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6：“非典”時期中國醫療衛生支出體系

案例6：“非典”時期中國醫療衛生支出體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國廣東省出現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經在廣東的中山、江門、深圳等地蔓延開來，廣州出現了搶購消毒用品和板藍根的風潮，接著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現被感染的病例。雖然直到4月下旬經過全球的許多科研人員攻關研究，才確認“非典”是由新的冠狀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對這起具有惡性特質的新型傳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應該已經有所認識，如果當時采取果斷措施，“非典”就不會在北京以及全國許多地區造成這么大的影響。“非典”的第一個病例出現在廣東，但是它的影響不僅限于廣東甚至內地，香港、臺灣、新加坡、越南、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國家和地區也受到影響。作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員，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員的交往，發生在我國的疫情會影響到其它國家和地區，同樣，將來爆發在國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傳染病也有可能傳播到我國來。

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9.9％的高位增長讓世界為之擊掌，但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卻將中國人經濟發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來。不僅如此，不斷蔓延的SARS病毒無情地吞噬著中國經濟的健康肌體，高速行駛的中國經濟列車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并沒有出現意料中的下滑趨勢，而依然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1％。在此期間國家財政政策的調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非典時期相關財稅政策：

4月初，中央財政緊急安排專項經費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關等工作，安排專項資金3．1億元用于第一階段應急反應機制建設。

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中央預算總預備費中安排20億元設立“中央財政非典防治基金”，專項用于非典防治有關工作。

4月29日，財政部與衛生部；聯合下發《關于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明確規定對這部分人員中的“非典”患者實行免費醫療救治,所發生的救治費用由政府負擔。

4月30日，財政部下發《關于中央部門調整2003年部門預算保障“非典”防治經費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門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壓縮會議費、差旅費、培訓費和出國費等一般性公用經費支出，以保證“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時，為便于中央財政及時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經費安排情況，督促各地財政部門落實資金，建立了資金調度機制和“非典”防治經費投入情況統計制度。

5月6日，中央財政再次預撥“非典”防治專項經費9000萬元，對山西、內蒙古、河北等9個中西部省、自治區給予補助。據了解，這是中央財政自4月23日以來第三次下撥對地方的“非典”防治補助經費。包括中央本級支出在內，中央財政已經撥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專項經費近9億元。

5月1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緊急通知，對受“非典”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對餐飲等行業減免城鎮公用事業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等15項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發生之后，中央財政安排了20億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運用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支持。到5月上旬，20億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關醫療設備、儀器購置3.9億元，支持衛生部科研攻關、疫情監測等工作2000萬元，建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機制3.1億元??此外，在相繼出臺的減免困難群眾“非典”病人醫療費用的緊急通知中，在一系列類似的措施里，財政對于公共衛生的支持落在實處。與此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支出也有顯著增長。思考題：結合本案例分析：

（1）財政扮演應對公共衛生風險的“急先鋒”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醫療衛生支出外，請結合當前經濟形勢思考我國在教育文化事業投入上，政府職能存在哪些越位與缺位。

案例7：夏、商、周三代的《量入為出，多有結余》的財政原則

夏，商、周，史稱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社會時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東周為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在經濟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部門，土地的產出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國家財政狀況幾乎完全依賴并取決于農業生產狀況。然而，三代奴隸制時期，生產工具簡陋落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季節轉換，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都對農業收成的豐歉有嚴重影響。因此，三代時期的國家財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礎上來安排支出，即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模，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的財政原則，據此達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財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簡單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結余。其原因在于早期農業社會對自然災害缺乏抵御能力，農業生產靠天吃飯，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如果沒有足夠的結余，勢必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周代，財政遵循多有結余原則，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來制定財政支出總額。如果“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可見，三代時期“量人為出，多有結余”的重要地位。同時，周代還有專項儲備，以待急用，即“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為保證國用的充足和社會生活的安定。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黃天華編著

中國“三代”時期在財政上強調“量人為出，多有結余”原則，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其基本內涵不僅重視“量入為出”，而且強調“多有結余”，這種理財思想，是與當時國民經濟對農業的依賴，農業對自然的依賴一致的。事實上，在長期落后的農耕社會中，以豐補歉，多有結余一直是國家必須遵循的治國理財之策。這與亞當·斯密時期提倡的“量入為出”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略有結余”的財政思想均有本質的區別。但從不同時期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分析，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無不強調財政收入對財政支出的限制，這對財政分配的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穩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考題：歷史上強調“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篇：非典時期的思想匯報（模版）

