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精神分析：暴力的心理分析

精神分析：暴力的心理分析

讓我從總結我們對心理現實（psychic reality）正常和反常體驗的模式開始。臨床和認知研究證據都表明，對內部和外部現實之間關系的正常意識不是絕對的，而是一個發展性成就（Fonagy & Target, 1996;Target & Fonagy, 1996）。兒童通常從一個在其中精神狀態(mental states)不作為表象發生關聯的心理現實體驗，發展到對內部世界越來越復雜的觀點。這一更復雜的觀點具有精神化的能力作為其特征：設想自身和他人想法和感受的存在，將這些同外部現實聯系起來（但只是松散地聯系）認識。兒童最初的心靈體驗是：在內部狀態和外部現實之間似乎有一個確切的對應。我們將這一模式稱為“精神對等”，以強調對幼兒來說，精神事件就力量、因果關系和含義而言同物質世界事件是等同的。將內部和外部等同必然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幼兒會將表象與現實等同（它看起來怎么樣就是它怎么樣），而且受幻想歪曲的想法和感受會投射到外部現實，不受對這一歪曲的任何意識所調節。

或許因為想法和感受要被體驗為具體“真實的”會很可怕，幼兒發展了解釋精神狀態的另一種方式。在“假裝模式(pretend mode)”中兒童將感受和觀點體驗為完全表象或象征性且對外部世界沒有意義。他的游戲沒有形成內部和外部現實之間的橋梁。只有逐漸借助和一個能同時一起容納兒童真假觀點的依戀人物的安全接近，這兩個模式的整合才產生一個心理現實，在這樣的心理現實中感受和觀點既為內在的，也同外部世界聯系起來。

安全感的背景和自體發展理論

我們已經提到，精神化的出現深深鑲嵌在兒童原始的客體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在同看護人的鏡像關系（mirroring relationship）中。我們認為，嬰兒只是逐漸認識到他有感受和想法并慢慢對此加以識別。了解到他的內部體驗由父母借助其表情和其它反應有意義地聯系起來，這一變化出現了。體驗的初級表象（primary representations）組織到這些心靈和身體狀態的次級表象(secondary representations)中（Fonagy & Target, 1997）。情感體驗是情感的精神化最終能從中發展起來的芽，但只在至少有一個連續而安全的親附關系背景中發展。

不能關心孩子精神體驗的父母剝奪了他用于自身切實感覺的基礎(Fonagy & Target, 1985)。這是精神分析中一個通曉的觀點（見Bion, 1962;McDougau, 1989, p.169;Winnicott, 1956）。這一鏡像功能的缺乏或歪曲可能產生一個內部體驗在其中被拙劣代表的心理世界，因此一個極度渴望的需求產生以找到容納心靈體驗和精神世界的替代方式。臨床上這意味著，沒有接受可識別的且被修正過的情感狀態表象的孩子后來可能會在區分現實與幻想、物質與心理現實方面有麻煩。這會將他限定在情感的工具性（操作性）而非信號（交流性）使用。對情感的這一工具性使用是暴力病人傾向于借助針對他們自己身體或與他人有關的軀體行為表達和處理想法與感受的一個關鍵方面。這樣的軀體行為可能剛好牽涉自我損壞或針對他人攻擊的多種方式（Fonagy, Moran, & Target, 1993;Fonagy & Target, 1995）。因為不能從內部感受自身，所以他們被迫從外部體驗自身。

我們知道創傷在暴力的心理發生中發揮重要作用（如Johnson, Cohen, Brown, Smailes, & Bernstein, 1999）。當被一個依戀人物侵犯時，我們認為創傷防礙以上描述的發展過程。有關這一點的證據可見于受嚴重虐待的兒童：a.體驗內部現實的精神對等模式持續存留； b.傾向于持續轉換到假裝模式（分離）；c.反映自身及其客體精神狀態的部分缺陷。我們正提到這些思維方式持續到成年，并在被激怒的暴力行為中發揮重要作用。現在我將就一個心理分析病例報告詳述這些觀點。我趕緊補充一點，我這么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推薦深入的治療應該用到象我的病人那樣的個體中。當然，我認為在尋求理解圍繞我們周圍可怕暴力問題的深層心理機制時，治療突出了精神分析治療作為一個重要觀察工具的作用。

一個殺人犯的精神分析治療

亨利埃塔，一個年輕女人，求助于法醫精神科醫生同行作咨詢。奇怪的是，給我的轉診介紹沒有提到任何關于法庭歷史的內容，卻描述重復的自殺企圖，不穩定卻強烈的關系，以及她的藥物濫用。但此介紹未讓我準備充分，因為這些偏執且近乎精神病卻其實分離的帶有幻覺和某種思維障礙的發作在我同她的工作中會這么引人注目。

有兩個事實讓亨利埃塔的經歷不一般。第一，她是個殺人犯；不是她的內部客體，自體表象，思考和感受或她及其客體心靈其它部分的謀殺者，盡管她無疑對所有這一切感到內疚——而是她男朋友的謀殺兇手。她在一次劇烈爭吵中刺傷他。她以自我防御以及刺傷是意外的為借口。她被指控為過失殺人，因為緩刑而被釋放。在分析開始后大約四年，她對我坦白，那次刺傷其實不是意外。盡管不是預謀，卻一定是故意的。她感覺被強烈而盲目的暴怒所推動。到那時治療已進行了四年，我很熟悉亨利埃塔的暴力傾向和她惡意的爆發性暴怒發作。我實在沒有為她泄露的真相而吃驚。

第二個事實是她的虐待經歷。她敘述曾第一次遭受酒鬼父親的性虐待，之后在少女時被寄宿學校老師虐待。兩次體驗都包括性交。她的父親也因為她多次行為不端至少一周打她一次，更嚴重的是，常因為她頂嘴至少一月打她一次。在她開始治療前不久父親去世之前，父親對她的虐待一直是他們的一個秘密。同老師的關系公開了，有關的那個男人被開除了。

為什么象亨利埃塔這樣的人會來做治療？她似乎從沒有一個富于同情心的關系。她說她想得到幫助，由于那些隨著父親去世而開始出現的恐怖夢境。她來做第一次訪談時情緒急切，要求一段簡短咨詢。她不知道我是分析師，訪談一段時間后她注意到沙發，說道：“那么，這是你和病人做愛的地方嗎？”恐懼感濺潑我全身。沒有直接對她殺氣騰騰的侵入方式做出反應，我意識到在她對打擊和傷害的需求背后的脆弱和強烈焦慮。為了讓她放心，我說：“你一定覺得相當勇敢，敢來這里看我。”她繼續用輕蔑的語調說：“你們精神病醫生都虐待人。這只是個強烈的刺激性體驗。”不再確信自己的反移情反應，我說：“我覺得去破壞和辱罵關于治療讓你害怕的東西是你自己的權利。你對能應付我感到自信多了。”她突然停下來問我“治療”是什么意思。

