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可低估中國城市貧困現狀

城市貧困的基本狀況 識別城市貧困人口、判斷城市貧困狀況和確定貧困救助水平，需要依次考慮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確定該地區貧困線是多少；然后識別該地區人口中的貧困人口數量；最后將該地區估算的貧困線與實際的救助線之間進行比較，以判斷該地區貧困人口的救助狀況。

（一）城市人口的統計范圍 中國城市人口的范圍是按照戶口性質劃分的，這和國際上通行的根據人口密度和生計來源等常用的社會經濟標準不同，使得城鄉人口的統計不能真實反映人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些居住在農村而持有非農戶口的居民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中，另外一些居住在城鎮而持有農業戶口的居民卻被排除在城鎮人口之外。比如，１９９９年的４３０００萬“非農業人口”（正式城鎮人口）中，３７．２％（１６０００萬）是農村居民，他們并不住在城市。而城市常住居民中３８．６％（１０１００萬）持有農業戶口的人，則被認為是農業人口，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已與農業沒有任何聯系。此外，農村勞動力中約有３０％全職從業于非農產業，而且城市周圍許多縣的農村居民收入中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均來自于非農產業。因此，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在考慮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的時候需要增加兩個群體：一是長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鎮的流動人口，一是農村縣的人口中符合通常“城鎮人口”標準的人口。據此計算的中國城鎮人口比例要高于官方數字３６％。

（二）貧困線確定的思路 根據用途，可將貧困線分為兩種：診斷性貧困線和貧困救助線。診斷性貧困線是為了確定哪些人是貧困人口，通常稱之為貧困線；貧困救助線可用于確定潛在的社會救助對象和救助力度，通常稱之為救助線。“診斷性貧困線”的計算涉及下列幾個問題：地域覆蓋范圍、家庭大小及其構成的影響以及采用哪種貧困線。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地域特點各異的國家來說，地域覆蓋范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由于各地區消費結構、物價和生活水準（或人均收入）差異很大，因此，采用全國統一的貧困線可能會扭曲地區的貧困格局。盡管省級貧困線也有同樣的缺陷，但比全國貧困線要可靠一些。同時，由于個人的生活水準取決于其家庭的規模和家庭成員的年齡構成，因此，貧困線的確定還需要根據家庭的規模和構成進行調整。關于在何處劃定貧困線的問題，本文主張采用幾條而不是一條貧困線。這是因為：第一，貧困的確定不是絕對的。第二，選定的貧困指標的測量值總是有一點的誤差。計算貧困線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在“絕對”和“相對”貧困線之間做出選擇。本文所談及的貧困線均指絕對貧困線，它以基本需求這一概念為出發點。這些貧困線在省與省之間是不同的，而且大體上是隨時間而變化的。

（三）城市貧困線的估算結果 估算貧困線一般需要首先估計食品貧困線，因為減貧的首要目標是為貧困階層提供足夠的營養。在食品貧困線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出人均基本的“非食品開支”，就可以得到一般貧困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貧困線。[!--empirenews.page--]根據１９９８年城鎮家庭調查的數據，我們計算得到了各省及全國的食品貧困線和一般貧困線，見表。從中可以看出兩個突出特征：第一，省際貧困線的差異很大。沿海省份的貧困線要高于全國平均數，內陸省份的貧困線要低于全國平均數，只有三個省份例外，這三個省份是：云南（內陸省份，其貧困線是全國平均數的１０２％）、遼寧和江蘇（沿海省份，其貧困線分別是全國平均數的９５．４％和９６．５％）。這說明全國采用統一的貧困線會低估沿海省份的貧困，而夸大內陸省份的貧困，最終結果是嚴重歪曲各省的貧困程度。第二，食品貧困線與一般貧困線之比率差異也很大。這個比率表示根據一般貧困線定義的生活水準中食品消費所占的份額。可以看出，食品消費所占的份額高于全國平均值的省份包括人均收入很高的省份，也包括人均收入很低的省份，如廣東和上海（屬于前者），貴州和甘肅（屬于后者）。這說明雖然食品消費所占的份額隨人均收入／支出的上升而下降，但對衡量生活水準來說，以食品消費所占的份額作為依據是有缺陷的，因為包括物價、家庭規模與構成以及與生活水準沒有直接關系的當地的烹飪習慣等都對食物支出產生影響。

