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制定部門在維護公眾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一價值取向上是契合的，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與公共政策制定部門的管理活動在信息傳播機制、社會整合機制方面存在的互補，這也正是大眾傳媒能夠對公共政策制定產生影響的根本原因。

一、發現公共政策問題的作用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某些潛在問題突然顯性化，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并進而直逼決策層；相反，另一些問題卻始終寂寞無聲，最后不了了之。對比兩種迥然相異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媒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來說，對于社會公眾而言，不理想的、不規范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社會現實狀態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它要成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對象，還必須經過一個認識上的邏輯發展過程。這就是社會問題→公共社會問題→公共政策問題。社會問題轉化為公共社會問題的標志是出現公意性訴求。而當公共權力主體意識到社會公共問題已經妨礙整體社會發展，充分了解公眾的公意性訴求并認同這種公眾的政策訴求時，公共問題就會變成公共政策問題。而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對推動這個認識上的邏輯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最大限度地接觸信息本身，最大范圍地接觸社會公眾，所以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社 1 會問題，尤其是有一定影響的突發事件，首先作出強烈反應的是大眾傳媒。另一方面，由于大眾傳媒信息傳遞的公開性、直接性、迅速性，它能快速把少數人發現和提出的社會問題及對政策的期望在社會上廣為傳播，它對社會問題或某一突發事件大規模地連續性地加以報道，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

大眾傳媒不僅對事件本身進行客觀報道，而且會加以評論，以引導公眾對事件性質的認知程度，引發公眾對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思考，不斷提高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認知度，這就使媒介議程轉化成了公眾議程。而公眾議程大多是涉及公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因而會呈現社會輿論的“焦點效應”。而“焦點效應”又往往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就會促使政府接受來自公眾的愿望和要求，進而對公共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輿論監督作用

我國黨報有自己的輿論監督傳統，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眾的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為適應這一新情況，我國新聞傳媒開始就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政策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參照，也提高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同時，受眾對社會領域中不良現象的批評也常常見諸媒介。由于媒介對社會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國具有其他社會機構所不具備的社會公信力，受眾意見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種程度上就有了類似輿論的影響 2 力。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新聞傳播的成本，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環境和傳播格局，促進信息更快、更廣、更全面地傳播。雖然它自身的發展和它與傳統媒介的整合仍處在發展變化中，但傳統媒介已由開始的如臨大敵到目前的和平共處、相互滲透。網絡使新聞傳播更具活力和張力，也使新聞傳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眾擁有了發言權和參與感，雙向互動促進了廣開言路，益于政府決策和對輿情的掌握，及時通過靈活的政策與技巧調控輿論。它推動我國新聞政策走向寬松，讓更多的普通人擁有了表達思想與意見的渠道。

近年來，網絡傳播大大促進了媒介間的協作，媒介之間的融合、交叉擁有正在成為中國新聞業新一輪改革的亮點，政策性的扶持已經有所表現。因為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黨和政府以及傳統媒介都不能無視民意的存在，盡管有時網絡受眾的意見會千差萬別，但正是這種意見市場的存在，一些觀點在相互碰撞中進行著“自我修正”，促使人們對問題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政府已經從權威行政轉向服務行政，需要大眾傳媒發揮其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功能，通過雙向對稱傳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達，提高政府服務的針對性。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傳媒功能曾經較為單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組織，以政府權威的意志為導向來整合社會，而大眾話語往往是虛擬的、被懸置的。具體 3 地說，由于我們單純強調大眾傳媒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導致了傳媒的泛政治化，輿論失去它應有的作用，其社會溝通功能被抽除。我們知道，溝通本應是一種真誠的對話，一種情感的交流，一種信息的互換，它需要雙方彼此平等、相互寬容，這樣才能消除誤解，達成共識。

而大眾傳媒在公共空間層面上可改變過去那種狀況，對各方意見都給予相應的關注，并使在交往主體之間所展開的平等交流、對話、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發自內心的活動。讓公眾的意見能夠有比較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不僅能夠使政府及時、廣泛地了解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而且能夠使各種潛在的社會摩擦與沖突的能量在“微調”的狀態中得到釋放和緩解，避免長期壓抑和積累而引起爆發式的沖突和震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顯現，群眾集體上訪沖擊政府等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沒能得到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則有利于群眾意見的公開表達，此外也可為政府工作的不斷改進提供相應的服務。

