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媒體正雪恥非典時期新聞報道的被動歷史

中國媒體正雪恥非典時期新聞報道的被動歷史

新聞報道策劃是新聞編輯通過對新聞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實現最佳傳播效果的創造性活動。新聞報道策劃的主要內容包括：選題決策、報道方案設計、在報道實施過程中接受反饋并修正設計方案。

要分析現在H7N9的報道與北京非典的報道有哪些不同之處，我們先回顧2003年中國內地抗擊非典大事，記憶那不尋常的半年之久：

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佛山發現第一起后來稱為SARS的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廣東發病進入高峰，但病原不清，而且有家族及醫護人員極易被集體傳染的特點。2月18日中國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廣東嚴重呼吸道綜合征的病原基本可以確定為衣原體。我認識的一位老專家親自到廣東采集病人體內的樣本，他確認是衣原體。但是就在同一天在廣東衛生廳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廣州大醫院專家一致認為，不能簡單認定衣原體就是惟一病原。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疾改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SARS）。3月25日廣東省中醫院護士長葉欣殉職，她是抗非典戰斗中第一位被患者傳染而犧牲的醫護人員。3月中旬至4月1日網上流傳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現實中得到證實，政府對于非典型肺炎的認識和應對措施經歷著艱難而痛苦的轉變。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宣布，病毒已經找到，正式命名為SARS病毒。4月20日這一天，應該寫進歷史，標志性的事情包括：A．北京非典確診病人和疑似病例，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B．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發現、報告和公布疫情，決不允許緩報、漏報和瞞報。衛生部決定，原來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為每天公布。C．非典被列入我國法定傳染病。D．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被免職。

4月21日至4月底北京非典疫情嚴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達150多人。4月22日王岐山出任北京市代市長。4月23日北京市通告，對非典疫情重點區域采取隔離控制措施。4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學開始停課兩周；對人民醫院實行整體隔離，這是該市第一家被整體隔離的單位。4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長。5月1日經過8天的緊急籌建，北京市第一家專門治療非典的臨時性傳染病醫院小湯山醫院開始接收病人。此時軍隊支援北京的醫護人員1200余人陸續到位。??5月9日北京新增病例數首次減至50以內；溫家寶總理簽署國務院第376號令，公布施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要求，將把農民工納入防非典統一管理。同日北京宣布，醫務人員的感染比例已經呈明顯下降趨勢。從4月21日到5月1日，每天平均是15.81人。從5月2日開始到5月8日，平均每天6.3人。

5月29日北京新收治確診非典病例首次降到零；6月2日北京疫情統計首次出現三個零：新收治直接確診病例為零，疑似轉確診病例為零，死亡人數也是零。6月8日北京首次迎來新增非典病例零紀錄。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顯緩和，已符合世衛組織有關標準，因此解除對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時將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除。這一決定從宣布當天開始生效。媒體是一把雙刃劍，為了公眾的知情權，它可以在一夜之間讓全世界知曉一條重要信息。這種全球的輿論壓力可以推動當局采取行動。媒體已經把人們對這場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恐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媒體技術對病毒危險的扭曲型放大，致使恐懼本身成了另一種公害。所以我們來比較此次H7N9病毒疫情中，中國媒體人的崛起：

1、病源不清反應遲緩：新聞報道策劃以報道客體發生狀態作為分類標準，新聞報道策劃分為可預見報道策劃和非可預見報道策劃。無論是非典還是汶川大地震都應該屬于后者。但在同一種類型的報道策劃中，兩次媒體反應速度絕然不同。瘟疫不是我們認識的敵人，甚至是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敵人，它是誰？它在哪里？我們無從知曉。在非典的早期我們的科學家為此發生了嚴重分歧。而事后政府官員明確指出，我們的政府反應不夠迅速。這就給我們媒體定下了弦音：我們不可能反應迅速。按照以往對重大災害的隱瞞和內部處理，像這樣的疫病流行媒體是不能見光的。而此次H7N9在媒體報道上有重大的突破，以中央電視臺為例，首先表現在反應迅速：作為電視傳播媒體的中央電視臺通過各方渠道確認消息.H7N9報道的態度和方式毫無疑問應該采取風險新聞報道和風險傳播的方法，這是公共健康面臨的重大問題。諾貝爾醫學獎得主David Baltimore說，“對付非典的主要辦法是采取強有力的并且公開的公共健康措施”，“當然，公開性會帶來恐懼和過激反應的風險。這種風險必須通過謹慎的新聞報道和準確的描述來管理。這不僅對媒體是個挑戰，對衛生官員也是挑戰。”當公共健康面對某種風險時，公眾的表現為：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個人和家庭獲得保護，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眾將對政府產生不滿。因此，爆發公共危機時，政府必須在最短的時間里準備一個事實清單和幫助政府回答、解釋問題、傳播科學知識的專家名單。政府從危機一開始就應該讓專家在媒體上唱主角。政府領導人做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而醫學專家從技術上解釋危機。公共健康的最佳保護是專家的信息及時地通過大眾媒體進入公眾。在定量測量分析上，如果出現不確定性，如誤差或對分析測量結果缺乏自信，將影響政府報告或政府發言人的可信性。公眾需要從政府那里獲得準確的明白無誤的答案：安全，還是不安全？

