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府際關系的重新梳理與界定解讀

府際關系的重新梳理與界定

【摘要】在信息化潮流中，立足于傳統條塊關系研究府際關系已落伍于時代，多元主體參與的網絡型府際關系才是大勢所趨。本文基于法理視野以憲政之維闡釋府際關系的源流，進一步延展其研究范疇，其著重探究多元交叉的網絡型府際關系的發展脈絡。府際關系源于科層制而又羈絆于此，從法治層面破除等級制窠臼的束縛，摸索出有效協調網絡型府際關系的治理方略是符合中國情境的善治之路。

【關鍵詞】法政時代；府際關系；行政主體；憲政之維

府際關系自政府產生以來即已有之，傳統科層制下行政系統被劃分成條條塊塊，政府間關系被分成縱向和橫向兩種類型。信息化潮流下府際關系愈來愈錯綜復雜，表現出多元化、交叉化、網絡化趨勢而需要從三維乃至多維角度探討，最終形成網絡狀立體研究范式。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中央與部委之間、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部委之間、地方職能部門與中央部委之間關系，尤其是縱橫交錯、互不隸屬的府際關系日益彰顯，省、市、縣、鄉鎮等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地方職能部門等多元行政主體關系趨于復雜。本文從行政立法來衡量，根據職權立法的國務院、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省級政府、較大的市政府）間關系，其行政行為因授權立法而戴上法律面具，從憲政法治之維探討府際關系也就蘊含著依法行政的意義。從行政主體和行政立法主體視角闡述，可明晰法理紋路從而明確職能權限和法律責任，彌合府際爭議從而整體協同的服務民眾，推動區域經濟文化發展和實現多方共贏。

一、國內外府際關系的發展狀況

政府間關系自始即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義、倡導平等。

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成立的緣由即為協調各州之間關系以整合力量進而謀求獨立，美國憲法規定了聯邦政府與州、州與州之間的關系，后又不斷通過修正案予以補充整理。古典自由主義年代政府恪守“守夜人”職能并為資本運行保駕護航，政府間彼此相安無事。各州之間隨資本擴張而產生利益沖突且難以靠自身力量協調，據憲法第1條第8款“國會有權管制同外國的、各州之間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業”成立州際商業委員會，宗旨是協調各州間關系并為公眾提供運輸服務；以后又成立了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美國國會成立政府間關系委員會，通過政府間合作法案授權項目；隨著新自由主義回歸逐步關注政府間協調合作，尤其是政府間橫向交流；信息化時代則關注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網絡化的趨勢。美國府際關系協調始終有秉持公義的司法體系予以保障，通過司法審查和判例法形成完善統一的法律秩序，通過公民政治團體保障地方自治和民主治理，有效地限制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權力擴張，達成均衡、信任、互利、協作狀態。實踐出真知，美國一直有“超級地方主義”（主張多中心分散治理，關注政府效率、效力和責任心）和“巨人政府”（主張造就統一的、強有力的、管理整個地區的都市政府，關注市民文化的健康和社會公平）之爭。[1] 我國學者林尚立認為：政府間關系是各級地方政府間和各地區政府間的關系，包括縱向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地方各級政府間關系和橫向各地區政府間關系。政府間關系劃分為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其中縱向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是政府間關系的中軸。政府間橫向關系主要指地方政府間關系，我國傳統政府間關系模式以條塊為基礎，橫向關系也指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2]謝慶奎認為：府際關系及政府之間的關系，它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之間、政府部門之間、各地區政府之間的關系。[3]陳振明認為政府間關系是指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包括縱向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同級地方政府之間以及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的非同級地方政府之間關系。陳振明認為部門是各級政府的機構，是次于政府的行政主體，政府部門作為變量而會趨于淡化，故而把部門之間關系排除在府際關系之外。[4]基于橫向角度探究府際關系的學者有陳瑞蓮、張緊跟和劉亞平，陳瑞蓮的《區域公共管理導論》闡述了區域政府間競爭和協調策略；張緊跟的《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協調研究》研究協調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及治理績效，對府際爭議協調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另有系列論文從各視角分析中國橫向地方政府間關系。法學角度探討府際關系問題有：羅豪才、宋功德的《軟法與公共治理》從公域視角以開放吸納精神借鑒西方憲政法治精神，以歐盟為例對協調府際關系做出有益探討；薛剛凌的《論府際關系的法律調整》則將府際關系納入法治范疇。

二、府際關系內容填充及發展脈絡

“一切認識、知識均可溯源于比較”。筆者以憲政之維整理出法治情境下的府際關系發展脈絡，試圖探尋出法學角度下的府際關系研究新路徑。林尚立從縱橫向分析府際關系，謝慶奎則對府際關系做出劃分限定，陳振明著重描述網絡關系。以上學者并未將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間關系涵蓋其中，尤其是有立法資格的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未予以研究，這從行政主體理論而言有所疏漏；未將中央政府與中央部門之間關系列為府際關系，而中央政府和中央部門都是行政立法主體，將其排除在府際關系研究之外未免有失偏頗；地方職能部門是行政主體，其與無隸屬關系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門之間關系也被忽略。從狹義政府理解，各國中央各部一般被授權立法，政府部門隨著政府專業化的增強而逐步擴權，完全可以形成自身利益且短期內難以消除，政府部門會隨著政府的消亡而淡化，但政府部門將長期存在且不可或缺，故將中央部門與有立法資格的地方政府之間關系不予探究顯得缺憾。政府間關系的簡明定義是：政府之間以及它們的機構之間的聯結、互動、相互依存以及公共官員之間的相互影響。該定義中的機構明顯是指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都是可獨立承擔責任的行政主體，其間產生的關系當然可視為府際關系；中央政府與政府部門間關系亦然。

