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農村法治建設的思考

對農村法治建設的思考

三農問題，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為貫徹落實這一重大決策，必須加快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步伐，加強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社會和諧，同時必須加強農村法治建設，通過法律營造優良環境，提供有力保障，建設民主法治、和諧穩定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一、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村依法治國進程取得一定成效，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村群眾的法治素質有所提高，依法治理的環境獲得改善。但是，與城市和經濟發展速度相比較，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嚴重影響著農村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設進程。越是貧窮的地方，法制進程越慢。主要表現在：

一是基層干部的法律知識普遍缺乏，法治意識普遍淡薄。

基層干部是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由于“創新”空間不大，就習慣了“上頭怎么說，下面怎樣干”的模式，以“實干”和“實效”為原則，成天忙碌于田間地頭，一般不認真研究政策和法律，業余的一點時間，多數用在打牌喝酒聊天上，幾乎沒有擠時間學習的習慣。因此，農村干部對國家頒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數，有“實用主義”的思維和做法的，就算是佼佼者了。

法律知識的缺乏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依法辦事意識的淡薄，加之中國幾千年的人治思想作祟，一般而言，政令在農村的進程，大概靠三個渠道：一是“喝哄駭詐”，這是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方法，它導致的直接后果是顛倒了主仆關系，淡化了宗旨意識；其次是采取“高壓政策”。不問三七二十一拉豬牽牛，地道鬼子進村模樣，“催糧派款，刮宮引產”，農民上吊，干部受到處分；第三便是不管不問，甚至怕管怕問，導致農村矛盾增多，基層黨組織癱瘓，凝聚力減弱，群眾上訪增加，穩定隱患增大。

二是農村司法機構不健全。

在廣大農村，往往有政府卻無司法，一個中心法庭要管轄二至三個鄉鎮，面積一般在二百平方公里左右。經濟越不發達的地方，管轄范圍一般越大。這種情形還美其名曰“資源整合”。群眾想打官司，要跑上百里山路才能找到法庭，通過立案、傳詢、開庭等程序，早也是筋疲力盡。所以農村廣泛地流傳著“贏了官司輸了錢”的民諺。本身就貧窮，誰還經得住這個折騰！干脆不打也罷了，倒不如自己了斷，往往為一件小事走上極端的事情時有發生。

擔護普法宣傳和法律援助的農村司法所，往往也是有其名無其實。大多數鄉鎮的司法助理員，由于缺乏編制，幾乎都是兼職干部或招聘人員。自身并不懂得多少法律，又從何普法和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農村群眾依法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怕招惹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中國人的傳統通病，農村尤其。當自己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時，要么怨天憂人，自認倒霉；要么搞家族主義，人多勢眾；要么一味蠻干，不惜鋌而走險。再或就是采取“私了”的辦法，一般不通過法律的渠道來解決。像農村經常遇到的種子問題、債務糾紛、征地拆遷等矛盾，不去找法律，反而去上訪或是過激地圍攻政府，這樣的事件屢見不鮮。

出現以上狀況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農村法制宣傳渠道不暢。家庭聯產承包開始后，集體組織形式越來越變得松散，群眾大會已經很少召開。雖說電視機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但收看的節目卻都以電視劇居多。農村報刊最多發行到村委會一級，國家的法律法規一般也在村委打住。農村雖然建立了農民夜校和建成開通了現代遠程教育，農村小學也聘請了法律副校長，但作用并未真正發揮出來，還是形式主義的東西多一些，加之農村干部法律知識的缺乏，農村的普法幾乎就成了死角。

第二，執法不公正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的存在。執法不嚴，徇情枉法，已經成為法制進程中的毒瘤。個別基層干部“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在老百姓看來，“八字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些都直接影響著老百姓的“法治”心理：“上邊沒人，告也白告”。

第三，怕打官司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于廣大農村。人們習慣認為，官司纏身總不是一件好事，對打官司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農民如此，基層政府也如此。《行政訴訟法》實施后，一些基層的政府官吏至今還不適應當被告。

第四，人治思想還占據著很大市場。“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農村干部的眼里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東西。不少人嘴里是“人民公仆”，心里卻公仆是人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始終轉不到服務和“法治”的軌跡上來。名義上司法獨立，實質上黨管一切，嚴重影響著司法公正，阻礙著民主法制進程。

二、農村法治建設應在五個方面尋求突破

要盡快改變農村法治薄弱的現狀，加快推進農村政治文明建設，實現依法治國的宏偉戰略目標，農村法治建設應在五個方面尋求突破：

一是應在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方面尋求突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也即是繁榮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諧的新農村。實現這一目標，要深化農村各項改革，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和基層組織建設，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創建平安鄉村、和諧鄉村，這些，都始終離不開法制的有力保障。法制宣傳教育是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有效途徑，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這就要求必須繼續在農村大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必須健全和完善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充分發揮法治在促進、實現和保障農村社會和諧方面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提高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和法律素質，全面提升村級事務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協調發展，用法治保證和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順利實施。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突出“兩個重點”，即重點普法對象和重點普法內容。農村法制宣傳教育的對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農民，重點是村“兩委”班子成員、村民代表和青少年。工作中，要針對不同普法對象，通過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既要突出農村重點普法對象，使他們成為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又要覆蓋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增強農村普法針對性，擴大覆蓋面，提高普法效果。在宣傳內容上，要緊緊圍繞黨和國家有關農村工作的方計政策和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實際，大力開展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制宣傳教育，進一步增強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憲法意識，樹立和維護憲法權威；大力開展以農業生產、農村市場經濟為重點的法律法規的宣傳，進一步促進農村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健全；大力開展以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為內容的法律法規的宣傳，積極引導廣大農民群眾依法辦事、理性維權，進一步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實踐中，要具體抓好五個方面的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一是農村民主政治方面的法律知識，如《憲法》、《選舉法》、《民委員會組織法》等；二是基本國策方面的法律知識，如《土地管理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義務教育法》等；三是農業生產方面的法律知識、如《農業法》、《土地承包法》、《種子法》、《森林法》、《漁業法》、《環境保護法》等；四是民事經濟方面的法律知識，如《民法》、《勞動法》、《婚姻法》、《繼承法》、《稅法》、《合同法》、《擔保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五是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法律知識，如《刑法》、《預防末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信訪條例》等。

