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的區別

論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的區別

——法學1402班林芷苓1110314216——

一、概念

1.自由競爭指可以自由進行資本投入、轉移和商品買賣的競爭。實質是自由地追逐剩余價值的競爭。

2.公平競爭指競爭者之間所進行的公開、平等、公正的競爭。公平競爭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使他們不斷完善管理，向市場提供質優價廉的新產品。

二、產生的根源與優勢

1.自由競爭是工業革命時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工業個名的高產使得國內市場無法完全消化這些產品，于是產生了產品剩余。為了讓被剩余的產品能夠充分發揮它們的價值，那么最好的辦法以及資本主義的必然趨勢就是開拓海外市場。然而在與海外交易的過程中，過多的政府干預不僅僅家中了政府的負擔，也加大了市場拓展的阻礙。

因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了“自由競爭”一法，強調讓市場自由貿易、競爭、經營。

私人資本家可以自由參加或退出各種行業的經濟活動；市場上價格的形成是自發的，它反映供求狀況的變化，可將稀缺的資源分配給生產者，也可把商品和勞務分配給消費者；企業之間自由地競爭。自由放任的經濟活動和資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場機制來推動，國家或政府的經濟職能僅限于保護自由競爭，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2.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確實大有獲益，但是這樣的快速發展并不長久。自由競爭產生的不正當經營、壟斷行業使得市場競爭無序化，自由競爭片面地追求社會經濟利益的增長，卻沒能真正意義上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股票投機過度、信貸消費過度等都造成了市場的虛假繁榮，終成一只“披著狼皮的羊”，且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是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無政府狀態，于是經濟危機爆發了。

公平競爭概念的提出源于1929 年-1933 年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為為美國羅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論依據——用政府行為去宏觀調控經濟的發展。

國家干預經濟成為一種必然，實現赤字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資的增量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有助于把經濟運行中的“漏出”或“呆滯”的財富重新用于生產和消費，從而可以實現供求關系的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用政府這雙無形的手，合理調配社會資源，有效減少壟斷現象以及保護本國企業。

三、價值理念不同

1.自由競爭追求的價值理念

放任自由與形式平等，追逐經濟利益快速增長

2.公平競爭追求的價值理念

相對自由與相對平等，追求經濟利益穩定發展

四、適用原則不同 1.自由競爭的適用原則

競爭者在同一市場條件下，按照同一市場規則，自由地決定參加或退出市場的競爭而不受外在政府意志的干預，其本質是優勝劣汰。2.公平競爭的適用原則 競爭者的起點是平等的，市場準入原則是公平的。排除壟斷，結盟。競爭過程要求不得采取不公正的競爭手段進行競爭或扭曲市場競爭秩序，競爭結果必須被政府宏觀調整，如公平分配、稅收調節等。

第二篇：論領導與管理的區別

論領導與管理的區別

摘 要：領導與管理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又有明顯的區別，而且隨著社會化程度的提高，領導與管理的區別更加突出。準確地區別二者的特征，對做好領導工作和管理工作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領導；管理；管理學；區別

關于領導與管理兩者間存在的差別與聯系，現代管理學界已有諸多的論述與分析，很少再有人會對這樣兩個接近的概念無法區分，甚至只要是對管理理論略知一二的人，也可以大致說出二者的差別。至于兩個概念的學界探討，就更是多不勝數，讓人應接不暇。

首先，我們得了解領導與管理的基本概念。所謂領導者，是指一種社會角色，特指領導活動的行為主體，即能實現領導過程的人；而管理者是指在組織中從事管理活動、擔負管理職能的人，即負擔對他人的工作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等工作，以期實現組織目標的人。

著名領導力專家約翰·科特曾在《變革的力量：領導與管理的差異》（A Force for Change： How Leadership Differs Management）一書中著重對管理和領導這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對于管理與領導兩者之間存在的顯著差異，科特具體從四個階段進行了詳細區分。

階段一：制定議程。這一階段中，管理主要表現為制定計劃、編制預算的過程，具體來說就是編制為實現目標而采取的具體步驟和行動安排，并且對實行計劃過程中所需要的物資進行安排。領導表現為確定組織未來發展的方向，考慮組織發展的長遠目標，對未來進行規劃，制定宏觀的戰略，并且為將來可能出現的風險設計變革戰略。

階段二：發展完成計劃所需的人力網絡。管理表現為企業組織和人員配備，即根據具體計劃的要求建立組織機構，配備人員時要注意專業分工，給予他們完成任務所需的相應權力，并承擔與此相符的責任，通過一定的規則制定和政策引導來保證計劃的實施，并且建立一定的監督系統來監督計劃的執行。領導在這一階段表現為聯合群眾，具體來說就是將已經確定的組織發展方向傳達給廣大員工，爭取有關人員的支持與合作，并以此來形成影響力，使達成共同愿景、接受組織目標和戰略的人們形成聯盟。

階段三：執行計劃。這一階段管理側重于控制、解決問題，一旦發現偏差，立刻組織人員予以糾正，實行嚴格的監督，保證計劃的完成。領導在這一過程中側重于激勵和鼓舞，具體而言就是對人們沒有得到滿足的基本需求予以滿足，鼓舞和激勵人們，尤其是在面臨變革過程中的各種障礙時，能夠保持士氣，堅持不懈。

階段四：實施結果。結果階段也是最后一個階段，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預期計劃，實現計劃的過程中組織秩序得以維持，并且能夠持續發展。領導的結果通常引起變革，常常還是劇烈變革，在變革中形成巨大的發展潛力，能夠很快地適應新變化、新要求，隨時形成新的競爭力。

除了上述各個階段的區別，領導和管理還有一個很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不同點需要我們關注，那就是它們的功用不同。領導可能引起變革，但它自身無法保證組織按時間、按計劃完成預定任務，而管理可以使組織高效運轉，能夠維持組織秩序，但永遠也不會引起變革。兩者相互結合，就可以帶來高效、有序的變革過程。在這里，科特明確地將引起變革的力量定義為領導，沿著這一思路，科特在領導與變革這一研究領域中越走越遠。

