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學流派[范文模版]

法學流派 是最容易忽視的，分析介紹得少，重要性就不多說了，翻翻歷年真題就知道了。

注釋法學派

注釋法學派 glossators 西歐11世紀末到15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發展而產生的一支與神學法學相對抗的新的法律思想派別。該派以研究羅馬法為中心，并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university of Bologna）大學為中心，因而又稱意大利法學派或博洛尼亞法學派（the school of Bologna）。

中世紀初期，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編纂的法律文獻,已很少為人所知,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學說匯纂》曾湮沒達幾個世紀之久。從11世紀末，西歐各國以意大利為中心，開始對羅馬法廣泛研究，因為羅馬法的適用不僅有利于以王權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制的建立和加強，而且也為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系提供了極為詳盡的規定。當時這種廣泛研究，意味著法學正從神學中分離出來。與此相適應，一個獨立的、世俗的法學家階層逐步形成。

他們主要代表新興市民等級的利益，與代表封建制度的神學或教會法學家相對立。注釋法學派的出現和發展，同西歐近代大學的興起也有密切聯系。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是近代歐洲第一所大學，它主要就是從研究羅馬法開始的，并長期成為傳播羅馬法的基地。西歐其他國家和意大利其他地區都有學者到博洛尼亞學習羅馬法。12世紀中葉，在該校研究法律的學生有一萬多人。該校創始人就是前期注釋法學派奠基人伊爾內留斯（約1055~1125）。繼博洛尼亞大學后創立的一些著名大學也都將羅馬法的研究作為一門主要學科。

自然法學派

自然法學派當今世界范圍內居主流地位的法學學派。代表人物為如格勞秀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潘思、杰斐遜等。

自然法學派是指以昭示著宇宙和諧秩序的自然法為正義的標準，堅持正義的絕對性，相信真正體現正義的是在人類制訂的協議、國家制訂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們的協議產生的規則本身的法學學派。自然法學派主張有一個實質的法價值存在著，這個法價值乃獨立于實定法之外，且作為檢定此實定法是否有正當性的標準。自然法學說認為，在自然，特別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著一個理性的秩序，這個秩序提供一個獨立于人〔國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觀價值立場，并以此立場去對法律及政治的結構作批判性的評價。自然法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意味著由自然，也就是說由人的本性、由社會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繹出某些法則，這些法則可供給一個整體而言對人類行為舉止適切的規定。自然法學派起初的權利觀念更多帶有“天賦”權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權利也來自于自然。

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于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在法學研究中表現為一種激進的理想主義情懷，以諸如正義、平等、自由等抽象價值來構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傳統法律理念，重塑時代法律神圣性的歷程中，功勛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論如天空之流云，綺麗卻飄渺，它宣言法的未來，但無力構筑通達未來現實的路徑。更令人憂慮的是，自然法的自大與泛濫還有可能使法學籠罩于空泛與虛幻之中而難以成長與成熟。

在17、18世紀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和革命斗爭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以強調自然法為特征的一個法學派別。一稱自然法學派。所以稱“古典”自然法學派，是為了與其它時代(古代、中世紀或20世紀)的自然法學說相區別，并表示自然法學說在17、18世紀最為盛行。

歷史法學派

法律的歷史解釋，泛指以歷史的觀點和歷史的方法來研究法律科學。在內容上一般，我們一般將其區分為德國的歷史法學和英國的歷史法學，在德國的歷史法學中，又可以分為強調羅馬法歷史的薩維尼和強調日耳曼歷史的艾希霍恩，英國的歷史法學有梅因、波洛科和梅蘭特，用進化論觀點解釋法律的斯賓塞有時也被視為一種歷史法學。提出學說的背景