國內外對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缺乏研究，而中央部委與省級政府之間關系日漸凸顯。從中國的省部級層面考量，府際關系有中央部委與省級政府之間、省級政府之間，多元的中央部委和省級政府之間關系，可見府際關系研究的紛繁復雜。譬如江河湖海治理，本已涉及多個地方政府，又牽涉到水利部、環保總局、安監總局等的職責利益，愈加難以理出頭緒，從微山湖等跨省湖泊的活性困境可見一斑。又如房價居高不下可觀摩出多元行政主體之間利益難以協調，雖有中央政府動員九部委遏制房價上揚，這涉及到地方政府、建設部、國土資源部、稅務總局等部委的利益，終究成效甚微甚至房價瘋漲；究其根本原因，土地出讓金可不受人大預算監督，分稅制后“財權上收，事權下放”導致地方政府并無過多稅源，只能從土地出讓金中獲益并樂此不疲。監督部門與被監督部門間關系微妙，2007年5月安監總局責令河北省政府向國務院作檢查；審計署刮起審計風暴揭出諸多問題。省際社會保障不統一導致府際關系問題凸顯，又需要勞動保障部的協同，多元府際協商與合作乃至聯署發布消息成為當務之急。勞動保障部和衛生部聯合發布關于乙肝歧視問題意見。[5]具體執行則靠地方政府的努力，部委與地方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難以割舍的聯系。

對府際關系做出具體詮釋。府際關系指各級政府及政府部門多元主體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關系。縱向有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中央與政府部門之間關系，有統轄關系的地方政府之間、政府部門之間、地方政府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而上級往往有數個下級，多元關系難以協調，尤其是跨級別的府際關系難以處理；橫向有同級的政府部門之間、地方政府之間、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多元主體關系亦涵蓋其中；網絡化時代的府際關系早已超出縱橫向的條塊關系基礎，已呈現出非常規的網絡狀發展趨勢，互不統轄的地方政府間、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間的交叉府際關系縱橫交錯，有隸屬關系及無隸屬關系的多元主體參與的府際關系也屢見不鮮。之所以將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間關系納入府際關系之中，在于中國傳統的基于條塊基礎的十字型府際關系將長期存在。而憲法第90條賦予中央部委立法的職能，地方組織法第60條規定特定地方政府有立法權，這為中央部委和特定地政府的行政行為奠定了法理基礎。

府際關系經歷了縱橫向的十字型條塊關系、斜向府際關系，而今則是縱橫交錯多元的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甚至有中央政府介入，在當前中國法治不完善，司法體系難以介入行政協調的情境下，行政系統內部難以協調自身矛盾，中國府際關系研究進退維谷，職能不清、權責不對稱導致無法理清脈絡，尤其難以應對網絡化的多元府際爭議。僅靠科層制下的條塊關系或某一種分析策略難以識別“廬山真面目”，網絡型政府探究要用合理的方法，如同繅絲流程需要把蠶繭置入熱水蒸煮，而后才能抽出絲以條理明晰；府際關系梳理的關鍵一步如蠶繭在熱水浸煮的過程，即為法律視角闡釋。正如威爾遜所言，我們僅僅需要用憲法把它加以過濾，只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并把其中的外國氣體蒸餾掉。[6]

三、府際關系填充的法理依據

從行政主體闡述府際關系，是從具可獨立承擔法律責任探析，以保障權責對稱并促進依法行政為原則。美國前任大法官杰克遜指出：“行政機構的興起或許是上世紀以來發展的最有意義的法律潮流，而今天除去對行政決定的審查之外，行政機構所作出的決定甚至比法院所作出的所有決定可能更有價值。”[7]作為普通法系的美國憲法第2條第1款規定：行政權屬于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美國總統有權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總統和行政機關還可根據國會授權行使授權立法權，授權立法的對象主要是總統、各部和獨立行政機構，有時也授權司法部門。議會對授權立法之目的、內容和范圍加以規定，法院要求被授權的行政部門遵守行使權力的規則。[8]美國各部被授予立法權而具備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這就將州政府與聯邦各部的法律關系推向前臺，三權分立的美國府際關系有聯邦最高法院協調。英國1946年制定《行政法規法》，部長和地方政府皆可根據委任立法制定法規。[9]英國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也存在立法沖突的可能。德國《基本法》第80條第1款規定：“法律可授權聯邦政府、聯邦部長或各州政府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規。”聯邦部長和州政府皆可立法，難免產生立法爭議。法國部長一般不會被委任立法，但部長可通過副署權影響規章制定，現在行政法官允許部長在不削弱法官判斷權的前提下發布指令。[10]法國各部和地方政府之間也是府際關系。從國內外研究歸納，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之間關系理所當然的應當是府際關系，而多元的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研究也涵蓋進府際關系的研究范疇。

中國行政生態環境可從獨立承擔責任的“行政主體”和披上法律外衣的“行政立法主體”兩條脈絡闡釋。行政主體是指依法享有國家行政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管理活動，并獨立地承擔形式意義上的法律責任的組織。行政主體分類：外部行政主體與內部行政主體、中央行政主體與地方行政主體、職權行政主體與授權行政主體、地域性行政主體與公務性行政主體。[11]行政主體依職權范圍分為：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地方各級政府，地方政府的派出機關，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12]無論行政主體如何劃分類型都是獨立承擔責任的行政組織。行政立法主體是依法取得行政立法權，可制定行政法規或規章的國家行政機關。據憲法、組織法及《立法法》等規定，我國行政立法主體為：國務院，國務院各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和較大的市的政府。行政立法權限分為：國家權力機關與國家行政機關間的立法權限劃分和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立法權限的劃分；行政機關立法權限劃分又分為國務院與中央部門立法權限的劃分，國務院與特定的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權限劃分。[13]立法法關于立法權限只有權力分配而缺乏相應制約，權力被分割的七零八碎卻被法律承認。國務院、各部委和特定的地方政府是職權立法，國務院和各部委制定的規章適用范圍涵蓋全國，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適用于地方；在立法權限劃分不明確的情況下，各行政立法主體制定行政規章時力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政法規之間存在大量沖突。中國《立法法》第82條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權限范圍內施行。”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有同等法律地位，中央部委與省級政府之間關系是府際關系。

