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的區別

論 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的區別

摘要：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寫出了《正義論》，這本書的出版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又現生機，它標志著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是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發展的兩種傾向，兩者的核心價值觀念以及在政治領域的主張均有不同，也都有這自己的代表人物與代表性理論。本文將對兩者的區別進行簡單的分析，從而試圖從中得出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自由平等主義 自由至上主義 羅爾斯 諾奇克

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的主要思想流派，在自資產階級革命時起的幾百年間，始終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政治思想。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自由主義的基本觀點都保留著它的根本立場，即堅持個人主義的原則，維護資本主義秩序，但是對自由主義的調整和改造而產生的自由主義之下的新的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在自由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有兩種傾向，即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兩者在正義觀、自由觀和政治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一、正義觀之差別

首先，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在正義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自由平等主義的支持者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概括了自由平等主義對于正義的理解，即“作為公平的正義”；而自由至上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自由市場的自由運行的結果就是正義的。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實質或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問題，是一個社會合理地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原則和制度，而分配這些權利和義務的是社會主要制度，即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和社會安排。也 就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沒有正義的社會會產生利益沖突和不公。羅爾斯的正義觀具體體現在兩個正義原則（自由原則和差別原則）之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擁有最大程度的基本自由，一個人所擁有的自由要與他人擁有相同的自由并且是能夠相容的；第二，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他們所從事的公職和職位應當在公平的機會和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同時應該有利于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羅爾斯通過自由原則主張個人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也就是正義；又通過差別原則主張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平等。

德沃金是自由平等主義的另一個支持者，他的資源平等理論擬補了羅爾斯在“敏于志向，鈍于稟賦”上面的不足，即在社會分配方面，德沃金主張在承認了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再分配。他主張人們應該為選擇承擔代價以及對自然劣勢的補償來縮小社會最不利成員與具有較高稟賦的成員的差距，進而實現社會正義。

自由至上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諾奇克，他在正義觀方面的主張是與市場相聯系的。諾奇克的“資格理論”認為如果每個人對其財物擁有資格，那么源于人們自由交換的分配結果就是正義的。這也就是說，只要是在自由市場競爭中通過正當的手段獲得的利益就都是正義的，而不管結果怎樣，社會的再分配是對人們擁有個人財產權利的侵犯，因此是不正義的。

由此我們看出，兩者在正義觀上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是否重視因為選擇之外的因素所帶來的不平等，不論這種不平等是存在于選擇之前還是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在這一意義上，正義與平等似乎是統一的。同時，兩者在正義觀上的差別還體現在是否對前面所說的不平等進行補償，也就是是否認為國家會對由于不平等產生的結果進行補救。

二、自由觀之差別

其次，兩者的自由觀也存在著差異。自由平等主義的自由觀是在突出自由的地位的同時，也注重平等，在保證自由主義的前提之下，強調一種公平的分配；而自由至上主義，從其名稱我們就不難看出，是堅持自由至上的，主張維護個人自由并且以其為自由觀之核心價值。羅爾斯的自由平等主義對自由加入了平等的因素，但是并沒有因為平等而拋棄自由，相反，羅爾斯的自由平等主義是強調自由的，這一主張可以在他的正義原則的優先原則中得以體現。羅爾斯的優先原則中，第一個原則就是自由優先于平等，自由只能因為自由的緣故被限制，這一限制只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一種不夠廣泛的自由必須能夠加強由所有人共享的自由體系，二是一種不夠廣泛的自由必須能被那些擁有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同時，他所主張的公民自由包含了許多方面，同時這些自由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各種自由作為自由權利時對每個公民來說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說，他在主張傳統自由主義關于自由觀點的同時強調了每個人對于這種自由權利的平等。自由至上主義的自由觀是極端的，它是以“絕對的個人主義”作為其思想基礎的，即“在限定的范圍內應當讓個人遵循他們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價值和偏好；并在這個領域內，個人的目標體系高于一切，而不受他人任何命令的約束”。以這種自由觀為基礎，自由至上主義主張絕對的個人財產私有制度，認為只有財產權的分散才能使權力實現分權，而這種與極權對立的分權正是自由的基礎。同時，自由至上主義激勵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會導致政府極權而產生專制政府。

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在自由觀上的差別是明顯的。兩者的差別體現在政治思想方面就是在主張自由的同時是否還注重社會成員的在各個方面的平等；而體現在制度方面則是是否同意國家對社會成員財產的干預與資源的再分配。

三、政治觀之差別

最后，自由平等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有著明顯的政治觀的差別，這種政治觀的主要體現就是國家制度，而其中的重點則是國家是否對市場進行干預。由兩者的正義觀與自由觀我們就不難看出，自由平等主義是極力主張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的，而自由至上主義則是極力反對國家干預市場。

自由平等主義者主張在自由與平等中間尋求一條道路以追求平衡，也就是在既定不平等的前提下通過稅收等方式進行再分配以調節不平等。自由平等主義在強調個人權利的同時也注重權利平等和公平正義，這在社會上必然就由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來體現和保證，其方式就是福利國家。國家通過稅收等再分配的方式調節不平等，幫助社會最不利成員以達到社會公平的目的。但是，福利國家在帶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持社會穩定等好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如政策無法與理論匹配，政府財政困難，幫助好逸惡勞者而懲罰勤勞者等。自由至上主義的政治觀同樣是與其自由觀和正義觀相互聯系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自由觀是堅持絕對的個人自由，其正義觀是在堅持個人絕對自由的前提下的交換都是正義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由至上主義的政治觀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的。自由至上主義者認為國家干預容易導致政府專權和極權政治，同時會影響市場的功用的發揮和市場效率的提高以及對社會利益的干預而導致的侵害。總之，自由至上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最弱意義的政府”的政治觀。這種政治觀雖然能夠避免自由平等主義的一些問題，但存在著忽視社會公平、社會平等的問題。

