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大全

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

時間：2016-06-05作者：宋蕊

摘要：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當前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過程中存在轉變政府職能未到位，關系未理順、人員結構不合理，分流安置難等難點。應科學合理界定政府職能，理順各種關系；控制人員編制，解決人員分流問題；加強思想教育，轉變思維觀念。推動政府機構改革，借以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關鍵詞：政府；機構改革；組織結構；優化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就曾指出：“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一、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必要性

1、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機構分別在1982-1983年、1987-1988年、1993-1996年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機構改革。1982-1983年的機構改革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國務院機構由100個減少到61個，但由于體制未變，機構、人員又重新膨脹起來，到1986年，國務院機構又膨脹到72個；1987-1988年的機構改革國務院常設機構由72個減為68個，但轉變職能沒有到位，關系沒有理順，地方的機構改革沒有展開。1992年，國務院常設機構又膨脹到86個；1993-1996年的機構改革重點是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范圍從中央到地方，目標是提高效率。經過這次機構改革，國務院的常設機構由86個減為59個。這三次機構改革都是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而開展的，都以調整機構、精簡機構、精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中心內容和主要目標，雖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由于政府體制未變及運行機制未變，政府機構改革始終沒有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循環怪圈。[1]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政府機構改革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掃清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建立與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適應的政府機構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需要。政府履行職能的正確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勢在必行。

2、是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效能的需要。鄧小平指出，機構改革這場革命，“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要建立科學合理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黨和國家機構，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舊的體制。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各級政府要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要按照加快職能轉變的要求，結合實際，突出管理和服務重點。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精兵簡政，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減輕行政成本給群眾造成的負擔，把公共財政增收更多地用到民生上去，從根本上清理和消除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吃拿卡要”等與民爭利現象，讓企業發展、百姓生活有一個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鼓勵他們充分發揮創造性、積極性，提高工作效能。因此，必須積極推動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對機關工作人員進行下崗分流，以此增強機關干部的危機感和責任意識，調動其工作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政府效能。

3、是加強公共服務，增強人民滿意度的需要。“人民滿意度”或者說是“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是指人民對自身社會發展或各級政府部門工作情況的認知和接受程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日益嚴重的機構和人員臃腫重疊問題，不僅在經濟上使我國的“吃飯財政”不堪重負，而且以其造成的職責不清、政出多門、辦事拖拉、效率低下和官僚主義，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損害黨群、干群關系，嚴重妨礙廣大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進行機構改革，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實現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我們的黨政機構充滿生機和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使黨的方針政策得到充分貫徹，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使我們的黨和政府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機構改革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事情，是一場革命。這就賦予了政府加強自身建設，轉變工作職能、加強公共服務的重任。政府應為人民謀利益，為人民做實事，即時減少政府的不作為，消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增強人民滿意度。

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難點

1、政府職能轉變未到位，關系未理順。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機構改革的前提、基礎和關鍵。機構是職能派生出來的，政府機構沒有科學的、合理的職能，就沒有科學合理的制度。機構改革是轉變政府職能的保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的這三次政府機構改革，在轉變政府職能這個關鍵問題上，由于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操作經驗不足以及相關條件的缺乏，導致轉變政府職能的任務未完成。目前我國政府職能定位不準確，政府職權劃分不明確。在目前的政府職能定位中,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排在最后,沒有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及省以下垂直機構與地方政府關系沒有理順，條塊矛盾突出。如何理順中央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解決條塊之間的矛盾,是優化政府整體結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于政府失敗、市場失靈和公民社會自由發展，政府行為的有效性、能力是有限度的。[2]在探討“政府應當做什么”、“政府能夠做什么”時，必然先理順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減少政府對市場、社會的不合理干預。

2、人員結構不合理，分流安置難。機構改革必然要涉及到人員的“出”“進”問題，人員分流是歷次政府機構改革的難點，也是改革成功的保證。[3]政府機構改革，一部分機構建制撤并，一部分機構搞優化組合，不論采取什么形式，都將有富余人員精簡出政府機構。目前政府機構總量仍然偏多，政府層級過多,不符合現代組織結構扁平化趨勢。地方政府機構仍然過大，影響政府職能的發揮。具體表現：一是新組建機構普遍存在人員超編現象。如某縣發改委和商務局行政編制39名，實有人員80人，超編41人，超編105%。二是存在“官多兵少”現象。如某縣發改委編制19名，實有30人，副科級以上干部19人，占63%。不建立離退休制度，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青年人上不來的問題，都無法解決。因此，“要有步驟地和穩妥地實行干部離休、退休的制度，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退休、離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方面，都要逐個做出妥善安排”。由于“官本位”思想，職務、級別歷來被看作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許多人視人員分流為工作中的挫折，自身對其產生抵觸情緒，從而增加了人員分流的難度；加之機關干部自身素質結構這一因素，分流后的人員自身對電腦、英語的熟練程度以及其自身掌握業務知識的能力增加了人員分流安置的難度。

3、思想觀念陳舊，思維方式轉變難。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的古國，幾千年的文化沉淀，對現今的政府機構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優化產生了潛在的影響。某些政府工作人員視權力為個人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的依據，盲目追求個人利益，濫用手中的權力。許多人視政府機構為“鐵飯碗”，認為干部只能升不能降，在簡政放權時，這些機構會采取各種手段進行抵制。

這些陳舊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成為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障礙。

三、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對策

1、科學合理界定政府職能，醫學論文理順各種關系。政府機構改革的核心是徹底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職能結構是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前提和基礎,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是鞏固政府職能轉變成果、使各級政府正確履行職能的體制保障。后者對政府職能轉變具有剛性作用。[4]應該盡快明確政府定位，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合理界定政府部門職能，明確部門責任，確保權責一致。理順部門職責分工，堅持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確需多個部門管理的事項，要明確牽頭部門，分清主次責任。抓住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理順政企、政事、政社關系。一是理順政企關系,下放生產經營、市場資源配置職能。政府要以經濟職能針對市場行為的盲目性、短期性、微觀性等弱點進行宏觀調控,以法律和行政手段建立起規范的市場秩序。二是理順政事關系,走社會力量共同辦事業的道路。理順政事關系,政事分開主要是指政事的職責分開、機構分開、管理方式及手段分開。職責分開,是將政事關系中的行政管理職能交給政府,把技術性、服務性、公益性事務交給事業部門。機構分開,對一些屬于黨政機構序列、實際上政事合一、并以事業為主的機構進行調整。管理方式分開,對事業單位進行簡政放權,政府只管宏觀的事,其他具體事務原則上由事業部門自己去管。三是理順政社關系,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政府放權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就是向市場放權,發揮社會的自我組織、自我服務的功能,使企業在市場中得到應有的服務,避免盲目性,規避風險,政府也能從瑣事中解脫出來。[5]十七屆二中全會指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6]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減少審批事項，降低審批門坎，提高審批效能，簡化審批程序，優化政務環境，方便企業和群眾辦事。

