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匯率改革歷史回顧

我國匯率體制改革

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顧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多年來的演變,對于我們更好地認清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對于我們保持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也具有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為分界點，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1．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起伏回升階段。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

(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3—1972)：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階段。

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

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

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我國已在匯率改革的路上走了很遠，現在走在一個選擇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加以重視和考慮的因素和新的環境下的有新的政策和目標如下：

一、當前面臨的問題

1、對居民和企業的外匯交易行為的限制，如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貨幣可兌換，銀行對個人和機構客戶的結、售匯制度安排等；

2、對金融機構外匯交易市場的組織安排，比如確定指定外匯經營機構，建立和完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規定金融機構持有周轉外匯資金的比例；

3、匯率體制安排，包括實行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是單一盯住還是復合盯住；

4、宏觀經濟當局的匯率政策，這主要指貨幣當局對國際儲備資金的運用以及外匯買賣活動影響來外匯市場供求總量，從而影響匯率水平及其變動。

二、改革原因（引自發改委體改所研究員張海魚）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94年。1994年1月1日，我國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實行銀行結售匯，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國接受

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通過強制結售匯、外匯指定銀行的頭寸上限管理、外匯市場上嚴格的浮動區間限制，以及資本賬戶的嚴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業、銀行和個人對于外匯的供給和需求，保證人民銀行對匯率波動的有效控制。根據規定，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人民銀行公布的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這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9年調整其匯率制度分類方法時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促進貿易、引進外資、保持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應該說，上述匯率制度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最佳選擇。然而，今天再來看這一制度時，就會發現很多問題。首先是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之間注定存在著沖突。我國的外匯儲備從1993年的212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33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近20倍。2004年我國外匯儲備又激增了2066億美元，達到6099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相當于我們向發達國家輸出了很多資本。對我們這樣的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大量的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浪費。而且，美元、歐元等貨幣貶值，我們也會被動的遭受損失。

其次，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中國貨幣政策失去很大的獨立性。央行出于維護匯率穩定的考慮，必然會經常干預外匯市場，被動參與外匯買賣，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出現較大的波動。比如去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調控要緊縮貨幣；另一方面是外匯大量占款，外匯進來后商業銀行留了頭寸，剩下的賣給央行，央行相應的就要給它人民幣，于是貨幣就這么放出來了。

同時，維護匯率穩定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比如，央行在外匯市場頻繁的吞吐，增加了市場操作成本；對資本項目嚴格的管制，延緩了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增加了改革的成本；隨著資本的自由流動，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將更為復雜，央行管制定價的成本也越來越高。為了回籠貨幣，央行2001年開始發明了銀行票據，也承擔了大量的利息支出成本，壓力越來越大。

此外，現行的匯率政策使匯率風險不能分散于各微觀經濟主體，而主要由中央銀行承擔，不利于企業風險意識的樹立和增強。而且，名義匯率隨著美元被動升值和被動貶值，也增加了與有關貿易伙伴國的摩擦與矛盾，惡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

三、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加入WTO，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擴大對外貿易活動，增強中國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幫助中國提高國際知名度和國際競爭力，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勢頭，為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目標增強經濟基礎。

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外匯和匯率體制的發展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是增加人民幣的對外可兌換性；第二是提高人民幣匯率和體制的靈活性；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能幫助緩解外來沖擊的不利影響，并為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提供一個方便的工具，另外，也有利于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健全的外匯市場體系，促進對外貿易活動，提高經濟宏觀調控能力。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改革也伴隨著風險，主要由市場預期的不穩定性、貨幣投機行為的蔓延、大量資金轉向短期性貨幣市場導致。

從操作上看，高程度靈活的匯率體制和可兌換性的結合比固定匯率制和貨幣可兌換相結合容易，面對沖擊時，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會調整來緩解沖擊效應，而不需要依靠貨幣政策的實施。

綜合以上原因，在政策上，我們可以考慮將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和可兌換性結合起來，讓其相輔相成，讓匯率體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第二篇：中國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內容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 匯率制度 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幣匯率處于基本穩定階段。

自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如圖1)。

3．從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人民幣貿易內部結算價時期(1973—1978)：人民幣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匯率調整頻繁。

1968年我國在國際結算中試行人民幣匯價結算，人民幣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對外商品的價格、外匯收支和外商的盈虧。同時，由于國際貨幣體系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國停止各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1973年3月，西方貨幣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匯率波動日益頻繁。在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為了避免西方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推行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保持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相對穩定，促進對外經貿的正常開展，我國采用釘住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選用與我國外貿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組成“貨幣籃子”，再根據“籃”中貨幣浮動情況及我國政策進行調整，貨幣籃子的種類及其權重多少由國家統一掌握，并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加以變動，其中，美元、日元、英鎊、西德馬克、瑞士法郎等在貨幣籃子中始終占重要地位。由于選用貨幣和權重的變動，該時期人民幣匯率變動頻繁，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就調整了61次之多。人民幣匯率基本上穩定在各國之間匯率的中間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兩次貶值，以后美元匯率又持續