2、流言肆虐但卻被不斷證實，正常的信息渠道被扭曲：再讀“網上流傳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現實中得到證實，政府對于非典型肺炎的認識和應對措施經歷著艱難而痛苦的轉變。”這讓我們記起媒體在政府艱難選擇的過程所承擔的不作為。就在這次H7N9中表現突出的記者們不顧安危深入病區報道客觀疫情。而今天，我們媒體人在非可預見性報道策劃中，本著新聞報道的原則：取信原則、創新原則、變通原則、實效原則、可行原則，以前所未有的坦誠、公開、真誠、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多手段地大量報道H7N9。①比如規模宏大：從規模上講，央視共派出了多名記者，采取輪換休整的方式。各個電視臺廣播電臺紙媒體的同仁，都在第一時間派出了自己的記者攝影師，向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報道疫情和進展。規模之大，時間之長久是以往中國媒體從來沒有的。②比如協調配合：在這樣的重大新聞突發事件中，不是每一個欄目的記者都能上前線的。因此，傳回來的不論是圖像還是文字、照片，等在不同的節目、頻道、欄目中進行了有效的分工組合，使各種信息能更有效地傳播。③比如信息量大：在長達近一個月的持續報道中，新進展的報道層出不窮，從H7N9開始當時的狀態、醫院的馳援、報道方案的設計等僅僅圍繞著主題展開，由此媒體人帶給全中國全世界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中國人的偉大形象。④比如開放程度高：這是我們的新聞媒體最大的突破之一，國務院每天通報的死亡人數、得病人數、治療人數、出院人數、衛生防疫疫情種種，都是在第一時間公布于天下。報道準確、客觀、公正：就在上述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我們的新聞工作者仍然克盡職守，準確客觀公正地報道。

3、新聞策劃階段和過程的極大反差：新聞報道策劃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是階段性。每一個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選題需要策劃，也就是每一個新聞報道策劃都有客體階段運行的特點。二是滾動性。根據報道客體和報道環境的變化，不斷改進與修正原來的方案。三是風險性。新聞報道的成敗要依賴編輯的選擇和決策，而新聞媒體的成敗又是由所有這些選擇與決策積累出來的。

在非典肆虐的早期，媒體人沒有自己的客觀聲音，只是依附在政府掩飾真相的陰影里，發出令全世界全中國都不能相信的聲音，只有到4月20日這一天，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及時發現、報告和公布疫情，決不允許緩報、漏報和瞞報。衛生部決定，原來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為每天公布。對防治非典不力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被免職為止，我們的媒體才發出正確的“吼聲”。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報道策劃階段和過程。早期媒體行為承擔了失敗的風險。

而此次H7N9的新聞策劃從一開始就進入到實質性真實報道客體的新聞報道活動中，尤其是中國電視引領國際輿論：中國媒體以自己極為迅速的表現贏得了世界及其同行的高度關注和尊重。對此，有英國媒體表示，這次報道，中國電視引領了國際輿論。在新聞報道方案設計上也是發揮到了極致。報道設計方案設計主要內容包括：報道范圍與重點、報道規模與進程、發稿計劃、報道方式與表現形式、報道力量配置與報道運行機制。

再看看H7N9報道中的極大化問題。數學中有極大化和極小化的概念。在新聞報道中，所謂極小化是對事態的低估。例如，為了強調400萬個硬幣數量不大，記者可以寫道：這些硬幣可以裝進一個每邊為6英尺的方盒子里。極大化是對事態的高估，強調問題的嚴重性。為了政治或商業的利益，采用線性測量的方法評估新聞事件。比如，為了強調400萬個硬幣數量的驚人，記者可以寫道：這些硬幣可以從海平面一直鋪到珠穆朗瑪峰峰頂。在H7N9報道中，一些媒體通過集中轟炸式的報道，突出報道H7N9防治中出現的暴力、**、逮捕、恐懼情緒、逃離事件、封鎖居民區和校園，使公眾對非典的恐懼情緒達到了極大化，過高估計了非典的嚴重性。

從心理學角度看，為了生存，人類更關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圍的變化。在報道中國人民與非典斗爭的新聞時，不要忘記中國面臨的最大恐懼應該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貧困、農民問題、下崗工人問題、社會保險問題、艾滋病泛濫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但是，媒體的作用，使人們暫時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遙遠的重大問題。

新聞報道講求人性化，越是人性化，越有沖擊力。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非典報道都是人性化的。

但是，H7N9病毒本身究竟是人性的？還是無人性的？

記者在報道某些病毒時，總喜歡簡單地把所有的病毒爆發歸咎于人類，總是尋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動和演化過程與結果。為什么記者不愿意報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變化呢？這又回到了新聞學的要素“5W”：如果沒有誰可以報道、去采訪，自然界本身發生的變化很難為一般公眾所理解或發生興趣。為了引起公眾對事件的興趣，記者喜歡在醫學問題的背后，找到一個自私自利的商人、一個無恥的貪官或者一個勇敢的醫學工作者的故事。記者喜歡把醫學的任何變化歸咎于讀者能夠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醫學報道中，記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聞和社會新聞報道的套路，只關注表面的東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統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復雜因素。

面對復雜多變的大自然，科學家有義務教育新聞工作者，敢于講真話，讓新聞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們每天面對的各種疾病和風險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對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從非典病人搶救室現場直播的畫面，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或新聞工作者都要有這個勇氣，把非典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語境或背景中討論。

在這場重大的突發事件中，新聞報道策劃中的報道結構有了充分的發揮和綜合，對報道結構組成要素的時間、空間、角度、廣度、深度以及傳播符號有強有力的支撐和解讀。并且對四類報道結構都有了全方位的展示。

但是，我想說的是不要僅僅為我們的媒體今天的光彩高歌。我們更要清醒地看到，這是有著百年來中國革命歷史的中國人民釋放了巨大的愛國熱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讓我們有這樣的實力進行全方位的跟蹤報道；是中國開放的環境讓媒體人走向職業的輝煌；是2008年多難的一年，在一次次經歷著生死存亡的考驗中，我們成熟了，媒體人成熟了；是巨大的災難激發了每一個人的巨大熱情；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以“科學發展觀”為執政指導的、開放謙和勇敢真誠科學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政府。

當然，我們在今天的成就中仍然有要注意的問題：對于這次H7N9病情直播采訪中要注意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表示：“記者們都非常辛苦，但減少傷害是一個基本的職業道德。”就此，陳衛星教授也表示：“所有具有災難色彩的信息報道，都會面臨著如何有悖社會倫理的職業誘惑，好在現在的受眾反應往往很及時，這在無形中往往會迫使新聞采編人員迅速提高職業倫理水準。”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國會更強大，未來的中國媒體人會策劃出更高水平的新聞報道。

第二篇：反思：中國醫院步入后非典時期

反思：中國醫院步入后非典時期

本刊記者 楊成志

引言：6月9日，早9點，下著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北門處已經有五六輛車在排隊等車位，而門診大廳里也已來了不少前來看病的患者，雖然依舊是一色的白口罩。

