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讀書報告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讀書報告
姓名:范宇新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書報告 范宇新
馬克思和恩格斯可謂是家喻戶曉,馬克思不僅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同時也是偉大的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革命家。他的理論影響了也還在繼續影響著全世界,被英國廣播公司評選為“千年第一思想家”以及“古今最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實至名歸。我在讀大學之前,只是知道一些關于他的名人軼事和美談佳話,對馬克思的思想沒有進一步的了解,而今終于有機會試著去走近馬克思主義,更是懷著謙卑崇敬之心。
這次閱讀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寫于1857年8月,是馬克思為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寫的總的導言。此前的十幾年里馬克思系統地研究了經濟學問題,計劃寫一本以新世界觀為指導的經濟學著作。這段時間里,1848年爆發的歐洲革命雖然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卻也在革命中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登上了歷史舞臺;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進一步暴露的資本主義的弊端,馬克思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同時也為了批判當時國民經濟學的一些錯誤觀點而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也成為馬克思留下的唯一 一篇系統論述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文稿。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從唯物主義史觀出發,指出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馬克思論述了他們的辯證統一關系;馬克思還闡明了政治經濟學的要堅持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和唯物辯證法的原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共分為四節,分別為“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第一節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定社會性質的物質生產,指出政治經濟學考察的或者是人類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的生產,或者是某一個歷史階段上的生產。第二節馬克思責備了政治經濟學將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些聯系著的東西割裂了,提出了他們的統一關系。他指出生產和消費,不僅互相直接就是對方,而且互為前提,互相依存、互為手段。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生產的結構決定分配的結構,而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生產的結構和產品的分配;交換是生產的要素,交換的性質和方式也是由生產決定的。從而得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的各個環節。第三節馬克思指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是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科學方法。研究包括具體到抽象和抽象到具體兩個階段,而敘述方法它略去了由具體到抽象這一步。第四節是一個寫作提綱,可以看出,馬克思在這里仍然想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進行討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馬克思對他在1857年至1858年間寫好的手稿重新進行修改整理,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名出版時寫下的序言。發表于1859年1月。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主要講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經過和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自己研究經濟學的一些情況和寫作計劃,第二部分重點介紹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最后提出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態度。
馬克思的這兩篇著作中有很多重要思想、深刻言論和經典論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一個基本思想是生產的首要性和生產的決定作用。沒有生產的發展是分配、交換、消費的基礎,這種生產對分配、交換、消費具有決定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這讓我想到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正因為對這一矛盾的認識,才有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及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大力發展生產力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規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才能取得巨大成就。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闡明了生產了分配的統一關系,就是告訴我們既要重視生產也要重視分配,不斷完善分配制度。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而且這樣的分配制度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要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我國現階段的分配結果也有一些問題,例如貧富差距過大,貧困人口還占有相當大比重等,因此我們仍要深化制度改革,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除此之外,消費對生產具有重要的作用,為生產提供目的和動力。我國很多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都體現著這一思想。國家鼓勵老百姓消費、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來帶動經濟增長,雖然一些不合理的做法導致了部分產品質量較差的結果,但中國的經濟騰飛確實十分引人矚目。
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則指明了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構成社會生活的三大基本領域,它們互相聯系、互相依存。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所得出的結論——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觀點包括: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革的終極原因。這些觀點簡明扼要而科學地概括出了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基本矛盾。從這兩篇著作中,我們應當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不僅在當時有重要的理論作用,而且對現在和今后的社會主義運動具有深刻的、直接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作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開端,初步地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方法,并分析了經濟學基本范疇及其互相關系,它包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的許多重要思想,為 1859 年出 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了基礎。也對于馬克思系統地闡述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原理具有突出的意義。
這兩篇著作中體現的思想為我們科學地全面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提供了唯一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們讓我們認識到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有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等諸多奇跡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我們仍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看待歷史,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要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二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書報告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書報告
摘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發展與不斷完善,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挑戰。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理論支撐與文化動力,是完全有必要的。為了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我們必須要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反思其基本精神并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進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本土化、時代化。依據李寧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本文主要就筆者所研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進行分析,思考《序言》中簡明介紹的唯物史觀,并闡述幾大理論對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的背景考究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闡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這也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運用和得到證明的過程。它充分表明了作為馬克思主義完整科學體系組成部分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緊密聯系。馬克思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上大學研讀的是法律專業,同時卻又專心研究歷史和哲學。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到時在畢業時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后開始任《萊茵報》的編輯,撰寫文章參與了萊茵省關于林木盜竊案、,摩澤爾農民狀況等問題的辯論,這些都促使他去研究經濟問題。離開《萊茵報》之后,馬克思先后寫作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逐步認識到,“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鎖鑰,不應當到被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那樣蔑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而“關于市民社會的科學,也就是政治經濟學”。
