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合理性

論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合理性(1)

摘要：近年來，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進程不斷加快，投資總額已達126億美元，其中建行和中行的引資額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文章試從建行、中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方式和過程，探討其具體環節的合理性，并給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資戰略投資者；國有商業銀行賤賣論；股權定價

二十多年以來，我國銀行業不斷加快開放的進程，其中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是一項重要的舉措。外資戰略投資者有人才和技術優勢，中資銀行有龐大的客戶群和機構網點。前者是技術密集型的，隨著市場深化和競爭加劇，其優勢是遞增的；后者是勞動密集型的，其優勢是遞減的。為了適應新的金融形勢，促進銀行業健康持續發展，銀監會成立后適時調整思路，于2003年12月發布了《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致力于促進中外資銀行合作的“雙贏”。

到目前為止，18家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了16家中資銀行，投資總額近126億美元。具體情況是：對國有銀行，美國銀行和淡馬錫公司投資建行54.66億美元，蘇格蘭皇家銀行、瑞士銀行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投資中行36.75億美元；對股份制銀行，亞行、花旗和匯豐銀行等投資了交通、光大、民生、興業、浦發、深發以及籌建中的渤海銀行等，投資額為29億美元；對城市商業銀行，加拿大豐業銀行、澳大利亞聯邦銀行、荷蘭國際集團、德國投資與開發公司、國際金融公司等投資了北京銀行、上海銀行以及西安、濟南、杭州和南充等地的商業銀行，投資額為5.6億美元。從投資方看，既有國際金融組織也有商業銀行，既有大型機構也有中小型機構；從被投資方看，既有國有銀行也有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既有沿海和東部地區的機構也有內地和西部地區的機構。外資機構和中資銀行均呈現出多元化特征。

在這些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案例中，投資于建行和中行的資金占據了較為明顯的位置，因此也引起了業界的廣泛討論。

一、“國有銀行賤賣論”

建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其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建行股份賣給外國投資者的價格僅為賬面價格的1.2倍，但上市后建行股價不斷攀升，目前已經上升到賬面價格的約3.7倍，上市融資達92億美元，刷新了亞洲除日本市場以外的上市規模紀錄。建行首次IPO（即首次公開上市）有如此表現引發了國人對銀行賤賣的質疑。銀行業界人士紛紛撰文引出“國有銀行賤賣論”。“國有銀行賤賣論”的主要觀點是：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時定價偏低，赴境外上市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會威脅到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國有銀行賤賣論”的主要依據是：

（一）“按凈資產定價不合理”

金融學家吳念魯認為，不僅要按凈資產來算股價，還要考慮這幾家銀行的品牌、客戶、市場和產品。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也指出，在我國，由于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的準入進行管制，銀行特許權本身也有很大的價值，這些都遠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上。

（二）“境外投資者便宜撿得太大”

2004年工行實現盈利747億元，用30億美元換來工行10%的股權，意味著境外投資者在4年之內就可收回投資。假如今后交行的股價上漲到3.72元，匯豐只需把入股交行的19.9%的股權脫手9.9%，就可以拿回本金，而不花分文持股交行10%的股份。按照目前H股平均市凈率2.2倍保守估算，中行的股份在3年內將給境外投資者帶來95%的收益，境外投資者便宜撿得太大。

（三）“股權交易存在不對等性”

該觀點認為，交易的不對等性并沒有反映在股權價格中。一是境內投資者被邊緣化，國內銀行的股權售讓對象明顯偏向境外投資者。二是中方提供收益承諾，境外投資者“穩賺不賠”，如建行、中行承諾，一旦今后每股凈資產低于對方的入股價，匯金將給予補償。三是同股不同權，如2005年西安商業銀行新股東大會后，擁有5%股份的國際金融公司和加拿大豐業銀行各獲得一個董事會席位，但擁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幾家內資股東卻沒有得到同等待遇。

（四）“國人已承擔巨額重組成本”

在股權交易前，為了提高國有銀行質量國家已付出了巨額投資。如在1998年增加2700億元國債用以充實國有銀行資本金，2000年剝離近14000億元的四大銀行不良資產，2005年通過匯金公司向中、建、工行共注資600億美元。另外，工商銀行改革下崗20萬人，建設銀行裁員了10多萬人。當前國內銀行轉讓股權獲得的溢價太低，沒有體現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

二、對建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分析

對于建行在出讓股權時是否有賤賣之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動態比較方面看。戰略投資者在銀行IPO前入股的市凈率一般要低于IPO市凈率。這是因為戰略投資者與IPO時的公眾投資者性質與作用不同，戰略投資者愿意與國內銀行長期合作、共擔風險，必須承諾股票鎖定期和競爭回避，而公眾投資者更多考慮股票投資收益，具有長期持股和短期投機的選擇權。以交通銀行為例，匯豐銀行的入股市凈率為1.76，后期的IPO市凈率卻為1.60，也即匯豐的股權購買價格高于公開上市的股票價格，顯然不存在交行股權被賤賣給匯豐的問題。對建設銀行而言，美洲銀行的入股市凈率（1.15）和淡馬錫的入股市凈率（1.19）都遠遠小于建行IPO的市凈率（1.96），差距略顯過大，美洲銀行和淡馬錫在短短的4到5個月內就分別獲得差價收益0.81元/股和0.77元/股，因此，兩者的入股價有被低估之嫌。

第二，進行橫向比較。市凈率顯示的是入股價格的溢價程度，反映了投資者對銀行經營能力和投資價值的綜合判斷。因而，銀行的經營能力越強，獲得的市凈率一般就應該更高。以建行為例，2004年建設銀行的主要經營效率指標均明顯優于交通銀行，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建設銀行的境外投資者入股市凈率（1.15和1.19）卻大大小于交通銀行（1.76）。另外，境外投資者的入股比例越大，對應的入股市凈率應該越低，交通銀行的入股比例（19.9%）超過建設銀行的入股比例（14.1%），而兩個銀行在入股市凈率上的表現卻恰恰相反。因此得建設銀行境外投資者的市凈率偏低，也即轉讓建行股份的定價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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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合理性(2)

三、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理性化的政策建議

為了更加穩妥高效地推進我國銀行業的產權改革，針對現階段國內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在引資對象上，應樹立“戰略一致，優勢強化，文化融合”的理念，把一些具備業務專長的中上等規模銀行納入選擇范圍。首先，雙方在經營發展戰略上的一致性，可以減少戰略融合成本和風險，更能確保外方作為“戰略投資者”的穩定性。其次，講求“優勢強化”，而不局限于“優勢互補”，有利于在日趨激勵的競爭中鞏固已有的市場地位，并通過雙方合作不斷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再次，很多中上等規模銀行在華尚未設立分支機構，與之股權合作更能實現“競爭回避”。最后，中上等規模銀行不容易實施對國內銀行的股權控制，不僅可以形成長期合作關系，更有利于維護我國金融安全。

第二，在投資方式上，可推行股權互換、債轉股兩種方式，增加境外銀行機構投資入股的靈活性。股權互換，即境外銀行機構以自身股權換取中資銀行相應的部分股權，而非僅僅以現金購買股權，這種方式可以先行在資本充足率已達標，而著重于改善治理結構的國內銀行中推行。其優勢在于，可以減輕境外投資者的資金壓力，通過相互持股，增強中外資銀行間戰略合作關系的穩定性，有利于中資銀行拓展國際市場。債轉股方式，適用于當前中外銀行間已簽署股權轉讓協議而尚未交割，或者外方承諾在未來時期追加投資的銀行（如工商銀行、浦發銀行、西安商業銀行等），通過這一方式可以充實國內銀行運營資金，減輕融資壓力，加強雙方的業務合作，而境外投資者可以選擇在適當的時機增持國內銀行的股份。