領導行為的首要職能是引起變革，良好有效的領導行為能夠確定企業正確的變革方向，從而影響經營方向的擬定。企業經營方向的確定是領導行為的核心，而這一核心卻常常被人們同計劃尤其是長期計劃的擬定混為一談。計劃屬于管理過程，首要目的是維護秩序，不同于企業經營方向的擬定，更不會引起變革。計劃還常常應用于控制過程，通過定期對于真實執行情況和計劃的比照，可以發現偏差，糾正問題。一個好的計劃對于現代企業而言相當重要，可以使得企業內部活動相互協調，有序統一，但是再好的計劃也無法替代對經營方向的確定，更無法替代領導行為。作為領導行為的一個過程，經營方向的確定側重于擬定遠景目標和戰略，而不是編制計劃。遠景目標指對于某一事物未來狀況的描述，可以起到明確的指導作用，同時還可以產生巨大的激勵作用，一個好的遠景目標應該兼具需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目的不同，計劃和遠景目標無法相互替代，計劃可以幫助人們持續地展開工作，而遠景目標或者戰略往往引起產品、市場甚至企業經營方式的變革。相當多的企業對此區分不清，因此造成了管理過多而領導不力。在缺乏經營目標的情況下一味強調計劃，往往會造成計劃與變革的沖突，一旦情況

有所變化，尤其是出現突發性變化，都要重新制定計劃，這會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而當經營方向明確時，尤其是當計劃成為經營方向的補充和細化說明時，則計劃可以發揮出巨大的作用，并且反過來檢驗經營方向的恰當程度。值得強調的是，遠景目標和戰略的確定并不是模糊不清的、憑空想象的，而是要經過大量的資料搜集和分析，進行可行性判斷的邏輯推理過程。

領導的第二個核心問題是聯合群眾，也就是讓組織中的成員了解、接受確定的經營方向，并且努力實現這個經營方向。在現代企業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成員是完全獨立的，組織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成員之間的相互聯系，尤其是當組織想要進行變革時，這種相互聯系就顯得十分重要。如果各類成員不能有效地組織聯系起來，變革的目標將無法實現。在這里，屬于領導行為的“聯合群眾”和管理當中的“組織”行為需要加以區別。管理中的“組織”行為側重于建立用人體制、建立工作關系結構，并為這一結構配備相應的工作人員，根據具體情況還有可能采取培訓和指導手段，使得人員與工作相配套。從本質上而言，這種“組織”活動還是為了執行整個計劃。而“聯合群眾”活動相比“組織”而言，要復雜得多，并且面臨著人際交流上的巨大挑戰。聯合群眾工作中的溝通，目標群體不僅包括相關工作活動的負責人，還有相關的工作人員、供應商、顧客等。也就是說，這樣的交流不僅可能涉及到幫助執行遠景目標和戰略的人，還包括可能阻礙執行的人。這樣比較，會發現管理和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難度并沒有可比性。通用電氣公司總裁杰克？韋爾奇（Jack Welch）也曾坦率直言：“毫無疑問，對遠景目標和圍繞遠景目標的氛圍進行溝通一直是，并將繼續是最艱巨的工作。”（見《變革的力量》）

在進行重大變革的過程中，僅僅依靠合理的目標方向以及協調良好的聯盟是不夠的，這個過程中充滿變數，常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從而阻止變革的進行，或者使變革偏離軌道。為了保證領導的變革職能的實現，需要強有力的激勵行為去超越和戰勝各種阻力。激勵行為是管理和領導中都涉及到的問題，然而管理中的激勵行為和領導中的激勵行為卻大不相同。管理中的激勵行為主要表現為刺激人們遵守標準或計劃，常常采取經濟手段，對于將偏差減至最少的能力給予補償，或者制定群體規范來幫助實現目的。管理中激勵行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強控制，減少偏差，達到預期效果。而領導中的激勵行為與此不同，它不是通過

控制手段實現目標，而是通過滿足人們的成就感、歸屬感、被尊重感等基本需要來達到目的。它的本質是激發人們的力量和熱情，去戰勝變革道路上的阻礙。

此外，還可以從在工作范圍、自身素質、工作側重點、工作方法四個方面來對領導與管理進行區分。

1、在工作范圍方面：首先從領導者方面來說，領導者提供的是方向性的東西，需要從宏觀上把握組織的發展方向，為組織制定長期規劃，而且要時刻思考如何打破固有秩序，不斷創新，通過進行創新型活動來進行組織變革。領導者要解決的是本組織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同時還要對組織的未來進行一定程度的預見，總的來說，其工作要具有概括性、創新性、前瞻性。其次從管理者方面來說，管理者要做的是具體化的東西，需要在已有規劃指導下做好細部工作，為組織日常工作做出貢獻，管理者要研究的不是變革，而是如何維持目前良好狀態并使之穩定保持，因此有時管理者會進行一些重復性的工作，管理者對待問題不需要過分追本溯源，他們要做的是將已出現的問題很好的解決，總體來說，其工作具有具體性、重復性、現實性。

2、在自身素質方面，不同的工作也對他們提出了不同的素質要求。

(1)就像許多文章中提到的那樣，領導者在活動中主要運用的是個人魅力，好的 領導者用個人魅力影響其下屬，使他們愿意去聽從領導者，愿意遵照領導者說的去做，而管理者似乎更傾向于運用組織上賦予的權力去做事，管理者用權力樹立威嚴，讓下級“懼怕”，不得不聽從其指揮，按其指示去做事。

(2)“領導者要求做正確的事情，有關于任務的愿望，習慣從外向內看事情，喜歡深入第一線，知道如何做，對生活充滿熱情，首目標驅動，關注對的事情。管理者要求正確的做事情，知道做什么，有對任務的看法，習慣從里向外看世界，喜歡高高在上，知道說什么，喜歡得過且過，行動保守，受約束驅動”。