本文關鍵字：

非典時期的思想匯報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來，中華民族遭遇嚴峻考驗。

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的，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非典這場災難，不僅在考驗著我們，也給我們以警示，以啟迪。

疫情如火，考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駕馭局勢、治黨治國的能力。危難時刻，黨中央、國務院從容應對，指揮若定。抗擊非典的斗爭深刻昭示：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根本保證。從廣東出現第一名患者，到我國內地臨床診斷病例驟升至4位數，受害省份擴展到26個……突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給我們的事業帶來重大影響：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旅游、餐飲等行業遭受重創，恐慌情緒在部分群眾中蔓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駕馭局勢、治黨治國的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要從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為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實抓緊抓好。”4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來到疫情嚴重的廣東省，向全黨、全國發出號召。北京、廣東、天津、內蒙古、山西、河北、湖南……危難關頭，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次次深入一線，檢查、部署防治工作。“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難，不僅樹立了親民、愛民的形象，更給人以信心、希望、力量和光明。”

這是一場遭遇戰，黨中央、國務院心系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雷厲風行———將非典列入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使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建立、完善公開透明的疫情報告制度和信息發布制度；成立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統一協調、指揮全國防治工作……

這是一場攻堅戰，黨中央、國務院著眼改革發展穩定的戰略全局，科學決策———提出“沉著應對、措施果斷，依靠科學、有效防治，加強合作、完善機制”的防治總要求；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實施群防群控，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根據疫情情況，及時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這件大事，一手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

中國政府的坦誠態度和采取的積極措施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贊譽。在中國考察了一個半月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吉姆斯·莫格爾教授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感到中國新一屆政府很有能力。”摩根士丹利公司發表的報告認為，中國領導層處理非典的手法，“凸顯出令人鼓舞的適應力、透明度及其世界地位。”

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抗擊非典。面對生與死、安與危的選擇，千千萬萬共產黨員、普通群眾挺身而出，匯成全民族抗擊災難的滔滔洪流。作為普通的市民，無法和醫護人員在第一線并肩作戰，我只能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工技人員加油鼓勁，不僅如此，我還應該從自身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危難當前，考驗每個人的品格、意志和信心；非典如鏡，也映照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抗擊非典的斗爭仍在進行，我們需用行動反思和自省：隨地吐痰的惡習要受到抨擊，傳統的飲食習慣需面臨轉變。除此以外，我還要嚴守崗位，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

災害突至，考驗社會主義中國的應變能力和綜合實力。緊要關頭，全社會緊急動員、高效運轉。抗擊非典的斗爭深刻昭示：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必須堅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國富民強的必由之路。

第三篇：非典時期的思想匯報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來，中華民族遭遇嚴峻考驗。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的，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非典這場災難，不僅在考驗著我們，也給我們以警示，以啟迪。疫情如火，考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駕馭局勢、治黨治國的能力。危難時刻，黨中央、國務院從容應對，指揮若定。抗擊非典的斗爭深刻昭示：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根本保證。從廣東出現第一名患者，到我國內地臨床診斷病例驟升至4位數，受害省份擴展到26個……突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給我們的事業帶來重大影響：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旅游、餐飲等行業遭受重創，恐慌情緒在部分群眾中蔓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駕馭局勢、治黨治國的能力面臨嚴峻考驗。“要從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為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實抓緊抓好。”4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來到疫情嚴重的廣東省，向全黨、全國發出號召。北京、廣東、天津、內蒙古、山西、河北、湖南……危難關頭，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次次深入一線，檢查、部署防治工作。“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難，不僅樹立了親民、愛民的形象，更給人以信心、希望、力量和光明。”這是一場遭遇戰，黨中央、國務院心系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雷厲風行———將非典列入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使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建立、完善公開透明的疫情報告制度和信息發布制度；成立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統一協調、指揮全國防治工作……這是一場攻堅戰，黨中央、國務院著眼改革發展穩定的戰略全局，科學決策———提出“沉著應對、措施果斷，依靠科學、有效防治，加強合作、完善機制”的防治總要求；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實施群防群控，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根據疫情情況，及時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這件大事，一手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中國政府的坦誠態度和采取的積極措施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贊譽。在中國考察了一個半月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吉姆斯·莫格爾教授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感到中國新一屆政府很有能力。”摩根士丹利公司發表的報告認為，中國領導層處理非典的手法，“凸顯出令人鼓舞的適應力、透明度及其世界地位。”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抗擊非典。面對生與死、安與危的選擇，千千萬萬共產黨員、普通群眾挺身而出，匯成全民族抗擊災難的滔滔洪流。作為普通的市民，無法和醫護人員在第一線并肩作戰，我只能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工技人員加油鼓勁，不僅如此，我還應該從自身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危難當前，考驗每個人的品格、意志和信心；非典如鏡，也映照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抗擊非典的斗爭仍在進行，我們需用行動反思和自省：隨地吐痰的惡習要受到抨擊，傳統的飲食習慣需面臨轉變。除此以外，我還要嚴守崗位，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災害突至，考驗社會主義中國的應變能力和綜合實力。緊要關頭，全社會緊急動員、高效運轉。抗擊非典的斗爭深刻昭示：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必須堅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國富民強的必由之路。非典時期的思想匯報