第三，在股權定價上，由雙方競價為主向多方詢價為主轉變，引入拍賣和招投標方式，完善銀行股權轉讓的價格發現機制。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不少國內銀行的做法局限于選擇單一入股對象，然后進行雙方競價，這很可能因競價不充分導致股權價格低估。建議在同時引入和考察多個合格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基礎上，建立多方詢價渠道，同時構建多方競價平臺。除了協議轉讓方式，還應該積極引進股權拍賣和招股投標方式。

第四，在上市地點上，重組后的國內銀行不應局限于海外上市，應充分考慮內地上市的可行性。建議內地證券市場上市應該有國有銀行的參與，中小規模的銀行IPO可以考慮在內地市場進行。目前我國內地市場銀行股僅有5家，金融股所占比重僅有5%，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50%以上，這樣不利于我國證券市場穩定和金融藍籌股的培育。興業、華夏、廣發等股份制商業銀行均可根據IPO規模的大小，充分考察內地上市的可行性。同時條件成熟的銀行，可將優質業務或潛力業務（如信用卡、資產托管、票據等有必要單獨核算的業務）進行在內地分拆上市。尤其針對中外銀行合資后雙方重點發展的業務，如建行與美洲銀行的零售銀行業務、浦發與花旗的信用卡業務，可以先行分拆上市。

第五，在風險防范上，建立境外投資者（主要針對“財務投資者”）的退出機制，減輕資金抽離可能對國內銀行造成的沖擊。當前中國銀監會對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做出了“持股三年”的政策要求，筆者認為三年時間偏短，何況之前進入的一些境外投資者并不存在持股期間約束。因此，國內銀行自身應該加強研究和完善境外投資者的退出機制，以確保銀行營運的長期穩定

第六，在發展戰略上，不僅要“引進來”，更應該鼓勵和支持國內銀行“走出去”，全面提升我國銀行業競爭力。國內銀行必須主動介入全球金融格局大調整中去，才能避免我國金融資源為別國所控制，維護我國金融安全。具體措施包括：一是與國際銀行金融機構廣泛開展業務合作，加強與先進銀行在信息、技術及人才等多方面的交流；二是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銀行參與國外銀行機構的股權并購，如結合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與國外銀行開展股權置換和相互持股；三是直接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設立分支機構，選址上可以先行考慮金融市場發達國家以及經濟增長潛力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四是順應國際銀行業監管要求及國際司法、會計、計量制度標準，關注國際金融需求的變化，借鑒國際先進銀行的產品和服務創新經驗，不斷縮小與國際先進銀行的差距。

參考文獻：

1、唐雙寧.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促進中外資銀行雙贏[N]經濟日報,2005-11-03.2、吳念魯.對國有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及上市的評析[J].銀行家,2005(9).3、余云輝,駱德明.誰將掌控中國的金融[N].上海證券報,2005-10-25.4、王森.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改善治理結構還是拓展市場業務[J].金融研究,2005(6).

第二篇：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思考

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思考

截至2006年12月11日，中國銀行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五年過渡期結束，我國金融業進入對外開放的后“WTO”時期。而在國有銀行引進外資過程中，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好相關問題，很可能對中國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脅。

一、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應注意的問題

銀行業外資的大量進入，對我國國有銀行業的沖擊在所難免。因此，在新形勢下我國國有銀行業引進外資過程中，如果不能正確把握好注資比例和關系，很可能對中國的金融安全造成一定威脅。為此，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倒逼機制”可能使國有商業銀行沒有選擇到真正的戰略投資者。2004年初，中國銀監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股改提出新的考核標準和實現標準的時間表。而我們承諾的“準入寬松期”實際上也鎖定了國有銀行改革的進程，并同時確定了股改上市的前提條件是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來自政府的時間目標，迫使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引資談判，這樣，實際在引資前，已把談判的主動權全部交給境外投資者。不僅如此，對國有商業銀行價值的評估權也無一例外都交給外資機構。在這種“倒逼機制”情況下，兩年多來，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加快股份制改造的步伐，國有商業銀行股權定價能否做到公平、合理，也就不難得出結論。

(二)要正確認識國有商業銀行的品牌價值。盡管國有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是判斷一家銀行價值的重要依據，但絕不是唯一依據。由于建行、中行、工行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的股權價格都沒有超出1.20元人民幣，這些價格甚至低于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的股權出讓價格，國有商業銀行是否被賤賣是引起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品牌是中國商業銀行中最有價值的品牌，在與其他商業銀行競爭中具有先天的優勢，其品牌認知度是其他商業銀行無法比擬的：它擁有巨大的銷售網絡，其網點遍布全國城鄉，具備在全國所有地區開展各種業務的物質條件。而且，這些網點大多占據各商業中心的黃金地段，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升值潛力。從已經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城市商業銀行看，出售給境外戰略投資者的股權價格普遍高于國有商業銀行，有的甚至高出一倍，但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無論是資產質量、盈利能力還是無形資產，都不可能與國有商業銀行同日而語。

(三)戰略投資者的“曲線拋售”，可能導致國有股東喪失絕對控制權。為保證國家對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絕對控制權，監管部門要求國有商業銀行中引進的外資必須是戰略投資者，提出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四條標準，并把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在20％內，這樣國有商業銀行似乎不可能失去控制權。但如果國有股份被分散到一定程度，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若在香港仍延續股權分置模式發行上市，其境外戰略投資人持有股份可申請轉為H股，進而利用涉及類別股股東權益議案須經類別股東表決的規則，可能導致國有股東喪失絕對控制權。另外，戰略投資者四條標準的核心是投資入股后3年內不能撤資、轉讓，但這一持股時間的限定也只是一個軟約束，戰略投資者完全可以在規定時間到期前“曲線拋售”。轉讓股權有多種途徑、多種方式，國外投資者直接購買商行的股權可以在3年內不轉讓，但當國有商業銀行股票在境外上市后從市場上購買的股權就不受此限。能不能使投資者持續持有股權，關鍵在股票價格的變動趨勢和可能分得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講，引進的外資是否都是戰略投資者取決于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后對投資者的回報。

(四)用股權換機制、換管理、換技術的政策意圖可能難以完善治理結構。引進戰略投資者，是為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和完善。目前雖然通過戰略投資者資金及管理經驗的注入，國有商業銀行目前在體制及生存能力方面都取得一定進步，但有資料表明，我國先期引資的商業銀行并沒有出現人們所期待的績效改善的結果，相反卻出現某種程度的業績下滑。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生態研究報告表明，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問題70％是由于外部環境造成的。招商銀行雖然沒有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但通過其自身努力，也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其核心競爭力在國內各家銀行中居于前列，在國際上也顯示出強勁的競爭力。這說明，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和完善，并不一定需要通過向外國投資者出售股權的方式來實現。為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而學習國外商業銀行先進的管理理念、技術、產品、運行機制是必要的，甚至把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作為我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一種途徑也是合適的，但以此作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必然步驟未免缺乏充分的依據。