三、參與和影響政府決策

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的決策過程離不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將一改“拍腦袋決策”為注重通過聽政、議政、民意調查、專家咨詢、民眾參與等行政參與新方式廣泛吸納民意，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形成多個決策方案，供決策者抉擇，以減少決策失誤，4 提高決策質量和決策水平。

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決策形成之前，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可以將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負、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質的人聚集在一起，通過公開、公正的討論，使人們的個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為政府決策提供資訊和參考，推動政府形成新的決策。二是在決策制定過程中，作為公共空間的大眾傳媒可為社會討論決策提供一個廣闊的社會網絡平臺，在這里，個人、社會組織和團體就政府的決策問題進行分析論證，交換意見，并提出各自的政見，供決策者決策時參考。大眾傳媒通過展開討論，充分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意見，集思廣益，可以啟發和促使決策者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使決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眾傳媒還可對決策產生的過程予以監督。三是在決策的執行過程中，大眾傳媒可通過對決策的解讀，深化公眾的理解，提高其參與政策討論的意愿和能力，同時通過公眾群體的反映使錯誤的決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決策得以完善。總之，大眾傳媒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動政府改革的強大動力源。

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任一國家、任一時代社會和諧發展的要旨。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信息的樞紐和促進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現代化和國家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決定了傳媒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部門，應懂得善用傳媒的力量，5 充分發揮它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大眾傳媒作為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將更完整地發揮其協調、整合社會的功能，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推進國家民主進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

第二篇：大眾傳媒的融合發展對公共政策參與的影響研究

大眾傳媒的融合發展對公共政策參與的影響研究

從主題來看，本文將主要涉及兩個重要概念:一是大眾傳媒，二是公共政策參與。

大眾傳媒(Mass media)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簡稱，它是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之一。關于“大眾傳媒”概念的來源，研究者目前普遍認同的說法是i·馬歇爾于1939年8月16日致坎布里奇大學的I"A·理查茲的信中首次提出的，他在信中說:“在最近兩年中，越來越清楚的是，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這樣一個領域之中:它缺乏一個合適的名稱，所以我最終不得不把它稱為大眾傳媒”，“大眾傳媒”術語在這里第一次被使用。隨后，“傳播”和“大眾傳媒”的術語迅速被新文學和大眾傳播的相關領域中的學者推廣為普通用法，這一過程是以W·施拉姆為領導的。

大眾傳媒一詞具有多義性，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含義。例如我們可以說語言、文字是傳播媒介，可以說電話、電腦、報紙、書籍、電視等是傳播媒介;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報社、出版社、電臺、電視臺是傳播媒介。概括起來說，傳播媒介大致有兩種含義:第一，它指向廣大受眾傳遞信息的載體、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術手段;第二，它指從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傳播的社會組織，即傳媒機構。這兩種含義指示的對象和領域是不同的，但無論哪一種意義上的媒介，都是社會信息系統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和要素。本文當中所謂的大眾傳媒，將主要采用第一種含義，將其理解為“作為工具和技術手段的傳播媒介”。

媒介作為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類傳播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沒有語言和文字的中介，人類傳播就不能擺脫原始的動物傳播狀態;沒有機械印刷和電子傳輸等大量復制信息的科技手段的出現，就不可能有近現代的大眾傳播，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信息社會。媒介的發展與社會的演化變革密切結合在一起，同時，它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又是復雜的和多方面的。近年來，新媒介的飛速發展及其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成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新媒介”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每一種媒介在它誕生和普及的初期都曾對社會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在本文當中，我們所談論的新媒介主要指伴隨衛星通信、數字化、多媒體和計算機網絡等技術的發展而出現的新型傳播媒介，包括跨國衛星廣播電視，多頻道有線電視，文字、音像的電子出版作為信息高速公路之雛形的互聯網絡以及手機電視等等。

關于公共政策參與，就是指公民通過各種制度化及非制度化的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過程(主要包括政策制定過程及政策實施過程)，以使其有利于自身利益、特定團體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的一種公共政策活動。其中，公共政策參與主體是公民，可以是公民個人，或公民組成的社會組織，但不包括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主體;其參與行為具有非法定職業性，參與重心在于影響從輸入到輸出的整個政府公共政策過程，以促成特定利益的實現。值得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政府”是廣義的政府概念，就本文而言，中國共產黨組織也應該包括在內。原因很簡單，在當代中國，各級共產黨組織實際上構成各級政府機構的核心，不涉及中國共產黨組織來研究我國政策行為是不切實際的。

