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官自由裁量權

論檢察官自由裁量權

祁亞平˙

摘要：檢察官自由裁量權是檢察官公訴權的集中表現，因而自由裁量權的分析必須從公訴權的主要特點開始。公訴權的行使必須以保護社會公益為根本出發點。既包括了起訴，也包括不起訴。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忽略了這些條文的規定，幾乎沒有人將不起訴與這些條文相結合。對于檢察權性質定位的爭論本身如果離開了公訴權的公益性。

關鍵詞：檢察官自由裁量權、起訴裁量權、公益性

一、學術研究

我國檢察院自由裁量權源自建國初期在對敵斗爭中發展產生的免予起訴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免予起訴作為一項刑事政策曾在國家刑事司法實踐中得以廣泛應用。1979年制訂的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對免予起訴作了具體的法律規定，一直適用到1996年3月八屆人大對刑事訴訟法修改。免予起訴違背了控訴權和審判權分離的原則，程序不公開，違背了現代訴訟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產生了許多弊端，因而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免予起訴被廢除。但是這個修正案保留了免予起訴制度的合理精神：即在一定范圍內，檢察院有權決定是否將案件提交審判機關。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刑事訴訟法與其相關的法條有第86條、第140條、第142條，以及第143至146條。1998年《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86—306條進一步規范了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程序和應受到的權力制約。

學術界對于自由裁量權的研究始于刑訴法修正案頒布以后。當時主要是在不起訴的制度之下討論起訴法定主義及起訴便宜主義。一般將不起訴分為法定不起訴的、酌定不起訴和證據不足不起訴。①

②學術界的普遍觀點是只有酌定不起訴才屬自由裁量權的內容，但隨著討論的深入，也有人通過比較法研究，認為證據不足不起訴與酌定不起訴應當同時成為自由裁量權的當然內容。③近些年來，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及《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批評，主流的觀點是刑訴法對于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太多，檢察院只能對同時具備“犯罪情節輕微”和“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及可以免除刑罰”的案件才能進行自由裁量。這種限制既不適應當前司法實踐的需要，又不能發揮檢察院應有的防范功能。④學術界普遍認為根據英、美、法、德、日等國司法實踐和歷史發展，˙祁亞平，男，甘肅省慶陽市人，（1973——），訴訟法學碩士，現任甘肅政法學院法學院副教授，主講刑事訴訟法學，主要研究方向為刑事審判程序以及審判理論比較研究等，自2003年開始發表文章，主要論文有《測謊技術鑒定的使用界限》、《訴訟漫談》、《沉默權：秩序與自由的平衡——評〈沉默權研究〉》、《刑事庭審中的事實認定初探》、《對辯訴交易的訴訟結構分析》、《檢察官自由裁量權》、《試論偵查程序價值取向及沉默權制度移植》等，專著三部。① 陳光中《論我國酌定不起訴制度》，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1期。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版，P265—272頁。② 同①陳光中文。③ 林勁松《日、德、中三國適用起訴便宜原則之比較》，《浙江大學學報》，2002年11月，P36頁

高麗蕓、楊正彤《中英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3期，P5。④ 同①陳光中文。檢察院應當重新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改革不起訴的運作程序，增強酌定不起訴對公眾的透明度，完善救濟機制。也有人建議設立日本、德國的類似機構和程序進行起訴審查。

學術界還對自由裁量權的目的進行了初步討論，許多人建議將“公益”作為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標準，使權力的行使以公共利益為主要目的。2001年以后，“普通程序簡易審”和“辯訴交易”的討論進一步推動了學界對自由裁量權的研究。江偉、龍宗智、卞建林三位著名教授初步論及求刑權及刑罰建議權。另外一些學者進行了深入的比較法研究。通過中德、中美等起訴裁量權的比較，尋求突破對于起訴裁量權的不合理限制。④還有一部分學者以自由裁量權為核心，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不起訴制度或公訴制度，試圖通過權力的運作及制衡原理分析、文化背景分析來揭示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存在。⑤

目前主要爭論的是：自由裁量權的性質。有人認為是司法權，有的人認為是行政權，也有人認為是司法性的行政權或行政性的司法權。目前名稱之爭還難以統一。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既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相當嚴重的缺陷，無法對司法實踐進行指導。主要表現在：

1、缺乏個案的研究。目前學者們提出來的程序設計意見，體制改革意見，甚至是直接針對自由裁量權的研究都只集中于宏觀意義上的權力運作，只討論了檢察院自由裁量權與其它權力、權利之間的制衡問題，沒有涉及到個案條件下權力運作的特點及權力防范。這使得有關的研究過于粗糙，實踐指導意義不大。司法運作更多的應當是一種司法習慣的生成，而不是概念設計。

2、將疑罪不起訴排除出自由裁量權的說法并沒有經過詳細的論證。筆者估計將自由裁量權局限于酌定不起訴的原因可能是刑事證據法的有關爭論還沒有最終結束，（尤其是證據法中的認識標準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審查起訴與審判程序的要求應當有所區別，應當允許檢察機關對于案件證據存在相對獨立的判斷——盡管這種判斷必須以法院對證據的可能裁判為基準。

3、對于“公益”缺乏細致的分析。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以“公益”為目的，但是如果對于“公益”范圍缺乏細致的分析和研究，那么就很難指導司法。“公益”在某一時段內的判斷標準、實際可能的發展變遷、如何區分“公益”與人群情緒波動等等。如果“公益”要成為權力的一個出發點，對司法來講就必須將這個點可能被濫用進行充分估計和防范。

