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約翰密爾所著，1859年出版。此書主要論述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

密爾從小深受激進主義陣營的父親和功利主義陣營的邊沁影響，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使二者成功融為一體。作為個人主義的宣言，《論自由》一書被不少人視為與1785年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并列的自由主義完成的標志。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先總述文章所要討論的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與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第二章論述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必要性。第三章論述個性與自由的關系及其意義。第四章論述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第五章就幾個案例討論本文教義的應用。

《論自由》的哲學基礎是最廣義上的功利主義，即必須把人當做前進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為依據。關于自由與權威的斗爭，禁止防御官府的政治暴虐是不夠的，對于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同樣要清醒并抵制。但人們往往并不清楚這個所要抵制范圍的邊界在哪里，從而導致混亂和悲劇。密爾提出了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因此，只有個人行動會直接、最初地影響到他人的部分必須受社會干預，剩下的就是人類自由的適當領域，這包括，意識的內向境地（良心的自由），追求趣味和訂立生活計劃的自由，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這條教義雖然并非首創，亦廣為認同，但在實踐中所受阻礙極大。古代共和國認為自己有權實行自己對人的優越性，古代哲學家也贊同用公共權威制約私人行為的每一部分。被強敵環伺的小國亦需要意志統一來保證安全。事實上，貢斯當已深刻地指出了所謂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性，而且現代世界中，政治群體體量變大，不再需要斯巴達式的全民軍事教育，還有最主要的是，政教分離原則被廣泛認同，可自由原則的貫徹在當代仍受重重阻礙。據思想家們所論述，現代道德壓迫的機器應更有力地反對在僅關本人的事情上與統治意見有所分歧。而且世界上還廣泛地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要把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通過輿論和立法力量不適當地加以伸展。因此，密爾想要論述自由的重大意義，筑起一條道德信念的堅強堤障以反對這種禍害。

關于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密爾從四個方面論證了其對于人類精神福祗的重要意義。1）如果被迫緘默的意見是真確的，禁止思想和討論自由就使人類失去了一個獲得真理的機會；2）如果迫緘默的意見是謬誤的，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在與謬誤的爭辯中獲得對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的機會；3）如果被迫緘默的意見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謬誤，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完善已經認識的真理 ；4）教義的意義本身有喪失或減弱并失去其對品性行為的重大作用的危險。密爾在論述過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論證以上四點。如在論述的第一不能分中，他反駁因擔心錯誤意見誤導社會而禁止言論思想自由的理論，提出不該為了不許對某言論駁辯而假定其真確性，人的智慧的來源在于人的錯誤時能夠改正的，在駁辯中可加深對真理的理解；反駁政府有義務保護某些對社會福祉有用的信條，指出由功利性導出真確性是荒謬的，對教義的信仰因基于對其真理性的認同；反駁拒絕聽自己認為錯誤意見的看法，指出其實質默認了自己判斷的不可能錯誤性，同時舉出了蘇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導致的司法罪惡給人類帶來的悲劇。；反駁真理會永遠戰勝迫害的意見，指出這不過是一個過于樂觀的謬誤，真理的浮現會因人們的錯誤而推遲，造成損失；批判人們對于不信任他們所重視的信條的人抱有意見的大眾心理，指出這種不見血的社會詆毀導致了人類心靈中全部道德勇敢性的犧牲；反駁認為異端者沉默不算災害的意見，指出這不僅使人們喪失對異端意見透徹討論的機會，更嚴重的是，敗壞了不僅使異端者還有費異端者的心靈，使其喪失生氣和獨立，號召思想家的第一個義務就是隨其智力所之而不論它會導至什么結論，并結合時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歐洲近代三個輝煌歷史時期的思想的推動力量已經差不多用光，我們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們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進步了。在第二部分的論述中，密爾指出禁止思想言論自由會導致“既定意見的沉睡”，信條因人們順從接受而反而與人心隔離，把人心僵化起來兒擋住投給人性更高部分的其他一切影響，指出真理在辯駁中更能感動人心。在第三部分中，密爾指出所有意見都是真理與錯誤交織的產物，并通過指出基督教的一些不足告誡人們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見的分歧。最后指出正爭辯上的道德尺度應該是不可由辯論者的觀點如何推斷其品德，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冷靜客觀地傾聽每一個意見的人。

關于論證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的方面，密爾先劃出了個人個性發展的空間，即個人應在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斷活動，不論在他人及傳統習俗看來是否可取。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這一點。第一，從社會發展層面來說，首創性是人類事務中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允許個性的自由發展有助于保護首創精神，并為天才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為人類社會永遠需要有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不但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是真理，而且還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開明的行為和更好的趣味與感會的例子。人類不僅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

第二，從個人發展層面來說，個人發展需要個性的張揚，不應該遵從習俗慣例。每個人對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關切，對于一個人如何發展，他人的經驗也許是錯的或沒有解釋對，或者即使對了卻根本不適合他，畢竟他人對其的利害關切遠