本文正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主要對大眾傳媒的新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大眾傳媒所體現出來的新特點，文中圍繞新媒介的出現和新媒介與傳統大眾傳媒的融合;通過與大眾傳媒的傳統認識對比，重新定義對大眾傳媒的認識，本章為便于后文的分析，還按照政策過程的一般理論框架，將大眾傳媒在公共政策參與的議程創建、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以及政策監督三個環節影響作了一般性分析。第二章主要圍繞大眾傳媒的新發展給公共政策參與所帶來的正反兩方面的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分別從公共政策參與的主體、途徑、主要方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二者的互動變化過程，為突出新發展的關鍵意義，文章在分析中主要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對大眾傳媒新舊變化和前后影響進行逐一對照分析。第三章主要是針對大眾傳媒的融合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結合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總結提出了化解這些負面影響的策略和措施。

第三篇：大眾傳媒對未成年人的影響

大眾傳媒對未成年人的影響

中國的電視、互聯網、手機用戶、網民數量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眾傳媒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中的各個角落，人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大眾傳媒了。

很顯然，快速發展的大眾傳媒已經對未成年的青少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電視，電腦和手機。

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現實生活中它的危害要大于他的作用。在已經步入信息化社會的今天，“上網”已經成為了一種時尚，而在龐大的網民群體中，青少年占了很大的比例，并且還在逐步增多，據調查，目前網民中18～35歲的青年占85.8%，18歲以下的占2.4%。

網絡對青少年的危害，在現實生活中或者我們自己身邊的例子就不勝枚舉，玩游戲成癮，網戀，交損友，被騙錢財，有的甚至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具體一些列子我就不舉了，想必大家對聽到這種事情已經習以為常了。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光靠哪一個方面就能解決的，需要學生自己，家長，學校，老師，社會一起的努力，一起給予正確的關注和引導。

第四篇：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

論述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

“今天，由于大眾媒介到處都有，人們除了工作和睡覺歪，用于大眾媒介的時間超過其他任何活動。”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的論述言簡意賅的揭示出大眾傳媒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地位。隨著影視，錄像，網絡，書籍，報刊等大眾媒體廣泛普及，并以其色彩豐富、鮮活生動等特點，迅速滲透到現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少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大眾傳媒是人類傳播能力發展變化進步的表現，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將信息傳遞給散布在不同地區的個人或者群體的傳播媒體。在當今這樣一個信息發達的社會，大眾傳媒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大眾傳媒往往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政治立場、道德觀念等，這樣就形成了由大眾傳媒構成對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和行為有廣泛影響力的大眾傳媒的生活環境。電視和網絡等電子媒體在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使得青少年的成長環境徹底改變。除了家庭、學校教育和同齡群體以外，大眾傳媒已經成為影響青少年社會化的第四個重要因素。

