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需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需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 盡管中國經濟正在面臨減速的風險，但我們認為一些相對容易的結構性改革舉措能夠為未來的進一步改革提供動力。其中的一項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也認為伴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劇，中國也需要改變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

? 我們的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

? 事實上，我們認為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改革舉措，但卻能夠為下一步改革積累更強的公眾基礎，并能夠在中長期內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中國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影響：

? 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可能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

?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在過去的數年中，市場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需要改變備受爭議的“計劃生育政策”，今年8月，中國官方也表示，正在對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討論，但政策可能要等到2015年才能真正改變。

IMF也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由于勞動力人口下降帶來的經濟減速期，如果中國維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在未來10年出現下滑。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在2010年見頂。這樣的人口變化也意味著中國開始臨近劉易斯拐點。

來源：UN, ANZ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自從1979 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控制環節，以防止中國受到人口爆炸。然而，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持久的：

中國正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老年撫養比將急劇上升，從2010 年起。30 年后，這一比例將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比如說美國和澳大利亞。除非生產力的勞動人口可以抵消老年人口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否則老齡化問題將加劇中國的養老保險和福利制度的強大壓力。

來源：UN, ANZ

數據表明，中國存在性別不平衡的問題，在2010 年，30 歲以下的人口中53％為男性。到2030 年，這個比例將上升一個百分點。除了一些社會問題，性別比例失衡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例如，過量的男性工人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這將導致女性找到工作更加困難。然而，在某些行業，男性卻不能完全代替女性，比如說紡織品行業。

來源：UN, ANZ

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在漢族群體中執行較為嚴厲，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有存在很多的彈性。比如說中國允許“雙獨”夫婦生育二胎。

放松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根據相關報道，中國官方正在考慮放松單獨夫婦養育二胎的政策，為了評價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我們根據聯合國的相關研究作出以下的預測：

基準情形（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即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變，同時目前的政策也保持不變；

第一種情形（低生育率）：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保持不變，但女性更不愿意生育；

第二種情形（中等生育率）：放開“單獨”政策；

第三種情形（高生育率）：政府逐步鼓勵生育更多的孩子，整體生育率水平也到2050 年逐步達到2.31的可持續性水平。

根據這樣的預測，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首先，如果目前的政策沒有變化，同時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國的總人口將在未來的10-12年內見頂，但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總人口將在2030年附近見頂，即晚于基準情形大約5年的時間。如果中國政府允許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那么人口總數將持續增加。

第二，在任何一種情形下，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都將在2015年附近見頂，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增速可能出現降低。與其他情形相比，允許生育兩個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勞動力人口下降過于迅速。

第三，在任何一種人口政策下，中國的老年扶養比率都會出現明顯的上升，這也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來源：UN, ANZ

這些均表明面臨著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需要盡快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然而，即使中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即非勞動人口（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相對于勞動力人口（15-64歲之間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也將出現明顯的上升，這是因為更多的嬰兒將出生。比如說，在2013年中國的總撫養率大約為36%，即大約2.8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但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將在2030年上升至47%，即2.1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工資水平需要上升來撫養更多的人口。

來源：UN, ANZ

如果政策放松，中國將增加多少新生嬰兒

按照我們的預測，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大約900-1000萬新生嬰兒，而如果中國鼓勵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新生嬰兒將在未來10年增加至5500-6000萬。

來源：UN, ANZ

我們也將我們的預測與一些相關研究進行比較：

曾毅教授估計，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1300萬新生嬰兒，如果中國允許“二胎但晚育”的政策，在未來10年中國增加3600萬新生嬰兒。

事實上，對于未來人口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人民大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上升至1.8或者2.1，并在未來數十年內保持不變，中國將分別增加新生嬰兒為1300-1500萬和3000-3500萬。

這些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而從2008年至2012年，中國平均每年新生嬰兒為1500-1600萬。

如果將預測擴展至20年，我們的預測顯示，中國將在新增大約1900-2000萬的嬰兒。

但我們認為，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出生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風險。舉例來看，上海從2008年開始放開雙獨養育二胎的政策，但從2009年至2012年，每年僅有2000對夫婦申請生育二胎，而到2011年年底，上海的總人口達到了2300萬人。