（四）城市貧困人口的數量估計 我們分別采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作為貧困指標測得省貧困人口人數及貧困比率。該結果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選用不同的指標（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測量的貧困人口數差異很大。如果采用人均支出代替人均收入以識別貧困人口，全國城鎮貧困人口人數從１４７０萬增至３７１０萬，增加２．５倍之多。這一巨大差別表明采用兩個指標測量貧困人口及貧困比率是很重要的。就人均支出而言的人數高于就人均收入而言的人數表明：低收入家庭往往有存款。此外，許多這種家庭，其存款數目足以使他們的人均收入高于相關的貧困線，而人均支出低于相關的貧困線。但這并不是說這些家庭相對于他們的收入而言有大量的存款，而是說他們的人均收入比貧困線僅僅稍高一點。轉換指標而使貧困人數產生巨大差別的原因可能是：按人均收入排列的家庭密集于貧困線上下，這說明城鎮貧困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城市貧困的顯著特征

（一）敏感性程度很高 敏感性程度很高意味著貧困線較小的移動會導致貧困比率發生很大的變化。這說明有相當一部分非貧困城鎮居民，由于收入較小幅度的下降，或在非食品方面的開支加大，比如由于疾病，而陷入貧困的可能性相當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相當于收入的減少，因為受影響的家庭不得不在食品或非食品方面減少開支。這一分析表明：扶貧措施不應當只注意貧困線以下的家庭而且同時也應當注意陷入貧困風險高的家庭。對于后一人群的適當政策不是提供社會援助而是增加低收入家庭應付風險的能力，比如提供大病健康保險。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較小幅度的下降而會使相當比例的城鎮人口陷入貧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要求必須重視社會安全網的建設。這一安全網要保護所有的城鎮居民，而不能像過去和現在的實際做法，只保護無工作能力、無積蓄和無親人可依靠的一小部分人口。

（二）區域差異顯著 根據國際標準，從具體的數字來看，全國的城鎮貧困人口總數是比較少的，貧困比率也是比較低的。將長期外來打工人員包括在城鎮人口中很可能增大貧困比率，但不會大到完全推翻此結論的程度。但是，各省之間的比率相差很大。我們測算發現，比率很低的地區，除北京外，都是沿海地區，屬最富裕的省份。高比率的地區都是內陸地區，除河南外，均地處西部。不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地區是一種混合狀態。某些最貧困省份的平均貧困率是４－６％，包括貴州和青海。某些較富裕的省份，如遼寧和天津，貧困比率比平均數高出不少。[!--empirenews.page--]省別貧困線的顯著特點是變化的范圍很大，這說明要是整個國家只有一條貧困線會扭曲城鎮貧困的實際狀況。同時還說明城鎮扶貧的重心不同于農村地區，城鎮貧困狀況和地區貧富程度之間不是完全對應的。