2、控制人員編制，解決人員分流問題。控制人員編制，提高人員素質。針對機構人員超編、領導干部所占比例過大的問題，建議組織、人事部門在人員調整和領導干部配備時，應優先考慮機構的超編人員和超配的領導干部，切實把人員控制在人員編制以內。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建立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行政管理體制,公務員隊伍的素質極為重要。培養和造就大批懂得管理、有專業知識、熟悉國家方針、政策,有現代化意識的高素質的公務員,既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沒有這樣一批素質好的公務員在政府機構里工作,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成功。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善公務員制度,才能最終消除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保證政府機構改革順利進行。切實解決人員分流問題。通過待崗培訓、充實企業、提前退休、自謀職業多種渠道解決人員分流的問題。通過培訓以高轉崗分流人員自身的綜合素質，“授之以漁”。政府可提供一些優惠政策，幫助分流人員解決再就業中的困難。對于精簡人員，為其開辟新的就業領域，選擇適合他們自己的舞臺，重點是面向企業、加強企業。推薦有專業特長和管理經驗的人員到企業或社會中介組織任職。采取妥善的安置辦法，引入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經驗,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效率。政府要認真落實改革方案,深入細致地做好分流人員的安置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3、加強思想教育，轉變思維觀念。政府機構改革最終必然要涉及到個人權力和利益，因此，政府機構改革必然要以加強思想教育為先導，逐步轉變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思維觀念。政府職能的轉變，首先是轉變政府的管理思維，政府必須從“全能型”轉向“有限型”，從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從管制思維向服務思維轉變，走出“小政府，大社會”的認識誤區，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并從社會的控制者轉變成社會服務的提供者，以適應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和我國加入WTO發展的客觀需要。

除此之外，我們應遵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加大政府機構改革案例研究的分量。對其進行長期地、長年累月地調查研究,解剖改革案例,并從無數改革案例中進一步得出明確的結論，緊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進一步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參考文獻：

[1]楊國蓉.試論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難點與對策[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0(5).[2]黎民.公共管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7.[3]薄貴利.論優化政府組織結構[J].中國行政管理，2007(5).[4]唐曉陽.地方政府機構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點及對策[J].桂海論叢,1999(5).[5]李大林.論當代中國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難點與對策[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3(3).[6]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J].理論參考，2008(5).

第二篇：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意義探討

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的重要舉措。為積極推進這項改革，迫切需要緊密結合當前形勢，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重要意義

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對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和科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有利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轉變政府職能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基礎問題和核心問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行政體制改革中陷入了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二律背反的困境：政府職能不轉變，機構精簡、結構優化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而機構不精簡，政府組織結構不優化，政府職能轉變又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實踐證明，要走出這一改革的困境，就必須使政府職能轉變與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同步進行，即以政府職能轉變促進政府組織結構優化，以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二者的關系是：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職能結構是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前提和基礎，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是鞏固政府職能轉變成果、使各級政府正確履行職能的體制保障。后者對政府職能轉變具有剛性作用：（1）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意味著撤銷不該設的機構。廟沒有了，歪嘴和尚也就沒有念經的“合法”之地，從而為消除政府亂干預、亂作為奠定了體制基礎。（2）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意味著根據政府應履行的職能重新整合政府組織系統，從而為政府正確履行職能提供體制保障。（3）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也意味著要根據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強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等部門的建設，從而使政府職能的履行更加符合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2、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有利于深化政府機構改革

政府機構改革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過去，我們在政府機構改革中，強調精簡比較多，而對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重視不夠。實踐證明，機構改革如果不與政府職能轉變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結合起來，并不能解決體制的深層次問題，也難以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因為，對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構建公共行政體制來說，精簡機構、壓縮政府規模并不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根本問題是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優化政府的組織結構，使政府管自己應該管的事，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所以，機構精簡必須服從政府組織結構的優化。只有按照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和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的要求，真正做到政府組織結構優化，才能鞏固政府機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才能使行政體制改革取得新的實質性的突破。

3、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

系統論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原理，即結構合理、運行有序的系統，其整體功能大于各個部分功能的代數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之所以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是因為：（1）政府組織結構優化，能夠更加明確各級政府之間和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職責權限，使各級政府和政府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從而有效地防止和克服政府內部因責權不清而產生的爭權奪利或推諉扯皮現象。（2）政府組織結構優化能夠使政府運行更加科學、更加規范、更加有序，從而減少乃至杜絕因政府不規范運作而增加的行政成本和社會成本。（3）政府組織結構優化有利于整合行政資源，充分發揮公共資源的效用。（4）政府組織結構優化意味著政府機構更加精簡，人員更加精干，從而減少政府不必要的開支，降低行政成本。（5）政府組織結構優化便于對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進行績效評估和更為有效的監督，從而防止和克服政府不作為等怠政現象。

二、政府組織結構優化的主要依據

政府組織結構是否優化，不能僅僅從政府自身來判斷，還必須從政府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從政府的運行效果來判斷。

1、政府組織結構是否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政府組織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但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歷史和現實中，政府組織結構往往隨著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變化。其中，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在我國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的變革和民主政治的穩步推進，社會正在向多元治理結構邁進。在經濟領域，企業是主體，依法享有管理企業的自主權；在社會領域，公民及依法成立的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是主體，依法享有管理社會的自主權；在政治領域，公民及依法組成的政治團體或政治組織是主體，在黨的領導下依法享有管理國家和地方公共事務的權利。社會治理結構的多元化，要求政府必須從那些不該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務中退出來，集中精力和社會公共資源，管好公民、企事業和社會團體不該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即社會公共事務，優質高效地為社會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必然打破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壟斷，要求政

府實行分權化管理。這種分權化既表現在政府外部，也表現在政府內部。對政府外部來說，就是要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在企事業和社會團體沒有發生侵權的情況下，政府不得干預其內部事務。對政府內部來說，就是要明確職責分工，優化機構設置，同時實行中央與地方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合理分權。政府組織結構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這一要求，就是科學的、合理的，否則，就談不上政府組織結構的優化。

2、政府運行是否規范、有序和高效

現代政府是為公民和社會服務的。公民和社會既要求政府管自己應該管的事，同時也要求政府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這就要求政府運行必須規范有序和廉潔高效。現代組織理論告訴我們，一個結構合理、配置優化的系統，其運行不僅是規范的、有序的，而且一定是高效的。相反，結構不合理、配置不科學的系統，其運行必然處于無序和低效狀態。所以，政府組織結構是否優化、機構設置是否合理，在政府運行中完全能夠顯現出來。