對于消費以及中期增長前景的影響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于中國的中期增長前景將有著顯著的影響。Choukhmane的研究表明，中國擁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的儲蓄率低于獨生子女家庭大約4個百分點。

我們的測算也顯示，如果中國從明年開始放松“單獨”政策，假設新生兒家庭將增加15%的家庭消費，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來源：UN, ANZ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需要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與此同時，人口政策調整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影響并不明顯——整體人口增加可能在未來的20年內增加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大約0.1個百分點。

第二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

1.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

中國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個世紀將充分顯現出來。1950年，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1998年為21%，到2050年將下降到15%，亦即中國人口從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強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從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說，從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桂冠將戴在印度的頭上，我國計劃生育的成效可謂不言自喻。

2.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總和生育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我國人口已經從過去的高增長轉向低增長，人口增長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屬于較低之列。總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發達國家水平，當人口慣性增長消除后，我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倍增時間如果包括中國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國則為35年。我國對減緩世界人口增長所起的作用可見一斑。

3.計劃生育使中國人口轉變時間縮短，人口乘數降低

人口轉變是世界各國已經或正在經歷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變過程。由于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時間和速度不同，人口轉變必然帶來人口的轉變增長。人口乘數是用來刻劃人口轉變增長特征的一個綜合指標，它指的是轉變結束時的人口規模與轉變開始前人口規模的比。人口乘數受轉變的時間長度和轉變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長率兩個因素的制約。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數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縮短轉變過程，則人口乘數就會大大降低。同樣，轉變乘數與峰值人口增長率成正比。我國在人口轉變的早期沒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例如，1963年達到3.3%）。如果不采取急剎車的辦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縮短人口轉變的時間長度，我國的人口乘數將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實是，我國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縮短了轉變時間，把人口乘數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數字表明，我國人口乘數不僅在發展中國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發達國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計劃生育推遲10年或20年實行，則人口乘數將會高達5－7，人口規模就有可能高達25億以上，其后果將不堪設想（陳衛，1996）。計劃生育使我國避免了由人口轉變增長可能帶來的人口災難性膨脹，緩解了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為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寶貴時間。

4.穩定低生育率有利于減低人口的增長慣性，削減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轉變開始到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時的人口增長稱為轉變增長，則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實現零增長時的人口增長即為慣性增長（陳衛，1995）。歐洲國家的人口轉變所用時間長，峰值人口增長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和實現人口零增長的時間幾乎同時。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因而，在總和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繼續滑行30至40年的時間才能最終停止增長。世界銀行曾計算過世界各國的人口慣性值，其結果為：發達國家均低于1.3，新興工業國家為1.3－1.5，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為1.5－1.7戶，中國為1.5，拉丁美洲國家在1.7－1.8，西亞和非洲國家則高達1.8－2.1。如果我們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則我國的慣性值將降到1.2，峰值人口將不是世界銀行估算的17億而是15億以內，這對于已經嚴重超載的我國，無疑是較好的結局。對于不堪重負的地球來說，也是一大幸事。

5.從老年人口乘數看計劃生育產生的未來老年人口隊列效應

同計算總人口乘數一樣，我們可以計算老年人口乘數。結果表明，下世紀中葉前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乘數將大幅度上升，2050年達27.6。而老年人口中80 歲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數增長更是驚人，2050年將高達115.17。下世紀中葉前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時期。然而，這正是過去人口高增長的結果。低生育率對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長遠效應將在低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時充分顯現出來。100年后我國的少兒人口乘數、老年人口乘數和老老年人口乘數將遠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人口現狀：http://

第三篇：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計劃生育實施30多年了，雖然獨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中國少生了3億人，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諸多問題。

首先，中國人口正在老齡化，從而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和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如果中國的年輕人口減少，“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就會出現短缺。而工資的上漲將導致國內和國外市場中手工業產品價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外國投資流向其他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國家，進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使失業率上升。

經濟發展使中國人口平均壽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歲，但這也意味著依賴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贍養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在中國的大城市中一個獨生子女要照顧自己的一對父母和4位祖父母，壓力顯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齡化和納稅人減少將導致依靠稅收的中國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