(3)領導者積極、大膽，具有拓展創新精神，喜歡討論且性格隨和善于搞好人際關系、安撫員工，認為工作是一種樂趣，對待工作主觀性較強，較為隨意。管理者相對于領導者而言較為保守、冷靜，喜歡守成多于開拓，獨立自主性較強，管理層與員工涇渭分明，管理者把工作看作是完成任務的過程，為工作而工作，工作似乎成為一種負擔，對待工作冷靜、理智、客觀，較少隨意性。

(4)一個好的管理者是可以通過學習而培養出的，而好的領導者更傾向于天

賦性。

3、在工作側重點方面：

(1)領導者看重的是結果是否符合他的預計，不過多關注過程，而管理者強調的是完成目標的過程是否符合要求，有無偏差。

(2)雖然都對效率和效益有追求，但手段不同。“領導者是通過人與文化的運作，因此是柔和而溫暖的；管理者則是以階層和系統運作為主，所以是剛硬而冷酷的。”

(3)領導者關注人，管理者關注生產；領導者提出問題，管理者解決問題。

(4)“領導者強調‘有機的情感非邏輯’，管理者強調‘機械的效率邏輯’”。

4、在工作方法方面：

(1)領導者工作較為隨意，靈活性強，不按理出牌，工作與領導者個性有很大關系，管理者，管理者以冷酷無情形象示人，把規章奉為信條，更具客觀性，因此有時領導者在部屬犯錯時可以法外開恩，但管理者卻遵章辦事。

(2)領導者傾向于運用激勵，“通過調動組織成員積極性來達成目的”。管理者傾向于運用控制，“按照給定條件和預定的目標，對受控對象施加主動影響”。

第三篇：論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的區別

論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的區別

——從案例出發的實證分析

【關鍵詞】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案例研究；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d91

3【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9297(2006)03—0195—0

4侵權行為法中的免責事由按損害是否由被告人的行為造成而分為正當理由和外來原因兩類，前者因

被告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免除或減輕被告人的責任；后者因被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缺乏直接因果

關系或者說損害不是被告人的行為造成的而免除或

減輕被告的責任。關于外來原因是由不可抗力和意外

事件兩者構成，還是不可抗力包含了意外事件．我國

法律對此沒有明確的界定；同時．我國侵權法學界也

是眾說紛紜，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有鑒于此．本文擬

從案例出發對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作實證分析．以期

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對兩者作較清晰的界定。

一、我國法律和學說對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的規

定和爭議

(一)我國法律對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的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第107條規定：“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同時《民法通則》第153條對

“不可抗力”作了解釋：“本法所稱的‘不可抗力’．是指

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我國國

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規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屬于醫療事故：??(二)在醫療活

動中由于患者病情異常或者體質特殊而發生醫療意

外的i．1?·(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該條例的第49條規定：“? ?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

不承擔賠償責任。”該條例并未對醫療意外和不可抗

力作解釋，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起草小組在《醫療

事故處理條例釋義》一書中作了如此解釋：①所謂醫療

意外，是指由于病情或病原體質特殊而發生難以預料

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情形。因此．醫療意外具有兩個

基本特征。其一，病員死亡、殘疾或功能障礙的不良后

果發生在診療護理工作中；其二，不良后果的發生．是

醫護人員難以預料和防范的．或者說是他們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同時．該條例起草小組

對不可抗力作了如下理解：②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可抗

【作者簡介】李建3j~(1962)，男，漢族，法學碩士，武漢大學在讀哲學博士，湖南省湘潭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衛生法學、法哲學及中國醫學思想史。tel：+86—732—2510537，e—mail：ljgdg888@sina．com

① 《醫療事件事故處理條例》起草小組編寫，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釋義【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96～97。

② 同前注。

· 196 ·

力的死亡等不良后果在所難免，這主要是疾病的自然

轉歸所致；其次，是病員發生了現代科學技術能夠預

見，但卻不能避免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并發癥。很顯

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了醫療意外與不可抗力

是免責事由中的兩種不同的情形。但是該條例起草小

組對不可抗力的釋義是不同于民法通則中關于不可

抗力的規定的，而對醫療意外的解釋卻又與民法通則

關于不可抗力的界定相似。

由此可見．我國法律法規中尚未將意外事件明確

化，換句說，即意外事件是侵權法中的一個獨立的免

責事由，還是被包含在不可抗力中，其法律規定尚不

明確。

(二)我國法學界對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關系的爭議

我國侵權法學說中對外來原因的類型(或稱內

容)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其一，以王利明為代表，認為意外事件(或稱為意

外事故)和不可抗力構成侵權法負責事由的外來原

因。①并認為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第一，從主觀上

看意外事件的不可預見是指特定的當事人盡事合理的注意和謹慎也不可預見。可見．不可抗力具有更強的難預見性。第二，從客觀上看，意外事件雖然具有不

可預見性，但它是能夠避免和克服的。而對于不可抗

力來說，即使預見到也不能避免和克服的。②對不可抗

力的定義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是獨立于人的行為之外，且不受當事人意志所支配的現象。它包括

某些自然現象(如地震、臺風、洪水、海嘯等)和某些社

會現象(如戰爭等)。③對意外事件的定義有兩種：一為

意外事件是指非當事人的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事故。④二為

楊立新提出的，意外事件是指非當的故意

或過失，是由于當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偶然發生的事故。⑤

其二，以張新寶為代表．認為意外事件已被不可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抗力所包含．意外事件不是一項獨立的免責事由，外

來原因中只有不可抗力這一項免責事由。⑥其理由主

要是：第一，從法律邏輯學的角度來看，意外事物與不

可抗力具有包含關系，不可能將二者完全區別開來；

第二，我國《民法通則》并未將意外事件規定為一種抗

辯事由；第三，主張意外事件作為抗辯事由者，完全是

套用有關不可抗力的學說，并無理論上的新意。⑦對不

可抗力沒有給出他自己的定義，但認為不可抗力的范

圍有自然原因的、社會原因的及國家原因的方面。⑧同

時，他認為意外事件是指非當事人的故意或過失而偶

然發生的事故。⑨這一定義與王利明關于意外事件的定義是一樣的由上所述及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雖然國內外