比不上其本身，當然前提是個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個人的智力在運用過程中才能得以發展，成為思考中美麗而高貴的對象，在對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選擇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實。在個性的發展過程中，欲望并不是洪水猛獸，而是一個完善人類的構成部分，強烈的沖動和強烈的意志構成富有精力的性格，這才是真正的有生氣的人。而現在威脅人性的并非個人的沖動失于過多，而是失于不足。給你自由，你敢要嗎？很多人是不敢的，萎縮的個性使人類生活變成一潭死水。習俗的專制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個持久的障礙。人們的悲劇現在不僅在于個性屈從于習俗，更在于把習俗當成了自己的“個性”。這種后果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價值觀念的歪曲，想要以犧牲個性換來社會對自我的認同，做一個平庸的順民。但須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這肯定應當來自自己的內心，而非依賴外界，尤其是習俗。換句話說，人的價值只應來自自己的內心。自己的價值依靠外界來給予是一件危險而可怕的事情，要么會導致人性的崩潰，要么就只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失去個性。密爾指出人類發展所必要的條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我不禁想到了曾經以及現在頗受追捧的一個事物地球村，這種追捧其實不也正體現出人們為追求所謂方便管理之類的原因而扼殺個性，消滅多樣的一個方法嗎？。所謂反全球化運動又常被指責為為己國之利而戰的自私的異端，但或許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旨關人

類福祉的東西吧。正如密爾所說，商業和交通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標甚至最好的目標都開放給普遍競爭，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個特定階級的性格，而成為一切階級的性格。密爾更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可怕的圖景：人類在有過一段時間不習慣於看到歧異以后，很快就會變成連想也不能想到歧異了。這一日，將會是人類滅亡之日吧。

? 對于論述社會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密爾指出了每個人對社會遵守的某種行為準繩應該是彼此不損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個人有些行為會有害于他人，或對他人的福利缺乏應有的考慮，可是又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犯者便應當受到輿論的懲罰，雖然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他人有權利以各種不同辦法使對某人觀感不佳的意見發生作用如：預先給予他警告；不與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樣避免與之合群。他人對其干預的界限是（1）她可以從他人手中受到極其嚴酷的懲罰；但是他之受到這些懲罰只是作為那些缺點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說自發的后果，而不是有誰為了懲罰之故有目的地施罰于她；（2）一個人若只在涉己行為上招致他人觀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應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與那種判定密切相關的一些不便。至于人們因為自由而產生的對自己的傷害而帶給社會的損失，這一點點的不便利，社會為著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夠承受的。此后，密爾批判了幾個社會道德擴張侵害個人自由的例子，如回民國禁止任何人食豬肉，新英格蘭、大不列顛清教徒取消公眾甚至私人

娛樂，美國與禁止縱飲烈酒的禁令，厲行安息日制度，用“文明軍”結束其眼中文明中的倒退。但對于密爾所說的解決辦法，我還是覺得有些不嚴密。據密爾所稱，人們有權不與不同意見的群體合群，甚至警告他人不與之合群，又稱社會不應根據共享的或主體群體的道德或習俗干預個人自由，但孤立不同意見體難道不是一種干預嗎，這與作者之前所指責的社會對個性的懲罰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結果不仍是把異端邊緣化，終至扼殺個性嗎，孤立了不同意見的群體，所謂思想言論自由又如何實現呢，難道是讓不同意見只發表于各自的孤立的群體內部嗎，而且其懲罰判斷的基點仍只是社會主流的個人意見。事實上，關于懲罰的度的問題，恐怕也很少有人能說得清。其實若當社會素質較高時，度便可放低，大眾亦相對較易劃分得清楚正確，同時高素質帶來的理性的寬容也是“度”易于操作。但要使社會大眾素質較高，具有較清楚地理性，又要先任其個性發展，這竟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或許人類社會只能以真正的自由為一個大方向，在不斷的錯誤與糾正中，一點一點地無限逼近。而作者所說社會對于個人不良品質的懲罰其實也很難與社會對個人生活方式的批判清楚地分開。或許，個性需要一顆很強大的內心，本來就不以世俗評判為意吧。

? 最后一章密爾論述了本文教義的應用。密爾首先再次陳述了貫穿了全文的兩條格言：（1）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2）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其次，密爾說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問題而反對政府干涉的三種情況：（1）所要辦的事，最適宜的人莫若在那項事業上有切身利害關系的個人，個人辦會比政府辦更好；（2）有些事個人辦雖未必能像政府官吏辦的好，但仍宜讓個人來辦，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地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習的知識，使他們形成公共意識；（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行政管理的標準是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則的最大限度的權力分散，但也要盡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報集中，還要盡最大可能把情報由中樞散播出去。密爾用貿易自由、教育設計、禁酒令、毒品買賣、鴉片貿易的幾個例子具體探討了政府權力的界限問題，說明了社會/政府對于純關個人自身的錯誤行為可以通過防止或懲罰的途徑而加以正當干涉之道，直接損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動，不應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開做出來會破壞良好的風氣，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國家對于它所認為違反當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許可的同時不應加以某種間接的打擊。對于幾種若干人在共同事情上相互同意而共同規定的自由，如奴隸契約，婚姻，子女教育問題，密爾強調不同的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自由原則不能要求一個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個人若通過諾言或行動鼓勵另

