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匯率制度走向講稿
中國匯率制度走向
090360106
趙昱
我國的匯率制度的歷史性變化
在近十年間,我國的匯率制度經過了三次重大的根本性調整。
1994年,我國實現了匯率并軌,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主動收窄匯率浮動區間,雖然仍然保留“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演變為“準固定匯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銀行公布了《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重新確立了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從盯住美元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并將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2005年的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大重于匯率水平的調整,它標志著中國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歷史一步。
人民幣匯率變化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8.2765上調至8.1100,上調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1的心理關口,達到1美元兌7.9982元人民幣。
2007年1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突破7.8,同時人民幣匯率13年來首次超過港幣。
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破7”,達到6.9920元人民幣兌1美元。
2011年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首破6.4,1美元兌換6.3991元人民幣
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特點
1、鮮明的市場導向性。更大幅度地引入了市場的力量,市場化導向更加鮮明,市場供求對匯價的形成作用更加顯著。
2、“參考一籃子貨幣”:相較之前的單一盯住美元有更多的靈活性和局部可變性。參考一籃子貨幣有利于較好地應對美元不穩定所帶來的影響,降低人民幣多邊匯率的波動,從而保障我國匯率的安全。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于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于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3、浮動匯率制:與市場化導向的一致性。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中央銀行主要起到濾波器的作用。隨著經濟適應程度的提高,濾波器的作用是可以減弱的、是自適應的。
現行匯率制度的正面效應分析
匯率制度由之前的固定匯率機制向浮動匯率機制轉變后帶來了一系列正面效應:
1、富有彈性。相比于之前的釘住單一美元的制度現行匯率制度更具彈性且經常波動,一籃子貨幣中貨幣的相互波動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壓力實際上較之原來是下降了,有利于穩定匯率預期。同時保留了央行對調節匯率的主動權和控制權,有效的規避世界上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動給人民幣帶來沖擊由此引發的結構失衡,從而增強了我國應對投機壓力的能力。
2、與國際接軌。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不斷加快,我國同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也越來越密切。從單一盯住美元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變化,更加符合中國經濟國際化、多元化的趨勢,使人民幣匯率制度日趨與國際接軌。
3、對市場反應靈敏。隨著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日益完善、市場作用在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敏反應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有利于間接融資企業的發展。
4、有利于以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現行匯率政策推動外需擴張,帶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現行匯率制度的負面效應分析
在看到現行匯率制度的優點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其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
1、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著名的“三元悖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本自由流動、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三者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決定了匯率變動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動,而是根據籃子中貨幣之間的匯率來被動調整的,是中央銀行被動干預的結果。因此,目前的匯率制極大地限制了我國實行貨幣政策的能力,并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
2、匯率基本上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匯率的變動可以起到影響一國國際收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為調節一國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但在我國現行的匯率決定機制下,貨幣的比率被基本固定,而且匯率的波動范圍被限制在央行規定的一定幅度之內,從而使得匯率基本上失去了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
3、匯率調整缺乏準確依據,且維持成本較高。在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時,這一市場十分狹窄,而且僅限于由經常項目中的貿易項目派生出的外匯供求,但由于信息不對稱中央銀行無法獲取準確定價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此外,維持現行匯率制度增加貨幣政策靈活操作的難度,其總維持成本較高。
4、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現有匯率制度約束了匯率變化的靈活性,使人民幣匯率的經濟杠桿功能被弱化,也淡化了交易主體的風險概念。如果人民幣僅是小幅波動,企業通過適當的內部調整就可以應對匯率變化,但未通過運用金融市場工具防范和化解匯率風險,因而,企業缺乏匯率風險意識和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造成了風險的累積,而這些風險的累積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隱患。
5、銀行風險增加。雖然間接融資企業對匯率的敏感性強于對利率的敏感性,但是對浮動匯率制下的市場波動適應性較弱。這些企業向銀行的借款并不會隨利率的升降而出現大幅變化,但是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的收益卻會隨匯率的變化而波動。企業還貸不確定性增加,銀行貸款回收率下降,貸款風險增大,呆賬壞賬增加,銀行利潤率和收益率隨之下降。
美國操縱匯率的手法
透過國際匯率制度歷史變遷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操縱匯率的慣用手法,其匯率政策的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一直是美國國家利益平衡和危機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與美國的經濟策略不謀而合。美國的匯率政策可謂是“予取予奪、隨心所欲”,需要貶值時,就立即操縱貶值;需要升值時,就立即操縱升值,該匯率政策的關鍵條件正是“浮動匯率”。當經常賬戶急劇飆升或者對外負債急劇增加時,為了促進出口、改善國際收支、降低對外凈負債,美聯儲則采取入市干預或迫使別國匯率升值等手段,操縱美元貶值。而當國際社會對美元信用有所質疑、資金流入美國速度大幅放緩之時,美國政府則會高唱強勢美元,甚至主動入市推高美元匯率。
人民幣升值的后果
人民幣升值可以增強進口購買力,有利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企業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減少資源消耗,轉變外貿和經濟增長方式。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經濟競爭力,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如果倉促讓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將會使我國陷入既無法化解升值帶來的外部風險,也無法充分利用升值帶來的積極影響,相反卻會嚴重削弱現階段的我國勞動力廉價等比較優勢,嚴重影響我國出口,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動蕩,過早結束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期。
當前人民幣升值過快,已經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嚴重的沖擊。
迎接挑戰的四大對策
為防止通貨膨脹失控和防止經濟大幅下滑,我們必須采用財政、稅收、價格等經濟杠桿。
一:暫緩人民幣升值。目前,大量的熱錢通過各種渠道進來我國,金融風險正在不斷地累計。要扭轉這種局面,除了采取嚴厲管制措施外,必須利用匯率工具,果斷地暫緩人民幣升值,切斷國際投機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要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及國內承受能力,在一定的幅度內,使之有升有貶,并不斷創造有利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國內、國際環境。
