新統計的佛州各縣進行人工計票。該法院還命令立即進行所有的人工重新統計選票。共和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布什州長和理查德·切尼提出了一項緊急申請，要求終止這一命令。12月9日，我們接受了這一申請，并將這一申請作為申請法庭令狀來處理，我們同意作出令狀。

我們在布什訴棕櫚灘縣檢查委員會一案的意見中，已經討論了引起目前這一爭議的具體情況。2000年11月8日，即總統大選日的第二天，根據佛羅里達選區的報告，上訴人布什州長獲得2909135張選票，被上訴人戈爾副總統獲得2907351張選票，比布什州長只少1784張選票。因為布什州長以不到“全部選票的5%”的微弱多數獲勝，所以，根據佛羅里達選舉法典'102.141(4)的規定，自動進行機器重新計票，計票結果顯示布什州長仍然贏得選舉，但是以更少的微弱多數獲勝。接著，戈爾副總統根據佛州制定法' 102.166(2000)中的有關佛州選舉抗議條款的規定，在沃盧西亞縣、棕桐灘縣、布勞沃德縣和邁阿密·戴德縣提出人工重新計票。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爭議，即當地各縣檢查委員會將選舉結果提交給州務卿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時候。州務卿拒絕將制定法苦號102.111,102.112規定的11月14日延后。然而，佛州最高法院將11月26日作為截止日期。我們同意作出命令，擱置佛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因為這一判決缺乏非常明確的依據。在12月11日，佛州最高法院根據請求作出判決恢復11月26日這一日期。

11月26日，佛州選舉檢查委員會確認了選舉結果，并宣布布什州長贏得佛州25張選舉人票。11月27日，戈爾副總統根據佛州爭奪條款、佛州制定法'102.168(2000)，在利昂縣巡回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對這一確認的結果進行爭奪。制定法' 102.168(3)(c)規定的“接受大量非法選票或拒絕大量合法選票，并足以改變選舉結果或令人懷疑選舉結果”都可以成為提出爭奪的理由。巡回法院拒絕了這一請求，認為戈爾副總統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他上訴到第1區上訴法院，該法院將案件移送至佛州最高法院。

佛州最高法院受理了該案，并對原判決戈爾訴哈里斯(Gore v.Harris)進行了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佛州最高法院認為，巡回法院拒絕戈爾副總統對納索縣確認的選舉結果的挑戰，拒絕戈爾副總統對棕櫚縣檢查委員會作出的3300張選票按照制定法術語不是“合法選票”的決定的挑戰，這兩項拒絕都是正確的。

佛州最高法院認為，戈爾副總統已經按照號102.168(3)(c)規定，提供了充分證據來挑戰邁阿密·戴德縣，戈爾認為該縣沒有人工清點9000張選票，而機器并沒有從這些選票上識別出選民投的是哪位總統候選人(“問題選票”)。佛州最高法院考慮到選舉結果如此接近，并且“根據這一結果，9000張沒被計算的選票中所存在的合法選票足以令人懷疑這次選舉結果，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按照佛州最高法院的判決，一張“合法選票”是“一張‘清楚表明投票人意志’的選票”。因此，佛州最高法院下令在邁阿密·戴德縣人工重新計算這9000張選票。考慮到佛州制定法號102.168(8)(2000)的爭奪條款授予巡回法院法官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來“根據情況提供適當救濟”，佛州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巡回法院可以命令“選舉監督官和檢查委員會，以及必要的官員，在沒有對問題選票進行人工重新計票或人工列表的所有各縣立即進行重新計票或列表??，該列表只在那些選票所在的個別縣進行”。

佛州最高法院還決定，戈爾副總統在棕擱灘縣和邁阿密·戴德縣早些時候的人工重新計票中已經分別凈得215張和168張合法選票。推翻了巡回法院的結論，此結論即，棕桐灘縣無權將11月26日之后提交的215張得票包括在內，佛州最高法院解釋說，截止日期不是為了將在截止日期之后仍在進行的人工重新統計的并被認定的選票排除出去。至于邁阿密·戴德縣，佛州最高法院認為，盡管被確認的168張選票是部分重新統計的結果，但它們是“可能會改變大選結果的合法選票”。因此，佛州最高法院命令巡回法院依據邁阿密·戴德縣的部分重新統計所得的實際選票數，將那些數字包括在被確認的結果中。

上訴人提出以下問題：佛州最高法院是否為解決總統爭奪而設立了新標準，因而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項，也不符合美國法典第三條第五部分，毫無標準的人工重新計票是否違反了平等保護和正當程序條款。就平等保護問題而言，我們認為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