一個人信賴他會繼續某種行動，對其發生某種期望，則他對那個人負有一系列新的道德義務，這些義務他可以決意放棄，但不能忽略不理；若因締約雙方的關系而對他人引起某種后果，則雙方對第三方負有義務； 國家對于公民的每一個人都應當要求并強迫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由國家強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國家親自指導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對國家教育的理由只適于后者，不適于前者。

最后，密爾堅定地指出，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蒂還在組

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

總之，《論自由》一書以其嚴密的邏輯、全面的論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論證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個人自由是每個人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固然，保守主義、社群主義等流派也從不同方面批評了自由主義的一些理論缺漏，主要觀點有，自由主義過于樂觀，高估了個人理性，削弱了群體權威和社會基礎，使得國家職能的發揮軟弱無效，人是社會中的而非孤立的人等。但個人自由作為一個符合人性要求的價值導向和原則，是值得尊崇的。

第二篇：《自由論》讀書筆記

自由是帶著鐐銬的舞蹈

以賽亞·伯林是我喜歡的一個思想家，他是20世紀偉大的為自由辯護終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論》、《自由及其背叛》、《啟蒙的時代》等都是延續著相同的主題——如何維護得來不易的自由。

雖然是哲學書籍，但卻沒有古奧不可解、拖泥帶水般的拖沓弊病。閱讀伯林的書，讓你感受到的是他語言風格的清新流暢，以及他的思維的縝密及凌厲。

《自由論》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論》的修訂與擴充版，在其基礎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與恐懼》一篇，“論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傳記性附錄”三篇，《伯林及其批評者》一篇，以及一個資料翔實的“索引”。在英國政治思想史上，本書被譽為繼彌爾頓《論出版自由》、穆勒《論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為二十世紀復興古典自由主義價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國拉脫維亞的里加（當時屬于沙皇俄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并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二戰期間，先后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并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并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

在本書開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問題，反思了革命的邏輯。當人們迷醉于狂熱的革命理想的時候，其他目標與價值都被遺忘了，盡管人們承認其他價值是有意義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們感應到的是一種宗教般的信仰。“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準備不惜付出一切代價贏得這種安全感，讓廣大的生活領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無意但系統地擠壓活動疆界的人，這些人操縱人類，把人類訓練成整體模式中的一個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換，幾乎可以預制的部分。”“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強有力的領導或更科學的組織。它需要的是與之相反的東西——少一些彌賽亞式的熱誠，多一些開明的懷疑主義，多一些對特異性的寬容，在可預見的將來特別地多一些達到目標的辦法，為那些其趣味與信念在多數人中很難找到共鳴的個體或少數人實現他們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間。”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價值多元論。

伯林的價值多元論，是針對長期統治西方思想傳統的價值一元論提出來的。1

柏林認為，基本的人類價值是多元的，諸如自由和平等，它們既不能按照一種絕對的等級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轉換成一種具有共同特性的單元。這不僅適用于整個文化即價值體系的層面，而且適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個體的價值。各種一元論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聲稱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只有一個。正是這種主張，當得到狂熱的表達時，導致原教旨主義、迫害與不寬容。多元主義要預防的就是這種危險。它是自由主義與寬容之源：不僅僅是那種等待錯誤被改正的不穩定的寬容，而且是那種深刻的、持久的寬容，這種寬容接受并歡迎那些與我們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見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見解。對于人類來說，追求一種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結果，無異于是追逐海市蜃樓。有許許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從經驗的角度出發，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結論。人是自己的人，是為自己的獨一無二的生命活著，有權利去追求自己堅持與鐘愛的任何理想，這是人的基本的權利。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選擇。對于伯林來說，歷史上各種各樣的宗教迫害、納粹政治以及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極權主義正是絕對主義價值觀的結果。在伯林看來，不同價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決定了人們必須時刻面臨著選擇，并且必須去選擇。沒有一個固定的真理供人們來依據，這樣的選擇完全是一種意志活動，意愿是唯一的標準。他把選擇能力和對生活方式的自我選擇視為人類存在的構成要素，看作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這種選擇活動，人們的行為和性質中才產生了不確定因素，人類也因此為自己創造了多樣的本性，這就決定了人在本質上是自我改變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書的主題——自由，則是伯林最為人所知的思想貢獻，即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闡述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與聯系。之所以要區別出這兩種自由，是因為它們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盡管它們是對不同問題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們卻常常把它們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種自由被濫用都會引起惡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這兩種自由的區分對應于兩個邏輯上相互區別的問題。如果有人問：“是誰欺騙我？”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可以說明“積極自由”的內容。一些人可能會回答：“我欺騙我自己”，這就是積極的自由。如果有人問：“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將說明“消極自由”的內容。有人會回答：“很少”，這就是消極自由。消極自由涉及的是機會，而積極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資源。伯林還認為，手段不構成對自由的限制。因為手段是與自由的運用有關，而不是與自由的擁有有關。如一個人太窮或太無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說他沒有自由。門仍然對他開著，雖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是任何有尊嚴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問題。“一個社會為這兩個問題所做的答案便可以決定這個社會的性質是自由的還是專制的，民主的還是暴政的，世俗的還是宗教的，私有的還是共有的等等。這兩個概念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過，并向其反面發展。”在對兩種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終強調“消極自由”是更為真實的自由，“在我看來，‘多元主義’以及它所蘊涵的‘消極’自由，是比較真確的、比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張，要比那些在大規模受控制的權威結構中，把尋求階級、民族或全人類‘積極’自我表現作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標，更為真確、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釋的那樣，“自由”二字的任何詮釋，不論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極”自由，即一個人必須擁有一個不受人干涉的領域。而“積極”自由的概念，有時只不過是殘酷暴政的華麗偽裝而已。