4、沒有注意到自由裁量權的政策性。在英、美、德、意、日各國，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實際都存在與行政政策有一定關系。與司法機關不同，檢察機關只能相對獨立于行政機關。在我國，雖然檢察院與法院并稱司法機關，但是許多人忽略了這兩個權力的獨立有所不同。⑥自動裁量權涉及刑罰權的行使，因而與公共服務行政機關具有適度的區別。應當防止公共行政機關首腦干預檢察機關對于法律的執行。③

①

②

二、反思自由裁量權

檢察官自由裁量權是檢察官公訴權的集中表現，因而自由裁量權的分析必須從公訴權的主要特點開始。龍宗智教授認為刑事訴訟中存在兩重結構：即三角結構與線型結構。三角型訴訟結構保證 同②陳光中文，同③

王超《起訴便宜主義相關問題評析》，《國家檢察院學報》，2002年第10期，P75。③ 《關于公訴制度的討論》檢察論叢，第5卷，P181—215 ④ 徐鶴喃《英國皇家檢控準則評價》，許敏《英美刑事起訴裁量權與中國規制的比較研究》。⑤ 攀崇義《我國不起訴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政法論壇》2000年第3期P124。

陳衛東《我國檢察權的反思與重構》，《法學研究》2002年2期P3

宋世杰、王志華《公訴權理論新探》檢察文叢第5卷P217

劉樹遠、王雄飛《關于中西檢察權本源和屬性的探討》，《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2年8月P40。⑥ 龍宗智《論依法行使檢察權》，《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1期P3。①②當事人的權利得到行使、其法益不受歧視；線型結構則在另一個層面上揭示了公訴權與審判權的相對同一性，公訴權與審判權都來源自刑罰權。公訴權的這種特點決定了審判前程序必然具有公益性和行政性。所謂公益性是指公訴權必須以社會秩序保護的目的出發，保護國家的法律不受到犯罪的破壞，保證公眾法益不受犯罪的侵害，同時又要保護刑事執法程序尊重公民權利，使無辜的人免受刑事司法追究。公益性要求公訴機關的起訴與不起訴都必須以公益作為判斷依據。公益性要求使得公訴機關區別于公共服務的行政機關，也區別于法院。公益性使不起訴的裁量權具有的一定的司法性即停止國家對公民的刑事責任追究。但是這種權力并不是司法權。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的文本使用上有“犯罪情節輕微”的表達方式，但是考查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目的即可明白，這種“犯罪情節”只是“涉嫌犯罪”與人民法院審判確定的犯罪具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不能將這種權力歸結為司法權，這只是具有司法性屬性。所謂具有司法性質，是指檢察機關的裁量決定可能會使案件嫌疑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公訴權不同于審判權，它集中表現在公訴權主動發動程序，以合法、有效的方式和程序迅速將犯罪行為制止、控制，并將犯罪提交法庭，尋求合法的社會控制。美國“正當程序革命”的人權保護內容對我國刑訴法學者們影響很大，但即令是美國，公訴權也并不是以保護人權為唯一目的，首先，美國檢察官由當地公民選舉產生。因此檢察官對于追究犯罪具有天然的本能的警覺性。本地犯罪如果得不到及時控制，他就可能因此而失去選民支持。其次，70、80年代為了打擊毒品犯罪，美國專門成立了有關專門委員會，行使偵查為控訴的職能統一運作，以加強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第三，美國大院審團制度既有保護公民不受司法追究的防御手段，也是防范公訴機關濫用權力，加強控訴職能的進攻手段。對于檢察官不起訴的案件，法官可以提起大陪審團決定起訴。我們對于一種制度的考慮，尤其是對一項制度的建設作參考性的考察時，不能將目光局限于同樣的名稱，甚至同一性質的機關。因為作為一項權力，有時候會有明示的約束，但有時候又可以從其它制度那里作出同樣的約束。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必須將自動裁量權的設計謹慎地約束于行政性目的之下。中國目前正在工業化進程中，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普通公民的權利保障尚十分不足，防止犯罪和控制犯罪是公訴權的當然目的，起訴決定是這樣，不起訴決定仍然是這樣，自由裁量權也只能以這個目的為出發點。承認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性并不是講將公訴機關與行政機關合而為一，而是從權力運作本質上來研究。如果我們認識到權力本身就具有流變性，那么謹慎地行使權力將有利于提高檢察院的實際社會控制力，不要讓行政首長過多地干預司法過程，尤其是當普通公民“含冤”時不讓首長“拍案而起”；應當承認，忽略了公訴權的行政性研究，使得公訴權對控制犯罪，控制偵查機關相當無力，這樣不利于檢察院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國檢察權的進一步發展。自由裁量權可以使刑事追訴停止，但這種“停止追訴”只能服從公益的考慮，即將司法成本盡可能地轉移到公眾更迫切關注的犯罪追究當中，而不是單純地抑制犯罪偵察工作。美國司法實踐中更多地關注權利保護是因為美國檢察官的追究犯罪傾向過于明顯，檢察官個人生活往往與犯罪的揭示與追訴密切相關。我國檢察院基本上是任命制，因而應當更多地而不是忽略犯罪的追究。這一點與人權保護并不矛盾。人權保護在刑事訴訟中更主要的是防止公民在刑事追訴過程中的權利受到侵犯，這是程序性的權利保障而不是抑制犯罪追究本身。因此，本課題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考察自由裁量權的準確定位。