（三）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突出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員急劇增加，處于流動狀態的人口也在不斷增長。據民政部估計，１９９９年，我國流動人口總規模（包括農村到農村、城市到城市和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已超過４千萬，其中與城市貧困有關的流動人口即城市到城市、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占７５％左右。隨著流動人口的增長，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日益突出，應當予以高度關注。關于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存在如下特點： 第一，流動人口的貧困比率很高。流動人口貧困比率全國平均達到１５．２％，在一些城市超過了２０％，如烏魯木齊、濟南、南京、呼和浩特、銀川、鄭州等。第二，流動人口的平均貧困率比城鎮常住人口高出５０％。第三，流動人口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在多數城市，流動人口僅限于從事常住人口不愿干的工作。而且，在從事同樣工作時，流動人口得到的報酬通常比常住人口低。現有城鎮貧困人口收入支持體系存在的缺陷 目前的城鎮人口（流動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貧困的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下崗人員生活費。目前下崗人員的生活費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企業負責照顧和發放本企業下崗職工生活費，但最多只發放３年；一是下崗職工僅領取低于當地最低工資的生活費，而在過去是領取基本工資。下崗人員所在企業都按照要求成立再就業服務中心，負責登記下崗工人并支付他們的生活津貼，代下崗工人繳納社會保險費，提供再培訓及幫助求職或介紹工作。從２００１年開始，所有的下崗人員都直接進入失業保險，不再像以前那樣，先進入下崗再就業中心，三年后找不到工作再進入失業保險。因此，盡管這項政策的保障范圍最廣，但其功能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階段性措施，因而是臨時性的，預計２００３年結束，將由失業保險取代。第二道防線是失業保險。２０００年底，包括“登記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在內，城市失業人口總數達到１４６０萬，相對應的“職工”（正式雇員）以及“登記失業人員”總數為１．１８５億，由此計算的城市失業率為１２．３％。目前失業保險主要覆蓋正式雇用人員（“職工”），雖然繳費人數從１９９８年的７９３０萬增加到２０００年底的１．０３４２億，但由于不包括城鎮個體經營者和在城市工作的流動人口，因此，失業保險覆蓋率實際上仍然不到城市從業人員的一半（４８．９％）。第三條防線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國有６６８個城市和１６３８個縣鎮都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２０００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覆蓋的城鎮人口是４．５８億（人口總數的３６．２％）。１９９９年，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幾乎所有城鎮人口的第一年，２８１萬人領取了救助。其中，約２５％是“三無”人員。其余７５％的受助者主要是“新的城市貧困人口”，其中包括了下列曾經被排除在傳統貧困救助之外的人員：下崗人員（尚未與工作單位正式脫離關系）、失業人員和退休人員。[!--empirenews.page--]上述三道防線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線。從原則上說，這項制度是足以抵御貧困的，但事實上卻難以實現上述目標。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 第一，覆蓋面有限，只有很小比例的城鎮人口得到接受救助的認可。符合條件的城市貧困人員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員領取了救助費。另外，長期流動人口（在某一地方居住６個月以上）還被排除在外。在２０００年的前９個月，受助人均收入低于貧困線的人數為１４００萬，這個數字在其他的估算中更高。根據民政部的數字，事實上只有２３％的城市貧困人口得到了救助。擴大覆蓋面的主要障礙是較低級別政府的可應用資金不能滿足需要救助人口的需要。第二，貧困診斷工作不完善，得到確認具有接受救助資格的城鎮貧困人口數被低估。地方貧困人數的數量主要靠估計，調查是零星進行的，而且調查方法和覆蓋面都有較大差異。同時，由于確定貧困的市級政府要考慮財政上的壓力和約束，也影響了對貧困的診斷。第三，救助的標準仍不足以預防貧困。測算發現，全國３５個城市中的２７個城市的救助線低于估計的貧困線。這些城市中有１７個城市的救助線和估計的貧困線之間的差距大于１０％，而且在一些城市，這一差距特別大，例如：青島、深圳、烏魯木齊和廣州。

第二篇：中國貧困大學生現狀

中國貧困大學生現狀 △2006年全國預計需求高校畢業生1665044名，與2005的2141233名相比降幅為22.0%。而200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413萬人，與上年相比增幅達到22%。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將達到495萬人,比2006年增加82萬人,再創歷史新高。

△據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家庭年收入在1 500元以下的稱為特困生，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為貧困大學生。截至2005年8月，我國普通本專科在校生數是1561萬余人，其中貧困大學生405萬人，約占學生總數的26%，西部地區高校中貧困生的比例更高。貧困大學生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通常一個普通家庭為了支持孩子讀完大學所需要的費用大概在5-6萬元，而一個困難家庭起碼要支出大概4萬元才能幫助其孩子完成學業。而貧困大學生家庭的年收入僅為3000元，4年大學的學費相當于這個家庭11年的收入。

△2006年貧困大學生的就業率為62%，低于平均就業水平。

在整體就業嚴峻的形勢下，貧困大學生往往面臨著更加突出的三個問題：

第一、經濟支持，他們沒有充足的資金支付尋找工作需要支出的成本，比如打印簡歷、購置服裝、進行必要的技能培訓，這些在普通學生身上很容易實現的東西，對于貧困大學生而言可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有可能這些費用是他們幾個月的生活費的總和。因無法支付這些費用而導致的尋找工作準備上的不充分，讓這些貧困大學生從一開始就和其他學生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線上。

第二、渠道和資源匱乏。不能否認的是在平等競爭的用人機制尚未健全的今天，學生背后的各種社會關系對其就業常有著很大的影響。一些地方或單位領導常優先招錄與自己有關系的人。這樣就使得那些既無關系又無后臺的貧困學生多半只能求職無門，望洋興嘆，他們和他們遠在鄉下勞作的父母所謂的“社會競爭力”遠遠落后于普通學生。