二是應在加強農村法律咨詢服務方面尋求突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進一步加強對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和法律服務工作者以及公證人員的規范化管理，組織律師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深入農村，為村民特別是廣大農村的弱勢群體，為解決“三農”問題及時提供高效的法律服務。做到“有問必答、有糾必解、有訴必幫、有困必助”，定期在鄉（鎮）、村、社區開展現場法律咨詢活動，真正送法上門。在公證業務方面，把滿足基層農民在發展產業、生產生活消費等日常生活上的公證需求作為開展公證法律服務的主攻方向，積極引導農民借助公證手段調節經濟關系和民事關系，維護合法權益，避免引發村民糾紛的各類因素。

三是應在規范農村執法行為方面尋求突破。其一，在制定涉及“三農”相關政策時要嚴格依法。政府各部門出臺涉及“三農”的各類關于新農村建設的規范性文件，都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規定進行備案審查，杜絕侵害農民的“土政策”出臺，從政策和源頭上防止侵害廣大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出現，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要研究制定農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規范性文件，依法構建農民利益的保障體系。其二，要搞好涉及“三農”的行政執法工作。一是規范行政執法工作。公安、計劃生育等與農村工作有關的各行政執法部門應嚴格依照權限履行行政許可、行政收費、行政處罰、行政確認、行政強制等職責，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二是積極探索綜合執法路子。對涉及農村執法職能較多的部門如安監、交警、農機、林業、農業、國土等部門可以考慮成立鄉鎮綜合行政執法隊，減少交叉執法和重復執法，確保對農村的行政執法工作能順利進行。三是加強鄉鎮公安派出機構建設，強化職能，配強隊伍，加大公安的執法力度。針對農村的實際，加大打擊農村黃、賭、毒的工作力度，懲治村痞村霸，鏟除農村的黑惡勢力，為建設文明的鄉風創建良好的社會環境。其三，要搞好行政執法監督工作。一是搞好對行政復議案件的監督。因行政許可、行政征收、行政處罰、行政確認、行政強制等的涉農涉法糾紛，不利于社會穩定，不利于和諧新農村的建設，要因勢利導，引導農民充分運用行政復議這一法律武器，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行政復議機關，應充分發揮自身職能，依法受理行政復議案件，該立案的堅決立案，不屬立案范圍的要及時告知農民的救濟途徑，要公平公正辦案，不和稀泥，該維持的維持，該撤銷的堅決撤銷，該變更的堅決變更，及時糾正不當的行政違法案件，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使農民能得到及時的救濟，平息爭議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二是組織好行政訴訟工作。對涉及‘三農”的行政爭議糾紛行政復議不能挪央的，要引導農民依法維權，提起行政訴訟，利用法律途徑依法解決行政爭議。各行政機關要自覺接受司法、人大監督，積極組織行政應訴，認真落實和執行司法判決法律文書，有錯必改，有錯必糾，維護公平和正義，平息矛盾，維持農村和諧與穩定。

四是應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方面尋求突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使村務管理逐步走向規范化、法制化。全面推行村民選舉制度、村民議事制度、村務公開制度，把村里的重大事務和村民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提交給村民議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策，以充分發揮集體智慧，讓廣大農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村內事務的管理，提高決策的可靠性，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同時要看到，農村工作錯綜復雜，涉及諸多的矛盾，比如土地承包問題、土地流轉問題、村務公開問題、宅基地使用問題等等，這就還需要制定出既符合國家法律規定又符合村情民意的村規民約，把農民的權利義務、各種組織的工作職責以及經濟管理、社會治安等方面的要求規定得清清楚楚。在落實村規民約工作中應做到在合法的前提下，還要做到公開。尤其是在涉及農民自身利益的重要事情上，一定要以保證農村工作有序、辦事有據、多數人滿意為原則，使村規民約得以認真執行。

五是應在發揮人大、政協職能作用方面尋求突破。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市人大、政協應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作用，加強對涉農法律法規實施的執法檢查監督和觀察。要加強對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執法檢查監督和視察，發現和研究土地承包中存在的問題，推進農村土地二輪延包后續工作順利進行；要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法律法規和動物防疫法等涉及農民生產生活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監督和視察，確保農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狠抓森林法、漁業法、環境保護法實施的執法檢查監督和視察，推動農村環境治理，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加強對《農業法》、《種子法》、《農藥管理條例》等涉及農業生活資料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監督和視察，督促政府抓好農資價格的專項檢查，加強對農資市場的監管；督促、協助政府加強農業執法隊伍建設，為農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執法環境。

第二篇：對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摘 要：農村是法治中國建設的基層，推進農村法治文化建設對于以法治文化建設助推法治中國，對于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法治文化；法治中國；新農村建設

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推動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號角，要進一步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弘揚法治精神，樹立全民、全社會學法守法遵法用法的理念和意識，奠定法治國家的文化建設根基。中國法治文化建設的根基在農村，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發展對于建設法治中國，推進以法治國的進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推進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意義

要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離不開法治文化的支撐。只有扎實推進農村法治文化建設，才能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1.1 農村法治文化建設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可見，農村基層法治文化的水平，與國家整體法治文化建設息息相關。倘若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離開了法治文化，那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現在全國仍有9億多人生活在農村，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推進農村的法治步伐，加強農村法治文化建設已成為當務之急。