拿破侖在統治區內對部分德意志邦進行的針對封建制度的諸項改革，大大激發了人們對這位年輕的天才皇帝的敬慕。好景不長，1806年法國占領者在不來梅施行思想專制，特別是拿破侖在占領區推行法語，打破了德國知識界和年輕人對于拿破侖者為“和平王子”的天真幻想。法德文化問題伴隨著民族矛盾遽然爆發。人們要求擺脫法國人救世主式的民族主義，而代之以對于自身民族生活和政治活動的自主安排。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聯軍攻入巴黎，拿破侖第一次被流放到厄爾巴島。反法同盟旋于維也納召開會議，重商建立歐洲秩序。翌年，由于英、法、俄等歐洲大國擔心德意志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后如虎在側，聚集在維也納的政治家們遂決議建立一個松散的“德意志邦聯”，作為德意志統一問題的暫時替代性解決方案。

拿破侖以《法國民法典》為利索而束縛各國，并將其強制施行于德意志各邦。在1814年拿破侖被推翻之后，該法典已經在多數省份施行。北萊茵各省保留實行該法，并且一直如此。在德意志其他部分，該法作為一種政治落魄的標志，幾乎很快遭到拋棄。以何種形式取而代之的問題，隨即浮現。在當日德國，整個思想學術領域都正在從事對于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不僅在法的研究中，而且在民歌、民間童話、民間話本、民間習俗以及語言、詩歌和宗教等等一切領域的研究中，民族意識均如沛然春水般涌流

19世紀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

一、新自然法學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于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并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準。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于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于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于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么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并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采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征。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采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

社會學法學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于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后，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于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準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于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并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傊?，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于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篇：中國法學流派

中國法學流派淺論 鄭州大學 付承為

提到中國法學流派一詞，目前學界尚無系統明確的論述，或者說，在大多數學者看來，中國不存在法學流派。筆者以為，多數學者對“流派”一詞的定義還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學流派的定義，即有系統的自圓其說的理論，有許多學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獨立性標志，有自己明顯的甚至于偏激的觀點，有較長的時間跨度和較寬的空間跨度??

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形式上的界定。所謂流派，應是從不同角度來闡釋法、理解法、宣揚法，促進法與社會的同步接軌（盡管法律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解決實際的法律問題，解放人們的思想，從而實現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穩定的、可預測的秩序，以便人們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預測未來，安排自己的人生。這是筆者認為的實質意義上的可以被稱之為流派的標準。

在確定了實質意義的標準之后，筆者將闡述中國法學四大流派——權利本位論流派、法條主義流派、法律文化主義流派、本土資源論流派，下面一一闡述各個流派的核心觀點，以及筆者的個人意見。

權利本位論流派

本流派著眼于中國法學的發展方向，即強調中國法學的應然。此流派以張文顯先生為代表，他認為，法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權利義務關系，而在這個關系中，權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說權利是中國法學的核心、追求和著重點。張文顯先生提出此觀點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特別強調義務、強調階級斗爭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提法無疑是需要的，但這種提法給他本人帶來了很多麻煩，毫無疑問，他遭到了許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導師都公開反對他。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行，中國學界接收了許多的西方思想，權利本位論的價值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肯定，張文顯先生也就成為了中國法理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但是，這種觀點的正確性筆者持懷疑態度，筆者更傾向于英國學者哈特的觀點，即法律規則理論。哈特認為，法律規則可以分為第一性規則和第二性規則，第一性規則即是義務性規則，它是根本性的規則，第二性規則是權力性規則，是附屬性規則，因為權利的享有依賴于相對應的義務的履行，未有義務，權利便無從談起。筆者進一步認為，義務本位論是基于邏輯和哲學意義而言的，而權利本位論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口號，是一種類似于啟蒙運動的號召，它的學術性價值其實并不是太高（相對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對學界的沖擊，是一種對中國法律人和普通民眾的啟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經出現，因為目前學界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強調公民的權利，批判國家機關的絕對權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識普遍增強，我國訴訟案件急劇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價值是非常大的。