第三、心理困擾。走出鄉村進入大學的貧困學生往往背負著比其他同學更重的心理負擔，他們的學費可能來自于全村鄉親的資助，來自父母常年省吃儉用的勞作。他們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力量改變家庭貧困落后的現狀。在就業和這種精神壓力的雙重作用下，貧困大學生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仇富、悲觀、偏激、喪失斗志，甚至做出過激的行為，這些不但對于貧困學生及他的家庭是強烈的打擊，而且對于社會也是不穩定的因素。

第三篇：安全生產對企業發展不可低估

安全生產至關重要,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只有實實在在落實好安全責任，搞好安全生產工作，才能使經濟快速穩定發展。

安全生產關系著經濟發展環境，聯系著經濟社會發展競爭能力，與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息息相關。為了保證實施經濟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開好局、起好步，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安全監管系統就要以硬作風抓安全，靠硬作風保安全，扎實開展工作，深入開展專項整治，確保安全生產形勢持續保持平穩態勢。

為什么有些地方發展快有些地方發展慢呢？現在優惠政策都一樣，有的地區還有著區位優勢、交通優勢外，很多地方還有著便宜的勞動力，仍然發展不快，這是什么原因？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環境不優。安全生產環境也是優化環境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可以說，現在那個地方環境優，安全生產環境好，資金就往哪個地方聚集，人才就往那里流動，經濟發展較快，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就相對高一些。所以說安全環境是競爭力，安全環境是生產力。對于一個安全監管單位來說，環境是能力，環境是形象。如果一個單位松松垮垮，這個單位必定沒有戰斗力，什么事也干不成。一個單位推諉扯皮，效率低下，這個單位必定沒有好的形象。現在，在一些安全監管單位和人員身上還存在著精神不振、態度不好、紀律不嚴、效率不高、主動性不強、隱患排查不細、追究不嚴等問題，必定要影響安全生產環境創優。安全生產事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來不得半點的漂浮，這就要求我們以提高行政效能、加強作風建設、確保安全生產不出大問題為核心和主線，以改進行業作風、提高行政效能、增強服務意識為重點，切實轉變觀念、轉變職能、轉變作風，服務發展、服務基層、服務群眾，切實增強發展意識、責任意識、為民意識、大局意識、創新意識、勤政廉政意識，為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要通過加強作風建設，不斷提高安全監管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依法行政能力和執法為民的宗旨意識，推動監管工作職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風的轉變，克服機關作風懶惰、虛假、浮躁、扯皮“四大頑癥”，培養和造就一支政治堅定、作風過硬、業務精通、紀律嚴明、充滿活力的監管隊伍。努力實現機關效能、工作執行力“兩提升”，企業、服務對象、群眾對政務環境“三滿意”，堅決守住安全生產主條底線，有效減少一般事故、努力遏制較大事故、堅決杜絕重特大事故，實現安全生產形勢穩步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確保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逐步提高。

“安全責任，重在落實”只有牢牢的抓好安全生產工作，才能國富民強。

第四篇：新時代女性：不可低估的領導力

新時代女性：不可低估的領導力

“領導”（Lead）一詞來自印歐語系詞根Leith，意思是“跨越界限”。作為生活在當代的女性，同西方主流社會比起來，領導力好像離我們很遠。有研究表示中國的女性在基礎女性和社會參與程度上比例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國家，但在人大和政協當中，女性代表的人數低于20%，低于很多國家議會的女性比例，甚至低于很多臨近的發展中國家。在“新時代”的環境之下，斐貝女性認為當代女性更需要發展個人領導力。

在21世紀的經濟發展當中，有三個重要的引擎，那就是三個W，哪三個W呢？一是網絡，二是氣候，就是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各種結構性經濟調整；三是女人，女人身上既是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同時她們也是非常成熟和有力量的消費者。所以能夠爭取到女性，讓她們發揮自己的潛能，并且能夠適應他們自身成長的需求，是一個有競爭力的社會表現。