1.2 農村法治文化建設是保障農村和諧穩定的有力手段

一個法治社會，需要法治的保障，否則就建設不成和諧社會，而農村法治文化正是建成和諧社會的有力手段。它能有效化解矛盾和沖突，懲治違法犯罪，判別生活中的法律糾紛行為，維護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保障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互助誠信。

1.3 農村法治文化建設是保障農村改革發展的現實需要

實踐已經證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法治就越來越被需要。為了充分發揮法治對農村改革發展的保駕護航作用，大力推進農村法治文化建設就勢在必行。

當前農村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我們國家雖然連續搞了六個普法教育，力度很大，但是很多老百姓現在還沒有形成自覺地學法、守法、用法、遵法的良好意識和好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

2.1 農村基層干部法治文化意識淡薄

從總體上看，農村學法、守法、用法整體氛圍仍然不濃，干部法律知識普遍缺乏，整體上法治意識仍然比較淡薄，依法辦事、依法處理個人事務方面的意識不強。農村基層干部習慣了行政命令式地落實，你怎么布置，我就怎么干，只顧低頭忙碌自己那一畝三分地，根本就不去研究國家的政策和一些法律條文制度，以致于對法律條文一知半解，甚至還比不上村民了解得多，懂得我，導致了問題增多，矛盾增多，上訪量增加，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全國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

2.2 農民對法律信仰程度不高

部分農民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人治思想的觀念，重人治而輕法治，相信人大于法，情大于法，權大于法，對法律的權威意識和法治意識淡漠。遇到糾紛和沖突，往往第一時間千方百計去找人走關系找門路，有的甚至于去上訪去鬧，信訪不信法。很少有人會去尋找法律上的依據，用事實和法律說話，遇事去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決問題用法。正如總書記所說的，要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2.3 農村法治文化宣傳效果不佳

法治文化宣傳往往集中在交通方便，人口比較密集的鄉鎮街道和社區，而對于偏僻、交通不方便、信息不暢通的農村來說，法治文化宣傳的質量和數量上有所下降，效果不明顯，表現在方式手段過于單一，局限于貼標語，發發傳單，開會照本宣科等傳統形式。另外，加上農民法治素質低，缺乏興趣，因此對法治文化宣傳內容消化程度不高，導致農村法治文化宣傳效果不佳。加強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幾點對策

3.1 強化法治文化宣傳，營造良好法治氛圍

要全面深化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增強普法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以提高農村干部群眾法治意識為重點，充分結合群眾生產生活上的“法律需求”，建立多樣化的普法平臺，設計多樣化的普法形式和載體，完善法制宣傳設施建設，在農民居住密集地帶開展豐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動。另外成立法治文化宣講團，通過宣講使法治文化形象生動，潛移默化地融入到農民生活中，使法治文化做到家喻戶曉，得到有效的傳播，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法治意識和法治觀念，為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

3.2 通過以案說法教育，強化農村干部群眾法治辦事意識

針對平時工作生活中農民容易碰到的、經常接觸的、面臨的一些常見法律問題，通過以案說法，容易被農民理解和接受。另外，充分利用現有的宣傳欄、農貿市場、網絡、電視、學校等法制宣傳專欄，設立一些法律咨詢點，調解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民事糾紛，并針對影響面廣的典型案例進行有的放矢的講解，增強農村干部依法辦事的能力，做好農民群眾樹立法律意識的帶頭人，著力在農村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圍。

3.3 借助新農村建設，提升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影響度

借助新農村建設，在村、小區住房、農村拆遷安置樓，打造一批法治文化廣場；在農村廣泛建設一批法治文化壁畫；借助農家書

屋建設，全面建立農村法制圖書角，從而推動農村法治文化陣地建設。

第三篇：新形勢下農村法治建設的思考（論文）

新形勢下農村法治建設的思考

摘要：不斷加快農村法治化進程，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支撐和必要保障。我國的農村法治建設仍然存在農民法律意識落后，村民自治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缺陷，農村法律制度不健全，農村執法混亂、司法監督救濟不力，司法不公正現象仍存在等問題。目前，為了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我國農村法治建設應全面貫徹法治原則，在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基礎上完善和發展基層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農村法律制度和整頓司法秩序。

關鍵詞：農村法治

法律意識

村民自治

引言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擴大基層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務公開制度，開展普法教育，確保廣大農民群眾依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并把加強基層民主法治建設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六項重點工作之一。

在農村人口尚占絕對多數的中國，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難點在農村，重點在廣大的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村依法治國進程取得一定成效，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村群眾的法治素質有所提高，依法治理的環境獲得改善。但是，與城市和經濟發展速度相比較，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嚴重影響著農村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

不斷加快農村法治化進程，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支撐和必要保障。因此，新農村建設中必須大力強化依法治農、依法建農、依法興農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切實把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利益納入一個系統化、規范化的法律環境之中。[1]

一、農村法治的含義

中國是個典型的農業社會，在中國這樣的“鄉土社會”中，農民以土地為生，法律既不是社會控制的惟一方法，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徑，相反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習慣、禮俗、宗法族規、道德卻是最主要的社會調控手段，人們對禮俗、習慣的推崇超過了對法的重視，對自發生成的這些“民間法”的接受程度，遠遠要高于法律。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目前中國農村正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在這個這樣的一個“異度空間”內，傳統與現代，變化與凝固，各種內外、新舊因素異常復雜，它們相互制約、相互影響，成為相對獨立并在農村法治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空間。

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農村法治的建設和發展狀況顯得異常重要。農村法治建設既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要內容之一，又是制約其進程的關鍵環節。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農村法治的建設就不可能有法治國家的實現，當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將成為一句空話。