她按時來參加會談，坐在椅子上說她覺得心煩意亂，挑戰性地看著我，不再進一步說下去。我說：“我不明白。你需要告訴我此刻是什么讓你心煩意亂。”她說她做了又一個關于父親的夢，這讓她很煩。在夢里，他要她把頭放在他臀部，她不想這么做。她準備將一串描繪她父親和她之間性生活的下流圖像不停講下去。我打斷道：“我想你很心煩是因為你害怕此刻我會讓你把頭埋在骯臟的思緒中。”她當即打住，語無倫次地告訴我她很失落，她的母親不理解她不打算傷害任何人，那次死亡是個意外，她努力拯救他，給他做口對口人工呼吸卻失敗了，現在我正設法殺死她。有語速的逐漸加快和情感的強化。最后在這間屋里我同一個顯然很憤怒卻主要受驚嚇的人在一起。這些感受和什么有關不太清楚。她似乎受她自己或我的暴力所驚嚇。她期望被一個激怒的嫉妒的客體殺害或殺掉一個侵犯她的危險客體。我從這一沖突中走出，設法讓她平靜下來，說道：“看起來你似乎感覺受到一種恐懼的驅使，這種恐懼是：在這一暴力中你可能失去我。你覺得你不得不不斷拯救我，給我注入活力只是為了讓我為你自己活著。”她很安靜。終于稍微更平靜地回答說她怕做一個人。她情愿很空虛；當人們知道你是某個人時，他們只會攻擊你。我說：“我同意。我想當你感覺空虛時同我在一起你覺得更安全。如果你覺得你把我也倒空了，感覺甚至更安全。”她對我可能殺她的恐懼以及對她可能有意或意外殺我的更大恐懼，凌駕于其它所有關注之上。

這一簡短的小插曲引起幾個問題。我不想知道在這個時刻“心煩意亂”對亨利埃塔來說意味著什么。許多病人會意識到他們的治療師不打算知道什么讓他們心煩意亂，但對于一個用精神對等模式工作的病人而言，治療師已知道她所知道的（或許比她做的更好）而且不需要被告知。在我干預后亨利埃塔馬上轉入假裝模式，開始談論夢中圖像。不同于和神經癥病人在一起的情境，性幻想的探索對神經癥病人來說可能是治療性的，但對亨利埃塔這樣的病人而言，阻斷她退到她描繪的不真實東西里面似乎更重要。治療師在這一情境中的任務是，在那個可能特別模糊的不真實圖像內部找到某種感覺真實的東西。因此我把重點放在關于不得不清楚談論她的想法和感受而讓她面臨的混亂的焦慮上。那在本質上引起病人那里更多不能容納的焦慮。幻想突然變成真實：她轉入一個精神對等模式，看起來幾乎感覺她的生命處于危險。這一恐慌逐漸增強，直到另外某個人接納它。某個人要被殺死。我認為，這種宣泄性爆發的目的不是要被接納的愿望，(當然)也不是要修通一個體驗的愿望，而是對自我的倒空，在意識上感覺就象先取得一個即將來臨的襲擊。在這樣一個情境中，反移情反應常是治療師一方的空虛感；這不被認為是病人關于治療師想法的有意毀滅性襲擊的結果，而是通過將雙方還原到同樣無思想的狀態來緩解焦慮的一種努力。

亨利埃塔的想法沒有感覺被她的心靈所占有，而是體驗為幾乎像被說出來從而使得表面上真實。我們將此視為將內部體驗和外部現實等同的一個系列。我花了一段時間意識到，在我和她的談話中常有第三個存在：在她頭內部的聲音，她感覺是她但與此同時又不是她的某個人，她時常分離狀態的一個異己方面。她的想法似乎擁有難以完全欣賞的實在和直觀。短暫的觀點或圖像被體驗為脫離肉體的聲音，有時友好卻通常是困擾和惡意的。但明顯不同于分裂癥病人的幻覺，她的思想也不被感覺是來自她自己的心靈。她在這些時刻的言語化是對她“聽到的”內容的反應，它們差不多是對她和我對話的反應。這對我在移情中的工作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挑戰。我終于開始更直接處理這一聲音。

例如，在一次會談中她很心煩，把頭埋在枕頭里開始激烈哭訴：“我如此困惑。我感覺這么糟糕。我被告知我很好，卻感覺無助。請告訴我出什么問題了。”我帶著進入她精神世界的意圖回答，但與此同時打算插入分析師的聲音作為另一個最終能成為治療性的觀點。“你覺得因為我請你在一個特別的日子來這兒談50分鐘，所以我可能不能理解你的需要真正是什么。我想在你的頭里面有個聲音告訴你?你很好?。有時它聽起來象我的聲音。”她平靜下來一點，而后似乎同我接觸會產生過敏反應一般。她突然說，仿佛未意識到這些矛盾：“我不需要幫助。我很好。我病了。我想嘔吐。”然后一個停頓，“當人們太親密時我想嘔吐。你被接收了。你必須理解我。你不理解我。你理解我嗎？”我說，設法識別焦慮的來源：“你對我所理解的感到害怕。我不得不丟掉你，這一定是那么令人作嘔的。”她仍然哭泣著說：“它是性。它那么不對。我這么害怕你會誤解。我正這么努力設法讓一些事此刻發生。”我認為她提到性是一種防御，其目的是讓我們從她焦慮的直接來源轉移開，便說：“你希望某些好事此時發生，但也很害怕，因為你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你通過困擾和使我誤解來毀掉它。”

在早先的這些年里我不得不堅持的理解是，伴隨著她對會給其心理混亂賦予秩序感的任何東西的渴望，她拼命為任何想法的真相奮斗，不是因為其特殊內容，而是因為兩人心靈的親密產生的無法忍受的嘔吐。有一些對真實的感受和觀點感到令人作嘔和厭惡的東西；還有對交流和反思的憎惡。她設法否認對她自身和我的精神狀態進行設想的能力，給她留下的是呆板而粗略的表象。

治療是一個猥褻的誘惑，因為對精神狀態的思考是個過分親密的行為，體驗為客體闖入一個太小而不能容納它的空間。她對創傷的適應伴隨對她自身和其他所有對其親近的人擁有的感受和意圖的否認。分享心理現實、象征性思維的初級通道受阻。移情不能作為一種?as if?體驗被提到；在這一階段或許我需要部分在精神對等的參照框架內部工作，盡管我對于同某個其思想可怕激烈而混亂的人進入那一參照框架有著強烈的反移情阻抗。我的任務是制造使其內部表象安全的能力。這是一個父母需要能對幼兒做的事，可是要認同一個暴力而未受控制的成人的觀點比認同一個兒童哪怕是有類似暴力感受的兒童更危險更煩人得多。

理論上，當兒童處在精神對等模式中，父母接受兒童的體驗，極少直接與之對抗，而是與此同時用一種暗示父母不具有同樣體驗的方式來表現。幼兒可能過于害怕而不能睡覺，因為掛在門后面的袍子看起來似乎是個正等著當他閉上眼就會跳出來的男人。那時這被孩子體驗為真實，而且恐懼感相應有強制性。父母不是簡單告訴孩子袍子不是一個男人，或嚇得要命很可笑，而是移開袍子，用一種識別令人恐懼的觀點現實的方式，且不用表現恐懼，取代的是溝通的安全。于是父母引入一個不同的觀點，既進入也提供遠離孩子知覺的可能性。這和通過與兒童玩耍和扮演而引入另一種觀點類似，但這次在一個?真?模式中。

這就是治療師同暴力病人在一起做的事。我尊重她對于親密恐懼的現實，但在這么做時也引入這一觀點：這是一個信念而非現實。這并不意味著技術革新。這是心理治療師做的極平常的事情。

在亨利埃塔的談話中情感很強烈。恐懼和痛苦是真的：一種僅僅由她倒空心靈所有內容的愿望來協調的對理解的極度渴望。反移情充滿不適和混亂。她危險地行動，用習慣性帶走她的生命相威脅并進入同朋友和陌生人的激烈爭吵，讓我感覺到對那些人有罪。她用對我玩忽職守的訴訟的威脅嚇唬我，給我一封她為我所在專業協會起草的控訴信，其中我的“無能”得到詳細記錄：約定的任何改變，取消，遲到，時間的混亂，名字的錯記——都全部列出來并注明日期。我因為說話而受到批評，然后又因為安靜而受到嘲笑。在其它時候我被感覺為她的救星。她心理現實的流動性意味著大部分時間我不能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超出基本的努力去欣賞她的心理現實暴露給我的東西，然后試圖交流對她的那一了解。當然在其它時候她相當分離，陷入毫無意義的沉默。或許分離作為一個現象的關鍵部分是假裝模式的重新出現，非常年幼的兒童用這一模式進入一個分離的心理世界，不能同時保持同普通現實的接觸。