作為英國政治哲學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當代英國哲學界可謂獨樹一幟，伯林的《自由論》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理論著作，是一篇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宣言”。

縱然柏林的自由價值超越了一元論，卻仍然受限于多元論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帶著鐐銬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沒有束縛,然而恰恰是這個限度才是其價值的真正所在。

第三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讀書筆記

本文的寫作背景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取得政權并已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并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內，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掃除封建勢力的殘余，擴大統治權；在國外，要求保持并不斷擴大殖民地。在當時的主要思潮就是在自由主義的口號下破除一切障礙，實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以便肆無忌憚的追求利潤。密爾深受父親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他有選擇與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義學說與許多新思想的重大營養成分結合在一起，為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使二者成功融為一體。《論自由》這本書主要論述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密爾深受父親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把早起的功利思想與許多新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

《論自由》分為五部分，以公民的自由為中心，分別是：一，引論；二，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三，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四：論社會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五：本文教義的應用。

自由，是人類一個永恒的主題，無數的人們追求它，并試圖為它找到理論支撐的基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爭取自由的歷史。《論自由》中討論了自由的含義、個性自由、社會權威的限度以及個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問題，為自由主義的新發展開辟的道路。

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提出它這篇論文的主題是：“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認為干涉社會成員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應是“自我防衛”──防止對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剝奪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公民和政府都在討論與倡導自由，他們都是從自己的利益本位出發，公民希望政府和社會給予的自由多數是從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出發，而政府希望公民和社會得到的自由是在自己容許的范圍內，并在這個范圍內盡可能最大的對政府有利，那么究竟應該怎么在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控制之間做出適當調整就是自由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二章論述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認為人類應當自由形成意見，自由發表意見，否則便是人類理性與德性的毀滅。密爾認為“一個自由的社會要承受并保護這種自由——可被說服而不可被強制的權利”。思想自由與討論自由的根本目的是發展人的個性和智慧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一種觀點或理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真理，需要自由討論和論戰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相反，如果禁錮人的思想，用某種權威或教條壓制各種意見，尤其是反對意見的發表，只是妨礙思想和社會進

步的，應該制止。權威可以以各種方式來限制人的言論，卻不能左右人的思想，權威可以做到的只是將人的某種思想扼殺使之不能傳播，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交流，文化不能傳播，思想不能流動，整個社會充斥的只是權威所允許所要求的言論思想，那么社會就會成為一潭死水，社會的進步就會被扼殺。思想和言論雖應當獲得絕對的自由，但并不是說毫無節制。一切意見是應當允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需要節制，不要越出公平討論的界限。人們不能進行漫罵，諷刺，人身攻擊等，但這種限制不能動用法律和權威。

第三章闡述個性的自由發展，認為這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會使人對自由、對他人更有價值。主張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反對社會習俗的專制。每個人所應注重的目標乃是能力和發展的個人性，乃是要使其各種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調和的發展而達成一個完整而一貫的整體。

為了個人各種能力的最高度調和的發展，就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環境，首先就涉及第二章提到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敢想敢說不為習俗和陳規而左右，形成自己獨有的個性。自古以來，各種習俗和專制一直都是壓抑人們思想妨礙社會進步的持久障礙。想到中國的帝王專制、文字獄、文化大革命，這些都阻礙了個性的發展，使人們不能不敢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創新去創造去進步，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一片昏暗更不敢說前進了。在這章中，密爾曾說“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地呼吸。”但凡偉大的天才，總是以各種稀奇古怪常人不能想的奇特思維開始，很多人認為很多天才古怪不合世俗，在當時的時候天才的思想可能會被扼殺，但是多年后再看，這些天才總是不朽的。因為他們的成就就是自由的發展，不受世俗的規范，勇于去探索去挑戰，使得個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第四章討論社會對個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源于社會對他的保護。社會成員的行為只要互不損害利益和權利，只要為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受損害與妨礙而承擔責任，就不受社會強制。密爾認為必須提出一些公認的原則來測定社會干預的當與不當，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若說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處，那不成為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這就是密爾著名的“群己權界”。密爾強調保護個人自由和權益，反對集體意見對個人自由的干預。而個人的自由也有一個限度，即相對的自由，那就是不能妨礙別人的利益，并且要履行自己義務上應該做的事，當有義務而不做時，那就要對社會負責。

第五章重申兩條基本原則：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也不得對之干涉；個人行動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個人要向社會負責，要承受社會或法律的懲罰。本篇主要講自由在生活中的應用，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中。密爾主張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自由競爭的社會，如果一個人在合法的競爭中取勝，那必然要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是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是合法正當的，社會與他人并不負有責任。密爾認為，對競爭應實行自由開放的政策，不能對其約束。“約束就是罪惡”，對貿易的約束、競爭的約束將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還有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限度，存在三種情況是政府不應干涉的：第一，由個人來辦會比由政府來辦更還一些；第二，即使未必能比政府辦得好也可交由個人辦，因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鍛煉判斷能力，獲得知識；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