法學曾從3種角度提出過不可抗力的定義．但我國法

學者們關于不可抗力的界定基本統一在我國《民法通

則》第153條的規定。筆者也認為該定義具有合理性，但學者們提出的意外事件的定義及意外事件與不可

抗力能區別或不能區別的理由卻值得商榷。基于此，筆者認為，要弄清意外事件與不可抗力兩概念的區別

與關聯，還是先從案例出發對此問題作實證的研究再

回頭來作結論

二、從案例對意外事件與不可抗力的實證分析

(一)案例一

1．案情簡介：⑩2003年11月5日，患者梁某．女，52歲。因反復右上腹部疼痛1o年，伴低熱、黃疸8天

人住佛山市某醫院，患者3o年前曾因膽囊炎施行膽

囊切除手術。經核磁共振、b型超聲波及x線膽道造

影等檢查明確診斷為慢性膽道炎癥，肝內膽管多發性

結石，主治醫師決定給該病人行手術治療。手術過程

中由于肝內膽管結石多，部分難以用膽道鏡等器械取

出，為了盡量取出肝內膽管里的結石．手術醫師采用

3％的雙氧水沖洗肝內膽管，這時患者突然呼吸停止．

血壓急劇下降，麻醉醫師檢查發現病人血氧飽和度為

① 參見：楊立新，侵權法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20～223。參見：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m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4．552—580．

② 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9。

③ 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7。

④ 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8。

⑤ 楊立新，侵權法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2

2⑥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32～13

3⑦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32

⑧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29

⑨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33

⑩ 李慶生，譚家駒：《醫院的法律風險：醫療事故法律責任處理實用指南》【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 17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零．瞳孔散大，僅有微弱心跳，患者處于死亡的邊緣。

麻醉醫師立即用人工輔助呼吸、強心藥及靜脈注射無

水酒精等搶救措施。經醫師及時而正確的處理，患者

恢復血壓，轉危為安。再經高壓氧等針對缺血、缺氧性

腦病的治療．兩周后，患者得到完全康復。

2．案情分析：患者梁某在手術中出現的異常現象

為肺血管栓塞而致的呼吸驟停的臨床表現。基于伴有

慢性感染的多發性肝內膽管結石癥，采用3％雙氧水

沖洗肝內膽管的做法其目的為：一是3％雙氧水沖洗

時能產生大量的氧氣，起到抑制肝內膽管厭氧菌的作

用：二是3％雙氧水沖洗本身具有機械沖刷的效用．起

到沖洗出小型結石的作用。因此，它的運用具有合理

性 然而，3％雙氧水也有可能被肝內豐富的靜脈血吸

收帶到肺內而造成氧氣栓塞，雖然其幾率比較少，但

一旦發生．其情況就較為急重，會致人死亡。在本案例

中，醫療行為人正是基于此問題及此手術相關危險因

素的認識，預先作了較周密的安排，同時，醫療行為人

盡到了高度的注意義務，才能及時避免事件的惡化．

克服了不良的、不可逆的損害(或死亡)后果的發生。

但是，對患者來說．由于肺栓塞導致了手術康復期的延長。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治療費用的增加等過程性的損害或損失，這是事實，然而，病人卻不能因此而請