3、政府機構設置是否符合精簡、統一的原則

政府組織是由政府機構構成的。從政府自身來說，政府組織結構是否優化，就是看政府機構設置是否精簡、權責是否統一。一個機構臃腫、管理分散、權力交叉、職責不清的政府，其組織結構是不可能科學合理的。此外，在當代，政府組織結構還必須符合扁平化的趨勢。

三、我國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進展和仍存在的主要問題

經過20多年的行政體制改革，我國政府組織結構優化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和成效。第一，政府機構得到了較大幅度的精簡。國務院組成部門由1998年的40個精簡到現在的28個，省級政府內設機構由平均55個減少到40個，平均精簡20%左右。第二，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強了國務院宏觀調控部門和省級區域經濟調節部門，促進了宏觀調控和區域經濟調節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同時，撤銷了政府工業經濟管理部門，結束了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由工業經濟管理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歷史。第三，為加強市場監管和安全生產監督，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提升了一些市場監管部門的行政級別，同時，對省以下工商、質量監督、藥品監督部門實行垂直管理，對省煤礦安全監督機構實行中央垂直管理。第四，理順了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出入境檢驗檢疫等多項職能關系，解決了一些部門長期存在的職責交叉、多頭管理等問題。第五，為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設立了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為適應內外貿業務相互融合的發展趨勢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促進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組建了商務部。第六，為健全金融監管體制，成立了中國銀監會；為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組建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調整了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管理體制。

盡管我國在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和成效，但從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能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要求來看，我國政府組織結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政府職能定位不準確，政府職權劃分不明確。表現在：（1）政府職能定位不全面，概括不夠準確。例如，目前我國將政府職能定位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這里只講了政府的對內職能，沒有講政府的對外職能；只講了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職能，沒有講政府所承擔的政務職能。而且在社會治理結構日趨多元化的時代，承擔“社會管理”職能的不只是政府，還包括大量的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2）政府職能結構不合理。在目前的政府職能定位中，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排在最后，沒有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外，各級政府應承擔什么職能？至今沒有明確的規定。（3）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有些職權劃分不規范，某些職權具有較大的重合性。同一事務，中央政府在管，地方政府也在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從什么角度管？管到什么程度？均無明確的法律規定。（4）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職權劃分不明確，許多職權也具有較大的重合性。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5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職權”。這一條就包括了省級政府、副省級政府、地級政府和縣級政府。事實上，這幾級政府在政府系統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各級政府的職責權限自然也應有相應的區別。但這種區別在法律上卻沒有體現出來。（5）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之間職責交叉重復。例如，在一些地方，水利局管理水資源，公用局管理供水及地下水的開發和利用，市政局負責排水和污水處理，形成了多頭治水的局面。在交通管理上，有的城市是政府交通辦管理公路運輸和內河客運，市政局管理軌道交通，公用局管理城市公共客運和出租汽車客運，使交通運輸領域也出現了多頭管理的現象。

2、政府機構總量仍然偏多。目前，國務院組成部門仍高達28個，比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的內閣組成部門高出近1/3到1/2。除國務院組成部門外，還有國務院辦公廳和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各1個，國務院直屬機構18個，國務院辦事機構4個，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14個，總數達66個。在地方，省、自治區政府工作部門為40個左右，直轄市為45個左右；大城市政府工作部門為40個，中小城市分別為30個和22個左右，自治州為25個左右；較大的縣政府工作部門為22個左右，中等縣和小縣分別為18個和14個左右。我國地方政府機構在數量上同樣遠多于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政府機構林立，是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的重要的體制根源。

3、政府機構序列設置不夠科學、不夠規范。例如，國務院2003年頒發的《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中，將國務院機構設置分為6個序列，即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組成部門、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務院辦事機構和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從國務院機構設置的6個序列中可以看出：第一，哪些機構應列入國務院組成部門，哪些機構應列入國務院直屬機構序列，缺乏嚴格的論證和科學的界定；第二，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的直屬特設機構，既無先例，也無充分的法律依據；第三，在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中，有的事實上是承擔國務院某方面職能的管理部門，如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電力監管委員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等。將這些機構列入國務院事業單位序列，既不科學，也不規范。

4、在國務院機構設置中，經濟管理部門所占比例過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所占比例偏小，不能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沒有充分反映政府職能變化的新趨勢。科學發展觀和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政府加強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同時，把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但在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經濟管理類占了42.85%，其中有一些是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類僅占21.42%；在國務院組成部門、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國務院直屬機構和國務院辦事機構四大序列中，經濟管理類占39.21%，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類僅占27.45%。

5、有些領域長期存在的機構較多、管理分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例如，有3個部門在管交通運輸，即鐵道部、交通部和中國民用航空總局；有3個部門在管理文化，即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此外，在公共衛生管理和科技管理等領域，也存在機構林立、管理分散現象，從而使這些領域難以做到統一規劃和統一管理，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公共資源，而且也造成了部門分割和效率低下等弊端。這種情況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是不存在的。

6、中央及省以下垂直管理機構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沒有理順，條塊矛盾突出。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在一些領域加強集中統一管理，減少和克服地方干預，中央和省以下垂直管理機構呈增加之勢。例如，實行中央垂直管理的機構有：人民銀行、海關、國稅、出入境檢驗檢疫、煤礦安全監督、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煙草專賣、國家物資儲備、氣象等。實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機構有：工商、地稅、藥監、質監等，國土資源管理在干部任免上也實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如何理順中央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解決條塊之間的矛盾，是優化政府整體結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7、政府層級過多，不符合現代組織結構扁平化趨勢。從1982年推行市管縣體制開始，我國政府層級由四級制為主變為五級制為主，即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省、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地級政府（地級市、地區、自治州、盟）——縣級政府（市轄區、縣級市、縣、自治縣、旗、自治旗、特區、林區）——鄉鎮政府（鄉、民族鄉、鎮、蘇木、民族蘇木）。政府層級過多，存在諸多弊端：（1）上情難以及時準確地下達，下情也難以及時準確地上達。（2）中央下放的權力，很容易被中間環節截留，使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基層的管理自主權難以得到落實。（3）不利于調動市縣和基層政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

8、大量臨時機構的設立，使一些部門的職責權限更加模糊，組織結構更顯得不夠合理。例如，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推動某項工作任務的完成，以“指揮部”、“辦公室”等名義，設立了大量的臨時機構。諸如生豬辦、清欠辦、創建辦、三電辦、拆遷辦、督查辦、整頓辦、考評辦、節慶辦等，五花八門。這些臨時機構的設立缺少法律依據，隨意性較大，從而使政府組織結構不合理、運行不規范的問題更顯突出。