密爾的《論自由》中的思想早就已經影響著我們，其中文本最早由曾經留學英國的中國啟蒙思想家嚴復翻譯，名為《群己權界論》。自由一詞就是在后來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慢慢醒悟并追求的。其中的觀點，不僅是在他那個年代還是在現代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些觀念是永遠值得我們去思想和追求的。

第四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一書是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稱為“自由主義之圣”。他的一生出版過許多作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本人極看重《論自由》一書，在本書中他曾說“《論自由》往往比我寫的其他作品影響更為長久”，他把這本書看作是“一本關于一條真理的哲學教科書”，它的出版也宣布了性格多樣性和個性自由發展在不同方面對社會和人類都很重要。

密爾所論的自由，并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指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也就是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在這里，他引入了“權力”這一概念，自由被定義為權力實施的限度。密爾主張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對他而言，合理的社會即意味著自由，而個人自由的適用范圍即是社會干預的限度。這樣，他就把自由解釋為確定社會合理使用權力，并且提出了一個測試合理性的標準實驗，即“任何一個不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都是不合理的社會。如果它侵犯了個人正當的權利，社會就不能使用其權威。”這是評價一個社會是否合理的標準，一個社會必須在保證尊重個人自由的前提下行使其權威，那么如何界定一個社會是否干預了個人生活侵犯了個人自由呢？米爾給出了解答：“本文的目地是要力主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使凡屬社會的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所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它為標準。”

在密爾看來，有兩種主要方式干預了個人自由，一是法律懲罰，而是道德壓迫。這涉及到本書最重要的部分，即那條“極其簡單的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的或者集體的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由防衛。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何一員，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濫用權威會侵犯社會合理的限度，侵犯個人的自由。密爾自由論的核心便是“危害標準”，如果你沒有足夠的事實說明一種行為危害到其他人，那你就不能用法律或社會道德壓力來阻止該行為。比如說，一個人看到別人溺水，但是他沒有施以援手，這件事被報道，于是這個人受到了各方的譴責，極大的影響了他的生活。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出于什么理由，這個人沒有救溺水的人本身并沒有危害到他人，但是來自社會的道德譴責卻傷害到這個人，這就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侵犯。只有一種條件下可以限制個人行為，即當其行為將會危害到其他人時。如果法案超出危害標準的限度，社會將威脅人身自由，所以說道德壓迫和法律懲罰都有可能干預和侵犯個人自由。

這條標準引發出了另一個問題，怎樣的才能被判定為危害呢？身體上的傷害很明顯是傷

害，情感和心理上的傷害算是傷害嗎？我們如何去判定一個人的感情或心理受到了傷害？在現代法律中，受害者的情感或心理受到極大傷害是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精神賠償的，這表明一點，情感和心理上的傷害屬于危害的范圍。但是一旦我們將精神傷害界定為危害的一種時，我們就不得不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去判定一個人的精神受到了傷害。這種判定是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即使是在法律中也沒有一個完善的解決方案和一個絕對的標準。我們可以再次以上述溺水的案例為例，如果當時只有那個人在場，在他沒有援救也沒有找別人來援救，而是眼睜睜的看著這個溺水的人死去，那么這種行為雖未傷害到其他人的身體，但是否傷害了溺死之人的家人的情感，是否傷害到了公眾的道德感呢？如果是，那么這個人的行為就已經構成了對他人的危害，公眾對他的道德譴責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密爾的理論值告訴我們如何去設定限度，卻忘了進一步告訴我們實踐的標準。

除危害原則之外，他在文章中指出早在自由合理性試驗之前，他就已經提出了合理性原則。在進行測試之前，首先應該證明社會符合合理性的標準。因為自由作為一條原則來說，在人類還未達到能夠自由的和平等討論而獲得改善的階段以前的任何狀態中是無所使用的。這條合理性原則就被概括為：沒有文明的思考就沒有自由。在社會文明開化的前期，所有干預個人行為的人或事都被認為是不合理的。

密爾最后將自由訴求功利，事實上他在編寫《自由論》的同時，也在完成另一部偉大的著作《功利主義》，揭示了功利主義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把密爾稱為“披著自由外衣的功利主義者”。密爾將自由與功利聯系起來，他解釋道：“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后總是訴諸功利的；但是這里所謂功利必須是最廣義的，必須是把人當作前進的存在，而且以其永久利益為根據。”功利是最廣義的，他指的是一種行為、一個決定或是一件事產生幸福或減少痛苦的能力，或者用約瑟夫〃普里斯特的話說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它不是個人的自私，而是大多數人的自私。在做決定時，我們應優先選擇功利，但有兩條件：一是要以永久利益而不是暫時性快樂為根據；二是要把人當作前進的存在。真正的功利主義是研究怎樣才能讓一個人快樂，怎樣才能幫助人在不斷的成長過程中獲得幸福。

