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美國的陰謀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美國的陰謀

2016年中國決定實施全面二孩的政策，引發了全國上下對于人口問題的大討論，單在知乎“政府為什么要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問題下就有848個回答，瀏覽量超過兩百一十萬。一方面，主流輿論認為，“全面二孩”是針對“人口老齡化”的結構性人口難題開出的藥方；另一方面，在人口問題爭論中部分網友涌現出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陰謀論思想。其中以知乎網友“臧大為”所撰寫的文章為代表。臧文在分析中國的計劃生育史時，將中國的計生政策歸咎于“國際計生謊言”的一部分，認為是美國洛克菲勒財團通過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格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從而將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作為一項國家外交政策來執行，最終導致中國領導人接受了計劃生育的思想并將之付諸實踐，以至于產生了現在的人口問題。其代表性的論據為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的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第200號文件（簡稱為NSSM-200）以及中國政府在1979年接受了聯合國人口基金會5，000萬美金的資助的事實。此文在知乎問題下的848個回答中有將近5，000個贊同數，遠遠超過其他答案。那么，在中國的人口政策這個問題上，臧文提供的到底是一個真相還是一個驚悚故事呢？筆者為此查閱了學術界的研究文獻并核實了臧文的兩個核心論據，筆者認為，臧文是一鍋巧妙地結合了似是而非的歷史論據與激進民族主義情緒的陰謀論濃湯，其意在證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錯誤的，是美國政府特別是洛克菲勒財團國際陰謀的一部分。而事實上，臧文所用的論據基本上都站不住腳。NSSM-200文件都說了什么？NSSM-200文件全稱為“世界人口增長對于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該文件由亨利·基辛格領導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于1974年10月，并于1975年11月成為美國福特政府的官方政策之一。90年代初期，文件得以解密，任何人都可以很輕松的從網絡上獲取。文件內容有問題分析與政策建議兩大部分。問題分析部分探討的重點是世界人口在統計學上的發展趨勢以及這種趨勢對于世界食物、礦物和燃料供應的影響。除此之外，該報告還審視了美國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并調查了世界人口壓力對于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政策建議部分主要談及美國的人口戰略和美國為了使欠發達地區人口生育率下降所采取的行動。其中，報告中被反復強調的核心人群就是那些因饑荒而陷入苦難的人。這份報告的問題意識來源于當時聯合國所做的人口預測。根據聯合國的人口預測，1974年時全球人口有39億，而到2000年時將會有64億人口，至2050年時則將會有將近110億人口，這還是“最樂觀的預測”。而在人口增量之中，有著嚴重的地區不平衡現象，欠發達地區的人口總量和增長率遠高于發達地區。在當時的美國政府眼中，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有史以來在人道主義和國家利益這兩個層面上最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就是“發展中國家將在人口壓力下面對食物供應的短缺和在土地、水、資本和進口資源等多方面條件的限制”。因為農業的不確定性，一旦發生歉收，會“極大地提升大范圍饑荒在欠發達地區發生的可能性”。而大范圍饑荒帶來的人群恐慌和政局變動，“最終會威脅到經濟增長和世界秩序”。美國為何關心其他國家的人口問題？文件的起草者認為，在當時的人口和經濟情況下，“全世界范圍內每年仍然有一千萬到兩千萬人死于營養不良”。如果不對欠發達地區的高生育率加以控制，其后果不堪設想。美國的決策者是基于人道主義對世界人口問題進行分析。他們以當時的經驗和理論看到了世界人口盲目增長對于生命的戕害、經濟的破壞以及對世界秩序的威脅。這種思考體現的正是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自我意識以及一種全球化的視野格局。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人道主義立場，或許在基辛格自己寫給報告撰寫小組的要求里表現的更為明顯：“這份報告應該重視這樣一個問題，即總統對于人口政策的關注也是一個普通人的關注，這種關注與人類個體的尊嚴緊密相關。還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的目標是要與其他國家進行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將自己的觀點強行加之于人。”當然，人道主義并不是美國決策者的唯一考量，美國的國家利益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報告書中坦言“美國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來自海外的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礦物資源”，而大范圍饑荒的發生無疑會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影響到美國的利益。從這一點上來說，因為國際貿易和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與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們構成了一種奇妙的“利益共同體”，欠發達地區的高生育率問題成了美國這個世界領袖不得不承受的一種負擔。但這實在很難被概括為一種“陰謀”。除了美國的經濟利益，美國的安全利益也被納入到了考察的范圍之中。在報告的第五章，起草人特別提到了由人口增長與教育、經濟發展失調而帶來的年輕人暴力化傾向與人口流動問題：“在高生育率的情況下。年輕人，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年輕人，會表現的性格多變，情緒不穩定，思想態度更傾向于極端化，并具有較老年人更強的疏離感和暴力傾向。……國家內部的人口流動會陷入較大程度上的混亂和失序。向相鄰國家輸出的移民（特別是向那些富裕和人口稀少之地），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會挑起消極的政治反應或軍事行動。”限于篇幅，筆者無法一一詳細介紹報告的全部內容。但經過上文的簡要概述，相信讀者也能夠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這份報告是美國政府以聯合國人口統計數據為基礎的一份研究性報告，其基本立場為美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1970年代的美國，不再是北美洲的蕞爾小國，而是一個對國際事務擁有巨大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美國影響著世界秩序的走向，但同樣美國也無法脫離國際社會而單獨生存。