在停診了一個半月后，人民醫院終于迎來了它的“重新開張”。雖然沒有出現與以往一樣的擁擠，但僅上午半天醫院就掛了500多個號，40多人辦理了住院手續。

人民醫院正在逐漸恢復它往日的緊張與忙碌的景象，從那些安靜有序的患者臉上，已經很難察覺到非典的恐懼，但透過醫生們忙碌的身影，我們已分明感覺到，遭受SARS重創的中國醫院正在步入后非典時期。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民族都會遭受一些災難，承受某種考驗。今天，我們碰巧遇上了“非典”。2003年的春天，21世紀的第一種全球性傳染病——SARS在悄無聲息中襲來。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在五大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8500人成為患者，其中800多人失去生命。在中國，至今先后有5300多人感染非典，共有350余人被奪去了寶貴生命。作為此次抗擊非典的第一線，中國的各地醫院首當其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先后有969名醫務人員感染非典，多人以身殉職。

當災變壓頂，危在旦夕之時，我們無暇反省，也無力反省；今天，非典疫情正在逐漸緩解，社會經濟生活正在恢復正常。是到了該給SARS事件做一階段性總結和反思的時候了。作為此次戰斗的主戰場，并遭受到慘烈損失的中國各級醫院，尤其需要最為迫切的總結與反思，畢竟，我們都希望把SARS危機轉化為一次新的契機。所以，我們的各級醫院在此次遭受重創的思考中，應該具有更多反省的色彩。

反思之一：非典擊中醫院軟肋，醫院倉促應戰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突如其來的非典面前，各級醫院的應急處理能力表現得是那樣的脆弱。以北京為例，由于非典來得很突然，一開始，面對蜂擁而至的非典感染者，各醫院簡直就有些束手無策。由于醫護人員對非典的情況一點不了解，更由于沒有足夠的防護和救治經驗，而那些不具備收治非典病人條件的醫院卻在匆忙中收治了那么多病人，形成了交叉感染，才有這么多醫務人員也染上了非典，最終醫院成了傳染源。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被整體隔離的醫院。2003年4月5日，人民醫院接診了第一名SARS病人，而導致4月24日隔離封院的大規模感染就是從那天開始的。由于當時醫院沒有建隔離病房和隔離區，幾天之內，曾與那名SARS病人有過接觸的病人相繼出現非典癥狀，而在搶救這些病人的過程中，又有醫護人員受到感染。從接第一例SARS病人到醫院封閉，僅僅才19天，在這19天里，外人難以想象這里的醫護人員經歷了一場多么慘烈的戰斗，此次戰斗的最終結果是，人民醫院一共看了8363個發燒的病人。但也有93名醫護人員先后感染，其中，急診科副主任丁秀蘭、護士王晶不幸以身殉職。

5月24日，人民醫院院長呂厚山在接受央視記者的采訪時坦誠指出，SARS在人民醫院之所以會肆虐這么長時間，是因為它打的正好是醫院的軟肋。呂指出：人民醫院的軟肋是沒有傳染科，沒有傳染科的人才，醫院的流程不合適，廣大醫護人員對這些傳染病的防治意識沒有那么強，對SARS究竟會怎樣嚴重根本不了解。人民醫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在醫院重新開張后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于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醫院對進入非典病區的醫護人員上崗培訓僅用了1個小時。培訓老師是人民醫院肝炎研究所負責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傳染病的隔離措施。當時一些必備器材都找不著，也不知道誰是負責人，而且污染區、半污染區和清潔區區分不嚴格。病人太多了，樓道里、凳子上、院子里全是打點滴的……” 事實上，人民醫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眾多醫院應對非典猝不及防的一個縮影。有專家直言不諱地說，長期以來，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只接觸過傳染病一般專業知識的教育和培訓，遇到非典這樣的新的重大疫情，必將顯得無所適從。

應該說，這場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實是醫院平時的功夫。醫院的倉促應戰和束手無策，實際上暴露出的是國有醫院的所有者缺位，說到底，這場非典戰役考驗的不僅僅是醫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驗醫院的管理水平。

反思之二：長期的忽視，導致救護設施的嚴重不足

在那段艱難時期，各地醫院的領導真正體會了束手無策的滋味，也充分感受到了“有備無患”意味著什么。由于診斷治療和護理SARS這類呼吸系統急癥不僅需要經驗豐富、有專業特長的臨床專科醫生和護士，還需要呼吸機（有創及無創）、血氧監護儀、床頭X光機等專用設備。而我們的各地醫院現狀卻是，在臨床醫療救治力量缺乏的同時，相關的救護設備也嚴重不足，呼吸機、床頭X光機、醫護人員的防護服、口罩相繼告急，一時間，洛陽紙貴。

在重災區中的重災區內蒙古自治區巴盟磴口縣，從事呼吸道疾病醫治的主治醫師僅有一名，縣內三所醫院僅有磴口縣醫院設有傳染科，不過也只有10張病床，一臺X光機和一臺呼吸機，而且傳染科與普通病房在同一座大樓中，沒有任何有效隔離設施。而作為省級醫院的內蒙古胸科醫院其設備水平可能還不及北京的縣級醫院，據該院的龐女士介紹，當時醫院沒有彩超機，沒有呼吸機，疫情發生后調來了兩臺呼吸機，醫生們還不會用，由于沒有防護服，第一批病人進駐后的兩三天，醫院才購進了隔離服，而且質量也不好。

同樣是重災區的山西，只有幾家設立呼吸科的醫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張床位的實力。最初，當地決定由山醫一院和省人民醫院充當指定治療SARS的醫院，各準備了50張床位。誰知病人，包括確診、疑似和觀察病人增長的速度超過預計，專設的SARS病房很快不夠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時準備不出來，一度曾出現收治困難。緊急之中，山西從4月8日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救護資源調整準備，至4月18日，終于在太原安排出總計406張專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應對疫情的繼續蔓延。然而，救治設備的缺口仍非常顯著。省人民醫院的武晉副院長在談及設備需求時，一口氣說了20多項，包括了急救車、搶救床、呼吸機、床邊X光機、空氣消毒機等基本設備。