其次，舊有的“重男輕女”觀念導致中國新生兒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據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男性比女性多1800萬，這個數字到2020年還將增加到3000萬。為了生男孩，有的孕婦會進行性別選擇性流產。雖然中國政府禁止歧視、虐待和拋棄女嬰，但是此類慘劇經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單身的男性越發不容易覓到伴侶。在某些農村地區，這種現象甚至催生了綁架和販賣年輕婦女的違法行為。

第三，獨生子女政策執行起來存在很多不平等。經濟發展使中國的中高階層人數不斷增加，這些富人有能力交罰款，往往會生兩個甚至三個孩子。各個地方的罰款標準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罰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罰款。這種不平等現象在既沒錢也沒“關系”的群體當中引發了極大的不滿。

2007年曾有中國人大代表建議將只允許生一個孩子放寬到允許生兩個孩子，以解決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問題。中國在山西省和黑龍江省的兩個城市進行試點，允許一家生一個以上孩子。令人驚訝的是，30年來這兩個城市人口增長率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較平衡。這不得不令人思考。

第四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年表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提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首先提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人口控制（非計劃生育）。但當時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實行，中國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響。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認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1962年，面對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接近7億。經國務院批準，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周鑫榮兼任該委員會的主任。經歷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經濟困難和人口低谷時期過去后，中國政府更加重視計劃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目標。

1970年，全國總人口超過8億。

1971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1973年7月，面對人口過快增長的嚴重壓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機構大多處于癱瘓狀態的客觀形勢，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吳桂賢、陳慕華曾先后兼任該領導小組的組長。而領導小組下設的辦公室機構，依然由衛生部代管。

1975年，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國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1980年3月3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論務虛會發表講話，他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

1981年3月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并將其正式納入政府序列，成為國務院的組成部分；陳慕華以副總理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強調“實行必要的獎勵和限制，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做政治報告。其中明確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

1986年4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時，再對計劃生育問題做出闡釋：“中國對人口的增長實行嚴格控制，是從我們的切身利益出發的。這是中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國外有些人希望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這是想讓中國永遠處于貧困狀況。”

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現行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

2000年3月，中央發布《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指出人口過多仍然是我國的首要問題，人口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在實現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以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務將轉向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

2001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了國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及《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頒布和地方條例的修訂實施，標志著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進入依法管理、優質服務的階段。

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增加了開展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制定人口發展規劃、促進生殖健康產業發展等職能。各級人口計生部門也順利實現了更名，增強了綜合協調能力。(本文來源：網易)

第五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指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而提出的政策。這種政策體現著全國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需要。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反復探索和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節制生育呼聲第一次起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國內戰爭剛剛結束，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決舊社會遺留下的生產凋零、失業、貧困、饑餓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400頁。）對于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予以堅決的駁斥：“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給當時懷疑新政權是否能夠醫治好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傷和認為人口太多因而悲觀的人們以信心和力量。這種信心和力量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論點在鼓舞全國人民奮力解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論點也包含了忽視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別是這個論點后來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這種消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

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迅速發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別是處于小生產狀態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發展需要增加勞動力，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觀又頑強地在生育上表現其作用，同時這一時期許多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迅猛上升。對于這種轉變，當時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對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就是人口不斷迅速增長的片面觀點，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是社會繁榮和生活改善的標志。因此，對于人口的發展不僅沒有及時采取有計劃的控制政策，而且還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間接鼓勵盲目生育的行政、經濟措施，如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和禁止做絕育手術的規定，對多子女的職工實行經常性的困難補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結果表明，新中國建立后的四年凈增加人口4600多萬。這樣，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這一時期隨

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就業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婦女就業人數的迅速增加，使許多家庭要求減輕多子女的拖累，緩和多子女同父母親的學習、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同時城市人民群眾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節育的人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批準了衛生部關于《避孕及人工流產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節育問題座談會。會后由一些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節育問題研究小組。劉少奇在節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注《人民日報》社論，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148頁。）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頁。）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六月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先后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主張，發表了“新人口論”。他根據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展的態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當時有關人口政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節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開展起來。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響，不久斗爭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把馬寅初等人的人口觀點及其他學者主張節制生育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主義等同看待，展開了批判，指責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是見口不見手的“人口論”。這種“左”傾的人口觀點，不講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為生產者的一面，片面宣揚所謂“人手論”。“人多好”的觀點一時統治了人口理論界。這種錯誤的觀點，嚴重影響了人口政策，放縱了人口的盲目增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全國共增加人口10500萬，年平均遞增率達22.4?。每年約出生2000萬人以上，總和生育率達到6，人口出生率達30?以上。這是新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期，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醞釀時期。