四、府際關系協調的現實困境及協調之路

法治是現代國家之根基，步入法政時代的中國唯有立足于在分權制衡基礎上才能厘清府際關系的脈絡，基于憲政提出調解之道就被賦予了新的涵義。由《國務院關于行政區劃管理的規定》知，行政區域變更并非易事。中國中央部門隨國務院改革而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新成立的部委涵蓋以往職能且同樣具有立法地位，故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也需要協調。從法律角度探析府際關系的困境，如羅素所言：“作為一種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賴社會輿論和人心的程度，甚至超過它依賴于警察權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擁護，是一個社會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法律漏洞致使府際關系處理陷入困境。憲法第89條規定了國務院的職權，第90條規定了部委的權限，107條規定了地方政府的權限；可并未明確劃分權限，職能定位不清晰導致眾多行政立法主體不顧大局甚至各自為戰。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職能交叉重合，多元利益難以協調，具體事宜很容易陷入多頭領導或互相推諉的境地。《立法法》第72條：涉及兩個以上國務院部門職權范圍的事項，應當提請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中國法律規定部委聯署發布法規，也規定了協調辦法。但部委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協調并未闡述。第86條第3款：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僅由國務院協調陷入難以秉持公正的泥潭中，因此河流難以治理及跨界區域問題困境重重。在排除司法介入且缺乏問責制的情況下，難以監督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立法沖突已成為當前行政立法的難解之題；法院斷案甚至需要參照部委規章，從程序上破壞了公義。城市建設、資源環境、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府際爭議早已超出了空間范圍的限制，多元府際關系格局日益復雜。

中央部委作為有立法資格的行政主體不斷擴張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從權力機關到行政機關的立法活動，缺乏系統、合理的法律規范來限制，現有的《立法法》對授權立法的規定并不清晰，對違規立法的懲戒措施尚未明確。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授權立法，可通過司法控制、立法控制和其他控制手段予以防范。[14]在憲政法治的框架下，府際關系處理因制度保障而游刃有余。西方國家的獨立管制機構開創了有效處理府際關系的路徑。獨立規制委員會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的機構，既制定規則又執行規則還裁決糾紛，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德國德意志聯邦銀行等。獨立管制機構是權力混合體，符合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有較強的獨立性；超然于三權分立而難以劃入傳統的國家機關之列，被稱為聯邦政府中“無頭的第四部門”，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部門。[15]獨立管制委員會隸屬于行政系統，卻由國會立法創設，享有一定的立法權和準司法權；其成員由總統任命，但并不對總統負責，總統幾乎不能干涉其工作，也不能任意免除其委員。對于國會和最高法院來說，第四部門需對授權負責而并無獨立可言，可超然的擺脫行政權限制而有效協調。

從新公共管理視角檢視府際關系發展的脈絡。中央政府與政府部門被認為是上下級而研究甚少，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也關注不多。政府部門起到不可替代的統籌與專業化作用，作用不容小覷。府際關系有政府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地方職能部門始終參與地方政府決策和地方政府關系協調，多元中央行政部門與地方政府交織在一起。中央政府與中央部委關系需要協調處理，中央部委的合法權益應該保護。必須擺脫條塊思維定勢而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間權力分配明確并各司其職，彼此信任并精誠合作。善治的過程是國家權力的回歸和還政于民過程。[16]通過憲政和法治基點的限權問責，部委與地方政府多頭領導的網絡政府，改革政府機構并促進政府網站交流，轉移政府職能和樹立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整體政府理論則注重協調中央部門間、部委與地方政府間以及地方政府間的協作，跨部門協作甚至為解決特殊問題或提供公共服務而成立聯合機構；協同政府通過縱橫向協調消除政策抵觸，使不同利益主體團結合作從而為公眾提供無縫隙服務。中國府際關系研究紛繁復雜，多元中央行政部門與地方政府間關系難以深究，從法律視角闡釋府際關系成因，走有效的規制與解制之路。基于分權制衡和法學探析一目了然乃至深入人心，可從根本上分析府際關系的成因并促進依法行政，據此分析縱橫向的十字型府際關系、斜向府際關系乃至網絡型府際關系也就洞若觀火，強調社會公義、憲政法治、理解信任、透明開放等理念，著重從法律及制度設計層面考量，突破僅從經濟和行政區劃層面研究府際爭議的窠臼，而從制定善法和協議的角度衡量，梳理府際關系的內涵、意義、方式就得心應手，府際關系協調自此出現新的曙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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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界定政治文明與民主憲政的關系

文章標題：如何界定政治文明與民主憲政的關系

政治文明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報告以來，一直是政界和學界討論的熱門話語。學者從不同角度考察了政治文明的含義，闡釋了政治文明的意義。那么，從政治學的角度如何理解政治文明的概念，如何界定政治文明與民主憲政的關系，這是政治學家應當予以回答的問題。

政治文明的界定

從

政治學的角度看，文明既可以用來說明一種良好的社會政治秩序，也可以用來概括實現良好秩序的政治發展過程。簡言之，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生活脫離“自然狀態”（或野蠻狀態）走向“文明狀態”的過程和成果，它意味著良好的公共秩序的建立，合理的制度與規則的形成，普遍認同的公共權威的確立，政治社會行為（無論是個體的，還是團體的，抑或政府的）的合理規制，個人和團體權利的切實保障。

在現代政治理論中，社會契約理論提供了文明政治的理論解釋。按照這一理論，自利自愛是人的本性，自利的人們相處的狀態屬于“自然狀態”，那是一種互相疑懼、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追功逐利不擇手段；由于每個自利的人受到同樣自利的人的反制，為了避免彼此無休止的猜疑和殘殺，人們形成約定，確立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并組建公共權威（政府）來懲治那些違反規則的人。人類由此擺脫自然的野蠻狀態，過上了有組織的文明生活。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著人們過一種契約式的、彼此信賴的、有秩序的公共生活。