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曾在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的分論壇“女性：被低估的領導力？”上提出，這個時代中國女性要有自己的主張，首先現在的女性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男性，或者拿出比男性強勢的姿態才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和選擇。另外，在社會當中應當給女性更寬松的環境，鼓勵她們無論在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當中能夠有更長遠的發展。其實，斐貝一直秉承著為女性建立一整套的女性價值提升體系，女性要發展個人領導力，首先要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信念，其次要努力培養良好的人格品質，如志向遠大、信心堅定、性格剛毅、思維獨立、胸懷寬廣、情緒穩定、興趣廣泛、意志堅強等，還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勇于承擔社會責任，這是女性創業成必備的品質，也是女性完善自身的重要內容。

斐貝國際就是一家專注于女性事業的企業，為女性建立了一整套的女性價值提升體系，包括網上商城、線下連鎖、資訊門戶網、商學院等，致力于打造一個提升女性綜合素質的平臺。一方面為女性提供一個智慧消費，同時可以嘗試自己進行“零風險、零投資”創業的平臺；另一方面，斐貝旗下的體驗館、斐貝資訊網、斐貝商學院三大板塊為女性提供一整套的服務：體驗館為女性提供線下的分享、交流空間，而斐貝資訊網則為女性提供家庭、親子、時尚等各方面的有用資訊，斐貝商學院作為一個無限的線上學習的平臺，為女性提供創業、理財、勵志等方面的課程培訓。

斐貝國際認為，新一代的女性要努力完善自己的個人的競爭力，提高個人的綜合素養，做引導時代的領導者，必將成為社會不可低估的領導力。

第五篇：“城市貧困群體”現狀、成因及對策

“城市貧困群體”與社會保障

城市貧困已經并越來越成為影響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主要矛盾。如何 解決“城市貧困群體”的生活問題，保證這些人群的基本生活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積極做好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提高貧困人員的就業質量，加強就業保障，幫助其脫離貧困和貧困邊緣。可以說，對城市貧困群體來講，就業是最大的社會保障。

一、城市貧困群體的主體及現狀

當前“城市貧困群體”的主體是下崗、失業人員和企業退休人員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線”的人員。

“城市貧困群體”現狀不容樂觀，主要體現在：

1．貧困人數逐年增加。近年來，享受低保人數出現逐年上升趨勢。

2．貧富差距逐漸加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雖然建立起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調整機制，但市場規律帶來的無情競爭、優勝劣汰，造成經濟體制 轉型期的貧富懸殊，差距加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增幅逐年下降與社會平均工資標準增幅的逐年提高形成反差。

3．多種困難類型組合造成家庭更為貧困。據調查，貧困群體中單一困難的是 少數，而大多數為多種困難類型組合造成的家庭，我們暫且稱為“多元貧困家庭 ”。他們中有的是雙下崗、雙失業或一下崗一失業，其子女未成年，正在上學； 有的本人下崗或失業，其愛人是農村戶口，并帶有未成年子女；有的家庭有殘疾或重殘、重病人等等。

二、城市貧困群體的成因

“城市貧困群體”的問題，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之一。人們對“城市貧困群體”成因的認識與理解，必須引起管理層的足 夠重視。

一是不能陷入認識誤區。誤區之一：有些人把城市貧困歸咎于改革和市場經 濟體制建立，看成是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之過，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城市貧困群 體的出現是諸多錯綜復雜的綜合因素造成的，改革和市場經濟，尤其是競爭機制 的引進是出現城市貧困群體的原因之一，但絕非根本的、唯一的原因。恰恰相反，沒有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只能帶來整個國家的落后。改革發展是緩解直至逐 步縮小、消除城市貧困的必由之路和治本之舉。誤區之二：混淆相對貧困和絕對 貧困，不分貧困程度，把收入相對較低，生活水平相對不高統統視為貧困者。城 市貧困人員應該指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中的絕對貧困者。

二是應歷史、全面、客觀地分析。從宏觀上分析：一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由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法規、政策滯后，造成了 部分人群貧困。二是市場經濟供求關系、價值規律作用，尤其是競爭規律作用的 發揮，優勝劣汰、效率優先、收入分配、利益調整的立足點向競爭機制傾斜，而 不是向平等理念傾斜。三是國家規定的工資制度、市場決定收入制度與部分企業 實際用人、分配的不合理制度的差別；以及資本收入、勞動收入的差別，成為高 收入富裕人群與低收入或困難人群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