異己的自體

現在我想更明確地談論與心理現實有關的概念：自體感（sense of self）的概念。對暴力病人而言，穩定自體感的缺乏是一個重要難點。精神狀態的象征性表象可視為同一性感（sense of identity）的基本前提。病人缺乏建立在內化的自體狀態表象基礎上的真實有系統的自體意象。這樣一個自體意象的缺乏或薄弱給兒童而后是成人留下一直未命名的混亂情感。這會產生對意義的絕望，以及從他人那里接受反省、不在兒童自身體驗內部描繪任何東西的愿望。這將導致對父母狀態表象的內化，而不是兒童自身體驗可用版本的內化。這在自體內部產生我們所稱的異己體驗：似乎不屬于自己的觀點或感受得到體驗。異己自體毀滅只能借助持續強烈投射才能恢復的自體一致感或同一性。臨床上投射不由內疚激發，而是由重建自體體驗連續性的需求所推動。

讓我用另一個例子闡述這一點。同亨利埃塔在一起，夢就象在一個由幾乎破壞思考可能性的規定和控制組成的冷酷沙漠中的小綠洲。夢生動而有變化，可我漸漸注意到一個一貫的主題。在別的某個東西里面總有著什么東西——里面的東西絕對是附屬的——幾乎是寄生的——依靠著外面的東西。比如有一個關于蜥蜴的夢，一只蒼蠅在蜥蜴胃里嗡嗡叫。另一個夢是關于有一個庭院的摩天大樓，庭院帶有半獨立式的（小）房子，小房子有自己的小院子。她有一個特別不愉快的反復出現的夢：一只甲蟲制造了正在她腦子里生長的幼蟲。

亨利埃塔呈現了一個描述著包含一個自體的自體的經驗性內部世界。我開始將她的問題理解為一個被歪曲的自體表象，通過在其內部容納他人表象而受到歪曲。當母親的反省功能至少部分讓幼兒失望時，他人表象會在幼兒早期被內化。設法在母親心靈中找到自身的幼兒可能發現替代母親，如同溫尼科特（1967, p.32）精確提出的那樣。母親形象會占領自體。

母性非應答反應的殘余（Tronick & Gianino, 1986），這一異己他人可能存在于我們全部自體表象的萌芽形式。當后來創傷使其成為部分防御策略時，它便盛行起來：在力圖恢復控制感中認同虐待者的心靈狀態。一旦虐待賦予自體內部的異己他人形式和形態，異己他人就能因反省功能的缺乏而暴露。一般說來，未植根于內化的自體狀態鏡象的自體表象部分仍借助精神化能力整合到一個單一而連貫的自體結構中。這一過程在前意識起作用，賦予一個人生活、行動和我們對自身的感覺一致性和心理學意義。亨利埃塔缺乏理解在其自體表象內部嗡嗡叫蒼蠅的體驗的能力，或替換她體驗為就象她腦中幼蟲一樣已經在那兒的感受和想法的能力。亨利埃塔借助對這一性質的解釋對她自己能了解的微乎其微，盡管我交流的精神語言強化和提高了她通向自體整合修復唯一道路的反省能力。

讓我用詳細闡述亨利埃塔生活中兩個不尋常?事實?闡明我的意思。首先，亨利埃塔曾被虐待過的體驗。她的母親可能自己是一個“幸存者”，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后，當亨利埃塔2歲時，有著長時期產后抑郁。她幾乎全然從亨利埃塔及其父親生活中退出，最終離開了家庭。這可能加劇父親已經相當多的藥物依賴問題并從最初擁抱起就開始尋找安慰，然后摩擦，最后用陰莖插入他女兒的陰道然后肛門。我推測這發生在她大約7歲時，持續至少4年。亨利埃塔記起，她起初樂意接受他的注意（甚至鼓勵他），漸漸地，當“疼痛”開始時，大腦處于空白，這幫助他進入她體內。她敘述把自己想象為她無生氣的玩偶之一。這一描述的本質部分是：精神狀態到自體和其它表象歸屬的缺乏。抑制她精神化因而制造一個分離狀態的策略至關重要。對她來說，要理解她的父親如何企圖將她作為從喜愛行為產生的部分來傷害她是不可能的。對精神狀態的否認是一項適應。它使她遠離一個關于脆弱兒童的具有真正惡毒觀點的心靈。由于她厭惡自己和他的精神狀態，她被迫求助于自體內部的非反射結構——異己的他人。

異己的他人不完全是創傷的產物。它是一個用以替代自體的內化的嬰兒結構，盡管也是自體的一部分。亨利埃塔的母親不能滿足她的嬰兒理解痛苦和新生意識狀態的基本需求。一般而言，母親映象的內化成為心理自體表象的核心。亨利埃塔年幼時受忽視或者不被承認，內化了作為她痛苦狀態表象的一個不在場或空洞的形象。不足為奇的是，正是這一狀態在誘惑的急性痛苦時刻被重新激活。毫不奇怪，因為它也是一個感覺未被承認的體驗。思考暫時拋開，自體-他人的界限被破壞，虐待她的父親的冷酷借助一個可能關系到受害者與攻擊者認同的機制內化到異己的自體表象中。這樣自體的異己部分變得充滿痛苦和空虛。她11歲之后在寄宿學校的虐待經歷只是強化了這一深度病理性的自體結構。她真實或可稱為與生俱來的自體在與異常大他人的關系中被體驗為極其微小（摩天大樓后花園的小房子）。不過她也覺得自己是個異常大的蜥蜴，因為這個他人也是她的自體。

找到他人作為其自體表象中這一充滿痛苦部分的媒介成為一個生死問題。她的自體一致性體驗取決于找到某個愿意折磨她的人。老師或許是第一個。一排嚴重的施虐-受虐關系證實了他一定不是最后一個這一事實。移情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同自體-他人關系方面在其中被外化的移情-反移情的?角色-應答?模式（Joseph, 1985;Sandler, 1976）形成對比，自體-自體移情發展起來，治療師成為對亨利埃塔自體表象異己方面的一個臨時家園。這些例子由于兩個原因很普遍。其一，我們已經看到，自體異己方面借助精神化的正常結合沒有出現，因此自體表象方面更可能外化。然而甚至更關鍵的是，一旦這些體驗產生，它們其實對這些個體更有說服力，因為它們以精神對等模式得到體驗。

到第4年，她的治療開始呈現悲劇性，戲劇性爆發減少了。她正活得稍微更好些，但談話借助苦澀的表達漸漸得到控制。對她父親的憎恨開始出現，連同對我真實的深切厭惡。現在移情可能變得性欲化，有時當她對我憤怒時，她要求我騷擾她。她在一個周四晚上到來，敘述了一個特別可怕的事件：容許她自己被按照他的需求指示有規律看她的“一個老朋友”利用和虐待。我的心靈充滿古怪和荒謬的聯想。我說我猜想，由于某種原因，去感覺她能通過刺激或困擾我來控制我這一點特別重要，而且我猜想，她在和她“老朋友”的關系中也感受到同樣重要的控制感。

她回答說她不打算告訴我，但是她做了一個關于我的夢，在夢里我把我的陰莖給她，暗示她應將其放入口中。她對此感到厭惡因為它又臟又臭。她很害怕，因為她知道如果她不服從，我將會打她。她停下來，等著我說點什么。我仍然沉默著。她說她覺得我可能特別干凈，因為我總是穿熨好的白襯衫。在夢里我的襯衫卻是深紅色的。她特別平靜地補充說紅色是憤怒的顏色。