其后,馬克思到達巴黎。在巴黎的布魯塞爾的幾年中,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他開始系統的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下了《巴黎筆記》,通過異化勞動理論初步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并開始了以勞動為鎖鑰的對社會發展史的探索。之后,在1847年撰寫出版的《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通過批判蒲魯東的唯心史觀和競技館,首次闡明了唯物史觀的觀點,后來在《共產黨宣言》中以精煉的語言向全世界公開了共產黨人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二、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理論的闡述
1、關于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
《序言》中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正如在序言中所說,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引起生產關系乃至整個上層建筑的變更。
社會生產力包含:物和人的要素。生產資料是生產力中物的要素,先進程度不同的生產資料往往標志著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以致會引發社會形態的嬗變。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但是,物的要素必須被人即羅東這所掌握并進入生產過程才能成為生產力。沒有勞動者的話,生產資料只不過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物,無法成為現實的生產力。生產力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它一旦應用于生產實踐就會成為活躍的社會生產力。而生產資料的改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歸根結底都是處于勞動者的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勞動者在社會發展中承擔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缺失勞動者,那么一切的所謂社會發展、社會生產力都無從談起。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由上文分析可見,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因此我們必須要追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謀求社會的進步。
《序言》還指出,“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之前,是絕不會出現的。”以上表述是關于社會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原理的必然的延伸。在貫徹該理論的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避免單純追求兩個“決不會”的錯誤理論。首先,馬克思在強調一種社會形態的建立歸根到底是要有一定的相應的社會生產力作為基礎時,沒有也不可能規定這種生產力的具體水平。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弗里諾斯所說,“每一種社會制度趨于腐朽且將被新的社會制度所淘汰的時候,率先發生轉變過程的多半不再中心地區的富裕的、傳統的和板結的社會里,而是發生在外緣地區的原始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里”。其次,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對于一種社會形態的建立來說,只是最終的決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正如在沙俄,雖然資本主義并不發達,但卻是資本主義世界諸多矛盾集中的焦點,是資產階級統治比較薄弱的一環。在這里廣大農奴受到的剝削最為強烈,反抗也最為強烈。但在列寧、斯大林的帶領下,他們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充分展示了共產黨人的智慧。
2、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
1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頁
盾。這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促使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即使社會形態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社會基本矛盾的內容仍然沒有變化,變化的只是其矛盾沖突的程度與表現形式。基本矛盾中兩個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對等的。正如辯證唯物主義觀中所說,矛盾的兩個方面有主次之分,永遠分為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一般在社會的上升期,適應是主要方面;而在社會的衰落期不適應則是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不同形態的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一點必須得到承認,即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要么發生在政治領域,要么發生在經濟領域,要么發生在思想文化領域,而歸根結底,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是發生在經濟領域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反映了經濟領域內的階級矛盾,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則是經濟領域內的階級矛盾的相互關系。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以及反應在上層建筑領域內的不同經濟利益群體在觀念上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的。然而,不同利益群之間的矛盾沖突,其雙方所處的位置不太可能是一方在經濟領域而另一方在政治領域或思想文化領域。這種直接的對立統一關系是不可能存在的。
3、人類社會的有機構成
在歷史上,人們對于各種歷史現象往往只是采取人的意向和觀念加以解釋,而不去探究決定人的意向、觀念和法律的物質力量,因此無法發現其規律性。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這樣就有可能看出重復性和常規性從而發現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如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盡管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在經濟領域、在生產關系上卻存在著共同之處:同樣都由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組成,都存在著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其同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結論。與之類似,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使如此。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的有機構成是:生產力——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
三、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相關思考
1、歷史性思想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將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分開來的一個重要規定性在于: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歷史性的規定:資本關系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關系,而不能將之永恒花、超歷史化,并推廣到所有社會。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歷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生產理論的重要維度,也是他能夠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維度。在過去的理論構建中,人們將物質生產看作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在一般意義上這是正確的,需要注意的是,物質生產的這一基礎性意義,也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從事用于所有人類社會的勞動出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勞動的歷史性規定消失了。物質生產過程體現為人與物的結合過程,大昂資本失去了歷史性社會關系的規定時,其直接表現形態或者體現為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或者體現為貨幣。當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被簡化為人與物的結合關系時,就容易陷入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以及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出發的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誤區。以上所闡述的思想誤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人類生活的一般物質條件倆看,一切勞動都是物與物、物與人的結合,資本直接表現為沒有資本形式所規定的物,這里的人當然也使沒有歷史性社會關系規定性的人。馬克思主義批判這種只從物的角度來理解資本的理念,因為后者超越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限制而擴大了對一切社會的看法,任何時代的生產資料都將被認定為資本。它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永恒化了,這種觀點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體現。第二,當資本的關系簡化為物與物、物與人之間的關系時,交換就成為一切社會的規定。這種交換的傾向被古典政治經濟學認定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由此,與資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一般抽象化,“經濟人”即為這種抽象化的結果,二者也使一般意義上的物質生產理念所需要的。第三,從交換的平等特性出發,一些社會主義者提出消滅貨幣的主張,希望從流通領域來解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在馬克思看來,使得上屏生產永恒花但又想廢除上屏與貨幣的對立的想法就像是廢除教皇而保存基督教一樣荒唐,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展為資本,這只是一種虔誠的愿望。除此之外,如果將資本只是理解為貨幣,那么對資本增值的理解就只能表達為“在交換過程中分資本家將本該屬于工人的部分拿到了自己的腰包”。正如羅德岱爾所說,“如果對資本利潤的這種理解真正正確的話,那就會得出結論說:利潤不是收入的原是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絕不能把資本看作財富的源泉之一,因為資本帶來的利潤不過是收入從工人的口袋轉到資本家的口袋而已。”馬克思指出,斯密的觀點將剩余價值與利潤混淆起來。從資本投資的角度說明利潤,對利潤的說明就會求助于資本家的發財欲望,而這種說明本身,又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永恒化為前提的。從生產領域轉向交換領域來理解利潤是理論邏輯 的退卻,也使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固有的缺陷。如果我們將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當成一種超歷史的存在,那么剩下的就只是沒有社會關系規定性的物與人,這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一般理論視野,也使從政治經濟學處罰的社會主義者的視野。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永恒化,才能產生社會契約論式的自由個人的想象。當馬克思的思想進入到這個理論層面時,他才能真正的透視黑格爾,透視現代民主制和國家理念以及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潮。因此一般意義上的唯物主義只是馬克思進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李璐入口,而要透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歷史性構成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深層事視野。
2、資本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度解釋