大眾傳媒的一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獲取與傳遞信息。從古到今，大眾傳媒經歷了4種方式：原始傳播方式、手抄傳播方式、印刷傳播方式、電子傳播方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傳播方式不斷變化，傳播速度越來越快，范圍越來越廣，效果也越來越大。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的時代，人們，尤其是青少年，需要獲取和接收大量的信息。而青少年通常都會選擇最新和最快的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比如，互聯網，手機等。據統計，中國電視、互聯網、手機用戶、網民數量已經是全球第一，媒體是增長最快的消費品。由于青少年對于新媒體需求的增加，新媒體上市公司的數量已經是傳統媒體數量的二到三倍。青少年時期是每個人人生中求知欲最旺盛，好奇心最強烈的時期。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們需要大量而且新鮮的信息和資訊。大眾傳媒的存在和發展滿足了青少年對新鮮事物的渴求和開闊眼界及思路的需求。不可否認，大眾傳媒對于青少年來說是一個“第二課堂”。在這個課堂里，空間上的距離被無限縮小。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遍世界，傳到青少年們的眼前。這無疑加快了全球信息資源同步化的進程，使得青少年并不是被禁錮在一個狹隘的圈子之內，而且跟上了整個世界的腳步。這對于他們的未來發展起到了無比重要而非書本可以取代的作用。其次，大眾傳媒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和環境。處在成長期的青少年們需要與人溝通和交流。而許多現代的新型傳媒的存在大大滿足了青少年們的交流需求，并且豐富了交流的方式。特別是有些青少年最初與人交流時不善于面對面交流，比較內向或者溝通能力不強，這時，如果通過手機或者網絡的方式進行交流就更為方便，有效。雖然存在著空間上的距離，但是又能彼此傳達信息，解決了那些性格內向的青少年們的問題。而對于大多數青少年來說，那些新型的傳媒方式也擴大了他們交友的范圍，豐富了他們的社會生活。在網絡上，他們可以和身邊的人，不在身邊的人，在距離上很遙遠的人，甚至是其他國度的人進行交流，這些對于青少年來說都是新鮮而且寶貴的。交流對象的豐富能使青少年更快速地認識社會和這個世界，拓寬眼界。這些都是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由于大眾媒體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信息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在中國，傳媒業正呈現出強勁的產業化發展趨勢。從傳媒資本的角度看，中國傳媒的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明顯加快。而在這個逐步加快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大眾傳媒是青少年社會化的一個重要途徑之一。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將人的學習行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本人行為后果所引起的學習，一類是通過他人示范過程引起的學習。而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影響就屬于后一類。在現如今確確實實出現了一些不適合青少年和未成年人接收的傳媒內容，比如色情內容，暴力內容，甚至是反傳統反道德的不健康內容。對于正處在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階段的青少年來說，受到這些方面內容的熏染之后很有可能會在對世界外部環境的認識和對價值觀的概念和正確性上產生扭曲甚至顛覆。這些大眾傳媒所顯露出來的弊端是對青少年的發展極其不利的。面對這些不良的信息內容，青少年缺乏一定的正確的拜別觀念和能力，容易誤入歧途，導致青少年心理和行為上的偏差，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嚴重后果。這些都是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所產生的消極影響。

我們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一個信息化的時代。而大眾傳媒是信息化時代的重要產物，同時也是維持這一時代的重要而且必要的工具。當代青少年思維活躍，對信息的需求量大，再加上自身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和自控能力，更容易受到大眾傳媒環境的影響。大眾傳媒對青少年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因此為青少年價值觀教育帶來巨大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這樣的機遇和挑戰，大眾傳媒應該堅定地發揚其自身的優點，努力改進缺點，更加完善體制，更新發展傳媒方式，堅持傳遞正確，健康，效率的信息的理念，能夠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更加有效地使用。

第五篇：淺析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期末作業

淺析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 韓淑娟 新聞傳播學院 11級新聞學

摘要：公共事務管理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所體現出的公共性特征使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正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把大眾傳媒建構成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是充分發揮我國大眾傳媒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徑。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modern society, public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features of mass media itself makes it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is associ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e media factors can influence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ctivities.The mass media construct the social field “public space”,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關鍵詞：大眾傳媒 公共事務管理 作用

大眾傳媒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部門在維護公眾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一價值取向上的契合之處以及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與公共事務管理部門的管理活動在信息傳播機制、社會整合機制方面存在的互補現象，是兩者發生內在聯系的關節點，而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正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在政治方面，在當代西方，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媒體與政治關系的一個極端形態正在形成——政治媒體化現象。[1]其最顯著的特征是媒體脫離了經濟上對政府的依附，其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擴張，通過參與報道政治事件，主導其發生、發展和結局，并通過媒體議程設置引導政府關注等等。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以及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內在聯系，不僅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也決定和影響著傳媒在公共事務管理中作用的發揮。

預警作用

對公共事務的管理而言，大眾傳媒的預警作用通常體現在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異常情況，特別是對涉及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危的緊急突發情況，作出快速反應和及時報道，以引起公眾的警惕或幫助人們了解突發事件和真實情況，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

信息的及時、真實和公開，是任何負有社會責任的大眾傳媒所應該葆有的信仰與原則，及時、真實和公開地報道新聞，可以成為社會抵御突發性社會恐慌的預前反應，并且，從效率的角度看，這樣的預前反應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如果一個社會的真實情況，尤其是關涉公眾利益，特別是公眾的切身利益的負面真實情況被隱瞞住，那么這個社會就會很危險，整個國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避免天災人禍，但是卻有可能依靠媒體迅捷的信息傳播所產生的預警作用減少災難帶來的損失。