(五)租金效應可能誘使外資戰略投資者尋求獲得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租金是指由于不同體制、權利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銀行業作為特種經營行業，在我國具有嚴格的市場準入條件，擁有特殊的地位和壟斷權利，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據我國銀行業的絕對份額，在國內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融資渠道單一的情況下，誰能取得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或經營權，誰就可獲得巨額的租金效應。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作為一種“殼資源”，其“特許權價值”比起其他國家來就顯得更加昂貴。因此，爭取“殼資源”就成為各方利益主體爭奪的焦點；進而負責審批這種“殼資源”的金融監管者就成了“公關(攻關)”的重點，金融監管者手中的“審批權”也隨之身價倍增。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缺乏嚴格的內部約束機制和透明的政務公開制度，就難免會有某些金融監管官員在“暴利”的誘惑下置社會公眾的利益于不顧鋌而走險。在巨大的租金效應誘使下，外資戰略投資者可能基于國有商業銀行的巨大租金效應而積極尋求獲得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

(六)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否影響金融安全。我們知道，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優質客戶。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否影響金融安全，除考慮國有商業銀行控制權的喪失外，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面臨高端客戶的喪失。外國銀行的進入往往盯住的是那些優質客戶資源，以其在個人金融服務上先進的理念和產品，迅速占領國內高端個人客戶市場。最近以來發生的數例大企業“倒戈”轉向外國銀行的事件，不得不令人深思。而國有商業銀行一旦失去了高端客戶，把高端市場拱手相讓，最后的局面，恐怕是外資銀行吃“肥肉”，我們的國有銀行“啃骨頭”，則中國的金融體系將面臨拉美化的嚴重后果；二是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使國內銀行業中的優秀人力資源外流，從而使中資銀行面臨人才短缺的局面。因此人才爭奪戰的結果勢必會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更大的消極沖擊；三是外資銀行的進入，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國銀行業中間業務、國際結算業務和外匯業務的大量流失，這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當然，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并不一定會威

脅國家安全，關鍵是我們應該有安全意識，在引資談判和引資后的具體業務合作中，盡可能地明確哪些是可以對外資開放的，哪些是不可以開放的。

二、國有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建議

(一)防止將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對立起來的傾向。因此，金融改革的目標不是看有多少家上市公司，不是看資本市場有多少市值，不是看股票指數的點位在什么位置，而是看金融體系能不能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能不能支持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前特別要防止將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對立起來的不健康傾向。

(二)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背景下，把握好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時間和節奏。在現階段，需要及時制止各金融機構競相甩賣金融企業股權的現象，避免各級政府和部門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為名，通過鼓勵外資參股控股金融企業的制度和規定，主動地為外資進入中國進行人民幣升值套利提供便利。我國在全面開放金融業后，監管部門也應在堅持WTO總體原則框架下，有效利用國際通行規則，特別要利用類似國際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措施，來保護銀行業，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體系安全。必須認真考慮國內資本市場的成熟程度、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升值趨勢、國際貿易環境等因素，重視把握對外開放的時間和節奏。

(三)支持中小股份制銀行的試點。面對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建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支持有條件的中小股份制銀行進行綜合經營的探索，對已有明確戰略目標、良好合作伙伴、談判條件成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應不限其規模、類別，公平對待，鼓勵試點。參股、合資、獨資是外國銀行可能選擇的三種模式，在這三種模式中，近期可能以參股和合資為主。參股和合資可使外國銀行與東道國優勢互補，可以通過“所有權保持國有、管理權民營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價，達到“雙贏”的目的，建立金融產業的治理結構。

(四)完善外資并購法規。由于銀行業在外資比例控制或經營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行業的特殊性，而目前尚未針對銀行業的外資并購出臺專門法律。因此，要降低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租金，必須消除國有商業銀行的特殊壟斷地位、逐步放開國內銀行市場的準人條件、發展多樣化的融資渠道。為此，一方面應抓緊制定包括反對行政壟斷、反對政商勾結、反對合謀壟斷等內容在內的反壟斷法；制定反欺詐法，懲治銀行商業欺詐和財務欺詐等行為。另一方面，放棄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人員選拔中的行政任免和暗箱操作，引入公開、公平競爭的選擇機制，形成經理人員自身條件信息、經營管理業績記錄信息、經理人員供求信息充分、集中、公開的、具有流動性的職業經理市場，有效降低銀行經理人員的尋租行為。

(五)堅持以風險可控為基礎的金融創新。沒有金融安全，就沒有經濟安全、政治安全，也就沒有國家安全。當前，鑒于國有商業銀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金融創新要同風險監管能力相適應，要強化金融監管手段，積極采取先進的監控和檢查技術方法，對重大金融活動和交易行為實行嚴密監測。政府要對銀行業中的外資股權并購實行開放條件下的適度保護策略，即確定外資進入的底線，只要外資沒有觸及底線，可實行開放的政策，但一旦涉及底線，金融監管部門要對其進行合理規制。要遵循開放中的循序漸進原則，實現監管與開放同步。要適應金融改革、創新、發展、開放新形勢的要求，建立救助應急機制和協調機制，切實履行金融監管職責，有效應對突發事件或外資股權并購對國內金融安全的沖擊。

第三篇：戰略投資者對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影響

戰略投資者對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影響

我國國有銀行公司治理的關鍵性缺陷主要是出資人缺位問題、人事制度及扭曲的激勵約束制度問題和風險管理制度缺失問題,戰略投資者加入之后對這三方面的缺陷都有改進作用,有利于國有銀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但是囿于我國金融基礎性制度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干預金融的政治體制缺陷,戰略投資者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狀況

關鍵詞:戰略投資者國有銀行公司治理

引進戰略投資者已經成為中國國有銀行改革戰略的一部分,以“股權”換機制,通過戰略投資者的壓力來促進國有銀行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已經成為中國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的共識但是,中國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的關鍵性缺陷是什么?戰略投資者能否對改善這些關鍵性缺陷有所作為?制約戰略投資者在國有銀行公司治理方面發揮作用的因

素有哪些?

戰略投資者,根據目前銀監會的定義,都是在金融領域運作的國際大型金融企業,他們通過長期持有所進入銀行(或企業)的股權,以資本合作為基礎,在管理、業務、人員、信息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層次的長期合作一般要委派代理人有效參與所入股銀行的決策,非常注重在銀行公司治理水平方面的提高

一、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關鍵問題

(一)出資人問題

國有銀行公司治理問題,既是代理人問題,更是出資人問題,只有負責任的出資人,才能選出負責任的代理人,如何確保國有銀行出資人責任到位、如何完善出資人的激勵約束機制,是目前我國國有銀行公司治理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在這一輪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改革之前,“公有制”的銀行產權就

如同“空有制”,“多龍治水”般的政府主管部門在對國有銀行大行權力之時,根本沒有誰為此承擔責任因此,在國有銀行的改革實踐中,建立一個效率高、能實施的保障國有銀行資產保值增值的產權結構,是四大國有銀行改革的首要問題

清華大學的寧向東教授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的根本問題,是缺乏來自產權主體的‘原動力’,‘原動力’缺乏,即使公司治理中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等機制設計得再精巧,也沒有用,一部機器,它的齒輪傳動裝臵即使再好,沒有‘原動力’來帶動它,也是轉動不起來的”(寧向東,1999)所以,如何使國有銀行的出資人代表“人格化”,有自然人來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負責,是改革設計中的最根本問題