密爾在《論自由》的第二章“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中提到了言論自由，它是現代自由論中最基礎的一部分，也是對密爾影響最大的部分。一開始，密爾就提出人們應該認識潛在的原則，這一觀點是他在“出版自由”的基礎上提出的。“出版自由”是反對腐敗政府或是暴虐政府的保證之一。在這一方面，它是指限制一個不是建立在民主和公眾控制下的政府。沒有一個在利害關系上與人民不一致的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可以硬把意見指示給人民并且規定何種教義或何種討論才許人民聽到。首先，出版自由是公認的概念，他的一貫原則便是

“如果一種權利或是政府不能代表公眾的話，那他就不能控制公眾的思想。”如果政府不是代表公眾意志下的執政時，舊的自由就不能在保護自由的言論了。

密爾遇見了一個黑暗的未來：沒有自由的民主。在這樣一種時代，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自由理論。舊的自由只是服務于當權機構。密爾證明了一個眾所周知的詞可以有另一種理解方式，他做出了新的解釋：限制多數派一致的自由言論。密爾告訴了我們為什么關于自由的傳統教條不能保證自由的民主性。出版自由可以保證人民的討論自由，但密爾指出隨意使用這個詞會產生反作用，出版自由有可能成為某些教條的基石，也有可能成為民主化審查制度的基本原則。密爾進一步將傳統意義上的出版自由解釋為沒有政府可以限制公眾討論，除非政府可以完全代表公眾講話或與公眾利益一致時。在公眾意見方面，政府做得越好，證明“限制多余思想這種行為”的正當性方面就會越差。就得自由主義成為新的暴君產生的基礎。同樣的自由，在一個時代可能是革命性的，在另一個時代也許支持政府鎮壓。

本書的第四章中，密爾論述了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他指出每個人對社會遵守的某種行為準繩應該是彼此不損害利益，且每個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也就是上述討論過的危害原則。最后一章中，密爾開始講到了實際應用，他用貿易自由、教育設計、禁酒會、毒品買賣、鴉片貿易的幾個例子具體討論了政府權利的界限問題，說明了社會或者政府對于個人自身的錯誤行為可以通過防止或懲罰的途徑而加以正當干涉之道，直接損害只涉及本人自身的行動，不應遭法律禁止，但若公開做出來會破壞良好風氣，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國家對于他所作為違反當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許可的同時不應加以某種間接的打擊。密爾強調不同的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自由原則不能要求一個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國家的價值應該從長遠來看，歸根結底還在組成他的全體個人的價值。

現在看來，《論自由》中最實用的觀點似乎都已經過時了，但其中有些一般的概念仍然起著作用，特別是關于自由的基礎和原則以及個性自由等觀點依然是自由主義中的經典，值得推敲探討。

第五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功利主義視角下的自由

——《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是英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Mill）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密爾從小深受激進主義思想的父親和功利主義思想的邊沁影響，但是，他在繼承功利主義精髓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大膽的批判和修正，并對自由理論和功利主義的關系做了深入的闡述，他從功利主義的視角出發論證了自由主義，使二者融為一體。“凡是可以從脫離功利而獨立存在的抽象權利觀念推出我的論證的任何有利條件，我都未予利用。在所有道德問題上，我最終訴諸功利；但是，這必須是最廣義上的功利，以人作為進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為依據的功利。”1《論自由》一書的出版，對其繼任者以賽亞?柏林、約翰?格雷等思想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至于約翰?莫利（John Morely）曾經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是否在那個時代或者任何其他時代有如此短的一本書曾在當代人的思想中產生如此廣泛、如此重要的影響，如同密爾的《論自由》在那個時代對人的思維和社會產生的震動一樣。”2及至今天，《論自由》也是法哲學領域的重要文獻。自由主義理論家從《論自由》中尋找自由理論的經典解釋，并試圖從中發現可以回答當今問題的思想啟迪。其他一些理論家則試圖通過剖析密爾的《論自由》展示自由主義法哲學的內在缺陷及危險后果。

關于《論自由》的寫作背景，密爾所處的英國，正處于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推進時期。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得到不斷壯大。在密爾所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雖然英國在經濟和綜合國力等方面達到了鼎盛，但在社會結構、社會觀念、社會風尚乃至社會道德上，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限制依然存在。早期的功利主義者邊沁等人將功利主義的主旨概括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是這種多數人的幸福主要指人的物質上的滿足和利益的實現，即強調人所追求的趨利避苦的簡單量的計算。密爾早年接受了邊沁的這一理論，但后來，他積極批判邊沁的功利主義只注重現實的物質利益，而漠視人的精神和情感層面需求的觀點，即人的幸福應體現在量和質兩個層面，且應當更注重幸福質的追求。因此，密爾甚至一針見血地指 12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頁。