公共選擇理論（Publicchoice）與博弈論（Gametheory）也為文明政治提供了理論論證。根據這種理論，在彼此缺乏信任與合作的條件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所謂“理性行為”最終導致個人利益的最大受損；保障個人利益的最大受益在于行為者相互達成默契和信賴，形成合作關系，確立和遵守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著社會成員能夠本著合作態度，確立并遵守和維護共同的行為準則，并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保障社會準則的有效性。從理論上說，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關，被用來創制和捍衛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因此，政府制度的安排和設計水平集中體現了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現代化理論（Politicalmodernization）以及當代政治發展研究（Politicaldevelopment）為文明政治的演進過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許多實證性研究結論。根據這些理論，隨著人類生活范圍由家庭/村落，到民族國家，再到超國家地域的擴展，政治生活形態也經由家族治理，到國家治理，再到全球化治理不同模式的轉換。在這個轉換過程中，傳統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手段不斷得到改造，建立在父權、族權、神權、王權基礎上的政治體系，被建立在民權基礎上的現代民主憲政體制所取代，傳統政治的實力強權政治原則逐步受到約束，而平等人權原則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政治文明有著豐富的內涵，主要包括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三個方面。在理念方面，意味著平等、協作和寬容等政治價值觀念和社會共識的普遍形成；在制度方面，意味著現代民主憲政體制的推行；在行為方面，意味著社會普遍奉行合作主義和誠信原則，合理健全的法律、經濟、政治、宗教、道德等多重機制有效約束政治行為、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

民主憲政：政治文明的路徑

政治文明是人們擺脫政治野蠻沖突，實現政治合作的過程。如果說作為公共權力和公共秩序象征的政府的出現是人類擺脫自然無序狀態而進入社會有序狀態的第一次飛躍，那么，民主憲政的發明和應用就是政治文明發展的又一次重大飛躍。從人類政治發展的過程來看，政治文明特別是近代以來政治文明的發展與演進，主要是以憲政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為標志的。因此，民主憲政被看成是衡量現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標準。

所謂憲政(constitutionalism)，簡言之，就是通過憲法和法律確立與維持對社會政治行為和政府活動實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權利的制度安排。

我國憲法學家張友漁先生曾經指出：“所謂憲政，就是拿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這些規定之下，享受應享受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無論誰都不許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這樣一種政治形態”。因此，憲政主要關涉兩種關系：（1）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即權力與權利的關系；（2）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即權力與權力的關系。在前一種關系中，憲政要求對政府權力進行法律限制，以免政府濫用權力，侵害公民權利；在后一種關系中，憲政要求政府內部權力平衡制約，以免個別權力獨大而走向專制。所以，憲政的核心可以理解為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限制“公權”與保障“私權”。

從民主憲政制度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出，實行憲政的宗旨在于廢除或防止專制獨裁，保障公民權利自由。為了實現這一目的，（1）憲

法和法律明確規定政府權力的產生和運行方式，本著“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原則，盡可能使權力分開并互相制約以防止專權；（2）憲法和法律也明確規定公民權利范圍，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并本著“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原則，通過讓公民行使選舉權、言論、集會等自由權以及廣泛的監督權，保證公民對政府的有效控制；（3）憲法和法律還明確規定社會組織，包括政黨

和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社會團體，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本著社會自治和自主的原則，允許其在憲法和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開展活動，爭取和實現自己的團體利益。

綜上所述，憲政必須以良好的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目的。到目前為止，憲法至上原則，公民權利（包括財產權）不可侵犯原則，人民主權原則，法治主義原則，分權制衡原則，有限政府原則等，被認為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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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投資信托與借貸關系的法律界定

投資信托與借貸關系的法律界定

【核心觀點】

在投資活動中，應當準確認定投資信托、隱名投資等法律關系；除法律、行政法規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外，應當尊重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和誠實信用原則，正確處理類似糾紛，以保護真實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農科院研究所所出資設立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公司除擁有200余畝房地產開發用地資源外，沒有其他經營資產。研究所經其上級主管機構批準，擬定以對外出讓公司股權的形式對其建設用地資源予以處置。

2006年8月，劉某在得知A公司股權出讓的商業信息后，即邀約B公司共同出資參與A公司的股權收購。劉某與B公司口頭協商約定：劉某以200萬元現金作為出資，與B公司合作參與收購。之后，B公司又邀約唐某出資500萬元、胡某出資800萬元，自籌資金1000萬元，合計2500萬元。劉某、唐某、胡某按其約定將投資款劃轉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為B公司參與A公司股權收購項目的隱名出資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聯合C公司以8500萬元的價格收購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權。并購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雙方協商：（1）以C公司股東李某名義與出讓方簽訂出讓協議，且作為A公司唯一股東；（2）以 A公司名義將200余畝建設用地開發“陽光水岸房地產項目（下稱陽光水岸項目）；（3）B公司享有該項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陽光水岸項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實現利潤后，不僅全額收回了投資，還獲取了6000余萬元利潤。在2009年9月第二期開發實施中，B公司又以凈收取5000萬元利潤的形式，將其在該項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開發的收益權轉讓給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資款和實現巨額利潤回報后，與劉某就退還投資款和利潤分配事宜進行了結算，并出具了“欠到陽光水岸項目投資款及分紅款800萬元”的欠條；與唐某、胡某尚未結算。之后，因B公司以隱名參與人的出資是“名為投資”實為借款為由，除愿意退還出資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絕按各方的出資約定和結算確認額度履行利潤分配義務，釀成糾紛。

