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與啟示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與啟示

【內容提要】如果以社會福利的體制轉變和發展趨勢作為新的視角，來透視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和變遷過程，我們將獲得關于這段歷史的一個新文本和新圖景。這個文本和圖景中呈現出了這樣的一條主線：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從最初的個人命運和家庭義務，逐漸成為了政府責任和國家行動，而且，這一責任和行動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從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終，在作為一項制度的社會福利與個人應當享有的社會權利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匹配——盡管迄至今日，這種匹配還遠未達到和諧的水平。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國家社會福利體制發展過程的追溯和尋訪，把握牽動這一演變過程和未來走向的主線索，深入總結其對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啟示，顯然是一項兼具學術內涵和實踐意義的工作。

大約300多年來，“走向現代”成為了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條紅線，它貫通在“現代史詩”璀璨多彩的圖景之中，連綴起了“現代敘事”數不清道不盡的情節，也留下了無數發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謎團。在進入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際，以民生為重的社會福利事業越來越成為了當代中國問題中的頭等大事。從西方社會福利體制發展和演變的視角重新尋訪歷史的足印，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究我國民生保障以及社會福利的根本實質、實際需要、價值取向等，從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國情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會轉型與社會福利

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放置在“社會轉型與社會福利”這一兼具歷史性與現實性的觀察視角中，既可以理解這項制度產生的早期背景，同時也能夠看到它所面對的諸多困境的現實根源。這使我們能夠更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過程，把握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及這一過程始終貫穿的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和矛盾。

(一)從濟貧到保障：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最初是與“走向現代”和資本主義文明相聯系的，而且，這項制度的后續演變也是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緊張和沖突的一種直接回應。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歷史資本主義是一個物質至上的文明”，“從物質上看，不僅沖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額報償，而且，頂部和底層之間物質報償的差異很大，并在整個世界體系發展過程中日益擴大”，“歷史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產品，同時也創造了空前的報酬兩極化”。①歷史的軌跡也顯示，經歷了“雙元革命”——18世紀的英國產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當一個“所向披靡的資產階級”的新社會得以建立之時，也營造出了一個前景未卜、充滿危機的年代?！罢驹谫Y產階級政治思想理論家后面的，是一大群準備將溫和自由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群眾。處在資本主義企業家之下和周圍的，是被迫離鄉背井、滿腹怨言的‘勞動貧民’，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②事實上，正是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劇烈的矛盾沖突，將社會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歷史的前臺。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國的《濟貧法》(160l)這項社會保障措施。16世紀下半期，在伊麗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國，大批農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園而破產和流浪，導致了城市貧民和流民的激增，釀成了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1572年，英國都鐸政府通過了強制征收濟貧稅的條例。1601年，伊麗莎白女王政府頒布《濟貧法》，試圖通過行政救濟和收容措施來緩解貧困、失業等社會問題。1723年，英國議會通過立法規定各教區可設立“濟貧院”。一般認為，《濟貧法》規定了國家以稅收轉移支付的方式實施社會救助，在西方社會福利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③

也有觀點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是在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正式建立的。面對經濟衰退、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工人運動興起，俾斯麥政府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社會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險法》(1883)、《工人賠償法》(1884)和《傷殘、死亡和養老保險法》(1889)。這三部法律被視為西方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立的標志性文獻。繼德國之后，歐美各國也先后推出了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各種法律。如法國的《工傷保險法》(1898)、《養老保險法》(1910)，意大利的工傷保險及老年和殘廢保險的法案(1898)，荷蘭的《工傷保險法》(1901)和《疾病保險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險法》(1890)、《養老保險法》(1892)和《工傷保險法》(1894)，丹麥的《疾病保險法》(1892)、《工傷保險法》(1898)及《失業保險法》(1907)，瑞典的《養老和殘疾保險法》(1913)，《職業損傷保險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這一時期，英國政府也采取了與歐洲各國相似的措施，通過了《濟貧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濟貧法》(1834)。至1929年，英國《濟貧法》中止，為現代社會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國、澳大利亞等國也頒布了社會保險和保障的相關法律。至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基本確立。④

(二)貝弗里奇報告：“福利國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遭遇了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大蕭條”，史稱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次人類史上撼動級數最強烈的經濟大地震，幾乎“把資本主義帶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⑤通貨膨脹、股市崩潰、企業倒閉、失業率、農產品價格暴跌、農戶破產都創下了“史無前例”的記錄。在危機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達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機過后，西方國家曾經普遍出現過特種蕭條時期。在大危機、大蕭條期間，大批工人被解雇，拋向街頭，成為產業后備軍。英國工人失業人數曾接近300萬，占勞動力總數的22％以上；德國失業人數竟一度達到700至800萬，約占全國勞動力的一半；法國失業者也曾達到半數。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勞工階層面對著最為艱難的時世，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成了國家和政府的心頭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國，這個失業保險最普遍的國家，投保的勞工人口也不到60％，德國的失業參保率在40％以上；歐洲其他地區失業保險的人數多則不過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業人群帶來的負面結果，對歐美工業國家的政局造成了最為嚴重的打擊——資本主義世界這次似乎是在劫難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會崩潰卻并未發生。有學者認為“主因在各國鑒于慘痛教訓，大蕭條之后紛紛設立了社會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認為，正是社會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懸一線的資本主義。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事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需要進一步激勵士氣和增強社會團結，這也推動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1941年，英國政府成立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著手制定戰后的社會保障計劃。經濟學家貝弗里奇爵士受英國政府委托，出任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主席，負責對現行的國家社會保險方案及相關服務進行調查，并就戰后重建社會保障計劃進行構思設計，提出具體方案和建議。第二年，部際協調委員會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

《貝弗里奇報告》(1942)——全稱是《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被視為這項制度的奠基性文獻。從這篇報告在當時引起的社會反響，也可看出社會福利制度對于劇烈社會沖突的柔化功能：“社會主義組織對報告的反應并不一致，社會主義組織的右派認為《貝弗里奇報告》已經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則批評報告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社會革命的實質問題上引開?！雹?/p>

報告分析了英國貧困的成因，探討了“擺脫貧困之路”，指出，通過社會保險并根據家庭需要進行雙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擺脫貧困。首先要改進國家保險，以使失業者和生活遇到困難的人能夠生活在貧困線以上。改進的三個方面是：擴大覆蓋對象范圍、擴大覆蓋風險范圍、提高待遇標準。⑩報告力求既要充分運用又不拘泥于過去的經驗，超越以往部門利益的限制和驅動，把社會保險作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貧困的一項基本社會政策。國家提供福利的原則是基于國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體的局部利益。社會保障必須由國家和個人共同承擔責任，通過國家和個人共同的合作來實現。報告亦認為，國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過高，應給個人參加自愿保險和儲蓄留出一定的空間。(11)報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會福利問題，著力形成一個完整的福利體系，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其中許多新的福利項目是福利制度發展過程的根本性突破。對于報告設計的福利制度打破了傳統的家庭扶養職能，由國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勞動人口承擔部分扶養責任，更為有的學者視為福利國家的核心。

英國政府基本接受了貝弗里奇報告的建議，于1944年發布了社會保險白皮書，并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法律。1948年，英國首相艾德禮宣布英國第一個建成了福利國家，貝弗里奇也因此獲得了“福利國家之父”的稱號。此后，社會福利成為了英國的一項國家制度和社會政策，開啟了歐洲各國建設福利國家的制度發展里程。迄至今日，報告仍被視為“是社會保障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也是現代從事社會保障研究和教學工作者的必讀書，它對英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發展進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12)(三)另一個進程：作為權利的社會福利

也有人認為，貝弗里奇報告中的另一個劃時代貢獻，還在于勾勒了社會福利的權利形態，為社會福利成為一種權利和制度范疇開辟了一條進路。事實上，早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所作的演講《工人階級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當這樣的念頭——“必須幫助工人階級穩步地變為體面的紳士”——縈繞其中之時，他就已經涉及了社會權利這一問題。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感受到，當時工人階級在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方面的極度不平等、不體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發的階級對立和社會沖突，是使A.馬歇爾十分糾結和痛心的一個問題。他問道：“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有其無法超越的界限?”對此他認為：“問題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終都會實現平等——他們當然不會；而在于進步能否穩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個人都成為紳士為止，至少在職業上如此。我相信這是可能的，并且必將實現?！?13)也就是說，作為經濟學家的A.馬歇爾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場化條件下，經濟上的不平等是正當的(事實上這種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譴責的是社會身份和職業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達也就是，“一個紳士”與非紳士之間的實質上的不平等或差異。(14)

75年以后，另一個馬歇爾——托馬斯·馬歇爾——接過了A.馬歇爾的主題，在《公民權與社會階級》(1950)一書中，他指出了“蘊含在馬歇爾論文中的社會學假設”，即一種基本的人類平等，這種平等是與共同體完全成員身份觀念聯系在一起的。他進而說：“所有人要求享受這些條件的權利(claim)實際上就是要求分享社會遺產(social heritage)的權利；進而就是要求成為社會的完全成員(full member)的權利，即成為公民(citizen)的權利?！?15)作為社會學家的T.馬歇爾也明白，社會階級體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實上是難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認可，階級體系的不平等“也許就是可以接受的”。T.馬歇爾指出，基本的人類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與各經濟階層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這種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種平等的基礎，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種不平等的結構?！?16)馬歇爾對社會權利的限度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斷言在19世紀和20世紀人們享有的公民權利是沒有缺陷的，或者說人人平等在實踐上就像在原則上宣稱的那樣，“顯然就荒謬了”。他的告誡發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17)

上述線索使我們得以探明社會權利理論的核心問題：既然階級階層結構的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變得具有合理性從而是可被接受的——這一思路才是更為現實可行的。也有學者說得更加透徹：19世紀后期的歐洲各國政府，都全神貫注于那些通常稱作“社會性問題”的事情。其核心問題基本上是“國家怎樣才能控制由工業化釋放出來的種種社會力量，尤其是怎樣才能控制對現存政權構成威脅的那個人口眾多的無產階級的興起”上面?！鞍褎倓傂纬傻墓I無產階級合并到民族國家之中來”十足是一個大問題，對它的解決足以同時衍生出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和作為一門學問的社會學。(18)這里應當把社會權利理論也包括在內。

必須承認，社會權利理論的思考是現實的，實際功效也是顯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馬歇爾說道，在過去100多年的時間里，‘公民身份與資本主義的階級體系一直處于尖銳對立的狀態。’但是，勝利的是前者，盡管這種勝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階級斗爭的威脅已經不再足于瓦解資本主義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發出了如此告誡：“不管怎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場景中，公民身份權利不但沒有也無法消解階級分化，盡管它們確實弱化了階級沖突所帶來的張力。公民權與資本主義階級體系之間的遭遇導致了協議休戰，導致了‘階級妥協’而不是其中一方無條件的勝利?！?20)這些經驗和教訓無疑被收進了社會的記憶。與市場化經濟和勞動商品化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社會的劇烈分化導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觸目驚心的貧困現象等等，對于弱化社會沖突、柔化階級階層關系、避免社會震蕩，始終應保持高度的警醒。