農村法治是指在國家法與民間法良性互動的基礎上，以實現村民自治為核心、以培育農民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為目標、以建立保障農民基本權利的公共機制為關鍵的政府推進與社會演進力量的有機統一。這一概念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所謂國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為由特定國家機構制定、頒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實施的法律。[2]此外，國家法還兼指其所構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而民間法主要是指這樣一種知識傳統，它生于民間，出于習慣乃由鄉民長期生活、勞作、交往和利益沖突中顯現，因而具有自發性和豐富的地方色彩。[3]對于農村的法治實踐，既不應理解為是國家法律制度或秩序對農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簡單“吞并”、“改造”和“擠壓”，也不應理解為是農村非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全“自治”及對國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分庭對抗與平起平坐，而應當理解為是兩者在農村社會中的相互“分工”及“配合”，也就是說國家法與民間法要建立一種良性互動機制。[4]第二，農村法治的核心是實現村民自治。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最薄弱環節。而村民自治的實行，充分體現了群眾當家作主的巨大成就，初步確立了村級民主建設的原則和框架。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增加了基層工作的透明度，有力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民的民主法治意識，為農村進一步改革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的主要目標是通過人民群眾自己的民主行為，即參與基層政權的活動，參加基層經濟組織的決策、管理與監督，進行基層社會生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以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識和主人翁責任感，從而逐漸形成人民管理國家的必要的政治行為基礎和社會心理環境，加快基層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程，從而使農村社會生活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軌道。同時，村民自治的真正實現就成為了農村法治建設的核心內容。

第三，農村法治建設的過程應該是政府推進與社會演進兩種方式的有機統一。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與社會演進型法治相區別的政府推進型的法治道路。事實上，法治實踐通常也被理解為:國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不斷向外擴張，特別是向廣大農村地區及農村非正式制度或秩序的不斷向內收縮的過程。[5]但是在農村，當國家法律與中國民間社會傳統的倫理、習慣和民眾法治心理有較大差異時，法律實施的效果肯定是不盡如人意的。社會自己演進而來的“民間法”有著很深厚的民眾認同基礎，因而也具有了強大的實施力量。法律的力量根植于人們的社會經驗之中，正是由于人們憑經驗感覺到法律對自己來說是有益的，所以才能夠用真心去支持和擁護法律。[6]

“民間法”是產生于中國本土社會的一種社會規范，它在社會所產生，同時又制約著社會成員的行為，由于產生在社會成員的社會實踐中，它易于為其調整對象所接受，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事實證明，當前的鄉村法治是不成功的，鄉村社會不認可超越他們需求的現代法律制度，農村法治建設走一條社會演進與政府推動相結合的道路才是現實的選擇。[7]

二、農村法治現狀的解讀

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農村社會的法治化進程已真正啟動，但與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要求的差距還很大，距新農村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農村法治建設還存在諸多的不足。

農民法律意識落后

以主體理性自律精神為內核的法律崇拜和法律信仰，是中國法治進程的內驅力，如果沒有內生性的法律信仰，中國現代法治將寸步難行。[8]現代社會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治建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這一理論早已被中外法學家們認同。這么多年來中國農民的法律意識雖已有所提高，如民告官現象的出現等。農民的維權意識在講法治的今天應該說是大大增強了。但就整體來看，農民的法律意識仍遠遠落后于現代法治建設進程的要求，阻礙著農村法治建設。但總的來說是缺乏應有的對于法律的信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情義本位的思想觀念嚴重阻礙農村法治建設

中國人歷來憧憬“和諧”，講求“仁愛”，因而舉整個社會關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9]

這些思想作為一種社會道德思想還是能在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但如果過度地濫用，勢必造成情法混亂、徇情枉法。過分追求情義的情感在新農村法治建設中存在著極大的消極作用。

而這種思想在現如今的中國農村仍然大量的存在，而且在農村還異常的“吃得開”。

2、法律即義務的思想制約著農村法治建設

法律即義務的思想在我國農村中還普遍存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農民對國家的法律，看到的只是其強制性的一面，而對其權利保護的一面卻知之甚少，義務意識在廣大農民的心中占據了大量的空間，傳統思想的“灌輸和繼承”使得農民的權利意識愈加淡薄，對法律從內心里愈加排斥，更加難以接受。那些為了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或未來利益的法律，在農村很難在短時期內獲得人們的認同。

3、權力本位思想阻礙農村法治建設的進程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10]中國的農民從封建社會以來就處于社會的最低層，更多地接受統治，習慣于服從，做“良民”。權力就是法律，在農民心中大于法律的封建專制思想，深深扎根于農民的意識之中。導致農民不知道、不習慣、也不敢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法律是當官人的事，是政府的事，而他們自己只能為當權者服務；法律只不過是當權者用來統治他們的工具。農民們盼望清官，但卻對法律敬而遠之。最終將導致法律的癱瘓，法治進程的停滯。

4、家法族規神圣觀念阻礙農村法治建設

中國農村向來以家庭和宗族為本，往往都以血緣、親情為基石，制定家法、族規，對涉及家庭和宗族成員生活的所有事情，用家法、族規予以規范。這些家法、族規均以“情”和“親”為紐帶，易于為人們所接受，成為農民社會生活的普遍規則。直到今天，中國農民發生糾紛大都愿以家法族規私了解決，而不愿訴諸法律。嚴重的宗族意識，是他們常常以家法、族規代替國法，講人情，不講法律。宗法觀念的存在，排擠了法律對“鄉土社會”的安定秩序發揮作用，使法律無法在農村中得到順利貫徹實施，農村法治文明遲遲無法實現也就不值得感到奇怪了。

以上幾點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人們對農村的立法感到疏遠和陌生，法律權威感在農村的喪失和人們對法律價值的懷疑。可以說這對于農村的法治建設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愚弄。