一名入黨積極分子的誓言

———“非典”時期思想匯報

今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提起筆寫這份思想匯報。此時此刻，內心更加感受到黨的偉大。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是在我們的民族危難中誕生，在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進行艱苦卓絕的奮斗中成長壯大，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如今，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面對傳染性很強的非典病毒，各條戰線上的共產黨員們不畏艱險、率先垂范、沖鋒在前。哪里最困難，哪里最危險，哪里就有共產黨員。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光榮傳統。目此情景，我深刻的感到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越是在這關鍵時刻就越要發揮作用。這不僅是對自己堅定信念的一種考驗，更是對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一種升華。

當前的抗擊“非典”疫病是一場嚴峻的考驗，這不光是對我們身體的一種考驗，更是對我們思想意志的一種考驗。它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的穩定，關系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指出：要從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終把人民的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當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為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實抓緊抓好。而我，身為一名班長，一名積極要求入黨的青年，在這特殊時期，就更不能畏懼，更不能退縮。在校領導和老師們的決策帶領下，我們全體同學一起平安的度過了最“危險”的日子。這期間，為保障同學們不出意外，我主動協助班主任老師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時十分注意學習關于“非典”時期的各種文件精神，堅決響應團的號召，帶頭提高對“非典”防控工作的思想

認識，帶頭做好各項防控工作；通過電話向同學們進行了預防和控制“非典”的宣傳和認識引導，以提高身邊同學對“非典”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認識；穩定同學情緒，正確面對可能出現的情況。我想這正是一名入黨積極分子，一名學生干部應做的。可喜的是，在黨和政府英名果斷的決策下，在醫護人員們舍身忘我的工作以及全體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近段時間數字顯示可以看出，防治“非典”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突破。這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在廣大人民戰勝“非典”的背后有著一支強大的后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檢查北京大中小學和幼兒園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時強調，一個負責的政府，必須時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這也是一名共產黨員應該做的，這令我深受鼓舞。對于我來講，很快就要邁出校門，走向社會，無論怎樣，我都會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堅定自己對黨的追求信念，把最好的精神風貌帶到崗位當中，用切身的實際行動接受黨組織的考驗。

我相信，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是任何危難都壓不倒的！因為——我們中國有力量！我們會發揮出黨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萬眾一心戰“非典”，我堅信一定能夠打贏這場硬仗！

2000級國際金融二班李瀟穎

2003年5月12日

第四篇：反思：中國醫院步入后非典時期

反思：中國醫院步入后非典時期

本刊記者 楊成志

引言：6月9日，早9點，下著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北門處已經有五六輛車在排隊等車位，而門診大廳里也已來了不少前來看病的患者，雖然依舊是一色的白口罩。

在停診了一個半月后，人民醫院終于迎來了它的“重新開張”。雖然沒有出現與以往一樣的擁擠，但僅上午半天醫院就掛了500多個號，40多人辦理了住院手續。

人民醫院正在逐漸恢復它往日的緊張與忙碌的景象，從那些安靜有序的患者臉上，已經很難察覺到非典的恐懼，但透過醫生們忙碌的身影，我們已分明感覺到，遭受SARS重創的中國醫院正在步入后非典時期。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民族都會遭受一些災難，承受某種考驗。今天，我們碰巧遇上了“非典”。2003年的春天，21世紀的第一種全球性傳染病——SARS在悄無聲息中襲來。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在五大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8500人成為患者，其中800多人失去生命。在中國，至今先后有5300多人感染非典，共有350余人被奪去了寶貴生命。作為此次抗擊非典的第一線，中國的各地醫院首當其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先后有969名醫務人員感染非典，多人以身殉職。