歷史的背影畢竟漸行漸遠。當年的風雷已然散去、喧嘯歸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許可以說，勢不兩立的階級對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會怨恨終于釋懷。社會福利作為一項權利，其初始內容得到了豐富，其原始形態也發生了蛻變，社會包容的底線水平也在不斷提升，社會權利的普遍意義也在日益擴展。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謹記T.馬歇爾、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實踐上，社會權利能夠帶來的實際能夠享有的保障和福利，遠遠不會達到絕對平等、絕對全面、絕對普遍的范疇。因此，對于社會權利理論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態是必要的。這里所謂“有所保留”，即指對其中的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別，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剝離和濾除，吸取其合理因素為我所用。

(四)福利國家的危機與歷史的迂回

福利國家一度曾經功勛卓著：這項制度設置在不平等的雇傭結構中添加了調和劑，使社會階級階層的緊張關系得到了極大的緩沖，從而穩定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更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會張力、穩定社會秩序的同時，保證了生產活力和市場繁榮的持續，也應歸功于福利國家。有學者如此認為，“社會權利”就應該定義為：它是保證企業競爭力和最大限度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一種“生產性投資”。(21)鑒于社會權利對于福利國家的核心意義，上述定義對于福利國家的“生產性投資”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釋。

然而，二戰后的西方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社會結構等出現了許多新變化。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后，經濟衰退、貧富分化、社會風險化等等趨勢，福利國家曾經的盛景漸漸消損。于是，“資本主義改變了嗎?”成為了西方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實際上，20世紀大約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會飽受福利危機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開支越來越難以為繼，已有的“福利共識”出現了瓦解，而這又對社會認同和共享價值觀造成了動搖，社會因此再次面對新的沖突和動蕩。總而言之，曾經解救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福利國家自己遇到了麻煩，左翼和右翼的夾擊不僅令其難堪，而且雙方的評判截然相反，這又讓福利國家的任何改革嘗試都左右為難。

如左派陣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國家增強對資本的監管，調整社會再分配體制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在他們看來，正是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社會弊端，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則可以使之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向貧困的家庭和個人提供公共物品、實施社會救助等，這些是市場無法做到的。“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著集體意志。”與之相反，右派陣營的新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收縮國家干預、保護個人自由和競爭原則，更加發揮市場配置的作用。他們把福利國家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源泉，認為恰恰是福利國家對它的受益者(弱者、貧窮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他們甚至認為福利國家如今制造出來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22)不過，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們都在擔憂“以我為中心”的社會和“自我優先”的一代，這種趨勢對共同價值和公共關懷造成的瓦解，以及對社會團結帶來的毀滅性后果。盡管如此，他們在這個問題的歸因、回答和解決方案方面仍然難以形成共同的立場。

這一復雜的社會背景喚起了一些持中間道路的改革聲音。其中最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他力主不能簡單地放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價值和理想，因為其中一些是“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來，應當改變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狀況，提出更明確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須超越左派與右派——前者“認國家為答案”而后者則“把國家當敵人”。為此，需要一種“新平等主義”，這種平等觀關注的是拓展人們的各種機會，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結果平等)。具體地，在經濟上，通過創造有彈性的、有活力的經濟作為再分配的前提條件；政治上，不是關注消除階級差別、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機會達到平等；在社會權利上，在大范圍內有條件地限制各種權利，使權利與責任緊密地結合起來。(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義”、“發展性福利主義”等，在中間道路的改革主張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圍繞福利國家的各種爭論和建議呈現了一個歷史性線索：伴隨經濟市場化而來的勞動商品化，由此而來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尖銳的階級對立、社會沖突、工人運動的興起，資本主義秩序在風雨飄搖中做出了一個選擇：以社會保障和福利對勞動力收入給予“非商品化”的補償，這一社會權利催生了福利國家。(25)但是，在不斷加劇的經濟低增長、人口老齡化、社會風險化等打擊下，西方經濟學家認識到“我們爭取的真正的社會進步受經濟資料限制”，需要“進行某些巧靈的社會手術”(26)，西方國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軌道。福利國家的興盛、危機、改革顯示了歷史的迂回是社會發展過程的一種常態。

二、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內在悖理

當我們將社會福利制度放置在“現代故事”中，作為社會轉型和變遷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討論時，即是從現代意義來理解和解釋這一制度性設計。這也意味著，作為一種體制和制度的社會福利，是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轉型變遷的產物。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福利從前現代的適合于權力集團的政治統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種選擇性行為，逐漸能夠應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要求，從而演變為了與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個性化趨勢相聯系的正式體制，并被視為社會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而且通過政制的設計、政策的制定、發展的規劃、財政的預算等，對其穩定的供給給予了制度化的保證。

上述演變也展現了這樣的過程：社會保障和福利發生了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擴展，從某些群體的特殊待遇逐漸發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權利。伴隨著社會成員應當享有這項權利的觀念的社會化和普遍化進程，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觀察和探究的范疇也得以形成，譬如，傳統福利與現代福利，小福利與大福利，特殊福利與普遍福利，補缺福利與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與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與包容性福利，選擇性福利與非選擇性福利，道義性社會福利與制度性社會福利……等等，形成了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學術和實踐領域。在這些范疇表達的二元辯證關系中，也處處顯露出學術與實踐面對的兩難窘境。所有這些，對于我們探索和建立適合中國自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都會提供某種深刻的啟發。

(一)效率還是公平：市場經濟始終的困擾

從歐美國家的發展看，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之所以發生和確立，正是源于現代社會的一系列巨變——經濟運行的市場化、利益結構的重構、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等等，這場現代性變遷導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隨著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階級矛盾、對立和沖突，一定時期甚至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面臨瓦解，統治階級的權力支配地位也為之動搖。為此，必須使勢不兩立的階級沖突得到調節和柔化，達成“階級妥協”而避免同歸于盡，社會問題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緩沖和化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正是在這個轉變中應社會秩序的維持以及政治統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國俾斯麥執政下的社會保障就被“視為抵御社會主義的良藥，作為贏得工人階級對威廉獨裁統治的忠誠的手段”。(27)同樣，福利國家也被視為解決西方社會棘手問題的一副良藥。

盡管如此，作為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沖突的具體表現——效率與公平、自由與平等、財富與正義之間的矛盾和糾結，以及它們表達的資本與勞動的不同訴求、斗爭、博弈，始終貫穿在作為一項制度的社會福利之中，對其政策的權衡和選擇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從而牽動了這一制度的自我調節、應時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國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為里根準備的《總統經濟報告》中稱：“無論在生產或者在消費方面，在重新安排資源時，要做到既可改善某個人的地位，又不損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的可能性確實存在的話，那么，這種經濟是沒有效率的?！眻蟾胬^續說，“有效的經濟制度是關心個人的需要：每個人都在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奔波，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與公平的絕對協調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種想象，并未真正實現過。

類似的困擾也反映在其他范疇之中，譬如，就自由與平等的關系而言，平等與個人自由有時可能會產生沖突。自由地競爭是至高無上的市場原則，但事實表明，當社會中的階層、群體和個人在市場制度下自由地進行貨幣交易，精英階層與弱勢群體的巨大差別就是在所難免的邏輯。所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堅信：“這個問題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終平等——他們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職業上每個人都是紳士”成為可能。(29)面對不平等的社會事實，吉登斯對“勝者通贏”(winner-take-all)的現象發出警告：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的社會將造成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脅社會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員和學者不得不鄭重思考理想追求與現實選擇之間的分野，以避免過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舉的傷害”。

這些困境中包含了兩面啟示：如果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現代社會秩序的正常維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時，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萬能的，僅靠這項制度尚不足以使社會生活獲得免于一切困擾的保證。我們須避免以其作為一勞永逸的答案，不斷在社會的動態運行中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分層結構

社會分層對于把握現代社會結構及其制度安排，進而深入體察其中內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視角。值得關注的是，作為現代社會的一項重要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對于社會資源和機會的配置，以及現代社會結構及其分層現象的顯著作用，這一傳導過程使得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分層現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業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時期，社會的極度不平等引發了兩大工業階級的對抗和沖突，針對國家權力的“解放政治”成為了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目標，整個社會陷入了暴風驟雨般的震蕩。伴隨著西方社會福利的制度化，其對劇烈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釋放出的調節和緩沖功能，使社會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內，避免了任何一方無條件的完勝，社會的強烈波動因此而逐漸衰減和撫平。最終，正如我們今天所見證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爭取更多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構成了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實際內容。社會矛盾和沖突不僅變為了“茶杯里的風暴”，而且柔化、精細化和“制度化”了，成為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種常態現象。這一演變過程也意味著，社會結構和分層體系的的不平等性趨向于合理化了。

從西方福利國家的主要類型(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保守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來看，其社會不平等現象和分層結構各有不同的特點。一般認為，自由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側重于發揮市場配置機制、自由競爭原則，國家和政治權力對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預態度；對于市場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弱勢群體，政府主要采取補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會福利則是有限覆蓋。在保守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中，市場機制相對處于比較次要的地位，國家居于福利供給的主導地位，傳統的家庭關系在社會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會權利是獲得福利的前提，個人享有的實際權利與其工作和參保年限、過去的表現與現在的給付是相互關聯的。相應地，社會階層的較大差別、等級制度和階層特權是保守主義模式福利國家比較突出的制度現象。在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實行統一定額式的給付原則，而且給付慷慨。為避免國家和市場的二元化、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分化和不平等，這類模式的一些國家努力將一般工人納入到較高的福利制度階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達到中產階級的福利水平，這些措施擴大了新中產階級，這種福利制度又被稱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會結構和分層現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產生更大不平等的趨勢，而福利國家則存在著創造更大平等的趨勢和意圖，兩者之間的沖突是持續性的”(31)，這一判斷仍然能夠反映出社會生活的某種真實。在西方福利國家的實踐中，對有限的福利資源只能“目標鎖定”，采取選擇性的配置，不同階層、群體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別的，對社會資源和機會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層、中層、下層、底層群體的分離。一些學者認為，在現存的階級體系內部，福利政策又產生出新的分層類型，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一定意義上加大了貧富差距?！霸谫Y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國家中，社會權利的增長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階級體系。在大部分情況下，福利服務也沒有能夠消除貧窮——盡管瑞典和奧地利等更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在這方面走得最遠”。(32)所以，社會福利制度通過社會資源和機會的配置可以使社會利益結構得到某種調整，但并未脫離社會的不平等性及分層結構的合理化這樣一個問題。

(三)社會福利制度的曲折演進：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隨著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和變遷，經濟擺脫了與鄉土社會關系的共生狀態，市場也從傳統習俗經濟中獲得了“解放”，經濟活動本身構成了一個特別的領域，效率、利潤和剩余成為了追逐的目標，資本積累對于再生產的規?；哂袥Q定性的意義。人類生活發生了巨變，由原本的經濟“嵌入”在社會之中，轉向了社會依附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與此同時，市場化和商品化作為基本線索，貫穿于社會福利的演進過程。前工業化時期的自然經濟形態的終結，依賴土地等自然產出來維持的自給自足走上了終點，經濟市場化、勞動商品化完全改變了人們的生存和保障方式，無論是家庭的自我防護，還是行會、教會的救助措施，或是領主、君主的仁慈善舉，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種風險的屏蔽效果。特別是對于靠出賣勞動力換取生活資料的人們，其生計維持和福利開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場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會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發生了市場化、商品化的轉變。