【法義精研】

針對此案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B公司與劉某等人是名為投資實為借款關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劉某等人在出資后由B公司出面參與收購，應當主張他們與B公司之間建立了投資信托關系。在此，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并就借貸關系與投資信托法律關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貸與投資的界定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與《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參與人依據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規定訂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護的。根據民商事活動中奉行“無禁止便可行”的原則，如何區分個人給付公司的資金是屬于借貸還是投資，對于保證同類案件中雙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兩者資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貸一般是通過簽訂借貸協議或者出具借貸單據的形式入公司的應收帳款項；投資一般是通過制定投資協議或者內部約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第二，兩者產生的主體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為公司的債權人，行使的是債權，不能控制公司的經營等日常事務；投資人則成為公司的股東，行使的是股權，可以間接或直接參與公司事務，影響并控制公司的經營。第三，兩者收益的表現不同。借貸的收益通常表現為利息的給付――財務費用；投資的收益則表現為利潤的分配――未分配利潤。最后，兩者資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貸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還借款，不論公司是否盈利虧損，都有權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資人資金一經投入則成為公司的法人財產，且在公司的盈利或虧損后，都只能根據公司的狀況取得利益分紅或者承擔虧損的風險。

綜上所述，區分借貸與投資的重要標準在于提供資金方是否向接受資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種權利。具體到本案中，雖然劉某等人未與B公司簽署投資協議，但是，他們均以陽光水岸項目為投資目標履行了約定的出資事務，且通過B公司對其出資進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該特定投資項目的投資和利潤回報，B公司為劉某出具的財務結算（欠條），應當是在雙方履行出資口頭協議后的書面補充協議。另根據《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條“借貸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規定，B公司若欲證明劉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資金，是名為投資實為借貸關系的事實，必須對上述證據進行證偽（對欠條的真實性提出抗辯，或者證明欠條系在被欺詐、脅迫情況下形成），并提供真實、合法的關于借款關系存在的證據。

二、如何解析投資信托法律關系

由于商業活動和投資心理的復雜性，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股東直接持有股份的單一模式，出現了隱名股東間接持股、投資信托支配財產等多種出資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國相關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資人在資本運作中的事實法律關系，是實務中的難點。《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實務中應按照誠實信用原則解釋合同，要求以善意為出發點，以公平為結果，推定它的應有之意，以正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根據《合同法》的此項精神，筆者認為：本案中劉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資行為，應當屬于投資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本案中，劉某等人通過B公司對陽光水岸項目的投資是自上形成了一種投資信托關系。現根據我國2001年頒布的《信托法》的精神，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析本案雙方的投資信托法律關系：

（1）信托財產及財產權的轉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礎。委托人與受托人存在著的投資協定，是委托人證明其交付受托人實際財產的有力證據。本案中，劉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資事宜存在口頭協議，在劉某等劃撥款項至B公司名下時已形成了信托財產的轉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條的行為足以證明其實際出資者的身份與出資事實，雙方形成了實質上的信托關系。就此，應當確認劉某等出資者的主體資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在信托關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為管理信托財產，并以自己的名義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將信托財產利益轉移給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約定的信托財產的運作范圍進行運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財產利益，同時受托人亦不承擔由此發生的信托財產虧損。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劉某等人將投資款劃轉至B公司名下，是為了通過B公司完成對A公司的股權收購，與B公司形成對外投資的信托關系。B公司將劉某等人的投資款參與陽光水岸項目的開發，實質上是一種對受托財產進行處分的行為。

（3）受益人享有對信托財產的收益權，受托人必須將信托財產與固有財產區別管理，分別記賬。即使受托人與委托人有著相關聯的投資載體，但就信托財產部分與固有財產部分應該區別記賬，以保護受益人的權利。本案中，B公司和劉某等人分別出資以B公司的名義進行了投資行為，根據此筆資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條來看，B公司是承認劉某等人對投資的收益權的，根據我國《信托法》第二十九條關于分別記賬的規定，B公司理應將信托財產取得的收益交付劉某等人。

由此可見，本案中劉某等人的資金流入并非屬于借款，根據B公司在協議前后的行為，可以明確劉某等人是享有投資信托收益的，B公司在收回共同投資項目的投資款并獲取巨額利潤后，不向委托人分配利潤，違反了《信托法》第四十四條中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權的規定。侵犯了劉某等人作為投資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收益權。師安寧 法律碩士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第四篇：淺談“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的關系

淺談“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的關系

劍斗中心小學 吳圣記

近幾年來，語文界對文本解讀的研討正如火如荼，涉及到宏觀理論層面與微觀的策略、路徑與方法的層面。但是，具備文本解讀能力僅僅是上好一堂語文課的基礎和前提，這只是教師專業性構成的核心元素之一。文本解讀可以也應該是多元而獨特、豐富而深刻的，但教師是否需要把自己解讀的豐厚內容都要納入到實際的教學設計之中呢？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有什么區別和內在關系？

首先，文本解讀不等于教材解讀，不等于文本的教學解讀，文本解讀不會自動生成為教學設計。考察“解讀”一詞，有“分析、研究、理解、體會”等意義。文本解讀其實就是教師對文本人文性和工具性兩個維度展開的分析理解與體會揣摩。文本解讀能力的高低優劣，考量的是教師本體性知識的豐厚與膚淺，凸顯的是教師文學鑒賞能力水平。它是語文教師必備的基本能力，是教師進行創造性教學設計的前提，也是引領學生展開深入對話，靈活應對駕馭課堂的基礎。

然而，解讀有深度與創見并不能保證你的教學設計就一定是高效的。雖說教學的深度取決于教師個人對課文理解的深度，可不要忘了，教學的創造性與有效性更要取決于教師研讀課文的一雙慧眼。因此，文本解讀還必須還原為文本的教學解讀，對文本價值進行二度開發與創生，或者說把文本的“原生價值”轉換、生成為“教學價值”。這是一個課程價值、教材價值與教學價值相融合的過程。這一過程涉及到對教學內容的選擇，重難點的確定，教學流程的整體考慮與設計，教學策略與方法的運用等問題。總之，要求教師把解讀之所得----意義的理解、生命的感悟、審美的體驗、語言的品味等還原為教材解讀，轉化為適宜的教學內容，體現出文本解讀的教學價值，實現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的對接。這才是教師更重要的專業的不可替代性，也是新時期對教師基本功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師要把解讀文本所感所悟有效地轉化、生成為符合學生實際需要的問題與語文訓練活動，設計以學生的“學”為基點的教學活動，充分考慮文本的教學價值，它對于學生情感熏染、人格提升和語文能力培養的獨特作用。