二: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以低價格要素制造價廉物美的商品來貼補國外的消費者,致使國內初級產品對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同時,大量資源消耗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環境成本越來越高。為此,要根據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針對不同產業和不同類別的資源能源產品推進價格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企業承擔環境保護、生產安全等方面的社會成本。
三:加快經濟轉型的改革。轉型的內容可以用三個“轉變”概括:一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依靠科技進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則人民幣升值不僅能降低企業成本,而且會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所以,加快經濟轉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會變成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
四:推進金融改革,建立風險防范系統。目前,我國金融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期。我們既要推進金融改革開放,又要加強對某項領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預防性、應對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風險。
為此,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其次,穩妥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第三、改善外匯儲備結構,增加黃金及石油儲備;第四、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可,要建立完備的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控制體系。
對中國未來匯率體制發展展望
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需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與人民幣利率的完全市場化和資本項目管制的放寬一樣,匯率形成機制對于中國這樣自主的龐大經濟體而言,只是諸種考慮的經濟變量之一。判斷其匯率制度是否合適的主要標準是它與國內實體經濟的關系,實體經濟在這種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下是否良性運行,以及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持續。匯率應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
中國政策制定以自身考慮為主,同時也強調考慮亞太和世界的經濟。中國正逐漸變為一個經濟大國,既要考慮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平衡,也歷來重視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相互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的互補性增強。穩定人民幣匯率,一方面會帶動我國外貿出口發展,有助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金融穩定,市場容量不斷擴大,會增加進口需求,拉動其他國家出口擴張。完善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應是必然的選擇。現階段,我國必須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資本管制之間尋求某種平衡,既能保持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又能兼顧匯率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同時使資本管制發揮一定效果。
1、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浮動
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實力的進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調控能力的進一步加強,我國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動匯率制轉向單獨浮動匯率制。但目前的主要工作還是加強完善現行匯率制度。
2、堅持匯率改革市場化方向的同時要打破市場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近些兩年來,人民幣匯率較均幅的、緩慢的爬升,使市場上形成了強烈的、可預測的升值幅度預期。這使得國際投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進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這不僅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而且給宏觀經濟調控帶來了很大困難。因此,打破市場上人民幣可測算的升值預期刻不容緩。
3、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話語權并贏得外部支持。一國匯率的變動會影響到相關國家的利益,因此,一國匯率制度的改變也常常會引起國際上的干預或協調。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和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團的壓力不斷地通過政治等途徑對中國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要主動應對,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的力度,保持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話語權,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贏得有利的外部環境。
4、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深化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改革。當前要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品,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許開辦人民幣外匯貨幣遠期和互換的基礎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幣期貨和期權交易等。從匯率改革的過程來看,今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難以預測,人民幣升值的空間也可能會大于預期。因此,企業必須加強對匯率問題的研究,提高風險意識,學會應用各種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金融機構應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與創新,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
5、協調好匯率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關系,保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匯率水平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利率水平高于國外,則會推動本國匯率上升,反之則下降,因此匯率制度改革要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協調,共同維護幣值的穩定,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面對重壓下人民幣匯率的選擇
在短期內,從中國目前的具體經濟環境看,現行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應是向自由浮動匯率制轉型階段的最優選擇。目前面對外部重壓下的人民幣匯率的選擇,我們要堅持保障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我們靈活解決對外爭端的智慧,在充分揭露美國習慣操作國際匯率嘴臉的同時,耐心向全世界人們解釋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已經采取了有效措施提高匯率靈活性,而且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已經大幅升值了很多,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和人們的理解,并且給出我們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切實可行的時間表。人民幣升值一定是個漸進的可控的過程,要小幅逐步地進行,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該是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來調整,而不是屈服于國際輿論的壓力和個別大國的操縱。
第二篇:匯率制度
案例研究1:阿根廷應該實行美元化嗎?
20世紀90年代初,糟糕的經濟形勢嚴重地阻礙了阿根廷的發展。價格在12個月里瘋狂上漲了20266%,而這一年的GDP卻下降了23%。1991年決策者通過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計劃,包括實施可兌換法,建立了一種獨特的貨幣委員會制度。阿根廷領導人希望貨幣委員會制可以給政府的政策帶來可信性,并通過將政策與匯率管理分離來降低通貨膨脹。到1998年,這些改革措施使通貨膨脹率每年下降大約1%。