1、起訴裁量權的公益性，行政性特點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化。

從刑事訴訟法第1、2、3條來看，公訴權的行使必須以保護社會公益為根本出發點。既包括了起訴，也包括不起訴。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忽略了這些條文的規定，幾乎沒有人將不起訴與這些條文 相結合。對于檢察權性質定位的爭論本身如果離開了公訴權的公益性。將無法對司法實踐做出有力的影響。而對于在實務部門工作的同志來講，過分強調司法性本身也似無必要。因為公訴權的行使特點決定了公訴權本身不可能是司法權，這種形而上學只重其名不重其實的爭論不會推動刑事司法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國外有關刑事起訴的規范一般都明確規定了公眾利益條款，因而起訴機關可以以此為依據考察權力的運作范圍，但是應當看到這種規定并不會對實務產生多大的影響。“公眾利益”的判斷實際上本來就是一個實踐性問題，必須由司法實踐中一系列操作性習慣來加以支撐，否則任何這種規范都可能成為權力濫用的借口。從日本、德國司法實踐來看，自由裁量權也是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并沒有法律明白規范。目前他們的不起訴運作也基本是由司法習慣加以約束的。

對于自由裁量權的研究不能不論及刑罰觀念的變化。二十世紀的刑事政策走向從刑罰報應觀轉向刑罰個別化。與此相適應，在犯罪與刑罰上，主張適當的采用輕刑化與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對于某些罪行輕微或者個人人身危險性較小的犯罪，一般多采用非刑罰處罰的程序和方式來加以規戒。刑罰手段只是不得已之，應當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決定是否必須使用刑罰加以防范。從我國刑事訴訟法來講，立法意見中也有相應的體現比如第15條規定的不予追究，第172條規定自訴可以調解。

作為最高檢的理論研究科室，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法律的基本精神，將各地司法改革之中的合理意見和措施加以分析和理性化，培養司法習慣的形成，防范權力的濫用，尋找可能的途徑，規范運作行為。比如公益的判斷標準，公益與社會群眾情緒化反應的區別，防止權力享有者對于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從長遠來講，這將更有利于我國法治社會下刑事司法改革的發展和進步，也有利于檢察院控制犯罪，保護社會秩序，保證公民訴訟權利行使的職責得以具體落實。

2、個案決裁性

從根本上來講，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本來就是一個操作技術問題，而不是立法問題。法律可以授權在一定范圍內公訴權有權決定起訴與不起訴，可以賦予相對人相關的救濟途徑，但是法律無法規范在具體案件中檢察院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自由裁量權首先是個案的行使問題。根本的問題是檢察院對于具體某一個犯罪的特定認識。即使是法律強調這種決定權歸屬于單位而不能歸屬于個人，但是實踐操作中這種權力的行使必須與特定人的認識密不可分。主訴檢察官制度的建立使得這一問題成為當前權力行使進程中應當關注的核心。

在具體案件中，無論是證據不足還是公眾利益都有一個判斷標準和判斷過程問題。以前者為例，最高檢的《刑事訴訟規則》雖然對于證據不足做出了具體的解釋（286條）但是這種標準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具體案件的判斷問題。比如“據以定罪的證據有在疑問”。證據是否存在疑問并不能在審查起訴階段完全做出判斷，這些疑問也只是從檢察官的生活經驗和邏輯出發認為可能存在疑問，而且并不是所有被提起公訴的案件可以在公訴前解決這些疑問。檢察院在訴訟中出庭支持公訴的，證據的最終證明力必須經由被告方質疑之后由法官形成。檢察方無權也無法保證最初的證據是否將被法官排除不予認可。這種認識必然與檢察官多次出庭實踐相聯系，憑借其法律工作者的業務素質加以評判。從這個角度來講，訴訟規則中設立的檢察委員會并不能從人數上來加以約束權力，這種認識與人數并不具有根本性的聯系。自由裁量權的規范需要一系列的成熟的實踐操作性經驗加以保證。我們這個課題就是收集、論證各地在司法實踐中的實際經驗，以技術手段推進司法改革。對于成熟的經驗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提高、交流增進檢察官業務水平的提高，增強最高檢對下級檢 察機關業務上的領導，防止改革過程中的不良現象。

3、流變性或政策性

在某一特定時期，權力總是具體的，特定主體只能對特定事物依照特定程序行使是固有的權力。但從不同時期來看，權力總是流變的，只有合乎法治精神的權力才會在法治社會中存在和發展。從德、日各國自由裁量權來看依舊如此。在日本，起訴便宜主義的確定完全是基于司法實務的客觀需要。明治初期，犯罪率逐年上升，被起訴的人及監獄羈押的犯人不斷增加，財政壓力以及監獄管理的無序引起民眾的不滿。明治18年（1885年）6月，司法卿山田顯義確定了微罪不檢舉、不起訴的方針，規定對于盜竊、詐欺和其他程序的犯罪不予起訴。當時的《治罪法》、《刑事訴訟法》沒有對這種權力進行規范，也有人反對起訴裁量權。明治30年、40年代目的刑理論在日本刑法學界得到承認，酌定起訴得到明確肯定。大正7年（1918年）司法省法務局將不起訴處分擴張到其他犯罪行為。“二戰”后昭和27年（1948年）制定了現行刑事訴訟法，基本沿用以前的規定，只增加了“犯罪的輕重”幾個字樣。二戰后司法實踐又將自由裁量權擴張的一些嚴重犯罪的不起訴。德國長期堅持起訴法定主義，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檢察機關的行為準則由起訴法定主義變為起訴便宜主義。1964年刑事訴訟法典第153條明確規定：對于犯罪行為輕微追究刑事責任對公共利益定義不大的，檢察院可以決定終止訴訟。如果考慮到司法實踐中更靈活的權力運用，那么我們可以理解1993年《減輕司法負擔法》將不起訴范圍擴大到中等嚴重程度的犯罪。比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并沒有確定辯訴交易但是司法實踐中德國卻存在辯訴交易的操作。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檢察院集法律監督、司法解釋、起訴、部分案件的偵查于一身，享有更強大的法律權威。因而人們對于檢察院以權力往往產生不信任感。因為權力是與責任相聯系的，特定機關。在社會特定時期其權力的大小與公眾不信任感基本保持同步。所以檢察院更應當慎重地執行法律賦予的權力。與審判權相比，檢察院自由裁量權更易受到政策的影響。如果要想使權力得以鞏固發展，必須將權力加以謹慎的約束和精密科學的配置。從來就沒有哪種權力可以單純依靠法律條文來存在。如果自由裁量權行使不當，人們完全可以用其它的救濟途徑來防止權力濫用。美國自70年代開始打擊毒品犯罪以后，對毒品犯罪追訴的程序進行了更強有力的設計，在80年代設立專門委員會，目前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將檢察官對毒品犯罪的起訴裁量權力削弱。