（二）村民自治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缺陷

農村法治組織是農村法治的重要載體，在農村法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法治是以政治民主作為基礎的，法治建設需要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同參與。我國農村政治民主的標志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農村實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依法治村提供了法律保障。農村基層由群眾按照法律規定設立村委會，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層事務，已成為我國解決農村基層直接民主的一項基本政策，成為一項農村基層民主的重要制度，是農村政治民主的具體體現。隨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我國農村政治民主程序從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改變，取得了一定成功，積累了相當的經驗。但從新農村法治要求的標準來看，這種好的制度安排在實踐中尚有較大的缺陷，已成為新農村法治進一步推進的障礙。主要表現在：

1、村民委員會的議事、決策民主程度不高，村委會公開辦事制度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在農村，農民對村委會的議事決策參與很少，甚至大部分的村委會決議農民都不知道。在村務不透明不公開的情況下，村民自治導致了村干部說的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無法真正體現政治民主的本意。

2、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不明確，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鄉鎮府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理順。現階段我國農村社會管理體制中有兩種相對獨立的權力:鄉(鎮)政府的行政管理權和村民自治權,它們構成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村社會“鄉政村治”的總格局。[11]在這樣一個體制下，他們的性質等在法律上都有明確的規定，他們應該能互助有利，各得“其所”。但在實際工作中,二者又經常發生矛盾,主要表現為“過度自治化”和“附屬行政化”兩種傾向。所謂“過度自治化”的傾向，是指村民自治超出了法律規定的范圍，村自治組織擅自作出不屬于村自治范圍的決定，或隨意增加村民的非法定義務，違法限制村民的自由權利；或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鄉鎮政府布置的國家各項任務。所謂“附屬行政化”的傾向，是指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實亡，鄉鎮政府仍把村委會當作自己直接的下屬行政組織，沿用傳統的領導方法進行指揮管理，或繼續控制村委會的人事權，對經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干部隨意調動、任免；或對屬于村委會自治范圍內的生產、經營等村務活動橫加干涉，隨意發號施令。[12]目前，“附屬行政化”的傾向在廣大農村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的關系，與鄉鎮基層政府等政權組織的關系不順，導致以“黨代民”、“以政代民”的問題十分嚴重。農村鄉鎮政府、黨組織往往會無視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進行“權力干涉”，使村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無法真正實現。

3、村民民主自治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民主是有成本的，民主更要為社會主體帶來利益。由于目比較薄弱，村民自治組織難以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缺乏凝聚群眾的物質基礎，村委會辦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只能完全依靠村民出資出力。因此，村民自治運作效果不理想，村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我國村民的民主意識走向兩個極端，既有村民自治帶來的好處不明顯的原因，也有經濟原因導致農民參與基層民主的途徑和能力有限等多種原因。

（三）農村法律制度不健全

制度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法治制度是一定國家分配權力、責任、權利、義務、自由、限制等的方案、原則和細則，是法治的構成部分，也是法治的基本依據。法治制度預設了法治發展的狀況，制約著法治的每個環節和整個過程。而我國目前農村的各項法律制度還很不完善，主要表現在：

1、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的領域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來，使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群眾無法可依。2、立法層次低。不少仍停留在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層次上，缺乏較高的法律效力，且法律法規的內容政策性強，規范性、可操作性差。3、內容過于原則，規范性、可操作性差，特別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責任，難以發揮法律規范的強制功能。4、有些法律法規沒有適時修改，已不能適應新農村建設的客觀需要。5、缺乏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在程序方面，村民選舉和村務管理的程序方面缺乏法律、法規。因此，應盡快建立和完善農村法治制度體系，從制度上確保農村法治健康有序的發展。

（四）農村執法混亂、司法監督救濟不力，司法不公正現象仍存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行為的法治化。由于目前鄉鎮政權的運行機制仍存在“黨政經”高度一體化、以行政支配為主導的弊端，鄉鎮政府的權力具有很強的擴張性。[13]良好的法律最終必須通過執法行為來體現。農村立法固然重要，但執法工作更不能輕視。真正體現法的作用和價值，還必須通過公平有效的執法。現行農業法律法規的執行還存在不少問題，不少農村基層干部長期習慣于單純依靠行政命令而不善于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農村，依法治農的觀念淡漠，執法不嚴、濫用自由裁量權的現象屢見不鮮。種種“不法行為”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影響了農村的發展和穩定。

司法是老百姓獲得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維護社會公正、保障法律得以實施的關鍵一環。當前對制售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的坑農騙農案件；非法抬高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挪用農業生產資金，亂集資、亂收費和亂攤派等損害農民利益、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毀占耕地，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重大案件，有些地區的司法機關立案不及時，懲處不力，未能對違法犯罪行為起到足夠的威懾作用。另外在農村還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農村執法檢查機制，往往監督不到位，對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違法犯罪行為，未能及時的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有法不依和執法司法領域的腐敗現象使一些農民對法律的信仰發生了動搖，長此下去，將足以危及法治的根基。

三、對優化農村法治環境，加強農村法治建設的一些想法

（一）新農村法治建設應全面貫徹法治原則

基本法律原則是對法律精神和法律價值的確認和體現，對于一個法治系統的構建和運行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意義。在新農村法治建設過程中要恪守基本法律原則，保證農村法治建設的正確方向。根據新農村法治建設的目標定位和適用范圍，按照法律原則的自身屬性和要求，筆者認為新農村法治建設應當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法治統一原則。無論是善法之治或惡法之治，也不管是簡法之治或繁法之治，凡欲使法律發揮制度效應，法治的統一性就是必須的。[14]維護國家的法治統一不僅是對于國家法治建設的整體性要求，也是對于農村法治的具體要求。其中的關鍵在于堅持不抵觸原則，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在黨和國家有關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大膽地進行制度創設與更新。既要及時把改革與發展中取得的新成果運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努力實現農村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又要積極借鑒和吸收其他國家在農村法制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功經驗，通過法律移植實現國外制度的國內化，保持中國農村法制建設的開放性。與此同時，還應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有關農業和農村法律的實施與實現，真正做到法律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不因主體、時間和空間的差異而有不同。