阿根廷貨幣委員會制度是獨特的,與典型的貨幣委員會不同的是,它允許阿根廷的貨幣委員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中央銀行必須確保國內的貨幣基礎完全取決于所持有的美元儲備。央行絕大部分美元儲備都是以帶息金融工具的形式(如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政策債券)持有的。然而,中央銀行最多可以用儲備美元的1/3來購買阿根廷政府發行的以美元為面值的債券。盡管中央銀行還沒有行使過這種權力,但這種規定還是使它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擁有一定的自由度。
1996年,決策者創立了或有回購工具,允許中央銀行向出現流動性問題的商業銀行提供貸款。這種最后貸款者的功能也是典型貨幣委員會制度所不具有的特征。這種工具所需要的資金是由超過貨幣委員會制度要求的儲備資金提供的。1990年末,阿根廷外匯儲備是貨幣委員會制度要求儲備量的近兩倍。
即使阿根廷已經將通貨膨脹率下降到美國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水平,阿根廷的利率還是比美國的利率高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利率缺口是由于阿根廷政府還沒有完全獲得投資者的信任。因為政府已經持有了大量的美元儲備,阿根廷貨幣實際上已經75%被美元化了,因此,阿根廷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完全實行美元化。通過使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阿根廷政府就一定會實現承諾的價格穩定。利率會下降到與美國相同的水平,這會帶來額外的經濟效率。
反對美元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阿根廷中央銀行會喪失現在所擁有的有限自由度。美聯儲克利夫蘭銀行的大衛·阿爾提格和歐文·漢姆佩格認為,通過使用或有回購工具的方式持有美元儲備,中央銀行可以繼續充當最后貸款者的角色。因為,他們認為,“美元化給阿根廷貨幣政策帶來的成本,遠小于實行委員會制度所帶來的成本。”
資料來源:[美]約瑟夫P·丹尼爾斯、戴維D·范戶斯著:《國際貨幣與金融經濟學》(中文本,第2版),李月平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頁。
關于阿根廷實行貨幣美元化的問題,還可參考以下文章:秦鳳鳴:“從阿根廷貨幣危機看美元化的命運”,《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1期;蔡輝明、易綱:“美元化利弊及美國的態度”,《國際經濟評論》,2003年第2期。
專欄1:目前各國的匯率制度安排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9年以前對匯率制度的分類大致有以下幾種:(1)釘住匯率制。它是一種匯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一個國家會將本國貨幣釘住另一種貨幣或一個貨幣籃子。(2)聯合浮動制度。這種匯率安排在1999年以前主要存在于歐盟內部,歐盟成員國之間匯率相對穩定,對外實行聯合浮動。(當然,1999年1月1日起,歐元進入記賬流通后,這種聯合浮動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3)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指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匯率朝向有利本國政策目標的方向浮動。(4)單獨浮動制度。這是指本國貨幣不與任何外國貨幣發生固定聯系,匯率只根據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動。
上述傳統的匯率制度分類有一個較大的缺陷,即IMF成員國對外公布或向IMF上報的匯率制度往往不是該成員國實際執行的匯率制度。一些宣稱采取了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實際上常常通過政府干預以穩定匯率,或者干脆實行實際上的釘住匯率制。為此,IMF從1999年開始對匯率制度進行了重新分類,見表8-1。新的分類方法區分了各種盯住匯率制度以反映各國貨幣當局在匯率上的自主性和責任權限。
表1
1999年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匯率制度的新分類
匯率制度
國家數目
1999.1.1
1999.12.31
2000.12.31
2001.12.31
1.無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
2.貨幣局安排
3.其他傳統的固定釘住安排
4.水平波幅內的釘住匯率
5.爬行釘住
6.爬行波幅內的匯率
7.不事先公布匯率軌跡的管理浮動
8.獨立浮動
資料來源:IMF:《國際金融統計》,1999年4月,2001年5月
IMF:《2002年年報》,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4月
專欄2:各國貨幣合作的層次
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將貨幣一體化的含義分成三個層次。一是指區域貨幣合作,即有關國家在貨幣問題上實行的協商、協調乃至共同行動,它在合作形式、時間和內容等方面都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它既可以是松散的,也可以是緊密的;既可以是暫時的,也可以是長久的;既可以局限在某個方面,也可以是全面的。二是區域貨幣同盟,這是區域貨幣合作形式的深入發展,指通過法律文件(共同遵守的國際協議)就貨幣金融某些重大問題進行的合作。三是通貨區,它是貨幣一體化的一種高級表現形式,其特征是成員國貨幣之間的名義比價相互固定;具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貨幣作為各國貨幣匯率的共同基礎;主導貨幣與成員國貨幣相互間可充分地自由兌換;存在一個協調和管理機構;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主權受到削弱。通貨區(也可稱為貨幣區)具有5個顯著特征:(1)成員國貨幣之間的名義比價相互固定;(2)具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貨幣作為各國貨幣匯率的共同基礎;(3)這種貨幣與成員國貨幣相互間可充分地自由兌換;(4)有一個適當的協調和管理機構;(5)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主權受到削弱。
根據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第八章有關內容編寫。參見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專欄3: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單一指標法:建立通貨區的條件
最優貨幣區理論證明:如果各國之間的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性很大,那么,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對各成員國都最有益處。那么,如何判斷和度量各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呢?進而哪些國家之間最適宜建立最優貨幣區呢?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看法,下表概括了其中的主要觀點。
指標名稱
指標
代表人物
提出時間
要素流動法
速度/成本
蒙代爾
1961
經濟開放性
可貿易產品/社會總產品
麥金農
1963
低成效的產品多樣性
單一出品/出口比重
彼得·凱南
1969
國際金融的一體化
長期資金流動/總額
伊格拉姆
1969
政策一體化成效
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托爾和威萊特
1970
通貨率相似性
原因和趨勢
伯勒·弗萊明等1970、1971
第三篇:中國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內容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 匯率制度 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幣匯率處于基本穩定階段。
自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如圖1)。
3.從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人民幣貿易內部結算價時期(1973—1978):人民幣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匯率調整頻繁。
1968年我國在國際結算中試行人民幣匯價結算,人民幣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對外商品的價格、外匯收支和外商的盈虧。同時,由于國際貨幣體系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國停止各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1973年3月,西方貨幣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匯率波動日益頻繁。在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為了避免西方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推行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保持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相對穩定,促進對外經貿的正常開展,我國采用釘住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選用與我國外貿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組成“貨幣籃子”,再根據“籃”中貨幣浮動情況及我國政策進行調整,貨幣籃子的種類及其權重多少由國家統一掌握,并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加以變動,其中,美元、日元、英鎊、西德馬克、瑞士法郎等在貨幣籃子中始終占重要地位。由于選用貨幣和權重的變動,該時期人民幣匯率變動頻繁,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就調整了61次之多。人民幣匯率基本上穩定在各國之間匯率的中間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兩次貶值,以后美元匯率又持續