4、自由裁量權與審判權的關系。

無論是證據不足還是公益原因，不起訴決定必然有檢察官的認識判斷問題。因而也就有必要對這種判斷與審判權關系進行分析。根據刑事訴訟法143—146條的條文來看，這種認識還包括與偵查機關，被害人等主體的判斷的關系。在法治社會中司法權具有最終的決裁效果，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因而都只是一種程序性決裁并不必然會發生案件的絕對終止。被害人提起的自訴明顯地是一種審判程序救濟。刑事訴訟法第145條規定，對于不起訴決定，被害人可以向一級檢察機關申訴，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對這一條文的完全可以理解為法院審判權對于不起訴決定的司法救濟。

我國憲法中規定了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但是由于實踐中檢察院還有一定的司法解釋，因而極易以自己機關的認識去干預司法審判程序。因而學理上不斷對這種干預進行批評。在研究自由裁量權的時候應當力圖避免這種傾向，不能以法律監督權為借口向審判機關的正常司法判斷進行挑釁。對于證據不足不起訴的判斷標準應以庭審中的司法認識為準，對于不附合一般審判要求的案件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對于法院審判者不同認識只能依審判程序向法院提出抗訴，不允許檢察權侵入法庭。對于公益判斷應當慎重地進行，將那些不需要施以刑罰或用非刑罰手段處罰社會 效果更好的輕微犯罪應當設置明確的判斷標準和可行的程序，將其停止于法庭以外。如果因自訴人程序法庭作出了刑罰裁判不應當因為自己部門的不同認識而輕易發動追究程序。

以當前社會狀況下，將檢察權保持在應有的慎重范圍內是相當明智的，將司法資源浪費在這些輕微犯罪中對法院系統來講是有害的，也不利于提高群眾對檢察系統的知信力。想依靠自由裁量權將檢察機關拉入司法權范圍是對這種權力的錯誤認識，也不利于我國法治社會的建立，不利于檢察權的健康發展。

三、自由裁量權的運作

擱置有關權力的名稱之爭，重點關注自由裁量權的運作是目前要務。具體包括：

1、公益判斷的依據，政策允許的范圍、權力活動的結束。公益是個極為模糊的可變的概念。檢察院系統應當根據實際需要慎重地選擇其涵義和范圍，在權力行使用方面，先形成系統內的共識，然后再謹慎地對范圍進行一定的調整。比如目前可以對老年人所犯輕罪進行公益解釋，使一定范圍內的輕罪不受刑事追究。我國自古就有“老小廢疾”的寬宥處理的傳統，這種犯罪對于社會的危害如果不大，個人危險性如果也不大，（偶犯、初犯）那么不起訴的決定會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對于青少年犯罪則應當有一個調整的過程，對于輕罪可以作出其它處理意見使青少年可以得以正常的社會生活和教育。關鍵是具體操作中的規范以及系統內的共識，只要這種操作規范不被輕易突破那么檢察院就可以掌握擴張范圍的主動權。爭取法律共同體的統一認識，將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擴張。

2、罪與非罪的證據規制依據的認識和運用。從世界各國來看，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都由法院來掌握和解釋、發展。但對于公訴人來講，及時地總結法庭審理中運用的證據規則，將有利于提高司法資源的利用率。從日本的有關資料來看，日本檢察廳的起訴成功率為99%以上，這就是說檢察官將不合乎證據規則的案件排除于法庭之處將使司法系統的公信力產生極大的提高。目前要作的是對刑訴證據規則的理解及培訓，但要防止檢察院對證據規則的解釋，所有的證據規則都交由法院去運作，從蘇聯的歷史教訓來看，將證據規則置于檢察官的掌握中不利于檢察官合法地運用權力，從長遠來看，也不利于檢察系統本身。

3、個案決裁的權力配置，卷宗的保存、公示、移交程序設置。自由裁量權從權力運作上來看，只是針對具體案件的問題，不存在宏觀意義上的裁量權力。檢察官只能依據各種規定，對全案進行估計，衡量長遠的社會利益決定本案被告人是否具有不起訴的可行性。這一過程中鼓勵辦案人員的積極主動性不可避免，關鍵是對其權力行使進行約束，防止權力的不公正行使。國外搞的論證制度從總體來講都有一定借鑒意義。結合中國實際我們似乎可以將聽證與卷宗審核、卷宗保管、移交相結合。但是這種方法是否可行還應當有更多的調研和實證。

4、公眾突發情緒的防范及對策，不起訴的公布與研究。引入“公益”判斷標準的最大風險在于公眾的不理智情緒。社區“熟人社會”中公眾突發性的情緒變動往往會對檢察權的行使造成很大的壓力。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對這一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沒有給經辦案人員以相應的指導方針和防范政策保護，那么“公益”的引入將對不起訴制度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沖擊。以自由裁量權的確立和規范化為契機，將這種措施能加以提高，將更有利于中國法制的統一和社會的進步。

5、上級機關對下機關的監督與管理

我國檢察機關實行上下級管理關系，上級有權對下級檢察機關的決定加以更改，但是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卻需要更多更細致的案件分析與調查，如果完全由上級機關管理是不現實的。上下級之間關于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權限進行初步的劃分，將上級機關的管理權取作一定的限制，比如上級機關 只能調取案卷，以一定理由宣布下級機關的決定無效。如果不存在這種理由，那么就不能直接宣布無效。上級機關的理由闡釋將作為以后此類案件辦案的指導方針。等等。