當災變壓頂，危在旦夕之時，我們無暇反省，也無力反省；今天，非典疫情正在逐漸緩解，社會經濟生活正在恢復正常。是到了該給SARS事件做一階段性總結和反思的時候了。作為此次戰斗的主戰場，并遭受到慘烈損失的中國各級醫院，尤其需要最為迫切的總結與反思，畢竟，我們都希望把SARS危機轉化為一次新的契機。所以，我們的各級醫院在此次遭受重創的思考中，應該具有更多反省的色彩。

反思之一：非典擊中醫院軟肋，醫院倉促應戰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突如其來的非典面前，各級醫院的應急處理能力表現得是那樣的脆弱。以北京為例，由于非典來得很突然，一開始，面對蜂擁而至的非典感染者，各醫院簡直就有些束手無策。由于醫護人員對非典的情況一點不了解，更由于沒有足夠的防護和救治經驗，而那些不具備收治非典病人條件的醫院卻在匆忙中收治了那么多病人，形成了交叉感染，才有這么多醫務人員也染上了非典，最終醫院成了傳染源。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被整體隔離的醫院。2003年4月5日，人民醫院接診了第一名SARS病人，而導致4月24日隔離封院的大規模感染就是從那天開始的。由于當時醫院沒有建隔離病房和隔離區，幾天之內，曾與那名SARS病人有過接觸的病人相繼出現非典癥狀，而在搶救這些病人的過程中，又有醫護人員受到感染。從接第一例SARS病人到醫院封閉，僅僅才19天，在這19天里，外人難以想象這里的醫護人員經歷了一場多么慘烈的戰斗，此次戰斗的最終結果是，人民醫院一共看了8363個發燒的病人。但也有93名醫護人員先后感染，其中，急診科副主任丁秀蘭、護士王晶不幸以身殉職。

5月24日，人民醫院院長呂厚山在接受央視記者的采訪時坦誠指出，SARS在人民醫院之所以會肆虐這么長時間，是因為它打的正好是醫院的軟肋。呂指出：人民醫院的軟肋是沒有傳染科，沒有傳染科的人才，醫院的流程不合適，廣大醫護人員對這些傳染病的防治意識沒有那么強，對SARS究竟會怎樣嚴重根本不了解。人民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在醫院重新開張后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于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醫院對進入非典病區的醫護人員上崗培訓僅用了1個小時。培訓老師是人民醫院肝炎研究所負責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傳染病的隔離措施。當時一些必備器材都找不著，也不知道誰是負責人，而且污染區、半污染區和清潔區區分不嚴格。病人太多了，樓道里、凳子上、院子里全是打點滴的……” 事實上，人民醫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眾多醫院應對非典猝不及防的一個縮影。有專家直言不諱地說，長期以來，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只接觸過傳染病一般專業知識的教育和培訓，遇到非典這樣的新的重大疫情，必將顯得無所適從。

應該說，這場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實是醫院平時的功夫。醫院的倉促應戰和束手無策，實際上暴露出的是國有醫院的所有者缺位，說到底，這場非典戰役考驗的不僅僅是醫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驗醫院的管理水平。

反思之二：長期的忽視，導致救護設施的嚴重不足

在那段艱難時期，各地醫院的領導真正體會了束手無策的滋味，也充分感受到了“有備無患”意味著什么。由于診斷治療和護理SARS這類呼吸系統急癥不僅需要經驗豐富、有專業特長的臨床專科醫生和護士，還需要呼吸機（有創及無創）、血氧監護儀、床頭X光機等專用設備。而我們的各地醫院現狀卻是，在臨床醫療救治力量缺乏的同時，相關的救護設備也嚴重不足，呼吸機、床頭X光機、醫護人員的防護服、口罩相繼告急，一時間，洛陽紙貴。