下浮,在1972年人民幣匯率偏離2.46人民幣/美元后,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達到1.49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匯率高估現象不斷趨向嚴重。這種“釘住匯率制”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減少了國際匯率波動對本國貨幣的影響,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但該種方式卻因籃子貨幣的幣種選擇和權數確定客觀依據不足,而使匯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證;同時國際市場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嚴重背離,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逐漸消失,蛻化為外貿會計核算的標準,貿易和非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拉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間矛盾加劇,從而影響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則制定,成為計劃經濟的調節工具。但高度的計劃性決定了市場力量對匯率幾乎不起到任何作用,匯率水平無法真正反映外匯相對短缺的情況。為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中的杠桿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我國改革開放后便對人民幣制度進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中的經濟轉軌時期1979年起,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其中下放外匯經營僅,實行分散經營,使得由于匯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虧損成為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由此拉開了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幣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時期(1981—1984)。
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嚴重高估,長期以來的貿易與非貿易單一匯率制度已無法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對擴大出口不利。表1為1975—1979年間我國平均出口換匯成本與人民幣官方匯率。如1979年我國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國平均換匯成本為2.41元,而出口企業按銀行牌價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幣,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業要虧損0.855 5元,從而造成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而經營進口反而賺錢的不合理現象。
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外貿體制,包括打破外貿壟斷經營、建立外貿企業自我運行機制、改革進出口和外匯管理體制、消除價格和匯率扭曲等。為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我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對外貿易單位和出口生產企業把收入的外匯賣給國家,國家按一定比例撥給他們相應的外匯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貿易內部結算價按照1978年全國平均換匯成本2.53人民幣/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潤計算出來的,計算出來2.8人民幣/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變動不大,貿易內部結算價沒有變動(如圖2)。同時公布牌價,仍采用“釘住匯率制”的計價原則。這樣人民幣匯率在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牌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貿易內部結算價限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而官方匯率主要適用于旅游、運輸、保險等勞務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下的僑匯等外匯結算。
貿易內部結算價的采用,解決了外貿部門出口換匯成本過高以至于出口虧損的問題,加上當時國內物價較為平穩,而美元匯率因采取擴大財攻赤字、緊縮通貨等政策處于升值狀態,西方國家經濟走向復蘇,我國的貿易收支明顯好轉,外匯儲備明顯增加。1984年外匯儲備年末累計余額170.42億特別提款權,為歷史上和20世紀80年代最高水平。但實行內部結算價也暴露了一系列問題,它影響了非貿易部門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貿虧損增大,在對外經濟中陷入被動,造成了外匯管理的混亂,更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實行內部結算價注定成為一個過渡時期的應急措施。
2.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時期(1985—1993)。從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應用于貿易結算和非貿易外匯兌換。為了消除匯率高估,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我國多次大幅度調整官方匯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幣/美元逐步調整到3.20人民幣/美元,下調12.5%。l986年7月5日調至3.70人民幣/美元,下調21.6%。1990年11月17日調至5.22人民幣/美元,下調9.6%。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后于國內物價的上漲。
為鼓勵出口,在人民幣匯率下調的同時,1985年國家又一次提高外匯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匯金額比例留成的辦法。1985年12月我國改變由中國銀行多年舉辦外匯調劑業務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調劑市場匯率日益成為補償出口虧損、促進出口增長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國外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外貿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并對輕工、工藝、服裝三個行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991年外貿由補貼機制轉向自負盈虧機制,取消財政補貼。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幣匯率成為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幣官方匯率雖然經過1981年到1990年匯率制度的改革,幾次大幅度的下調,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匯率的下調,匯率依然偏高。同時,鑒于前幾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調人民幣匯率對國民經濟和物價影響較大,企業難以承受,因此從1991年4月9日起,官方匯率的調整改為小步緩慢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官方匯率,難以解決外貿核算問題。所以從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增加留成外匯比例,擴大外匯調劑量,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利用市場利率,解決出口虧損,鼓勵進口,限制非必需品進口,實行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制”。官方匯率從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幣/美元小步調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幣/美元,下調9.6%。調劑市場匯率按照市場供求狀況浮動,波動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進口需求猛增,外匯求大于供,市場匯率不斷下跌,由5.70/美元貶值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幣/美元。為了限制匯率投機性上漲,一度實行限價,造成外匯流向場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價,市場匯率驟升至11.20人民幣/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對市場進行干預下,到1993年底市場匯率回落到8.72人民幣/美元。
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計劃匯率向市場匯率過渡的形式,雙軌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過,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幣兩種對外價格和核算標準,不利于外匯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在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
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第四篇:論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狀及其走向