6、法院判例的研究

法院作為最終的司法裁決者，在現代社會中對于社會生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檢察權的運作應當服從法院的判決。檢察院可以監督防范法院對于法律精神的把握，監督司法活動的合法性，防止司法腐敗，但是法院對于個案的裁決意見和價值判斷檢察院應當加以研究，并以其作為指導自由裁量權的基本準則。“準司法程序”的內涵并不是指權力具有司法性質，而是指應當依從司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7、卷宗研究及系統培訓

酌定不起訴雖然是個案決裁權力，但是檢察機關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施用標準應當統一，司法經驗應當加以傳播。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機關的卷宗研究可以將這些意見和操作系統化，統一化，使檢察院的自由裁量權能保持慎重地適用，逐步發展。

第二篇：自由裁量權材料

關于規范自由裁量權的思考

http://www.tmdps.cn 來源： 發布時間： 2010-08-17 15:30

規范自由裁量權，縮小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逐步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公平統一、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真正為市場主體服務的政務環境，對促進海西建設加快南平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法律、法規

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政執法 規定的原則和范圍內有選擇余地的處置權力，活動中由法律、法規授予的職權。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行政執法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是行政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但在運用這種手段的過程中，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既要合乎法律條款要求，又要合乎“法理”精神。

一、深入思想發動，推動權力“自我革命”

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其實質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部門利益的調整、行政行為的規范，是政府“自由”權力的自我變革。

一是堅持改革的精神，打破權力利益格局。行政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權力的“自留地”，是部門權力空間的利益，一般不容許外力的不當干涉。要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打破固有的權力利益格局，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圍，尊重社會的普遍需求和大多數民眾的感受，借助外部競爭的“示范壓力”及時代進步潮流發展的要求，通過政府主導推動，促使政府部門自我轉型，編制出本部門或單位職權目錄，繪制出權力運行流程圖，并向社會公布權力清單，把行政審批、行政處罰、行政收費的自由裁量權進行規范，并逐步向行政決策、行政征收、行政強制、行政確認等領域拓展，擠掉那些可以用于單位和個人撈“油水”的成分，減少行政權力“自由”裁量的空間，從而制約和監督自由裁量權的行使。

二是按照發展的思路，規范權力運行方向。“執政為民、服務發展”是建立服務型政府基本要求，是權力本源的理性回歸，是權力運行方向的現實選擇。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發展環境，發展的競爭就是制度的競爭、發展環境的競爭，在建設“海西”服務“海西”進程中，我們現實中存在的行政資源、公共資源卻掌握在少數部門的少數人手中，權力授權過于集中、支配隨意性比較大，特別是行使權力的依據、標準、幅度不全面、不規范、不統一的問題還比較突出，造成了閩北發展的區位劣勢，影響了經濟發展的競爭環境，導致了閩北與其它地區差距擴大。因此，必須圍繞優化發展軟環境，服務市場經濟主體，履行政府服務職能，打造欠發達地區的制度優勢、環境優勢、競爭優勢，不斷優化發展軟環境，逐步形成閩北發展的區域優勢，促進閩北經濟社會躍升發展。

三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防止權力尋租濫用。行政權力對公共資源配置的不當干預，最容易引發“權力尋租”，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有效途經，就是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推行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逐步取消行政權力對“競爭性、有限性、壟斷性”資源的指令性配置方式，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公共資源的重要領域建立公共資源綜合交易平臺，通過政府對公共資源交易平臺的授權，發揮市場競爭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實行管辦分離的辦法，阻斷政府有關部門與招投標中介機構的內在聯系，減少行政干預招投標的行為，有效預防公共資源使用和交易中腐敗問題的發生。通過建立公共資源市場交易機制，促進轉變政府職能、節約政府財政開支、促進黨風廉政建設，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二、探索實踐機制，規范權力“自由裁量”

規范自由裁量權，就是從源頭規范基準制度、從程序上制約執行過程、從結果上監督執行效果，使自由裁量權逐步從合法走向合理，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一是從源頭上規范自由裁量權。從源頭上規范自由裁量權，首先是要清理審批（許可）項目。對照國務院及省審改辦的行政審批項目和有關文件匯編精神，隨著時代發展進步的要求，針對審批服務項目的依據、審批環節、申報材料、承諾時限、收費標準進行梳理，對行政審批（許可）項目進行逐一清理，對合法的行政許可的審批項目依法予以保留，取消無合法依據的審批項目，減少行政審批、行政許可項目。其次量化自由裁量權。根據立法意圖、立法目的盡量將立法意圖、立法目的成文化、明確化，避免歧義和模糊，克服法律因穩定性較強的局限性，處理好法律條文的“彈性”和執法操作的“彈性”關系，根據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和當事人主觀過錯等因素，把法定自由裁量的處罰劃分為特別輕微違法行為、輕微違法行為、一般違法行為、嚴重違法行為、特別嚴重違法行為等若干等級，在此基礎上又劃分為若干檔次，列明適用每個等級、檔次的具體條件，簡化、細化、量化自由裁量權，制定自由裁量權的基準制度。