從微觀上分析：一是多年來計劃經濟體制使長期工作在“全民”、“集體” 企業的人們，固化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觀念中，下崗、失業后抱著陳舊觀念，不 愿參加力所能及的再就業工作。二是這部分人員年齡大、身體弱、技能低、缺乏 競爭就業條件。三是部分人員因種種原因喪失或部分喪失再就業能力，難以取得 其它收入。四是政策的不完善，造成部分享受低保且有勞動能力人員，寧吃低保 也不愿再就業；或者隱性就業。五是低保只是收入的標準，而本人或家庭成員因 重癥、難癥或發生特殊事故造成貧困的救助制度剛剛制定或尚未提出解決辦法。六是部分企業因不景氣拖欠在職、退休人員醫藥費，造成退休人員名義上有退休 金，而實際用于生活上的費用卻寥寥無幾等等。

三、現階段城市貧困的主要原因

從就業角度看，下崗、失業或就業不充分是現階段城市貧困的主要原因。

據社科院對6城市職工下崗情況的調查，從全部調查樣本看，下崗期間的家庭 人均收入為每月202元，占下崗前月收入以及在職職工月收入的比例分別為69.66% 和55.49％。而從獲得再就業機會的下崗職工的福利狀況看，其家庭人均收入不僅 要遠遠高于下崗期間的職工，也高于原下崗企業的在職職工。再就業職工的家庭 人均收入比處于下崗期間的職工家庭人均收入高出89.1％，比在職職工的收入也 高出4.95％；其次，下崗直接引發了城市貧困。6城市調查還顯示，調查樣本職工 下崗前家庭人均收入均高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而下崗期間的家庭人均收入有4 個城市的平均值在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在有的城市下崗職工調查樣本中，甚至有40%的下崗職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陷入絕對貧困。

失業人員的情況也大體類似。據勞動保障部10城市抽樣調查，在失業期間，43.9%的失業人員靠失業保險金生活，每月領取失業保險金在150~200元的占45.8%，42.9%的失業人員家庭收入的半數以上來自失業保險金，而失業人員家庭人均月 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就占到54.3％。由于失業保險金通常比下崗職工基 本生活保障標準還要低，因此會有更高比例的失業人員及其家庭陷入貧困。

在職人員（如國有困難企業職工、部分外資私營企業職工、農民工等）的貧 困問題也不容忽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國家頒布了《勞動法》建立了勞 動監察和勞動爭議仲裁制度，但勞動違法案件一路攀升的勢頭并沒有扼制住。從 1998年到2002年，勞動違法案件、群眾舉報案件數大幅上揚，2002年勞動監察查 處的勞動違法案件數比1998年幾乎翻了一倍，群眾舉報 案件數也增加了約70％。2002年僅查處的拖欠工資額就達到了14.2億元，還有些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連最低 工資標準都達不到。勞動爭議案件的增長增況也如出一轍，在經歷姑年代的超高 速增長之后，雖然近兩年增勢趨緩，但仍以兩位數的速率遞增。透過勞動者權益 受侵害的嚴峻事實，可以看出勞資雙方的權益不對稱狀況和勞資矛盾還在加劇，勞動者的就業狀況不斷惡化，就業質量下降，由此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經濟狀況，導致城幣貧困蔓延。

可見，下崗、失業或就業質量不高是勞動者陷入貧困狀況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中國當今社會里，勞動依然是人們基本的生存手段。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采 取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減少失業人口、是消除貧困的治本之策。對貧困人口而 言，就業是實現其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有效途徑，是消除貧困的 最基本的手段。目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規模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者 下崗、失業或就業質量不高，而再就業和正規就業又較為困難。國家統計局的統 計也進一步印證了上述觀點：2001年全國32.1％的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減少，其中 92.1％的家庭是由于就業人口減少或工資及獎金等減少而減收。毫無疑問，緩解 貧困的出路在于促進就業。

四、解決“城市貧困群體”對策

隨著下崗向失業并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冗員將直接進入勞動力市 場。可以預見，未來的城市貧困群體將主要是失業人員（尤其是長期失業人員）和部分有工作但就業質量不高的人員（包括從事非正規就業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妥善解決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再輔以就業保護措施提高已就業者的就業 質量，是城市貧困群體就業保障的關鍵所在。