將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與一般意義上的生產勞動區別開來的根本環節在于:第一,勞動同資本的最初交換是一個形式上的過程,其中資本作為貨幣出現,勞動能力作為商品出現。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交換的是勞動能力,而不是生活資料的等價物。一方是物化勞動的貨幣,是一般社會形式,另一方是作為勞動能力存在的勞動,這是物化勞動與活勞動的交換,雙方體現為買者與賣者的關系,這是一種形式上的等價關系,也正是這種形式上的等價關系,才使勃雷等人認為交換是最公正的。然而,與單純形式上的交換過程不同的是是,整個過程的結果表現為:物化在自己產品中的勞動,大于物化在勞動能力中的勞動,因而大于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的物化勞動;換句話說:過程的實際結果在于:資本家不僅收回了他花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而且得到了一個完全是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勞動同資本的直接交換在這里的意思是,第一,勞動直接轉化為資本,變成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這個轉化是在生產過程中完成的;第二,一定量的物化勞動與等量活勞動加一個不經過交換而占有的活勞動的追加量相交換。因此,生產勞動是同資本相交換的勞動,而不是決不帶有特殊形式規定性的同生產條件發生關系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資料所具有的社會規定性同生產資料本身的物質存在是這樣地結合在一起,而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觀念中,這種社會規定性同這種物質存在是這樣地不可分離,以致這種社會規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關系上去了。這正是過去唯物主義沒有解讀出來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只從歷史唯物主義一般視野出發,也無法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
馬克思明確地說:這一點就被利用來為資本辯護,把資本與一般簡單勞動過程的一種要素混淆或等同起來,從而說什么用于生產另外一種產品的產品就是資本,原材料是資本,或者勞動工具、生產工具是資本,因此,資本是同一切分配關系和社會生產形式無關的、一般勞動過程的因素、生產的因素。停留于這種歷史觀的水平上,也就無法透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特定規定,也就無法真正地揭
示剩余價值理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過程,更是價值增值過程,一般意義上的勞動過程只是價值增值過程的載體,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生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值,而這是一種形式上的規定,是量的規定。如果完全抽象地討論勞動過程,那么在原初的勞動過程中,就存在兩個要素,即人與自然,就會把勞動看成是人與自然關系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資本的辯護士為了把資本說成是生產的永恒因素,說成是與一切社會形式無關、為任何勞動過程因而也就是為一般勞動過程所固有的關系,便把資本同資本借以存在的使用價值混為一談,把這種使用價值本身稱作資本;同樣,經濟學家先生們為了回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現象,寧愿忘記資本的本質的東西,即資本是把自身設定為價值的價值,因而資本不僅是自我保持的價值,而且同時是自我增加的價值。這兩種觀點是相互論證的,只要把資本看成是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把工人的工資看成是資本的預付,那么利潤也就來自于資本自身。
3、《<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我國發展的指導意義
當前我國正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部分人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已經失去了其實踐價值。但事實上,隨著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也在不斷地發展。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不斷結合中國實際,發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體體現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直至近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還在不斷的發展與完善中。事實上,這些理論的發展都是堅持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觀并結合實踐逐漸發展起來的。尤其是在近幾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逐漸加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伐逐漸加快,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也越老越強大。不僅保障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方向的正確性,同時還知道我們可以引導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更好的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推翻。經過幾百年的社會實踐,我們可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迄今人類社會最為正確的科學觀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強調的是在我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實踐的特殊性。為馬克思主義灌注中國特色的生命力,使得馬克思主義可能更好的切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我國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正確性,我們也應當在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更加透徹、全面地貫徹下去。
第三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克思
I 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1 生產(a)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賓遜故事的毫無想象力的虛構,魯賓遜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設想的那樣,僅僅是對極度文明的反動和想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論,也不是奠定在這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錯覺,只是美學上大大小小的魯賓遜故事的錯覺。這倒是對于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了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後者在過去歷史時代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一種理想,他的存在是過去的事;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類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并做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我們愈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愈不獨立,愈從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結合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的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來看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個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做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這種觀念對亞當及普羅米修斯已經是現成的,后來他就被付諸實行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腔濫調更加乏味的了。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象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只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覆,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如果說最發達語言的有些規律和規定也是最不發達語言所有的,但是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那末,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見到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了本質的差別。而忘記這種差別,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累積下來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累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累積下來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的話。因此,生產關系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牧業,制造業等,或者是他們的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留待別處(後面)再說。最後,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及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系,也還不是這里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份-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份(參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這個總論部份包括或者好像應當包括∶(1)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這實際上不過是要說明一切生產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將會知道,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幾個十分簡單的規定,卻擴展成淺薄的同義反復。(2)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斯密那里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升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終生產率程度不同的各個時期-這種研究超出本題應有的范圍,但就屬於本題范圍來說,在敘述競爭,累積等等時是要談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總是這樣一個一般的說法∶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或者是這樣的說法∶例如,某一些種族,素質,氣候,自然條件如離海遠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產。這又是同義反覆,即財富的主客觀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備,財富就越容易創造。但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份所真正要談的并不是這一切。相反,照他們的意見,生產不同於分配等等(參看穆勒的著作),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脫離歷史而獨立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於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與生產與分配的現實關系,下面這一點總應當是一開始就明白的∶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如何不同,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例如,奴隸,農奴,雇傭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們能夠作為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來生存。