求醫療行為人就這一部損失給予賠償。因為。其一是

醫療行為人在此過程中無故意和過失：其二是該事變的出現在醫學上的認識是基于個別臨床經驗的統計

學(或稱歸納法)上的可能性判斷，它具有很大的不確

定性，即具體會發生在哪個患者身上、什么時間、全部的條件是什么。這些因素不能肯定判斷。故對個別患

者來講該事變具有不可預見性。它是偶然性的事件．

不具有必然的因果性聯系。其三是醫療行為人正是基

對該事變的統計學上的認識(或稱預見)，盡到了最善的注意義務，采取了全面的、有力的措施。避免和克服

了可能出的嚴重后果。滿足上述3個理由后。基于民

法的誠信原則，公平、正義原則，應該免除醫療行為人

就此事件造成病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二)案例二

1．案情簡介：①2003年9月12日。患者夏某。女。

46歲。因下腹部腫物，伴便血、頭暈不適1年而至佛山

市某醫院住院。人院檢查：下腹部有一手術疤痕8厘

米長，下腹部觸及腫物約2厘米x18厘米。移動性差．

質地中，化驗結果血紅蛋白為8．28克／升。核磁共振檢

·

查結果顯示盆腔腫物11．6厘米x13．7厘米x16厘米，子宮、膀胱、直腸受壓移位；截石位肛鏡檢查顯示齒線

上3、6、9點處粘膜隆起、充血。臨床診斷為：(1)腹部腫

物(腫物性質待查)；(2)混合痔；f3)失血性貧血。既往病

史：20年前曾做剖腹產手術．手術中即發現盆腔有腫

物．但由于當時的手術醫師無把握切除該腫物．故未

進行手術治療。2003年10月17日患者夏某在靜脈復

合全身麻醉下行腹部探查并擬行盆腔腫物切除手術．

術中切取腫物組織作快速病理檢查，被確定為神經纖

維瘤。在分離腫瘤組織時因腫瘤包膜血管破裂，同時，由于解剖不清致使手術損傷骶前靜脈叢．進而引發大

出血，累計總出血量達15 000毫升(相當于正常人體

內總血量的3倍)，并發失血性休克、彌漫性血管內凝

血(dic)等嚴重癥狀，患者處于死亡的邊緣。后經大量

輸血、止血、抗休克等搶救，患者才脫離危險。

2．案情分析：該案中所呈現的現象是臨床中此類

手術過程中發生率較高的一種并發癥。手術之前術者

已充分認識到了損傷骶前靜脈叢引發大出血．進而并

發失血性休克、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的可能性．并對此

做了充分的準備，包括詳細制定手術計劃、并發癥發

生時的搶救預案(控制血壓性麻醉、充足血源準備、減

少損傷出血的微波手術刀)、人員與相關醫療設備的配備等。雖然，由于手術部位組織解剖的復雜性提高

了手術的難度。使之超出了醫療行為人的認識能力和

控制能力，導致骶前靜脈叢損傷出血及一系列的癥

狀。但隨后事態的變化還是能被人力所控制．避免了

損害的擴大和不可逆發展的嚴重后果。當然．這只能

是醫療行為人盡到最善的注意。行為沒任何過錯的條

件才能達到的結果。此事態變化中病人因此而受到的損害或損失對醫療行為人不具可歸責性。醫療行為人

因自己行為的無過錯而得以免責。

(三)案例三

1．案情簡介：②某患者，女，44歲。因甲狀腺機能

亢進住院。經術前充分準備．在針麻下行雙側甲狀腺

次全切除術，手術操作較為困難。但術中病員情況平

穩，術后病員情況良好。返回病房與術者交談自如．發

音正常，無憋氣，血壓正常。下午3時55分，護士遵醫

囑給此患者作青霉素皮試。皮內注人青霉素皮試液

后，約1分鐘，患者突然尖叫一聲。兩手抽搐。呼吸停

止。醫師隨即趕到。立即皮下注射0．1％腎上腺素lm1．

同時，對其進行人工呼吸、心內注射三聯針及胸外心

① 李慶生，譚家駒：《醫院的法律風險：醫療事故法律責任處理實用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 17

② 李顯東，何帥領《醫療糾紛法律鏘決指南》【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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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按摩等搶救措施，然而，搶救無效，患者死亡。

事后經該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其鑒定結

論是：(1)該病人術前的診斷正確，手術適用正確；(2)病

人致死原因是青霉素皮試過敏所致喉痙攣、窒息及休

克；(3)醫院在搶救時所施行的措施無不當，病人的死

亡不屬于醫療事故。

2．案情分析：本例為青霉素皮試致過敏性休克而

死亡的情形。青霉素過敏總的發生率為0．7％～10％，其

發生率高居藥源性變態反應中的首位。最嚴重的是過

敏性休克。發生率約0．5～1／萬人。它主要由于青霉素本

身及其降解產物青霉烯酸、青霉噻唑酸等引起，可在20分鐘．甚至幾秒鐘內發生．導致受試者死亡。避免

死亡的有效措施是皮試前作充分準備。皮試注藥中和

注藥后密切觀察。出現異常時．立即皮下或肌肉內注

射0．1％腎上腺素0．5～1 ml。并及時作抗過敏性休克的搶救措施。然而。臨床上也有極少幾率的受青霉素皮

試者在數秒內出現過敏性休克．來不及進行有效的搶

救。受試者就死亡。這是一種現階段醫學上無能為力的病理生理現象。即使醫療行為人盡到最善的注意義

務，及時運用了醫學上公認的搶救方法。但仍然無力

回天。受試者依然迅速死亡。這種死亡的后果是目前

人力所無法控制和克服的．屬于一種不可克服和不可

避免的病理生理現象。因此．醫療行為人對此種死亡

后果不應負有責任。

通過對上述3個案例的分析。可以歸納出這樣兩

個結論：(1)共同點。第一、二、三案例中事變的共同點

是行為人基于一般概率性的認識，能夠預見事變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對于具體對象的事變不能全面、清

晰、準確地預見，嚴格地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該事變是不能預見的；同時。行為人均盡到了最善的注意義務，其行為不具有故意和過失。(2)不同點。第三案例中的事變和第一、二兩案例中的事變它們的不

同點是第一、二兩案例中事態的變化和發展能夠為人

力所控制，從而避免了事變向不可逆轉方向變化所帶

來的嚴重不良后果；而在第三案例事件中。事變的發

展與轉變不能夠為人力所控制。從而不能避免事變向

不可逆轉方向變化所帶來的嚴重不良后果或者死亡。

此處所指“人力”，它包括人本身的認知能力、自身機

體的運用控制能力和使用外在客體(器械設備、自然

物體等)的能力。兩者的后果是不同的。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因此，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認識，作者認為，意外事

件和不可抗力是兩個相對獨立。卻又有聯系的侵權法

上的免責事由。不可抗力之事由不能夠完全包含意外

事件。故作為免責事由的外來原因體系中應具有意外

事件和不可抗力各自的位置與作用。意外事件的定義

應該是，在行為人無過錯的行為過程中，由于嚴格意

義上不能預見的原因，引發了尚能為人力所控制的事

變。且這種事變的擴大或不可逆性轉變的嚴重不良后

果能被行為人盡最善的注意所克服和避免。該定義中的“嚴格意義上不能預見的”是與那種在概率上的、不

確定性的認識相對立的。譬如。自然界中發生的暴風。

按現在的科技條件能夠較準確地預見暴風的大致發

生的時間，所掠過的地區和強度。但是，卻還不能精確

計算出哪些房屋、哪些樹木和哪些人畜會遭到災害。

這就具有不確定性和概率性的預見特征．而嚴格意義

上的預見就是能夠準確認識事物內部變化規律．對事

物的發展變化能夠全面、正確地判斷。

兩者均強調非當事人的過錯和事故的偶然性。這

種偶然性就是指事故與當事人的行為無必然聯系。前

者更突出了當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即事故(或者說

損害)是由于當事人不能控制和預見的外在原因直接

導致的。本文對“當事人意志以外”作如下引申闡述。

即是基于意志(英語will；德文wille；法文volunte)的哲學意義，在哲學上的解釋。意志是人自覺而有目的地對自己的活動進行調節的心理現象。人類意志的特

點是人能根據預定的計劃調節行動，使行動服從于外

界客觀規律，服從于道德倫理準則，從而抑制同這些

計劃相抵觸的誘因，以克服達到目的的各種障礙。①意

志在主觀上表現為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客觀上表現為

按被認識了的客觀規律去行為。故意志包括了主觀上的預見與客觀上的避免和克服障礙的自我控制或對

外在客體實施控制的行為。如果意外事件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那就是不可預見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了，從而與“不可抗力”的概念是一回事了。所以。本人