目前,在對中行、建行注資時,已經明確中央匯金公司是改制后的國有銀行的主要出資人,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并沒有明確出資人的責權利,也沒有建立對出資人的市場化的考評機制,將銀行的經營業績作為考評匯金公司負責人的主要指標;也沒有給予匯金公司充分的選擇代理人的權力和足夠的激勵和約束;在“出資人”人格化的問題上還沒有到位

一方面是出資人“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出資人“越

位”,政府歷來有干涉國有銀行人事安排和信貸流向的“傳統”,據統計,國有銀行的壞賬中,有30%是政府的干涉造成的

(二)人事制度問題和扭曲的激勵約束制度

目前,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主要領導的任免權事實上仍在中央,銀行內部黨委書記在“黨管干部”的原則下控制著人事任免權,盡管已經建立了董事會等現代銀行的治理架構,但事實上,人事管理權并不在董事會,董事會是“擺設”,在黨委會決定了的事情再由董事會形式上“通過”一下

《黨章》規定,企業中的黨組織是政治核心,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是在重大問題上把關定向,對重要人事決策是參與,不是由黨來代替決策《黨章》和《公司法》并沒有矛盾

我國國有銀行的下一級銀行行長級領導是由上一級銀行來任命,選拔考核的辦法基本上是按照選拔官員的方法選拔銀行家上級部門有很大的選擇權力,但并不對選擇的結果承擔責任所以他們不可能有真正的積極性選擇那些最有才能的人(這就是張維迎教授所說的“廉價投票權”),去發現那些最有才能的人

下級行由于存在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內部經理的任命存在同樣的困惑,行長在任命管理人員時,更多的是考慮如何進一步加強自己的控制問題,而非本行的利潤(行長的收入分合同收入和控制權收入,以控制權收入為主),這樣能夠進入管理層的員工并不一定是能夠給本行帶來最大效益的人,而是行長放心的人這些人進入管理層后,當然是“惟行長馬首是瞻”,而且在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不被開除,就能享用銀行員工應有的待遇

所以,人事制度問題,直接導致了國有銀行扭曲的激勵約束制度,很多文章在論及我國國有銀行存在的激勵約束問題以及提出改進建議時,總是以西方商業銀行的經典模式為比照,尤其以英美市場經濟中的模式為藍本其實,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黨組織任命的人事制度、“官本位”文化是激勵約束制度的外部環境,如果外部環境不進行改革,照搬再好的激勵約束制度也是沒有用的

(三)風險管理問題

風險管理是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特征中的核心,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業的特殊性目前,風險管理已經成為現代商業銀行的核心職能,成為商業銀行的生命線美聯儲副主席RogerW.Ferguson,Jr.認為:“銀行因為承擔風險而生存和繁榮,而承擔風險正是銀行最重要的經濟功能,是銀行存在的原因”銀行的風險性主要是兩個方面:

1、銀行合約的信息不對稱

從存款人和銀行之間的合約來看,由于存款人是大量的而且分散存在,存款人之間存在的“搭便車”的動機使得存款人對銀行的監督積極性很差,國有銀行的存款是國家用政權的信用來擔保的,這將更深層地弱化了存款人對國有銀行監督積極性從國家股東和銀行管理者之間的合約來看,由于銀行產品的特殊性和銀行資產的不透明性,國家股東想通過簽訂和執行激勵合同或者通過使用投票權來約束銀行管理者、影響銀行的經營決策比一般公司股東的成本來得更大作為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結果,銀行管理者存在投資于高風險項目的動機更嚴重的是,資產的不透明和信息的不對稱使得管理者能夠更加隱蔽和快捷地轉移銀行的財富——如果管理者有這樣的動機的話由于一直以來國有股東本身非“人格化”

和易被“欺負”的特性,國有銀行的管理者面對這樣的“誘惑”的程度更甚于一般私有銀行這是目前我國國有銀行的管理者轉移資產犯罪屢見不鮮的原因

2、現代金融經濟的復雜性

現代經濟是一種金融經濟,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銀行又是現代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經濟本質是上一種虛擬經濟,虛擬經濟的特性是風險性,所以,現代銀行規避風險的技術層出不窮,這是金融經濟風險性的必然反映

目前,我國的國有銀行的管理者“監守自盜”的問題比較嚴重,銀行業的大案要案頻發;另一方面,風險管理制度、風險工具、風險技術以及風險管理人才和風險文化都不夠,不良貸款率很高

以上三個方面問題是我國國有銀行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關鍵性問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二、戰略投資者對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積極影響

(一)對“出資人問題”的積極影響

沈聯濤等學者認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當中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建立強大的和運行良好的產權制度框架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強大的產權制度框架之上當前中國銀行業最稀缺的是所有者約束,因此,引進戰略投資者某種程度上就是引進一雙眼睛來盯住銀行資產,建立約束機制,而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國家”某種程度上“搭”戰略投資者的“便車”這也是在國有資產體制改革設計中一些學者的主張

戰略投資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逐利,它們除了帶來資本約束外,還帶來了“老板”的壓力,它們會能動地利用股東的

申訴機制、甚至威脅向市場公眾股東公開矛盾糾紛以向占優勢的國有股東或管理層形成壓力,使得管理層不得不把戰略投資者的利益放在考慮的重點上,比如新橋入股深發展就掀出了深發展巨額15億元問題貸款在新橋發現這15億問題貸款后,深發展的外資代表韋杰夫不按中國銀行業傳統的江湖規則出牌據深發展人士透露,韋杰夫表現得決不手軟,堅持要用法律的手段解決,最終把深發展的原總經理周林告進了監獄

另一方面,在單一的國有股權結構下,國有商業銀行難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與內控機制,也難以按照商業化、市場化來運作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就會產生一種效應,即一方面政府和銀行必須逐步放棄行政干預,改善內部治理結構另一方面銀行要建立起科學的運作方式、財務制度、管理制度,進一步實現股份多元化,優化公司治理結構實際上,銀行業要穩健經營和持續發展,其對股東結構是有特殊要求的,我國目前引進的戰略投資者都是國外知名的金融機構這種股東身份有利于國有銀行建立較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有人會問,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持有的少量股份能發揮大作用嗎?以光大銀行為例,亞洲開發銀行剛進入光大銀行的時候也只持有少量股份,但是在董事會中發揮的作用卻很大,超過了其股權占比所應發揮的作用其道理就在于:在現行條件下,我們可以忽視國內股東 的權益和要求,但卻不能無視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權益和要求,也就是:洋人的“敲打”更管用些境外戰略投資者的要求和建議更代表了國際慣例和法律規范

第三,寧向東認為:“股東大會的斗爭、股東之間對于表決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對董事會和經理形成壓力,如果由于董事會的懈怠和經理人員的瀆職而使公司業績下降,有關當事人往往會被股東大會趕走,他們的聲譽會一落千丈”(寧向東,1999)這是美式公司治理的重要的一道防線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在股東之間引入競爭機制,從國際經驗來看,股東之間的競爭產生倒逼機制,促其治理結構加速轉變,從印度國家銀行的改革來看,引進戰略投資者,引進競爭機制,促使了該銀行的成功轉變