2、可持續發展原則。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切實解決建設新農村中存在問題的治本之策。首先，應當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全面清理有關新農村法治建設的相關制度，通過相關法律制度的創制、修改、廢止等立法活動，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精神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次，是適應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全面改革與完善包括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法律宣傳以及廣大農民守法在內的農村法制的實施保障體系，真正使可持續發展從理想變為現實。

3、村民自治原則。村民自治是一種新型民主制度，是市場經濟社會中重構農村和諧秩序的一種嘗試，其基本原則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在實踐中有具體化為村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項民主權利和民主制度。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專門針對農村法治建設提出了要求，指出農村法治建設必須承認和充分保障農民的自主權，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首要出發點。這是

政治上正確對待農民和鞏固工農聯盟的重大問題。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須遵循這個原則。[15]可以說堅持村民自治原則是農村法治實現的關鍵。

4、國家適度干預原則。新農村法治建設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正是農村、農業和農民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和處境，決定了新農村法治建設必須堅持和貫徹國家適度干預的原則。因為把這樣一個廣闊地域范圍內的數量特別巨大的農民群體放在一種有失平等或公平環境的社會現狀中，這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法治建設的目的和宗旨是明顯不相稱的。當然，國家的這種干預必須是由代表國家和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來實現的，政府干預的行為和限度必須限定在謹慎干預和適度干預的農村法治的控制范圍之內。

（二）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

落后的法律意識與加強新農村法治建設的需要極不相稱，要在農村全面實行法治，必須將現代法律意識的培養、法治精神的建立，作為農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環節。

1、完善立法，為農村法治建設創造有法可依的環境

關于農村立法建設，一方面要加強地方性法規建設力度，通過經濟立法或行政立法來反映農民的一些切實要求。如減輕農民負擔、穩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責任制等，在此過程中，要注意在內容上加以完善，有針對性地提出立法計劃，確定法規的主旨，把應當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進行提煉、規范上升到法的高度。同時，可以考慮吸收一些當地有益習慣，使之更切合當地實際和農民生活，而且利于執行。另一方面，也要克服立法超前的問題，相應地修改一些與農村實際不符的法律規定，同時，也要注意不同部門法與不同類別法之間的關系，真正建構起市場經濟需要的農村法律秩序。

2、加強執法和司法，為農民轉變法律意識創造條件

首先，改革現有執法司法體制。可將執法重心適當從市、縣移至鄉鎮，變一些政府執法部門由縣垂直領導為縣、鄉(鎮)雙重領導，并可試行由鄉(鎮)直接領導的體制；也可在鄉鎮人民法庭設立巡回分庭，對一些簡單案件就地審理，就地判決與執行，降低訴訟成本，使更多糾紛進入法律處理程序；在農村村一級設立司法專員，利于糾紛的盡快解決和深入法律宣傳。其次，加強司法、執法機關內部制度建設，努力提高基層司法、執法工作人員自身素質，進一步強化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追究制，不斷提高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以及從內部扼制腐敗，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第三，完善法律監督體系，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對各種亂收費、亂攤派或變相收費的現象，違法、違規在農村搞任何形式的達標、升級、驗收活動，強迫農民以資代勞的活動，予以禁止，進行相應的監督。堅持村級財務公開制度，保護農民自主生產經營權，切實為農民提供行政和司法援助。司法的正確運行師法率威信確立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直觀的影響著群眾的法律觀念、意識。

3、通過村民自治，培養農民的現代法律意識

我國農村中存在著行為的二元標準，即農村習慣標準和國家法律標準。農村習慣經常取代國家法律，有人把這種現象歸結為是血緣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特征。[16]我們不否認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現代法律意識易于在區域關系基礎上的陌生人社會中產生，但是，我國廣大農村仍舊是血緣、親情基礎上的社會。面對這種現實，我們必須尋求一條途徑，使農村現代法律意識培育順應農村變革，推動農村法治建設。村民自治就不失為當前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最佳途徑。村民們在村民委員會領導下，參與農村政治生活，對自己的事務實行民主管理，根據國家法規，結合本區域情況制定自己的鄉規民約，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鄉規民約的制定，使國家法與農村習慣法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彌補了國家法律對農村的空缺和國家力量在農村的局限性，又能使農村中順乎社會發展的習慣做法得到進一步發揚，使鄉村規約的遵守有著內在的自覺自愿的精神基礎。同時，鄉規民約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村民們參與鄉規民約的制定，不僅拉近了與國家法律的距離，產生極強的法律意識，還能被激起權利意識、主體意識，進而養成對法律的追求、渴望、崇拜等現代法律意識觀念。

4、深入普法，培育農民的現代法治觀

法制宣傳教育是培養正確法律觀的重要舉措。但是我們需要轉變法制教育導向，變單純的守法教育為公民意識的培養，特別是普法教育、宣傳媒介等更應把引導和強化公民對國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認同，作為重中之重，進而塑造公民積極的守法精神。[17]我們應突出實踐針對性，要使農民從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學習法律。在內容上，要盡量與農民的實際生活結合起來，針對農民在實際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進行培訓，走出過去側重于法律義務教育的誤區，告知農民的法定權利與義務，進行法律至上觀念的教育；在組織形式上，要講究實效，注意發揮媒體的法制宣傳教育作用，同時，司法機關要盡量到事發地點公開辦案，以案講法，要進一步做好農村法律服務工作，為農民咨詢法律、運用法律提供便利。