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的政治觀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是否堅持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是否贊成國家應當承擔利用再分配維護社會平等的職能以及廣泛上的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兩者的理論觀點在政策上的運用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但同時也都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兩者的利弊似乎是互補的。

四、總結評價和個人觀點

自由平等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是自由主義發展的兩種傾向，兩者都有注重自由，注重個人權利的因素，同時也有上述幾個方面的區別。總體而言，自由平等主義是在關注自由的基礎上強調一種社會平等與公平，強調通過國家干預實現對社會既有不平等的擬補；自由至上主義則是單純地強調個人自由，反對國家干預。兩種主義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在自由主義內部的兩個不同方向，都有其合理的方面，強調公平正義與反對國家對個人的干預所導致的對個人權利的侵犯都是合理的；而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兩者也都有一定的問題和弊端，如國家的干預會造成以侵害勤奮而保護懶惰與政府財政困難，和絕對個人自由造成的不平等與政府失去一定的存在意義等。因此，我們應該理性看待兩種主義，肯定其中有益的部分而避免盲目接受其中不合理的部分。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是否存在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路線，或者說在不同方面接受兩者的合理部分的理論觀點。對于理論而言，我們必須關注自由，關注平等，肯定自由的個人權利是基礎，同時肯定社會公平是必須的；在這一意義上，我比較認同自由平等主義的觀點，對于它存在的適用于實際政治生活的問題，我們則可以適當地接受自由至上主義的觀點。具體而言，福利國家所面臨的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以及遭受到的福利政策是在獎勵好逸惡勞而懲罰勤奮者的批評，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定程度上這種現象就是由于原初的不平等造成的，這自然就需要我們以國家干預消除原初的不平等；而對于后來的不平等結果，就不能單純以福利政策加以解決，而應將重點置于鼓勵勤奮者對不利成員的幫助以及為好逸惡勞者提供機會而不是提供直接的生活所需，從而達到緩和矛盾和減輕福利國家負擔的目的。以這種肯定合理而否定揚棄不合理的方法論處理兩者的關系，或許能找到另外的道路。

第二篇：自由至上主義的學習心得

學習自由主義的平等和自由至上主義的收獲

李維

“自由”對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對自由的理解不同，發展出了不同派別的自由主義。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認為自由是以平等為基礎的，維護自由，但同時也強調平等和正義。羅爾斯認為“所有的社會基本益品——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自尊的基礎——都必須平等的分配，除非對某一種或所有社會基本益品的不平等分配將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由此產生了兩個正義原則：（1）平等自由原則；（2）差別原則。這兩個正義原則告訴人們，即使個人自由成為社會中最優先的事項，我們也應該重視平等，這樣的社會才是正義的。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在社會中引起巨大的反響，差別原則即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都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同時這兩者不平等所依系的職務和地位應基于機會的公平平等條件向所有人開放。這種自由平等主義認為在社會經濟和生活中，應該實行國家干預主義，通過依靠國家進行的社會收入的再分配（征稅）來補償由自然劣勢和社會劣勢帶來的不平等，即推行福利國家政策。

自由至上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另一派別，他們堅決維護個人自由和權利，堅持自由至上，捍衛市場自由，反對國家運用在分配的稅收機制去貫徹自由主義的平等理論，認為這種機制會對個人自由、財產、生命產生侵犯。同時，自由至上主義認為，為了補償不平等境況帶來的影響而實行補償，不僅增加社會總支出，還容易走向平等主義，面臨滑坡難題，最終個人自由會被境況平等的要求所吞噬，反而成為不正義的，不人道的。作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諾齊克提出了著名的“資格理論”，他認為，如果我們假定每個人對他們當下持有的財物擁有資格，那么，正義的分配就只是那些源于人們自由交換的分配。在正義狀況下憑著自由轉移而產生的任何分配都是正義的。諾齊克認為自由主義的平等主義者主張對自由交換課稅以補償自然劣勢者和社會劣勢者是不正義的，即使這些稅收將用來補償某些人為自己不應得的自然殘障所承受的額外開支。他認為人們對自己通過正當途徑獲得的財產擁有絕對的資格，這種資格排斥他人，甚至政府的干預，也排斥自由平等主義的再分配方案。讀到這里，我立即產生了一個疑問，諾齊克憑什么就能做出這樣的假定呢？假定每個人對他們當下持有的財物擁有資格，這個資格是誰賦予的呢？財物的初始獲得是按照什么原則？那些沒有獲得某些資源或處于劣勢的群體，明明知道這種劣勢會惡化自己的境況，又憑什么接受這種不平等分配呢？