歷史進程表明，當市場和交換關系成為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人們的生存越來越取決于貨幣化收入，市場化和商品化過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與其他市場現象相一致，勞動力市場也受到競爭原則和供求規律的支配，競爭中的不利者幾乎難以避免貧困的威脅。如果說，市場經濟和競爭原則提高了效率，使社會再生產的擴大成為趨勢，那么也可以說，正是市場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個人和群體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剝奪，生活陷于貧困甚至絕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經濟效率、企業競爭力和社會再生產得以繼續，就需要一種與之相悖的逆向過程，使之成為對經濟市場化和勞動商品化的補充。這就是社會福利制度應當發揮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顯然，從更為實質的方面說，社會福利也是一種“生產性投資”。

就勞動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國家是最為典型的制度設計。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使勞動者免于貧困，使其能夠不完全依賴于市場和出售勞動力而生存，這就確立了市場化、商品化的體制性保護機制。同時也應看到，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張，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過程引發了另一種后果，即高額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稅負，生產成本和社會成本(金融、生產、物流、商業以及環保、教育、醫療等)越來越高，從而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抑制了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的擴大能力。不僅如此，勞動者也失去了必須工作的理由和動機，社會的勤奮、進取和敬業精神也失去了動力。最終的結果是，福利國家陷入了財政危機，整個社會也陷入了各種問題的危機。福利國家于二戰以后達到巔峰狀態不久，就走上了危機重重的時期。如果從1948年英國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國家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福利國家從興盛到危機，前后僅僅30年左右的時間。自此，西方各福利國家一直在不斷地進行改革。這一改革過程，用學界的表述來說，是社會保障“再商品化”的趨勢。通俗地說，更像是一個不斷打破福利津貼的“大鍋飯”的過程。然而，越是改革卻困境越深。這樣，福利國家實際的軌跡畫出了一個又一個改革與危機相互交疊的怪圈。

(四)所享與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諾和國家的有限能力

當T.馬歇爾表示“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實際上涉及到了我們所說的“福利的普惠承諾與國家的有限能力”這樣一個問題。隨著西方社會生活更深地走進現代的范疇，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種趨勢也越來越顯著——原本用于展示統治階層的慷慨仁慈的接濟和布施日漸失去了必要性，對社會貧困人群實施補救的國家責任和社會道義得以確立，而且，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則逐漸成為了面向一般國民的普救主義原則，現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普惠主義價值原則也得以形成和確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國家的福利承諾與福利能力兩者間的矛盾糾結。即使在上述轉變的初期，西方福利國家的福利承諾與福利能力之間的兩難困境已經開始顯露。

為應對西方社會現代性持續轉變中的實際問題，社會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國家意志和政府責任也日益明確和自覺化，這可以說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標隱含了一種理想：“一種健全的福利體制，它在某種相當高的程度上為全體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歐洲福利制度的總體價值觀：“全社會共擔風險、共享機會；培育社會團結或凝聚力；通過積極的社會干預，保護最弱勢的社會成員；鼓勵工業領域中的協商而不是對抗；為全部人口提供一個豐富的社會、經濟公民權利框架?！?33)

然而，盡管歐洲(尤其是北歐諸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廣受贊許，有時被稱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現實中，幾乎無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實現過。因為，即便是在經濟繁榮的狀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約也是剛性的，國家的實際能力總是使福利的真正變現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與“所得”的實際距離是難以抹去的，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當程度上還是一個期待。相關研究指出，在任何國家包括英國和北歐國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沒有完全實現。英國的“全民低?！睆膩砭蜎]有真正地實現過，其相當的非繳費型給付都是針對一定的目標群體進行的。即使在北歐三國，許多非繳費型補貼也是家計調查式的。由此可見，在福利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有關目標的定位、對象的遴選、福利的給付底線等，都是必須的程序。這也折射出了社會福利體制總會伴隨著某種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與現實的“所得”總是有區別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實上，如果對福利國家的改革進行簡化地概括，那么，篩選福利目標群體，收縮福利支出，降低財政壓力，進而緩解福利國家的危機，是這一過程脫離不了的題中之義。

因此，“權利是有的，但救濟卻經常跟不上”也是一種提醒——“所享”的承諾基于形式化的社會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所得”作為實質性的變現，其有限性也是難以超越的。(五)不等價交換的世界體系與社會福利的全球格局

從全球格局著眼，西方福利國家并不限于歐美社會系統自身，而是全球經濟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社會福利狀態更是與世界體系的運行有著密切的聯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等價交換”體系，這種“不等價交換”在兩個維度上運作：一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階層之間的不等價交換，二是發生在被納入世界體系的國家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前一個維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國家本身不同階級階層和群體，特別是國內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關系不合理性；后一個維度則體現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不平等關系，特別是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不均衡性。這樣，以世界體系為觀察點，我們能夠通過這一體系的內外兩維，觀察到社會福利及其制度運作的全貌，進而對全球范圍的福利資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價交換”的內維。就西方福利國家不等價交換系統的內部運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賴于兩種重要制度——工業仲裁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種工業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資本利益階層與勞動工薪階層的沖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內，確定了各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和方式，同時也對其利益訴求給予承認，從而“卸除了階級沖突這顆定時炸彈的引信，并使19世紀相對激烈的階級斗爭讓位于和平的政治競爭和工業談判”。(34)另一方面，為了使國內各階層和群體的財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調節和拉平，西方福利國家在盡可能給付可分享的社會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會機會的同時，政府也對高額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更有效地縮減財政赤字等，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與此相關的是，政府必須將國內稅負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不至于引發社會內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價交換”的外維。對于世界體系的秩序維持和福利國家的正常運轉來說，“不等價交換”的外部維度也許更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以能運轉至今，其根本點在于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間存在著“不等價交換”。(35)世界經濟是一個國際生產和貿易的分工體系，不同地區和不同產品被這一勞動分工的鏈條連綴在一起，各國按照“不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商品貿易轉換，從而形成了一個“比較利益”過程——各國的貿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鏈的地理方位不是隨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圖上把它們標出來，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呈現出向心型。它們的產生點是多層次的，但目的地卻匯合于少數幾個地區。這就是說，它們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邊緣向中心或核心移動。人們很難否定這一經驗觀察。

盡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鏈都經歷一番重大調整，一個按等級制組織起來的商品鏈體系卻被維持下來。(36)

邊緣國家總是處在一種兩難境地之中：“對于那些處于邊緣地區的國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處于邊緣地區，因而對于核心地區所創造的這種文明很難作出有效的反應，它們往往陷入一種兩難境地：拒絕接受將是一個損失，接受也是一個損失?！?37)因此，“不等價交換”的外維揭示了福利資源的全球流動態勢，反映了核心地區(西方福利國家)與邊緣地區(發展中國家)結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體系中的強勢地位，從而能夠從后者獲得源源不斷的超額經濟收益。這就從實際操作層面確保了其工業仲裁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既能夠滿足各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又將國內稅負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從而保證了“不等價交換”內維運行秩序。

可見，“不等價交換”的外維運行不僅與“不等價交換”的內維穩定是一體相聯的，而且，“不等價交換”外維越是成功運行，西方國內社會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這就提示我們：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僅僅限于本國的內政范圍，而是與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的運行狀態有著復雜的關系。從20世紀西方經濟體系發生的歷次經濟危機期間的國內社會和政治變化來看，從經濟和市場領域、企業收益降低和勞動薪酬下降，到資本與勞動的雇傭結構出現新的緊張，再到國內財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煩等等——這類伴生性社會問題經過一定程度的內部發作，其后，隨著外圍經濟剩余的輸入，內維的福利資源又進入了新的豐盛期，其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壓力于是漸趨釋放和緩解。

因此，當我們對本國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進行研究時，社會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研究視角。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系統(國家、社會、文化以至群體、組織等)，社會資源總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滿足程度受到限制。這就使我們必須思考“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改善”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從歷史過程和文化的比較視野來考察作為系統現象的中國社會，不難看出，更多地傾向于社會資源的單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統本身的單向‘內汲取’，如此，對系統需要的滿足就難以形成可持續性和可擴展性，從而逐漸導致了系統更為深層的積弊和沉疴。這是中國社會一直以來所面對的重大困題。如果中國致力于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就必須使這一狀況得到根本轉變?！?38)

三、發展的適度與從容：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啟示與反思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提示我們，一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與其經濟、政治、文化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的，同時也與該國民眾對社會生活的新訴求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它應當蘊含一種意境、賦有一種偉力，對發展的方式、適度的波幅、前進的節律，能夠保持自我調節和理性駕馭。

(一)積極和主動的發展

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國家實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質的提高，中國發展的參照系也一再出現調整，人民群眾內心的參照尺度也隨之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民眾對于本國的發展標尺也在不斷刷新。中國應當成為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的生活應當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質、更加幸福。人們不再僅僅是從縱向上和自己的過去比較、和前30年比較、和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而是更側重于從橫向上進行比較，與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比較。參照系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心態和民眾精神的樂觀、昂揚、向上的指向。社會心態和民眾精神的這種變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業必須積極發展和主動發展。這種積極發展和主動發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應與國內生產總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會發展規劃和政府財政預算決算計劃中得到體現。

相關研究顯示，在2005年全國各項社會福利費用中，政府財政支付的部分與企業和個人負擔的部分，占全國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僅為5％。而且，政府負擔的社會福利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雖然已達到27％，但是與其它國家相比，仍屬于一個較低的比例。從幾個主要OECD國家(法國、英國、瑞士、德國等)的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自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社會支出比重不斷增加，到了2003年，幾個主要OECD國家的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過了15％，即使是一貫強調個人主義的美國，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國。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別達到19.6％與16.4％。(30)

可見，我國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現狀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有明顯的不適應性，與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有明顯的不適應性。所以，應當采取積極發展、主動發展的姿態，根據我國國情和國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適度的全覆蓋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并在此基礎上推進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會福利體系。

(二)動態和可控的適度

考察綜覽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經過一定時期的運行，這一制度最終幾乎都難逃一個宿命，這就是深陷危機并難以自拔。問題的形式也許多種多樣，但問題的結局幾乎如出一轍。例如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其實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給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國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稱羨。然而，這種制度也使過度的福利依賴成為了特有的文化現象，導致了政府給付能力的崩潰。于是，福利國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國家(如北歐諸國)不得不進行改革。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福利國家的改革措施更為嚴厲，削減給付水平，縮短給付時間，嚴格限制給付條件，等等。在實行社會保險型的福利制度國家中(德國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紀90年代也進行了所謂“溫和私有化改革”，對養老保險支付采取了削減給付的標準、提高退休的年齡、嚴格給付的資格等措施。在一些實行強制儲蓄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也被迫進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紀80年代即實行了社會保障改革，主要是養老保險基金的私營化，以減輕政府負擔、提高運營效益。其他“東亞儒家福利模式”地區和國家，如我國香港、臺灣以及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對西方發達國家“福利病”始終保持警惕，福利水平遠遠低于歐美，傾向于采取高就業、低保護的謹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東亞儒家福利模式”地區和國家也面臨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

這就警示我們，以往各國福利制度都難逃痛苦的循環：危機—改革—危機—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脹與福利收縮的交替擠壓之下來回拉鋸。這種痛苦還來自于社會的反應和壓力，任何削減福利的企圖都可能引發國民的不滿而爆發社會抗議和抵制，社會動蕩的危局使得各國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棄改革。