即使在醫療資源雄厚的北京，隨著感染人群的增加，到4月中，從人力到醫療物資和器械的全面嚴重不足也讓各院長們心急火燎，就在4月下旬，北大醫院的防護服、口罩就開始面臨嚴重短缺，因為無法替換，醫護人員無法換班進入隔離區，不得已，許多醫護人員只好一干三十幾個小時。同樣的，病人需要的呼吸機等醫療設備也開始不足，各家醫院的申請物資調撥的緊急報告一個接一個送到了北京市非典防治辦公室。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的秘書清楚地記得，每過兩個小時，就會收到北大醫院的傳真，上面寫著“緊急報告”。

在不斷尋求上級支持的同時，各醫院也開始自籌資金進行自救，據統計，自4月4日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以來，北京天壇醫院共投入了650多萬元添置包括數字X光機和呼吸機等醫療設備和器材以及用于設置隔離區等。

地壇醫院主任醫師、北京市SARS指揮中心專家組成員丁靜秋教授介紹，像地壇醫院這樣專門的傳染病防治醫院還設有ICU(重癥監護室)，而北京很多醫院并沒有ICU。地壇醫院是全國知名的傳染病三級甲醫院，也只有兩臺呼吸機，而且好多人都不會用。而有些中等醫院連呼吸機都沒有，甚至氧氣也沒有，這怎么叫醫生搶救病人。她指出，近幾年，衛生工作的重點似乎偏向老年病等的防治，而對傳染病防治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以及科研工作的開展都非常薄弱，各項投資也非常少，而且這方面人才流失也很多。此次SARS侵襲，我們的醫務人員感染差不多有30％，這就足以說明這幾年各級醫院針對傳染病知識的培訓和設施建設的投入方面缺乏應有的重視。反思之三：醫療資源管理的條塊分割，致使醫院各自為戰

我們都知道，北京前期防治非典曾一度陷入被動，表面上看，信息滯后與失靈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動的罪魁，而真正的禍首卻是由于條塊分割，各醫院缺乏有效聯系，信息互不溝通所致。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對發生傳染病后的監管模式的規定是： “各級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對傳染病防治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

各級各類衛生防疫機構按照專業分工承擔責任范圍內的傳染病監測管理工作。各級各類醫療保健機構承擔責任范圍內的傳染病防治管理任務，并接受有關衛生防疫機構的業務指導。

軍隊的傳染病防治工作，依照本法和國家有關規定辦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主管部門實施監督管理”。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我國法定傳染病防治的統一監督管理機構是“各級政府衛生部門”。具體又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各級各類“醫療防疫機構”；二是各級各類“醫療保健機構”；三是“解放軍衛生主管部門”。這種分類是按照“條條”(行業)來規定的。

實踐證明，這種按“條條”(系統)來分類管理體制對于防治“非典”工作，是不適應的。

以北京為例，北京共有醫院275家，其中包括衛生部、教育部所屬的醫院，軍隊、武警所屬的醫院，各行各業所屬醫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區、縣所屬醫院。上述醫院各自都是獨立系統，互相之間的關系都是平行的，平級單位之間沒有管轄權，在行政管理系統中也沒有隸屬關系。誰也“管”不了誰，各個醫院分別都有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而且這些醫院彼此之間缺乏有效聯系，信息互不溝通，資源不能整合。

在“條條”與“塊塊”管理原本平時就不銜接的情況下，當“非典”疫情發生時，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的規定，難以使各系統發揮統一的監督管理。僅在疫情信息收集與報告方面，沒有一家機構能夠掌握在京醫療單位的所有“非典”病人與疑似患者數量的準確信息，更談不到及時掌握與公布這些信息了。

于是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緊急成立，這個地區性質的小組涵蓋了北京市、國務院有關部委、軍隊和武警負責人，統一調配醫療等各種資源，并且每周召開40多家醫院的院長聯席會，解決各個醫院之間的協調問題。無庸置疑，這些旨在整合醫療資源的一系列舉措是行之有效的，但畢竟是臨時的。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多年老體制形成的慣性，不可能僅憑一個臨時小組或一紙命令就徹底改變，但此次SARS危機在帶給我們深刻教訓的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契機。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一個地區的所有醫療資源，變條條管理為塊塊管理，使現有的資源分布更合理。

醫院打破部門、條塊分割，進行醫療機構聯合重組、重新布局，由大醫院牽頭，組建跨地區、跨系統的醫療集團，實現衛生資源的優化配置當是可行之舉。

反思之四：防治SARS，令醫院捉襟見肘

當“非典”中受損的行業得到國家減免稅收的支持時，醫院作為抗擊“非典”的主戰場，卻面臨著等米下鍋的窘境。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北京各主要醫院的院長們最發愁的除了治病，就是錢。由于非典的影響，醫院的財務生命線——門診和住院收入都急劇縮水，而防治非典的各項投入又直線上升，不少醫院嚴重地入不敷出。

“資金問題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困難和困惑。”這是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何惠宇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中日友好醫院自3月18日開始被確定為北京市SARS監測定點醫院，4月底，遵照上級指示又臨時改為SARS專科醫院。何惠宇指出，以前中日友好醫院一年的收入有5億～6億元，每個月大約都有4200萬元左右的進賬。現在變成SARS醫院以后，醫院由過去的結余一下子變成零收入。但支出卻徒然加大。

在中日友好醫院財務處的一份報表上赫然列出，醫療設備的支出4月份僅為126萬元，5月份一躍而為4954萬元，僅醫療器材一項兩個月就突破5000萬元。而衛生材料的增加也從4月份的195.77萬元徒然增至743.83萬元，專用材料也由615萬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萬元。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醫院的支出總額就達到了1.1億多元。

根據中日友好醫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測算，醫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將比去年同期減少1.5億元，而支出卻增加了7000多萬元。何惠宇院長無奈的解釋，除了吃老本以外，醫院惟一的辦法就是拖欠一些應付的設備款項，目前該醫院拖欠的這部分費用達3000多萬元。