論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狀及其走向[ 來源:中國民俗學網 | 發布日期:2012-01-03 | 瀏覽(2472)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王希恩
內容提要:本文對我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向作了宏觀分析。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的強烈沖擊以及國家和社會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著力弘揚的雙重作用,使當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呈現出復興、衰退和變異并存的狀況;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和中國加入WTO的完成,這種狀況將持續存在并加劇或擴展。為此,文章提出了正確對待衰退、引導健康變異和促進全面繁榮等應對建設。
關鍵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代化發展趨向
一、影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狀的兩個社會背景
(一)現代化的強烈沖擊
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對傳統文化的沖擊,這是世界現代史和當代社會發展中極具普遍性的問題;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占人口多數的民族還是少數民族,都是如此。在我國改革開放引導的現代化進程中,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擴大,各種現代傳媒的傳布速度和傳布范圍達至空前,各種傳統文化受現代文化的沖擊也都達至空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一般較漢族和漢族地區的發展要滯后一些,但至少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便已面臨危機:一些民族歌謠、曲藝、傳說等開始失傳;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藝和建筑開始衰微;一些靈驗有效的民族醫藥失去了市場;一些有利于培養人類美德的傳統禮儀和習俗被逐漸廢棄等等。時至今日,這種狀況有增無減。
關于民族傳統文化在某一地區具體的縱向變化,云南大學的李子賢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他三下怒江峽谷進行田野考察的印象。
第一次是1963年9月。他從昆明出發,乘車、騎馬和步行,幾乎花了一個月時間才抵達目的地。當時所見所聞,都是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村寨里的人們都是清一色的民族服飾,人人會唱傳統民謠,都能講上幾則故事,能滔滔不絕地講解各種習俗禮儀的由來,講述該族神話。每進一家,均受到傳統禮儀的接待。村民中幾乎沒有會講漢語的。
第二次是1991年秋。一路乘車,僅花了三天的時間。當年只有幾間瓦房、十多間草房的貢山縣城,已有了一條大街和高層建筑。傈僳族和怒族村寨中已有人經商,村里的一些年輕人已穿上了城里人的時裝。村里講漢語的人多了,但唱傳統歌謠和講述神話、民間故事及各種民俗由來的人則不多了。
第三次是1997年8月。這里的變化已令人驚訝:貢山、福貢、瀘水縣城高樓林立,各類商店、餐館、旅館應有盡有。有的卡拉OK廳的老板就是少數民族。一住進旅館,就可以和昆明的家人通電話,讓人幾乎沒有已抵達邊境少數民族地 區的感覺。當年聞名省內外的民間歌手,大多已過世;通曉一切的民間藝人,已很難找到。過去收集到的神話和民俗,現在能夠知曉的人已不多,而此次收集到的民俗文化及口頭文學,已發生了較大變異。當地各民族傳統文化的某些部分,正在不斷喪失。要想真正了解到當地各民族系統、完整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內隱文化,已很困難了。(注:參見李子賢:《云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存教育芻議》,《思想戰線》1998年第4期。)
對于怒江地區的這些變化恐怕沒有人懷疑,因為這種變化實際上在很多地區都在發生。從我們在民族地區的直接感受來看,傳統文化色彩在大多數地區都已很不明顯,或者說,除了大跨度的空間距離造成的地區文化差別之外,相近民族之間的文化特征已不清晰。從我們回收的民族問題問卷調查來看,58.72%的應答者認為近年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逐漸減少”,23.68%的應答者認為“大大減少”。當然,由于發展程度、環境、生產方式、既有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天然抗御力等因素的不同,各民族和各個地區傳統文化的受沖擊程度是有較大差別的。如居住于廣西防城港市的大板瑤(瑤族的一支)現今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里的“阿寶節”、“盤王節”等節慶活動的對歌、婚禮等民俗民風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在服飾方面,“婦女們無論是外出到鄉里趕集、上山勞動、下地干活或是做家務,她們都一絲不茍地身著民族服裝,把頗具特色的民族服飾認認真真穿在身上”。(注:徐正榮:《大板瑤:把民族服飾一絲不茍穿在身上》,《民族團結》1998年第1期。)這些都是傳統文化受沖擊較少或自身保存較好的例證。但顯然,受影響發生變化是絕對的,不變則是相對的。一般而言,同一民族聚居區和封閉程度較大的地區變化要小一些,反之則要大一些。
需要說明的是,把沖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外來文化都說成是漢文化是不確切的。因為,除了漢語之外,當今處于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想、價值觀念,流行的服飾、音樂、交際方式、建筑風格、生活器物等等,都很難說有多少真正屬于漢族的文化成分。實際上,傳統的漢族文化也在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沖擊傳統文化的是與之相對的現代文化,它們屬于普同文化范疇,而很難說是哪一個具體民族的文化。當今普同文化的成分確切地說源于西方的成分多一些,這是由近現代及至當代西方在世界經濟和文化上的強勢地位所決定的。而在我國,由于漢族在人口、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匯入普同文化的成分要多一些,但這不等于普同文化就是漢族文化,更不能把現代文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沖擊看作是漢族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威脅。
(二)國家和社會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著力弘揚
我國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是促進民族繁榮的政策。這種繁榮既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規模和素質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也包括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充分發展。因此,黨和國家歷來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繼承和弘揚,改革開放以來尤其如此。
首先,對少數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實施有效的保護、整理和研究。面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遺產日漸湮滅、損毀和流失的危險,國家本著“搶救第一”和“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動員各種力量努力予以搶救性的保護、發 掘,并適時加以整理和研究。如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江格爾》和《瑪納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60年代即展開了有關資料的調查收集,80年代又成立了相應的研究機構。截至1998年,僅《格薩爾》的藏、蒙古文手抄本和記錄、整理民間藝人的說唱本就收集各300多部;出版藏文說唱本70多部,總印數達300多萬冊。又如,納西族的東巴文化舉世聞名。東巴文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著的象形文字”,用東巴文書寫的《納西族東巴舞譜》是我國最早的民族舞譜和世界上僅存的象形文字舞譜。因此,1981年在云南省社科院專門設立了麗江東巴文化研究所。經過多年的努力,迄今已把2萬多卷1000種的《納西族東巴古籍譯注全集》全部譯成漢文,而云南省有關部門也已首次把東巴象形文字輸入了電腦。此外,對西藏布達拉宮和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青海塔爾寺、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等大批重點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單位,國家都投巨資進行了大規模的維修。同樣有意義的是,1984年,文化部和國家民委等幾個部門組織成立了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籌劃編纂《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和《中國歌謠集成》等十部文藝集成志書。這一被稱為“文藝學大百科全書”和“文化長城”的巨大工程將囊括56個民族的所有的民間文藝成果,是對包括每個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傳統文藝的空前完整的收集和展示。