因此，文本解讀應轉化為有效的教學設計。其實，在文本的教學解讀過程中就已經隱藏著教學設計的元素，或者說已經對教學設計有一個粗略的考慮。這里強調的是，把教師粗糙的、不成型的設想定格、細化，上升到一定的理性認識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教學設計時應聚焦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取舍與鑒選。

面對解讀所得的深刻而豐厚的內容，哪些是應該納入到教學設計之中，這需要取舍與鑒別、比較與選擇，需要教師對文本解讀作教材化、教學化處理，對其進行梳理、重構、整合，在通過恰當的方式加以呈現。取舍與鑒選實際上就是對課文教學內容的把握與教學目標的設定，這是確保閱讀教學的針對性與有效性的首要條件。取舍與鑒選的標準是學生的現實起點與實際需要、文本的特點與核心教學價值。具體說來就是要充分考慮學生已有的知識背景和認知水平，分析學生的閱讀初始體驗以及文本的核心教學價值，尋找到文本解讀與教學設計 的可能途徑與接口。

第二，整合與重構。

其要義是，把教師解讀文本的所得進行分類、歸納、去粗取精，并從教學內容整體的視域（指言語形式與言語內容）和學生的實際需要來考慮教學設計，對教學內容進行重構與整合，形成教學組塊，融人文性熏染與工具性價值于一體，言意兼得。整合的另一層含義是教學活動的精心組織與安排。優秀的教師往往能夠在解讀文本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的需要，將各種單一的教學活動加以整合，形成一個個教學活動板塊，每個板塊圍繞一個核心目標，融合多種教學活動，在達成核心目標的同時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語文能力。

第三，精心設計問題。

這需要教師把解讀文本濃縮后的精華，還原為恰當的問題情境，從而引發學生積極的參與、思考與討論。問題的設計應基于整體的思路，這樣的問題往往是高屋建瓴、統領全文，思維跨度比較大的，是文章的關鍵所在，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功效，它有助于學生整體感知課文內容并能引向對部分的深入探究，形成教學板塊。提煉這樣的問題需要大視野、大境界、大手筆，更需要一種教學的靈感與直覺。基于對文本整體把握與詳盡解讀，或從文章的主題與情感內容入手；或從文本自身的邏輯結構線索切入；或從文章的標題介入；或從激 發聯想訓練思維入手；或從閱讀心理入手，尋找學生閱讀的難點、關注點、動情點，課文的疑點、懸點，等等。

第四，關注教學過程與方法設計，優化教學結構。

教師在全面、準確、深入解讀文本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標與重難點，依據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與學習需要，精心設計教學流程，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科學、合理安排教學內容與環節，有效達成教學目標，促進學生語文能力的發展。當代人類工程學家蒙德爾雷提出“時動”設計的五個要點，對我們的教學設計很有啟迪意義。（1）這一動作是否必要，能不能取消？（2）這一動作能否與另一動作合并？（3）這一動作的進行次序是否恰當，可不可以改變？（4）這一動作能否改良？（5）正在進行動作的這個人是否恰當？這啟示我們，在教學內容選擇與環節安排時，要有系統觀念、目標意識、反思精神。要實現教學的最大效益，教學設計要減省頭

緒，合并、重組、增刪教學環節，調整、優化教學流程，教學方法的選擇要考慮教學自身的能力，與之是否匹配，能否靈活駕馭。因此，教學設計時應當刪去瑣碎、分散、游離于教學主線以外的環節，減少淺層次的活動，壓縮教師講授的環節，把更多時間留給學生，開展多種形式的語言文字訓練活動。

第五，依據文本體式，創新教學設計。

不同的文體，其閱讀方法是有差異的。這個差異，就為教學設計教學提供了憑借。遵循文本體式、特點，采用與之匹配的閱讀方法，讓學生在學習閱讀“這一個”文本時，掌握相應的適切的閱讀方法，培養閱讀能力。教師解讀文本應該有強烈的文體意識，設計教學時，要充分考慮這樣的文本體式，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獨特功效，通過它學生在閱讀策略與方法上應該得到怎樣的提升。唯此，我們設計的能力目標才不會跑偏，也不會陷入大眾化、模 式化的境地。譬如寓言，其主要特征是通過虛擬的故事“借事喻理”，教學時要讓學生充分感受故事形象，通過鮮活的寓言形象、人物言行，引發思考，揭示寓意，彰顯其“理”有這樣的認識，教師就不會被學生“鷸的嘴巴被蚌夾住了，他怎么能說話”“世界上真有捂著自己的耳朵去偷鈴鐺在那么傻的人嗎”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所糾纏，在課文是否合乎邏輯性與真實性上兜圈子。根據寓言體式特點，創新教學設計。簡短寓言類課文，大致有以下幾個教學 板塊。第一，朗讀。強調通過多種朗讀點撥方法，使學生把課讀熟、讀像甚至熟讀成誦，整體上把握課文內容情節。第二，演述。且“述”且“演”，帶有表演性質的講述（復述），或者創造性的演述。第三，討論。抓住寓言關鍵詞句、人物行為、引導學生展開對話交流，拓展思維，領悟寓意。第四，表演。學生可以自由組合，教師也應參與到學生的活動中，給予指導和建議。表演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生不斷內化語言、加深體驗的過程，它是一種帶有很強的探究性的學習活動，在此過程中，師生雙方的主體性得以體現，合作意識得以強化，學生的主體意識得以開發和生成。這樣的設計，可以改變以教師的逐段導讀為主線的教學模式，從而創新教學過程，優化教學設計。

最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文本解讀理應追求深度與創見，但深度與創見必須放在課程與教學的層面加以審視，基于兒童的視角去定奪，從學生語文素養與能力發展的需要去權衡取舍，且要深入淺出，深入巧出。此所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這只去“一瓢”的功夫，需要教師真正地關注學生，一切從學生的發展需要出發，設“生”處地，換位思考，把文本解讀之精華巧妙生成與轉換為教學設計。