靠貢賦生活的征服者,靠稅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侶,或者靠什一稅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會產品,而決定這一份產品的規律不同於決定奴隸等等那一份產品的規律。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的兩個要點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對所有制的保護,對此要極簡單地答覆一下∶關於第一點,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藉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制(占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覆。但是,可笑的是從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還把對立的形式即無所有作為條件。)歷史卻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這種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還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至于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里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末,這是同義反覆。什麼也不據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關於第二點,對既得物的保護等等。如果把這些濫調還原為它們的實際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還多。就是說,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權關系,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於把有機地聯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系的,純粹反射聯系中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 糊地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強權下能更好地進行生產,他們只是忘記了,強權也是一種法權,而且強者的法權也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他們的”法治國家”中。當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程度和影響有所不同。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同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2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在進一步分析生產之前,必須觀察一下經濟學家拿來與生產并列的幾個項目。敷淺的表象是∶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它享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生產創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因為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人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媒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偶然的個人的規定性來媒介。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分量);交換決定個人對於分配給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產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因此形成一個正歸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系,然而是一種敷淺的聯系。生產決定於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於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它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於兩者之間;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反過來作用於起點并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范圍。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系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是同他們站在同一個基礎上,或者是在他們之下。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計學家過於重視生產,把它當作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那種把分配當作與生產并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的經濟見解。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理解。好象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中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里的問題是要把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系!(a)[生產和消費]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個人在生產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和消耗這種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耗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特性,這種自然形狀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作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起來是斯賓諾莎的命題∶”規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後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我們且觀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吃喝是消費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於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它任何消費形式也都可以這樣說。消費的生產。可是,經濟學卻說,這種與消費同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而為一和消費同生產合而為一的這種直接統一,并不排斥它們的直接兩立。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媒介運動。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式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1)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是它做為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做為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2)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做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做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做為動力和目的。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1)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生產在這方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2)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媒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客體方面,而且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3)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後,-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做為動力是靠對象做媒介的。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它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做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因此,生產生產著消費∶(1)是由於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2)是由於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於生產靠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1)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政治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做了一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後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于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於後者的研究是關於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2)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媒介;這表現為他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系,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於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在經濟學中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3)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是生產;而且生產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像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在消費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為產品的時候,在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毀掉的時候;在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覆的需要達到完美的程度的時候;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後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後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在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的時候,然後是在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的時候。這和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後的同一性,經濟學在論述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系時,曾多次加以解釋。