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的20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國家利益已經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相互交融，美國政府在制訂對外關系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多重因素，而這并非是用一個“洛克菲勒家族的陰謀”就能簡單解釋的。事實上，在報告開頭，起草者就提到了“四口之家應該成為欠發達地區未來家庭生活的典范”，而不是無休止地給發展中國家婦女做絕育手術。而且，整份報告所重點點名的十三個欠發達國家分別是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其中并不包含中國。因為即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國的人口生育率也并不是很高，只是因為人口基數大，所以人口增量多。值得一提的是，臧文為了反對網友指責其“陰謀論”，特別引用了報告第一章第33條“我們必須小心我們的行為，不能表現出這是一個工業國家直接反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政策”這句話來證明“陰謀”的存在。而第33條全段話是這樣的：“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活動，不能讓欠發達國家注意到這是一個發達工業國家針對他們的政策。當我們支援欠發達地區時，任何所使用的支援方法我們都應該小心謹慎。第三世界的國家領導人應該是我們首要考慮的對象，應該設法獲取他們對于成功的項目（人口控制項目）的信任。在這種語境下，非常重要的是要向這些國家領導人證明家庭生育計劃項目是有效的，并且我們可以在一個合理的時間段內共同工作。”不應忽視的是，這份文件的撰寫的國際背景，當時的全球大部分國家都被卷入“冷戰”。1970年代，冷戰恰恰處于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后“蘇攻美守”的階段，美國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更為小心謹慎，在高度敏感的意識形態對立中嘗試謀求國際合作。所以，臧文所引用并強調的第一句話，其表達的真實意圖是：美國政府希望在糟糕的國際關系狀態中謀求有限度的國際合作，以達成“拯救世界”（解決欠發達地區因人口過量增長可能帶來的饑荒問題）和“拯救美國”（因欠發達地區的饑荒問題可能引發的對美國的經濟、安全利益以及世界秩序的破壞）的目的。聯合國人口基金對華援助是怎么回事兒關于臧文所強調的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79年對華援助一事，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此問題有過公開而全面的介紹，商務部網站上明確而詳細地解釋了“聯合國人口基金對華無償援助簡況”：“自1969年成立以來，人口基金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近60億美元的援助。其主要任務是：促進各國執行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可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和提供生殖健康和計劃生育優質服務；推動解決人口與發展、生殖健康、性別平等以及婦女賦權等問題。”而其活動經費則“主要來自各國政府的自愿捐款”。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面向未來20年的《行動綱領》，要求“所有夫婦和個人有權自由、負責地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間隔”，并希望到2015年，在生育、教育、嬰兒死亡率、孕婦死亡率和人均壽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和人口基金已經有了七次較大的合作，中國的受援助金額已達到兩億一千七百五十萬。但中國與人口基金的合作是雙向的，中國也需要向人口基金捐款以維持人口基金的正常運營，根據人口基金官方網站顯示，中國位居聯合國人口基金捐款排名前二十位。而且，在2016至2020年，中國政府還將與聯合國人口基金開展第八周期國別方案的合作。事實表明，中國與人口基金是正式的國際合作關系，并非中國政府被人口基金所收買，被他們的陰謀騙的團團轉。若真是如此，已經意識到人口老齡化問題并開始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中國政府為何還要繼續與之合作呢？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中國不同時期的人口政策和其歷史演變？限于篇幅，筆者自然無法在這樣一篇短文中給出完整的答案。但至少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人口政策的演變主要還是中國的決策者根據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的判斷和選擇，而非是美國少數銀行家的“驚天陰謀”。生育這項活動本身既是國計，也是民生。在很多時候，并不是政府一號召，民眾就迅速地生或不生。如在建國初期，計劃生育的要求恰恰是自下而上傳達的。時任中國婦聯副主席的鄧穎超率先察覺到了因為社會狀況變化而導致的民眾節育訴求。1954年5月27日，她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其中特別提到了“關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難以及避孕的問題……確是帶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導及適宜的藥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決……。”由此，國家領導人在建國初期就考慮過人口發展和節育問題。劉少奇曾在1954年國務院第二辦公室第一次節育問題座談會上稱：“關于節育問題，我們黨、我們的衛生機關和宣傳機關，是提倡還是反對？有些人是反對的，有的人還寫了反對文章。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為什么要贊成而不反對？……中國大概不會因為節育鬧人口恐慌……。”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上說：“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957年，毛澤東在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表示：“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生產……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建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中國人口增加很快，對于這個重要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 人口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想要探討某一時期的人口政策，我們需要深入地進入當時的歷史時空與歷史語境，用冷靜、客觀和理性的態度來仔細分析遇到的問題，而不是捕風捉影，用預設好的偏見之網將歷史事實泥塑成自己想看的模型。（責編：昀舒）