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共同的社會責任。為此，政府在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中，一方面應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傳播的透明度，暢通信息傳播渠道；另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大眾傳媒在危機管理中的預警作用，及時發現危機存在的前兆，及早采取預前措施，盡量把突發事件造成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

議程設置作用

議程設置理論是在李普曼的“擬態環境”以及拉斯韋爾關于大眾傳播的“環境監視功能”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實證研究提出的一個理論假說。該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設定社會公共事務“議事日程”的功能，新聞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新聞傳媒選擇或突出報道的某些內容會受到受眾特別的關注。這一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可以“重構環境”的機構，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道方式，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它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后以“報道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為什么某些潛在問題突然顯性化，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并進而直逼決策層；相反，另一些問題卻始終寂寞無聲，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部分媒體對官方采取的各種政策基本上是無保留的全盤接受”（2）對比兩種迥然相異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公眾輿論和廣告領域的著名人士利奧·博加特說，一向是作為開展爭鳴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論壇的大眾傳播媒介，現在“已經在競爭中逐漸喪失了銳氣，并且全面地退到了安全的中間地帶，執意走向娛樂領域，而不是啟蒙，避免正視美國和全世界面臨的緊迫的、也許是壓倒一切的問題”（3）。這句話給了今天美國媒體發展趨向一個具體而又準確的概括。麥克切斯尼認為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力量”，而且“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4）對此，我們卻要提起精神警惕這樣的事情發生。大眾傳媒不僅對事件本身進行客觀報道，而且會加以評論，以引導公眾對事件性質的認知程度，引發公眾對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思考，不斷提高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認知度，這就使媒介議程轉化成了公眾議程。而公眾議程大多是涉及公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因而會呈現社會輿論的“焦點效應”。而“焦點效應”又往往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就會促使政府接受來自公眾的愿望和要求，進而對公共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這正是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作用對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

大眾傳媒不斷地向人們提供關于社會上的各種事件的訊息。比如黨和政府出臺的各項政策、公共事業、經濟狀況等方面的消息。保障了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機關的各種公共信息的權利，促進了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不僅如此，大眾傳媒的傳播和報道使政治行為公開化，透明化，有利于建設政治文明。

每年兩會期間王小丫主持的《小丫跑兩會》從農村稅費改革，到社保體系建設，從解決看病貴、上學難到改善生態環境，從保護農民工權益到關愛農村留守兒童、城市空巢老人，讓我們親眼目睹了代表委員們一份份提案議案，黨和政府的一份份利國、利民政策的出臺。以大眾傳媒的力量推進民主政治的進程。

大眾傳媒是組織社會大眾強有力的工具。在我們國家，作為各級黨的組織直接管理的報紙、電臺、電視臺，是黨的輿論工具，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各級黨委、政府平時的工作就是要通過這些媒介，傳達上級的方針政策，宣傳中心工作，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各項建設中去，形成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有句話叫“輿論先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就是要通過我們的媒介的宣傳達到團結、穩定、鼓勁的作用，達到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力量的作用，達到指導工作、推動工作的作用。媒介為什么能有這樣的作用，主要是大眾傳媒在形成信息環境，形成輿論氛圍方面有自己獨到的優勢。

輿論監督作用

我國黨報有自己的輿論監督傳統，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眾的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為適應這一新情況，我國新聞傳媒開始就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政策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參照，也提高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同時，受眾對社會領域中不良現象的批評也常常見諸媒介。由于媒介對社會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國具有其他社會機構所不具備的社會公信力，受眾意見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種程度上就有了類似輿論的影響力。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新聞傳播的成本，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環境和傳播格局，促進信息更快、更廣、更全面地傳播。雖然它自身的發展和它與傳統媒介的整合仍處在發展變化中，但傳統媒介已由開始的如臨大敵到目前的和平共處、相互滲透。網絡使新聞傳播更具活力和張力，也使新聞傳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眾擁有了發言權和參與感，雙向互動促進了廣開言路，益于政府決策和對輿情的掌握，及時通過靈活的政策與技巧調控輿論。它推動我國新聞政策走向寬松，讓更多的普通人擁有了表達思想與意見的渠道。