其次,對少數民族文化制定和實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如文化部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提出對這些地區實行文化設施建設、人才培養、文物保護和對外文化交流“四優先”的政策。1992年我國政府在邊疆地區開始實施“萬里邊疆文化長廊”建設,1994年,黨中央把這項計劃列入《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項目,其后,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又把它作為國家社會發展的一項戰略目標列入其中。這個計劃自實施以來,中央和18個邊疆省區及共建部門已投入50.68億元。國家民委和文化部還曾舉辦過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每年都要請少數民族藝術團體到北京進行文化展演,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區定期舉辦少數民族藝術節。1982年以來,每四年舉辦一次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等。(注:參見方鶴春:《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研究和發展》,在中國—瑞典第二屆少數民族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稿,1998年9月;陳琪林、陸濯儒:《加快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促進民族地區穩定繁榮》,首都民族理論春季研討會論文,1999年。)
除了國家和各級政府部門的政策措施之外,隨著人們對保護民族文化自覺性的提高和各民族自我意識的增強,一些社會有識之士及少數民族的社會團體和個人也自發地作出各種努力,對各民族不同的傳統文化內容進行了保護或弘揚。如1995年著名作曲家田豐以個人力量籌資創辦了“云南民族文化傳習所”。其宗旨是搶救挖掘云南各民族瀕于失傳的舞蹈藝術珍品,其方式是由各民族中老年藝人帶本族的青年,脫產半年或一年到傳習所來系統整理、研習、表演和傳授。而由宣科、楊曾烈等納西族民間音樂家所創立的“大研古樂會”也是著力于本民族音樂藝術的傳承。他們的演奏以洞經音樂為主,又融會了納西族傳統民間音樂成分,被稱為“活著的音樂化石”。與此不同,所謂的“彝族文化學派”則在學術研究方面開創了文化傳承的新途徑。最近10多年來,劉堯漢教授帶領一批彝族中青年學者,邀約一些傳統頭人、祭司共同深入田野,以文化人類學、民族史等學科的理論方法為指導,以田野調查、典籍整理、口傳史詩家譜的發掘為手段,陸續推出了20余本《彝族文化研究叢書》,成為一種保護、弘揚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注:參見黃澤:《云南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幾種模式》,《思想戰線》1998年第7期。)
二、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現狀的基本估價
在現代化的強烈沖擊和國家及社會各種力量自覺保護的雙重作用下,當前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狀況是復興、衰退和變異三種現象并存。
(一)復興
國家及社會在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構成了一種復興的景象,此外復興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得到了推廣。一些使用傳統文字的少數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等已經具有了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語文教學體系;而使用新創或改進文字的民族也采用了形式多樣的雙語教學體系。中央和少數民族聚居的省、區、市、縣、鄉都開辦了少數民族語言廣播,一些電視臺建立了少數民族語言頻道。我國已有民族出版社36家,每年出版各類民族文字圖書3000多種,少數民族文字報刊89種、雜志183種。
少數民族地區文化設施大量建設,文藝人才大量涌現。截至1998年,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建有專業藝術表演團體526個,圖書館596個,群眾藝術館、文化館738個,博物館134個,文化站7129個。全國至少有24所高等和中等藝術院校專門培養少數民族藝術人才。一些國家重點藝術院校還不定期地開辦少數民族班。大批的少數民族藝術人才在全國乃至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至1997年第五屆少數民族文學獎評獎時,55個少數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注:參見方鶴春:《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研究和發展》,在中國一瑞典第二屆少數民族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稿,1998年9月。)
少數民族地區群眾文化活動開展廣泛。許多地區對傳統民族節日開始重視,自覺地利用這些節日推廣傳統文化。不少地方開辦了各式各樣的文化節、文藝節、文藝會演和體育活動,而這些活動又著力體現民族特色。
許多少數民族正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為經濟活動融入民族文化內涵。如一些民族地區大做民族服裝生意,將自己制作的服裝打入國內和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也將自己民族傳統的工藝、質料、風格等發揚光大。近年來西南苗族、布依族和瑤族的蠟染、挑花、刺繡等都在各地市場上走俏。更為普遍的是民族旅游業。民族地區利用自身獨有的旅游資源,輔之以當地民族文化的內容,發展了經濟,也發展了自身的文化。
凡此種種,都是傳統民族文化正在得到復興的表現,甚至可以說,當今的民族文化正處于繁榮和發展的最好時期。正因為如此,當今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率匯入普同文化,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可。
(二)衰退
但是無庸諱言,與上述復興的景象相悖,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也面臨著相當的衰退局面。現代文化不斷增多的過程也基本成為傳統文化衰退的過程,而且,與復興相比,衰退似乎更為強烈。其原因主要有兩點。
其一,各地傳統文化的衰退正是在各種挽救和弘揚措施不斷實施時發生的。還以納西族的東巴文化現狀為例。因為蘊含內容的豐厚、珍貴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獨特地位,東巴文化受到了上自政府下至社會團體和個人的普遍關注,從政府及社會各界對它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來看不能不說已相當可觀。然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楊福泉研究員近來著文談到:目前東巴文化這一“文明瑰寶正在民間不斷絕跡,所剩無幾的東巴多至耄耋之年,且無人傳承。??如照目前各地所剩無幾的老東巴無傳人的情況發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將不復有東巴文化活動存活民間,被視為麗江旅游一個支柱人文資源的東巴文化將只存在于博物館、研究所而成為死去的文化,東巴文化將只是一門鉆故紙堆的學科”。“納西族民間豐富多采的民俗活動正日趨衰落,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民歌謠諺舞蹈衰微沒落,民間歌手寂寥冷落,年輕的民歌手如鳳毛麟角。年輕一代癡迷于影視流行歌曲,過去遍布城鄉的歌手一唱三嘆,聽眾如醉如癡,很多人能出口成章(民歌),年輕人甚至即興編歌斗歌談情說愛的盛況已成如煙往事。電視文化對過去民間故事、禮俗謠諺的家庭傳承的沖擊猶如風卷殘云。此外,傳統民居、服飾、節慶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現代趨同’浪潮沖擊下消失和隱退。”(注:楊福泉:《論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思想戰線》1998年第5期)楊福泉同志在納西族地區進行了多年田野調查,其所談情況應當是可信的,而在其他地區,情況一般也是大同小異。
其二,已有的復興尚多與民間生活脫節,衰退是深層的。如上所述,因黨和國家的重視及各民族群眾的自覺參與,各民族文化正在通過各種途徑得到展現。但這種展現很多卻是游離于民間社會生活之外的。像東巴文化在媒體的曝光度上,在國際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整理、出版或演出展示等方面實在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同時它在納西族民間,也即在它的原生土壤上卻大大失落。勿庸諱言,民族文化和經濟活動的結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也使民族文化得到了傳揚。但因為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因而這里的文化傳揚就不能不帶有與本族實際生活脫節的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由此我們也就看到,大量表現民族特色的用品堆滿貨架,但本族消費者卻日益減少,外族消費者對這些物品的需求也大多出于新奇,而隨著新鮮感的減退,這些物品便被束之高閣。在“民族村”或其他形式的少數民族旅游區,雖然表現民族文化的各種建筑、用具、服飾和禮儀等隨處可見,但這些東西很多已不是民族文化的自然顯露,而是出于商業利益的著意夸示甚至扭曲,與民間的本色已有相當的距離了。這些現象說明,當今傳統民族文化表現出來的復興,更多還仰賴一種表層的人為造設,在它下面還泛動著衰退的潛流。
民族傳統文化既得到了復興,又在嚴重衰退,這種評價似乎是矛盾的,但又的確如此。國家及社會的著力弘揚與現代化的猛烈沖擊是兩種影響傳統文化狀況 的主要社會因素,而它們的作用力卻是相反的;在此兩種不同社會因素作用下,傳統文化的不同內容、不同層面呈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狀是合乎邏輯的。
(三)變異
民族傳統文化的衰退是指這種文化的減少和消失。然而,有些現象其實不是衰退,而是變異。因為許多傳統文化成分在實際生活中并沒有減少或消失,而是與現代生活相結合,使自身得到了適應新環境的演化變遷。如土家族過去有迎請“土老師”的習俗。土老師被認為是神的代言人,是祛鬼邪、求吉祥的神的化身。因此,人們凡遇到疾病、災禍,都認為是碰到了邪魔鬼怪,必定要請土老師司法驅鬼,消災免難。現在人們仍請土老師,但用意大多是辦喜事圖吉祥,或為12歲的孩子“度關煞”,盼其長大成人;或為耄耋之年的老人沖儺還愿,祝其健康長壽。其形式活潑、優美滑稽,使參與者都能感到愉悅滿足。(注:參見李霞林:《土家族風俗習慣與精神文明建設》,《貴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不少民族地區的群眾仍然保持著傳統服飾,但在款式、質料和制作方式上已發生了變化,揉進了現代技藝和時尚。(注:參見林春峰:《“新民俗”與“舊民俗”:現代衛拉特民俗生活(1949-1996年)及其民俗文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此外,許多少數民族群眾仍保持著自己的飲食習慣,但也開始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飲食方式,注重營養、衛生和多樣性;許多地區仍然保持了傳統的民居,但從建筑材料、樣式到內部裝飾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當的現代氣息;許多地區仍保持著傳統的節慶,但在節慶活動中也開始大量地摻雜著現代形式的娛樂和商品交易的內容;許多傳統音樂引入了西洋樂器和流行音調,許多藝術形式得到了改造、填充了新的社會內容等等。