(二)對國有銀行人事制度及激勵問題的影響

國有銀行在董事會、高管層、監事會三會外,還有一個黨委會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的原則還在堅持,引進戰略投資者有利于實現對黨委的制約,有利于真正維護現代企業制度的架構戰略投資者也許沒有能力在董事會上推翻黨委會的決議,但是,在引進戰略投資者后的黨委會會議中,其重大決議不得不考慮戰略投資者的反應,以前的決策機制就被打破,董事會 的力量就被重塑

“中國金融改革最緊迫的任務是結束對銀行管理層的行政任命機制,用市場化的方式招募和選拔銀行和國企的高級管理人員,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1

《財經》報道:建行郭樹清董事長承認:在引進戰略投資者以后,假如占到一定股份的戰略投資者提出要派一個副行長或其他高管,則不可能用“中管干部”的資格去限制了事實上,各大國有銀行在引進戰略投資者后都已經設臵了類似于副行長級的位臵“虛位以待”國外的高管人員,這些人員的進入必然是對原有人事制度的一種打破,他們作為外方代表,不會服從于中方的管理方式,對于董事會力量的重塑是一個有力的促進,必然會悄悄地改變中方原有的用人制度和用人文化

所以戰略投資者對現有的人事制度是一種沖擊,是對“官本位”文化的一種打破,從某種意義上說,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引進一種商業文化,文化的力量會慢慢滲透,最終重構原有的文化

(三)戰略投資者有助于國有商行的風險管理的制度建設

和風險治理能力的提高

戰略投資者在提升中資銀行內控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可以預期在以下幾個方面:

通過改善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促進風險管理組織變革戰略投資者投資中資銀行,為了有效參與所投資銀行的戰略決策和經營決策,他們要派遣董事進入銀行董事會,派遣高層管理人員進入銀行高級管理層他們希望派遣的董事能在一個規范高效運作的董事會中發揮作用,這必然關注董事的選聘程序和董事會成員結構,要求對董事會運作的基本規則和程序進行規范對內部董事和外部(獨立)董事職責的清晰界定,這無疑有利于中資銀行建立起規范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這將為中資銀行風險管理組織變革奠定制度基礎

另外,通過參與風險管理決策改善風險管理決策機制;參與風險管理和控制將推動中資銀行對先進風險控制技術的運用;通過培訓和交流促進我國風險管理人才隊伍的成長;通過傳輸銀行業務發展新理念促進中資銀行全員風險管理文化的發展

據報道:建行在引入美洲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后,公司治

理的框架中開始設立董事會下屬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而且,正在建立風險垂直管理體制,將設立首席風險官,負責全行風險管理系統的組織、運行和垂直管理此外,建行正在引進先進的風險管理手段以加強對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衡量、控制和管理

三、戰略投資者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狀況

(一)從制度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國有銀行不能脫離金融生態環境而獨立生存我國的金融生態環境中最主要的問題是金融基礎性制度的缺失(易憲容,2006)

基礎金融制度生成的最有效方式,是一個利益相關者進行討價還價的博弈過程,并以各方的妥協和讓步實現均衡,從而對制度的安排達到最終同意的過程基礎性金融制度需要社會公共博弈來生成,而這種過程是通過民主決策程序,由各個利益主體參與提供相關信息,并以制度重復博弈方式充分反

映各方的利益訴求,從而產生制度制衡而在我國的制度決策中向來是政府主導,精英決策,在我國的決策文化中,也向來鮮見民主的傳統

基礎性金融制度的缺失,導致我國的金融生態環境不好,大家知道,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國股市卻成了一個畸形兒而四大國有銀行改革,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和架設“三會”機構,這些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制度,能否與目前的金融生態環境相兼容,仍是個問題,古語云:“南橘北枳”就是講引進的東西要與環境相兼容的道理要重構我國的金融生態環境,必須改進我國的基礎性金融制度的生成方式,增加良性制度的供給

(二)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戰略投資者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

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我國國有銀行的問題本質上是體制和制度問題,其核心表現是:政府干預的介入面和程度沒有跟隨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而相應縮小和弱化,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二十幾年的改革中,政府盡管一開始就強調“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但事實上,政府支配資源的能力越來越強,政府的利

益也在不斷增加,盡管計劃經濟已經遠去,但政府自覺不自覺地并沒有放棄對資源配臵的支配力,很多地方上項目不是銀行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做法是,政府的領導班子開“辦公會議”決定項目,要銀行給予支持,目前各個地方在進行國有企業的“改制”,一些民營企業在政府的授意下,大量收購一些地方國企,但所用的資金大部分是銀行的貸款,給銀行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在現行金融體制下,地方政府爭奪國有金融機構的金融資源事實上是一種高收益、低成本的理性選擇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以地方GDP的增長為考評,決定政府官員的升遷,所以地方政府官員的競爭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競爭,經濟增長的競爭最終演化為替企業爭奪銀行信貸資源,這樣,國有銀行是很難擺脫地方政府的干預的

所以銀行改革的必須轉變政府職能,而不僅僅是銀行本

身,銀行業的改革是無法脫離現有的政治體制環境而進行空中樓閣似的改造,一個健康高效運行的銀行業,一定需要一個完善有效的外部體制環境外資引入對這個體制環境有一定的“沖擊”作用,但絕對不可能是主導性作用,體制不革新,所謂的戰略投資者最終也會蛻變成財務投資人國有銀行的改革依然是“物理變化”,而永遠難成“化學變化”

注:

1查爾斯·古德哈特,曾曉松:《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未來之路》,銀行家,2005年第9期.參考文獻:

(1)楊群,楊柳.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研究J.新金融,2006,4.(2)易憲容,盧婷.基礎性制度是金融生態的核心J.經濟

社會體制比較,2006,2

(3)從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看國有銀行改革J.銀行家,2005,11.(4)對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幾點看法J.銀行家,2005,11.(5)歐明剛,石弦.印度國家銀行在改革中前進J.銀行家,2005,11.(6)竇洪權.銀行公司治理分析J.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版.(7)國有資產管理與公司治理M.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版.(8)Bernadell,Carlos,Coche,JoachimandNyholm,Ken,“YieldCurvePredictionfortheStrategicInvestor”(April2005).ECBWorkingPaperNo.472.(9)ShaominLi,LarryFiler,“TheEffectsoftheGoverna

nceEnvironmentontheChoiceofInvestmentModeandtheStrategicImplications“(May2006).JournalofWorldBusiness

(10)ErikBerglof,Ernst-LudwigvonThadden”TheChangingCorporateGovernanceParadigm:ImplicationsforTransitionandDevelopingCountries“(May2003).ConferencePaper,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11)JoelS.Hellman,GeraintJones,DanielKaufmann.”FarfromHome:DoForeignInvestorsImportHigherStandardsofGovernanceinTransitionEconomies?"(June2004).ConferencePaper,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

第四篇：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

從理論上說，金融機構的設置原則是當地經濟活動的集中程度和發育水平提出的要求，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同行政區的設置卻是一致的，即有一級政府，相應設置一級金融機構，這種設置首先使國有商業銀行不可避免地受政府行政和經濟雙重職能的影響，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我國，評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評價地方政府的主要指標仍然是經濟發展問題，這就使地方政府的經濟擴張沖動尤為突出，國有企業往往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而商業銀行的利益在于自身盈利的最大化，其盈虧與地方政府無關，當兩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出現沖突時，地方政府維護自身的利益就成為當然。