（三）完善和發展基層民主與自治制度

目前，我國農村實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對傳統農村社會以宗族關系和倫理調整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一種變革。但由于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和農民自身素質的限制，村民自治還不健全、不規范，尤其是農村封建意識和宗族觀念的消極影響還遠遠沒有完全消除。因此，必須把依法推進村民自治作為新農村建設一項基礎性工作，不斷提高農村基層民主管理的層次和水平。要堅持以民為本，把保障和實現村民的民主權利落到實處，教育和引導村民增強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要完善各項制度，逐步實現農村基層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

從理論上講，村民自治制度應是一個較好的制度安排，然而，這一制度要真正發揮其功效，實現更多的受益群體和產生規模報酬效應，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制度落實與完善：[18]

1、完善基層民主選舉制度。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國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這對于真實表達每一個國民的政治意愿，推選自身利益的合法代表，有效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中國農村的政治生活中，村民委員會是廣大農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環節，成功選出優秀的村干部，其意義不言而喻。[19]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堅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由村民按期進行直接選舉，真正把群眾擁護的、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的人，選進領導班子，就是廣大農民最直接的、最大的政治利益所在。現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總結該法試行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就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制度做出了比較科學完整的規定。但是，這一制度的法律建構仍顯原則和簡陋，需要有權的地方立法機關能夠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的授權，就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辦法作出進一步的規定，比如要規范村民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以及人數等；要避免鄉鎮政府或上一級部門對選舉所進行的監督演變成非法干涉；要對選舉前、選舉時、選舉后的各項有關選舉工作進行有效的組織和監督；保障整個選舉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等等。

2、完善基層民主決策和管理制度。保障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民主產生是前提，實現農村事務的科學決策和民主管理是關鍵。從中國廣大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為了防范少數人的決策和管理的隨意性可能給村民重大利益造成的損害，必須健全和發揮以村民會議為形式的多數人民主決策和管理機制的積極作用。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項都須提請全體村民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按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以充分實現村民自治。同時，依據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結合本地實際，全體村民可以討論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把村民的權利和義務，村級各類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經濟管理、社會治安、村風民俗、婚姻家庭、計劃生育等方面的要求，規定得明明白白，也是有助于加強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重要制度內容。但是這一制度在農村確實行的不容樂觀。決策主體的不廣泛性和決策內容的不公正性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3、基層民主監督制度。作為村民自治制度的內部保障機制，民主監督是最為脆弱的部分。[20]在實踐中黨支部總是通過與村委會交叉任職來實現對農村的領導。因此，靠支部對村委會進行監督并不可行。有的村村民會議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很難按時、保質保量的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行同虛設，因此靠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來監督，制約村委會的權力往往會落空。有的村的村民由于懼怕村干部的報復，農民“告狀”或上訪的風險成本增高，所以民主監督的渠道并不暢通，監督軟化，致使村委會權力難以受到制約。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大小并不取決于它的人數多少而取決于它的組織程度：而組織程度的高低與集團成員的經濟狀況有關。”

[21]要實現真正有效的監督制約，必須從制度上賦予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如農會，以合法地位從而增強農民的組織程度，這是解決監督軟化的根本。

（四）健全農村法律制度，整頓司法秩序實現司法公正

城鄉差別的加大，從法律的層面看，就在于農民與其他社會主體相比，特別是與城鎮居民相比，他們的政治平等權、經濟平等權和社會平等權缺乏法律保障。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必須正視產生這種差別的深層原因，加快有關農村立法工作的步伐，進一步完善調整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努力消除妨礙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法律和制度的層面，確保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數量和供給質量。總之，通過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使新農村建設中的資源重新配置和運作，能夠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基礎秩序，從而切實保障和維護農民人身權利和實際利益。在次基礎上應當保證所立法律制度的公平與公正，還應加強農村司法干部隊伍的素質建設和堅持司法獨立以保證農村司法的公正。

結語

農村法治化是農村社會發展的必然，面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在發展中解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從本世紀頭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從更長遠的時間看，即使將來基本實現現代化了，“三農”問題依然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因此，我們一定要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堅持不懈地做好新農村的法治建設工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和諧法治社會要求我們探尋著走出農村法治實施的困境途徑，期望更多人士能關注并參與到中國農村法治進程中來，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法治建設出力。

注釋：

[1]

editer,《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法律思考》,三農中國網，[2]、[3]

梁治平，《民間法、習慣和習慣法.習慣法與國家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05頁。

[4]

田成有,王鑫，《轉型期農村法治資源的發現、重組與良性互動》[J]，《現代法學》，1999年8月，第21卷，第4期，第109頁。

[5]王鑫，《農村法治實踐論--社會轉型與國家、社會（農村）法治資源的重新發現、重組及良性互動》2002-10-28。

[6]田成有，《國家與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分化與調適》[J]，江海學刊，2004年，第2期。

[7]張學亮,秦勇，《走進現實的法律生活：中國鄉村法治之路反思》，[8]、[17]

馬長山，《公民意識:中國法治進程的內驅力》[J]，《法學研究》，1996年，第18卷，第6期。

[9]

**，《梁漱溟論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與法律生活》[J]，《中外法學》，1988

年，第6期。

[10]《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2頁。

[11]、[12]

彭向剛，《我國村民自治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探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1月第1期。

[13]熊哲文，《試析農村法治化進程中的制約因素》[J]，《特區理論與實踐》，2001年，第8期。

[14]張文顯編，《法理學》[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3頁。

[15]《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9日，第一版。

[16]蘇力，《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和法治》[J]，《法學研究》，1998年，第1卷。

[18]、[20]田成有，《村民自治制度的設置、運作與實踐》，[19]白鋼，《中國村民自治法制建設平議》[J]，《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第88-104頁。