上述這些問題是自由至上主義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了論證資格理論，諾齊克提出了“自我所有權”原則，認為絕對的財產權是不可避免的出自于我們信奉的“自我所有權”原則，個人擁有權力，而侵犯個人權利的事情是不能做的，無論是以個人還是以群體的名義，這是對康德式原則“個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的尊重。諾齊克的這種觀點是想要反對功利主義為了整體效用而犧牲部分人利益的做法，但是在他看來，要把人當做自身的目的，最重要的權利是擁有對自己的權利，即自我所有權。因為人擁有自我所有權，在市場交換中，個人憑借對自己能力的運用而獲得任何事物，從而從自我所有權原則推導出財產所有權。但是，諾齊克在這個推論過程中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在市場交換中，有一些事物是不能憑借著人自己的能力創造出來的。例如土地，它是先于人類存在。任何一個財產權捍衛者都想要避開對財產權歷史淵源的深入考究，一旦追溯到資源的初始獲得，就會發現，資源在最初是無主的，許多初始獲得都是不正當的，或憑借先到先得原則，或是因為能力強者得。諾齊克借用洛克為圈地運動進行的辯護，“如果我們將做夠多和足夠好的資源留給他人，我們就有資格占用一部分外部世界”，同時他以公地悲劇來論證有些占用是正當的，將公地私有化反而有利于保護公地，促進對土地的生產性投入，不僅提高了占有者和無產者的生活，還避免了資源的毀滅。由此，諾齊克在洛克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一條新的正當占用的標準：占用的正當性就在于不使每個人的總體狀況惡化。讀到這里，我認為諾齊克還是沒能逃離功利主義的包圍，對部分資源的私人占有就意味著有人將失去對該資源的享用，誰會同意自已失去呢？就算在總體上，占有者這個群體將資源開發利用的情況非常好，而且未占有者的總體情況也沒有惡化，但這仍然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樣的設定就剝奪了那些沒有占有到資源的群體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可能，因為如果是他們占有資源，他們也可能會將其開發利用的很好，向更好的階段邁進，而不是僅僅不惡化。我相信，誰都不會愿意當那個被剝奪犧牲的倒霉蛋的，我想，假設有誰愿意主動成為那個不占有資源的人，那一定是在這個群體里訂立了一個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契約，以某種重要的條件進行交換，這樣，才能在資源的初始獲得時保持最真實的正當。如果有契約，交換，那生活在其中的人類必然有付出和收獲的平衡，在這里，我還是比較支持自由主義的平等觀，支持在人類社會的制度建設中發展相應的福利措施來實現平等關照，以此補償那些由于自然劣勢和社會劣勢而處于不利境況的群體。我覺得，人類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家所講的那種“理性經濟人”，除了自利以外，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品質，善，美德，愛心，這些重要的價值對人類社會的形成和運行也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篇：論自由

梅爾吉布森的電影《勇敢的心》，當威廉華萊士寧肯被彎刀剖腹也依然喊出那聲振饋發聾的“freedom”讓人久久不能放下思想。當一個人為積威之所劫時，選擇的是奮起反抗而不是逆來順受；當一個人在關鍵時刻被盟友所出賣時，選擇的是繼續戰斗而不是從此妥協；當一個人在接受酷刑時喊出的是自己的追求而不是“開恩”時，他的心中必定存在著一種信念，一種渴望得到人類最基本生存要求的信念，一種追求自由信念?? 自由

何為自由，就以其一般意義來說所謂自由是一種免于恐懼、免于奴役、免于傷害和滿足自身欲望、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舒適和諧的心理狀態。自由既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又有不損害他人責任義務。也就是說自由不止是一種權利，其中也包含了義務。自由不只是一些人認為的為所欲為，也應該包含了自我的約束以及道德和法律規則對我們的約束。

康德說：“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夠不做什么”，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乃是野蠻魯莽，放縱情欲。比如說我們不可能有傷害別人身體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掠奪別人財產的自由。因為一旦自己擁有了這種自由，也就宣告著在社會中的其他人也具有同樣的自由。一旦他人擁有強過自己的力量之后，那我們自然也就成為了待宰的羔羊了。這樣連最基本的生命財產安全都難以保障有如何說能免于恐懼、奴役、傷害呢，更不要說要實現自我價值了。應該如康德所說，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夠不做什么。

自由的內涵相當豐富，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經濟自由指的是在財產、契約上的自由，它是其他自由的基礎。只有經濟自由了，才會有獨立的尊嚴和人格，才會有與眾不同的政治訴求和思想主張，進而才能在精神上真正達到自由。政治自由是指選舉、被選舉、言論等表達政治意愿的自由，它是經濟自由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表現為道德上、理性上的自立，其是整個自由的靈魂，是人類追求的核心價值

只有對權力進行制約，才能使我們免遭權力被濫用的侵害。民主國家普遍采用了三權分立政治架構：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別掌握在不同的人或者機構手中，這三種權力分開行使就能有效的避免權力的濫用。

孟德斯鳩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如果立法權與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者同一機構之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為人們會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強行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獨立于立法權和行政權，自由同樣也就不存在了。司法權同立法權和在一起，就會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欲行證券和在一起，法官便掌握了壓迫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構行使以上所有的三種權力，這時自由將徹底的毀滅。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阿克頓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說法；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而且他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對于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公正、廉潔的政府，他們的結論是：分散與限制公權力。在他們之后，甚至有人將政府的公權力比做老虎，限制公權力就等于將老虎關在籠子里。關在籠子里的老虎可以給人表演、為人觀賞，卻不會傷人。

我們知道，民主國家的行政權力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行使公權力要受到議會的限制，其個人行為要受到司法體系的制約，其一切活動都置于媒體的輿論監督之下，其私生活要受到多方的關注，幾乎無個人隱私可

言，此外，其還要考慮民意調查的結果，顧忌民眾的選票。由于存在這么多的約束與限制，保證了美國總統的行為基本上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甚至存在著誰當美國總統其國內外政策都相差不多的情況。