在重災區中的重災區內蒙古自治區巴盟磴口縣，從事呼吸道疾病醫治的主治醫師僅有一名，縣內三所醫院僅有磴口縣醫院設有傳染科，不過也只有10張病床，一臺X光機和一臺呼吸機，而且傳染科與普通病房在同一座大樓中，沒有任何有效隔離設施。而作為省級醫院的內蒙古胸科醫院其設備水平可能還不及北京的縣級醫院，據該院的龐女士介紹，當時醫院沒有彩超機，沒有呼吸機，疫情發生后調來了兩臺呼吸機，醫生們還不會用，由于沒有防護服，第一批病人進駐后的兩三天，醫院才購進了隔離服，而且質量也不好。

同樣是重災區的山西，只有幾家設立呼吸科的醫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張床位的實力。最初，當地決定由山醫一院和省人民醫院充當指定治療SARS的醫院，各準備了50張床位。誰知病人，包括確診、疑似和觀察病人增長的速度超過預計，專設的SARS病房很快不夠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時準備不出來，一度曾出現收治困難。緊急之中，山西從4月8日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救護資源調整準備，至4月18日，終于在太原安排出總計406張專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應對疫情的繼續蔓延。然而，救治設備的缺口仍非常顯著。省人民醫院的武晉副院長在談及設備需求時，一口氣說了20多項，包括了急救車、搶救床、呼吸機、床邊X光機、空氣消毒機等基本設備。

即使在醫療資源雄厚的北京，隨著感染人群的增加，到4月中，從人力到醫療物資和器械的全面嚴重不足也讓各院長們心急火燎，就在4月下旬，北大醫院的防護服、口罩就開始面臨嚴重短缺，因為無法替換，醫護人員無法換班進入隔離區，不得已，許多醫護人員只好一干三十幾個小時。同樣的，病人需要的呼吸機等醫療設備也開始不足，各家醫院的申請物資調撥的緊急報告一個接一個送到了北京市非典防治辦公室。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的秘書清楚地記得，每過兩個小時，就會收到北大醫院的傳真，上面寫著“緊急報告”。

在不斷尋求上級支持的同時，各醫院也開始自籌資金進行自救，據統計，自4月4日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以來，北京天壇醫院共投入了650多萬元添置包括數字X光機和呼吸機等醫療設備和器材以及用于設置隔離區等。

地壇醫院主任醫師、北京市SARS指揮中心專家組成員丁靜秋教授介紹，像地壇醫院這樣專門的傳染病防治醫院還設有ICU(重癥監護室)，而北京很多醫院并沒有ICU。地壇醫院是全國知名的傳染病三級甲醫院，也只有兩臺呼吸機，而且好多人都不會用。而有些中等醫院連呼吸機都沒有，甚至氧氣也沒有，這怎么叫醫生搶救病人。她指出，近幾年，衛生工作的重點似乎偏向老年病等的防治，而對傳染病防治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以及科研工作的開展都非常薄弱，各項投資也非常少，而且這方面人才流失也很多。此次SARS侵襲，我們的醫務人員感染差不多有30％，這就足以說明這幾年各級醫院針對傳染病知識的培訓和設施建設的投入方面缺乏應有的重視。反思之三：醫療資源管理的條塊分割，致使醫院各自為戰

我們都知道，北京前期防治非典曾一度陷入被動，表面上看，信息滯后與失靈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動的罪魁，而真正的禍首卻是由于條塊分割，各醫院缺乏有效聯系，信息互不溝通所致。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對發生傳染病后的監管模式的規定是： “各級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對傳染病防治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

各級各類衛生防疫機構按照專業分工承擔責任范圍內的傳染病監測管理工作。各級各類醫療保健機構承擔責任范圍內的傳染病防治管理任務，并接受有關衛生防疫機構的業務指導。

軍隊的傳染病防治工作，依照本法和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主管部門實施監督管理”。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我國法定傳染病防治的統一監督管理機構是“各級政府衛生部門”。具體又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各級各類“醫療防疫機構”；二是各級各類“醫療保健機構”；三是“解放軍衛生主管部門”。這種分類是按照“條條”(行業)來規定的。

實踐證明，這種按“條條”(系統)來分類管理體制對于防治“非典”工作，是不適應的。

以北京為例，北京共有醫院275家，其中包括衛生部、教育部所屬的醫院，軍隊、武警所屬的醫院，各行各業所屬醫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區、縣所屬醫院。上述醫院各自都是獨立系統，互相之間的關系都是平行的，平級單位之間沒有管轄權，在行政管理系統中也沒有隸屬關系。誰也“管”不了誰，各個醫院分別都有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而且這些醫院彼此之間缺乏有效聯系，信息互不溝通，資源不能整合。