四、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主要對策

我國政府組織結構所存在的上述問題，表明在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任務仍很艱巨。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切實解決政府組織結構中的突出問題。

1、科學定位政府職能，依法明確政府的職權。科學定位政府職能和優化政府的職能結構，是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基礎和前提。在新世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而公共行政體制就是執行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權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務，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的行政組織體系和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是市場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要求，也是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選擇。

在公共行政體制下，政府是公共意志的執行者、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因此，各級政府必須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從那些不該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務中跳出來，管好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即社會公共事務，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簡言之，公共行政體制下的政府職能就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

在科學合理定位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必須依法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權限。各級政府之間的職權分工應遵循以下原則：

（1）能由基層和地方辦的事情盡量由基層和地方去辦，以縮短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距離，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效能，滿足不同地區公民的不同的價值偏好。

（2）當下級政府提供某方面的服務，實現不了規模效益或出現嚴重的外部效應的情況下，該項職能應由上一級政府履行。

（3）當地方政府提供某方面的服務，也實現不了規模效益或出現嚴重的外部效應的情況下，該項職能應由中央政府履行。

按照以上原則，凡屬于全國性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公共事務，由中央政府管理，以保證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凡屬于面向本行政區域的地方性公共事務，由地方政府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強行政活力。凡屬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公共事務，要區別不同情況，明確各自的管理范圍，分清主次責任。在清楚界定各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盡快修改《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政府組織法》，依法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與此同時，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將相同或相近的職能合并，并盡快研究制定《政府內設機構職權法》，依法明確規定政府內設機構的職責權限。

2、按照中央關于“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研究和制定，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實現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要求，加強政府宏觀調控部門，進一步精簡和整合專業經濟管理部門，適當增加并加強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

3、根據新形勢，調整和加強環保、民生等機構。按照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加強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務職能的新要求，鑒于環境保護的極端重要性和環境問題的嚴峻性，建議撤銷國家環保總局，設立國家環境部，納入國務院組成部門。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的必要舉措，也是當今世界許多發達國家的共性做法。

鑒于就業在民生和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我國就業問題的嚴峻性，建議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更名為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部，以便由該部統一協調、管理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將就業問題不僅納入政府內閣部門管理，而且在政府機構名稱上體現出來，是政府更加重視民生和就業問題的表現，也是世界許多國家的經驗和做法。

4、嚴格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將職能相同或相近的機構加以合并，實行大部制，克服某些領域部門較多和管理分散現象。如組建新的交通部，將鐵路運輸和民航納入交通部管理，撤銷鐵道部和民航總局；組建新的文化部，將廣播電影電視和新聞出版納入文化部管理，撤銷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大部制”的管理體制，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實行多年，有明顯的管理優勢。我國的一些地方，如海南省將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體育機構合并，上海將文化、廣播電視、文物管理機構合并，實行“大文化”管理體制，上海將市政府交通辦公室的公路運輸和內河客運、市政局的軌道交通、公用局的城市公共客運和出租汽車客運等職能并入市交通局，也取得了較好的管理效果。發達國家的做法和我國一些地方的探索，為實行“大部制”的管理體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5、進一步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鑒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和體制轉軌時期國有資產監管的重要性，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總結經驗，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在此基礎上，重新考慮和探索國資委的隸屬關系。

6、調整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將其中承擔行政職能的機構，如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等，經調整后納入國務院直屬機構序列。

7、理順條塊關系。依法明確中央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門的職責權限以及在相關領域與地方政府的職責分工，切實解決條塊之間的矛盾。

8、減少行政層級，穩步推行省直管縣體制。從2002年起，一些省先后開始了“強縣擴權”改革，把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直接下放到一些重點縣，在經濟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管縣”的格局。2005年6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農村稅費改革工作會議上提出：“具備條件的地方，可以推進‘省直管縣’試點。”《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也明確提出“減少行政層級”，“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實行省直管縣體制，是維護我國憲法權威、減少行政層級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重大戰略舉措，其中涉及到省、市、縣職責權限、管理體制和行政區劃的調整，需要在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統一規劃，積極穩步地向前推進。

9、清理和整頓臨時機構。該撤銷的要堅決撤銷，將其所承擔的工作任務歸并到有關部門。確需設立的，要按照有關法律履行法定程序，嚴格規范審批，依法明確其工作任務、職責權限、存續期限和撤銷條件等。

10、走出“小政府，大社會”的認識誤區。必須認識到，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我們需要建立的是在政府職能科學定位基礎上的強有力、高效能的政府工作系統。因此，在機構改革上不搞一刀切，要按照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要求，該加強的一定要加強，該精簡的必須堅決精簡。機構精簡和人員配備必須服從政府組織結構的優化。

第三篇：事業單位考試申論—深化政府機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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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通過閱讀優秀的評論文章，學習寫作的方法，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申論寫作中，我們要學會靈活運用國家的基本政策方針，來分析所反映的現實問題，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通過閱讀時事評論，提升自己的政治素養。我們只有在平時的學習中不斷把握好國家的政策方針、法律制度，及時的掌握了社會熱點問題，自己在寫申論的時候運用起來才會比較方便，言語方面也就更加準確了。

作為今年全國兩會備受矚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獲得批準，政府自身新一輪改革在換屆之際正式啟動，邁出穩健扎實而影響深遠的重要一步。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中央領導的鏗鏘宣示，在時隔3個多月之后，落實到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的實際行動中，有力回應了公眾對于深化改革的強烈期待。

這次改革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在簡政放權、減少微觀事務管理、更好發揮市場和社會作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進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邊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取得新進展。作為上一輪大部門制改革的延續和完善，本輪機構改革有望成為釋放制度紅利、激發社會活力的新支點。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進一步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就是一場革命。

政府機構改革向來被視為改革中最大的“硬骨頭”。機構撤并，無疑會減少官位;而職能轉變，意味著權力格局和利益蛋糕的調整和重新分配。這無疑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割自身的肉”。如何達成改革共識，凝聚起強大的體制改革動力，在改革中體現機構精簡、職能轉變、運行順暢、效率提高的要求，考驗政府的勇氣，更檢驗改革者的智慧。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先后進行的六次政府機構改革，政府的機構設立和職能調整始終伴隨和適應著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凸顯政府自身改革的演進軌跡和轉變職能、提高效能的不變追求。

經過這些年的不懈努力，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加大，促進了社會生產率和資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政府自身圍繞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需要而進行的一系列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計劃經濟的職能不斷減少削弱，服務和保障市場健康運行方面的職能不斷強化，制度“轉軌”穩步推進。