實際上，公權力本身不是什么壞東西。社會產生政府，由一些人利用公權力為人民辦事情，這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體現。我們不能籠統地說，要限制公權力。有時，對公權力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要經過特定的法律程序賦予政府更大的公權力才能保證公民的只有。我們須要限制的，是其危害人民的行為，是其對公權力的濫用。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目前的問題并不在于限制公權力本身，而在于怎樣限制公權力，如何使用公權力。這才是須要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行使公權力保護公民的自由方面現代政府應做到：第一，承認并維護公民個人的自由。這是政府的首要職責，具體體現為政府要正確運用公權力對公民的個人自由進行保護。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禁止濫用公權力對公民的自由造成損害，恰如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所謂自由，是指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另一方面，防止他人或組織侵害公民的自由。政府作為公權力的執掌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公民的自由，允許公民有不受他人侵犯的巨大的活動范圍。第二，政府決策應得到公民的同意、要聽取公民的意見和建議或必要的事宜直接由公民自己做決策。政府是國家權力的中心，它要維持國家內外生存而進行必要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必須充分體現公民的自由決策或參與。

第四篇：論自由

（一）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爾關于自由的論述，不但激蕩了當時的政治思潮，而且對后世的影響也

是巨大的。因為我們與密爾所處的國情、時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們吸收密 爾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著取精用宏、取長補短的精神，加以揚 棄，進而促進我國言論自由思想的完善與發展。真理是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正確反映。言論自由對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衛真理具有極大的作用。密爾頓說：“讓我有自由來識，發抒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學術和祖國的利益”。密爾頓認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來的，而是人類自由地進行精神活動，是思想交流、力交鋒的結果。密爾繼承并發展了密爾頓言論自由思想。他的言論自由理論被為是這方面更完善的經典理論。密爾并沒有明確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關注是在探索真理過程中言論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我們要發現真理，就須聽取可能有的所有觀點；言論的自由不應受到干預，因為這種干預會妨礙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觀點表達出來，因而也就妨礙了對真理的討論和發現。密爾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觀點包括無法肯定是正確或錯誤的觀點以及幾乎肯定正確的觀點。密爾認為即使人們不能確定一個觀點是正確還是錯誤，也不應該它進行壓制，因為任何權威對這樣一個觀點的壓制，都表明它假設了自己的絕正確性，可是任何人或團體都可能犯錯，權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認為絕

正確無需挑戰的觀點去鎮壓其它的不同觀點。密爾認為也不應該禁止對幾乎肯 是正確的觀點的質疑和挑戰。對正確觀點表示異議的言論會挑戰那些持有正確 點的人們，使他們不斷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這樣真理的生命力才不會衰減，真 也才能夠不斷向前發展。當人們不再挑戰一個觀點的正確性時，該觀點的生命 就在減退。錯誤的觀點是清楚理解和不斷發展一個正確觀點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密爾認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應該賦予言論充分的自由，讓所有不 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觀點都得到發表，這對探索真理有百益而無一害。由此可 密爾言論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觀念相沖突的進步辯證法思想。這種真理說也成為 現代新聞自由概念的哲學基礎，使得言論自由也由此被界定為基本人權之一。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任何一個開放的民主的社會，無不將言論自由

為實現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環。只有容許不同觀點的言論以平等的地位進 辯論和爭鳴，容許相反觀點的言論相互反駁，才能在不同觀點的爭論中博采眾 集思廣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地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名副其實地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言論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又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如果人 群眾不能自由發表言論借以表達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無法通過國家機構行使 人的權力，并直接間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因此，沒有言論自由便沒 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著公共決策最終取決于多數意見，然而多數意 的形成不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礎，而且應當有公共討論的空間，在這個 論的空間，人人都有發表意見、批評時弊、提出建議、參與決策并監督執行的 力。這是把政治權力從少數代表人物手中擴大到人民群眾手中，讓人民群眾真 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也是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不可缺少的 面。同時，言論自由對政府權力的運行具有輿論監督功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 家一向重視并高度評價言論自由在民主政治運作中的監督作用。馬克思指出：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馬克思看來，報刊對國家與社會具有監督、制約和調節的功能，而這些功能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監督來實現的。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務的權利，享有揭露和批評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濫用權力等不當行為的自由，這對公共權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種監督與制約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員若違反憲法、法律或其他規定甚或違反社會公德，皆可能構成不當行為。當一個公民認為政府官員行為不當時，他可以將之揭露于眾，并加以譴責，喚起公眾對這些行為的注意和反對。言論自由在輿論監督中發揮著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當言論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脈管就會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會變成一個沒生命的軀殼。密爾認為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范圍，才是真自由。這種自由是屬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違法亂紀，當然包括言論自由。馬克思認為，自由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法律范圍內，在理性指導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僅其他的公民權利將受到影響，而且也將使公民在權利遭到侵犯時束手無策。因此，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在言論自由方面，密爾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外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一到他們確信了的時候，若還畏怯退縮而不本著自己的意見去行動，并且聽任一些自己真誠認為對于人類此種生活或他種生活的福利確有危險的教義毫無約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爾的思想中，言論自由不

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地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 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在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雖是完全的個人主 義者，他卻沒有忽視社會的利益。密爾一再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僅是與文明、教養、教育、文化同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與條件。” 對于言論自由問題，我國憲法就其與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國憲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廣泛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無限制的自由為幌子而踐踏他人、集體、國家權益的極端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此外，我們不僅要考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慮對這種限制的限制歷史表明，限制的濫用與自由的濫用一樣有害，甚至更為有害，而且人類有關濫用限制的歷史要比濫用自由的歷史長得多，有關限制自由的經驗要比保護自由的經驗多得多。這是因為，人們擔心過分的自由遠甚于擔心過分的限制，限制總是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對自由的戕害。因此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關的制度建設不僅需要限制言論自由的濫用，而且要保護言論自由的正當權利不受侵害。保護與限制都應當依法治的原則進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開的規則行使公共權力，受法律約束，不能把言論自由排除在法治事業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這意味著，有憲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規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政府對公民言論自由的限制性 權力僅限于法律的授權范圍，任何沒有法律根據的限制都是非法的，應被撤消 的；法律對于言論自由的限制性條款或對于政府的授權性條款都必須做到用語 清晰、明確，不能過于含糊和寬泛；對于言論自由的非法損害可以獲得經由獨 立司法依正當程度所提供的救濟。我國目前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 義法制也在不斷的完備之中，這就要求我們通過憲法進一步完善有關保障言論 自由的法律，諸如新聞法、出版法、廣播電影電視法、演出法和其他關于信息 傳播的法律，使這些領域的從業人員之間，他們與聽眾、觀眾、讀者之間的法 定權利與義務關系進一步明晰，平時有所遵循，發生糾紛和解決糾紛時有法律 依據。使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整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這些權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時救濟。中國保障言論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來中國在保障言論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歷史性進展 可以肯定的說，充分的言論自由將進一步體現中國公民的民主和人權意識，從 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整個社會向前發展。而隨著社會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國人將會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論自由。