中國一直以來強調義務，致使我國形成了義務大于權利的法律體系，義務大于權利必然會導致人們對法律的規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社會的許多潛規則，而權力本位論有利于沖破這種規避法律的現象（雖然它帶有一種矯枉過正的意味），使我國形成權利義務相

平衡的法律體系，樹立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對法律的忠誠，而不僅僅是將法作為一種工具。這對我國法律的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

法條主義流派

該學派沒有什么理論，基本上說它是一種態度，即不討論法的應然問題，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問題，將法學的研究局限在對法條的解釋和歸納上，以法條為基準、中心。此流派可以說在中國很早就已經出現，在當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知識分子都變得謹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現實的范圍內進行研究，尤其是法學這樣一個和政治掛鉤很強的學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論。這種慣性一直延續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許多這樣的學者。再者，有些學者們要想做出點“成績”，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發一些違心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都是嚴格的遵守“法律規定”的。

應該指出，我國目前的立法現狀其實非常糟糕，許多法條之間存在著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釋存在矛盾，法和“適用辦法”之間的矛盾就更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國，法條主義注定會因法條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會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國法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將法律這種工具變得在國民心中神圣起來，培養國民對法律的忠誠，減少規避法律現象的發生。而法條主義顯然對這個問題于事無補。因此，筆者對法條主義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懷疑。

法律文化主義流派

法律文化主義的出發點是來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來自中國的文化相融合。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觀點就是文化決定論，即每個民族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基本相同，但是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處理方法，而這種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類型或者說文化式樣。而法律就是一種典型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從根源上來講，是文化式樣的差異造就的。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就是中國文化的產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將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國的文化土壤上的嘗試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說，或者說中國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樣的法治，需要從文化層面著手。

法律文化主義可以說是對近年來我國向西方學習但是學習效果卻不盡人意的一種思考和一種試圖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論對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沒有進行深層次的探索；再者，此論是一種嚴重的對中國文化的不自信為基點的，這就導致其結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論的最主要價值體現在于，將文化列入的法學家研究的范疇，但這種價值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那就是泛文化論——幾乎將所有的社會現象的原因都歸于文化，將文化一詞的含義無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義的最大弊端在于將中國今年來的學習西方法律的努力和進路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將在已經對傳統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國法學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資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謂“普世法律”的中國化問題，或者說將兩者加以結合，實現中國的法治。本論不像某些傳統的學派用中國傳統的

理論來附會西方理論，從而論證我國古代法律的先進性，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并在主觀上否認西方法學的強勢（我不認為強勢就是先進）。朱蘇力提出本土資源論，其本土資源指的是“民間法”，即一種區別于國家制定法的民間的通行規則，簡而言之就是習慣。蘇力在法律規避的語境下引出了這一概念，他的核心論點就是強調立法對這些民間法的適當吸收，從而減少公民尤其是農村公民對法律的規避。從更深的層面講，一個導致諸多規避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惡的法律體系，這樣的法律體系絕對不可能培養公民對法的信仰和忠誠，而對法的忠誠和信仰是中國法律在目前的環境之下最需要的東西，或者說中國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誠和信仰的缺失。

筆者對本土資源論很推崇。近代以來，由于整個民族的狂熱學習西方，導致了嚴重的對傳統中國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一直延續到現代，以至于目前法學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當我們問到“什么是正確”的時候，我們聽到的許多回答都是“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做的”。這種不信任嚴重妨礙了中國法學的發展，或者說我們目前的中國法學中幾乎沒有中國的概念。理論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國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說教性的語言解說西方的相關情況，而實務界則以鄙視的眼光看待理論界，他們將理論界看作是只會說空話的書呆子。

在這種背景下，強調中國的本土對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將使法律和中國現實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是中國法學真正成為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法學，這將不僅培養公民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實務界與理論界的和解，這對中國法學的發展至關重要。