這樣看來,對于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同一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不僅社會主義美文學家這樣做過,而且平庸的經濟學家也這樣做過,薩伊就是個例子;他的說法是,就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生產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類一般來說,也是這樣。施托爾希指出過薩伊的錯誤,因為例如一個民族,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全部消費掉,而是還要創造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此外,把社會當作一個單獨的主體來觀察,是對它做了不正確的觀察,思辨式的觀察。就一個主體來說,生產和消費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這里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如果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做一個主體的或者許多單個個人的活動,它們無論如何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做為必需,做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個過程借以從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對象,因消費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把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但是,在社會中,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系就是一種外在的關系,產品回到主體,取決於主體對其它個人的關系。他不是直接獲得產品。如果說他是在社會中生產,那末直接占有產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獨立的領域,處於生產之旁和生產之外呢?(b)[生產和分配]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里什麼都被提出兩次。舉例來說,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做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1)當作生產要素;(2)當作收入源泉,當作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利息和利潤,就它們做為資本增殖和擴大的形式,因而做為資本自身的生產的要素來說,本身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他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同樣,工資也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雇傭勞動∶在一處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另一處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末,它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地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勞動一樣。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簡直是幻覺。因此,像李嘉圖那樣的經濟學家,最受責備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產,他們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因為他們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要素得以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指他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個生產-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產。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門從事雇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就整個社會來看,從一方面說,分配似乎先於生產,并且決定生產,似忽是先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于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粉碎成小塊,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遠屬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反過來說,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并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里,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恒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范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麼荒誕無稽。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於怎麼樣的關系,這顯然是屬於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於生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末就應該答覆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題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了,如果它們對於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另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了。它們在生產內部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於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分析。然而,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樣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樣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紀英國人在愛爾蘭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徵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例如,蒙古人把俄羅斯弄成一片荒涼,這樣做是適合於他們的生產,畜牧的,大片無人居住的地帶是畜牧的主要條件。在日耳曼蠻族,用農奴耕作是傳統的生產,過的是鄉村的孤獨生活,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讓羅馬各省服從於這些條件,因為那里發生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已經完全推翻了舊的農業關系。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在某些時期人們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東西,因此就要有生產。而劫掠方式本身又決定生產方式。例如,劫掠一個從事證券投機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個游牧民族一樣。奴隸直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但是奴隸受到剝奪的國家的生產必須安排得容許奴隸勞動,或者必須建立一種適于使用奴隸的生產方式(如在南美等)。法律可以使一種生產資料,例如土地,永遠屬於一定家庭。這些法律,只有當大土地所有權適合於社會生產的時候,如像在英國那樣,才有經濟意義。在法國,盡管有大土地所有權,但經營的是小土地農業,因而大土地所有權就被革命摧毀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狀態是否例如通過法律永遠固定下來了呢?盡管有這種法律,土地的所有權卻又集中起來了。法律在鞏固分配關系方面的影響和它們由此對生產發生的作用,要專門加以確定。(c)最後,交換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既然交換只是生產以及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費一方之間的媒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又表現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交換當然也就當做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首先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之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於生產,并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於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制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企業家之間的交換,從它的組織方面看,既完全決定於生產,且本身也是生產行為。只有在最后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外,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成果,也就沒有交換;(2)私的交換以私的生產為前提;(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當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集中,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3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觀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畫分,人口在城鄉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入和輸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後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因而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并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范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它只能做為一個既與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片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做為范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范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覆-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做為思維總體,做為思維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被思維的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但是,這些簡單的范疇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比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即占有開始的,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系這些具體的多的關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這樣的家庭和氏族,它們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這倒是對的。所以,這種比較簡單的范疇,表現為簡單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權方面的關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系。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系的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并不是法的關系。