（二）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爾的學說固然有其精彩獨到之處，但并非是絕對完美的。無論是就其理

論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時代意義上來講，仍有不少引起爭議的地方。因為思想 往往因時空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價值尺度。就是密爾本人也承認進步是相對的 尺度，不是絕對的說法。我們不能說某一種思想一定是進步的，另一種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說在某個社會中的某一種思想一定是進步的。密爾說：“事 實非常明顯，并且也不須多作說明的，就是時代并不比個人不易犯錯；每一時 代所堅持的很多意見，都會為以后的時代認為不但錯誤，而且可笑。我們可以 確定的，是今天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很多意見，也必然會如過去許多意見受到現 時的排斥那樣，受到未來時代地排斥。”我們不妨以這個信念，對密爾言論自 由提出客觀的評論。密爾不同意給予言論自由完全的保護，并試圖在保護言論自由時可能帶來的利益與不保護這種自由時可能帶來的利益之間做出平衡，并在這種權衡的基礎上來決定是不是對某種特定的表達是不是做出限制。密爾說：“一切意見是應當允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須有節制，不要超出公平討論的界限”在密爾看來所謂無節制的討論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而言。如果在辯論中反對者表明強烈的情感觸犯了對方，使之難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對方當作無節制的反對者。密爾強調辯論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緒上不應帶有惡意、執迷和不寬容，而應冷靜誠實的看待對方意見。這一切決不意味著 因為不同意對方所持的觀點本身而有權壓制其發表。應當加以懲罰的是發表的 意見足以導致某種禍害的積極煽動。因此在密爾那里言論自由必須限制在這樣 一個范圍之內，即不能對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礙，此原則被稱之為傷害原則或密 爾原則。這樣矛盾就顯露出來了：當我們面對任何一種表達性的意見時，我們 都無法確定其結果會如何。這種結果需要時間來證明和驗證，因為我們不可能 在一個意見表達出來之前或者表達出來的當下就知道它必然會帶來的結果。而 且還會存在一種情況，即一種意見的表達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益甚至有損于 社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的認識水平的提高，這種意見的真理性才逐漸呈 顯出來。那么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言論和意見呢？密爾顯然不能很好地解決這 一問題。密爾將行為自由分為涉己的與涉人的兩部分的論點，乃是長久以來為學者們所批評或討論的焦點。其實，就如每一個我們所做的行為一樣，既可能影響我們自己也會或可能影響別人。同樣，人的言論總是會影響到別人的。如果我們的思想不能夠通過積極的方式讓別人得知，那么我們的思想自由僅僅是頭腦中的自由事實上，密爾知道，區分涉己與涉人行為是有缺點的。密爾說：“一個人所做的對于自己的禍害會通過其親近的人們的交感作用或利害關系而嚴重地影響到他們，也會在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響到社會。”他又說：“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自己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密爾折中、不連貫的態度。可能密爾對于涉己的與涉人的區分，或許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為他確定社會權威與個人自由權利界線時，一定要作如此的劃分，才能把其具體化。總之，密爾自由原則的應用，其基本立場就是：若確定了損害與傷害他人時，其行為就應該被干涉或懲罰，但若只是不確定的傷害時，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應該被容忍。他曾舉了一個具體例子說明：“沒有人應該單為喝醉酒遭受處罰；然而一個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時喝醉酒卻該受罰。” 我們知道人都是社會中人，他總會通過這種或者那種方式去影響他人。若是影響了他人，那這種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爾看來，因為社會可能會以影響他人為借口而對個人進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兩方面對個人的正當自由進行保護，但是所有的種種都會以影響他人而化為烏有。試問，我們還剩下哪些自由呢?密爾對自由的適度領域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思想與討論自由、個性自由以及聯合的自由。正如他講的，思想自由應該同言論的自由連在一起，否則自由名存實亡。在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這樣的一個例子，講一個糧商使窮人受餓或者說私有財產是一種掠奪，你可以通過報紙宣傳，但是不能對這一群聚在糧商門前憤怒的群眾宣傳。我們每個人試圖占領自己的獨立空間而不去影響別人和不被別人影響，那么，我們還有什么自由?有的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罷了。即使我們認為密爾同意有報刊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也名存實亡的。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認為，報刊不只是文字而且應該是有聲的、它作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必須生活在人民當中，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同時，密爾所舉的例子，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或許顯示更加無法區別言論自由和行為自由。因為現在的集會、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權利，而且也很難去規定不能用口頭方式宣講什么樣的內容，或者標語方式宣傳什么樣的訊息。不過，或許有一個比較恰當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應該有任意在擁擠的電影院內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爾言論自由學說也是有限的、狹隘的，且其言論自由并非人人適用。之