第二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

1.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

中國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個世紀將充分顯現出來。1950年，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1998年為21%，到2050年將下降到15%，亦即中國人口從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強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從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說，從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桂冠將戴在印度的頭上，我國計劃生育的成效可謂不言自喻。

2.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總和生育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我國人口已經從過去的高增長轉向低增長，人口增長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屬于較低之列。總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發達國家水平，當人口慣性增長消除后，我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倍增時間如果包括中國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國則為35年。我國對減緩世界人口增長所起的作用可見一斑。

3.計劃生育使中國人口轉變時間縮短，人口乘數降低

人口轉變是世界各國已經或正在經歷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變過程。由于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時間和速度不同，人口轉變必然帶來人口的轉變增長。人口乘數是用來刻劃人口轉變增長特征的一個綜合指標，它指的是轉變結束時的人口規模與轉變開始前人口規模的比。人口乘數受轉變的時間長度和轉變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長率兩個因素的制約。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數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縮短轉變過程，則人口乘數就會大大降低。同樣，轉變乘數與峰值人口增長率成正比。我國在人口轉變的早期沒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例如，1963年達到3.3%）。如果不采取急剎車的辦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縮短人口轉變的時間長度，我國的人口乘數將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實是，我國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縮短了轉變時間，把人口乘數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數字表明，我國人口乘數不僅在發展中國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發達國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計劃生育推遲10年或20年實行，則人口乘數將會高達5－7，人口規模就有可能高達25億以上，其后果將不堪設想（陳衛，1996）。計劃生育使我國避免了由人口轉變增長可能帶來的人口災難性膨脹，緩解了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為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寶貴時間。

4.穩定低生育率有利于減低人口的增長慣性，削減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轉變開始到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時的人口增長稱為轉變增長，則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實現零增長時的人口增長即為慣性增長（陳衛，1995）。歐洲國家的人口轉變所用時間長，峰值人口增長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和實現人口零增長的時間幾乎同時。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因而，在總和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繼續滑行30至40年的時間才能最終停止增長。世界銀行曾計算過世界各國的人口慣性值，其結果為：發達國家均低于1.3，新興工業國家為1.3－1.5，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為1.5－1.7戶，中國為1.5，拉丁美洲國家在1.7－1.8，西亞和非洲國家則高達1.8－2.1。如果我們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則我國的慣性值將降到1.2，峰值人口將不是世界銀行估算的17億而是15億以內，這對于已經嚴重超載的我國，無疑是較好的結局。對于不堪重負的地球來說，也是一大幸事。