其次，使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不得不對西部地區不多的業務量進行無序競爭，在喪失規模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喪失了區域經濟效益，在競爭的壓力下，各金融機構展開儲蓄大戰，不但增加了營業成本，而且有限資金在各金融機構的分散經營下，難以發揮應有的規模效益。

再次，在總行制訂的政策面向全國的情況下使各級分行在適應當地經濟狀況開展業務時處于兩難境地，如果嚴格按照總行的政策，許多新的業務將難以開展，在目前金融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將直接威脅其生存；如果不按總行的政策，通過各種變通的方式進行操作，又與加強內控，防范風險的原則相違背。應該說，在我國改革開放前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這種機構設置有其必然性，也對當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這種制度設計與新體制的不相適應逐步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的改革就在所難免。

機構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般來說，國有商業銀行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應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直屬分行按經濟區劃設置，二是指國有商業銀行的二級分行也應按經濟區劃設置。這種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

(1)有利于銀行支持當地經濟的發展，緩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有增大的趨勢，而增大的區域不平衡又成為制約整體經濟發展的瓶頸，一般來說，一定的經濟水平要求一定的金融水平與之相適應，并要求一定的金融政策與之相匹配，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可以使經濟區劃行根據本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制訂針對性的措施，以更好地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縮小地區間的差距，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2)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的減員增效。目前，國有商業銀行龐大的職員隊伍不但增加了成本支出，而且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并容易產生各種攀比、扯皮現象，國有商業銀行的減員增效勢在必行。但按行政區劃設置分支機構使各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遍及全國，在保持如此眾多分支機構的情況下的大量減員是很難實現的，一條重要的渠道就是精簡分支機構，對業務量達不到一定要求的分支機構進行撤并，機構的撤并必然伴隨著人員的精簡。

(3)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益的提高。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可以使各經濟區劃行制訂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尋找并發展本地區的效益增長點。另外，對歸入撤并行列的二級分行，其撤并所導致的收益的減少一般小于其成本的減少，這將直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

(4)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加強對信貸風險的防范。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不同的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金融風險，需要不同的防范風險的措施，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可以使經濟區劃行采取適合本行業務特點的防范風險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風險。

(5)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的推進。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對銀行的干涉，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按自主經營的經濟主體地位進行改革。

(6)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的配合。作為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目前已經完成了機構改革，實現了按經濟區劃設置機構的目標，國有商業銀行的相應改革有利于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職能的行使。

應注意的問題

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對國有商業銀行來說是一種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實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國有商業銀行與此相配套的改革措施，具體來說，(1)改變“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賦予各經濟區劃分行更大的制訂政策的權限，以根據當地經濟發展對金融的需求，創新金融業務，總行制訂的應是具有全局性、戰略性的政策。

(2)總行上收某些大型或特大型、跨省或跨國集團公司的貸款審查審批權，同時下放中小企業的審批權限。總行和分行的業務定位為：總行主要負責批發業務，分行主要負責零售業務(主要指對一些中小企業的貸款和金融服務)。

(3)以貸款質量和盈利能力作為區劃分行的主要考核指標，以此約束區劃分行在制定本區劃政策時有可能增加的風險。

(4)總行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手段的實施要從制度設計上保證各地區有平等的參與權和表達權，以體現不同區劃的利益，總行的某些政策應允許各區劃分行有決定是否執行的權利。

(5)制訂差別性的區劃政策，體現不同區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如何降低經濟不發達地區向總行的貸款利率，提高經濟不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資金拆借利率，降低同等級企業在不發達地區的貸款浮動幅度等。

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是一項涉及面相當廣泛的改革，在操作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1、一級分行的設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各有自己的特點，在一級分行的設置方面應根據各行的特點，由各行自主決定，其設置地點可以和人民銀行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基本原則是應將金融業務基本趨同的地區劃為一個區劃行，以利于業務的管理。

2、二級分行的設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應根據二級分行所在地經濟發展的情況和該行二級分行在當地金融業務中所占的份額來確定是否設置二級分行，現在撤并的地區也可以根據以后的實際需要重新設置，基本原則應遵循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規律，即設置二級分行所帶來的收益應大于設置后所增加的成本。

3、二級分行撤并后部分地區金融業務空白的彌補。按經濟區劃設置分支機構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可能要從某些地區全部撤并，從而形成了這些地區金融業務的空白，其彌補方式可考慮將原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改組為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這一方面使國有商業銀行收縮了戰線，發揮其優勢，集中精力從事大中城市金融業務的開拓，另一方面也通過這些中小金融機構支持當地公有或非公用中小企業的發展，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原分支機構的設施、設備和人員，減輕精簡人員的就業壓力。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必須采取股份制，建立嚴格的利益約束機制，必須接受人民銀行的監管，嚴格控制金融風險。

4、二級分行撤并后原資產負債的處理。原則上講，各國有商業銀行二級分行在撤并后，應將其資產和負債全部交給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但考慮到被撤并的分支機構一般資產質量較差，而且相當不良資產都是由于歷史性原因產生的，中小金融機構抗風險的能力不強等原因，國有商業銀行應在撤并時承擔呆滯呆賬或可疑類以下貸款，以利于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對承擔的不良

貸款，可以通過以后的盈利核銷，國家也應該給予一定額度，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一部分。

第五篇：我國銀行改革為何要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

答：

一、清楚我國銀行改革為何要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我國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

“外引”有助于完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推進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多種股權互相制約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使銀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金融主體，完善金融運行與金融發展的微觀機制。而僅僅引進國內投資者，是難以完全實現這一目標的。道理很簡單：作為國有銀行股東，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資本，在現實條件下都很難有效避免行政干預和其他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后并沒有使治理結構和經營效率發生質的變化，就是一個實際例證。

從另一個角度看，銀行的經營管理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大量專業知識和經驗，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多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國有銀行引進的境外戰略投資者大多是國際上有影響的金融機構，具有豐富的銀行經營管理經驗，更具備抵御行政干預的天然優勢。

“外引”是以開放促改革的需要。境外戰略投資者在投資前通過盡職調查，充分了解了國有銀行的經營狀況、投資價值及潛在的投資風險，提高了國有銀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公信力，增進了市場對國有銀行的了解，有助于國有銀行在公開募股過程中的股票營銷。

“外引”不會威脅國家金融安全。有人擔心“外引”會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一國的金融安全取決于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取決于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和控制，取決于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水平，而與銀行的股權結構沒有必然的、本質的聯系。境外投資者入股的國有銀行在國內辦理業務，主要為國內客戶服務，要接受國內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督。從持股比例看，外資也不會超過中資。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銀行都要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外商獨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有些外向型經濟比重大地區的“三資”企業數量甚至超過了中資企業。數量龐大的“三資”企業，對這些地區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了嗎？恰恰相反，三資企業成了這些地區經濟高增長的持續推動力和重要引擎。

也不能過分夸大“外引”的作用

有人說，外資機構不是洋雷鋒，外資投資國有銀行是為了賺錢。此言不錯。別說外資機構，中資機構入股銀行大抵也是為了賺錢。作為一種商業投資行為，中資和外資投資銀行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只有被投資的銀行業績好了，得到發展了，境外投資者才能賺錢。