[21]張春生，《村民自治的實踐與理論思考》[J]，《江淮論壇》，1998年，第5期，第45-50頁。

第四篇：對“法治工商”建設的幾點思考

對“法治工商”建設的幾點思考

溫縣工商行政管理局

在省局黨組（擴大）會上，周春艷局長立足河南工商實際，高瞻遠矚，提出了法治工商、服務工商、責任工商、現代工商、和諧工商“五個工商”建設。所謂“法治工商”，職責法定、履職盡責、明確職權、規范行為。那么，如何建設好“法治工商”呢？

為什么要開展“法治工商”建設

開展法治工商建設是省局黨組立足河南工商系統實際提出的工作思路，是對今后工商事發發展的一種方向和努力目標。當前，工商部門存在著與“法治工商”建設不和諧的一些因素：

1、工商職能還沒有完全達到職能法定的要求。雖然國家法律法規和工商部門“三定”方案明確了工商部門的職能。但省以下工商部門的職能是2005年“三定”方案確定的，而國家工商總局、省局工商局的職能是2010年的三定方案確定的，這樣基層工商部門的職能與省局的職能就出現的不一致情況，如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管職能。有些職能還存在部門交叉，如食品安全監管國家實行分段式管理模式，法律法規出臺相對滯后，在前店后廠、流動食品攤點、夜市攤點、傳統食品（傳統糕點）等方面沒有明確的規定，出現監管空

全面貫徹法律法規。要加強執法規范性教育。要嚴格按照法定條件確定違法事實，嚴格遵循法定程序查處違法行為，嚴格證據意識，確保違法事件證據確鑿，做到程序合法、證據確鑿、定性準確，法律適當。

抓好“兩個基礎”。一個是職責的厘清。清晰的職責是建設“法治工商”的前提，否則可能出現“耕了別人田，荒了自己地”，出現越權、越位問題。職責的厘清就是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不越位、越權。怎樣厘清職責呢？厘清職責就像是劃分邊界，哪些是你的，那些是我的，一清二楚，相互沒有攪擾，沒有交叉。厘清職責就要看法律法規賦予我們了哪些責任和義務，三定方案規定了我們哪些職能，這就是職責法定，要圍繞這些去履職盡責。一個是執法依據的梳理。厘清了職責，還要清楚這些職責的具體包含哪些內容？每個法律法規對賦予我們的職權是什么？如何規定的？這就是梳理執法依據。逐項梳理出來，讓同志們知道情況這些職責，有利于正確行使職權。

建好“兩支隊伍”。一支是專家型的行政執法隊伍。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工商部門監管的領域不斷拓展，由監管集貿市場向監管社會主義大市場轉變，有監管有形市場向監管有形市場、無形市場轉變。監管領域的拓展，對工商隊伍的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有的隊伍素質不能很好地滿足工商監管工作的需要。如打擊傳銷，傳銷活動向網略

監督崗等等崗位，明確不同崗位人員的任職資格，細化不同崗位的崗位職責，做到職清崗明。

案件主辦人制度。大力推行案件主辦人制度，明確案件主辦人的任職條件，進行考核上崗，實行動態管理，根據考核情況將案件主辦人分等級管理，不同等級的案件主辦人辦理案件的權限不同，不具備案件主辦人資格的人員不得從事行政執法工作。在政治、經濟待遇上，向案件主辦人傾斜，明確不同等級的案件主辦人的政治、經濟待遇，調動大家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

行政執法評查制。建立行政執法評查機制，制定行政許可、行政確認、行政處罰等不同行政執法行為的評查標準和成效，每季度或半年對行政執法活動情況進行一次評查，評查結果全局予以通報，達到規范執法之目的，進一步推動“法治工商”建設。建立案件回訪制，對辦理的行政執法案件，組織人員進行定期回訪，調查了解行政執法的規范性、廉潔性，既與當事人進行了溝通，宣傳了工商法律法規，也有效規避了執法風險。

第五篇：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思考

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思考

摘要：鄧小平同志曾講：“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江澤民同志強調，只有發展民主法治才能體現和保障人民利益。錦濤總書記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第一個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深刻認識黨中央領導集體關于民主法治的論述，對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推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民主 法治 建設 社會主義 正文：

一、我國民主法治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1、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就十分重視民主法治建設

2、改革開放后，我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

3、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二、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基本要求

1、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選好目標，有序有效的推進

三、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與發展

1、完善基層民主政治制度。深化基層群眾自治實踐，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基層群眾有序政治參與。全面推進村民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積極擴大居民委員會直接選舉覆蓋面。圍繞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改進工作機制，加強制度建設，豐富基層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統籌推進城鄉社區建設，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增強社會自治功能。

2、是健全干部直接聯系群眾制度。加強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聯系，完善聯系渠道，使群眾有意見可以充分表達，黨員干部把能力用在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上。要敢于負責，善于迅速打開局面，突出重點，不斷完善各項保障機制，真正實現群眾生活更富裕、長遠有保障。重點解決居民養老難、就業難、擇校難、看病難等突出問題，重點幫扶零就業家庭、困難學生、重度殘疾人、孤兒等特殊困難群體，真正把溫暖送到群眾的心坎上。

3、是健全政務公開制度。一是廣泛開展社會聽證。對關系群眾生產生活的事項，如價格調整、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造等，要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組織由經營者代表、消費者代表、政府有關部門代表、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代表以及相關專家學者、公民代表參加的聽證會。二是大力開展專家咨詢。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事項，組織經濟、技術、法律等方面的專家深入調查研究，決策時充分尊重并吸收專家的意見建議。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至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抓住關鍵,加強立法,堅持依法行政,加強司法工作,依法創新，加強監督，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確保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確保民主法治建設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馬凱《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鄧小平文選》 文漢《淺析中國的法治與民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