第五篇：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界定與產權關系探討

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界定與產權關系探討

摘要：本文對明晰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界定了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明確了國家、經營者之間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關系，為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管理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界定；產權關系

收稿日期：2006-04-07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海洋資源性資產流失規律與測度方法研究”（編號：072074）。

作者簡介：王淼（1959-），女，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博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海洋資源管理。賀義雄（1981-），男，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2005級博士生。

中圖分類號F06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575(2006)-04-0038-04

一、產權及其含義

產權(Property Rights)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就是對物品或勞務根據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處置，以從中獲得收益的權利，表現為人與物之間的某種歸屬關系。雖然對產權的研究起源于法理學研究之中，但是，現在產權已經越來越多地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作為經濟學范疇，產權常被視為在人對物的關系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時，相對于法學上的概念而言，在經濟學中產權更重視資產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實際上，產權的存在形式及實現的原則、方式、方法對于經濟和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有著非常重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然而，人們對產權概念的認識并不統一。比較有影響的解釋有以下幾種：

費希爾：“產權是享有財富的收益并且同時承擔與這一收益相關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獲得的許可。”[1]

德姆塞茨：“產權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工具，它有助于人們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理性預期，這種預期一般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道德規范來表現。產權的所有者擁有對自己資源的處置權，他希望社會能阻止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干涉，只要這種行為不受其產權約束條件的限制。”[2]

劉大生：“產權大于所有權，除了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所有權4項權能以外，還包括財產獲得權、財產利用權等所有權以外的權利。”[3]

在結構化的財產關系中，產權分解為4項權能，即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所有權是財產結構中最根本的權能，具有絕對的主體權威性和排它性；占有權是對財產的實際擁有權，一般情況下，誰取得了占有權也就取得了實際支配權；支配權是決定財產投向和營運等的權能；使用權是財產投向已定前提下對財產具體組織和運用的權能。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產權不僅有不同的分解和組合，而且在一定的機制條件下，某些權利可發生轉化，被賦予新的社會形式。如在股份制企業里，所有權轉化為股權，占有權轉化為法人產權，支配權轉化為經營權等。但是，產權并不等于經營權，如果說產權可以明確權責界限、規定交易規則的話，那么經營權則是在產權界定的限制內，以財產增值為目標所進行的日常支配、使用資源的權利。因此，經營權的基本內容是市場決策權。同時，完整的產權應具有3個特征：其一，產權是一組權利的集合，而不僅僅是一種權利；其二，產權具有可分解性；其三，產權要受到一定的制約和限制，表明各種權利之間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性質[4]。

二、明晰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海洋旅游大眾化發展傾向的日益明顯，海洋旅游業的外在負面影響（主要是環境破壞）也不斷加劇，這是海洋旅游業的外部不經濟性的重要表現。而海洋旅游業的外部不經濟性的根源在于海洋旅游資源產權的不完備性。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能夠保證社會資源最優配置或經濟高效率的產權結構必須具備4個條件，即明確性、排他性、可轉讓性以及強制性。在現實社會中，一個具有排他性的產權結構的市場是避免出現外部性問題的必要條件。在現實市場經濟中，正是由于產權不完備所導致的海洋旅游資源產權結構的非排他性，致使大量的外部性問題出現[5]。

在我國目前的管理體制下，海洋旅游資源作為生產資料的一部分，所有權屬于國家，由國家代表全體人民統一管理使用。因此，從宏觀角度，我國目前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是明確的。但是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管理部門被授權代表所有人行使所有權，就導致了所有權、管理權和經營權相混淆、界限不明，各種產權權能缺乏有效界定，從而使得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現實產權不明晰，造成了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缺乏協調，權益糾紛迭起。并且，由于海洋旅游資源分屬各個行業和部門管理，旅游部門職責很小，海洋旅游管理缺位、越位、錯位問題比較突出，出現“誰都管，誰又都不管”的局面。因此，要真正使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清晰化，并形成有效統一的市場調控管理體系，就必須對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重新進行界定，把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權拆離，分別界定，使其更加明晰。

三、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界定

1.海洋旅游資源和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區別

作為旅游資源的一部分，海洋旅游資源是指客觀地存在于海洋及海岸帶廣大空間的，并因其所具有的審美和愉悅價值而使旅游者為之向往的海洋自然存在、人文和社會現象的總和[6]。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海洋旅游資源均是海洋旅游資源資產，根據資源要轉化成資源資產必須具備的稀缺、產生效益和具有明確所有者這3個特性[7]，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構成只有海洋地貌旅游資源、海洋生物旅游資源和海洋古遺跡、古建筑旅游資源。

2.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相關概念

界定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就是要明確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所有者、管理者、經營者等產權主體，并明晰彼此的關系。

（1）海洋旅游資源資產所有權

海洋旅游資源的所有權是所有者依法排除他人，獨占海洋旅游資源，并通過占有、使用、收益及處分等方式利用海洋旅游資源，以實現所有者應享利益的權利。

（2）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管理權

海洋旅游資源的管理權是由所有人授權，對海洋旅游資源進行管理的權利。

（3）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經營權

海洋旅游資源的經營權是指某一組織或個人通過所有者合法授權擁有的對海洋旅游資源進行具有生產經營性質的活動的權利。

3.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特征

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除了具有產權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是公共產權，具有社會公益性

海洋旅游資源是一種準公共物品（即具有非排他性但存在一定程度競爭性的，或具有非競爭性但存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物品,即是介于純公共物品和純私人物品兩個極端之間的混合物品），因此，以海洋旅游資源為依托的海洋旅游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即公共享用性，它應使全社會或全民受惠，這也正是以海洋旅游資源為依托的海洋旅游的社會功能。從這個角度來講，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具有社會公益性[8]。

（2）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行使的外部性[5][9]