有鑒于此，在建立中國特色的普惠民生社會福利體系的過程中，有必要在動態中保持適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家財政能力，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點。亦如我們所認為的，也許社會福利制度總會在一定程度上拖拽著一條選擇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陰影。這促使我們不得不保持“適度的永恒性與普惠的適度性”。

(三)自我調節的節律從容

改革開放是不斷應對各種困境的過程。幾十年的艱辛逐漸滌去了稚氣，也漸漸積淀了沉穩的社會心態。2010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美國和日本，領先全球。但是，對于此時的中國，淡定是最為珍貴的姿態。

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仍然處于初級階段，農業尚未脫離“靠天吃飯”，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有51％，比發達國家低了約20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約30個百分點；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缺少知名品牌，中國產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國的4.38％、德國的5.56％。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非常低，約為3800美元，遠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內陸最不發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沿海地區的1/10左右。中國至今仍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國際通用的貧困標準，中國城鄉貧困人口約2億左右。中國正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未富先老”對經濟增長潛力、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結構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有關專家認為，對21世紀而言，面臨的挑戰在于人們沒有經歷過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社會上出現如此多的老人。(40)

顯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我們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認識得出的結論。”(41)相關研究發出提醒：對社會福利不能有過高的期望?；趪覍嵙驼斦默F實，“在很長的時期內，除了義務教育，免費性的福利項目的重點還是應該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對于城市與農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還要以繳費型的社會保險項目為主導。”(42)因此，國家財政在什么條件下可以支撐一個全覆蓋的福利體系，以及能夠支持到什么樣的福利水平，就對中國智慧提出了一個拷問。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為民為政者應謹記：公平不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公平和效率應當形成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關系。作為國民權利的社會福利應當有利于煥發經濟和社會的活力，開辟新的動力來源。社會福利一旦變為滋生依賴和惰性的土壤，個人的進取心和社會的創造力將為之摧毀。發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標，然而，如果失去了社會穩定和秩序保障，則將一事無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剛性困境從反面啟示了我們，如何創制更為彈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調節和節律從容成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會福利成為合理的權利和可持續的制度。

這一問題的另一個關鍵在于，根據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以及財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對社會福利的各項支出當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財政資金等等進行測算的基礎上，使社會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和國家財政能力之間形成一個適宜的比率。同時，將不斷增長的社會福利支出可能帶來的各種弊端和社會負面影響減縮到最低限度，使社會福利體系的制度優勢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從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會福利的覆轍。

作者：楊敏，中央財經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注釋：

①(35)(36)(37)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5、42頁，第8頁，第13、17頁，第12頁。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導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第125-126頁，第133-134頁，第137頁。

③劉燕生：《社會保障的起源、發展和道路選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頁；汪華。

④汪華：《論“福利國家”產生的實踐傳統與理論淵源》，《改革與戰略》2008第12期。

⑥(28)黃素庵：《西歐福利國家面面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第2頁，第7頁。

⑨丁建定：《〈貝弗里奇報告〉評價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10期。

⑩(11)(12)《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頁，第2頁，第1頁。

(13)(15)(16)(17)(29)(31)T.H.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頁，第8頁，第8頁，第27頁，第27頁，第6頁，第376頁，第39頁。

(18)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超越現代性之外的國家和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70、73頁。

(19)(35)安東尼·吉登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頁，第24-25頁。

(20)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48頁。

(21)鄭秉文：《社會權利：現代福利國家模式的起源與詮釋》，《山東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22)(23)(30)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頁，第2、3頁，第104頁。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東尼·吉登斯：《新平等主義：英國的經濟不平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4期。

(25)(27)參見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頁。

(26)(2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處編：《危機中的福利國家》，序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2頁。

(33)安東尼·吉登斯：《歐洲社會模式的反思與展望》，《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

(38)楊敏：《“國家—社會”的中國理念與“中國經驗”的成長》，《河北學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中國發展報告2008/09：構建全民共享的發展型福利體系》，北京：中國發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頁，第29頁。

(40)《專家建言中國如何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新華網，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吳邦國：《充分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第二篇：西方社會福利制度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現代遠程教育

本 科 畢 業 論 文

題目西方社會福利體系探究及借鑒意義

英文題目

學生簽名： 指導教師簽名：

2012年4月

中文摘要

上世紀70年代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著經濟停滯局面,社會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歐發生“福利國家危機”,美國出現“福利困境”,日本驚呼21世紀年金制度將要“崩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出了“福利國家在危機中”的警告。不僅是國外，近年來，我國的社會福利事業發展形勢嚴峻，各種醫療、養老、社保等諸多問題引起社會矛盾加深，針對這些現象進行了調查研究，調查發現，西方社會福利結構存在較多問題，比如。在各西方“福利國家”中,社會福利的各項開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從而使社會福利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出現嚴重的失衡。另外,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各國政府的預算赤字都在不斷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都開始考慮要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希望通過對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研究探索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道路，從而推動我國社會福利事業全面健康的發展。

關鍵詞：西方社會； 社會福利制度；借鑒研究

目錄

引言·······························································5 第一章：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現狀·····································6

（一）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演變······························6

（二）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內容······························6 1.社會保險制度·················································6 2.社會補助制度·················································6 3.教育、培訓、住房、醫療等福利制度·····························6

（三）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及社會保障的基本關系······················6 第二章：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長處及存在的問題·························8

（一）西方國家現行社會福利制度面臨的問題··························8 1.公共開支比重大,政府財政負擔加重·······························8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8 3.福利依賴嚴重··················································8（1）用“選擇性原則”替代“普遍性原則····························8（2）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推行與就業相關聯的激勵制度·····8（3）加強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以減少公共開支·························8

（二）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9

1、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9

2、增收節支······················································9

3、改進社會福利體系的受益規則,引入“工作福利”制度···············9

4、改善社會福利管理··············································9

5、調控社會福利基金的投資結構,加強社會福利基金的運營管理·········9 第三章：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與改革給我們的啟示··················11(一)完善國家社會福利體系·······································11(二)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11(三)增收節支···················································11(四)嘗試推行“工作福利”制度···································12

(五)加強社會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設·································12 結論······························································13 致謝······························································15 參考文獻··························································15

引言

在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一個含義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是指國家或社會為提高國民或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而制定的一種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F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后才形成的。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在滿足國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貧困人口的比重,緩和社會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等方面無疑發揮著極大的積極作用;但西方國家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問題,必須進行改革。

社會福利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象征。社會福利的水平、構成和分配既取決于國家的政治權力模式，也取決于經濟的再分配模式和社會中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福利體制或社會福利制度也不盡相同。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相關的福利體制，對深化理解國家間的社會政策模式和經驗有著重要的價值。在社會科學領域，比較研究正日益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過去20多年來，它對社會政策領域和福利制度的比較研究有著顯著的影響。社會福利既是人類干預社會問題和改善公民生活質量實踐的表現，也是一個社會特定文化和價值觀發展的歷史產物。不同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福利發展的不同形態，昭示了國家干預社會問題行動的理念，也顯示出社會發展的某種普遍規律。

本論文分析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著重分析西方福利制度的現實意義和對我國福利體系建設的借鑒意義。選定的題目屬于西方社會學研究課題，研究方向是通過對西方社會福利制度利弊雙方的分析，從而得出對我國福利體制建設的有利的改革措施。

本論文的重點：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福利體系探究，探討我國福利體制建設面臨的問題及相關的改革措施，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本論文的難點：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長處以及其不足之處需要如何改進，以避免我國福利體制完善過程中重蹈覆轍。

第一章 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現狀

（一）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演變

在西方國家,社會福利是一個含義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是指國家或社會為提高國民或地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而制定的一種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F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后才形成的。早期的社會福利與慈善幾乎是同義的。提供者首先多為教會或教區,社會福利主要是以“專為社會弱者服務”的面目出現,對于無依靠的老人、殘疾者以及孤兒等提供援助,實際上是為了解決日趨惡化的貧困問題。

19世紀末,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鼎盛時期,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物質財富的積累顯著增加,現代國家功能日趨完備,這為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及政治基礎。于是,政府便把濟貧轉化為經常性的社會福利項目,并逐步納入政府的正常職能范圍。社會福利制度就慢慢地成為了一項不是專為窮人而設計,而是具有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個人基本生活的制度。二戰結束以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立即著手進行福利國家建設。

20世紀50～70年代,北歐等發達國家,仿效英國的做法,完善了其社會福利制度,使社會福利涉及到大多數人,甚至是社會全體成員。

（二）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內容

這里,我們所說的社會福利是廣義的社會福利,也就是說包含社會保障在內。西方國家廣義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其內容來看,是非常豐富的。例如：

1.社會保險制度

社會保險是西方各國社會福利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福利制度的“第一大支柱”。絕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險是強制性的,即必須根據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立法規定,由勞動者、企業或社區、國家三方共同籌資來開展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勞動者及其家屬在遇到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或喪偶等風險導致收入減少、中斷或喪失時,提供收入補充,以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2.社會補助制度

社會補助與社會救助不同,社會救助強調針對性和個案性,社會補助則包含“普遍性”的意義。西方國家社會補助項目較多,如在英國,主要包括子女津貼、住房補貼、家庭補貼、病殘看護補助等。在法國,家庭及兒童補貼就包括多子女補貼、家庭收入補貼、單親補貼、孤兒補貼和最低家庭收入補貼等。

3.教育、培訓、住房、醫療等福利制度

公共教育是一項比較重要的福利制度,西方國家一般都實行有年限規定的免費義務教育。如美國,初級、中級公共教育都是作為市民權益的基礎部分而由政府免費提供。在德國,免費教育是人人在青少年時期可以享受的社會福利。住房福利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助國家和社會力量來解決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問題。西方國家一般是通過發放住房補貼來實現。也有建造公房并以低價租給窮人居住的,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意義的國家是美國。醫療衛生福利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國家是作為醫療保險制度的重要補充而存在。

（三）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及社會保障的基本關系

社會福利服務在各個國家都有悠久的歷史，而在社會福利理論的構建當中，其知識體系與其他學科有著廣泛的淵源。它與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基礎學科的關系由來已久，而與社會政策、社會保障理論等交叉學科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厘清其中的基本關系將有助于加深對社會福利理論的認識、理解和評述。

社會福利理論與社會保障、社會政策的發展密不可分，因為他們都是為了提升人類的福利而存在。因此，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三者都具有相同的目的性。無論是社會福利、社會政策還是社會保障其目標都是為了提升社會全員的福利，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國家的平穩運行和社會秩序。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是社會政策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福利的主要服務內容為“邊際服務”和“補殘服務”。社會福利的服務對象是社會特殊群體和家庭而并非社會總體。這些服務給付的形式往往是非現金或實物的，例如生活照料、心理疏導、文化娛樂等。所謂“邊際服務”是指相對于社會需求而言，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只是提供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諸如生活照料的社會福利服務是由家庭、親朋好友和鄰舍提供的。例如在英國，任何時候地方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對象只包括：三分之一的85歲及以上的老人、不到4%的救助家庭兒童、不到2%的體障兒童以及不到10%的居住在社區中的精神殘障人士。而所謂的“殘補服務”則指的是社會福利幫助不僅所涉及的規模小，而且往往是作為最后的被動性救助手段，只有當諸如家庭、社會等服務手段都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才給予社會福利的幫助。而在社會保障領域，其服務的基本方式則是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津貼組成，覆蓋絕大多數社會群體和個人，向他們提供例如失業保險、緊急救助金和津貼等以現金或者實物為主的幫助，這與社會福利有著明顯的不同。