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范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范疇是這樣一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范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和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范疇當作一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范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于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可以表現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後面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一個比較具體的范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展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個別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系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貨幣的充份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在歷史上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才表現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系。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里,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份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可見,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份的發展。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作為勞動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一樣,是現代的范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存在於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局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干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遠,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會造成一種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做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系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一個十分發達的實在勞動種類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具體的勞動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里,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里,”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范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在俄羅斯人那里,比如說,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了。但是,首先,是野蠻人具有適應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適應一切,是大有區別的。并且,在俄羅斯人那里,實際上同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十分確定的勞動上的狀態,他們只是由於外來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系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於些關系并在這些關系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份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于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其次,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漫畫式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范疇包含著一種適用於一切其它社會形式的真理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范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的了,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然而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并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做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謂在可能范圍內準備好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沒有把自己神話化而同過去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于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斗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范疇表現這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于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處于真正發展的起點之外)。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決定了。它是公有的,這種形式依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遺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而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處于支配地位,那里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或多或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摹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做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帶著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在資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系。因此,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他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看來是它們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次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古代世界中的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占優勢這種情況決定的。做為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這種抽象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和猶太人對于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于這種地位。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范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還在資產階級社會初期就曾以特權的,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現。國民財富這個概念,在十七世紀經濟學家看來,無形中是說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份地保留著。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偽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分析過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4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注意∶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1)戰爭比和平發達的早;某些經濟關系,如雇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的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2)歷來的觀念的歷史編纂法同現實的歷史編纂法的關系。特別是所謂文化史,舊時的宗教使和政治史。(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編纂法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3)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4)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唯物主義的關系。(5)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辨證法,這樣一種辨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6)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現代藝術等等。這種不平衡在理解上還不是像在實際社會關系本身內部那樣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難。例如教育。美國同歐洲的關系。可是,這里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這種情形較少)同現代生產的關系。(7)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8)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畫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末,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于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我們先拿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系作例子,然后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系。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神話]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系的觀點,能夠同自動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并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針面前,邱必特又在哪里?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里指一切對象,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和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神話地對待自然的態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并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從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同火藥和彈丸并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并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謬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他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著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并不矛盾。它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資料來源:寫於1857年8月底-9月中原文是德文,第一次發表於1902-1903年《新時代》第1卷第23-25期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62頁主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作者:馬克思資料來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本文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冊》/1972年版/摘自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TheGrundrisse)