5.從老年人口乘數看計劃生育產生的未來老年人口隊列效應

同計算總人口乘數一樣，我們可以計算老年人口乘數。結果表明，下世紀中葉前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乘數將大幅度上升，2050年達27.6。而老年人口中80 歲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數增長更是驚人，2050年將高達115.17。下世紀中葉前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時期。然而，這正是過去人口高增長的結果。低生育率對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長遠效應將在低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時充分顯現出來。100年后我國的少兒人口乘數、老年人口乘數和老老年人口乘數將遠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人口現狀：http://

第三篇：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計劃生育實施30多年了，雖然獨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中國少生了3億人，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諸多問題。

首先，中國人口正在老齡化，從而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和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如果中國的年輕人口減少，“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就會出現短缺。而工資的上漲將導致國內和國外市場中手工業產品價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外國投資流向其他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國家，進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使失業率上升。

經濟發展使中國人口平均壽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歲，但這也意味著依賴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贍養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在中國的大城市中一個獨生子女要照顧自己的一對父母和4位祖父母，壓力顯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齡化和納稅人減少將導致依靠稅收的中國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

其次，舊有的“重男輕女”觀念導致中國新生兒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據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男性比女性多1800萬，這個數字到2020年還將增加到3000萬。為了生男孩，有的孕婦會進行性別選擇性流產。雖然中國政府禁止歧視、虐待和拋棄女嬰，但是此類慘劇經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單身的男性越發不容易覓到伴侶。在某些農村地區，這種現象甚至催生了綁架和販賣年輕婦女的違法行為。

第三，獨生子女政策執行起來存在很多不平等。經濟發展使中國的中高階層人數不斷增加，這些富人有能力交罰款，往往會生兩個甚至三個孩子。各個地方的罰款標準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罰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罰款。這種不平等現象在既沒錢也沒“關系”的群體當中引發了極大的不滿。

2007年曾有中國人大代表建議將只允許生一個孩子放寬到允許生兩個孩子，以解決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問題。中國在山西省和黑龍江省的兩個城市進行試點，允許一家生一個以上孩子。令人驚訝的是，30年來這兩個城市人口增長率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較平衡。這不得不令人思考。

第四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年表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提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首先提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人口控制（非計劃生育）。但當時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實行，中國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響。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認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1962年，面對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接近7億。經國務院批準，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周鑫榮兼任該委員會的主任。經歷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經濟困難和人口低谷時期過去后，中國政府更加重視計劃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目標。

1970年，全國總人口超過8億。

1971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1973年7月，面對人口過快增長的嚴重壓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機構大多處于癱瘓狀態的客觀形勢，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吳桂賢、陳慕華曾先后兼任該領導小組的組長。而領導小組下設的辦公室機構，依然由衛生部代管。

1975年，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國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1980年3月3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論務虛會發表講話，他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

1981年3月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并將其正式納入政府序列，成為國務院的組成部分；陳慕華以副總理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強調“實行必要的獎勵和限制，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做政治報告。其中明確提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

1986年4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時，再對計劃生育問題做出闡釋：“中國對人口的增長實行嚴格控制，是從我們的切身利益出發的。這是中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國外有些人希望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這是想讓中國永遠處于貧困狀況。”

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現行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

2000年3月，中央發布《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指出人口過多仍然是我國的首要問題，人口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在實現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以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務將轉向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

2001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了國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及《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頒布和地方條例的修訂實施，標志著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進入依法管理、優質服務的階段。

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增加了開展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制定人口發展規劃、促進生殖健康產業發展等職能。各級人口計生部門也順利實現了更名，增強了綜合協調能力。(本文來源：網易)

第五篇：中國需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需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 盡管中國經濟正在面臨減速的風險，但我們認為一些相對容易的結構性改革舉措能夠為未來的進一步改革提供動力。其中的一項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也認為伴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劇，中國也需要改變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

? 我們的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

? 事實上，我們認為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改革舉措，但卻能夠為下一步改革積累更強的公眾基礎，并能夠在中長期內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中國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影響：

? 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可能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