由于對境外投資者所持股票有鎖定期，其不能在國有銀行股票上市后馬上變現走人，這就要求境外投資者關心和促進國有銀行的發展。“你賺錢，我發展”，這有什么不好？

當然，也沒有必要過分夸大“外引”的作用。銀行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從多方面入手，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不過是改革的路徑之一，不能奢望這種引進會解決國有銀行的所有問題。但廓清在引進戰略投資者問題上的種種迷霧，給“外引”以公正、客觀的評價，則不僅為順利推進“外引”所必需，也是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國銀行業一個頗為突出的問題在于缺乏核心競爭力，更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差距，不是簡單的業務、產品和服務等方面差距問題，而是理念和功能的差異問題。如果僅是業務、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的差距，那么在競爭過程中，通過學習、借鑒甚至是模仿，差距很容易縮小甚至消除，問題在于有無縮小這些差距的理念和動力。競爭理念的淡薄和競爭機制的缺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方面。縮小差距的理念和動力不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拓展與創新理念的差異，二是銀行功能的差異。

體制問題表現在治理結構方面。中資銀行目前大多數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股權制度大致以國有控股為主。在組織構架方面，盡管設有董事會、監事會、獨立董事等，但董事、監事以自身非為銀行的股東者為主，幾近于榮譽性或福利性的兼職。如此，使代表所有者利益、或者是銀行整體利益的董事和監事缺乏對銀行高管層監管的主動性，董事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形成了董事長為事實上的行長、行長則為事實上的常務副行長的領導層格局。因此，雙重的委托代理關系，使得領導層自身利益和銀行利益相分離，形成特有的“領導文化”，從而使決策層和管理層的求穩意識強于發展意識，創新與開拓的原動力不足。在這種體制環境和文化氛圍中，銀行的競爭動力必然弱化，創新能力必然不足。

銀行整體利益和經營管理人員個人利益上的“錯位”，是我國銀行業缺乏競爭和創新機制的重要原因。銀行業的正常業務經營活動、以致創新與開拓，都必須通過銀行經營管理人員來具體實施的。就商業銀行整體而言，其期望通過業務活動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其所面臨的主要風險是資產受損、支付發生困難；就銀行經營管理人員而言，其期望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高的職位和更多的收入，其所面臨的風險是降職、免職、甚至失業。如果在體制上不能保持銀行利益與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的利益相統一，保證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的利益與責任相對稱，就會產生銀行的整體利益與風險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的利益與風險的不統一問題，并由此而形成“內部人控制”現象。

商業銀行的利益和風險，都必然與銀行業務經營管理工作直接相關：銀行通過業務經營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的經營目標，需經過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的主觀努力來實現。而剔除本人違法犯罪因素外，風險本身存在于創造業績的工作之中。銀行經營管理人員在實現利益目標的工作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因工作失誤給銀行造成損失的風險。如果僅有強硬的風險責任約束機制，而缺乏與之相對等的利益激勵機制，就會造成銀行整體利益與經營管理人員個人利益不一致的情況，結果因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缺乏工作積極性而使銀行的整體利益受損。可見，由于缺乏激勵與約束相兼容的機制，銀行經營管理人員的利益與風險的不相統一，從而使基層人員的安全意識強于發展意識，缺乏創新與開拓的主動性，更缺乏主動參與市場競爭的意識和機制。

二、從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水平角度分析從功能上看，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差距在于業務結構方面。由于歷史的原因，中資銀行還帶有很大的行業性壟斷或地域性壟斷的慣性，競爭機制先天不足。特別是處于主體地位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是由原專業銀行轉化過來的。上世紀80年代初銀行統管企業流動資金、1985年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的“劃分資金”方式等，確定了四大國有銀行在各自領域中的信用業務壟斷地位。以后盡管幾經改革，這一狀況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加之為在資源約束下的短缺型經濟背景下高速度發展經濟，通過以間接融資為主體、銀行信用為主導的投融資體制來解決資金嚴重短缺問題，更是助長了商業銀行的壟斷性，銀行成為向國有企業供給資金的部門，銀行與企業，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長期的行業壟斷，銀行信用為主導的投融資體制的慣性，使商業銀行在機構設置與網點分布、人員的技術素質、所擁有的客戶群等方面，具有很強的行業特色或優勢，從而也決定了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在體制方面具有濃厚的管理型銀行特征，固守著“信用中介”這一基本功能，以存、貸款和結算等傳統銀行業務為主，提供金融服務性中間業務的功能很弱。而隨著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競爭進一步加劇。特別利率的市場化以后，利用資金價格的競爭將成為銀行業的核心競爭手段之一。而以存、貸款為主要業務、以利差為主要收益來源的經營模式，利用利率手段的空間很小，競爭能力就相對比較弱。

而同時，進入市場的外資銀行大部分已從傳統銀行業務轉向現代化銀行業務，風險小、成本低、收益高的金融服務性中間業務已成為他們主要的利潤來源。據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非信用性金融服務的中間業務收入在營業收益中所占比重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70％。中間業務收入具有高收益、高附加值、低成本、不存在信貸風險和穩定性強的特點。因此，外資銀行在傳統業務競爭激烈、利差收益收縮的環境下，紛紛注重優先發展中間業務，將其作為競爭戰略和功能創新的重點。相比較而言，中資銀行的收益結構中，中間業務收入所占比重較小，僅在0.3％~0.7％之間，反映了國內中間業務總體發展水平較低、效益不高。如果說，將來的利率競爭是銀行間市場競爭的主要形式，那么爭奪提供非信用性金融服務的中間業務市場將成為焦點。或者說，銀行的金融服務功能的強弱將決定其核心競爭力強弱。因此，我國銀行業加強競爭和創新勢在必行，這是迎接加入世貿組織挑戰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

三、解釋何謂“賤賣”？可自己給出一個定義，然后依據這一定義進行解析 針對中資銀行遭“賤賣”的傳聞，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昨日上午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投機獲利的機會很少，他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我們做到長期合作、互利共贏，因此在價格方面自然要考慮到這些因素，也要考慮到他的風險成本。從目前戰略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的價位來看，都高于他的賬面凈值，所以“并不存在著賤賣的情況”。

劉明康強調，選擇戰略投資人是有嚴格標準的：他在中資銀行當中投資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最短的股權持有期必須是在三年以上；作為戰略投資人必須要派出董事，并鼓勵向中資銀行派出高級管理人才，參與銀行的運營管理等。劉明康進一步解釋說，建行股份的每股發行價格是2.35元港幣，相當于建設銀行2005年財務重組以后比較好的狀況之下市凈率1.96倍，處于五年來我們大型國企境外上市定價的較高水平，也是2000年以來亞太新興市場所有銀行上市股值當中比較高的。

A、165億美元外資參股17家中資銀行

截至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資者入股17家中資銀行，外資投資金額已超過165億美元，占國內銀行總資本的15%左右。

B、8.6%不良貸款率首次降到一位數

截至9月末，全部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減少了5502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到8.6%，首次下降到一位數。資本充足率達到8%要求的商業銀行已達35家，其資產占全部商業銀行總資產的68.1%。