談及醫院捉襟見肘的情況，幾乎每個醫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據透露，山西省人民醫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萬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則減少到不足200萬元。

北京天壇醫院，以前日門診量約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醫院關閉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個月內僅住院費就損失了1000多萬元。

截止到5月8日，北京市收治了非典病人的二級以上的醫院都還沒有從政府那得到相關補償，依然靠自己的儲備金支撐著。在一場本來是因為歷來政府投入不足而加劇的公共衛生事件中，作為經濟實體的醫院卻暫時承擔了大量的成本。

“醫院面臨的問題表面上是資金的問題，但實際上卻是體制的問題。整個衛生體制不適應這種突發事件，沒有應對的準備，完全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這是改革最后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這怎么能經得起風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何惠宇的一席話直指體制的弊端。

反思之五：重建公共衛生體系期待著財政救市

中國的SARS之戰雖然初步告捷。但我們還不到彈冠相慶的時候，因為，它讓我們認清了中國孱弱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缺乏有力的財政支持。

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這些年來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緩慢與財政支持力度不夠不無關系。1980年國家預算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1%，到2002年下降到0.8%。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1999年我國人均政府衛生開支在191個成員國中僅排141位。

在此背景下，捉襟見肘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自然十分孱弱。因此，當SARS橫禍驟至，整個體系脆弱的令人揪心。山西省副省長王昕介紹，山西整個的防疫系統都相當落后，設備人才遠遠不足。她透露，因為這些年公共衛生方面欠賬太多，現在，山西用于農村健康工程和農村衛生院建設的專項經費每年約在1000萬元左右，偌大的省份，僅衛生院就有1800多家，實在是杯水車薪。

在全國，山西還屬于基層醫療系統相對完善的省份。除縣級醫院外，鄉鎮一級衛生院尚且存在并沒有被拍賣，有合作醫療點的村莊在全省占到了88.9％。而在四川農村，承擔著醫療衛生和防疫任務的鄉鎮衛生院，已有不少活得“有氣無力”。

以四川廣安市的一個區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調查發現，一些鄉鎮衛生院醫務人員，利用國家優惠政策，自由分散經營，全區60所鄉鎮衛生院，分散經營的有22所，約占37％。分散經營的醫務人員不納稅、不交管理費，有的還不承擔法定義務，如預防保健工作、傳染病報告工作等。在60所鄉鎮衛生院中，僅有七臺B超機，二臺X光機，其他就是血壓計、體溫計、聽診器等簡單設備，診治手段十分落后。試問，這樣的衛生防御體系又怎能抵擋SARS的入侵？

可喜的是，干涸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終于因一場疫情被財政資金浸濕。

4月初，中央財政緊急安排專項經費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關等工作，安排專項資金3.1億元用于第一階段應急反應機制建設。

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中央預算總預備費中安排20億元設立“中央財政非典防治基金”，專項用于非典防治有關工作。

4月29日，財政部與衛生部下發《關于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

4月30日，財政部下發《關于中央部門調整2003年部門預算保障“非典”防治經費的緊急通知》。

截至5月6日，地方各級財政已安排非典防治經費超過50億元。其中北京和廣東安排的資金都超過了6億元。

5月6日，中央財政再次預撥非典防治專項經費9000萬元，對山西、內蒙古、河北等9個中西部省自治區給予補助。據了解，這是中央財政自4月23日以來第三次下撥對地方的非典防治補助經費。包括中央本級支出在內，中央財政已經撥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專項經費近9億元。

5月1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緊急通知，對受非典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對餐飲等行業減免城鎮公用事業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等15項政府性基金。

…….……

據不完全統計,SARS疫情發生之后，中央和地方財政安已先后排了70多億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運用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支持。此外，在相繼出臺的減免困難群眾非典病人醫療費用的緊急通知中，在一系列類似的措施里，財政對于公共衛生的支持落在實處。與此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支出也有顯著增長。

支持公共衛生事業的財政政策在如此短的時期內密集出現，此前并不多見。當我們對諸多拉動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習以為常時，幾十億投入公共衛生部門的資金顯得尤為突兀。這些帶有明顯應急特點的財政措施，反映出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關注發生著顯著變化，無論這種關注是否長久，SARS的出現至少沖擊了政府公共財政管理的傳統觀念。

然而,在可喜的同時,我們更要清醒地意識到，積弊已久的公共衛生體系又豈能一個“錢”字所能拯救得了?在財政對衛生投入本來就緊缺的中國，我們誠望衛生部門的管理職能應該盡快從管理醫院、做醫院的老板的職能中解脫出來，將精力用于農村、社區以及公共衛生的管理上去。

非典危機終將過去，遭受重創的中國醫院正邁步進入后非典時期。這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災難注定將寫進歷史，而對于我們的各級醫院和廣大醫護人員，最有價值的不是發現了一個非典型的病毒，而是我們從中發現的社會性免疫缺失以及醫院所暴露出的種種不足。如果這次非典危機能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憂患意識，并最終促進中國醫院割去種種體制的弊端和管理的缺失，走向市場化、產業化，那么我們可以欣慰地說，我們為抗擊非典作出的所有努力和付出的所有代價都是值得的。

第三篇：案例6：“非典”時期中國醫療衛生支出體系

案例6：“非典”時期中國醫療衛生支出體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國廣東省出現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經在廣東的中山、江門、深圳等地蔓延開來，廣州出現了搶購消毒用品和板藍根的風潮，接著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現被感染的病例。雖然直到4月下旬經過全球的許多科研人員攻關研究，才確認“非典”是由新的冠狀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對這起具有惡性特質的新型傳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應該已經有所認識，如果當時采取果斷措施，“非典”就不會在北京以及全國許多地區造成這么大的影響。“非典”的第一個病例出現在廣東，但是它的影響不僅限于廣東甚至內地，香港、臺灣、新加坡、越南、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國家和地區也受到影響。作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員，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員的交往，發生在我國的疫情會影響到其它國家和地區，同樣，將來爆發在國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傳染病也有可能傳播到我國來。