第二章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長處及存在的問題

（一）西方國家現行社會福利制度面臨的問題

福利國家的理念在英國形成之后,便逐步滲透到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與北美國家。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社會福利制度,在滿足國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貧困人口的比重,緩和社會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等方面無疑發揮著極大的積極作用。但這并非表明,現行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十全十美。其實,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問題。

1.公共開支比重大,政府財政負擔加重

自2000年以來,歐洲國家原先引以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負。如英國的社會福利開支在60年代為81億英鎊左右,到1980年上升為221.5億英鎊,1999年更高達1000億英鎊。又如瑞典,自1991年開始連續3年經濟衰退,退休金還要照付,各種社會保障開支也不能減少,這使得福利體制捉襟見肘。為了維持高額福利開支,政府只得大舉借債,從而導致財政出現大量赤字。目前,瑞典政府的債務共有1.43 萬億瑞典克朗, 相當于1996年國內生產總價的84%。公共開支比重大,政府財政負擔沉重是西方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制度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一個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雖說西方國家公共開支比重大,但社會福利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福利收益水平卻偏低,突出表現在西方國家貧困化現象相對嚴重。如英國是世界福利國家的典范,但目前英國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貧困線以下和略高于貧困線的“貧困人口”估計接近1700萬,約占其總人口的30%。在歐盟組織的其他國家中,貧困問題也同樣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3.福利依賴嚴重

高福利損害了人們的就業動機,并導致福利依賴現象的產生。在西方國家,由于政府對失業者有較好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失業者不再積極地尋求新的就業崗位,而長期依賴社會福利的救助。雖西方各國對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總的來看,各國改革舉措還是有許多共同之處,具體到反福利依賴方面的舉措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用“選擇性原則”替代“普遍性原則”

使社會福利切實流向最需要的人群。莫雷托教授曾把20世紀80年代各國普遍使用的反貧困方法歸納為,“傳統的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資源就像經過漏斗一樣進行分配”的制度。認為這種制度針對的是所有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但是最貧困的窮人卻無法從中受益。正因如此,西方國家為了削減福利開支,提高社會福利的效率,大多采取了用“選擇性原則”替代“普遍性原則”的辦法,讓社會福利真正發揮幫助窮人的作用,而不是平均分配的。

（2）.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推行與就業相關聯的激勵制度

為了達到反福利依賴的目的,西方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激勵措施,并制定了有關的制度?！耙怨ぷ魈娲＠表椖康膶嵤?在1985年一年,就使13萬原來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人找到了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來社會福利領取者的工作收入,抑制了美國公共財政開支增長的勢頭。由此看來,明確社會福利享受者的權責關系,推行與就業相關聯的激勵制度在反福利依賴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3）.加強社會服務體系建設,以減少公共開支

為了減少公共開支,西方國家通過擴大家庭服務,培養家庭護理員,建立保健醫療和社區服務體系等途徑來加強社會服務體系建設,個人如何利用自身資源為同學的成長服務,越具體越好。培訓對個人今后生活觀念與學習有什么影響。個人的其他感受和最突出的體會是什么等內容以總結的形式上交到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中心,籍此檢驗學員的個人成長與進

步。

（二）西方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西方各國實施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措施,歸納起來大致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1、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隨著高福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感到在社會福利財政支出方面力不從心,政府財政無力供給龐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讓更多的私人部門參與到社會福利制度中來,成為近年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趨勢。為了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國都在努力讓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逐漸向私營部門轉移,實行社會福利制度“私人化”、“資本化”?！百Y本化”即鼓勵私營部門以職業年金與私人養老計劃、醫療計劃形式參與福利資源的配置,導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興起②?！八饺嘶?即政府盡量縮小干預社會福利的范圍和項目,把這些項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機關、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會團體承擔。以瑞典為例,社會福利一直是以國家福利為主,20 世紀70 年代以來,開始提倡和支持企業在國家福利的基礎上開展補充保險、經營保險和行業保險,提倡和鼓勵社會保險向“私有化”、“資本化”和“市場化”發展。

2、增收節支

增收節支是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內容。各國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繳納社會保險費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會保險費率,包括提高職工的保險費率和雇主的保險費率;征收社會保障所得稅,對退休金、疾病保險金、殘疾補貼、失業救濟金都收取一定的稅。修訂社會保障金的調整辦法,過去普遍實行“社會保障金自動指數化”制度,即社會福利待遇標準自動隨著物價、工資或生活指數的變化進行調整,現在改為限制保障金的增長,從而減少社會保障金的支出。各國增收節支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提高退休年齡。例如,美國規定67 歲退休,法國、意大利規定65 歲退休,瑞典將原退休年齡6067 歲。提高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通過延長勞動者的工作年限來延長社會福利的繳費期限,對社會福利計劃產生潛在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

延長又會減少受保人領取年金的期限,從而減少社會福利計劃的日常支出,增加社會福利基金儲備。

3、改進社會福利體系的受益規則,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補助者,必須接受政府或立法規定的與工作有關的特定義務。例如,澳大利亞規定,失業救助金領取人必須努力尋找就業機會,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訓計劃,否則剝奪救助金領取資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會福利金就由無償給付轉變為有償領取。

4、改善社會福利管理

改變社會福利的管理體制,完善并增強社會福利的依法運行機制,使社會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務經辦、監督控制三者分開,這是現代西方福利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個共同取向。另外,各國還嚴格審查福利資金發放的資格條件,縮小覆蓋面。比如,養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業的天數要求等。例如,荷蘭、比例時等國采取對申領福利補助的公民規定一些附加條件,以促進相關人員的勞動愿望,減少非正常失業人口。

5、調控社會福利基金的投資結構,加強社會福利基金的運營管理

各國為了使社會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紛紛通過立法對社會福利基金的投資結構和運營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轉變社會福利資金支出,如削減公共福利

支出,限制國家退休金發放量等。雖然各國都采取了各種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會福利制度,但嚴格意義上來講,只是對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修補,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變。這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是壟斷資本主義為了自身利益對經濟進行廣泛的國家干預和調節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社會福利體系是經過去100 多年的發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與完備性勿庸置疑。這是各國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變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三章：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與改革給我們的啟示

(一)完善國家社會福利體系

雖然近年來西方社會福利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福利困境”,進行了很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但并未觸及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框架。這些國家堅持原有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框架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有的福利體系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我國的社會福利事業剛剛起步,我們完全可以借鑒西方福利國家現存社會福利體系中的精髓部分,為我所用。西方福利國家正式社會福利體系是由收入保障服務、醫療服務、教育、住房、社會工作服務和對個人的社會服務以及就業等六大制度項目共同組成。

我國當前實施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四大項目,即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狹義)和社會優撫涵蓋了西方福利體系六大制度項目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所涵蓋的福利項目與西方福利體系中的收入保障服務項目基本一致;社會福利(狹義)項目涉及到了西方福利體系中的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部分福利項目。但西方福利體系的六大基本項目中,還有許多內容是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所未涉及到的,如就業福利方面、社會工作服務方面、教育福利方面等。今后,我們應該加強在這方面的研究,努力借鑒西方福利體系基本框架,并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搭建起適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福利體系基本框架。

(二)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讓更多的私人部門參與到社會福利制度中來,成為近年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趨勢。

我國同樣也存在社會福利資金供給不足、財政支出壓力過大的問題,因此,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這一改革趨勢也值得我國借鑒。怎樣弱化? 首先,我國應該選擇合作體制,將各種社會福利的供給部分地轉移給私人部門來經營,由政府和私人部門共同來供給和運營福利基金;其次,社會福利制度管理要引入市場經營原則和相應的利潤導向、價格調節、成本控制等觀念,實行市場化的運作,提高福利制度的供給效率;第三,政府應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制度建設上來,為社會制訂和完善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目標、規劃和政策法規以及監督評價體系。

(三)增收節支

增收節支是當今西方國家福利改革的另一普遍取向。由于社會福利供給具有很強的向下剛性,升來容易降來難。

我國近年來,由于醫療、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在不斷深化,公眾對社會福利的需求越來越強。雖然我國當前的社會福利水平與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GDP 總量、人均GDP水平)還是相適應的。但是,受當前我國公眾對社會福利需求的強勁壓力,我國未來社會福利支出擴大的預期很強。因此,我國政府在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總量的同時,應該適當控制福利支出的規模與增長幅度,使社會福利水平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千萬不能放任福利支出的過分膨脹,否則,今后我國也會陷入西方福利國家正在經歷的“福利困境”之中。

在節支的同時,我國還應該注意增收。福利基金方面的收不抵支也是我國近年來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從當前的國情看,我國增加福利收入的途徑主要有:征收社會保障稅、提高社會保障方面的稅費率、嘗試發行社會福利債券、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運作、提高基金投資收益率等。

(四)嘗試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我國也可以嘗試引入“工作福利”制度,讓福利享受者在接受政府福利補助的同時必須接受政府或立法規定的與工作有關的特定義務、接受相關的就業培訓、提供一定的社會服務等,使社會福利金由無償給付轉變為有償領取。

(五)加強社會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設

我國也應該像近年來西方國家福利一樣,努力將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建立在比較完善的立法基礎上,使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會福利真正成為呵護社會的“安全網絡”。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社會福利方面的立法現狀不容樂觀,主要表現為:有關社會福利的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統性,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現有的福利保障法規調整范圍較窄;社會福利體制運行不符合法律要求,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頒發通知、規定等來進行調控和管理,等等。由此可見,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盡快改變我國社會福利立法滯后性和不適應性,加快社會福利法制建設,是完善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法律保證。

總結

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克服傳統福利制度的內在缺陷，矯正職業福利的異化，使社會福利能夠適應發展變化了的現實社會，并沿著體系規范、水平較高、社會化實施、多層次發展的道路實現自我良性發展。本文通過對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研究，得到對我國福利體制建設有益的幾點結論：

1、在體系建設目標方面，新型的社會福利制度應當符合社會成員的群體需求，福利事業的發展規律并具有中國特色，從傳統模式下的板塊狀、封閉式和奇特的混合結構轉變為融洽式、開放式、關系清晰、結構合理的完整體系。它應當以社區服務為基礎，以各種社會化福利（包括殘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兒童福利、婦女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會津貼等）為主體，以職業福利為補充。與傳統福利體系相比較，新型體系將產生如下變化：一是三個層次取代了層次不分；二是摒棄了傳統福利項目設置不規范，考慮了福利項目的分工與內在規律性，并適應了群體對象的需求，如將教育福利納入新的社會福利體系，將職業福利界定為由企業或用人單位自主開辦，以及設置老年人福利、兒童福利、婦女福利等項目以適應老年人、兒童、婦女等社會群體對社會福利的需求，等等，從而體現了福利項目設置的規范性。三是使福利項目的地位由主次顛倒走向合理，即職業福利項目被嚴格界定為由企業或用人單位自主開辦，社會成員將主要依靠社會化的7 大福利項目和社區化的社區服務來獲取社會福利保障，將來是由國家和社會而不再是由企業或用人單位來承擔向社會成員提供福利的責任。四是項目體系由不完整走向完整，三個層次及所屬若干具體項目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制度中的一個完整的社會福利子系統。因此，社會福利體系結構的創新并走向規范、定型，是其最終走向健康發展的基本依據，使社會福利制度能夠從整體上加以推進并得到協調發展。