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并非人人都有言論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圍的。像兒童及 未成年人應受保護，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適用自由的原則。他說：“這種理 論只適用于智力上已經成熟的人。我們所談的，并不是兒童或未達法定年齡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別人照料的人，就必須在其自身的行動和外來 的傷害方面同樣受到保護。”

同時，密爾認為落后的社會不應該享有他所主張的言論自由。他說：“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不考慮那些落后的社會，因為那里的人種就可被認為沒有成熟。”接著他說：“作為一個原則，自由在人類能夠籍自由而平等的討論改進自己以前，就不能適用于任何事情。” 對于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爾認為以專制的政府統治他們最適合。他們對言論自由是

不會理解與運用的，并主張如何統治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為殖民帝 國主義鼓吹。由此可見，他是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做辯護，是為特殊階級和霸權 主義服務的。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系統闡發了報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廢除書報檢查制度，還給“人民”真正的自由與民主。他說：“自 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 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 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體現，是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見，密爾的自由理論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爾認為思想及言論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將其視為一種自然權利，那么人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但他同時又對自由的范圍做出限定，這就使這種自由成為了一些等級或階級言論自由而剝奪另一個或另一些等級和階級的言論自由。這種自由只不過是少數特權分子獨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論自由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一個真正的言論自由的社會，應該是人人都有發言權的社會，人人享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而不應該是允許某些人有絕對的發言權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說，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論妨礙他人說話權利的情況發生法律需要保證人人都享有話語權。

第四章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應用

從上文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像密爾這樣的哲學家對于言論自由的態

還是非常明確的，他認定言論自由屬于現代社會公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果 人的言論沒有對他人產生明顯而直接的傷害，那么社會就無權對此進行干預或 罰。只有當人們的言論會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導致某些違法行為的發生時，政府 有權以合法的手段對此進行干涉，但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干涉的是行動而非 論的內容，在密爾看來，僅就內容而言，不會直接對他人產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傷害。因此，政府對此無權干涉。不過，這只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理論，如 將之應用于實際，就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事實上，密爾也己想了到這點 所以他會在文中說，他所提出來的原則更多的只是給人們提供“怎樣應用的 本。”l在現實中，我們還是需要對每一個特殊事件進行仔細的判別。這正如對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學者哈里·卡爾文所說的那樣，與密爾《 自由》那樣的言論自由哲學討論繪制的圖景進行比較，現實世界中的對言論自 問題所繪制的問題圖景早己變得“面目全非”。’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于言論自由的關注點更著重于法律層面。更關注于

府是否有權借由法律的途徑對公民的言論自由進行干涉。雖然我們可以明確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國家都將言論自由列為受憲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但是 實際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憲法意義上所明文規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獲罪，而言論的審查制度在有些國家中也較為凸現，公民根本就無法通過 當的途徑表達自己的觀點，也無法通過有效的途徑來自由獲知信息。人們關于 論自由的種種爭論總是不絕于耳。美國，一個將自由主義作為其價值理念的國家 第一個將言論自由列入憲法予以保障的國家，這么多年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對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的范圍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地進行修正。參考 些大法官們多年來圍繞言論自由問題所進行的討論與所作的判決，或許能幫助 們更好地看到言論自由在現實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煩，在實踐層面上促進我們 于理論問題的思考。由于美國的憲法學家對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范 還存在著一些爭議。例如，在法學家米克爾約翰看來，憲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護與公共利益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言論‘，所以，為了能讓討論更為清晰，這 里，將主要針對公民的言論自由與政府利益之間的關系挑選出一些經典案例進行 討論。

第一節誹謗案

對于是否可以因為言論內容的而判定為犯罪，關于誹謗案的討論可以說不失 為一個極好的例證。在美國的普通法之所以將誹謗列為一個罪名，理由是因為當 事人所寫或所說的內容是對別人的惡意攻擊，并且使對方受到了可以被證實的傷 害。這種觀點與密爾限制言論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們不能因為言論的內容而 對其進行限制，只有當這種言論可以被證明能夠對他人造成傷害時，這種言論才 能夠被限制。但是，這似乎又和密爾的言論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為密爾認為，單純的言論是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那就讓我們來看美國的大法官們對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內訴伊利諾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過誹謗問題。在這個案件中，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的主席博阿內印制傳單，宣傳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區。于是，他被伊利諾伊州按照誹謗罪予以處罰。博阿內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訴，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決結果維持了伊利諾伊州的判決。稱誹謗言論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卻在一份否決異議書中說，’這項判決所秉持是一種 與《憲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學。他預言道:“如果今天我們借用不得體 的語言而將一位白人繩之以法，那么，明天，我們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辭抨擊私 刑制度而將一位黑人投入監獄”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來，我們不能因為言論的 內容而將人判定為有罪。但是，當時更多的大法官卻認為誹謗性言論是有罪的。也就是說，大法官們是在對一種言論的內容進行了道德判斷后作出了支持誹謗罪 成立的判決，而不像密爾所要求的那樣，對言論內容保持中立。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最高法院對于誹謗罪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了1964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對誹謗問題實行憲法審查，首次將普通法中盤根錯節的誹謗問題納入憲法第 修正案的考慮范圍之內。這個審查所針對的問題是，人們在對公共問題的討論 不時會夾雜著一些與事實有出入的評價，這時候，該如何協調名譽與言論自由 間的利益問題。也就是，我們是否能因為言論的真實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顯得更為特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政府 該允許公民充分發表對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夠因公民的某些言論中含有一些 惡意的不真實內容而提出控訴，并將之置于法律的監控之下，這在很大程度上 對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約時報》刊登了一則由某民間組織贊助的名為“關注他們的抗議之聲”的廣告 廣告內容為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隨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種種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對他們所采取的殘暴行徑，從而號召人們為該組織捐款，但廣告 含有某些不實之處。并且，雖然在廣告中并沒有明確指出所提到的城市為蒙哥 利，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據此推出。所以，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向 拉巴馬州法院提出訴訟，指控《紐約時報》所刊登的廣告侵犯的他的名譽。亞 巴馬州法院裁決誹謗罪成立，并以廣告內容不屬實為由，并判決被告《紐約時報 支付原告沙利文50萬美元賠償金，并拒絕被告對事實真相的辯護。被告《紐 時報》對此判決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違憲審查。