在“條條”與“塊塊”管理原本平時就不銜接的情況下，當“非典”疫情發生時，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的規定，難以使各系統發揮統一的監督管理。僅在疫情信息收集與報告方面，沒有一家機構能夠掌握在京醫療單位的所有“非典”病人與疑似患者數量的準確信息，更談不到及時掌握與公布這些信息了。

于是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緊急成立，這個地區性質的小組涵蓋了北京市、國務院有關部委、軍隊和武警負責人，統一調配醫療等各種資源，并且每周召開40多家醫院的院長聯席會，解決各個醫院之間的協調問題。無庸置疑，這些旨在整合醫療資源的一系列舉措是行之有效的，但畢竟是臨時的。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多年老體制形成的慣性，不可能僅憑一個臨時小組或一紙命令就徹底改變，但此次SARS危機在帶給我們深刻教訓的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契機。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一個地區的所有醫療資源，變條條管理為塊塊管理，使現有的資源分布更合理。

醫院打破部門、條塊分割，進行醫療機構聯合重組、重新布局，由大醫院牽頭，組建跨地區、跨系統的醫療集團，實現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當是可行之舉。

反思之四：防治SARS，令醫院捉襟見肘

當“非典”中受損的行業得到國家減免稅收的支持時，醫院作為抗擊“非典”的主戰場，卻面臨著等米下鍋的窘境。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北京各主要醫院的院長們最發愁的除了治病，就是錢。由于非典的影響，醫院的財務生命線——門診和住院收入都急劇縮水，而防治非典的各項投入又直線上升，不少醫院嚴重地入不敷出。

“資金問題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困難和困惑。”這是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何惠宇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中日友好醫院自3月18日開始被確定為北京市SARS監測定點醫院，4月底，遵照上級指示又臨時改為SARS專科醫院。何惠宇指出，以前中日友好醫院一年的收入有5億～6億元，每個月大約都有4200萬元左右的進賬。現在變成SARS醫院以后，醫院由過去的結余一下子變成零收入。但支出卻徒然加大。

在中日友好醫院財務處的一份報表上赫然列出，醫療設備的支出4月份僅為126萬元，5月份一躍而為4954萬元，僅醫療器材一項兩個月就突破5000萬元。而衛生材料的增加也從4月份的195.77萬元徒然增至743.83萬元，專用材料也由615萬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萬元。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醫院的支出總額就達到了1.1億多元。

根據中日友好醫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測算，醫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將比去年同期減少1.5億元，而支出卻增加了7000多萬元。何惠宇院長無奈的解釋，除了吃老本以外，醫院惟一的辦法就是拖欠一些應付的設備款項，目前該醫院拖欠的這部分費用達3000多萬元。

談及醫院捉襟見肘的情況，幾乎每個醫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據透露，山西省人民醫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萬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則減少到不足200萬元。

北京天壇醫院，以前日門診量約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醫院關閉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個月內僅住院費就損失了1000多萬元。

截止到5月8日，北京市收治了非典病人的二級以上的醫院都還沒有從政府那得到相關補償，依然靠自己的儲備金支撐著。在一場本來是因為歷來政府投入不足而加劇的公共衛生事件中，作為經濟實體的醫院卻暫時承擔了大量的成本。

“醫院面臨的問題表面上是資金的問題，但實際上卻是體制的問題。整個衛生體制不適應這種突發事件，沒有應對的準備，完全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這是改革最后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這怎么能經得起風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何惠宇的一席話直指體制的弊端。

反思之五：重建公共衛生體系期待著財政救市

中國的SARS之戰雖然初步告捷。但我們還不到彈冠相慶的時候，因為，它讓我們認清了中國孱弱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缺乏有力的財政支持。

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這些年來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緩慢與財政支持力度不夠不無關系。1980年國家預算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1%，到2002年下降到0.8%。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1999年我國人均政府衛生開支在191個成員國中僅排141位。

在此背景下，捉襟見肘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自然十分孱弱。因此，當SARS橫禍驟至，整個體系脆弱的令人揪心。山西省副省長王昕介紹，山西整個的防疫系統都相當落后，設備人才遠遠不足。她透露，因為這些年公共衛生方面欠賬太多，現在，山西用于農村健康工程和農村衛生院建設的專項經費每年約在1000萬元左右，偌大的省份，僅衛生院就有1800多家，實在是杯水車薪。