二是從程序上制約自由裁量權。從我們國家法律實踐上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過實體法，現在行政立法主要是職權法，規定部門職權，缺少行政程序法，由于對行政程序缺乏詳細具體的規定，行政人員容易養成不按規矩辦事的習慣。因此，要以嚴密、剛性的程序，對自由裁量權運行實行全過程制約，對行政權力（行政審批、處罰、收費）運行進行分解，針對不同單位、不同類別、不同項目的權力，在每個具體環節上明確規定“誰來辦”、“怎么辦”、“何時辦結”等，編制出行政裁量流程圖；并建立身份明示、理由說明、規定告知、意見征詢、案例匯編、執法負責制等程序性規定，實行調查、審核、決定等執法職能相分離制度，對重大行政裁量事項實行集體討論決定，對有利害關系人實行回避制度，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依據、條件、過程、決定意向、結果予以公開，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為公眾矚目，促進行政權力在“陽光”下行使，減少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做到自由裁量權控而不死，用而不濫，以程序規范保證權力行使的規范。

三是從結果上監督自由裁量權。規范自由裁量權既要從程序上實行內部制約，更要從結果上實行外部監督，建立監督制約的長效機制。自由裁量權事后救濟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是行政復議。這是目前乃至今后一定時期內對行政自由裁量權最主要的一種行政救濟方式。目前的《國家賠償法》將不合理的行政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排除在行政賠償范圍之外，行政自由裁量權濫用所導致行政相對人權益的損害不予賠償。第二行政問責。有權就有責，追究行政執法人員因過錯所作出的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的法律責任是事后救濟的關鍵。從我們國家現行的法律法規來看，自由裁量權行為原則上不納入行政訴訟的視野，合理性原則就僅僅只是一項行政法原則，而不是訴訟法原則。

(作者單位：南平市監察學會)

第三篇：自由裁量權

自由裁量權

自由裁量權的大致涵義是：合法合理地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力。由此，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涵義也就凸現而出，它指法院或法官在司法活動中合法合理地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力。含義

自由裁量權涵義的基本內核之一是：自由選擇的權力。有位英國法官曾言：“什么是自由裁量決定？……至少，這個概念包括個人對結論作出選擇時的廣泛自由——在法庭上依據一般原則，考慮相關因素、不隨個人觀念而作出決定的權力。”以色列希伯萊大學法學院教授、最高法院法官A·巴拉克指出：“自由裁量權是在兩個或更多的可選擇項之間作出選擇的權力，其中每一個可選擇項皆是合法的。”《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司法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條件是存在兩種可供選擇的具有適用力的法律規定，法院可以根據其中任何一種規定行事”。中國學者在論及自由裁量權時，也突出了其中的基本內涵：選擇。用法

“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一詞系舶來品，在西方，有著多種意義。英國學者R·帕滕頓歸結有以下六種用法：

（一）指一種思維性質（mental quality），一種審慎的、思慮周詳的態度。這個用法沒有特別的法律意義。

（二）表示法官不是依據硬性的法律規則（如果條件A滿足，法官必須做B）來決定問題，而是享有選擇權，可以根據案件事實作出決定（如果條件A滿足，法官可以做B）。這種用法可進一步分為兩個意義：一是法官擁有個人自由裁量權（personal discretion），僅憑藉其個人的好惡辦案；二是法官的裁判必須有理由，且受法律原則的指導，但不存在特定的法規或規則制約其裁判。

（三）指法官在某硬性規則諸要素已滿足的情況下，必須自覺地按某種特定方式行事。但該規則含有一個標準，要求法官對具體情況作出個人判斷。由于對標準是否符合，存在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形（特殊情況例外），所以法官實際上在進行選擇。所有包納有“合理”、“相關”、“公平”或“正義”等標準的規則都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種用法與第二種用法之間的區別在實踐中很難分清。因為有較多情形是規則蘊涵著模棱兩可的標準，雖然規則本意是一旦法官就標準是否滿足作出決定，就會產生特定的結果（表面上的硬性），但標準的不確定性使法官在實際上操縱了結果。

（四）指法官在決定下列初步性事實問題時行使的判斷權：某孩童是否有能力發誓舉證？證人是否敵視要求其舉證的一方？證人的精神狀態是否適于作證？證人是否有資格作為專家提供證據？等等。在這里，既沒有規則也沒有標準可賴以指導，法官必須依靠證人舉證給他的印象：如提供證據是否自我矛盾、沖突等。這種“事實自由裁量權”與第二種用法的區別是：事實問題一般被認為是可以證明的，雖然法官對事實的認定很難說與事實真相一致，但法院通常相信，事實問題有客觀的、正確的答案；而行使第二種意義的自由裁量權所找到的答案只可說其合理或不合理，不能評論其是正確還是錯誤。

（五）指法官裁判權的終局性，即對其裁決不得上訴。

（六）指具有立法意義的裁判權。英國法哲學家哈特（H.L.A.Hart）認為，由于法律語言的開放性、立法者模糊立法目的、相對地忽視事實以及判例制度的不確定性，就會產生沒有規則可以適用的情形。這時，法官就行使了立法性自由裁量權。一旦法官作出選擇，根據遵循先例原則，法官就不大可能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行使此項權力了。這與第二種用法不同，后者的自由裁量權力明確地受制于法律，并可反復運用。觀點

巴拉克教授以“可選擇項皆是合法的”為其定義自由裁量權的第二個基本組成。至于“合法性”（lawfulness）由誰來確定，他認為是一個困難的、但又不得輕置一邊的問題。他提出“法律界”（legal community）概念來說明。

法律沒有提供精密儀器或先進的實驗器具，以判定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但必然存在著每一個睿智的法律工作者（組成法律界）都視其為合法或不合法的可選擇項。

當然，這個標準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在公認的合法與不合法這兩極之間，仍有法律界本身存在分歧的不定區域，這時就依靠自由裁量主體自己來明確合法性了。無論“合法性”具體涵義如何，究竟由誰來判斷，概念中不變的要義是“合法選擇”。另外，雖然巴拉克的定義中未曾體現，但多數學者把“依據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則”、“根據具體情況”、“依照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精神實質”、“受法律的精神和原則指導”等摻進對自由裁量權涵義的闡釋中。自由裁量權