2、在保障目標方面，社會福利應當以不斷改善和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為追求目標。換言之，社會福利在發展中要與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等社會保障子系統相區別，它提供的不是社會成員的生存保障，也不是基本的生活水平保障，而是側重于滿足社會成員較高水平或較高層次的社會保障需求，包括服務需求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等；與此相適應，社會福利事業就不能只是無償提供，也應包括有償服務或低收費服務，當然，有償與收費不能以贏利為目的。

3、在實施方式方面，社會福利應當社會化。一是各種社會福利設施應當走出板塊狀的自我封閉，對整個社會開放，并采取社會化的手段來發展社會福利事業；二是福利機構應當社

會化，即社會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辦，也不能由企業或用人單位包辦，而是必須通過廣泛的社會公共組織或社團機構來具體實施，因此，應當逐步縮小官辦福利和職業福利的規模，通過加快各種社會公共組織（或社團機構）的建設及其規范化管理、運作來使其承擔起實施各種社會福利事務的主要職責。福利機構的公共化、非官方化應當成為中國社會福利事業實施方式的發展方向。

4、在服務水平結構方面，社會福利應當實現多層次化。即應當根據社會成員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福利水平結構的多層次化，以便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成員對社會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層次的需求；同時給家庭、社區留有余地，以充分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目前一些有退休金保障即經濟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即使有進福利院的欲望，也往往因政府現有福利院的條件較差而止步。這就需要改變傳統觀念，根據老年人的需要和經濟承受能力等來建設有差別的福利設施，否則，官辦福利院就永遠只能是無依無靠、無生活來源的孤寡老人福利院而非真正社會化意義上的福利院，這是中國的現實國情所決定的。

在建設新型社會福利制度進程中，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某些傳統特色，如物質保障與服務保障相結合、國家教授與群眾互助相結合、救助生活與發展生產相結合、發展社會福利與鞏固家庭保障相結合等，仍然應當得到體現。

致謝

XX老師在我完成本論文期間給予我無私的幫助和精心的指導，他嚴謹細致、一絲不茍的作風一直是我工作、學習中的榜樣；他們循循善誘的教導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給予我無盡的啟迪。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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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對中國的啟示

西方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對中國的啟示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政策的理論和實踐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集中表現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理論的形成和實踐上.這種理論同剩余型模式與制度型模式的區別在于,它促進了“生產性的”、有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干預.發展型社會政策結合經濟議題,力圖通過協調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來改善所有人的福利.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是若干實際的社會投資策略和資產建設策略,實現社會政策從以消費和再分配為導向的服務轉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擴大經濟參與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干預方法,這使發展型社會政策明顯有別于福利領域的其他方法.中國正力圖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同時也處于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時期,社會政策的作用凸現.怎樣在“社會轉型”與“全球化”雙重疊加的背景下,發揮社會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正的功能,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點政策議題.發展型社會政策對中國的啟示意義是:(1)要重新重視和確立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主導角色;(2)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備長遠性、戰略性眼光.社會保障在西方的興起與發展并不是一件由來已久的事情，但它在西方國家所釋放出的能量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如果把整個社會經濟比做一艘乘風破浪的艦船，社會保障就是遭遇風暴時的避風港，它消除了人們處于不確定社會中的恐懼，減少了社會成員面臨的種種風險?？梢哉J為，西方國家發達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最近幾十年以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有力武器。

市場經濟的補充與法治精神的體現

社會保障制度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紀末的德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在英、法、瑞典、加拿大等國家中得到正式確立與發展。各國相繼以社會保障形式干預國民收入再分配，主要是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緩和隨工業化的發展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通過政府干預解決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社會保障一貫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對市場配置資源結果的合理修正，也就是市場經濟的必要補充。

西方各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歷程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以法律形式確立并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1881年德國首次以“皇帝詔書”形式頒布了《社會保障法》，開了世界各國通過法律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先河。隨后頒布了《事故保險法》、《傷殘及養老保險法》、《職業介紹及失業保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構建了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樣，瑞典、法、英、美、加、日等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構建過程中，無不伴隨著大量詳細的社會保障法規的頒布與實施，這成了西方國家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的一大特色。

“從搖籃到墳墓”的關懷

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因國情不同而異。但不外忽三個主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險、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

社會保險是在國民遭遇疾病、受傷、生育、死亡、年老、殘廢、失業等情況，造成收入中斷或喪失時，給予一定的補助及幫助以保障其生活來源的制度。它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社會保險是一種社會互助式的保障制度，它是在個人與雇主繳費的基礎上，由國家財政支持運作的，帶有國家強制性。其中社會保險的四大支柱——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事故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基本部分。以瑞典為例，它的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1994年支出能夠占到當年整個社會保障支出的86%，其核心地位可見一斑。社會救濟是國家為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提供的保障制度，一般由財政撥款。具體的救濟標準隨各國的生活水平不同而異。各國對于社會救濟的項目及領受的條件都作了詳細規定。如日本規定大城市一個4口之家的救濟標準是每月14.3345萬日元，這樣受救濟家庭的生活標準可以達到普通家庭消費支出的60%。而且領受社會救濟的人和服刑者一般不能參加社會保險。

社會福利是保證社會成員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設施與服務的制度，主要體現在住房、醫療與教育等方面。也包括國家公務員的福利補助與休假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大多是高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其服務對象相對較窄。例如農民最初就沒有被列入社會保險范圍內，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一職業不需要國家的保障。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體系逐步走向完善，所服務的范圍也日益擴大，目前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對象已擴大到全體國民。以日本為例，1961年日本實行“國民皆年金與國民皆保險“制度”（即全體國民都參加年金和保險），奠定了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基礎。這也是繼北歐諸國之后，世界上第12個建立“全民皆年金”的國家。又如法國，其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既有覆蓋80%人群的“共同制度”，又有農業人口、國營鐵路工人、銀行職員、海員、礦工、神職人員、自由職業者、國有企業和國家公務員等20多個特殊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各國主要是西北歐國家，相繼宣布自己已經建成了針對本國國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雖然這種說法不免含有夸大之處，但足以表明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整個社會經濟中去，涉及到的項目也幾乎是無所不包。權利、責任和義務的統一

從總體來看，各國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來自雇主、雇員、財政三方。各個具體項目的資金來源又依各國具體情況而異。例如法國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源于：雇主和雇員交納的保險費，財政補貼，其他特種稅和利息收入。而美國的社會保障項目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由雇員和雇主共同交納的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已成為美國財政收入中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大稅源。此外，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還從一般稅收中劃出一塊用于社會保障項目。一般情況下，社會福利、社會救濟方面的開支主要從政府的一般稅收中安排。這種繳費方式，調動了勞動者、企業和國家三方面的積極性，各國財政部門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普遍承擔以下職責：

1、提供社會保障方面的資金支持。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負責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的撥款。例如1997年德國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約占整個社會保障支出地25%。

2、參與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制定，如德國養老保險采用現收現付制，全國實行統一的收費比例，該比例一年一定，費率的制定經測算后須提交由財政部和勞工部專家組成的聯合委員會審定后方可執行。

3、采用靈活的財稅政策促進社會保障制度良性發展，并對社會保障資金的運作進行調控監督。例如瑞典把社會保障基金納入財政預算，實行專項管理，充分發揮財政部門宏觀調控的職能作用；同時把社會保障收入納入社會和議會監督范圍，這些措施的推行，既全面、準確體現政府對社會保障所做的貢獻，又能保證基金?？顚Ｓ茫苊獗粩D占和挪用。“福利社會”帶來的煩惱

西方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經驗，但也并非盡善盡美，尤其在一些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社會保障支出過于龐大，加重了財政負擔。

高福利政策造成政府開支過大，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例如1992—1995年，法國社會保障基金累計出現2300多億法郎的赤字，1996年又有500多億法郎的虧空。如不設法解決這個缺口，整個社會保障體制將無法繼續運轉。其次，過高的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惰性。在支付過高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的環境中，少數失業者寧愿失業也不愿接受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就業職位；疾病保險中的小病大醫、藥品浪費的現象屢見不鮮。而過高的累進稅率，又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挫傷了人們追求收入的積極性。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都會在客觀上降低經濟效率。

此外，龐大的社會福利計劃使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過大，影響了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福利開支與工資水平的增長超過生產率的增幅，使產品成本率上升，服務質量下降，就會削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而且造成了社會保障管理的效率低下。從國情出發：由西方國家的得失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

正所謂“洋為中用”，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也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可謂有得有失。我們的優勢就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別人已經走過的路，正確地估計我們面臨的形勢，設計出發展與完善的正確步驟。具體說來，在鞏固目前社會保障建設成果的基礎上，至少還應做到以下幾點：

1、以法律的形式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經濟制度，要使其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順利實施、發揮積極作用，就必須保證它的規范性與相對的穩定性。只有法制化能保證這一點。即通過法律的形式將社會保障制度確立下來，保證社會保障體系的嚴肅性，作到有法可依。這就迫切需要明確社會保障方面的法規出臺，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各方面關系人的權利與義務，對一些具體行為進行有效約束。

2、擴大社會保障的服務對象，健全保障的項目。我國正處于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各項改革特別是機構改革的進程緩慢，這與我國缺乏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很大關系。沒有切實的保障措施，人們就無法免去后顧之憂，在處理就業問題及消費時自然會采取謹慎保守的態度，這也是七次降息啟動消費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要順利推進經濟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首先應跟上。即建立健全我國的社會保險，重點完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與養老保險，提高社會保險資金的運用效率，提高服務質量，真正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同時可以考慮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內，盡量縮小城鄉差別。

3、在資金的籌集上，可采取國家、集體、個人共同負擔的辦法，同時加強對社會保障資金的監管，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社會保障體系不能由國家或個人單獨負擔，各國的經驗也證明這種模式行不通。在現階段，我國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比較合適的辦法是由個人、企業與國家共同負擔，具體講就是社會保險資金負擔以個人和集體為主，國家作為補充；而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則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

此外，還應將社會保障資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作為一個獨立項目進行核算與監督。強化對社會保障資金運作的監督力度，切實保證社會保障資金用于社會保障目的，杜絕社會保障資金被挪用、浪費的現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性與嚴肅性，才能使社會保障體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也才能進一步提高我國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要作用的認識，有效配合經濟體制的調整。

一、法國：種1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34.9%

二、美國：窮人醫療政府買單，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21%

三、英國：難民也享受高福利，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25.9%

四、德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27.6%

五、加拿大：窮人教育一路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23.1%

六、瑞典：丈夫有9個月的全薪產假，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38.2%

七、挪威：帶全薪休病假，社會福利占GDP的33.2%

八、丹麥：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37.9%

九、澳大利亞：低收入者購藥2.6澳元封頂，社會福利占GDP的22.5%

十、日本：醫院不得盈利，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18.6%

十一、非洲：不少國家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非洲不少國家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肯尼亞等國還為所有中小學生免費提供營養午餐、免費住宿。