當這個案件被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一致否定了 拉巴馬州法院的判決。指出，亞拉巴馬州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因為它 說話人要為自己所說內容的真實性負嚴格的責任的方式，意圖壓制人們對于政 官員的嚴厲批評。

布倫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號發布的宣判書中說到:“對于公共問題的 論是不應該受到禁止的，應該是開放的。”’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必需品。“ 國人民都堅信這樣一項原則: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開放地討論公共問題 可以對政府和政府官員進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悅的抨擊。”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評者必須保證其言論中的所有情節均為真實，那就是必將導致嚴格 “自我審查”，從而阻礙人們對于公共問題的自由討論。這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擊。

通過這起案件，美國最高法院為言論自由的理論做出了很好的辯護，并正式 宣布煽動性誹謗違憲。明確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為公民并非出于惡意的不真實言 論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據言論的內容對言論進行干涉。這對之后類似案件的 判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在實踐層面上為密爾的言論自由原則提供了佐證。第二節顛覆性宣傳

在言論自由的司法實踐領域，最具有挑戰性的案件莫過于顛覆性宣傳，即對 一種作為政治政策來煽動人們采取違法或暴力行為的言論是否需要限制。一般來 說，在這個領域，主張對言論進行審查顯得最具說服力，因為這種言論可能會對 我們的社會造成一定的威脅。在事實上，像密爾那樣立場如此堅定的言論自由擁 護者也會說，可以允許用法律對向在糧商門口聚集的群情激憤的群眾發動反對糧 商的言論的人進行懲罰。那么，讓我們來看美國的司法界對此類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實上，對于這類案件，美國的司法界對此的意見也并非始終一致，也是經 過了一個漫長而充滿爭議的過程后，才逐漸對該類問題達成統一。在這，我們選 取兩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顛覆性案件來解釋最高法院對于該類問題的認識歷程。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認飛itueyv.ealifomia)‘

此案發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進的共產主義勞動黨黨員，因觸 犯加利福尼亞州《工團主義犯罪法》，被指控犯宣傳、教唆支持以犯罪為目的組 成的集會、團體而被判入獄。惠特尼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加利福尼亞州《工團主 義犯罪法》違憲，最高法院維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釋出獄。

最高法院對此案的判決意見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團主義團體是以主張通 過罷工和破壞活動而達到工人掌管工廠，這種集團所實行的行動會危害到公眾平與國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列。”因而維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見書中，一些大法官對言論自由作出了一些細致的

析。布蘭代斯大法官所發表的那份被后世稱為成績斐然的意見書中提到:“政 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的才能得到自由發展，所以，我們的政府理應具有審慎的 力，他們應該珍視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們還相信，發現和傳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讓人們能夠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沒有言 與集會的自由，那么也就不會存在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討論。只有通過討論，們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襲，所以，公共討論對公民來說是一項政治義務 是我們立國的基本原則。”“‘鉗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論對于我們來說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懼會帶來壓抑，而壓抑則會帶來仇恨，仇恨則會威脅到社會的安全 穩定。社會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們有機會自由地表達他們的不滿與訴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現行通過理性能夠擊敗謬誤。所以，我們應該避免使 法律來壓制言論，避免直接將言論看作為是一種暴力。我們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為了保障言論和集會的自由。”3 對于言論是否會產生明顯的危害，布蘭代斯大法官是這樣理解的:“對于

主的政府來說，我們應該相信理性的力量，我們不能將言論中包含的潛藏的危 視作為現實和明顯的危險，”這兩者之間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政府當局應 信仰自由，這是美國憲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論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許更 的言論。只有處于緊急狀態下我們才能有理由壓制言論，但是，美國人民總是 夠通過證明并不存在所謂的緊急狀態，來質疑那些企圖剝奪公民言論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來，用來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懲治違法行為，非剝奪言論自由。‘

雖然，惠特尼最終還是被宣判為有罪，但是，這份意見書中所稱的理由卻

后來的相似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蘭登伯格訴 亥俄州案中，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就對性質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決，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筆v.Ohio)此案發生于1969年，被告布蘭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黨(Ku心uxKlan)的一個首領，該黨成員在辛辛那提市郊一個農場里舉行 集會，并將集會內容拍攝下來通過電視媒體播放。電視畫面中出現了機槍和熊熊 燃燒的十字架。布蘭登伯格在電視中辱罵黑人和猶太人，并且還揚言“我們不屬 于報復性組織，不過，如果我們的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繼續壓制白種人的話，我們就將采取某些報復性的行動。”‘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違反了《組織犯罪防 治法》，判處布蘭登伯格10年監禁和1000美元的罰款。于是，布蘭登伯格以《組 織犯罪防治法》違憲為由，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1969年6月9號，最高法院作出裁決，認定俄亥俄州此項法律違憲，推翻

了州立法院對于勃蘭登伯格的判決。裁決書指出:“憲法保證言論自由，除非言 論宣傳的目的是能夠立即引起非法行為的煽動，或者以產生即刻的非法行為為目 標，否則，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懲罰任何主張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論。”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最高法院對于是否應該允許所謂的具有危險 性的顛覆性言論的發表已經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政府不得對言論的內容 進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險的元素。但是，除非這種言論的目的是能夠立即 引起非法行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為為目標，否則，公民的言論就不應該受到 限制。結語