筆者以為，無論是哪個流派，無論其從哪個角度來探究中國法學，對中國法學理論的豐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國法學流派同時帶有相同的通病，他們都沒有自己獨立的哲學基礎，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呼吁。這是中國自百家爭鳴以來就有的通病，中國所謂的學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論，然后博取統治者的贊同和施用，從而將自己“送入孔廟吃冷豬肉”。中國法學流派的觀點也帶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美其名曰實用主義哲學。其實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們只能希望中國的政治色彩不在這樣濃烈，給法學一個真正自由的空間。

第三篇：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陳 績

現代西方法理學是現代西方國家法學中研究法律基本理論的學科。① 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精神危機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學家在探尋治理社會的危機和完善資本主義法律的方法的過程中，新的法學思潮相繼更迭，或競相表現，或相互吸納，“任何一種法學思潮都不再獨霸世界，傳統的形而上學法哲學大一統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②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于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于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并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準。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于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于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于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么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并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采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征。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采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于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后，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于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準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于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并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于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臺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筑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后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準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于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采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后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采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么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后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么？我們得到些什么？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于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務于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準和相對普遍的價值準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托。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癥下藥”，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于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并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于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第四篇：理想與現實之間 ——漫談法學流派與法治（本站推薦）

陳金釗

四、法治的弊端———現實主義法學與法治

現實主義法學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法學流派，而是一種法哲學傾向，或者說是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這一法學思潮強調對法學理論所提出的一切正統的假設（包括法治）保持懷疑?，F實主義法學指出，法在很大程度上曾經是、現在是、而且將來永遠是含混和不確定的。雖然，現實主義法學的斷言存在著偏激，但是，我們如果循其思路，確實能發現傳統法治存在著理論上的漏洞，我們也確實能發現法治的一些弊端，現實主義法學看清了傳統法治理論中對法律認識的假定成份。

第一，傳統的法治理論要求依法辦事，把法視為規則體系，強調每一法律規則其意義不僅是清楚的而且是穩定的。但大量的事實表明，用同一法律規則衡量人們的行為往往產生不同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為：邏輯明確的法律規則只是一種抽象的規則，面對紛繁復雜的事實，它的不確定性隨時可以暴露出來，法官們辦案時隨時可摻入自己的意見。另外，面對同一個法律規則，理解它的是各種各樣的法官，法官的不同經歷，對法律價值的不同認識，以及理解法律時的不同心態，或者掌握不同的法律知識結構，對法律的意義會有不同的闡釋。所以，斷言法律是確定的、穩定的只是一種幻想和神話。他們由此推定，法官無法依法判案，他們所進行的活動只能是無法司法。嚴格依規則辦事，在法治技術層面貫徹不到底。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曾講：“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但它像人類創建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些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么，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p>

第二，北歐的現實主義法學強調法律不過是一系列的事實。他們認為法學必須是以對事實和實際的聯系觀察為基礎，而不是以對個人評價或形而上學的東西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如果循著這一思路把法治之法當成社會事實的角度來考察，我們便會發現，法治不僅存在操作技術上的呆板，而且還存在著與社會進步相比較的僵化和保守的因素。傳統的法治理論認為，法律不僅應是明確的，而且也應當是穩定的，法律的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法律的實際生存。所以傳統法治理論不能解決穩定的法律和變動的社會事實之間的矛盾。這里的矛盾在于，“一旦法律制度設定了一種權利與義務方案，就應當盡可能避免對該制度進行不斷的修改和破壞，但當業已確定的法律同一些易變的迫切的社會發展力量相沖突時，法律就必須對這種穩定政策付出代價。并且社會的變化從典型意義上看比法律的變化要快。如果我們在社會發生大的變化時仍恪守法治的原則，常常會被指責為迂腐。當然，也可能有人會說，人們不能對法律進行及時的廢立改嗎？但這又是一種幻想。因為這樣做不僅僅會破壞法律的穩定性，而且也忘記了立法過程本身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第三，現實主義法學由于對規則持懷疑態度而主張法官創造法律，斷言法律就是對法院的判決所作的預測。理所當然地，現實主義法學的這一觀點受到了傳統法治理論的批評。因為，在傳統法治理論看來，法官只能是法律的操作者，依法判案就不能實際決定法律是什么。但是，現實主義法學的觀點也完全不是無中生有，法官在判案的過程中，對法律規則的空缺結構確實存在著彌補的作用，這種彌補無疑是在對具體所要判決的案件立法（在普通法系中甚至是創立法律規則）。傳統法治理論認為，制定法律規則是為了防止和反對無序狀態和專制因素。但由于在法治社會中突出了法官的地位，它行使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而這些權力的運用在很多場景下超越了法定范圍，所以一方面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可能會轉化為強制，控制轉化為壓制的現實，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制度為了限制私人的權利和政府的權力而規定的制衡原則變得過分嚴厲和僵化，那么，一些發展和實驗的有益形式就會受到窒息”。這就是說，現實主義法學所揭示的法律預測說可能會導致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允許法官造法，就等于宣告規則統治的失敗，另一方面，不承認規則的法治則可能使社會陷入混亂。