[美]蘇珊?李?安德森：《密爾》，第31頁。出，“做一個不滿足的人勝于做一只滿足的豬，做不滿足的蘇格拉底勝于做一個滿足的傻瓜。”3

《論自由》全書分為五個部分，以公民自由為中心，對自由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闡述。第一章是導論部分，總述了文章所要討論的主題不是所謂的“意志之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同時，確立了一條自我保護的“極簡原則”，并以此原則為線索推動全文的展開。第二章論述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認為人類應當自由形成意見、自由發表意見，否則便是人類理性與德性的毀滅，闡述了思想自由的倫理依據和倫理正當性。第三章闡述個性的自由發展、個性方式多樣化以及首創性的倫理價值。認為個性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主張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提倡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和多樣化。第四章討論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提出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源于社會對他的保護，社會成員的行為只要互不損害利益和權利，只要為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受損害與妨礙而承擔責任，就不受社會強制。第五章將所得的理論應用于社會實際，同時重申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第二，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

在《論自由》的導論部分，密爾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所要討論的主題不是所謂的“意志之自由”，即不幸與那個被不當地稱呼為哲學必然性學說相對立的東西；而是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即社會可以合法地施加于個人的權力之性質和界限。4他在此把社會自由與哲學上相對于必然性而言的自由明確地相區分，而且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密爾指出他全書的要義就是兩條格言：“第一，個人的行為只要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他就不必向社會承擔責任。第二，對于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則需要承擔責任，并且在社會認為需要用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它自身時，個人還應當承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簡言之，密爾致力于劃清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權利界限，強調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那就不應該受到限制，他就是自己最高的主權者。所謂自由，是指對于政治統治者的暴虐的防御，人們主要采取兩種限制手段來謀求自由。第一 34 英] 約翰﹒密爾：《功利主義》，上海世紀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條途徑是要取得對于某些特權即某些所謂政治自由或政治權利的承認，這些自由或權利，統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棄義務，而當他果真有所侵犯時，那么個別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稱為正當。第二條途徑，一般說來是一個比較晚的方法，要在憲法上建立一些制約，借使管治權力方面某些比較重要的措施須以下列一點為必要條件：即必須得到群體或某種團體的想來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提出了“多數人的暴政”這一觀點，并將其列入社會需要警惕的禍害之一。但是，密爾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我們更應警惕的“社會的暴政”這一問題。“像其他的暴政一樣，這種多數人的暴政，人們起初以為、而且至今仍然庸俗地以為，其可怕性在于它主要通過公共權威的行為而發揮作用??因為它雖然通常不以極端的懲罰為支撐，卻幾乎不給人們逃避的途徑，它更深地涉入生活的細節，并且奴役靈魂本身。”5這種社會暴政之所以比政治暴政更可怕，是因為社會暴政使人無處可逃，影響人的生活細節以及奴役人的靈魂。關于個人獨立性與社會控制之間的恰當調節，密爾認為，必須通過法律和輿論來設置準則。

接著，密爾提出并論述了“極簡原則”。“本文旨在確立一條極簡原則??其準繩是自我保護，即人類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對任何成員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其唯一正當理由是旨在自我保護。”6但是，這條“極簡原則”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僅適用于能力已經成熟的人們，對于孩童、尚未達到法定成年男女年齡的青年以及野蠻人，則被排除于該適用范圍。密爾總結出關于他對人類自由所涵蓋的三個領域。“??第一，意識的內向境地??所以在實踐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開的。第二，這個原則還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還有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這就是說，人們有自由為著任何無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聯合，只要參加聯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騙。”7密爾在導論的最后，再次強調要對道德壓迫和精神統治的傾向保持警惕，特別是面對社會權力膨脹、個人權利萎縮的情況，更要警惕“無論作為統治者或者作為公民同胞，人類之傾向于把自己的意見和意向當作行為準則來強加于他人，是有著人類本性中難免帶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壞的情緒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從來幾乎無法加以約束，56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7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除非缺乏權力”。

關于思想和討論自由，密爾從四個方面論證了其對于人類精神福祗的必要性。（1）如果被權威壓制的意見是真的，禁止思想和討論自由就使人類失去了一個獲得真理的機會；（2）如果被權威壓制的意見是謬誤的，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在與謬誤的爭辯中獲得對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的機會；（3）如果被權威壓制的意見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謬誤，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完善已經認識的真理 ；（4）教義的意義本身有喪失或減弱并失去其對品性行為的重大作用的危險。8密爾在論述過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論證以上四點。如在論述的第一部分中，他反駁因擔心錯誤意見誤導社會而禁止言論思想自由的理論，提出不該為了不許對某言論駁辯而假定其真確性，人的智慧的來源在于人的錯誤時能夠改正的，在駁辯中可加深對真理的理解；反駁政府有義務保護某些對社會福祉有用的信條，指出由功利性導出真確性是荒謬的，對教義的信仰因基于對其真理性的認同；反駁拒絕聽自己認為錯誤意見的看法，指出其實質默認了自己判斷的不可能錯誤性，同時舉出了蘇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導致的司法罪惡給人類帶來的悲劇。反駁真理會永遠戰勝迫害的意見，指出這不過是一個過于樂觀的謬誤，真理的浮現會因人們的錯誤而推遲，造成損失；反駁認為異端者沉默不算災害的意見，指出這不僅使人們喪失對異端意見透徹討論的機會，更嚴重的是，敗壞了不僅使異端者還有費異端者的心靈，使其喪失生氣和獨立，號召思想家的第一個義務就是隨其智力所之而不論它會導致什么結論，并結合時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歐洲近代三個輝煌歷史時期的思想的推動力量已經差不多耗費殆盡，我們如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們就不可能實現新的進步。