認為楊立新教授關于“意外事件”的概念是不完善的。

而且與他對意外事件與不可抗力區別的論述是自相

矛盾的。②同時。王利明教授關于意外事件的定義也沒

有明確表達出意外事件的本質特征，達不到與不可抗

力這一概念相區別的要求。

(收稿：2006—05—08)

第四篇：論財務收支審計與經濟責任審計的區別

淺析財務收支審計與經濟責任審計的區別

【摘要】本文從財務收支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從審計依據及項目立項依據、審計目的和內容、審計對象和范圍、審計程序及原則、審計資料取證與核實、審計報告結論的評價六個方面對比分析了兩種審計項目的區別。明了二者的區別對提高審計工作效率，抓住審計重點，保證審計質量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財務收支審計、經濟責任審計、區別

財務收支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都是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的重要內容。從審計的范圍來講，財務收支審計是一種專項審計，而經濟責任審計則具有全面審計的性質，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審計中正確區分二者之間的不同點，有利于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證審計工作質量。

財務收支審計是指單位審計部門依法對本單位所屬單位財務收支及其有關的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進行的審計。其目的是為了促進企業加強管理，嚴格遵守國家財經法紀，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加強廉政建設，提高經濟效益。經濟責任審計是指單位審計部門依法對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間承擔和履行經濟責任情況進行的監督、鑒證和評價活動，其目的在于審查、評價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間的經營業績，劃清、確認或解除其應承擔的經濟責任，為兌現獎懲、考核干部提供依據。結合審計定義和工作實踐，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兩者的區別。

1.審計依據及項目的立項依據不同

總體上兩類審計依據在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政策和規定以及行業部門有關內審規定相同之外，財務收支審計還必須參照當地相關政策法規規定執行；經濟責任審計則依照董事會章程和任期責任書、承包經營合同，以及預算、計劃、經營目標等。具體審計項目立項時，財務收支審計是列入企業審計部門年初項目計劃的，主要依據企業經營發展和掌握財務狀況的需要，依法對本單位所屬單位財務收支及其有關的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進行的審計。而經濟責任審計一般不列入審計部門年初項目計劃，而是由組織人事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向審計機關提出審計的委托建議，安排審計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對某些領導干部任期內經濟責任進行的審計工作。

2、審計的目的、內容不同

財務收支審計的目的是檢查企業財務收支真實、合規、合法性。審計目的是促進企業加強管理，嚴格企業遵守國家財經法紀，并保障企業合法權益，加強廉政建設，提高經濟效益。內容主要包括：會計基礎工作審計，內部控制審計和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損益審計。檢查主體只是對這個單位，檢查其財務收支合規、合法和效益性，而在審計中發現的管理混亂、嚴重違規違紀、亂擠亂攤費用給單位帶來損失，進一步查明法定代表人及相關工作人員對此應負的責任的情況，只是財務收支審計的從屬內容，不是財務收支審計的目的。經濟責任審計主要是對被審計單位經營活動的合法性、真實性和效益性進行全面檢查和評價。經濟責任審計內容主要包括：經營目標的實現情況；預算執行情況；遵守國家財經法紀及行業部門、公司、企業規定的情況；資產、負債、損益真實性及出資者保值、-2-

增值情況；重大投資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財務、資產管理及內部控制狀況；被審計單位經濟實力變化情況；經營活動中有無失職、瀆職行為，有無重大經濟損失及浪費問題等。經濟責任審計中除檢查財務收支和有關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規、合法性外，還要對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間承擔和履行經濟責任情況進行的監督、鑒證和評價活動，其目的在于審查、評價任職期間的經營業績，劃清、確認或解除其應承擔的經濟責任，為兌現獎懲、考核干部提供依據。對審查中存在問題較小的一般實行打招呼、敲警鐘、提警告；對問題嚴重的法定代表人還應當依法追究并提交有關部門、機關進行處理。

3、審計對象和范圍不同

財務收支審計的對象主要是對企業的收入、成本費用支出以及與收入、支出密切相關的資產、負債會計科目及相關資料，審計范圍主要是行業部門、公司、企事業單位財務收支狀況，目的是證實財務資料的真實、合規、合法性。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則是任期內的全部經濟管理及資金活動，審計范圍涉及行業部門、公司、企事業單位及事業所屬單位承包經營目標責任制及其成果實施審查評價，涉及面較廣，既有財務領域，又涉及眾多經濟活動（如對外投資等）。

4、審計程序、原則不同

財務收支審計在準備、實施、報告階段不太復雜，按照工作計劃和審計規范要求的一般審計程序進行即可。經濟責任審計除應遵循一般審計程序外還應該遵循以下規定：審計組應組織有被審計單位領導、各部門負責人、基層單位負責人以及職工代表參加的法定代表人述職報告會議；審計

組根據需要，采取個別交談、召開不同層次的座談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審計結束，審計組可將審計情況在適當范圍內進行通報。具體在經濟責任審計中，如準備階段不論法定代表人自行離職還是組織調動都要在組織人事部門下達調令前進行，必須堅持“先審計、后離任”的原則，審計部門在接到委托審計通知后，要合理確定審計實施方案和日程時限安排，并將需要審計的內容、范圍、要求告知有關被審計人員和有關部門，要其作好相應準備，除要求領導人所在部門、單位提供相關審計資料外。還需被審計單位領導人按時提交任期內述職報告材料，對重要的經濟事項要進行分析研究；在實施處理階段，要對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間財務收支及有關經營責任目標資料進行認真核實，對發現問題要取得充分的審計證據，對述職報告中談及的問題，審計人員有權要求其作出明確答復，對審計中發現的重要問題、要進行延伸審計。另外對單位領導人應負的責任要劃清直接與間接責任歸屬。如：要區分前任與繼任領導人責任，明確領導人自身決策同主管領導部門行政干預和執行人員所負責任，對遺留問題要區分形成和解決責任；區分行政責任和經濟責任等。報告階段要及時將審計結果報告上級部門，還要按常規下達審計意見、決定，對審計中發現的違法、違紀、違規等重大經濟問題及時向領導和有關部門匯報，并提請有關部門進行處理。