C、892人前三季度處理銀行涉案人今年1到3季度，銀行業的發案894件，其

中自查發現的有613件，占整個案件數接近70％。共處理涉案人員892人

四、從世界各國商業銀行績效比較方面分析

發達國家資產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多采用混業經營(即全能銀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而我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則采用專業銀行體制。分業經營增加了成本，阻礙了競爭，最終影響了績效水平。按照標桿管理的原理，我們選取全球范圍內一級資本排名前5名的全能銀行(花旗集團、美洲銀行、匯豐控股、摩根大通、法國農業信貸集團)與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比較，從不同角度考察四大國有商行與國際最高水平銀行的績效差距。

1．盈利能力。5家全能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平均為22．34％，資產回報率平均為

1．254％。而我國四大國有銀行資本回報率平均為4．325％，資產回報率平均僅為0．19％。可見，這5家全能銀行的資本回報率、資產回報率分別是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5倍、6．5倍。這說明我國銀行的盈利能力比國際先進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

2．資本狀況。商業銀行作為高財務杠桿率的金融企業，充足的資本和合理的資本結構是維護公眾對銀行信心的基本需要，也是銀行自身承受各種損失和風險的“緩沖器”。巴塞爾委員會發布的2001年新資本協議強調綜合考慮各種風險因素的充足資本儲備是銀行風險管理的第一支柱，包括信用、市場、操作風險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為8％。國外5家全能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超過資本協議的最低要求，平均水平為12．126％，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5．54％、8．15％、6．91％，只有中國銀行達到巴塞爾協議的最低要求。

3．資產質量。銀行資產質量好壞直接反映銀行經營的安全程度，并影響銀行盈利的多少、資本損失的大小、各種資產的流動性強弱及銀行信譽的高低。5家全能銀行不良貸款比率平均僅為2．51％，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分別為22．49％、25．69％、30．07％、15．78％。

五、全能銀行對中國銀行業發展的啟示

作為金融機構的制度創新，全能銀行能利用一個綜合業務平臺為客戶提供高效率、一站式、全面的金融服務。盡管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不同，歐美各國金融機構紛紛走上混業經營的道路，說明這些國家已充分認識到全能銀行具有其他銀行組織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而完善金融系統功能對解決經濟發展的效率問題至關重要。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金融市場的分割格局，實現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從根本上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整體競爭力，迎接外資銀行的沖擊與挑戰。

1．建立全能銀行促進我國金融業向國際化方向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將置身于一個競爭更為激烈的全球性市場。在這種發展格局下，金融業國際化的實現從根本上取決于金融體系整體的國際競爭能力。就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現狀而言，由于體制、政策和法律諸多約束，金融體系的整體競爭力不強。一方面，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都存在著規模偏小、資金實力不足、資產質量狀況不理想等問題，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利潤、規模、資本回報率、資本充足率、抗風險能力等方面與國外同業相比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業務品種單一，業務發展的空間和回旋余地較小，服務功能不完善。而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助推下，金融業已

由傳統的媒介金融發展到交易金融階段，“綜合化金融經營”成為各種金融機構業務發展的基本特征和方向，有效地提高了金融業總體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基于這種比較，在分業體制框架下，我國的商業銀行不僅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無法與綜合化全能經營的金融集團進行競爭，甚至難以在國內市場上應付外資銀行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國際金融業綜合化發展的趨勢，調整經營戰略，積極探索和構建全能銀行勢在必行。

2．通過建立全能銀行，降低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由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沒有到位及其他原因，我國銀行業目前還暫時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經營的實施實際上是把國內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限制在一個更狹窄的范圍內，這樣會使金融機構的業務風險進一步集中和擴大。同時，絕對化的分業經營會壓抑甚至窒息我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金融體制創新。在這種情況下，構建全能銀行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風險，增強金融業創新的空間和能力，為業務范圍的拓展、客戶和信息資料共享、收人結構的調整和盈利能力的增強奠定基礎。2002年12月25日，“中信控股”公司正式掛牌成立，該公司集中了中信集團的全部金融業務。其中，包括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中信嘉華銀行、信誠保險、長盛基金管理公司。“中信控股”公司成為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大局下實現聯合經營的第一例。從宏觀角度講，建立全能銀行有利于保障我國的金融安全。對于一個開放經濟體系而言，金融安全既取決于外部因素沖擊的程度，更取決于內部金融制度和金融體系的健康狀況及抵御外來沖擊和內部風險的能力。雖然在資本市場開放程度不高的條件下，我國現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體系可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但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提升，特別面對我國加入WTO這一客觀事實，現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體系在維護我國金融安全方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應對這一挑戰的基礎在于不斷改革和完善金融制度，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整體競爭能力。為此，必須積極探索和構建全能銀行，發揮金融協同效應，應對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沖擊和外資金融機構的競爭。

六、結合建行、中行等上市銀行目前的狀況深入討論

（一）從國內銀行的同業分析角度來看，民生銀行的資產質量和不良貸款的準備情況最好，甚至在目前達到了美國銀行業的水平，但其他方面比較起來，基本處于行業平均水平；浦發銀行的整體盈利水平最好，主要得益于其注重銀行傳統業務的穩健發展和良好的內部管理能力，但其存貸款的期限結構不平衡的情況也最為突出；招商銀行已初步利用其技術優勢形成了較為特殊的競爭優勢，體現在其非利息收入水平一枝獨秀以及資產運用渠道的相對多元化，但是其資產質量情況以及在資本充足率狀況方面的技術處理，使其穩健經營的形象打了折扣；深發展主營的存貸款業務特別突出，票據業務也是其強項，但是資產的質量問題和盈利能力成為其持續發展的羈絆。

（二）通過與美國銀行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國內上市銀行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三點上：1.不良資產的包袱較重，盈利資產的占比偏低。同時，呆賬準備金的計提水平還顯不足；2.資產的營運和管理能力較低，資金的來源和運用渠道都相對狹窄，從而導致整個行業的盈利水平遠遠低于美國銀行；3.資本充足率水平令人擔憂。資產質量不高，盈利水平偏低，加上片面追求規模增長，導致未來持續的資本需求壓力。

但是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國內上市銀行的資本收益率和收入利潤率已經基本達到甚至超過了美國銀行，表明國內銀行在控制費用支出、增進資本盈利能力等方面

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能力。

（三）在整個分析過程中，筆者切實感受到國內銀行與美國銀行在觀念上的重大差異。如對投資在商業銀行業務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對資產規模擴張的認識、對存貸比指標運用的認識、對費用支出和盈利產出關系的認識等等。這里，在總結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我也想對中國銀行業的經營管理和未來發展提一點粗淺的建議：1.改變和加強風險管理工作。商業銀行是高風險行業。風險管理工作的失職，將使銀行背上沉重的包袱。強化風險管理，不應該僅僅盯住存貸比等單個指標的數值，資金來源與運用中的期限匹配控制和嚴格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才是信貸風險管理的根本。2.銀行沒有規模是不行的，但片面追求規模增長，并不能夠實現使銀行價值最大化的戰略目標。從趨勢上看，未來資產營銷比存款營銷對于銀行的穩健、持續發展更具有戰略意義。3.銀行持續盈利能力的獲得和維護，僅僅依靠壓縮和控制費用支出還遠遠不夠，如何提高資產的營運和管理能力、提高資產的利用效率，才是維系和增強銀行盈利能力的根本課題。4.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與所處的經濟環境和監管環境休戚相關。如何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適時拓寬商業銀行資金來源和運用的渠道，為商業銀行創造穩健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應該成為銀行監管部門重要的工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