在全國，山西還屬于基層醫療系統相對完善的省份。除縣級醫院外，鄉鎮一級衛生院尚且存在并沒有被拍賣，有合作醫療點的村莊在全省占到了88.9％。而在四川農村，承擔著醫療衛生和防疫任務的鄉鎮衛生院，已有不少活得“有氣無力”。

以四川廣安市的一個區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調查發現，一些鄉鎮衛生院醫務人員，利用國家優惠政策，自由分散經營，全區60所鄉鎮衛生院，分散經營的有22所，約占37％。分散經營的醫務人員不納稅、不交管理費，有的還不承擔法定義務，如預防保健工作、傳染病報告工作等。在60所鄉鎮衛生院中，僅有七臺B超機，二臺X光機，其他就是血壓計、體溫計、聽診器等簡單設備，診治手段十分落后。試問，這樣的衛生防御體系又怎能抵擋SARS的入侵？

可喜的是，干涸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終于因一場疫情被財政資金浸濕。

4月初，中央財政緊急安排專項經費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關等工作，安排專項資金3.1億元用于第一階段應急反應機制建設。

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中央預算總預備費中安排20億元設立“中央財政非典防治基金”，專項用于非典防治有關工作。

4月29日，財政部與衛生部下發《關于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

4月30日，財政部下發《關于中央部門調整2003年部門預算保障“非典”防治經費的緊急通知》。

截至5月6日，地方各級財政已安排非典防治經費超過50億元。其中北京和廣東安排的資金都超過了6億元。

5月6日，中央財政再次預撥非典防治專項經費9000萬元，對山西、內蒙古、河北等9個中西部省自治區給予補助。據了解，這是中央財政自4月23日以來第三次下撥對地方的非典防治補助經費。包括中央本級支出在內，中央財政已經撥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專項經費近9億元。

5月1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緊急通知，對受非典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對餐飲等行業減免城鎮公用事業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等15項政府性基金。

…….……

據不完全統計,SARS疫情發生之后，中央和地方財政安已先后排了70多億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運用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支持。此外，在相繼出臺的減免困難群眾非典病人醫療費用的緊急通知中，在一系列類似的措施里，財政對于公共衛生的支持落在實處。與此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支出也有顯著增長。

支持公共衛生事業的財政政策在如此短的時期內密集出現，此前并不多見。當我們對諸多拉動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習以為常時，幾十億投入公共衛生部門的資金顯得尤為突兀。這些帶有明顯應急特點的財政措施，反映出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關注發生著顯著變化，無論這種關注是否長久，SARS的出現至少沖擊了政府公共財政管理的傳統觀念。

然而,在可喜的同時,我們更要清醒地意識到，積弊已久的公共衛生體系又豈能一個“錢”字所能拯救得了?在財政對衛生投入本來就緊缺的中國，我們誠望衛生部門的管理職能應該盡快從管理醫院、做醫院的老板的職能中解脫出來，將精力用于農村、社區以及公共衛生的管理上去。

非典危機終將過去，遭受重創的中國醫院正邁步進入后非典時期。這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災難注定將寫進歷史，而對于我們的各級醫院和廣大醫護人員，最有價值的不是發現了一個非典型的病毒，而是我們從中發現的社會性免疫缺失以及醫院所暴露出的種種不足。如果這次非典危機能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憂患意識，并最終促進中國醫院割去種種體制的弊端和管理的缺失，走向市場化、產業化，那么我們可以欣慰地說，我們為抗擊非典作出的所有努力和付出的所有代價都是值得的。

第五篇：“非典”時期醫生求人感人事跡

“非典”時期醫生求人感人事跡

SARS事件是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英語：SARS）于2002年在中國廣東順德首發。并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漸消滅的一次全球性傳染病疫潮。在此期間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社會恐慌，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多名患者死亡，世界各國對該病的處理，疾病的命名，病原微生物的發現及命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媒體的關注等等。

“SARS”一詞在不同國家里，有不同習慣稱呼。中國大陸慣稱“非典型肺炎”，并簡稱作“非典”。香港習慣把“SARS”依粵音譯作“沙士”，或直接用英語“SARS”。臺灣亦慣用英語，或稱“中國肺炎SARS”。新加坡媒體一度使用“薩斯”，4月17日，華文媒介統一譯名委員會統一作“沙斯”。