我說我非常理解對她來講感覺到她在控制之下是多么重要，因為她害怕我會因她曾同她朋友所做的事對她生氣和憤怒。夢就象一個禮物——一個滿足——因為她不能真正忍受我把她看得很糟糕。假如她覺得我會，我死了差不多更好一些。我補充道，紅色也是血液的顏色。

她的身體顫抖起來，仿佛一股電流通過全身。“我想這就是我為什么不得不殺他的原因。”她說，“我不能忍受他認為我令人厭惡。”在那次會談和隨后其它許多會談中展開的故事是個悲劇。她習慣性容許自己被男友虐待。通常她不知何故感覺被這一經歷“凈化”，尤其被他關于其自身行為的羞恥感。但這次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輕蔑。她不能忍受這一點。她尖叫著對他喊。他嘲笑并蔑視她。她拿起小刀，當他走向她，仍然嘲弄和譏笑她時，她刺傷他。與此同時她希望已殺死了對她自體表象的威脅，她的自我憎恨和羞辱。

我和亨利埃塔的工作現在結束了。根據結構和癥狀標準她都有了極大改善——然而直到治療結束，恐懼和絕望從來都不遙遠。我時常對亨利埃塔覺得感激，感覺她比其他許多病人教給我更多關于暴力、邊緣機能和潛意識的知識。

對謀殺暴力的一點理解 至少有三個關鍵過程將暴力同精神化的重大失敗聯系起來。第一，個體未建立很好的、只有對精神狀態的意識才能提供的身份感（sense of their own identity）時，易感覺到他們對自身行為不負有責任，因為在人所特有的將目的和行動聯系起來并制造力量感的能力上他們確實有缺陷。對于要產生的這樣一個力量感，在嬰兒期和后來必定一直存在依戀人物來察覺嬰兒意圖并幫助軀體上相對無能力的個體完成部分行動，以便行動對環境的影響能完成一個因果循環并借助它產生的影響將行動和事先意圖聯系起來。力量感就是這樣形成的。亨利埃塔缺乏這樣一種感覺：她的思想、感受和信念以及她的行動都在某個水平不可避免聯系起來。這增加了她對不能擁有的東西實施暴力和自我傷害行為的危險。

第二，精神化能力在預測針對另一人行動的心理后果時至關重要。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亨利埃塔不可能指望知道其他人會如何感受，或可能情愿從她的意識或潛意識中把這些知識拿走。我們會看到，這是一個尤其適用于依戀關系并制造這些冷淡肉體接觸的選擇性喪失，而非洋溢著感受和想法的兩人聚在一起。

第三，精神化的局限引起表象系統內部一定流動性，尤其在和精神狀態的關系中。感受或想法不被體驗為真實或有意義。它們容易改變，能夠拋棄，或許是精神化鏡象的分離狀態是可觀察到的結果。分離對于亨利埃塔極其重要，既在將她自己同體驗為太痛苦的觀點和感受的分離中，也在解放她的心靈以實施通常和強烈痛苦或疼痛不可避免連在一起的行動中。她有非凡的自私自利能力，將她自己和其他人不可接受的行為重新解釋為可接受的。這些因素中沒有一個引起謀殺，但所有因素都是實施暴力行動的基本前提。

因此是什么將精神化的失敗變成了暴力？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懂得在亨利埃塔治療過程中治療揭示的紊亂的表象結構。在亨利埃塔自體中有一個他人。也許最初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空虛狀態，一個在她嬰兒時期努力表現自體狀態時內化的抑郁而反應遲鈍的他人。或許由她投射的嬰兒暴怒產生，或許后來在她被虐待的過程中發展，這一異己自體漸漸容納她的暴怒、憎恨和恐懼感，以及在她認為可怕和難以處理的客體形象。在成年，她紊亂的自體表象表現為一個對控制他人勢不可擋的需要。她重復性建立伴侶在其中充當她無法忍受自體狀態媒介的關系。她也將之外化到身體內并希望毀滅或操縱其他人毀滅它，潛意識地希望用這一毀滅達到持久的自體一致性狀態。她求助于暴力來毀滅一個精神狀態，一個是她但與此同時又不是她的精神狀態。她希望否認它卻感覺不到對它的控制，謀殺行動是對這個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在謀殺的那一刻，她的客體從感到她的羞恥，轉變到讓她感到可恥，一種她不顧一切否認的感覺。她感受到一種恐懼：自體一致性會由曾被外化內容的返回而受到破壞。暴力行動履行雙重功能。首先是潛意識的希望，這一希望借助它的戲劇性毀滅會永遠消失。察覺到她的受害者眼中的恐懼，她奇怪地感到安心。但她制造的恐懼也幫她再現和重新體驗客體內部的異己自體。

精神化能力的缺乏暴露異己自體，如同它制造異己自體一樣。它也表現一個在其中感受和想法感覺真實且只有一個現實版本是可能的思維模式。男友的情感影響不能通過精神化的媒介得到重新解釋。她將外部和內部等同的心理現實初級體驗使她成為一個有趣人物，真正威脅到她?自體?的毀滅。羞辱感襲擊自體，精神對等使其成為一個生或死的遭遇。隨之發生的是一個絕對不缺少移情的激怒而持久的施虐行動。這似乎是本質的：她看到他的反應和在那個反應里面她會另外不得不體驗作為她自身部分的東西。他的掙扎，流血和受苦是這一體驗至關重要的特征。她的暴怒一點也不?盲目?。在她覺得不可忍受的情感狀態和發作中她歸因于受害者的情緒之間有著微妙而特殊的聯系。在這一刻有主觀上的合并，一種我認為近來成為有人際取向分析師的關注焦點的體驗。對亨利埃塔的行動感到同情是困難的。不過在某種意義上，給出她在精神對等模式中的羞恥現實，我們可以說她殺死了自體防御。暴力是針對在心理平衡模式中體驗的羞辱和羞恥所產生的毀滅性事實的一個防御。除了暴力，她沒有資源保護由她受損的精神化能力決定性削弱的自體表象。在謀殺的一刻亨利埃塔感覺有活力，感覺一致和真實，感受不到致死的拒絕、侮辱和嘲弄，一時再次感受重要的自尊。表面上她的行為可理解為宣泄性，但我認為平衡的恢復與其說需要驅力的釋放，倒不如說需要內部完形的獲得，內心和平的產生和一種不尋常的寧靜。

我沒有時間描述跟隨這些觀點而來的治療行為模式。經典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解釋幾乎不起作用。對病人精神狀態每時每刻改變的澄清是治療目標。規定不能得到解釋，因為它們除了希望在治療師那里制造一個特殊狀態之外并沒有象征意義。精神化的修復是目標。對治療師而言，僅僅對于病人那里可能會引發一種規定的情緒狀態，換句話說病人當時在那一刻的感受作出詳細描述就足夠了。治療師應以在他一部分心靈中保留病人的精神狀態為目標，讓病人能察覺他的理解，盡管他也必須接受那些同時發生的眾多投射過程（Target & Fonagy, 1996）。這種雙重功能不容易，但我們相信病人的解救方法在這一功能內部。心理治療促使將內部世界體驗為推動內部和外部等同的非反射模式逐漸轉化到一個內部世界在其中用更多慎重和尊敬得以處理的模式，獨立并在性質上不同于物質現實（Target & Fonagy, 1996）。治療師對精神狀態關注的內化強化了病人針對自身體驗類似關注的能力。對心靈的尊重產生對自體的尊重，對他人的尊重以及最終對人類群落的尊重。正是這一尊重推動和構成了對暴力病人的治療性努力，并用最大的透明度證明我們的心理學遺產。

第二篇：精神分析---心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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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心理歷程—心得體會