我國，在理論上一直倡導規則的至上地位，即大多數法學論者所談的法律至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事實上的悖論，它表現在：第一，從規則的角度看，法官應是法律的適用者，沒有任何自由裁量權，只能依法判決，但實際上，由于法律規則本身的粗疏及對法律精神和原則理解的偏差，許多案件的判決中都滲入了大量的自由裁量因素；第二，從國家權力機構的分工來看，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有明確的分工。從憲法的規定來看，立法工作只能由全國人大和常委會進行，但又通過法律的授權使得行政機關等也有了立法權。另外，雖然沒有對司法機關授予立法權，但司法機關是否就真的沒有創造法律的權力呢？在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雖然沒有立法權，但卻打著解釋法律的旗幟確實沒少創造法律。對這種現實，理論界有些爭議，一些學者認為司法權在這時侵蝕了立法權。但我們認為，這種侵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之不足，克服了法律之僵化。實際上，賦予各級法官在疑難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權，恐怕也不是不可以討論。關鍵是要對自由裁量權設置程序和原則，而不是掩蓋這一問題。

五、理想與現實相統一的法治———法律解釋學與法治

法律解釋學，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狹義法學的代名詞。它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成文法律，而且包括法律事實?，F實主義法學（或法律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事實進行注解的法學學派。法律解釋學可以說是以法治為存在前提的。

近代以來，隨著公法和私法劃分觀點的增強，法律解釋學逐漸朝兩個方向發展。第一

第五篇：學前教育流派

幼兒教育是針對3到6歲的進行的教育，學前教育是0到6 歲的進行的教育

學前教育一般分為學前社會教育和學前家庭教育。

流派，1行為主義的學前教育理論。行為主義代表人物華生和斯金納。斯金納把行為分為2種，應答性行為→反應發生時可以看到刺激的行為，是對一定刺激的應答反應。操作性行為→反應發生時看不到刺激的行為，行為最初出現的時候并沒有明顯刺激出現，也許是一種自發的行為。他認為，學習是一個通過運用結果、強化和懲罰來獲得預期的行為和知識的“條件反射”的過程。

流派2認知發展的學前教育理論。代表人物皮亞杰，他認為兒童的發展遵循著普遍的、共同的發展順序，是有階段性的，每個階段都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提高和發展起來的，都呈現出一種有組織的思維和活動的顯著特征

1感知運動階段。這個階段的嬰兒具有行動能力和組織他的感知能力。2錢運算階段。此階段可再分為前概念亞階段與直覺維亞階段。前亞階段從2歲左右到4歲，此階段兒童發展了“象征功能”即表象。也就是說兒童開始用心理表象來再現那些不在他眼前出現的人、物和事。直覺思維亞階段出現在4到7歲，兒童可以把相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成為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