可見，這里引申出自由裁量權涵義的基本內核之二——一個相對模糊意義上的客觀限制標準。學者們的不同只是表現在對這個標準的具體表述上。為什么人們要用一個模糊的、主觀色彩十分濃烈的標準，去指導另一個幾乎純憑主觀意志的活動呢？這會不會勞而無功呢？孟德斯鳩曾經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界限模糊但總有其相對確定的內核，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總有其相對肯定的公平正義觀，有此限制，勝過毫無阻礙，任自由裁量者為所欲為。應用

自由裁量權一般與行政行為結合在一起，是國家賦予行政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幅度、范圍內有一定選擇余地的處置權力。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此，行政機構的自由裁量權是客觀存在的，任何行政部門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2009年7月4日，廣州市政府出臺了《廣州市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并在市城管局、規劃局等5個部門開始試行。該規定預示著全市9782項行政執法行為將逐步細化，以最大限度地壓縮執法人員手中的“彈性空間”。這是全國第一部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的地方性政府規章。

中國已有部分地區對規范自由裁量權作出了相應規定，但大多是規范行政處罰和行政許可中的自由裁量權。而廣州市的規定則以政府令形式，規范了所有的行政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按照規定，廣州市的各級行政執法主體，都必須對本部門執行的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有裁量幅度的各種執法行為的裁量權進行細化、量化，并對外公布實施。司法

法官自由裁量權作為司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客觀現實中還是在法學研究中，都是值得共同重視的法律問題。法官自由裁量權是指在疑難案件中，當法律空白、沖突時，法官依據案情和公平正義的要求，獨立判斷、權衡并作出合理決定的權力。現代社會法治的要求，提升了人們對法律的社會控制功能的期待，但法律卻未能給人們帶來所有合理的預期，人們開始困惑于法律的局限性。因此，作為法律局限性的補充和救濟，為實現實質正義，法官自由裁量權就為司法過程之必須。但是法官的個體特性及自由裁量權本身的權力特性決定了權力有被濫用的風險，因此，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控制又必不可少。嚴格的規則與適當的自由裁量權相結合是實現實質正義的最好方式。稅務

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是指稅務機關在稅收執法過程中，對一些征納事項享有的具有選擇余地的處置權力。自由裁量權如果應用得當，可以更好地發揮稅收的職能和作用；但如果不加約束、泛濫成災，就會成為謀取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工具，進而產生大量的稅收違法違規行為。因此，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須規范，不能太自由。

稅務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不僅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政策的執行和稅款征收，而且也影響稅務機關的形象和行政權威。

首先，需要細化征收標準，削減征稅彈性。征收標準不明確、彈性大是導致稅務機關自由裁量權過大的根本的原因。目前當務之急就是對征收項目進行細化，對標準進行細化，盡可能縮小標準中存在的彈性范圍，縮減標準之間的絕對差距，將征收的彈性壓縮至最低。沒有了彈性，自由裁量也就難以為繼。

其次，公開稅務信息，讓自由裁量權在陽光下運行。自由裁量權泛濫的前提，就在于相關稅收政策信息的不公開，對某個征收對象征收信息的隱秘和保密，難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和各種監督力量的的關注。因此，稅務機關在征稅過程中，應堅持凡不涉及國家秘密、當事人隱私以及商業秘密的政策和數據信息，一律對外公布，并建立定期檢查和申訴制度，充分發揮社會和新聞輿論監督的效力。

再其次，完善問責機制，建立自由裁量責任追究制度。責任意識不強、問責機制不嚴是導致自由裁量權泛濫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對征稅行為實施科學的問責管理，對征收管理和稅收執法行為，實行責任追究機制。對隨意更改征收標準、執法失偏失軟的行為，以及導致稅款流失的人情稅、關系稅等行為，一律嚴肅處理，嚴厲追究責任。行政

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是為打造“陽光執法”，將“放在抽屜中”的自由裁量權，拿到桌面上來。裁量標準的細化，較好地規范了行政執法行為，使行政相對人能夠對號入座，自覺接受處罰，從根本上消除因條件模糊、人為因素，造成行政自由裁量的隨意性和不公開、不公正性。

行政執法主體應當以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對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的標準、條件、種類、幅度、方式、時限予以合理細化、量化，報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審查后公布實施。”按照規定，廣州市的各級行政執法主體，都必須對本部門執行的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有裁量幅度的各種執法行為的裁量權進行細化、量化，并對外公布實施。難點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行有效法律、行政法規1200多部，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地方規章及部門規章約21000件左右。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中，涉及行政處罰條款的占95%以上，授予行政機關處罰裁量條款的有90%以上。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進行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條件，不過，對自由裁量權的不當行使也造成了行政執法的消極一面。

其實，與違法行使自由裁量權相比，現實中，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問題更多，監督難度更大。建議

規范自由裁量權，應避免運動式規范。在運動中拿出細化標準，過一段時間可能就與執法實踐產生距離，因此要考慮建立長效制度，行政機關需要擁有不斷調整細化標準的自覺性。

實踐中，各市縣自行制定裁量標準，出現了市與市、縣與縣之間不相一致，同一違法行為所受處罰幅度因地區而異的問題。一些涉及公共利益和環境保護的違法行為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極易導致行政處罰過寬或難以落實；還有，在上位法未作修改之前，由于所設定的處罰下限較高，與違法行政的過錯和管理相對人的承受能力不成比例，往往容易造成裁量標準難以執行。