第四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后感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后感
劉曄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112080701002
近日,經老師介紹,閱讀了這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頗有感觸,現將本人的部分觀點分享下: 此篇序言是馬克思對他在1857年至1858年間寫好的手稿重新進行修改整理,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名出版時寫下的,文章發表于1859年1月。《序言》是馬克思主義極其重要的經典文獻,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第一次作了系統、完整且經典性的表述。恩格斯曾高度評價說:“這個原理,不僅對于經濟學,而且對于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為了制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馬克思早在40年代初就開始系統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因為他發現要了解資本主
(二)敘述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動機和原因;
我對該表述的理解。
15年的各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人類來說意義重大。一共四頁,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
馬克思自己說:“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愿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要“自己弄清問題”。真正做學問的人會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再否定,而急功近利的人們卻汲汲于發了多少論文等形式主義。現下社會過于浮躁,馬克思的研究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更是我們這些即將進入科研道路的碩士研究生需要重視的。也就是啟迪我們學知識,做學問,必須做好經歷煉獄的準備,我們做不了哥白尼、馬克思,我們可以做個真正的讀書人。
2011.09.25
第五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后感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讀后感
讀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我對此文依然似解非解,個中滋味難以陳述。粗略概括如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為計劃中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總的導言”。它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重要文獻之一。《序言》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即從抽象到具體的科學方法做了說明,闡述了在認識過程中,歷史考察和邏輯分析相互關系的重要方法論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共有七個自然段。
第一段講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情況;第二段講為什么寫《序言》;第三、五、六段著重講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和經過;第四段主要講通過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第七段表述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態度。重點問題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經過以及所得出的結論。
馬克思在《序言》中,把他從1843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做了一個總結性的概括:“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就是馬克思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同時也是指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這個結論的基本觀點是:
1.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質生活決定精神生活,還是精神生活決定物質生活,或者說,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還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對這個根本問題的不同回答,劃分了兩
種截然對立的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馬克思在《序言》里用簡潔的語言,闡明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整個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僅應當把社會關系區分為物質關系和意識關系,而且,“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這也就是說,歸根到底,社會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乃至整個社會關系的變遷和改革。生產力是社會生活中最革命的因素,社會變革總是首先從生產力開始的。生產力的發展推動著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推動著歷史前進。一切先進的階級和人們總是熱心發展生產力,而一切反動的階級總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是衡量一切階級、政黨、派別是革命的、進步的,還是反動的、落后的根本標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撥亂反正,把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加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確定為新時期政治路線的基本內容,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通過對《序言》的學習,從基本理論上澄清是非,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的認識,提高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
2.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馬克思在《序言》里把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幾個范疇作了科學分析,闡明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普遍規律。馬克思指出,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革,要從經濟基礎方面去尋找原因,生產關系的變革,要從生產力方面尋找原因。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馬克思在寫《序言》時,針對唯心史觀長期統治人們的頭腦的狀況,強調了生產力
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這決不意味著馬克思否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
3.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革的終極原因。馬克思在《序言》里深刻地闡明了發生社會革命的根源。社會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思想革命,還是經濟革命(生產關系方面的革命),都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馬克思說:“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然,判斷一個革命時代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只能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去解釋。社會生產力發展了,生產關系不適合了,它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生產力要求打破這種“桎梏”,社會革命的時代才會到來。所以,人類始終只能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這個任務的提出科學與否,就看其有無客觀條件。而這個客觀條件,就是新的生產關系賴以建立的客觀基礎。同時,馬克思還根據對社會發展規律和資產階級社會矛盾的科學分析,預見到資本主義的滅亡,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馬克思在序言中揭視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當代最主要的兩種價值觀,也是當代最基本的兩種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并且對人類社會形態作出了科學劃分。這兩種劃分對應關系在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對應于“人的依賴關系”;資本主義社會對應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共產主義社會對應于“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
人類社會目前處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中國也不例外。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關于社會狀態的劃分,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發展狀態應該對應于資本主義社會。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并沒有真正形成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社會的發展演進,的確出現了特殊形式。封建社會沒落之后,中國沒有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奪取了國家政權,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大形態中,具體社會制度演進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在本質上不同于經典的資本主義,完全有理由承擔起為人類社會向第三個階段——共產主義邁進創造十分發達的生產力和極為豐富的物質財富的一部分任務。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會共存于人類社會。它們之間既對抗又傳承。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運動雖然錯綜復雜,但兩者的共存占現實主導地位。它們的存在都是現實的,都有其合理因素。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都還遠遠沒有達到人們期望的那種高度發達的程度,貧富差別是目前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社會主義還不可能上升到現實主導地位。但是,歷史發展的趨勢是社會主義必將逐漸的取代資本主義。并且,人類社會一定會實現共產主義,但是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幾代、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奮斗,甚至是流血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