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9.9％的高位增長讓世界為之擊掌，但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卻將中國人經濟發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來。不僅如此，不斷蔓延的SARS病毒無情地吞噬著中國經濟的健康肌體，高速行駛的中國經濟列車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率并沒有出現意料中的下滑趨勢，而依然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1％。在此期間國家財政政策的調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非典時期相關財稅政策：

4月初，中央財政緊急安排專項經費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關等工作，安排專項資金3．1億元用于第一階段應急反應機制建設。

4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中央預算總預備費中安排20億元設立“中央財政非典防治基金”，專項用于非典防治有關工作。

4月29日，財政部與衛生部；聯合下發《關于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明確規定對這部分人員中的“非典”患者實行免費醫療救治,所發生的救治費用由政府負擔。

4月30日，財政部下發《關于中央部門調整2003年部門預算保障“非典”防治經費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門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壓縮會議費、差旅費、培訓費和出國費等一般性公用經費支出，以保證“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時，為便于中央財政及時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經費安排情況，督促各地財政部門落實資金，建立了資金調度機制和“非典”防治經費投入情況統計制度。

5月6日，中央財政再次預撥“非典”防治專項經費9000萬元，對山西、內蒙古、河北等9個中西部省、自治區給予補助。據了解，這是中央財政自4月23日以來第三次下撥對地方的“非典”防治補助經費。包括中央本級支出在內，中央財政已經撥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專項經費近9億元。

5月1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緊急通知，對受“非典”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對餐飲等行業減免城鎮公用事業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等15項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發生之后，中央財政安排了20億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運用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財政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支持。到5月上旬，20億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關醫療設備、儀器購置3.9億元，支持衛生部科研攻關、疫情監測等工作2000萬元，建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機制3.1億元??此外，在相繼出臺的減免困難群眾“非典”病人醫療費用的緊急通知中，在一系列類似的措施里，財政對于公共衛生的支持落在實處。與此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支出也有顯著增長。思考題：結合本案例分析：

（1）財政扮演應對公共衛生風險的“急先鋒”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醫療衛生支出外，請結合當前經濟形勢思考我國在教育文化事業投入上，政府職能存在哪些越位與缺位。

案例7：夏、商、周三代的《量入為出，多有結余》的財政原則

夏，商、周，史稱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社會時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東周為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在經濟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部門，土地的產出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國家財政狀況幾乎完全依賴并取決于農業生產狀況。然而，三代奴隸制時期，生產工具簡陋落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季節轉換，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都對農業收成的豐歉有嚴重影響。因此，三代時期的國家財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礎上來安排支出，即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模，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的財政原則，據此達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財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簡單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結余。其原因在于早期農業社會對自然災害缺乏抵御能力，農業生產靠天吃飯，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如果沒有足夠的結余，勢必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周代，財政遵循多有結余原則，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來制定財政支出總額。如果“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可見，三代時期“量人為出，多有結余”的重要地位。同時，周代還有專項儲備，以待急用，即“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為保證國用的充足和社會生活的安定。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黃天華編著

中國“三代”時期在財政上強調“量人為出，多有結余”原則，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其基本內涵不僅重視“量入為出”，而且強調“多有結余”，這種理財思想，是與當時國民經濟對農業的依賴，農業對自然的依賴一致的。事實上，在長期落后的農耕社會中，以豐補歉，多有結余一直是國家必須遵循的治國理財之策。這與亞當·斯密時期提倡的“量入為出”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略有結余”的財政思想均有本質的區別。但從不同時期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分析，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無不強調財政收入對財政支出的限制，這對財政分配的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穩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考題：歷史上強調“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篇：中國明清時期的歷史特點

中國明清時期的歷史特點

公元1368年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是我國歷史上的明清（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儀退位）時期。這一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明清時期的中國經濟繁榮，政治較為開明，思想文化得到極大發展，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不斷發展。

一、中國明清時期的政治特點

明清時期的政治最大的特點是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完善與發展。

明朝封建君主專制的強化體現在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加強皇權，明成祖設置內閣。這不僅解決了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而且大大加強了君主專制。明朝統治者為了削弱地方勢力，廢除行中書省，設三司，直接對皇帝負責。

清朝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達到頂峰。雍正帝設軍機處由皇帝親信大臣組成，軍國大事由皇帝裁決，這樣一來，全國的軍政大權就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明清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使皇權的極度膨脹，民主制度難以形成。這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長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約束和監督。這種絕對君主專制，使皇帝的決策具有個人獨斷和隨意性的特點，使政策不斷失誤；而為官者則畏首胃尾、惟命是從，助長了官場因循守舊、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之風。明清封建君主專制的空前加強，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現。明朝實行的廠衛制度、清朝軍機處的設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難以形成了。

二、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特點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國家。但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在我國江南地區一帶的手工作坊里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沒有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發展，但這是明清時期經濟的最大進步。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為清后期民主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三、中國明清時期的思想文化特點

在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得到漢武帝的支持。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古代的主流思想。明清時期的思想家們又豐富和發展了儒家思想。

明后期的李贄，指責儒家經典并非“萬世之至論”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學家的虛偽。是我國封建思想的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的色彩。

明清之際的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強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提倡“工商皆本”，他的思想對晚清民主思潮興起有一定影響。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強調“經世致用”，反對君主專制，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

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思想家。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觀點。用發展觀點看待歷史，提出在政治上“趨勢更新”。

然而，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獄等政策鉗制了人們的思想，使得這一時期的科技只注重對前朝的總結而沒有較大發展。

四、中國明清時期的民族關系特點

明清時期由于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統治者開明的民族政策，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不斷發展。

（一）同蒙古、新疆地區關系的加強 1．明長城

⑴明中期，國力衰退，為防止蒙古騎兵南下，修繕長城，加強邊防駐兵，但仍沒有達到目的，瓦剌騎兵曾直抵北京城下。⑵明長城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是世界上的偉大工程之一。

2．俺答汗與明朝修好

⑴明后期，韃靼首領俺答汗與明朝修好。⑵明朝封他為順義王，恢復封貢互市。⑶蒙漢兩族和平友好數十年。3．反對準噶爾分裂勢力

反對準噶爾貴族的斗爭：清軍與噶爾丹及其后繼者進行了約七十年的斗爭，終于在1757年將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粉碎，統一天山北路。清朝對蒙古各部的管理： ①在烏里雅蘇臺設將軍；