一；精神分析

1；自由聯想。夢的解析，移情分析，阻抗分析。

2；心理咨詢與聊天有什么區別？

3；心理咨詢與政治思想工作有什么區別？

4；自由聯想（白日夢）1-2分鐘。

意向分析。

二；；

母親課堂

1；精神分析是，移情—反移情—和阻抗的學問。

2；精神分析師是；處理---移情—反移情—和阻抗的專家。

3；移情；過去在現在的重復。

4；永遠不要猜想別人在想什么。

5；一定要感受自己得感覺是什么。

三；

夢的解析 ：：

1；當你夢到不好的事情。。

說明你仍然在奮斗。。

你仍然活著。。

當你夢到好的事情。

你就該小心了。

四；

好人如何判斷何時該殺人？？？

若我認為那人會傷害我或我的家人，我就會盡一切力量阻止他，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有可能發生。

五；

偏頭痛、、曾奇峰；；對著鏡子說話15分鐘，每天。

鼻炎，好幾年聞不到味道，（把自己關在房間內，想罵誰就罵誰，15分鐘，每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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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校園暴力分析及心理干預

校園暴力分析及心理干預

定西市安定區西關小學 743000 燕巧玲

關鍵詞：校園暴力 學生 心理因素 干預

在校園暴力中主要就是校園欺凌。校園欺凌是指同學間欺負弱小的行為，校園欺凌多發生在中小學，由于我國是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受害者會長期受到欺凌。欺凌過程，蘊藏著一個復雜的互動狀態，欺負的同學會對被欺負的同學構成心理問題，影響心理健康，甚至影響人格發展。在眾多的校園暴力事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從學生自身方面，由于行為習慣和文明禮儀問題而引發的校園暴力事件。中學生大多是由本街道各個小學升上來的，也有少量外地轉進來的學生，人數上百，形形色色，所以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學生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同學也都是陌生的，在原學校長期以來養成的生活習性也不同，行為觀念相差比較大，所以，在學習、生活過程中容易產生摩擦和矛盾。禍從口出，有些學生語言不文明，臟話隨口而出，容易產生矛盾，結果同學雙方爭吵，惡語相向，矛盾進一步激化，發生打架事件，如果沒有得到及時處理，甚至還會引發社會人員參與的群體斗毆這樣的惡性事件。

二、結交一些輟學的同學和社會不良人員，近墨者黑。比如有網癮的、抽煙的、打牌賭博等等而引發的學生矛盾事件。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往往與社會環境、不良風氣的影響有著直接關系。當前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化現象、不良風氣給青少年造成極大的腐蝕和影響，特別是一些圖書報刊、音像制品、網絡游戲充斥著大量的兇殺械斗，腐蝕學生的心靈，使得學生經不起誘惑，不自覺地模仿，學會了用以暴抗暴的方式來解決矛盾和沖突，致使校園暴力頻頻上演。再就是社會、媒體對校園暴力事件的過分渲染，及個別學生家長對孩子的過分溺愛，對學校責任的過分苛求，助長了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

三、因為男女生不正常交往，爭風吃醋而引發的校園暴力事件。這類事件往往是由于男女生交往過度，關系不正常而導致的，所以我們男女生之間一定要正常的交往，正確的交往。

四、家庭因素影響。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家庭環境能否讓學生健康的成長，起的作用很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這句話說得非常有道理。父母是對孩子影響最早、影響時間最長。父母的個性特點、教養觀念和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健康成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些學生的父母解決問題的方法比較偏激，孩子也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也總愛用暴力解決問題。一位心理學家說：“家庭是孩子心靈成長的搖籃。只有健康的家庭，才能給孩子健康的成長環境，而一顆健康成長的心靈會在家庭環境中體會到幸福與快樂，反之則不然。”由此可見，父母的教育、家庭的健康都是保持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學生的很多問題可以從父母、家庭里找到原因。

許多家長從小就向學生灌輸的是在以牙還牙、以暴制暴的錯誤觀念。不少家庭的父母因孩子是獨生子女就對其溺愛、嬌慣，在溺愛中長大的孩子，往往有較嚴重的惟我獨尊的畸形心態，形成了遇事只考慮自身利益、漠視他人存在的偏狹性格，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了外界的侵犯，就立刻會采取一些極端行為來發泄自身的憤怒。家庭暴力、父母離異，忽視對孩子的言傳身教，讓孩子滿腦子閃現的都是打架斗毆、強者為王的畫面，一旦在校與同學發生矛盾，便會發泄出來，打架斗毆也就在所難免了。

五、“哥們”關系，所謂的講團結，講義氣而引發的校園暴力事件。打群架就是因為同學互相幫忙、好朋友幫助調節問題，結果越調越亂，發生打群架事件。

六、學生心理年齡的原因，在每一屆學生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存在某種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和性格缺陷問題。首先，從青少年這一群體身心發展的特點看，由于心理發展尚未成熟，缺乏社會生活經驗，辨別是非的能力不強，加之面臨考試、升學等諸多人生選擇的壓力，遇事往往不冷靜、易沖動、敢冒險，處理問題也常常不計后果。一旦與同學、老師產生矛盾，就很容易采取一些過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導致暴力事件的發生。其次，從個別的人格特質看，一部分學生性格偏執、過激，遇事不冷靜，鉆牛角尖，即使是一個很小的間矛盾或語言摩擦，也會使其難以承受或喪失控制力，就會演化成極端的暴力傾向，催生出校園暴力事件。

針對校園暴力所產生的主要原因，學生如何預防校園暴力的發生呢？

第一、在威脅與暴力來臨之際，首先告訴自己不要害怕。要相信邪不壓正，終歸大多數的同學與老師，以及社會上一切正義的力量都是自己的堅強后盾，會堅定地站在自己的一方，千萬不要輕易向惡勢力低頭。而一旦內心篤定，就會散發出一種強大的威懾力，讓壞人不敢冒然攻擊。

第二、大聲地提醒對方，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違法違紀的行為，會受到法律嚴厲的制裁，會為此付出應有的代價，在能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大聲呼喊求救。碰到‘下暴’應盡量保持鎮靜，不要驚慌，有勇有謀地保護自己。無論如何一定要記住‘下暴’者的人數和體貌特征，以便事后及時報警或報告老師。最好還是運用自己的智慧與壞人進行周旋，達到既能保護自己，又能巧妙制服壞人的最佳效果。

第三、如果受到傷害，一定要及時向老師報告或報警。不要讓不法分子留下“這個小孩好欺負”的印象，如果一味縱容他們，最終只會導致自己頻頻受害，陷入可怕的夢魘之中。千萬不能因為一時害怕而選擇怯懦，不報警只能助長‘下暴’者的囂張氣焰，他們不僅還會不停地來糾纏你，而且還會繼續危害其他同學。對學生來說，讓“暴力”遠離校園，應該從自身做起，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從而鏟除校園暴力滋生的土壤。

每個同學都要樹立正氣，這樣才會形成學校的正氣，這就要求我們同學要按中小學生守則要求自己，養成舉止文明、自尊自愛、尊重他人、團結互助的好品德和好習慣。

第四篇：精神分析

（2014－2015學年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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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療法

一、理論基礎

其基本理論核心是：人的精神活動可分為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

1、潛意識理論，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活動分為3個層次 , 即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被壓抑在潛意識里的各種心理沖突，雖然感知不到，但并未消失，而是潛伏在潛意識之中，在一定條件下可通過某種轉換機制以病態的方式表現出來，形成各種心身癥狀或精神疾病。

2、人格結構理論，弗洛伊德假定人格是由3部分構成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認為，在一個健康的人格之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作用是平衡的。如果本我、自我、超我三種力量不能保持這種動態平衡，則將導致心理失常。