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是環境經濟學中的一個基礎性概念，是指某一經濟活動具有外溢效應，該經濟活動中的主體的行為結果能夠給其他經濟活動主體帶來正的或負的利益，即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的現象。從產權經濟學角度看，外部性實質上就是某一產權主體行使其產權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權利，這種新的權利處于自然狀態，沒有或無法得到法律的明確確定。因此，外部性的產生很可能扭曲產權的激勵機制，從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海洋旅游的外部不經濟性包括海洋旅游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性和海洋旅游消費的外部不經濟性，這里只探討海洋旅游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性。海洋旅游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性是指海洋旅游供給者(開發建設者和經營者)在開發海洋旅游產品過程中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又可稱為海洋旅游生產的外部費用，它以海洋旅游服務設施排放的“三廢”、海洋旅游資源的損毀，以及海洋旅游設施布局不當產生的建設性污染為主。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學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產權界定與產權關系探討海洋旅游資源的獨特特點決定了海洋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應該以海洋旅游資源所能產生的最大化經濟利潤為唯一目標，其首要目標應是維持海洋旅游資源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以及海洋環境的生態平衡。特別是在海洋旅游資源開發初期，更應如此。海洋旅游資源產權主體行使其產權，開發利用海洋旅游資源，其行為結果不僅僅是給自己帶來一定的經濟收益，而且還要保護好海洋旅游資源和海洋生態環境，從而給全社會帶來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3）產權保護功能的內生性[5]

某些海洋旅游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海洋古遺跡、古建筑等）、經濟價值與非經濟價值的不可割裂性（如海洋自然保護區內的生物可以既具有供人們觀賞、創造效益的經濟價值又具有科研、生物多樣性等非經濟價值）等特點，這就決定了對于海洋旅游資源的保護是首要的，經濟利用價值是派生的、非重要的、第二位的，脫離了海洋旅游資源的非經濟價值就談不上海洋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因此，對于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界定，首要的是體現對海洋旅游資源的保護，即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保護功能是內生的。

4.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界定

（1）所有權的界定

對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重新界定，不能偏離海洋旅游資源歸國家所有這一基本的制度前提。一方面，這是由我國制度變遷中“路徑依賴”決定的;另一方面是出于對海洋旅游資源產權的社會公益性和海洋旅游資源產權行使中的較強的“外部性”的考慮，需要國家或政府組織的介入，以保障社會公共目標的實現，克服產權行使中的“外部性”。而根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成立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是按照政企分開以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對國有資產依法進行監管。因此，國資委可以代表國家作為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所有者，享有初始的完整產權。

（2）管理權的界定

對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管理，本著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建立有效統一的市場調控管理體系為目標，國資委可以授權給國務院下設的旅游部門來實施管理，即國務院下設的旅游部門享有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管理權。按照國家對海域有償使用的制度要求，旅游部門再將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經營權通過市場機制有償轉讓給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經營權人）。同時，國資委應委托國家海洋局對旅游部門管理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行為實施監督。

但是，并非所有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經營權都適合出讓。根據我國相關法規和政策（如國務院[2002]13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加強城鄉規劃監督管理的通知》中對于風景區的規定），風景名勝區特別是國家級的風景名勝區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經營權是不能轉讓的。可以轉讓經營權的只是一般性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并且要有統一的規劃和嚴格的監督管理。同時，有些海洋旅游資源資產屬于公益性質，有社會效益（如沙灘、海水），如果以出讓經營權的市場行為加以開發，勢必導致對資源的破壞或大多數人利益的損失。這部分海洋旅游資源資產應該由旅游部門經營，或者只出讓該類資源的部分經營權，如餐飲、住宿、交通、娛樂、購物、房產等經營性項目的經營權。

此外，對于海洋自然保護區、海洋古遺跡、古建筑等海洋旅游資源資產，首要目標是保護自然生態、文化遺產及其完整性，發展海洋旅游業、獲取經濟效益只是其從屬目標，不但不應出讓其經營權，也不適合對其進行大規模的開發①。

由于海洋旅游資源的形式多樣性，旅游部門應設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其構成上應有旅游、建設、文物、環境保護、國土資源、水利、宗教等部門的人員，并且受建設、文物、環境保護、國土資源、水利、宗教等部門的監督。此管理委員會負責海洋旅游資源管理（包括已出讓經營權和未出讓經營權的資源）、環境維護、市場管理和對經營權人經營活動的監督等。

四、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關系

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關系涉及很多方面，基于上面對產權的重新界定，這里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二是產權事務協調關系。

1.權利與義務關系：所有者與管理者各自的權利義務

（1）所有者的權利

國資委有權對旅游部門征收管理權出讓金，作為所有者收益的體現。

（2）管理者的權利義務

旅游部門有權擬定關于海洋旅游資源資產利用的規劃和相關政策、規則、方針；有權采取有力措施，嚴格控制污染，保護海洋旅游資源的環境；有權以拍賣、招標等形式，將其所管轄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的經營權出讓、租賃，并將出讓、租賃所得作為管理權收益；有權監督、檢查其所管轄的海洋旅游資源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并對其經營活動進行必要的規范和約束。

同時，旅游部門應維護經營權人的合法權益，不得侵犯他們的利益；當他們與其他地區、部門或其他經營人之間產生爭執或糾紛時，應負責協調，維護其利益。

2.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事務協調關系

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涉及到民事主體之間的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事務關系，如發生關于海洋旅游資源資產事件糾紛的協調與仲裁，海洋旅游資源資產開發的外部性和環境損益問題等。這類問題由自然人或法人在依法取得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經營權之后，在合法經營的條件下，通過談判、協商、簽訂合同，進一步明確產權范圍和損失賠償規則后加以解決；若仍不能很好解決，可以由政府部門協調，進一步界定產權和相關規則。

五、結束語

在明確界定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基礎上，通過對于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的規范管理，可以增強其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持能力。因此，建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是提高我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利用持續性和效用性的重要條件。同時，建立海洋旅游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變傳統管理為產權管理，也是實現我國海洋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注釋：

①參見國家海洋局《海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第二、十三、十八條.1995-05-29.?Σ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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