鄧練賢：2003年4月21日下午5時40分，沖鋒在抗擊“非典”最前線而被感染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鄧練賢不幸逝世，年僅53歲。這是廣東省在抗擊非典型肺炎戰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除夕晚上9點鐘，鄧練賢在家接到醫院電話，稱由外院轉入兩個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由于正值春假，發生突發事件人員配置相對緊張，處理增加了相當大的難度，鄧練賢以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和副主任的身份，積極地挑起傳染病科人員調配、組織協調的擔子。作為傳染病科主任醫師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這個工作的風險性，但他沒有推脫而在每一個救治過程都親力親為，全程參與，與科室醫務人員，共同戰斗在搶救病人的第一線。但不幸的是，他在救治患者時卻被病毒感染。在中山三院，傳染科的醫護人員無一幸免地染上了非典型肺炎，而病得最重的鄧練賢在與病魔堅強戰斗了兩個多月后離開了人世。鄧練賢曾說過的話：既然選擇了做一名醫生，就意味著付出，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需要。

葉欣：永遠的白衣戰土 2003年3月25日凌晨，47歲的葉欣——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分院急診科護士長葉欣永遠畢上了她美麗的雙眼。今年春節前后，一種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開始在廣州一些地區流行。隨著“非典”患者的急劇增加，廣東省中醫院當機立斷，緊急抽調二二沙分院急診科部分護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診科護士力量出現了明顯的不足。葉欣身先士卒，從2月8日便開始加班。這是一場艱難的阻擊戰，當一批批患者從死亡線上被拉回來時，持續作戰的葉欣卻倒在了她最熱愛的崗位上。在葉欣的辦公桌上，留下了一本本厚厚的工作記錄，那是用廢棄的化驗單背面寫的工作記錄。點點滴滴，記載著她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中拼搏的足跡，凝聚著她一生對護士職業永恒的熱愛與追求。葉欣曾說過的話：這里危險，讓我來。衛保周：洛陽花開非典戰 奮戰在非典防治一線的洛陽市直機關第二門診部51歲的副主任醫師衛保周，因勞累過度，導致心臟病復發，于5月29日犧牲在她所熱愛的崗位上。5月23日，衛保周主動請纓參加洛陽市駐鄉鎮衛生院防治非典醫療隊，勞累過度并帶病工作，一直戰斗到倒下的一刻。衛保周曾說過的話：抗擊非典，我不能當逃兵。

王晶：用激情托起脆弱的生命 現年32歲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護士王晶，同非典病魔頑強抗爭了一個多月后，于5月27日下午與世長辭。在這次抗擊非典的戰斗中，她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忠實履行著一名白衣天使應盡的職責。由于過度勞累和緊張的工作壓力，病倒在工作崗位上。在她病重期間，來自廣東、北京的著名專家多次對王晶進行了會診，雖然經過全力搶救，還是沒有能夠挽留住她年輕的生命。中共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委員會決定授予王晶同志優秀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王晶曾說過的話：我是一名護士，作為護士我就是要把病人護理好。

謝婉雯：愛心傳遍香江 因救治非典病人而染病殉職的首位香港女醫生謝婉雯，于5月13日逝世以來，一直為各界敬仰，并被視為香港的“南丁格爾”。其逝世喚起了港人在逆境中團結求生的精神。謝婉雯的生命永遠的凝固在年輕的35歲。5月22日，香港特區政府以最高規格儀式為無私救人、英勇抗炎而殉職的謝婉雯舉行葬禮，并稱頌她是“香港的女兒”。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聲明說：“謝婉雯醫生在幫助他人時表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和勇氣，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會忘記她無私的奉獻。” 謝婉雯曾說過的話：我要快點出院，回病房幫忙。

李曉紅：以生命之軀迎擊非典 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內二科年僅28歲的主治醫師李曉紅，猝然倒在了抗擊非典的戰場上。她是第一個犧牲在救治非典患者第一線的軍隊醫務工作者。作為一名身著“橄欖綠”的白衣天使，為挽救人民群眾的生命，她以自己的生命之軀迎擊肆虐的非典，給世間留下一曲悲壯的生命絕唱。中央組織部追授她“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武警北京總隊為她追記一等功，并批準她為革命烈士。李曉紅曾說過的話：現在治療上是否找到新的辦法，如需要試驗，就拿我做試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