南非政府規定，所有公立醫院無償為窮人、老人、孤兒、殘弱人員提供免費醫療，由衛生部統一結算費用。

埃及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提供免費醫療，無業人員可到公立醫院免費就診，農村每三四個村莊設有一個醫療中心，農民在醫療中心免費看病。

埃塞俄比亞是世界上最窮的10個國家之一，但他們早就做到了從小學到大學一路免費，連教材都由政府免費提供。學生讀大學，食宿都由政府“墊資”。學生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半后開始在10年內還清政府“墊資”（4年約合8000元人民幣），如果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國家不向學生索要這筆費用。

埃塞俄比亞還對窮人實行免費醫療，拿著“貧民證”就可以在村鎮診所享受免費醫療?？溌男W到大學也一路免費，在大學階段只收取每年50000中非法郎的注冊費（約合750元人民幣）。

十二、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

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進行了較大的調整，使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拉美國家的福利由三部分構成：工人和雇主共同支付的社會保險，政府負擔的窮人社會救助，勞動保護法規規定的福利。

拉美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特點是：有條件的貨幣轉移支付，對需要救助的家庭直接給予現金；定位家庭戶，在物價上漲期為使公民的生活水準不下降，對所有家庭戶給予補貼；對極度貧窮的人給予一攬子全方位救濟。

社會福利是給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給窮人的，其目的是彌補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讓所有國民生活得有尊嚴，增進社會和諧

第四篇：社會福利制度

234.022.1

社會福利制度

（Institution of Social Welfare）

學分數 3 周學時 3

一、教學目的和要求：

課程性質：社會工作一年級學生的專業基礎課。

基本要求：社會福利制度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入門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把握社會福利的基本架構和重要主題、培養他們對社會福利的分析能力。具體而言，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掌握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領悟社會福利中的需求、貧窮及其關系，把握社會福利的影響機制，分析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了解社會工作的基本內容。

二、教學方式：

教師對社會福利主要內容的講解，福利對象的經驗分享，福利機構的考察；學生結合講課內容、現實福利議題或考察結果進行討論，完成專業論文。

三、主要參考文獻：

王卓祺、Alan Walker（1998）。西方社會政策概念的轉變及對中國福利制度發展的啟示。載「社會學研究」 第5期，44－50。

王思斌（1999）。「社會工作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保險研究所（2000）。「世紀抉擇――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構架」。北京：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

張世雄（1996）?！干鐣＠睦砟詈蜕鐣踩贫取埂Ｅ_北：國順圖書公司。周永新 著（1990）。「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香港：中華書局。周永新（1994）?！干鐣Ｕ虾透＠麪幾h」。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林萬億 著（1994）?！父＠麌?―― 歷史比較分析」。臺北：巨流圖書公司。迪帕.納拉揚 等著（2000）。付巖梅 等譯（2001）?！刚l傾聽我們的聲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唐文慧、王宏仁（1994）?！干鐣＠碚摚毫髋珊蜖幾h」。臺北：巨流圖書公司。顧東輝（2001）。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服務和求職行為：上海的案例研究。「社會學研究」第4期。北京。梁祖彬、顏可親著（1996）?！笝嗤腿蚀龋褐袊纳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Federico, R.C.& Whitaker, W.H.(1997).Social Welfare in Today’s World.(2nd ed.).New York: McGraw-Hill.Johnson, L.C.(1992).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4th ed).Boston: Allyn & Bacon.Macarov, D.(1995).Social Welfare: Structure and Practice.London: Thousand Oaks.Sharma, A.(1990).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Taylor – Gooby, P.(1991).Social Change,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cienc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wnsend, P.(1993).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Zastrow, C.(1996).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6 ed).Pacific Grov: Brooks/Cole.th

四、教學內容：

PART A / 第一講

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Basic Concepts of Social Welfare）（第1、2周）

PART B PART C A 定義 B 功能

C 要素 D 類型 E 社會福利制度 F 分析架構

主題講座（第3周）

人類需要和貧窮（Human Needs & Poverty）

第二講

人類需要（Human Needs）（第4、5周）

A 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

B 需要不足的社會前提

第三講

貧窮（Poverty）（第6、7周）

A 不同定義

B 社會問題 C 原因 D 對策

討論（I）：長期病患者的個人需要和貧窮（第8周）

社會福利的影響機制（Dynamic Factors）

第四講

動機（Motivation）（第9、10周）

A 個人原因

B 政治原因 C 經濟原因

第五講

資源（Resources）（第10、11周）

A 個人資源

B 組織資源 C 社會資源 D 市場資源

第六講

歷史（Development）（第12周）

A 西方社會福利的發展

B 影響社會福利發展的因素

C 社會福利的策略 D福利國家和福利改革

第七講

意識形態（Ideology）（第13周）

A 馬克思主義

B 新右派 C 中間路線

D 民主社會主義

實地考察福利機構（第14周）PART D / 第八講

中國的社會保障（Social Welfare in PRC）（第15周）

A 分析架構

B 主要內容

討論（II）：中國社會保障的動機和資源（第16周）

PART E / 第九講

社會工作的基本內容（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第17周）

A 社會工作的定義

B 社會工作的組成： C 社會工作的價值觀

機動（第18周）

五、評分標準：

學生成績由四部分合成：討論表現20分，學術論文20分，期末考試60分。

六、學生參與部分：

目標：通過講座、考察、討論和論文的形式，幫助學生弄清社會福利的主要概念及相關內容，加深理解，并對與課程有關的某一議題有系統深入的把握。

形式：采用四種形式：（1）校外人員主題講座一次，（2）實地考察福利機構一次，（3）討論兩次，（4）每個同學完成小論文一篇。

討論：本學期有兩次討論，分小組進行。討論必須結合講座或參觀的內容，弄清講授中的重點和疑點，由學生自行決定所需分析的案例。第一次討論由小組中大約一半同學共同主持，其余同學負責主持第二次討論。討論內容由該幾位同學自行分工，但每個同學必須至少主持其中一個部分。每個同學通過閱讀課外資料，對資料及講課中主要內容有所把握。主持同學應該說明討論內容的重點所在，對供討論的問題有充分準備，相互配合并推吸引和推動其他同學參加，并借助臨場發揮促使討論順利進行。其他同學也必須有所準備并積極參與整個討論過程。每次討論須遞交討論記錄。

論文：選題須與本課程的概念、理論及議題有關，論文題目及大綱必須經各小組的導師同意。論文須言之有物，正文字數2000字左右，打印與手寫均可。

評分：討論和論文在本課程總分中占40分。（1）討論參與20分，每次10分?；诠皆瓌t，某學生的討論得分主要由本組其他學生對其貢獻、主持、回應等多方面表現予以評分，但導師有權根據自己的判斷作適當調整。（2）論文20分，由各組導師評判。論文早交者不加分；遲交一星期之內者，每遲交一天扣除論文分1分；遲交超過一星期者，論文部分不得分。

第五篇：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特征及啟示

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特征及啟示

[論文關鍵詞]中國 傳統社會福利制度 制度保障 民本性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社會福利體系具有自身的歷史淵源、固有風險和運行機理，它具有局限性、民本性、剩余性、家族性和協同性的典型特征。在現代性的話語背景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帶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必須做到：吸取有益精華，發揚傳統優勢；剔除歷史糟粕，克服時代局限；倡導與時俱進，實現持續創新。

傳統社會福利制度是在農業社會狀態下孕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民眾生活保障措施、規則和方案，是以政府、家庭、社區、宗族為主體的福利提供模式，也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礎上的制度體系。盡管傳統社會福利制度有別于現代公共福利體系，但它卻是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基礎，它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而且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影響。當前，以傳統生活保護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已成為世界各國社會政策和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繼往開來和面向新時代的歷史前提。而把傳統問題納人現代視野來研究，更成為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的重要取向之一。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歷史不僅具有過去的精神，而且還指示著未來的命運。恩格斯也曾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a3“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

種歷史的產物?。}z}zsa可見，傳統社會福利問題正是一個現代性的命題，理論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部門必須澄清思想理念中的模糊認識，白覺地走出一條通向未來的必由之路。有鑒于此，筆者擬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基礎上，著重對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議題展開以下三個層次的分析、論述與闡釋。

一、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實踐運作的制度機理

中國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積聚了十分豐富的社會福利實踐經驗。從制度、體制和機制的角度看，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具有自身的內在機理，社會福利規則、約束和期待的形成，是一個有機的建構過程。社會福利學家確信，“制度是非常穩定地組合在一起的一套規范、價值標準、地位和角色，它們都是圍繞著某種社會需要建立起來的”;[3]453“制度是根據角色和情境之間的關系界定適當行為的相互聯系的規則和常規的集合”。f4]160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落后的生產力使人們無法獲取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物質資料，成為傳統社會中人類始終難于擺脫的生存風險。人們利用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生產，通過自助努力來滿足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并在生產活動中結成生活共同體互助共濟，抵御生存風險帶來的危機。只有少數喪失勞動能力而又沒有撫養對象的孤寡殘疾者，由民間或統治者以慈善、施舍的形式進行選擇性和區別對待的救濟，幫助他們抵御生存的風險。

(一)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歷史淵源

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十分久遠的歷史源頭，早在遠古社會 的古人就曾提出過所謂的“大同之世”，社會生活共同體之間的共濟互助和彼此相恤成為社會保障的實踐內容。時至先秦時期，原來部落共同體的撫恤習俗逐漸被制度化、政策化和長期化，“保民”、“明德”和“仁愛”成為社會政策的基本前提。此后，越來越多的封建王朝通過設置專職機構來實施、推行和踐行社會救助政策。“中國自古以來，評論統治者常以仁政政績為標準，而白唐堯始的救濟事業，也使救濟貧民成為帝王的責任。封建帝王將相和統治階級普遍把某種形式的生產救助和生活保障作為強化政治統治和提升社會控制能力的重要工具，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正是在社會成員之間彼此互助以及政府“敬德保民”實踐基礎上發展走來的。可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淵源與傳統的社會結構、制度基礎和文化體系密不可分，傳統對現代的影響足以引起人們的重新思考和理論反思。

(二)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固有風險

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物質資料的生產，否則人類就一天也無法生存。但自從人類出現以后，由于生產能力極其低下，社會抵御和防范風險的能力相當有限。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中心，社會成員自我防備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難以憑借個人的力量來謀求安全獨立的生活。只有依靠共同體下集團的相互扶助，才可能有社會的存續和每個人的生存。由于當時人類認識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極其低下，社會生產力處于非常低的水平，人們不得不面對由于食物匾乏帶來的生存風險，以及嚴酷的自然界侵害生命生存的風險。社會成員如果遭遇不測事故、戰爭、自然災害以及其他事故來襲，人們就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護，但傳

統社會的流離失所和生活失去保障卻成為常在的現象。私有制的發展，逐漸剝奪了一部分人的保障后備手段，在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同時，不堪苛捐雜稅重壓的貧民為了爭取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不斷舉起義旗進行抗爭。周而復始的戰爭、起義和暴動毀滅著社會的財富和人口，自然災害的侵襲又使人們賴以生存的、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糧食供給雪上加霜，社會底層貧民不能獲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成為生存風險的首要因素。