②在科布多設參贊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軍政大權。4．平定回部反動貴族的叛亂

⑴平叛：清軍迅速平定居住在天山南路的回部貴族大小和卓兄弟發動的叛亂。

⑵管理：1762年，清朝設伊犁將軍，統管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內的整個新疆地區。

5．土爾扈特部歸國

1771年，西遷伏爾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在杰出首領渥巴錫的率領下，為擺脫沙俄的統治，踏上回歸祖國的征途。他們的回歸，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譜寫下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

（二）同西藏地區關系的加強 1．明對西藏的統治 ⑴明稱西藏地區為烏思藏。

⑵重用藏人：朝廷在烏思藏設立衛所，任用藏族人擔當各級官吏，賜給印信，讓他們管理藏族事務，征收貢賦。

⑶建立僧官制度，法王是最高僧官。

⑷整個明代，西藏各教派勢力都一心擁護中央政府。2．清對西藏的統治 ⑴確立冊封制度：

①清入關前，黃教領袖五世**統一全藏。順治帝正式賜予“**喇嘛”的封號。

②康熙帝又將“**額爾德尼”的封號，賜予另一位黃教領袖五世**。此后，歷世**和**，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冊封。

⑵設駐藏大臣：

雍正時期，清朝派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共同管理西藏事務。這標志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管轄的加強。

⑶建立金瓶掣簽制度

①西藏黃教用靈童“轉世”的辦法確定**和**的繼承人 ②有時同時出現幾個靈童。為了避免紛爭，乾隆年間，清朝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

③金瓶掣簽制度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轉世的監督和任授權力。

(三)“改土歸流”和臺灣府的設置

1.明朝開始改土歸流：永樂年間，西南地區的兩個宣慰司叛亂，明朝派兵平定以后，改設貴州布政使司，從此貴州成為省一級行政單位。這種取消土司衙門，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統治的變革，稱為“改土歸流”。

2．平息三藩之亂

⑴“三藩之亂”：清康熙年間，平西王吳三桂在云南起兵叛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相繼響應，史稱“三藩之亂”。

⑵平息叛亂：康熙帝采取剿撫兼用的策略，歷時8年，平息了叛亂。3．大規模改土歸流：1726年，雍正帝在云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

4．清軍進入臺灣

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臺灣一直處在鄭氏子孫的統治之下。⑵1683年，清廷命福建水師提督施瑯進軍臺灣。

⑶澎湖一戰，鄭軍大敗，鄭克塽投降，臺灣納入清朝版圖。5．清設臺灣府

1684年，清設臺灣府，隸屬福建省。這加強了臺灣同祖國大陸的聯系，促進了臺灣的開發，鞏固了祖國的海防。

五、中國明清時期的對外關系特點

對外關系上，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使中國和世界逐漸隔絕，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明朝一度實行“海禁”；清政府則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幾次下令禁止海外貿易。“閉關鎖國”政策不利于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取長補短。從而妨礙了中國的發展，使中國與世界隔絕，落后于世界潮流。

總體來說，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制度漸趨衰落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鞏固時期。其歷史特點可概括為：(1)實現了中國古代的第三次大一統，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2)君主專制統治空前強化，并達于頂峰；(3)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和緩慢發展；(4)從對外開放走向閉關自守；(5)反封建民主思想的產生和傳統科技依然處于世界前列。

第五篇：從歷史的角度解讀中國各時期的中國夢

歷史上中華民族夢想 的構建與破滅

班級：政教師范121 學號：1203012012 姓名：魏雪 歷史上中華民族夢想的構建與破滅

政教師范121 1203012012 魏雪

【摘要】2012年11月29日，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一經提出，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共鳴。中華民族的夢想不是現代才有的，它和歷史一樣古老。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就會造就不同的人，而他們就會有不同的夢想。中華民族的的夢想像一代人的的人出生和一代人的死亡一樣，形成了，破滅了，繼續重構。它生生不息，影響著五千年來華夏民族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中華民族 夢想 重建

2012年11月29日，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一經提出，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共鳴。其實，中國夢的說法由來已久。最早有文獻記載的出自宋末詩人鄭思肖(12411318年)的詩《德枯二年歲旦二首》中的其一:“力不勝于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漢旌旗。”這首詩表達的是一心夢想著要收復中原，統一祖國的愿望。當然，中華民族的夢想不是近現代才有的，它和歷史一樣古老。從我們中華民族形成之初就有雛形，伴隨著歷史的變遷中華民族的夢想也在不斷變化演繹。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夢想。中華民族的的夢想像一代人的出生一代的人的死亡一樣，形成了，破滅了，繼續重構，生生不息，貫穿于歷史發展的始終，影響著五千年來華夏民族的傳承與發展。

一、原始社會的中華民族夢

原始時代，女媧補天，有使華夏人種滋生繁衍的夢想；神農嘗百草，有著使人免于饑餓貧困和疾病痛苦的夢想；黃帝有統一中原，一統華夏的夢；他們的夢雖然源于傳說，但卻是對歷史上中華民族夢想的一種抽象與具體兼而有之的體現，他們的這些平凡而樸素的夢想影響著我們華夏民族的繁衍生存。原始社會中華民族夢想無疑都是十分具有中國民間和民生特色的夢，但卻是寶貴的民族夢想之魂。