盡管成效顯著，但如果用嚴格的標準審視，植根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部門職責分工仍未徹底整改，國務院部門職責交叉和分散問題仍不同程度存在，推諉扯皮、公共資源碎片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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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些領域“政出多門”卻“問責無門”，安全事故在部門林立的背景中接二連三發生。一些部門抓大事管宏觀不夠，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有抬頭增多趨勢，這些已影響行政效率和政府權威，客觀上容易導致不作為、亂作為，甚至給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留下空間和機會。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經濟實現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壓力較大。必須通過政府轉變職能,進一步改善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和體制支撐，讓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機構是軀體，職能是靈魂。如果政府職能得不到轉變，機構改革就只是表面上的拆拆建建，看起來熱鬧而已。

政府職能要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方向轉變。經濟社會要發展，一個好的發展環境至關重要。從市場準入到市場監管，政府職能的核心要求是營造一個既井然有序、又充滿活力的制度環境。辦個企業，行政審批手續多，市場準入門檻高;辦了企業之后，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反而沒人監管，偽劣商品橫行，這是本末倒置。適當放權，不是要放棄監管，而是要少干預經濟的具體運行，要對違法的市場行為時刻警醒，及時采取措施。同時，政府要信任社會自治的力量，給社會組織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在很多事情上，讓社會組織做比政府親自去做效果更好，“性價比”更高。

政府職能要向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方向轉變。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職能的基本內容。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單位“辦社會”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個人對單位和組織的福利依附大大減弱，依據市場需要來配置人才和人力資源成為可能。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既是滿足社會高效運行的途徑，也成為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對政府機構的名稱、級別和分工并不太關心，只看辦事是不是“痛快”了,服務態度是不是變好了。

政府職能要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方向轉變。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鼓勵公平競爭，也要捍衛社會公正底線，避免競爭可能導致的兩極分化動搖社會和諧穩定的根基。這決定了政府既要積極推動反對壟斷、鼓勵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建設，也要注重運用多種手段搞好再分配調節，體現社會公正要求。

在堅持中深化，在探索中完善，政府自身的改革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實事求是、穩中求進的策略。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也沒有完成時，只能是不斷順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要求，實事求是地改，與時俱進地變，抓住機遇期，用好“窗口期”。舍此，既沒有出路，也沒有前途;循此，則天高地闊，遼寧事業單位微信：lnsydw

前景無限。

第四篇：如何進一步深化縣級政府機構改革

如何進一步深化縣級政府機構改革

王 昕 杰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摘要：多年來的縣級政府機構改革始終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其深層原因是：“全能政府”使政府職能無限擴大；政府職能存在錯位、越位問題；干部人事制度不甚合理；監督機制不健全；政績評價機制不科學。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責任政府；理順黨政、政府之間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科學確定機構設置和人員定編的依據；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做好機構改革的人員流動工作。關鍵詞：縣級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中圖分類號：D6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05)04—0010—06 縣級政府機構改革是機構改革系統工程的重要一環。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實施，對政府職能轉變、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快縣級政府機構改革，促進縣域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一、縣(市)級機構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政府機構規模臃腫，人員膨脹，領導職數失控，財政負擔過重。50多年來，黨和政府為建立和完善結構合理、人員精干、靈活高效的黨政體制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先后進行了大大小小12次機構改革。每一次機構改革，雖然都有一定的成效，但始終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在地方政府機構改革中，涉及范圍最廣、難度最大的是縣（市）級政府，這不僅因為縣市級機構是中國最基本的行政單元，縣級機構是承上啟下、連接城市和農村的關鍵層次和中間部門，還因為“在中國2800多個縣（市）中，有超過1/3的縣級政府面臨財政赤字。可以說，全國多數縣的財政既是‘吃飯財政’，又是‘討飯財政’（向上級），甚至極少數已經成為‘搶飯財政’（向農民）。”①從全國范圍看，平均鄉鎮人口與鄉鎮吃財政的人口比例大約為30∶1②，有的縣為14∶1③。“據有關部門對我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數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至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到290余人，超編嚴重。”④

“小政府、大社會”的城市行政體制，曾一直是石獅市人的自豪，而現在的石獅市政府部門已由1988年建市時的11個增至18個。如果除去兼職，建市時的石獅市市委書記實際上是一正一副，而現在是一正四副五位書記，市長由一正三副增加到一正七副；建市時全市事業單位實有人數1421人，到目前已有各類事業單位264個，編制5747人。⑤根據有關資料統計，截至2004年，河南省110個縣（市）中，91個縣政府共有正副縣長724名，19個縣級市有正副市長168名，另外還有14名正縣級干部和助理縣市長，全省共有正副縣市長906名，平均每個縣市有正副縣市長8.146名，個別縣市達到13名，國家級貧困縣政府也有8—9名正副縣長。如果加上縣（市）委、縣（市）人大、縣（市）政協三大班子，縣（市）領導僅用車費用，全省110個縣（市）全年需要支出1億元以上。

第二，黨政職能交叉重疊，行政效率低下。除了重要干部的任命以外，黨委與政府幾乎管同樣的事，每一項工作黨委副書記或常委分管，政府有副縣（市）長主管。由于副職過多，平均一位副職只管兩三個局委，不可避免地造成“八多一低”，即會議多、講話多、文件多、陪會多、檢查多、領導小組多、內耗多、行政費用多，工作效率低。各類領導小組繁多，常設的有工業、農村、計劃生育、扶貧開發、防汛抗旱指揮部等領導小組，臨時性的領導小組更多，幾乎是每開展一項工作都要成立一個領導小組，有一個縣成立的各種領導小組多達100多個。而每一領導小組都有黨政人大政協的領導成員參加。

政府下屬機構職能重疊交叉問題也很嚴重。例如一個縣的政府機構，工業管理方面除了經貿委，還有中小企業局、有色工業局、煤炭局、工業區管委會、鉛業辦公室、行政性公司等部門；農業管理方面除了農業局，還有農業開發辦公室、扶貧辦、煙草辦、煙草局、畜牧局、菌類辦公室等；水利管理方面除了水利局，還有某某水庫管理局、某某灌區管理局、某某河區移民局等；林業管理方面除了林業局，還有果品局等部門。在社會事務管理方面，交通運輸由公安局、交通局、農機局等部門多頭管理。由于內設機構多，下屬機構多，政出多門，多頭管理，造成人員多、會議多、評比多、升級達標多、經費開支多、辦事手續多、蓋章多、扯皮多、矛盾多，嚴重影響工作效率。