近年來，網絡傳播大大促進了媒介間的協作，媒介之間的融合、交叉擁有正在成為中國新聞業新一輪改革的亮點，政策性的扶持已經有所表現。因為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黨和政府以及傳統媒介都不能無視民意的存在，盡管有時網絡受眾的意見會千差萬別，但正是這種意見市場的存在，一些觀點在相互碰撞中進行著“自我修正”，促使人們對問題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有效溝通作用

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政府已經從權威行政轉向服務行政，需要大眾傳媒發揮其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功能，通過雙向對稱傳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達，提高政府服務的針對性。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傳媒功能曾經較為單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組織，以政府權威的意志為導向來整合社會，而大眾話語往往是虛擬的、被懸置的。具體地說，由于我們單純強調大眾傳媒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導致了傳媒的泛政治化，輿論失去它應有的作用，其社會溝通功能被抽除。正如約翰·基恩所說：“在大規模的社會中，不能忽視溝通領域的代表制。因為有些人肯定要代表另一些人進行溝通，即使只有一次。”（5）我們知道，溝通本應是一種真誠的對話，一種情感的交流，一種信息的互換，它需要雙方彼此平等、相互寬容，這樣才能消除誤解，達成共識。“媒體溝通的目的應該是賦予大多數公民權力，讓他們既不受制于非民主國家，也不受制于非民主國家的市場力量。媒體應該為所有公民享用，而不是為政治統治者或商人謀取個人所得或利潤。”（6）而大眾傳媒在公共空間層面上可改變過去那種狀況，對各方意見都給予相應的關注，并使在交往主體之間所展開的平等交流、對話、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發自內心的活動。讓公眾的意見能夠有比較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不僅能夠使政府及時、廣泛地了解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而且能夠使各種潛在的社會摩擦與沖突的能量在“微調”的狀態中得到釋放和緩解，避免長期壓抑和積累而引起爆發式的沖突和震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顯現，群眾集體上訪沖擊政府等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沒能得到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則有利于群眾意見的公開表達，此外也可為政府工作的不斷改進提供相應的服務。

參與和影響政府決策

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的決策過程離不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將一改“拍腦袋決策”為注重通過聽政、議政、民意調查、專家咨詢、民眾參與等行政參與新方式廣泛吸納民意，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形成多個決策方案，供決策者抉擇，以減少決策失誤，提高決策質量和決策水平。

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決策形成之前，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可以將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負、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質的人聚集在一起，通過公開、公正的討論，使人們的個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為政府決策提供資訊和參考，推動政府形成新的決策。二是在決策制定過程中，作為公共空間的大眾傳媒可為社會討論決策提供一個廣闊的社會網絡平臺，在這里，個人、社會組織和團體就政府的決策問題進行分析論證，交換意見，并提出各自的政見，供決策者決策時參考。大眾傳媒通過展開討論，充分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意見，集思廣益，可以啟發和促使決策者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使決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眾傳媒還可對決策產生的過程予以監督。三是在決策的執行過程中，大眾傳媒可通過對決策的解讀，深化公眾的理解，提高其參與政策討論的意愿和能力，同時通過公眾群體的反映使錯誤的決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決策得以完善。總之，大眾傳媒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動政府改革的強大動力源。

結語

作為公眾的“無冕之王”，老百姓眼中的“第四種權力”。大眾傳媒工作者要積極承擔使命，積極影響社會輿論導向。新聞傳播者要用社會責任嚴格要求自己，加強自律，遵守職業道德，確保新聞傳播工作對社會承擔責任的落實，只有這樣，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傳播才能獲得社會的信任，人民的歡迎和觀眾的喜愛，也可以說出老百姓的疾苦，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繼而推動我們的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

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任一國家、任一時代社會和諧發展的要旨。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信息的樞紐和促進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現代化和國家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以及它作為社會公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公共品格，決定了傳媒因素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部門，應懂得善用傳媒的力量，充分發揮它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大眾傳媒作為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將更完整地發揮其協調、整合社會的功能，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推進國家民主進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

[1] 唐海江、吳高福：《西方政治媒體化評析》，載《國際新聞界》，2003年第2期，第17頁。

[2] 明安香：《美國傳媒與政府關系的角色轉變》，載《國際新聞界》，2005第4期，第17頁。

[3] 邁克爾·埃默里，埃德溫·埃默里：《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677頁。

[4] 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謝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5] 約翰?基恩：《媒體與民主》，邰繼紅、劉士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

[6] 約翰?基恩：《媒體與民主》，邰繼紅、劉士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