3、性欲論，弗洛伊德認為，人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本能要使生命得以延續和不斷發展，而死本能要使生命回復到無機狀態，兩種本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生命就在它們的沖突和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

4、神經癥的精神病理學，弗洛伊德把焦慮視為理解神經癥的關鍵所在，為防止焦慮的加劇，就要設法干預、抑制或消除本能的沖動。

二、心理障礙產生的原因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心理疾病患者的異常行為表現以及他們所意識到的內心體驗僅僅是一個表面現象其真正原因在于來訪者早年生活的心靈創傷以及由此遺留下來的被壓入潛意識的矛盾沖突。也就是說，潛意識中未解決的心理沖突，是日后發病的根源。

三、心理治療的原理

精神分析學派認為: 幼年情緒發展中遭受挫折, 并由此形成情結是后來一生各個發展階 段上出現心理問題或障礙的原因。潛意識和意識或本我與超我之間的沖突, 在自我中的表現, 或在自我中被體驗到就是心理問題或障礙的癥狀。比如發展觀點, 如果哪一個階段發展不力, 就可能在那個階段留下情結對個體后來的性格形成有很大影響。再比如適應觀點,自我防御機制不良, 就可能產生現實性焦慮、神經癥焦慮以及道德性焦慮。精神分析的幾種理論是針對改 變一個人的人格或個性的構造而設計的。在這一過程中, 病人要努力解決他們自身內部無意識的沖突, 并發展更多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問題。精神分析學派旨協助求助者能夠去 發現性行為的潛意識。并且認為其行為是受了過去的因素(潛意識)所支配, 精神分析學幫助他們了解過去,以便了解現在, 從而解決問題。

四、心理治療的方法

1、夢的分析。發掘潛意識中心理資料的另一技術就是要求病人在會談中也談談他作的夢，并把夢中不同內容自由地加以聯想，以便治療者能理解夢的外顯內容（又稱顯夢，即夢的表面故事）和潛在內容（又稱隱夢，即故事的象征意義）。

2、阻抗分析。阻抗是自由聯想過程中病人在談到某些關鍵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自由聯想困難。其表現多種多樣，如正在敘述過程中突然沉默，或轉移話題等。阻抗的表現是意識的，但根源卻是潛意識中本能地有阻止被壓抑的心理沖突重新進入意識的傾向。當自由聯想接近這種潛意識的心理癥結時，潛意識的阻抗就自然發生作用，阻止其被真實地表述出來。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當病人出現阻抗時，往往正是病人心理癥結所在。

3、夢的解析。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夢的解析》中，認為“夢乃是做夢者潛意識沖突欲望的象征，做夢的人為了避免被人家察覺，所以用象征性的方式以避免焦慮的產生”，“分析者對夢的內容加以分析，以期以發現這些象征的真諦”。所以發掘潛意識中心理資料的另一技術就是要求病人在會談中也談談他作的夢，并把夢中不同內容自由地加以聯想，以便治療者能理解夢的外顯內容（又稱顯夢，即夢的表面故事）和潛在內容（又稱隱夢，即故事的象征意義）。

4、移情，移情是病人在沉入對往事的回憶中，將童年期對他人的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移情有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和負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正移情是病人將積極的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負移情是病人將消極的情感轉移到醫生身上。借助移情，把病人早年形成的病理情結加以重現，重新“經歷”往日的情感，進而幫助他解決這些心理沖突。

5、解釋。在治療過程中治療者的中心工作就是向病人解釋他所說的話中潛意識含義，幫助病人克服抗拒，而使被壓抑的心理資料得以源源不斷地通過自由聯想和夢的分析暴露出來。解釋是逐步深入的，根據每次會談的內容，用病人所說過的話做依據，用病人能理解的語言告訴他的心理癥結的所在。解釋的程度隨著長期的會談和對病人心理的全面了解而逐步加深和完善，而病人也通過長期的會談在意識中逐漸培養起一個對人對事成熟的心理反應和處理態度。

6、自由聯想。自由聯想是讓人們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自由聯想, 可以借助投射測驗, 把內心的念頭和潛意識中的東西通過投射來了解當事人現在行為的現象。當要求病人作自由聯想時, 他們意識、無意識里產生的一切有關事情都被咨詢師所斟酌。自由聯想的內容可能是身體的感覺、情緒、幻想、記憶、近來的大事件等等。

7、投射測驗。投射測驗是指向被測試者提供一些未經組織的刺激情境, 讓他在不受限制的情境下, 自由地表現出 他的反應, 分析反應的結果, 便可推斷出他的人格結構。投射法作為一種測驗, 主要探討個體隱蔽的行為或潛意識的、深層的態度、沖動與動機。

五、評價 精神分析療法既是一種醫療技術也是一研究方法, 它的研究價值就在于它能夠發掘各種深藏于潛意識中的關系, 而它的醫療價值則在于它能夠使求治者借助于醫療家的解釋來理解這些關系。由于精神分析療法與精神分析學派理論在醫療實踐中的緊密聯系, 使得精神分析學派心理學比其他心理學派顯得更富有生命力。

精神分析的咨詢效果來看, 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對心理咨詢與治療做出了巨大貢獻。首先, 它使咨詢師可以進入求助者的內心世界(潛意識),發現求助者產生心理問題的深層原因, 從而有的放矢解決其矛盾與沖突;其次, 人格理論, 夢的解析雖然未必完全正確, 但卻開風氣之先, 使得許多學 者借鑒它的精華,發揚光大, 并彌補不足, 以后的大多數心理治療理論是從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衍生出來的;

再有, 精神分析從早期經驗、病例史, 從人生的各個階段發展來了解, 它的理論又是相當周全的。神分析療法把心理問題產生的癥結追溯到一個人早期生活經驗, 特別是童年的精神創傷和經歷 , 讓求治者認識到當前的病態與幼年經歷的關系 , 幫助求治者克服用幼年的方式解決成年人的心理困難的幼稚行為, 這對心理治療實踐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最后,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比較艱深, 學習不易, 需要耐心多下苦功才行。精神分析療法的歷史意義和貢獻還表現在 它對其他心理治療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上。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療法對以后的一些相關心理療法 , 例如榮格的心理分析法, 云恩的分析心理學, 阿德勒的心理分析法, 約翰羅森的直接分析法, 以及認知學派和人本主義的某些療法, 包括中國學者鐘友彬的“認知領悟療法”等, 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精神分析理論有其長處也有其不足。它通過演繹推理得出結論, 認為癥狀是經過化裝的無意識的癥結。因此, 精神分析的咨詢與治療著重在尋找癥狀背后的無意識動機, 使之意識化。就是通過分析,使求助者自己意識到無意識的癥結所在, 產生意識層次的領悟, 使無意識的心理過程轉變為意識的心理過程, 了解癥狀的真實意義, 使癥狀消失。但這一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效果關鍵在于咨詢師的經驗技術以及當事人的配合程度, 這是比較困難的一點。它也比較主觀,太注重病理性的因素, 不夠科學。

隨著傳統醫學模式的改變，人們開始更多地從重視純生物轉向重視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由于精神科藥物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副作用以及新藥費用的昂貴等因素，精神分析療法顯得相對經濟和實用 , 精神分析療法畢竟屬于深層次的對因治療 , 一旦有效便可實現根本意義上的治愈。而且在改良的精神分析療法中, 病人也無須一定要睡在躺椅上, 且每周只需會晤1一2次, 每次一個小時, 并能夠在3一6個月內獲得療效, 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精神分析療法過于費時費力的弱點。因此, 對精神分析療法取其精華的學習和研究, 對解決現代人的心理問題還是很有意義的。