第三，政府職能錯位、越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從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看，政府還沒有完全從企業活動中超脫出來，行政干預在某些領域依然存在，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政府對直接管理工業的部門實施撤銷或轉制行為帶有很濃厚的行政色彩，政府在投資、生產、銷售等方面還嚴重干預著企業行為。政府管得很苦，企業經營得很累。有些縣級政府對農業經濟的管理陷得比較深，以至于哪些土地應該種什么、怎么種，春播、夏管、秋收等基本的農業生產，都成為縣級政府職能范圍內的事情。從政事關系看，一些事業單位履行大量的行政職能，有的局委有幾個事業單位。為精簡政府工作人員，不少地方在原政府部門下設事業單位，把相應的審批權、執法權放到這些單位，讓它們收費養人。從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看，政府放權不夠，中介機構依附于政府部門，各種社會中介組織還不能真正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鄉鎮政府主要精力沒有有效放在發揮公共財政作用，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而是忙于應對上級派下來的硬指標工作，甚至亂收費，亂攤派，加重農民負擔，影響農村民主與法治建設進程。

第四，管理層次較多，限制縣域經濟的發展。省管市、市管縣，權力層層分割，利益層層分享，一些地級市政府對縣級經濟發展未能產生帶動力和輻射力，而是依靠權力直接分享縣級政府利益，經常與所轄縣、市爭項目、爭資金、爭資源，并擅自改變國家給予縣市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比如在稅收方面，省政府定為2∶8分成，地市級政府則改為3∶7分成，其中1成被地市級政府截留。各種不必要的檢查、評比，浪費了縣市政府的大量時間和財力，不僅不能有效促進縣市經濟發展，反給縣市增加財政負擔，制約了縣域經濟發展。

第五，行政審批法落實尚未到位。為適應《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各地都深化了審批制度改革，但仍保留有相當數量的審批項目；雖然較普遍地建立了行政服務中心，對行政執法、行政審批、行政收費作了一些改進，但多層執法、多頭收費的現象仍然存在，有的辦審批手續，既要到“中心”辦理，又要到原單位辦理，反而還增加了工作難度。

二、“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 的深層原因分析

（一）“全能政府”使政府職能無限擴大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通過計劃手段干預和操作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成為全能政府。政府包攬一切，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也管，而該管的沒有盡到管理者應盡的責任。政府的職能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本該由市場取代政府的職能也基本被政府擔負了。經濟管理職能、社會工作、行政管理職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門。政府職能過多，管理過寬，勢必相應增設一些機構，從而使機構進一步膨脹。隨著行政主體的發展和不斷變化，政府職能被不斷地進行簡單的切割劃分和調劑配置，越切越細，越分越亂，切出來的“新”部分越來越多，職能越來越被人為放大，對設立新機構、增加新人員以便加強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這是導致機構膨脹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機構事實上存在著“能進、能上、能高”而“難出、難下、難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競爭的動力與壓力，也沒有嚴格的獎懲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機會就升級，一些虛職領導工作不管，待遇照常享受；政府機構一有條件就升格，一開口子就增加職數，機關變成解決就業和待遇的地方，致使干部隊伍和機構迅速膨脹。使用和配置干部，不受約束，隨意性強，人為因素大，盡管有規定和要求，但總有融通的辦法，不去執行，使規定形同虛設，不起作用。用誰不用誰，同一職位安排多少職數，沒有硬性的規定和要求。即使提錯了，超職數配備，也無人追究責任，即使追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進一步助長了跑官、買官、跑關系的社會惡習，也是造成機構臃腫、人員膨脹、領導職數不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

領導之所以能根據自己的好惡，憑主觀意向隨意設置機構，增加人員，任用干部，關鍵是缺乏公正嚴肅的約束與監督機制。機構編制、人員安排沒有法律依據，缺乏硬約束、硬保障，也無有效的內部制約機構和失責后的懲治手段。干部任用條例雖然很好，但實踐中落實不到位，甚至走形變樣。組織部雖然內設有監督部門，但對領導往往不敢監督，對一般干部又沒法監督。這就使得機構膨脹、人員超編問題在軟約束中得以蔓延。而財政撥付與支持則是隨機構和人員的增多而增加，“僧”多則“粥”多，致使人浮于事，政府運行成本增加。由于沒有通過財政硬約束來限制機構和人員的增加，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增編、增員的愿望和要求。

（四）政績評價機制不科學

我國政府政績評價機制可以歸納為一種“只看產出，不看投入”的機制，也就是說，在評價某個政府行為時，考察的指標僅僅是完成的結果，橫向縱向的對比，而忽略了為完成這個政府行為而進行的投資。因此，這種政府政績評價機制極易造成某些政府部門為追求政績，盲目地擴設機構、增加人員。此外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評價一個人往往以行政級別和學歷高低作為個人成就和事業的標識，而政府機關要求增加編制、升級升格正好滿足了這種個人需求和社會標識。同時，官本位思想還誘使大批人才涌向政府部門，加上各種關系網的縱橫交錯，迫使政府部門不斷因人設職、擴大規模、提高規格、增加人員。

三、加快縣級機構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轉變政府職能，打造有限責任政府

職能是機構設置和機構改革的重要依據，只有分清職能和明確職能，才有可能對原有機構進行科學的調整和改革。過去，我們常把機構改革看成機構的撤銷、合并、調整等，似乎數量減少，機構改革目的就達到了。因而往往追求“精簡機構”、“縮減編制”的表層目標，忽視了轉變政府職能這個基礎和根本。由于只裁并機構，不轉變職能，過不多久，行使原來的職能的機構又以老名目或新名義恢復，以至機構惡性膨脹周而復始。為了避免重復走過去“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老路，要深化機構改革必須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

當代的責任政府都是有限的責任政府，實現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是打造當代責任政府的首要條件，也是推進縣級機構改革的關鍵。在總的原則上，縣級政府的職能與省級政府、中央政府有一致性，但作為貼近基層、貼近群眾、側重執行的縣級地方政府，它的職能與省級政府和中央政府又存在明顯區別。不能簡單地把縣級政府職能等同于上級政府職能，縣級機構設置也不能簡單地套用上級機構設置的模式。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在市場經濟體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條件下，必須樹立科學的政府理念，適應《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建立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誠信政府、廉潔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

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堅決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企業、市場和社會組織。”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縣級有限政府的職能主要在于，一是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糾正國內市場的宏觀失控和微觀失靈，提高市場效率，政府對企業的管理主要是管好產業方向、外部環境和依法納稅，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行為。二是實行政事分開，重點是“收權”、“放事”，促進事業單位的社會化進程。將事業性單位承擔的行政職能劃歸政府，將政府機關承擔的一些輔助性、技術性、服務性事務交給事業單位。改革對事業單位的投入體制，對公益性事業單位實行“政府主導”，財政全額撥款；對準公益性事業單位實行政府扶持，財政差額撥款，差額部分實行市場調節；對經營性事業單位實行“市場主導”，財政“斷奶”，推向市場。三是實行政社分開，分解政府機關、中介組織和市場機制的功能，各行其是、各負其責。凡是市場和社會可以自行調解和自我管理的，政府不必越俎代庖。要積極培育和規劃社會中介組織，將各部門包攬的應由社會自我管理的社會性事務，轉交社會中介組織。會計、審計、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要與政府主管部門徹底脫鉤，變成為相對獨立的法人主體。縣市政府應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把財力和物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把領導精力更多地放在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上。