對城市貧困群體就業保障，總體思路是“個人自強自立，市場機制就業，社會 提供援助，國家就業保護”。總體目標是在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等方面向貧困群體 傾斜，通過就業援動讓城市貧困人員獲得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并通過就業保護改 善已就業者的 生活狀況，從而緩解貧困。具體方法是，對年紀較輕、有一定技能 和有再就業信心的，一定要扶持、幫助，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他們創 業或通過勞動力市場就業；對信心不足的要把情況進行必要的培訓，多給予職業 指導，并不厭其煩地介紹就業；對年齡大、技能差且無再就業信心的，恐怕更多 地只能通過計劃安置手段解決其就業問題；對有工作的低收入者，主要是通過加 強權益保障工作，提高其就業質量，從而改善其經濟狀況。

具體來說，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建立并完善貧困群體就業保障

隨著下崗向失業并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長期失業人員為主體的城 市貧困群體將長期存在。因此，在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同時，必須特 別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的就業問題，建立并逐步完善貧困群體就業保障機制，以對 貧困的失業和長期失業人員在政策上有所傾斜。要研究針對貧困群體的就業保障 或就業援助措施，把這項工作當作一項長期工作任務來抓；要撥出專門資金用于 支持貧困群體職業培訓和就業援助工作并保證所需資金供給。街道一級是就業保 障的關鍵層次，應有專門的人員或機構負責這項工作，并針對每一個貧困人員的 不同情況逐-落實就業保障措施。為優化反貧困資源，防止內耗和浪費，建設在城 市街道一級由同一個機構承擔最低生活保障和失業保險、就業援助等就業保障工 作，并建議在政府機構改革時將最低生活保障職能交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直接承 辦。

2.對城市貧困群體實行特殊的就業扶持政策

在國家現行有關下崗失業人員就業扶持政策的基礎上，對家庭貧困的下崗失 業人員，特別是貧困的長期失業人員要有更為優惠的扶持政策。一是發放工資性 補助。對企業招用年齡男50歲以上、女45歲以上、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領取證》的下崗失業人員、并簽訂半年以上勞動合同、工資標準不低于當地最 低工資標準的，除按國家有關下崗失業人員政策發給社會保 險補貼外，再給予用 人單位每月一定的工資性補助，以充分調動單位雇傭貧困人員的積極性；二是對 再就業培訓機構培訓上述人員并成功介紹就業的。除按預定的標準支付培訓費用 外，按人頭發給一定的就業獎勵金；三是對下崗失業人員中的貧困人員組織起來 就業或自謀職業、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除享受有關下崗失業人員的優惠扶持 政策外。可比照上述-項政策，發給每人每月一定的工資性補助，期限一年。對男 年滿50歲以上、女年滿45歲以上的，可延長發放期限，直至其能正常經營并有贏 利能力為止。

3.對資困群體進行免費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

由于城市貧困群體經濟承受能力極為脆弱，應為其提供便捷、免費的職業指 導和職業介紹服務，幫助其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的能力，恰當定位再就業方向，并不厭其煩地提供職業介紹。要推廣“就業服務承諾制”，對經過技能培訓、職業 指導的人員，保證其上崗再就業。

4.強化失業保險的就業保障功能

失業保險在政策取向上從以生活保障為主轉為以就業保障為主，重點做好失 業人員的職業培訓和再就業工作；失業保險金應定位為求職或培訓期間的生活補 貼；失業保險機構應著重做好培訓和再就業工作，而不僅僅只是發錢；整合失業 保險與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克服功能趨同現象，形成功能互補。只有這樣，失業 保險制度才能夠健康發展。否則，在有了較為健全的社會救助--即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之后，失業保險很可能被人們認為是可有可無的制度，甚至有被撤并的可能。

強化失業保險就業保障功能的具體政策建設；一是待遇給付期限縮短到不超 過6個月，在此期間養老和醫療保險視同繳費。增強失業人員再就業緊迫感；二是 待遇給付標準與本人繳費工資掛鉤，可考慮為繳費工資的50％，最少不低于最低 工資的70～80％（達到現水平）；三是大部分失業保險繳費應當用于轉業培 訓和 再就業方面的支出；四是由失業保險管理機構負責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援助，就業 援助的目標是對每一位失業人員負責到底，直至就業脫貧；五是逐步將非正規就 業的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失業保險范圍，首先將在正規部門就業的非正視就業人員 覆蓋進來。5.開展多種形式的再就業培訓和就業援助服務