5、審計資料取證與核實的不同

財務收支審計的有關資料，可直接從會計憑證、賬表資料中取得，并通過計算核實。而經濟責任審計中，審查資料可以從財務收支審計中取得，并要求被審計單位法定代表人提供任期內述職書面材料。有的還需要通過-4-

外部取得，如對項目投資決策審計時，就需要從有關合同，有關企業賬表以及有關部門經濟計劃統計等資料中取證。

6、審計報告結論的評價不同

財務收支審計報告是由審計部門審定后對被審計單位財務收支的發生做出真實、合法、效益情況評價，對人一般不作評價。

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除財務收支方面要作出是否真實、合法、效益結果外，還要對所在的單位各項經濟指標進行對比，作為全面結論客觀公正反映與評價法定代表人任期內經濟責任。其評價側重點在于對領導干部本人，而非對事。即重點是對法定代表人任期內各項經濟指標完成情況進行核實，對應承擔的經濟責任進行審計，對投資項目經濟責任進行界定，對評價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間的經營業績作出客觀陳述，并需要說明經營基本情況的性質、內容對財務狀況影響，對潛在的損失、潛在的負債還應說明離任人應承擔的直接或間接責任，屆滿、離任審計報告經審計部門審定并簽章后報委托審計部門，同時向被審計單位及法定代表人出具審計意見書并由審計部門按規定下達審計決定。

總之，財務收支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既相互聯系也有區別。財務收支審計可以為經濟責任審計提供最基本內容，經濟責任審計則包含著財務收支審計內容。在一定意義上講，無論經濟責任審計還是財務收支審計，對廉潔從政、規范財務收支行為，促進和提高企業管理都起著重要作用，工作中審計人員需要掌握經濟責任審計與財務收支審計各自特點，切實履行審計監督職能，有效地促進內部審計工作規范開展。

第五篇：論道德與法制的聯系與區別

論道德與法制的聯系與區別

摘要：“沒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這句話的意思是“道德是構建公平正義法制的基礎；高尚的道德由正確的立法制度所體現。”道德與法制作為維系社會的兩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輔相成，正確認識二者的關系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道德，法制，社會意識形態，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與法制的內涵以及由此引申的個人認識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具有認識、調節、教育、評價以及平衡五個功能。道德由一定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并未一定的社會基礎服務。不同時代，不同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時代與不同階級，其道德觀念都會有所變化。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輿論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從目前所承認的人性來說，道德即對事物負責，不傷害他人的一種準則。

“法制”一詞，我國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現代，人們對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還是各有不同。其一，廣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狹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和過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態展現在人們面前，而法制則是當之無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將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論，就會使研究者進入“文化復古”或“專制暴政”。

這里所說的“文化復古”，并非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那樣，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而是一種文化的倒退。何以這樣認為呢？古語有云，“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我們的封建社會倡導的是“天變道不變”，所以我們民族長久積累的周孔道德文化是極其腐朽的。周孔他們在談道德時，都是先給道德披上一件美麗的外衣，而后忽悠。其實我們構建的道德并不都是白天鵝，還有太多的丑小鴨。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道德有太多虛偽。

至于專制暴政，其危害就更明顯了，若非如此，商鞅何必遭車裂，秦又何至二世而亡？值得慶幸的是，留下了有如“苛政猛于虎”的文言佳句，足以讓后人深思。

當然，中國古代的法制特征中，包括“德主刑輔、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禮法結合，司法行政合一”在內，無論主觀或客觀上，都堅持了感性與理性的相統一，并在此基礎上存續了千百年，甚至至今也未完全瓦解，由此可見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之巨大。這和前面所提的道德虛偽或專制暴政是不相違背的。

二、關于西方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道德和法律

“在法律以前，只有獅子的力氣，饑餓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總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的??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們只是在一些犯罪時有幸沒有被當場抓獲的壞蛋。”亨利·司湯達筆下的主人公于連在因殺害情人德·雷納爾夫人入獄后，痛苦的思辨著，發出“根本沒有什么自然權利，這個詞兒僅僅只是胡說八道”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他的這些感慨，絕不是為了要逃脫對德·雷納爾夫人的犯罪懲罰。而僅僅是對當時法國波旁王朝復辟的強烈指責。

俄國現實主義文學代表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作品內容緊扣小說的標題：“罪與罰”。

關于“罪”，作家以相當大的篇幅寫“罪”的動機和“罪”的準備。小說一開始就讓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心中懸起“那件事情”的念頭。這個念頭時隱時現，對罪的膽怯，使他時而打消念頭，但是，自己的貧困生活和觸目皆是的社會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斷推動這個動機，鼓勵著拉斯科尼科夫。從拉斯尼科夫的動機發展來看，殺掉放高利貸者，不是罪，反而是向不公的社會討還公道的行為，是社會優秀的人、“超人”大膽跨越社會“虱子”的英雄行為。關于“罰”，拉斯尼科夫本可以逍遙法外，但是，無論心靈，還是肉體，他從未間斷過“罪”的折磨。殺人的事實，永遠抹不掉。殺人是不是罪？這是一個問題。他從未間斷思考這個問題，偵訊結束，也沒有停止。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證明殺人是一種對抗不公平社會的合理行動，要么承認罪惡，接受懲罰。這種思考的折磨比偵查員的盤問要沉重得多。與偵查員周旋，甚至有一種“智斗”的愉快，而與心靈問題爭論卻讓他精神崩潰。這時，對于拉斯尼科夫來說，罰已經開始。作家寫他在法律上的成功和在心靈上的折磨，意在指明，罪與罰，不在外部，而在內部。

再有，托爾斯泰的《復活》也體現了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教博愛思想、勿以暴力抗惡的主張。