言論自由是一個較能引起大家興趣的話題，但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

少年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言論自由問題的討論。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個合 的，能夠置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也許，我們只能訴求于政治哲學，訴求于倫理學，希望能夠從中找到一個

為適用的標準，能夠幫助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從密爾頓、克到密爾，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都為言論自由提供了有力 辯護。他們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屬于人們生來就應該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任 個人或者政府都無權侵犯，他們也告訴我們，言論自由能夠維護真理，只有允 各種言論都能被無所限制地發表，允許各種言論都能被自由地討論，真理才能 以出現。似乎，言論自由應該得到絕對的保護。不過，密爾也說到，并非所有 言論都可以被無所限制地發表，如果言論以一種不恰當的方式被表達出來的話 比如說用一種帶有攻擊性的，或者誣蔑性的方式來表達，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來的研究者也告訴我們，密爾的這種說法會導致言論自由原則的自我 解。密爾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對言論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我們要對此保持中立 只有當一種言論會直接導致某種犯罪行為的發生，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性聯 時，我們才能對這種言論進行干預，也就是說，我們干預的其實是一種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種行為的言論。后來的法律界也逐漸將密爾的這種觀點作為 案的依據，但是，事實上，要對言論內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這種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許，這在自由主義思想家們看來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卻會說，這樣不行，有時候我們不能對言論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們對言論內容不作任何價值判斷，那么我們就可能會允許一群納粹 義者到猶太人聚集地舉行游行示威，大肆宣傳反猶口號，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過，我們是否考慮到了猶太人的感受了呢?這種情感上的傷害是否能 作是一種實質性的侵害呢?淫穢作品亦是如此雖然我們可以說對于淫穢作品 們擁有不選擇它的權利，所以，我們可以允許它被自由發表，但是，也有人會 出這是一種對婦女地位的損害，會間接地對某些種群的人造成一種傷害。這些，都讓我們對該在何種程度上劃定言論自由的界限產生了困惑。

當然，現實總非完美，對于言論自由的性質、限度等問題的討論勢必還將繼 續，或許這也正是這一問題吸引人的地方，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這問題作出一 個非常完美的解釋，但是，我們應該相信，人們會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慢慢得到一 個共識，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會越來越少。未來應該是美好的。

第五篇：論自由

本書共五章，探討自由的含義，論證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個性自由發展、社會權威的限度等問題，其主要意義在于闡明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之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個人自由與社會限制之間的界限。他強調個人自由，強調個性發展，并且認為完全的個人自由和充分的個性發展不僅是個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密爾在論證自由主義的觀點時，出發點是功利，其自由學說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密爾認為，個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標時，無論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對他人利益的影響，造成他人利益的損失。判斷這種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是：是否對社會普遍利益造成危害。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于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對個人的行為有裁判權，也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

全書近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進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張、意見和想法的權利。書中寫道：“還不是單單為著或者主要為著形成偉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為著使一般人都能獲致他們所能達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樣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 中國為什么一直在強調要進行素質教育，就是因為那些只會死讀書，會考試的學生并不一定能創造出多大的社會價值，老師教，學生學，確實傳輸了知識，但是一味地聽老師講而自己不思考的學生實際上是用老師的思想束縛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僅僅局限于老師教的范圍內，根本沒有一點創新能力。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廣告詞，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只有思想走遠了，人類社會才能進步。在科學、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問題上，人民有形成、闡述和堅持自己意見的自由。很多人都認為迷信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并不能一竿子打倒一批人，雖然說不存在什么菩薩或佛祖聽到你的禱告就來幫你，但是這卻能在心理上給予人積極的暗示。記得以前看過一個報道，一個老爺爺建了一個像椰子一樣的東西，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卻覺得這是個能驅邪避魔的玩意，結果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以前的一些老毛病真的沒有犯了，最后那個東西經過專家鑒定其實就是牛吃草后 殘留的廢物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硬殼。

與思想自由相配套的，是言論自由

任何一個人或人類團體，從最偉大的政治家、宗教領袖，到某一個集團、階級、黨派、社群直至國家、社會都不可能一貫正確人的認識能力畢竟存在有限性而且每個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因此，即使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意見，也不應該抹殺少數意見的存在。那樣的話，人類就喪失了一次獲取正確意見的機會。不是有句話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嗎。

當然，最大限度的倡導思想自由并不意味著人們想說啥就說啥，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們必須為公眾的自由設定一個圍攔，即不允許他假借思想自由而惡意攻擊他人、攻擊社會。

把自己說的快樂建立在別人聽的痛苦上肯定是不對的。

自由在個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個性，密爾認為在并非根本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該張揚，這是可取的。而且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

書中寫道：“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于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只要有人認為宜于一試。”

社會永遠需要有人去不斷發現新的真理和創造新的事物

個性一詞在現時代已經非常明確，張揚個性成為新一代的時髦，反對個性壓制自然是青少年們的必然要求。密爾認為，雖然能進行首創的人只是極少數，但為了他們，我們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即給他們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允許他們有個性。凡是首創性的人，往往都有極強的個性，同社會格格不入，在別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過對人類歷史的考察發現，正是他們首先帶來了社會的進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們模仿他們，社會發展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的。評價

我想每本書的存在都有其價值，我們不能一味的去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則也就是犯了激進主義了。由于時代的不同，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再加上個人對同一事物看法的不同，因此對同一本書的評價也就不同了。自由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古到今人們在追求它，歷代思想家在關注它，對它的爭論沒有定論并且還會無休止地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