首先要通過失業保險和國家財政提供充足的培訓資金；其次要運用市場機制 辦培訓，鼓勵民辦培訓機構參與培訓，通過招標由社會各類培訓機構競辦再就業 培訓，并實行由培訓機構提供轉業培訓、介紹就業一條龍服務，培訓內容由受訓 者和培訓機構協商確定，培訓后實現再就業或自謀職業的，由政府支付相應的費 用；至于哪些下崗失業人員接受培訓，則由培訓機構和就業服務機構根據下崗失 業人員的接受能力和再就業潛力等具體狀況進行挑選；第三，對文化程度較低、接受新技術能力較差、不適合參加正規就業培訓的，可由失業保險機構直接聯系 用人單位進行試工，試工人員由用人單位進行崗前培訓或在崗培訓，試工期為3－ 6個月。在此期間，不簽訂勞動合同，試工人員領取失業保險金或工資補助。試工 期滿符合錄用條件的，由用人單位正式辦理錄用手續，被錄用的失業人員還可繼 續享受有關社會保險繳費等優惠政策；第四，對上述幾種方式都難以理解決再就 業的長期失業者，由政府資助、單位或個人經辦的就業安置項目安置失業人員，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費補貼外，對這些單位發給本人工資50％的工資性補 貼，期限一年；第五，對接近退休年齡或家庭極為貧困、上述措施都難以奏效的，由政府購買就業崗位直接安置。政府購買就業崗位的工資報酬可控制在一個合 理的限度內，標準一定要稍低一些，以免影響失業人員通過市場機制自主就業的積極性。

6.千方百計擴大就業、鼓勵用人

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二是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開辟就業崗位 ；三是扶持中小企業和鼓勵下崗失業人民自謀職 業；四是鼓勵非公有制企業擴大 用人，尤其是招用下崗失業人員。當前，針對企業的各項管理措施很多都是按原 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設計的，有些已明顯不適應以私營和外資企業為主體的企業 結構，因此需要進一步修訂有關企業管理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以適應經濟發展。針對社會保險繳費過高的問題，要明確國家在社會保險中應承擔的責任，企業過 高的社會保險激費一定要逐步降下來，不能再讓參保企業背國有企業歷史欠賬。對靈活就業人員實行低標準的社會保險繳費，允許個人繳費參保。對招用下崗失 業人員的，依法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優惠政策。

7.“三管齊下”，強化就業保護工作

一是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要切實轉變職能，整合監察執法力量，履行好勞動權 益保護職責。盡管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并不能決定自身的人員編制數量，但通過轉變職能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還是大有可為的。首先要充分認識到依法保護勞動 者權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最主要的職能之一；其次，要轉變觀 念，變依政策管理為嚴格依法管理，徹底改變層層轉發文件、各自為政制訂政策 的無用功做法，所有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都必須嚴格依法律、法規、規章行政。應 弱化省級行政部門政策制定職能，基本取消市縣級行政部門制定政策權，把基層 勞動保障部門有限的人員力量用于監督執法、嚴格執行國家和省級法律法規和規 章上來。據此，除保留中央級政府立法和政策制定權、適當保留省級行政機關-定 的立法權外，取消地市縣-級行政機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權，即省以下各級勞動保 障行政部門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時不搞上下對口，完全比照勞動保障部設置相 應機構的做法，省級只應設立一到兩個綜合性的政策研究部門，其余力量全部用 于充實執法監察機構以加強監督檢查工作，市縣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的工作基本 就是執法監察。

二是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維權職能。一方面，要把工會由“準行 政機關”真正變 成依法成立的獨立社團法人，依法開展規定的活動，實行財務自治，使工會擺脫 黨政機關附庸的角色，使工會能夠切實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強 對工會社團的管理，防止其行為超越法律規定的限度，影響國家政治建設。

三是修訂《勞動法》，強化法律責任規定。可比照韓國對勞動違法行為追究 刑事責任的做法，使所有的違法行為都能受到相應的嚴厲懲處，以切實保護勞動 者的合法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勞動者，尤其是弱勢勞動者的就業質量，使他們擺脫貧困，過上自尊的生活。

解決城市“貧困群體”的問題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它必須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高，政策的完善，管理的規范而逐步緩解。當前，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做好以上幾個工作，切實努力為城市貧困群體服務，爭取早日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