第五篇：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

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一析羅洛·梅的人格圖像理論

作者：葉浩生咨詢流派來源：http://點擊數：1054更新時間：2008-12-27

一、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分聽的轉變

早在讀大學期間，羅洛·梅就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大學畢業以后，他曾跟從阿德勒學習精神分析理論。1943年，他進入美國紐約的一所研究院，拜新精神析學家弗洛姆為師，再次系統研習精神分析的理論與方法。之后他開設了心理診療所，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療病人，如果根據羅洛·梅的這種經歷，我們應推斷他將沿著精神分析的道路走下去。但事實卻是，最終他轉向一條新的道路——存在分析，接受存在主義哲學理論作為已、理治療的基礎。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么呢?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即精神分析的困境，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和羅洛·梅獨特的個人休驗。

本世紀五十年代，精神分析學派碰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社會風俗已變得非常開放，依據弗洛伊德的理論，這種開放應有助于緩解伊底和超我的矛盾沖突，從而減少心理治療的負擔。但事實卻相反，即更多人接受心理治療。這些人而臨的是內部空虛、自我陌生、焦慮、無價值感等新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學面對上述現象無法作出圓滿解釋。而對這一問題，某些精神分析理論家試圖在精神分析的理論框架內解決這一急迫問題，而包括羅洛·梅在內的另外一些精神分析學者，卻開始懷疑精神分析療法的理論基礎。他們發現，只要囿于弗洛伊德的理論，他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病人。他們認為，在社會風俗開放的今天，再以性壓仰來解釋種種變態心理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為此，羅洛·梅等開始尋求一種能取代精神分析理論的、更符合現代西方人心理特征的理論和方法，以便把心理治療建立在穩固溝基礎之上。這是促使羅洛·梅轉變的第一個因素。

正當羅洛·梅在精神分析的道路上猶豫、觀望之時，歐洲大陸的存在主義運動興起了，并迅速傳播到美國。存在主義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了羅洛·梅，促成了羅洛·梅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的轉變。

存在主義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強調哲學研究的對象應是單獨的個人，它所研究的一切，總是圍繞著“我個人生存，或者說我個人的存在究竟有何意義”這一中心問題。且在研究單獨的個人時，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是把個人放在社會聯系里，強調個人體面的困境，以及個體面臨困境時產生的焦慮病苦、孤獨、空虛等情緒體驗。對于臨床心理學家來說，存在主義從單獨個人出發的觀點比弗洛伊德的理論更有指導意義。且存在主義者對個人的痛苦、焦慮等情緒狀態分析比弗洛伊德的理論更符合二次大戰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心理實際，因而易于為不滿精神分析的臨床心理學專家羅洛·梅所接受。

存在主義哲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認為人有自由選擇的能力，個人的價值完全取決手自已的自由選擇；存在主義者的“人的自我選擇能力”觀點深深影響了羅洛·梅。他發現，精神分析理論過度強調因果關系決定論，認為人的行為受到本能和早期經驗的限制。這種錯誤的觀點無法解釋當代人的空虛、孤獨、自我陌生等病態的心理特征，給

心理治療實踐帶來巨大困難。而應用存在主義關于自由選擇的觀點，卻很容易解釋這種現象：這種變態心理的產生乃在于個人放棄了自由選擇的權力交給了社會或他人，從而進入了一種非真實的存在抹態中，自我的個性喪失了，個人獨特的潛能得不到發揮，只能機械地、無生氣地順從他人的要求，因而逐步產生空虛、自我疏遠、生活毫無意義等痛苦的情緒體驗。作為心理治療專家的羅洛·梅并沒有因存在主義哲學而成為存在主義哲學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所接受的是“存在主義哲學的態度”。三十年代末，羅洛·梅患了肺結核。在療養期間，他只研讀了兩本書，即弗洛伊德《焦慮的問題》和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的《恐怖的概念》。對比二者的理論，克爾凱郭爾的理論更符合自己和其他病友的實際體驗。羅洛·梅深感這種認識更進一步促使羅洛·梅從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折的轉變的第三因素。幸運的是，羅洛梅的疾病痊愈了，“但他原有的精神分板傾向卻沒有恢復，他隨后的職業生涯貢獻給探索人格的本體論基礎”

二、羅洛·梅心理治療所勾畫的人格圖像

為了正確指導心理治療，給心理治療奠定理論基礎，羅洛·梅認為應首先勾畫人格圖象。什么是人格?不同學派的心理學家有不同的回答。羅洛·梅從存在分析的觀點出發。認為人格首先是一種“存在"(Dasein)“存在”既不象弗洛伊德的“自我”，也不象容格的“阿妮瑪”那樣，是精神的一部分，而是一種整體結構，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羅洛·梅認為，這種存在是先于一切本質的，人格的一切本質都是“存在的基礎止，通過自由選擇獲得的。人必須擔選擇的責任和后果，任何逃避選擇的行為都有損于他的。“存在”。因此，在羅洛·梅看來，心理治療的目的，是使病人重新體驗他的存在是真實的，使他更充實地體會到他自己的存在?”②

從上述觀點出發，羅洛梅以為正是由于人有自由，羅洛·梅認為人格圖象的第二個，也是最主要的成分是自由。因為可進行自由選擇。人才確立了自己的本質，也才從刺激－反應的動物中區別開來，也正是因為人有自由，所以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羅洛·梅從心理學的角度證明自由對于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以便給心理治療打下可靠基礎。在羅洛·梅看來，個人的行為是在自由選擇中進行著的。人類的潛力與責任感與人的自由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自由是人格的基本條件。因此，羅洛·梅相信自由選擇的可能性，不僅是心理治療的先決條件，同時又是使病人重新獲得責任感、重新決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唯一基礎條件。羅洛·梅并不天真地認為人格中的自由是不受約束和控制的。每個人都深受著特定的時空、特定社會、特定家庭和其他條件的限制。但是，不論這些影響我們的因素是什么，每個人對這些因素均或多或少也有選擇的余地。考慮到人格的這一要素，羅洛·梅認為在心理過程中，治療專家應引導病人接受自己對生活的責任，勇敢地承孩自由選擇的結果，發展自由選擇的能力。人格的第二個基本因素為個性，意指自我區別于他人的特性。羅洛·梅認為，通過自由選擇，人確立了自我的獨特性，接受這一獨特性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條件之一。人格障礙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感覺自我不是自我、自己不能接受自我或不能容忍自我。換句話說，自我無法個性化，不能發現自我一的獨一無二的特性。為此，羅洛·梅

認為心理治療醫生應該幫助患者發現他真實自我，發掘自我與眾不同的獨特本質，而不能象精神分析那樣，以千篇一律的人格模式看待有心理病人，更不能把自己的人格特性或某種特殊文化之下的“標準”人格特征強加給心理病患者。否則，心理治療就不能取得實際效果。

人格的第三個因素是社會整合。羅洛·梅認為，人格的形成和發展不能離開社會。人格同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離開了社會聯系就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人必須實現同社會的整合。羅洛·梅認為，為了維持自我的獨特性，自由的個人必須與社會整合。

在這里，羅洛·梅使用的是整合，而不是象一般心理學家那樣總是強調人對社會的適應（adjustment）。因為在羅洛·梅看來，適應是個人對社會單方面的迎合和屈服，不但過分強調了社會不可改變的影響力，而且忽視了個人的責任感、自由意志。相反，整合則表示相互作用，社會既能影響和改變個人，個人也有能力影響社會，甚至改革社會。羅洛·梅反對“社會適應良好”作為正常人格的最佳標志。他認為正常人格的主要表現應是能夠接受社會并充分運用自由選擇能力，發掘積極的、建設性的社會因素，以充實自我，實現自我。由子個人的自我實現必須依賴社會以及與他人的互助合作，因此，個人必須不斷地發掘并創造適合自己人格發展的社會環境。