(三)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機理

面對基本生活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不足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和風險，傳統社會主要把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擁有作為手段，維持自我的生存。他們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通過形成生活共同體的方式同舟共濟。同時，社會也通過相互扶助和提供慈善救濟的形式，為少數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依靠的老弱病殘人員提供最低的生活保護。任何個人對于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都非常有限，為了擺脫物質資料生產能力的嚴重不足而帶來的生存風險，人們主要通過各種手段來維持彼此的最低生活需求，貧民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幾乎在維持最低生活的過程當中被消耗殆盡。封建制度下的農奴以服勞役或把收獲的一部分繳納給地主和封建統治階級作為代價，換取生產工具以及對土地的使用權來維持最低生活需要。在傳統社會，一方面，人們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社會生活共同體而營生;另一方面，政府則企圖引導和動員民間力量來建構政府主導下的生活保護體系。在傳統社會，“社會保障成

為官方和民間共同關心、密切協作的領域，其具體實施呈現出官民結合的運作實態”。

二、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呈現的典型特征

基于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有著自身獨特的性質。傳統社會生活保護制度的運行機理說明了，人類的生存風險主要來自于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不足。為了獲取 和掠奪社會財富，高居于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對社會低層課以苛捐雜稅或橫征暴斂，并不斷以戰爭的形式互相爭奪。失去維持最低生活資料的低層貧民不斷以起義和暴動等形式進行抗爭，社會財富和人口在征戰中消亡，迫使人類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生存風險。盡管彰顯于外的階級統治職能很容易被人們察覺，但封建社會并非不存在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只不過是表現形式較為虛弱而已。在傳統社會，人們通過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生活共同體的形成，以及相互扶助和慈善救濟的實施，進行生活保障以抵御生存危機和風險，一定意義上官方的社會福利職能則起著巨大的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相對于現代社會保障，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在制度、體制和機制方面呈現出以下較為典型的特征。

(一)以低級福利為救助實態，呈現出制度保障的局限性

傳統的慈善救濟不僅在救助水平上呈現出低級性，而且同時還具有選擇性和區別對待的特征。[B〕傳統社會福利的低級性主要表現為救助力度往往不能滿足被資助對象的生活需求，選擇性則表現為救濟的對象局限于生活共同體的內部，特別是沒有勞動能力和撫養對象的老

弱病殘者、孤兒，異鄉人很難成為救濟扶助的對象。社會在鼓勵有勞動能力者進行生產自立、互助共濟的基礎上，選擇性地把沒有勞動能力且無依無靠者作為慈善救濟的對象，統治階級和上層貴族作為施善的主體，其目的在于共同體的維持和存續，通過施善活動彰顯其仁德，以維持他們在地區社會中的聲望地位。因此，這種慈善救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選擇性區別對待的慈善救濟未能充分考慮被救濟者的需求和感受，以施善者的一廂情愿為基礎進行任意安排。作為受惠對象的被救濟者只能感恩戴德被動地接受，甚至付出人格的代價，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救濟者為了縮減被救濟對象的規模時常對受惠者進行恥辱性的、居高臨下的施舍。

(二)以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呈現出制度文化的民本性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傳統文化不僅博大精深，而且以仁義、愛仁和民本為特征。孔孟之道對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政府試圖從仁政的角度來實現惠及萬民的福利事業，但在資源缺乏、機構不完善、人權觀念尚未發育的情境下，政府卻只能在發生天災人禍的特殊場合為民眾提供有限的救濟。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民貴君輕和民本思想成為最為基本的倫理觀念和價值原則，確信救災濟貧是仁道互助主義的實踐和每一個人良知應盡的天職。“在社會治理理念上，歷史救荒者都以?一民饑，日我饑之，一民寒，日我寒之?為體恤民眾的原則，將施粥、居養、給藥、贖子視為治災救荒的重要對策。在傳統社會，儒家思想確立了一統天下的主導地位，以民為本成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基本要求，“人性本善”和“仁、義、禮、智、信”則成為處理社會關系的道德準則。儒家思想不僅在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國界，傳到了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各國，成為東方社會福利思想的淵源之一。“重人”、“順道”和“人和”成為民本思想的延伸，古為今用則使傳統文化永葆美妙的青春。

(三)以問題解決為救助形式，呈現出制度結構的剩余性

剩余性的社會福利模式是相對于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模式而言的，它主要表現為出現天災人禍后政府采取有選擇性的臨時救濟措施來安撫災民。北京大學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舊中國，福利思想始終是?剩余型?思想占主導地位。因為處在政府腐敗、戰爭頻仍、災荒連年的歷史環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福利也無法實現。;} u 73aa中國古代的倉凜制度和濟貧、養老、育幼等慈善事業，基本實踐就是以豐補歉和儲糧備荒，常見的做法就是等到問題發生以后組織專門力量實施救濟和幫助，其根本目標則是維持秩序、安撫人心和穩定天下?？梢?，傳統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視為政府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消極應付和善后處置使其呈現出剩余性的典型特征。從這種意義上說，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缺乏戰略思想和管理主義的視角，政府的危機應對和突發事件處置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被動地解決問題，前瞻性、預測性和戰略性則無從談起，救濟不力和缺乏應有的覆蓋面也是臨時應付和剩余性的典型表現形式。

(四)以宗族保障為社區單元，呈現出制度運作的家族性

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以血緣關系和家庭鄰里為網絡形成的社區福

利與救助單元，傳統的福利觀念與家庭、家族和宗族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在社團、群體和鄰里的互助網絡中，福利觀念強調以家庭為中心，先照顧自己的親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別人。所謂“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張和體現的就是明顯的親疏和遠近的差別化對待。中國是一個強關系的社會，大量重要的追求需要經由強關系的社會資本來實現。費孝通指出，中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實際上存在著差序格局，人們對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認知總是徑渭分明，“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樣投人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越薄”。李培林也認為，“中國社會的信任關系大多建立在親緣或類親緣的私人關系基礎上，所以中國人對圈內人有特殊的信任，對外人卻非常不信任”。ysyoz0宗族在社區福利中將有血緣關系的家庭聯系在一起，形成范圍較小的社會福利網絡，祠堂、宗廟和倫理把這種具有地域關系的人們集合成為一個體現親情的福利系統。

(五)以官民結合為實踐特色，呈現出制度運行的協同性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很早就重視利用民間的力量來實施自救，為了抵御自然災害，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負責修建，小型福利設施則由農戶協作修建。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結構單元并不是絕對封閉、互不往來、彼此割絕的體系，而是存在著官方與民間以及民間與民間的多元互換、相互交往、彼此互助的社會福利系統。在自給自足的社會運行機制下，政府濟貧制度的福利實踐多以“儲糧”和“義倉”為主要手

段，從漢朝的“常平倉”到隋朝的“義倉”，再到南宋社區福利性質的“社倉”，都成為具有傳統生活保障色彩的福利措施。在官方財力有限的境況下，政府總是盡力引導、動員和協同社會力量，使其參與到制度化的福利體系中。同時，以紳士、社長和鄉紳為民間發起者的基層自組織實體，為了獲取地方事務的控制權，也主動請求政府授權來大行形式化的所謂“濟貧”。在社會福利的空間格局上，政府和民間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和共同協作，使傳統社會福利的制度運行呈現出官民結合的協同性。

三、現代性語境下傳統福利制度的啟示意義

通過對傳統社會生活保護制度運行機理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使我們認識到生產能力的落后，導致了人類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不足，成了傳統社會中人類遭遇生存危機的首要風險因素。但同時，傳統的農業社會并不存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空白或缺失，而是表現為制度不力、范圍有限和層次較小等問題。在傳統社會，人們通過生活共同體的形成和慈善救濟的展開來踐行同舟共濟和互通有無，特別是通過各種不同方式與生產資料進行有效的結合，來盡力實現在生產勞動中滿足自己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這種生活保護方式有效地把民眾的生存風險控制在家庭和生活共同體的范圍內，使民間的生存問題始終沒有演變為普遍化的過于嚴重和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梢姡瑐鹘y的社會福利體系是人類的智慧在千百年來勞動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結果，這種制度具有其歷史合理性的一面。然而，這種生活保護方式的局限性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它無法從根本上使全民受惠。當前，中國正迎來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深人研究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功過得失和歷史局限性，在認清基本特征的基礎上興利除蔽和場長避短，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吸取傳統精華，發揚有利優勢

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許多先進的社會福利思想與生存保障觀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寶貴精神財富。江澤民指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m [14]562胡錦濤指出:“中華民族具有500多年的悠久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自強不息，開發了祖國錦繡河山，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n [IS]34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至今仍閃爍著巨大的智慧和光芒，留下了令人贊嘆的歷史和佳話，帶給后人無盡的啟發和勇氣。但是，由于過去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把過去的歷史傳統統統視為封、資、修的東 西掃進了垃圾堆，這不能不說是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仍可視為現代社會保障的有效補充，建立在血緣 和地緣基礎上的生活保障方式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代功 能。特別是中國農業人口眾多，傳統的生活保障仍然具 有巨大的優勢和生命力，對于解決政府資金不足問題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中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解決城鄉養老問題，家庭的作用仍功不可沒。立足中國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現實，發展和完善城鄉社會保障事業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參

與，有效利用傳統福利制度的優勢來實現良好的社會動員，這已經成為時代的選擇，并將使中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構工程不斷邁向新的臺階。

(二)}I}除歷史糟粕，克服時代局限

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封建社會的“三綱”、“五?！焙汀叭酥巍眰鹘y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一些陳舊的、落后的和不合時宜的因素也包含于其中，如何剔除糟粕性和克服局限性的做法，已經成為具有時代性的新興議題。與新制度主義相關的所謂“李約瑟之謎”的確發人深思，按照李約瑟博士的提問—“為什么中國在公元3一13世紀之間能保持西方世界望塵莫及的科學水平?而在16世紀以后為什么在歐洲產生了現代科學而卻沒能在中國產生?”李博士的答案是，中國傳統制度中的消極成分壓制了近代科學的興起，財富不能給人帶來智慧，商人之子的愿望是在官場中步步高升。事實上，原因是十分復雜的，制度上的結構和陳舊糟粕促使新的公平、自治和進步理念受到了壓抑。在總體的定位和評價上，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消極性、陳舊性和剩余性都應作為歷史的陳跡而置于歷史博物館，新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應時刻不忘馬克思主義的“揚棄”觀和科學發展觀。在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全面推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建設，必須深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著力把握發展規律、轉變發展模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而不能照搬歷史傳統，忘卻傳統社會福利模式的歷史局限、制度局限和時代局限。

(三)倡導與時俱進，實現持續創新

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有著內在的規律、規則和機理，在與時俱進中有效實施體制創新戰略成為提升建設績效的重要途徑。西方學者科斯(Ronald Coase)曾經指出:“社會行動是與制度創新密不可分的，離開制度創新，任何意義的行動都會失敗。-[16〕胡錦濤指出，“我們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善于從群眾的實踐和創造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如果說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及時實現制度創新，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搞好新時期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關鍵同樣在于創新。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戰略選擇必須把促進體制創新作為基本途徑。為此，在實踐探索中應牢記“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力求做到“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n，[I8]”奮力開拓社會福利事業的新局面;必須優化相關的政策文件，暢通政策運行的各個環節和方面，在靜態上保證相關政策系統的各個子系統能夠實現多重優化，在動態上保證政策系統能夠實現良性運行和良性循環;必須堅持多視點多途徑多方向地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措施和方案，注重創新方法的綜合運用，在搞好戰略管理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持續有效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