二、奴隸制社會中華民族的夢想 夏商周是我國的奴隸制社會。夏朝的建立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大一統，這次統一的實質是用血 辛向陽 《中國夢的歷史演進及其啟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北京100732 脈傳承替代禪讓制。此時，國家已經出現，階級已經形成。這時統治階級的夢想是天命所歸、天子獨尊、統治萬年，他們規定終身制和世襲制作為那個時代最高的天命、禮法和準則；他們說這就是天道，任何人都不得違反天命。當時西周實行分封制，通過分封制加強了周天子對地方的統治，擴大了統治區域，并逐步構織出遍布全國的交通網絡，形成對周王室眾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全歸王室所有，黎民百姓任其奴役宰割。但正是因為這種特權，歷史上出現了夏桀、商紂、周幽這樣極端腐敗、實行暴政的君王。于是諸侯群起，爭奪霸權，“治國平天下”成了那個時代最緊急、最迫切的政治課題。為了探索“治國平天下”的方法，“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格局就在華夏大地上應時出現、應運而生，一時間產生、出現了像老莊、孔孟、荀韓等眾多圣哲賢能之士，對天下大事各抒己見。如果說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是老子的中國夢，那么天下大同應該是孔子的中國夢，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則是孟軻的中國夢。他們積極推銷自己的主張，著書立說，最終成一家之言。

三、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的夢想

（一）大一統夢

自秦始皇結束春秋五百年來分裂割據的局面，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起，封建制在我國延續2000多年，為中華民族的農業文明奠定了基礎，也為多民族人民的融合提供了條件。秦朝滅亡后，漢朝為了休養生息，遵循黃老無為的思想。到了漢武帝時期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時代，迎來大一統時代。這個時代需要一套理論體系保持這大一統，董仲舒的理論便應運而生了。董仲舒奠定了儒學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主導地位，中國封建社會不管怎樣改朝換代，儒家思想卻一枚相傳，中華民族始終保持大一統。

（二）天朝之夢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完全斷絕與外界來往；有些朝代甚至對外交往頻繁。這些交往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天朝上國和文明中心自居，來者是臣服朝貢的蠻夷。但在看到交流盛況的同時，不能忘記它的思想底色是“萬邦來朝”。這種關系是以儒家的華夷之辨為思想基礎的。《論語·八佾》中言道：“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中也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學界公認，儒家建構的是文化民族主義。只要夷狄接受中華文明，就可以同化為諸夏的一部分。如果拒絕教化，那就永遠是野蠻的夷狄。這些信條的作用是復雜的。一方面，它是最大的民族——漢族的思想融化劑，出自《 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 而且澤被東亞，提高了周邊國家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閉的思想堡壘，使中國人喪失了多次接受外來先進文化，推動社會轉型的機遇。如清乾隆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伴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天朝上國觀念經歷了初步動搖、再次動搖、初步崩潰和徹底崩潰四個階段。天朝上國觀念在晚清的崩潰有其必然性：晚清自身的經濟與政治條件的變化;在與外來文化發生接觸中,出現了一個與原來文化完全不同的參照系統,人們由此發現了自身文化的弱點和不足;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割地賠款,造成了人們對自身文化信仰的動搖。

（三）救國圖強夢

甲午戰爭后，中華民族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與努力。其中有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導的維新救國運動、有農民階級領導的扶清救國運動、有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救國運動、有資產階級實業派領導的實業救國運動、還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激進民主派嘗試的思想救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五大救國運動中，我們不難看出：近代中國在沒有民族獨立的前提下，實現以政治民主化、經濟工業化的近代化是不可能的；不論農民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各個派別，由于自身的局限，都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事實說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要解決中國發展進步問題，要實現中國人民富強文明的夢想，必須找到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必須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

總的來看，20世紀中華民族的夢想簡單化、條理化、明朗化、系統化了，不像以前那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統治階級自私而狂妄的夢想居于主流地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四、社會主義社會中華民族的夢想

（一）獨立之夢

3543 張立勝 《試論天朝上國觀念在晚清的崩潰》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北京

100875 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471 } 1470頁

辛向陽 《中國夢的歷史演進及其啟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北京100732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因為，“無論是當時的國民黨，還是其他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給人民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于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并進而轉入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精神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發展前景。中國產黨成立后在華夏大地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領導中國人民不斷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在這場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從踴姍學步的幼年迅速成長起來，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考驗，先后領導了土地革命，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后來又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二）復興之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隨著另一場夢的破碎產生的。長期以來，中華文明以其獨有的特色和輝煌走在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隨著近代工業革命腳步的加快，中國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統治者仍然沉浸在往口的輝煌所造就的夢想之中，等待著“萬國來儀”。不料，等來的卻是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等來的卻是亡國滅頂之災。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絕不會將自己的命運任人擺布，更不會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無動于衷。在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入侵下隨之而興的，是中華民族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喚醒，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夢的提出。

總書記的話可以看出，中國夢是復興的夢、中國夢是時代的夢、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中國夢是人民的夢、中國夢是強國的夢、中國夢是富民的夢、中國夢是創新的夢、中國夢是攻堅的夢、中國夢是奮斗的夢、中國夢是出彩的夢。中華民族的復興夢開始，為了中 6

6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人民日報》1981年6月27日

李捷 《“中國夢”，深刻道出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 2013年1月4日《光明口報》17版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6月27日

李捷 《“中國夢”，深刻道出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 2013年1月4日《光明口報》17版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汪金友 《十解“中國夢”》 [N] 人民公安報，2013-328.汪金友 《十解“中國夢”》 [N] 人民公安報，2013-328.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改革開放，并把改革引向深入；大力發展高科技，走科教興國之路；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搞好惠民工程建設；健全民主與法制，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人人都有夢想，人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奢望，人人都想過上辛福美滿、殷實富裕的生活。只有在中國這個大家庭里不懈努力，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加快步伐建設好我們的國家，多為民生事業出一把力、建言獻策、凝聚智慧和力量，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強國之夢，也才能讓中華大地上成千上億個家庭實現各自心中所追求的夢想。【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 [N] 人民日報 2012-11一30.[2]肖貴清 《思想理論高度引領“中國夢”的實現》 黨建 [J] 2013(2).[3]唐洲雁 《凝心聚力共筑中國夢》 [N] 人民日報 2013 3 28.[4]《“中國夢”必將成為時代強音—訪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 [N] 解放日報，2012-12 3.[5]《價值觀念構建是“中國夢”的關健—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N].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3 2 [6]康來云 “中國夢”是人民的夢[[N].貴陽日報 2013一25 [7]梁麗萍 《百年淪桑“中國夢”》[N].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2013 2 30 [8]汪玉奇 《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夢》 農業考古 201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