不過，上面所說的人格的三個要素：自由、個性、與社會整合均不是容易建立或建立后一勞永逸的。個人必須連續不斷的重建他的人格。個人必須在自由、自主、責任與自私、懶惰、從眾的沖突之中，不斷地形成，而又不斷地改變著他的認格。

人格圖象的第四個成份為宗教緊張。所謂宗教緊張，羅洛·梅指的是存在于人格中的一種緊張狀態或不平衡狀態，這種緊張狀態是我們每個久在每時每刻都能體驗到的。它植根于人類的本性之中，是上帝不斷作用于我們心靈的一個一證明。

一般心理學家，尤其是精神分析學者，均主張心理的平衡，認為人格內部的平靜是人格健康的標志，而心理沖突則被視為不健康的表現。精神分析治療病人的主要途徑就是幫助病人把潛意識的沖突引導到意識領域中，從而達到心理的統合、平衡，消除心理的緊張狀態。羅洛·梅反對這一觀點，他承認心理組織的破壞可以導致人格分裂，但他否認消除沖突、緊張是心理治療的最高理想。他認為人格的最后平衡根本不可能，因為人格是動態而非靜態的，是不斷發展而非停滯不前的。羅洛·梅主張健康人格所需要的不是消除沖突、保持平靜，而是把破壞性的沖突轉變為建設性的心理沖突。那種試圖消除人格的沖突，使人格內部保持死水一潭的做法等于宣判人格的死刑。

羅洛·梅認為，人格中的宗教緊張最明顯的證明是人不斷地體驗到內疚感和焦慮感。羅洛·梅認為體驗到內疚和焦慮是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每個人在“做什么”與“能夠做什么”之間有二條鴻溝存在。換句話說，在理想與現實、完美與缺感、在我想做什么和實際做什么之間的這條鴻溝，正是人類內疚和焦慮產生的源泉。因此，他認為，在勾畫人格的圖像時不應把宗教緊張排斥在人格范圍之外、應該把宗教緊張狀態列為健康人格的基本因素之一。同樣，在心理治療中，不要把消滅沖突、取得平衡作為治療的首要任務。而應引導病人正確對待由緊張而導致的沖突，接受內疚和焦慮作為生活的不可避免的事實，勇敢地面對生活的挑戰。

羅洛·梅認為，上述四種人格因素是擔互聯系的，四種因素的交織而組成人格的基本圖像，是存在分析療法的理論基礎。

三、羅洛·梅的人格圖像理論的得與失

從精神分析轉變到存在分析的羅洛·梅想用新的態度和觀點闡述人格的本質，勾勒人格的基本圖像，以便給存在分析療法的臨床實踐提供一種新的理論依據。羅洛·梅把存在這一概念作為人格圖像的基礎。他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試圖通過對存在的闡述揭示人格的本質，其目的，在于指導心理治療專家醫治現代西方人的“存在喪失癥”，鼓勵病人增強自我存在意識，肯定和維護自我的存在。出發點和目的的不同顯示了羅洛·梅與存在主義哲學的依存和發展關系，也使得羅洛·梅的理論在人格領域的眾多理論中獨具特色。

羅洛·梅理論的第二個獨到之處在于他強調意識的作用。在羅洛·梅所勾畫的人格圖像中，無論是強調人的自由選擇能力，還是強調人與社會的整合，強調的都是意識而不是潛意識作用。這樣，歲洛·梅就拋棄了精神分析重視潛意識的傳統，恢復了意識在人格領域中的地位。潛意識概念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論基石。羅洛·梅盡管是精神分析陣營中成長起來的學者，但是他更注重人的意識的作用，認為人格主要受意識、而非潛意識的支配。羅洛·梅的這種觀點代表了經典精神分析—新精神分析—存在分析發展過程中關于意識作用的觀點的演變與進步，對人格心理學是一個重要貢獻

把自由列為人格的基本成份之一，是羅洛·梅的理論的第三個獨到之處。自由選擇的觀點，在存在主義哲學中指的是人的行為是自由的、下受任何限制的，羅洛·梅把這一觀點應用于心理治療領域，用以反對弗洛伊德行為的本能決定論，這就使得這一觀點有了新的含義。羅洛·梅并不主張人的自由選擇能力是無限的，而是有一定的范圍和條件的。但是人既然有這種能力，既然行為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后者正是羅洛·梅的重點之所在。他強調人格的自由成份，正是為了強調責任感的存在，其目的并不是為政治領域的自由概念尋找心理學的依據。，而是為了正確指導心理治療的臨床實踐，萬醫治喪失這種自由選擇能力而體驗到空虛、焦慮的現代西方心理變態患者提供理論基礎，這種觀點在心理學領域是獨一無二的，是羅洛·梅對心理學的主要貢獻之一

由以上三點可以看出，羅洛·梅對心理學的貢獻是應該肯定的。但羅洛·梅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學者，他的立場

決定了他看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必然會失之偏頗，其人格圖像理論也必然有其社會和歷史的局限性。

首先，羅洛·梅在社會與個人心理變態的關系問題上的看法是錯誤的。他認為現代人中間存在著一種“存在喪失癥”的病態心理，主要表現是個人在日常生活領域失去了一切個性特點，失去一切獨立生活的領域，僅僅按照社會風俗習慣、道德倫理準則，象一切人那樣地生活。這種人只能簡單地順應社會，把一切交給異己的社會力量，這種人會因個人存在價值的喪失而體驗到空虛、孤獨和焦慮。羅洛·梅指出病態心理的社會原因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卻把導致病態心理的社會原因歸咎于社會本身，認為這種現象為一切社會所共有。他沒有認識到這種現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泣會的政治、經濟動蕩不安在人們心理上的表現。

其次，羅洛·梅的理論從總體上來講是唯心主義的。羅洛·梅所闡述的存在概念，既非物質的，也非精神，同時又是物質又是精神的。他試圖以這樣一個概念超出唯物與唯心的范疇。但實際上他所談論的存在本質上還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這樣一個概念作為勾畫人格圖像的基礎，必然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

羅洛·梅的理論中不僅具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份，也還有客觀唯心主義成份。在他所勾畫的人格圖像中，宗教緊張占據著重要地位。他認為宗教緊張是上帝不斷作用于我們的一個證明。根據心理動力學的觀點，人的心理內部時刻有沖突、焦慮和內疚等緊張狀態的存在，且這種緊張狀態是人格變化和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觀點本來無可厚非。但是羅洛·梅無法搞清這種緊張狀態的來源，卻把這種緊張狀態歸因于上帝。在這里，羅洛·梅又陷入了客觀唯心主義的泥坑。

最后，羅洛·梅的理論處處都顯露出明顯的主觀、思辯等哲學的特征。如果我們不了解羅洛·梅的目的在于為心理治療奠定理論基礎，則很有可能把他對人格的論述當作某種哲學理論。羅洛·梅的人格理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思辯性、哲學性特征，不是偶然的。心理學自獨立以來，一直存在一種反哲學的傾向。這種傾向從馮特開始，由行為主義者所繼承，至今在美國心理學界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心理學中有一股回歸哲學的傾向，一部分心理學工作者認為“役有人能逃避哲學問題僅在于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運用好的哲學或壞的哲學，或含糊哲學”③這部分心理學家認為，如果說過去心理學的獨立曾依賴它同哲學的分離，那么今日心理的進步將依賴它同哲學的聯系。羅洛·梅正是具有上述心理學家之一。

任何一門學科都必須接受哲學方法論的指導，完全避開哲學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但羅洛·梅的理論哲“味”太濃，以致若切去心理治療部分，幾乎成了赤裸裸的哲學理論，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主觀、思辯的哲學性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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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Rollo May.Existence： ANew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N.Y.1959，P.31 ③Henryk Misiak.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N.Y.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