變異是傳統文化在新形勢下得以保留和發展的重要途徑。社會在發展,產生和滋養文化的大環境發生了變化,文化本身要存在和發展就必須適應這種改變。實際上,作為各民族主要特質的傳統文化不會輕易從生活中消失,卻會以改變的形式長期存在;各民族傳統文化的繁榮也是在變異的基礎上得到展示的。變異是阻斷衰退的重要途徑,也是促成繁榮的前提。
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發展趨向預測
(一)衰退和變異仍將持續
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這一國策不會改變;西部大開發正在從決策走向實施;隨著中國加入WTO的完成,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再度加快。這幾個因素意味著現代化將向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各民族生活的縱深層次推進。與此相應,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滲透、沖擊也將愈加劇烈,傳統文化面對這些滲透和沖擊所出現的衰退和變異也將愈加明顯。
傳統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環境將進一步喪失或改變。傳統文化是特定社會和自然條件的產物,特定環境是傳統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因此,當這種環境喪失或改變以后,傳統文化也必然難以生存或保持原樣。許多在原始生產條件下使用的生產工具無論如何在當代已不再有使用價值,它們被淘汰和消失也將成為必 然,而那些適應極端落后生活狀況的生活器具和習俗也將隨著現代生活的來臨來失去生存的意義。如果說,由于發展的局限,我國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至今還相當封閉,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水平還很低,保持傳統文化的完整性還有著適宜條件的話,那么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重心的西移,這種狀況將迅速改變,但這也意味著傳統文化的生存環境將面臨更嚴重的威脅。
現代傳媒的迅速普及將阻礙傳統文化的傳承。作為高效的信息傳載工具,電視、廣播、電信、互聯網等將是未來社會重點發展的產業,而這些現代傳媒對社會的覆蓋范圍、傳導速度、影響效果都將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將大大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對整個傳統文化的看法。相對于現代傳媒的影響,傳統文化傳承的手段落后,影響微弱。于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如民間藝術、習俗、禮儀、服飾、觀念以及民族成員對傳統文化內容的興趣等等都將受到直接的威脅。21世紀是信息社會,面對隨現代傳媒大量涌入的外來文化,傳統文化如何應對立足,的確是一個嚴峻考驗。
改革開放的深入將大大擴展族際交往的深度和廣度,這將直接導致作為交往工具的語言和行為方式的普同化。在我國,漢語普通話不但已成為漢族成員的通用語言,也成為少數民族與漢族以及不同少數民族成員之間的通用語言。這種狀況的形成在于漢族人口分布的廣博以及各民族之間交往的廣泛。在未來的世紀中,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將使族際交往得到更大的擴展,這也使得原本得到流行的漢語普通話更加普及,而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范圍將縮小。與此相對應,漢語文也將因具有更廣泛的應用領域在少數民族地區進一步得到推廣,而少數民族文字的使用范圍也將受到局限。與語言的境況相類似,由于族際交往日趨廣泛,原來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區流行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禮儀習俗等將趨向普同化,或者在當地民族和地區文化基礎上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形成傳統文化的變異。
現代生活的實惠、便捷和時尚化趨向將造成對少數民族傳統服飾、生活方式和藝術形式等方面的取代或改造。現代化的進程總是給人們帶來物質和精神生活的不斷改善,體現社會進步和時代風貌的各類物質和精神產品將會層出不窮并不斷更新,而它們所體現出的共有特點將是實惠、便捷和時尚。但這些特點顯然又與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服飾、生活方式和藝術上的既有形式和內容相悖。現在的少數民族群眾,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在服飾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大都是從實惠、便捷和時尚的原則作出的選擇,而并不是對傳統的東西有意拋棄。因此,面對現代生活的急劇變遷,產生于舊時代的傳統文化要么發生與現代生活合拍的變異,要么走向衰微。
傳統文化的衰退和變異總是與現代化的進程相對應,而就以往20年的情況來看,衰退和變異呈加速度態勢。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在新世紀的深入,這種加速度的態勢恐怕會更加顯著。
(二)復興局面也將持續并擴展
首先,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將會繼續得到黨和國家有關政策的支撐。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保護和整理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產,大力繁榮少數民族文藝 創作,加強各級各類文化設施建設,積極培養少數民族文藝人才,發展少數民族藝術教育等,都是黨和國家始終不渝的政策。這些政策在未來也只會得到完善和發展,而不會改變。這就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進一步復興能夠得到基本的政治保證。
其次,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續復興也基于各少數民族對繁榮自身傳統文化要求的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人民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隨之,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這使得各民族人民在追求物質文明進一步提高的同時,也相應有了在文化上表現自己、振奮自己,并藉以增強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要求。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具有世界性的傾向,它是世界在向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各民族為追求個性和自身利益努力在文化上張揚自己的表現。我國少數民族對傳統文化復興的要求既是民族發展的正常進程,也顯然與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潮流合拍。正如前文所述,自覺保護、弘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現象正在增多,由此而推動的傳統文化的復興也只能持續而不會中斷。
再次,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續復興還具有良好的基礎。對于繁榮民族文化,國家和各地有關部門已確實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從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民委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都已在具體的政策措施、財政投入、組織協調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不論是即將湮沒的文化遺產的搶救、發掘,民間文藝的收集、整理、出版,還是少數民族文化隊伍的培養建設都已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所有這些都將促進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進一步復興。
四、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應對建議
針對上述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向,我國未來的相關對策思路應該是正確對待衰退,保存、摒棄和弘揚并舉;傳統和現代結合,引導健康變異;上下結合、表里結合,促進全面繁榮。
(一)正確對待衰退,保存、摒棄和弘揚并舉
衰退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面臨的主要威脅,因此,阻斷衰退是傳統文化繁榮的首要工作。當前處于衰退狀態的傳統文化實際上具有三種不同的性質,與之相應也必須要有三種不同的應對態度。
有歷史價值,但已不可能在現實和未來社會中存在和發展的傳統文化。對此作的基本工作應該是保存。許多正在衰退的傳統文化其價值不是現實的,而是歷史的。如舊的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它們都有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在現實社會中它們已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價值,但卻忠實地反映著某一或某些民族的生產生活狀況,印刻著這一或這些民族的歷史痕跡。又如一些已經不再使用的文字和無法傳承的技藝、藝術、原始宗教及禮儀等,它們都是各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反映著民族特色,也記載著人類的文明。對這些文化內容應該采取保存的方針,即要盡力使這些即將消失的且不可能再生的文化成為“標本”保留下來。要充分認識到這些東西的價值和不可再生性。應通過適當的形式,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財 力進行搶救性的記錄和保存。博物館、影視、文字檔案、文物收集等都是有效而應該充分利用的手段。我國五六十年代以來進行過這類工作,改革開放以來又有所加強,但顯然還很不夠。