這些具有濃厚西方特色和時代特點的文學著作，深刻揭露了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矛盾和聯系。也體現了道德總體而言是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因為道德來源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人文自覺，但它在實踐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尷尬境遇，因為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們不能強制要求人們都以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并且在各種地區和宗教中的道德要求又是不一樣的，就導致了交流的不便捷。所以說，道德是法律最基本法理的來源，但不能代替法律而存在。

三、“罪感”與“恥感”

自律以道德為基礎，就是道德與良心，在沒有外界強力約束，沒有外力懲罰的情況下，自己對自己的自覺約束；他律以法律與制度，在有外界強力約束，有外力懲罰的情況下，自己對自己的強制約束。

1946年，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提出“恥罪二分”說，將西方文化看作自律的“罪感”文化，將日本文化看作他律的“恥感”文化。這種看法將“恥感”與“罪感”、他律與自律相對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得到了較多學者的認同。基于“恥罪二分”說，很多學者將整個東方文化，包括中國文化都看作特別注重他人反映的、他律的文化。其實，在中國文化中，“恥”是與道德自律相聯系的，也是道德自律的一種表現。以此為視角分析“罪恥二分”說認識的誤區，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西方和中國文化之間的異同關系。

文化是長期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每個民族只能選擇一些特定的行為方式，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等級制度、恥感文化、追求完美、重情重義是日本在二戰即將結束時的文化現狀。

日本的“恥”文化和社會榮辱觀擁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國和日本的思想家以及學者都強調知“恥”是道德的重要組成因素。但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恥”文化促使日本人齊心奮進，共同面對自然和社會的各種危機，但是其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在日本發展成為造成自殺率較高等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而社會主義榮辱觀發揚了優秀文化傳統，在先進文化指引下，在愛國主義的提倡下，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強大精神動力。

而“罪感”,是人們強烈的一種內心負疚感，是自我與外界沖突的矛盾結合，他促使人們進行自我反省，以達到自我認識與外界認識的提高，是人類道德的底線，也是出發點。

也就是說，自律與他律，罪感與恥感是相輔相成的，是道德和法律相互碰撞的結果。

四、道德與法律之于正義

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是指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產生的一種美德。正義和不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一是指能否服從紀律；二是指一個人所取得的東西是否他應當得到的。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又分為“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兩種。“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于“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是互相利益等同。

而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占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

對于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準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后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正義只有通過良好的法律才能實現”，“法是善良和正義的藝術”。這些古老的法學格言和法的定義表明法是或應當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實現正義。

從正義的不同面向來看，現代法律對四個方面的正義有促進作用：

1、法促進和保障分配正義。由于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們孤立活動生活得更好，人類社會既存在利益的一致。另外，由于大部分資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本能性，使人們之間存在各種利益的沖突。因此，每個社會都需要有一套原則指導社會適當地分配利益和負擔，這套原則就是正義原則。

2、法促進和保障社會保障正義。這里的社會正義是一種特殊地正義：社會體制地正義，或社會基本結構地正義。所謂社會體制或基本結構，是指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權利義務，依賴于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社會基本結構和正義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社會各種資源、利益以及負擔之分配上的正義，二是社會沖突之解決上的正義。前者可謂“實體正義”，后者可謂“形式正義”或“訴訟正義”。

3、法促進和保障訴訟正義。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關系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此引起的法律糾紛也就在所難免。這些沖突和糾紛不僅應當和平地，即不使用武力得到解決，而且應當公正的得到解決。法一方面可以和平的解決沖突提供規則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公正地解決沖突提供規則和程序。

4、法促進和保障國際正義。（1）促進國家之間平等相處，廢除不人道的殖民主義。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2）為不同國際社會主體間的交往提供了正當程序。（3）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糾紛。（4）對國際自然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弱化因發展的不均衡所產生的不正義提供了規范保障。（5）制止國際犯罪行為。

由此可見，法律對正義有重要而促進作用，是實現社會正義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至于道德對正義的作用，則體現在法在保障正義的各個環節中。也就是說，法是有人制定并實施的，在制定法的過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應站在道德和社會現實的角度上觀察問題，使法律真正落到實處，除惡懲奸，實現符合時代特點的道德上的法律的正義。

五、結語

在法律科學技術性領域發展提供的各種可能性面前，人們不得不駐足思考科學上的可能與道德上的應當、法律上的正當，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道德如何通過價值這一紐帶或中介，合法地、邏輯地進入法律領域？這又引發人們對體現社會的某種善惡觀念，并以一定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發展的應當和理性為取向，進行善與惡或正當與不正當的價值評判的法的價值性領域的審視。法的價值性領域告訴我們，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并需要體現道德上的公正。作為人類兩種最主要的社會調整方式和手段，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系確乎具有十分豐富而深刻的倫理學與法哲學的內涵，幾乎涉及正義、倫理道德、人性和人類社會關系全部問題的本質。在法的技術性領域，必須由法保證底線的倫理。而法要彰顯自身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又離不開人類倫理理性的支撐。倫理是基礎，法律是保障；有倫理而無法律，則倫理有時會失其作用；有法律而無倫理，則法律有時亦會蒼白無力。因此，在法的技術性領域，兩者應該相輔為用，不可偏廢。這就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道德與法律關系的道德哲學、法哲學和法律倫理學基礎的同時，關注本民族時代的法律精神和倫理精神、法律文化和倫理文化的傳統，努力做出具有時代特點和民族特色的學理闡釋和實踐創新。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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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作品選---專科階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64頁《紅與黑》第180頁《附錄：下卷第四十四章》第181頁（《外國文學作品選---專科階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50頁《罪與罰》第277~288頁

（《外國文學作品選---專科階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67頁《復活》第400~401頁

百度《評論鳳凰·道德與法制》民間思維著的人 新浪讀書》綜合》李琳》人策（章選）》道德與法制

《從道德自律中看中西方文化“罪恥二分”之誤》姜紅;俞寧學術界核心期刊 《日本的“恥”文化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共同文化根源》劉建戈《新西部（下半月）》200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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