密爾在論證思想和言論自由時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就是強調人類認識的可錯性。這種人類認識的可錯性不僅表現在單個個人、而且表現在集體共識之中，有時甚至出現在整個人類和整個時代的認識之中。關于這一點，密爾列舉了盧梭這一事例進行論證。“每個時代都曾持有許多被后面的時代認為不僅錯誤而且荒謬的看法；可以確定的是，現在流行的許多看法將被未來的時代所拋棄，就像現時代拋棄許多過去曾經流行的看法一樣。”9

關于論證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密爾先劃出了個人個性發展的空間，89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頁。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即個人應在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斷活動，不論在他人及傳統習俗看來是否可取。“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并且開動它按部就班地為它規定好的工作；它毋寧是一棵樹，需要按照使它成為活物的內在力量的趨向生長，并在各方面發展起來。”10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這一點：

第一，從社會發展層面來說，首創性是人類事務中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允許個性的自由發展有助于保護首創精神，并為天才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為人類社會永遠需要有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不但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是真理，而且還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開明的行為和更好的趣味與感會的例子。人類不僅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依靠他們。

第二，從個人發展層面來說，個人發展需要個性的張揚，不應該遵從習俗慣例。每個人對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關切，對于一個人如何發展，他人的經驗也許是錯的或沒有解釋效力，或者即使對了卻根本不適合他，畢竟他人對其的利害關切遠比不上其本身，當然前提是個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個人的智力在運用過程中才能得以發展，成為思考中高貴而美麗的對象，在對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選擇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實。“要想每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發展，重要的是應當允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任何一個時代行使這項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該時代值得后代關注的程度就有多11大。”習俗的專制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個持久的障礙。人們的悲劇現在不僅在于個性屈從于習俗，更在于把習俗當成了自己的“個性”。這種后果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價值觀念的歪曲，想要以犧牲個性換來社會對自我的認同，做一個平庸的順民。但須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這肯定應當來自自己的內心，而非依賴外界，尤其是習俗。“一個社會標新立異的數量，一般總與該社會所含有的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密爾通過自己所推導出的理論，列舉英國和中國進行論證，針砭時弊、發人深省。

“生活中主要涉及個人的那部分應當歸屬個性，主要涉及社會的那部分應當13歸屬社會。”密爾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并不是絕對的個人行動自由，而認為個人1011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頁。12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頁。13 [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的自主權是有限制的，但是這種限制必須是正當的。為此，他明確規定了這樣幾個限制條件：第一，個人彼此互不損害利益，且不損害法律明文規定成員在默契中認作權利的確切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遭損害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一份責任；第三，如果某些行為有害于他人，或對其福利缺乏應有的考慮，但又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違犯者應當受到輿論的懲罰，而不是法律的懲罰。

關于社會對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密爾指出了每個人對社會遵守的某種行為準繩應該是彼此不損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或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責任。個人有些行為會有害于他人，或對他人的福祉缺乏應有的考慮，可是又達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違犯者便應當受到輿論的懲罰，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懲罰。他人有權以各種不同辦法對某人觀感不佳的意見發生作用如：預先給予他警告；不與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樣避免與之合群。他人對其干預的界限是（1）她可以從他人手中受到極其嚴酷的懲罰；但是他之受到這些懲罰只是作為那些缺點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說自發的后果，而不是有誰為了懲罰之故有目的地施罰于她；（2）一個人若只在涉己行為上招致他人觀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應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與那種判定密切相關的一些不便。至于人們因為自由而產生的對自己的傷害而帶給社會的損失，這一點點的不便利，社會為著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夠承受的。接著，密爾批判了一些民族禁止人們食豬肉等幾個社會道德擴張侵害個人自由的例子。

最后一章密爾論述了本文教義的應用。密爾首先再次陳述了貫穿于全文的兩條格言：（1）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2）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其次，密爾說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問題而反對政府干涉的三種情況：（1）代辦的事情由個人辦可能比由政府辦來得好；（2）有些事個人辦雖未必能像政府官吏辦的好，但仍宜讓個人來辦，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地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習的知識；（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害。密爾用禁酒令、毒品買賣、鴉片貿易、貿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幾個例子具體探討了政府權力的界限問題，說明了社會或政府對于純涉及個人自身的錯誤行為可以通過防止或懲罰的途徑而加以正當干涉，直接損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動，不應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開做 出來會破壞良好的社會風氣，據此危及他人，則可以予以禁止。對于政府權力的限制應遵循這一原則：“保持符合效率原則的最大限度的權力分散；但也盡最大可能使信息集中并將之從中心散播出去。”14

密爾的《論自由》一書深受德國思想家洪堡、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以及其愛妻哈莉特思想的影響和熏陶。全文以其縝密的邏輯推理、全面而深入的論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論證了個人自由的“極簡原則，個人自由是每個人成長和發展的奠基，是社會演變的活水源頭。雖然密爾的個人自由主義存在或多或少的端倪，但個人自由作為一個符合社會潮流和人性需要的重要原則和價值導向，是值得推崇的，我們將為實現全面自由而努力求索！

14[英] 約翰﹒密爾：《論自由》，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