屬于傳統文化的內容,但卻與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相悖。對此應取的態度只能是摒棄。每個民族要進步,在不斷創立和吸收新的文化因素的同時,都必須舍得丟棄自己落后的東西,切不可在強調傳統特色的同時形成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傳統文化并不等于優秀文化,不等于文明。如一些民族中存在著的原始的平等觀念、婚姻上的近親習慣、“坐家”習俗等等都是與民主、法制、競爭、優生優育等現代觀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它們的確是傳統的東西,但卻代表著愚昧和落后,它們的失落、衰退實在是民族文化的進步。對于這些文化內容,我們所采取的態度不應是保留,而是摒棄。
優秀的文化成分,既體現著民族特性,又屬于民族文化的精粹。對此應采取的態度只能是弘揚。我們講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主要是就這部分內容講的。傳統文化的精粹體現在各民族的觀念、習俗、禮儀、制度、宗教、藝術、文學以及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因而弘揚這些文化的工作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我們要防止傳統文化的衰退,就必須通過各種措施弘揚優秀文化。當然,在具體工作中,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又常需要與對落后因素的摒棄結合在一起,因為許多文化現象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常常是裹合一體的。事物具有兩面性,我們也要一分為二。弘揚精華、擯除落后,實際上兩者是需要同時進行的。
(二)傳統和現代結合,鼓勵和引導變異
任何文化的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自身創新和外來文化的補充,因而變異也是傳統文化在現代條件下獲得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們講要把堅持發揚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同積極學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其精神也是文化變異的問題。保護傳統文化不是制造“保留地”,追求“原汁原味”是不現實的。實際上,在現代化過程中,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變異都在發生,因為不與現代文化相結合,不從現代生活中汲取養分的文化都將走向枯萎。但我們在這方面的態度應該是鼓勵變異、引導變異。鼓勵變異是說應該賦予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結合一種主動意義、自覺意義;引導變異是說我們追求的變異應該是健康的、積極的,而不能是消極和腐朽的。這里,應該強調要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總體目標來規范變異。此外,引導變異也要注意處理傳統成分和現代成分在新文化形成中的關系。我們所希望的新文化應該是向未來的以傳統文化為底色的現代文化。
(三)上下結合、表里結合,促進全面振興
上下結合是說政府行為和民間行為的結合。這種結合需要溝通,而政府行為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比如,前述云南省為恢復傳統文化而出現的“民族文化傳習所”、“大研古樂會”和“彝族文化學派”等都是有志于民族文化的人士和團體利用自己的資金及影響創辦的,這些人士和團體在運作過程中如果能得到政府在資金、組織和輿論上更有力的支持,對傳統文化的普及和深入肯定會產生更 積極的作用。傳統文化的變異主要是在自發狀態下發生的,而如果政府對此加以研究并有意識地引導,無疑會減少或避免一些消極現象的產生,促進健康傳統文化在民間的繁榮。
表里結合是說傳統文化的表層繁榮應該與民間社會生活結合。傳統文化是發源于民間、發展于民間的;民間社會是傳統文化的土壤。當代傳統文化的復興與民間的相對游離是現代化過程對傳統社會的沖擊過于迅猛,而社會不同層面對于傳統文化的容留和需要有著較大的落差造成的。國家和各民族的有識之士對于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是要先于一般社會成員的,他們為容留和復興傳統文化所作出的努力總是和一般社會成員對于傳統文化的不自覺丟棄形成反差。這里,一般社會成員認識上的滯后是主要問題,而解決的辦法也只能是教育。對此,已有相應的經驗可供借鑒。如注重利用各種大眾傳媒,廣泛宣傳保存優秀傳統文化的意義及相關措施;利用某種組織將當地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民間藝人組織起來,使其成為保存民族傳統文化及進行這方面教育的骨干力量;參與組織和資助當地的主要傳統節日,使其成為較大規模的群眾性民俗活動,培育新的“文化積淀場”;定期舉辦民間文藝調演,聘請民間老藝人培養民族文藝新人等等。這些都是行之有效且可以推廣的作法。此外,民族傳統文化也應該作為民族常識和民族團結教育的重要內容在中小學教育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各少數民族地區在進行民族常識和民族團結一般教育的同時,也應適當增加一些介紹本地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或教材,讓學生從小就培養起熱愛鄉土、民族和本地區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識。
把振興民族傳統文化與發展經濟結合起來。發展“文化經濟”是繁榮民族傳統文化的正確路子。由此,幾乎每個有條件的少數民族地區都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并有了不同的舉措。但在發展文化經濟的同時也有兩個容易出現的偏向應該引起重視:一是對待傳統文化的隨意性。表現為急功近利,不尊重當事民族的意愿,甚至歪曲、丑化某些民族的風俗。這樣作的結果,傷害了民族感情,影響了民族團結,也損害了傳統文化的形象,是與振興民族傳統文化的初衷相背離的。二是將傳統文化僅僅作為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這種極端實用主義使文化成為經濟的奴隸,喪失了文化的尊嚴,實際上是對民族本身的不尊重。盡管有上述兩個容易出現的有害傾向,但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條可行的途徑,我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地方能夠重視文化和經濟的結合,希望藉此促進各民族傳統文化的真正繁榮。
(本文原載《民族研究》2000年06期,第8~16頁)
第五篇:外匯與匯率講稿+教案
3.1外匯與匯率
一、導入新課
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外匯”一詞越來越頻繁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同外國人做生意,出國旅游,留學等,都需要用到有關外匯的知識,今天我們就來學習這些知識。
二、進入新課
(一)、外匯 1.定義:
是以外幣表示的、用以清償國際債權債務的一種支付手段。
2.特征:
①它必須是以外幣表示的資產,包括外幣現鈔、外幣存款憑證、外幣支付憑證和外幣有價證券。(凡用本國貨幣表示的有價證劵、信用工具均不屬于外匯。)
②、它可以自由兌換成其他形式的資產或支付手段。(凡不能自由兌換成其他國家貨幣和支付手段的外國貨幣不屬于外匯。)提問學生:根據外匯的基本特征,可以說外幣等于外匯嗎?(學生回答)
是的,外幣不等于外匯。
必須能與其他貨幣自由兌換的外國貨幣才屬于外匯。小結:所以注意 外幣
≠外匯
(過渡)要想兌換外幣,就需要了解匯率的含義
(二)、匯率
(過渡)那么,不同的貨幣之間究竟要如何進行兌換?100元人民幣能夠兌換成多少美元呢?這就涉及到匯率的含義及標價方法。要了解匯率的標價方法,首先我們要學習匯率的含義。
1.含義
顧名思義,匯率是一種比率。匯率是兩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比率,又稱匯價、外匯行市或外匯牌價。下面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在第一個例子中,我們把人民幣視為本幣,把美元視為外幣。根據昨天的外匯牌價我們可以得到:一美元可以兌換6.2224元人民幣。
例一:USD1 = CNY 6.2224(5位)
(外)
(本)
也就是說: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的比率為6.2224 等號左邊的貨幣(USD)—— 基準貨幣 等號右邊的貨幣(CNY)—— 報價貨幣
匯率數值是保留五位有效數字,最后一位為一個基本點,簡稱1點,也就是說1點=0.0001 例:USD一個月后升值10點,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出新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USD1=CNY6.2234
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這一次我們把英鎊視為本國貨幣,把美元視為外國貨幣。那么根據昨天的外匯牌價我們可以得到:1英鎊能夠兌換到1.6018美元,例二:GBP1 =USD1.6018(5位)
(本)
(外)也就是說:英鎊兌換成美元的比率為1.6018 在這里,英鎊是基準貨幣,而美元是報價貨幣。同樣的,我們仍然保留5位數字。
對比例一和例二,我們不難發現,例一使用的是以一定單位的外國貨幣為標準,折算為若干單位本國貨幣的表示方法(寫“外幣1=本幣N”)。這種方法我們通常稱為“直接標價法”【寫“1.直接標價法”】。例二使用的是以一定單位的本國貨幣為標準,折算為若干單位外國貨幣的表示方法(寫“本幣1=外幣N”)。我們稱之為“間接標價法”【寫“2.間接標價法”】。這兩種標價方法構成了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二部分內容(寫“
二、標價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當本幣相對于外幣較為弱勢的時候,為了方便交易,我們一般采用“直接標價法”。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采用此種標價方法,這其中就包括中國。
與此相對的,當本幣相對于外幣而言比較強勢的時候,通常采用間接標價法,目前只有少數發達國家使用這種方法,包括美國,歐盟和部分英聯邦國家(寫“美、歐、英聯邦”)。
好的,到這兒我們今天的全部內容就講完了,希望大家在課后,認真復習所學的內容,掌握匯率的概念和特征,理解匯率的兩種標價方法和具體形式,并且能夠做到熟練運用。下一節課,我們繼續講解匯率的不同種類,大家可以提前預習一下。這節課就上到這里。同學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