（二）理順“三種關系”，重新構建政府機構框架 縣級政府機構改革是一個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推進縣級政府機構改革，要按照統一領導和協調運轉的原則，合理劃分職責權限，著力理順“三個關系”，切實解決職能交叉問題。

一是理順黨政關系。黨的組織不是政府，不是國家的權力機關。機構改革最終取得成功，必須堅持黨政分開的原則。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必須改革,執政黨成員的干部任免程序應當在法律上有明確規定。對黨員干部的管理要遵循黨務程序。政務程序應由法律明確規定。執政黨推薦的干部的產生和罷免不得違反法定的政務程序和公務員制度。建議采取三個辦法解決黨政分開問題：一是從領導分工上解決。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完善機構設置，理順職能分工，嚴格控制編制，在法律許可和環境需要的前提下，黨政領導實行合理兼職，分工不分家，分工不重疊，以解決分工交叉、職能不清、職數過多問題。二是從職能上解決。黨委主要是研究重大問題，即研究重大的方針政策，重大的改革措施，重大的發展規劃，重大的人事任免，重大的應急事宜。大量的經濟調節、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等職能交由政府去履行。三是從機構設置上解決。依據職能定機構，結合職能的弱化、轉移、強化等不同情況，對機構進行撤并、調整。撤銷縣（市）委政府職能交叉重復的職能，對需要縣（市）委和政府部門共同承擔的職能以及職能相近的部門，可實行合署辦公或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多塊牌子，以適應當前對上對外的工作需要。縣市委、縣市政府成立一個黨政綜合辦公室合署辦公，縣委辦、政府辦、黨史辦(地方志辦)、機要局、保密局、檔案局、政研室、信訪局等部門變成相應內設下屬科室；組織部、老干部局、編辦、縣(市)直黨委、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等合為一個部門；所有管理工業的機構、部門合并為一個機構，成立工業發展局，把經貿委、外經委、鄉鎮企業局、有色工業局、煤炭局等局委的管理職責交由工業發展局統一履行；農業、農村工作成立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農業開發辦、農業局、畜牧局、煙草局、扶貧辦、煙草辦、蔬菜辦、菌類辦等部門的職責統交由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履行；宣傳部、文明辦、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成立文教衛體委員會，內設相應科室；林業局、果品局合署辦公；水利局、庫區局、灌區局、移民局等合署辦公，內設相應科室，明確職責；民政局、宗教局、殘聯合署辦公；統戰部、臺辦、僑辦、工商聯等合并辦公，內設相應科室，明確分工和職責；政法委、綜合治理辦、610辦公室合署辦公，內設相應科室，明確職責；紀檢委、監察局、糾風辦、優化經濟辦合署辦公，內設相應科室，明確職責。對于編制10名以內的縣直單位，領導職數只設一正一副，30名以下的設一正二副，任務特別重的不得超過一正三副。同時要合理配備黨務干部。

二是理順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省、地市政府要在過去分權改革的基礎上適當地把權力下放給縣級政府，省、地市、縣市、鄉各級政府職能要進行明確劃分。省級政府要切實履行經濟調節和社會管理的職能，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制定省際區域性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創造公平、公正和公開的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打破地區條塊分割，解除主管部門與國有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切實落實企業經營自主權，深化企業改革，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指導和協調。地市級政府必須逐步削弱其政府職能，以至取消本級政府，眼前主要是逐步管理從企業分離出來的社會事務，實行屬地管理，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市場秩序，搞好社會服務，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和輻射功能。不再與縣市政府爭資源、爭資金、爭項目，不再巧立名目剝奪下級縣市政府利益，不再對下級縣市政府正常運作進行不必要的干涉，變領導為服務，真心實意地幫助下級縣市政府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鄉鎮政府主要是為鄉鎮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依法行政，規范管理，把主要工作職能放在搞好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只宜參與鄉域道路、水電、學校和農業基礎設施等公益性投資，一般情況下不宜再以集體經濟所有者名義參與競爭性的投資經營活動。對現有鄉鎮進行合鄉并鎮，變小鄉為大鄉，變小鎮為大鎮。鄉鎮內設機構本著精簡、效能的原則，黨委和鄉鎮政府領導交叉任職，黨委書記兼人大主席，一名副書記兼鄉鎮長；各行政村也要采取合并的方式，變小村為大村，村兩委干部交叉任職，村支書也可兼村民組長，以減少鄉村兩級領導職數，減輕農民負擔。縣級政府職能要轉向服務與協調，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加強城鎮化建設，促進農業的專業化、市場化、現代化。

三是理順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相同或相近的職能應交由一個部門承擔；必須由幾個機構共同承擔的工作，要明確分工，分清主次，確定牽頭部門，保持工作緊密銜接而又不相互重復。對調整、轉移、下放、取消的職能，都要以一定的方式固定下來，避免日后有人隨意改變。(三)科學確定機構設置和人員定編的依據

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的確定，過去不少縣市是以各縣土地面積、人口、工農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等狀況為依據。筆者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應該以人均財力、人口和國土面積為依據。選定這一依據，將更適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實際情況，有利于當地生產力的發展。三種因素中，主要由人均財力來決定，人均財力應占權重數值的50%，人口應占40%，國土面積應占10%。財力大，多設機構和編制，財力小，少設機構和編制。國土面積和人口決定公務的工作量，國土大人口多，工作難度大，情況復雜，公務工作量相對大些，反之則少。提出這一原則的本意是設置機構和編制數要量力而行，要充分考慮當地的承受能力和實際需要，克服上下對應、照抄照搬所帶來的消極后果，體現出每個縣市的個性和特色，也有利于從制度上克服隨意增編、增職的行為。同時，要加強編制法治化建設，規范各項管理制度，使編制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徹底改變過去存在的個人、上級領導隨意規定的做法，防止減而復增，出現再度膨脹的現象。領導職數必須限定，大縣一正兩副三位書記，小縣一正一副兩位書記，正副縣（市）長不超過一正三副，省下派干部要占所下派縣（市）領導職數，否則，其下派和工作費用由所屬單位全部支付。領導在政府各部門內部，要通過嚴格規章制度和考核獎懲制度，規范行為，并大力推行電子政務，實現辦公自動化，提高工作效率。