規范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的自我限權、自我約束。中國盡管做了很多探討也下了很大決心，但執行監督制約方面的法律尚屬空白。就行政處罰裁量權而言，法律未提供避免執行走調或不作為的監督保障機制。應設立國家和省級的量罰指導委員會，通過制定明確的量罰指南，規范有關處罰的量罰執法，建立指導性案例制度，形成相對統一的量罰統計數據網絡體系等，統一負責指導量罰活動。

第四篇：檢察院自由裁量權稿

檢察院自由裁量權

檢察院自由裁量權概念

自由裁量權，是指司法人員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酌情作出合理決定的權力。這項權力是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及其人員擁有的。自由裁量權是保證司法公正的一項重要權力。在刑事訴訟中，現代各國普遍都賦予檢察機關（檢察官）以起訴、不起訴、撤回起訴的自由裁量權。檢察機關（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基本含義是指檢察機關（檢察官）對于雖已具備充分證據和追訴條件的犯罪，仍可基于自由裁量權，酌情決定是否提起公訴。

檢察院自由裁量權可以彌補起訴法定原則（起訴法定原則 ,或稱為起訴法定主義、訴厲行主義 ,是指檢察官對于可追訴之犯罪行為 ,在有足夠犯罪事實的情況下 ,應一律起訴的原則。）之不足，其直接起源于起訴便宜原則（所謂起訴便宜原則 或稱為起訴便宜主義、起訴合理主義 ,是指檢察官對于存在足夠犯罪嫌疑并具備起訴條件的案件 ,可以斟酌決定是否起訴的原則。）（根據龍宗智教授觀點）檢察院自由裁量權有以下幾個特點 1.刑事追訴性 2.法律處斷刑 3.合法性4..程序性兼實體性。行使自由裁量權應堅守合法原則、合理原則、客觀原則、綜合考量注重效果原則。

我國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現狀

檢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權，主要通過以下方式體現出來：

（一）相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又稱職權不起訴、定不起訴 ,是指檢察官對于存在足夠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 ,依其職權斟酌具體情形而作出的一種不起訴處分。它又可以細分出如下幾類情形第一 ,微罪不起訴(或微罪不檢舉)。第二 ,起訴保留 ,即緩予起訴。第三 ,起訴猶豫附保護觀察。第四 ,放棄起訴。

(二)撤回公訴

根據我國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行使方式主要有三種方式： 首先，酌定不起訴 ,也稱相對不起訴或者微罪不起訴。《刑事訴訟法》第 142條第 2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 ,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 ,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其次，變更起訴，最后，撤回起訴，我國刑訴法幾乎沒有撤回公訴的法律規定。我國檢察官自由裁量存在的問題

其一，檢察機關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狹小。

其二，檢察機關不起訴裁量權的實際運作具有相對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公訴轉自訴制度使得某些案件的裁量處置缺乏確定性。

其三，檢察機關不起訴裁量權以人為單位。

其四，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自由裁量權，不受外部控制包括司法抑制。

我國檢察官自由裁量權改進

（一）把握法定原則和便宜原則的適當邊界，設置更加合理的裁量權空間；

（二）增加制度柔性，在協商中實現自由裁量；

（三）增強制約的外部特征，防止自由裁量權濫用

（四）通過提高檢察官素質與增加檢察官的獨立性的雙重努力，改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方式。

（五）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議制度。

第五篇：自由裁量權總結

開縣公路路政管理大隊

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情況總結

根據開縣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報送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有關材料的通知》精神要求，大隊現將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開展情況進行了總結：

一、加強培訓

為了提高執法人員對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提高執法人員業務水平和實際操作能力，大隊組織了專題培訓和討論。一是對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條款認真組織學習研究；二是針對路政執法過程中遇見的問題和情況進行深入分析、討論，并做好歸納總結、推廣應用工作。通過不斷的培訓和討論，增強了執法人員依法行政，服務群眾的意識，促進執法能力和業務水平的提高。

二、建立行政執法責任追究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構成執法過錯，依照《交通行政執法監督規定》等規定追究相關人員的過錯責任：

1、因行使自由裁量權不當，造成行政處罰案件被復議機關撤銷、變更或者確認違法的；

2、因行使自由裁量權不當，造成行政處罰案件被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撤銷、變更或者確認違法的；

3、行政處罰案件在執法檢查中被確認為自由裁量權行使不當的：

4、因執法行為不當或執法程序不到位，引起當事人舉報、投訴，造成不良社會運行的；

5、不執行已經規范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相關規定的;

三、具體做法

1、執法監督：大隊成立了執法工作監督小組，每月不定時對各中隊，超限檢測站執法開展情況、執法程序流程、執法風紀等進行一次突擊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處理，問題嚴重的按行政執法責任追究制度處理。

2、案件監督：中隊、超限檢測站必須按規范的執法程序做到一案一卷，案件結案時由分管領導簽署同意后，方可結案。每月30日前把當月完整的案件卷宗上報法規科，法規科對每個卷宗進行認真檢查后封存，并按要求把卷宗內容錄入重慶市路政信息系統。

3、文書監督：為更加規范法律文書使用，杜絕隨意性執法、應付性執法，人情性執法等問題的發生，增強執法人員的責任意識。大隊根據誰領取誰返還，誰領取誰負責的原則制定了法律文書領還登記制度并建立完整領取返還臺帳。

4、推行透明：大隊按照《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有關規定，規范了透明內容（執法程序、操作流程、文書使用、許可事項），確保透明內容準確、程序到位、文書合法，使路政管理相對人一目了然，方便快捷。禁止路政人員以權謀私，吃、拿、卡、要的行為，最大限度地縮小錢權交易的空間，保障了路政處罰、許可行為的科學規范。

四、取得的成績

通過一年多對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工作認真開展實施，大隊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發生；執法人員無違法違紀事情發生；無一起群眾上訪、舉報和投訴事件發生；切實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權益，有效的控制和減少路政行政處罰的隨意行。

二0一二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