?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在過去的數年中，市場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需要改變備受爭議的“計劃生育政策”，今年8月，中國官方也表示，正在對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討論，但政策可能要等到2015年才能真正改變。

IMF也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由于勞動力人口下降帶來的經濟減速期，如果中國維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在未來10年出現下滑。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在2010年見頂。這樣的人口變化也意味著中國開始臨近劉易斯拐點。

來源：UN, ANZ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自從1979 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控制環節，以防止中國受到人口爆炸。然而，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持久的：

中國正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老年撫養比將急劇上升，從2010 年起。30 年后，這一比例將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比如說美國和澳大利亞。除非生產力的勞動人口可以抵消老年人口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否則老齡化問題將加劇中國的養老保險和福利制度的強大壓力。

來源：UN, ANZ

數據表明，中國存在性別不平衡的問題，在2010 年，30 歲以下的人口中53％為男性。到2030 年，這個比例將上升一個百分點。除了一些社會問題，性別比例失衡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例如，過量的男性工人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這將導致女性找到工作更加困難。然而，在某些行業，男性卻不能完全代替女性，比如說紡織品行業。

來源：UN, ANZ

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在漢族群體中執行較為嚴厲，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有存在很多的彈性。比如說中國允許“雙獨”夫婦生育二胎。

放松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根據相關報道，中國官方正在考慮放松單獨夫婦養育二胎的政策，為了評價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我們根據聯合國的相關研究作出以下的預測：

基準情形（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即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變，同時目前的政策也保持不變；

第一種情形（低生育率）：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保持不變，但女性更不愿意生育；

第二種情形（中等生育率）：放開“單獨”政策；

第三種情形（高生育率）：政府逐步鼓勵生育更多的孩子，整體生育率水平也到2050 年逐步達到2.31的可持續性水平。

根據這樣的預測，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首先，如果目前的政策沒有變化，同時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國的總人口將在未來的10-12年內見頂，但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總人口將在2030年附近見頂，即晚于基準情形大約5年的時間。如果中國政府允許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那么人口總數將持續增加。

第二，在任何一種情形下，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都將在2015年附近見頂，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增速可能出現降低。與其他情形相比，允許生育兩個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勞動力人口下降過于迅速。

第三，在任何一種人口政策下，中國的老年扶養比率都會出現明顯的上升，這也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來源：UN, ANZ

這些均表明面臨著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需要盡快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然而，即使中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即非勞動人口（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相對于勞動力人口（15-64歲之間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也將出現明顯的上升，這是因為更多的嬰兒將出生。比如說，在2013年中國的總撫養率大約為36%，即大約2.8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但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將在2030年上升至47%，即2.1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工資水平需要上升來撫養更多的人口。

來源：UN, ANZ

如果政策放松，中國將增加多少新生嬰兒

按照我們的預測，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大約900-1000萬新生嬰兒，而如果中國鼓勵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新生嬰兒將在未來10年增加至5500-6000萬。

來源：UN, ANZ

我們也將我們的預測與一些相關研究進行比較：

曾毅教授估計，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1300萬新生嬰兒，如果中國允許“二胎但晚育”的政策，在未來10年中國增加3600萬新生嬰兒。

事實上，對于未來人口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人民大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上升至1.8或者2.1，并在未來數十年內保持不變，中國將分別增加新生嬰兒為1300-1500萬和3000-3500萬。

這些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而從2008年至2012年，中國平均每年新生嬰兒為1500-1600萬。

如果將預測擴展至20年，我們的預測顯示，中國將在新增大約1900-2000萬的嬰兒。

但我們認為，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出生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風險。舉例來看，上海從2008年開始放開雙獨養育二胎的政策，但從2009年至2012年，每年僅有2000對夫婦申請生育二胎，而到2011年年底，上海的總人口達到了2300萬人。

對于消費以及中期增長前景的影響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于中國的中期增長前景將有著顯著的影響。Choukhmane的研究表明，中國擁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的儲蓄率低于獨生子女家庭大約4個百分點。

我們的測算也顯示，如果中國從明年開始放松“單獨”政策，假設新生兒家庭將增加15%的家庭消費，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來源：UN, ANZ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需要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與此同時，人口政策調整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影響并不明顯——整體人口增加可能在未來的20年內增加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大約0.1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