選用干部除了考慮投入產出和成本外，必須堅定地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四看”、“四不唯”為依據。“四看”即主要看業績，看品德，看知識，看能力；“四不唯”，即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這個科學的用人依據，是選人、用人價值觀的重大創新。我們必須遵循科學的用人依據，大膽改革和創新選用人制度，并確立正確的用人導向。

（四）做好機構改革的人員分流工作

機構改革，說到底是“人”的問題。搞好人員分流，是縣級機構改革沖破“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走向成功的關鍵。通過機構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是衡量機構改革成果的基本尺度。行政成本的降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員分流的結果。過去機構改革的人員分流模式，已不能適應本輪機構改革的要求和目的。人員分流既是縮小政府體積，精化行政機關隊伍的必經過程，也是行政機關自身形象塑造，轉變職能，提高辦事效率的過程，更是行政機關干部合理流動、正確選位、人盡其能、才盡其用的過程。分流是行政人力資本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縮小機構規模和裁減人員。通過行政人力資本要素的合理流動與重組，帶來或促進行政人力資本結構的優化，進而創造出新的生產力。人員分流的目的是增效，通過分流提高行政人員素質，最大限度調動和發揮行政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潛能，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因此在本質上，它是一次人力資本能量的再開發。

按照這一思路和要求，人員分流的途徑和方式要多樣化，對不同的人員可采取不同的對策。對于各單位雇傭的臨時人員要堅決徹底清退；對于不占編制的正式人員，年齡較大或接近退休年齡的，可提前退休，享受正常退休待遇；其余人員采取買斷工齡的辦法推向社會。對占正式編制人員的分流，要加大分流力度，被分流人員不少于占編制人員的1/3。黨政群團部門人員分流采取同一比例辦法進行。上崗職數按2/3的比例設定，全員參與競爭上崗。參加工作滿30年以上或愿意提前退休的人員，可以提升兩級工資和一個行政級別，鼓勵分流人員提前退休；對競爭下崗者提倡領辦創辦經濟實體，原工資待遇原則上允許保留3—5年，3—5年后愿意重回單位工作的，有權重新通過新一輪競爭上崗；對3—5年后不愿回來者，買斷工齡，推向社會，與政府徹底脫鉤。其余人員可以到缺編的下屬事業單位或企業任職，到下屬事業單位或企業上班后，應與原單位脫離一切關系。

分流后留下來的人必須是“精兵強將”，無論思想政治素質，還是業務素質都應高，老、中、青搭配適當，知識結構、能力、經驗各方面都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與此同時，還要做好分流人員的社會保障工作。社會保障是保證人員分流順利進行和機關工作人員合理流動的基本條件，是化解機構改革矛盾的緩沖器和吸納器。可實行五保(養老、失業、工傷、醫療和生育)合一、四位(機關、事業、企業和農村)一體等社會保險模式，這是機構改革人員分流到位的有效保證。(五)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

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績效考核體系，是解決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提高政府工作績效的有效途徑。分工再明確，職責再清晰，若沒有科學的考核和檢驗，清晰的職責也不可能實實在在得到履行。到底該如何考核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績效？目前存在有很多難點，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首先，要細化政府的職能定位，確定考核內容，讓被考核者心中有數；要確定各考核指標之間的關系；要量化基本工作、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其次，要明確考核的辦法和根據：要圍繞政府機關工作職能建立一套考評標準和指標體系；同時要廣泛吸引社會公眾的參與，人民群眾的滿意程度是衡量政府工作極其重要的指標。

對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考核，要按德、勤、績、能全面考核要求，針對不同崗位、不同職責、不同任務，設計相應考核指標，科學確定考核權數，要以崗設職，以崗定責，真正實現崗位、權力和責任相統一。與此同時，還必須重視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自律精神的培養。有限責任政府的打造，既要依靠外部條件的規定和約束，又要依靠自身素質的提高和職業良心的自覺，知道自己應該干什么以及怎么去干好。外在的規定和約束只是對不履行職責或不知道履行什么職責的政府和人員才有效力。一大批自覺、自律、長期內練、善于學習、修養良好的國家公務員隊伍的形成，是合格的有限責任政府建立的必備條件。

①葉靜：《財政博弈的困局》，《小康》2004年第12期。②參見韓俊：《推進農村稅費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設計》，《財經》2004年第20期。③參見林君：《貴在把握比較優勢重在狠抓工作落實──關于白山“三農”工作的初步實踐與思考》（2005年3月22日），http://www.tmdps.cn/ReadNews.asp?NewsID=3185.④李薇薇：《鄉鎮機構臃腫，平均超編2至3倍》，《中國青年報》2004年11月4日。⑤參見朱永紅：《福建省石獅市小政府不斷擴大，機構精簡16年再回原點》，《新京報》2004年11月10日。

第五篇：六次政府機構改革

1982年

1981年，國務院的工作部門有100個，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峰。臃腫的管理機構已不能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亟待改革。

1982年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這次改革明確規定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減少了副職，提高了素質；在精簡機構方面，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人員編制從原來的5．1萬人減為3萬人。

1988年

1988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啟動了新一輪的機構改革。

這次改革著重于大力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部門要從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強化宏觀管理職能，淡化微觀管理職能。其內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職能，科學劃分職責分工，調整機構設置，轉變職能，改變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運行機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點是那些與經濟體制改革關系密切的經濟管理部門。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實施的方式進行。

通過改革，國務院部委由原有的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從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從75個減到44個。在國務院66個部、委、局中，有32個部門共減少1．5萬多人，有30個部門共增加5300人，增減相抵，機構改革后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

1993年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方案實施后，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原有的86個減少到共59個，人員減少20％。1993年4月，國務院決定將國務院的直屬機構由19個調整為13個，辦事機構由9個調整為5個。國務院不再設置部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8個。此外，國務院還設置了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998年

1998年3月10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行政管理隊伍，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

根據改革方案，國務院不再保留的有15個部、委。新組建的有4個部、委。更名的有3個部、委。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機構改革首先進行，隨后中共中央各部門和其它國家機關及群眾團體的機構改革陸續展開；1999年以后，省級政府和黨委的機構改革分別展開；2000年，市縣鄉機構改革全面啟動。截至2002年6月，經過四年半的機構改革，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人。

2003年

2003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絕對多數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方案特別提出了“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相協調的要求。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29個組成部門經過改革調整為28個，不再保留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其職能并入新組建的商務部。

根據方案，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其任務是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重組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屬于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同時，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以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以加強金融監管，確保金融機構安全、穩健、高效運行。

2008年

2008年3月12日，在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公布《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指出國務院將新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涉及調整變動的機構共15個，正部級機構減少4個。調整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27個，較目前減少1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