第二階段，從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這是計劃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隨即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時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口出現了補償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達43.37?。人口這種盲目高速增長，再度引起國家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報》（計劃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決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幾個方面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如：加強群眾運動；加強技術指導；積極組織避孕藥

具的科學研制和供應；有關部門適當修改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規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許多大中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初步開展起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是全國總人口達到69458萬多人。人口基數的增大使國家進一步重視了計劃生育工作，認為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對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保障婦女兒童健康和適當安排群眾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一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開始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議程。一九六五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藥并免費發放，提高節育技術，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宣傳教育和技術指導，計劃生育與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勞動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長目標。當時普遍宣傳的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計劃生育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種**對計劃生育工作也有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期間，雖然國家對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許多群眾根據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受沖擊，各項正確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壞，從總體上看，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局面，這導致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人口增長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的速度很快，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國人口年平均遞增率達26?，總和生育率為5.91，九年共凈增加人口17000萬，這是新中國第二個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階段，從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取得顯著成效時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來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人口出生率開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把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四五”期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當時再次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為最理想的計劃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號。為了便利群眾節育，全國免費發放避孕藥具。同年，在周恩來主持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

這一時期，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實政策措施上，有了新進展，后期人口理論工作也開始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和規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法規，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調整和充實了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組織，配備了專業干部，總結了歷年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

進一步加強了計劃生育科研機構和技術隊伍，加強了避孕藥具的生產和供應；

政府提出獎勵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婦，提出加強社會保險，做好婦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鞏固計劃生育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開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全國和一些地方相繼舉辦人口理論學習班和研討會，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思想和理論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這個時期，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時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規化方面畢竟有所前進，特別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日益明顯，城鄉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認識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國家、集體、個人的利害關系，比較自覺地接受了計劃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總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1歲上升到21.56歲。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對于如何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經過了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把計劃生育提到國策的高度。就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說，這一時期明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指導中國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定和推行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提出中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同時，提出了本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的目標。為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國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育一個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從思想上、理論上闡述了計劃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干部，帶頭實行計劃生育，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決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定了青年的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新婚姻法還對優生優育問題作了規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中還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領導和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兩種生產一起抓”。《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規定：“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妥善安排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得到改善。”國家同時還提出，把計劃生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內容，人口發展計劃列入社會長遠發展規劃，并開展人口發展趨勢預報工作；

在人口學研究和計劃生育領域對內、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實際情況后，強調指出，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繼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放寬一些，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但要堅決堵住大口子，即嚴禁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確規定。在執行中，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條件、人口構成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情況，從實際出發，因人因地制宜，實行分類指導。具體要求上，農村比城市寬，邊遠、人口稀少地區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寬，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有特殊情況的，如雙方為獨生子女結婚的、第一個孩子為非遺傳性殘疾的、夫婦為歸國華

僑的、農村中確有實際困難并愿意生育兩個孩子的育齡夫婦，都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生育政策的這種調整，有利于計劃生育制度趨于完善。

兩年多來，各地本著計劃生育工作服務于、服從于四化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點工作。關于“開小口子”，有如下幾種情況：規定若干條可以生二胎；照顧獨生子女戶再生一個，間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時開放二胎；按經濟地理條件規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間隔；少數民族和華僑執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生育政策要緩和漸變的思想，從實際出發，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合情合理，群眾擁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穩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長率穩定在12.5?左右，總和生育率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來計算，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約2億多個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這一事實已經被全世界公認，一個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生育率已經接近更替水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發展、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完全可以辦到的，關鍵在于對計劃生育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要堅定不移地把它當作長期戰略任務來對待，并在廣泛宣傳教育的基礎上，采取行政的、經濟的、立法的綜合措施來促其實現。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經進入和將要進入婚育年齡期，人口出生率的繼續降低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就會回升。針對這種情況，應該認真總結過去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