下浮，在1972年人民幣匯率偏離2．46人民幣／美元后，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達到1．49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匯率高估現象不斷趨向嚴重。這種“釘住匯率制”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減少了國際匯率波動對本國貨幣的影響，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但該種方式卻因籃子貨幣的幣種選擇和權數確定客觀依據不足，而使匯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證；同時國際市場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嚴重背離，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逐漸消失，蛻化為外貿會計核算的標準，貿易和非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拉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間矛盾加劇，從而影響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則制定，成為計劃經濟的調節工具。但高度的計劃性決定了市場力量對匯率幾乎不起到任何作用，匯率水平無法真正反映外匯相對短缺的情況。為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中的杠桿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我國改革開放后便對人民幣制度進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中的經濟轉軌時期1979年起，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其中下放外匯經營僅，實行分散經營，使得由于匯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虧損成為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由此拉開了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幣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時期(1981—1984)。

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嚴重高估，長期以來的貿易與非貿易單一匯率制度已無法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對擴大出口不利。表1為1975—1979年間我國平均出口換匯成本與人民幣官方匯率。如1979年我國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國平均換匯成本為2．41元，而出口企業按銀行牌價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幣，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業要虧損0．855 5元，從而造成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而經營進口反而賺錢的不合理現象。

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外貿體制，包括打破外貿壟斷經營、建立外貿企業自我運行機制、改革進出口和外匯管理體制、消除價格和匯率扭曲等。為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我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對外貿易單位和出口生產企業把收入的外匯賣給國家，國家按一定比例撥給他們相應的外匯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貿易內部結算價按照1978年全國平均換匯成本2．53人民幣／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潤計算出來的，計算出來2．8人民幣／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變動不大，貿易內部結算價沒有變動(如圖2)。同時公布牌價，仍采用“釘住匯率制”的計價原則。這樣人民幣匯率在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牌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貿易內部結算價限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而官方匯率主要適用于旅游、運輸、保險等勞務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下的僑匯等外匯結算。

貿易內部結算價的采用，解決了外貿部門出口換匯成本過高以至于出口虧損的問題，加上當時國內物價較為平穩，而美元匯率因采取擴大財攻赤字、緊縮通貨等政策處于升值狀態，西方國家經濟走向復蘇，我國的貿易收支明顯好轉，外匯儲備明顯增加。1984年外匯儲備年末累計余額170．42億特別提款權，為歷史上和20世紀80年代最高水平。但實行內部結算價也暴露了一系列問題，它影響了非貿易部門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貿虧損增大，在對外經濟中陷入被動，造成了外匯管理的混亂，更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實行內部結算價注定成為一個過渡時期的應急措施。

2．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時期(1985—1993)。從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應用于貿易結算和非貿易外匯兌換。為了消除匯率高估，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我國多次大幅度調整官方匯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幣／美元逐步調整到3．20人民幣／美元，下調12．5％。l986年7月5日調至3．70人民幣／美元，下調21．6％。1990年11月17日調至5．22人民幣／美元，下調9．6％。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后于國內物價的上漲。

為鼓勵出口，在人民幣匯率下調的同時，1985年國家又一次提高外匯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匯金額比例留成的辦法。1985年12月我國改變由中國銀行多年舉辦外匯調劑業務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調劑市場匯率日益成為補償出口虧損、促進出口增長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國外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外貿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并對輕工、工藝、服裝三個行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991年外貿由補貼機制轉向自負盈虧機制，取消財政補貼。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幣匯率成為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幣官方匯率雖然經過1981年到1990年匯率制度的改革，幾次大幅度的下調，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匯率的下調，匯率依然偏高。同時，鑒于前幾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調人民幣匯率對國民經濟和物價影響較大，企業難以承受，因此從1991年4月9日起，官方匯率的調整改為小步緩慢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官方匯率，難以解決外貿核算問題。所以從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增加留成外匯比例，擴大外匯調劑量，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利用市場利率，解決出口虧損，鼓勵進口，限制非必需品進口，實行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制”。官方匯率從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幣／美元小步調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幣／美元，下調9．6％。調劑市場匯率按照市場供求狀況浮動，波動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進口需求猛增，外匯求大于供，市場匯率不斷下跌，由5．70／美元貶值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幣／美元。為了限制匯率投機性上漲，一度實行限價，造成外匯流向場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價，市場匯率驟升至11．20人民幣／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對市場進行干預下，到1993年底市場匯率回落到8．72人民幣／美元。

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計劃匯率向市場匯率過渡的形式，雙軌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過，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幣兩種對外價格和核算標準，不利于外匯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在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

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第三篇：人民幣匯率改革

8月11日，央行決定完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是即期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和銀行掛牌匯價的最重要參考指標。中國人民銀行于每個工作日閉市后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

根據央行的表述，此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形成方式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于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并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后，將剩余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

8月11日，央行決定完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當日中間價報價較前日飆升逾1000點。受中間價引導，境內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創逾20年來最大跌幅，觸及三年新低。境外離岸人民幣也擴大跌幅，一度觸及6.4212，創逾三年半最低。

我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央行會參考市場供求和一籃子貨幣，每天給人民幣匯率設定一個中間價格（即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以這個價格為基準，在央行設定的波幅范圍內（類似股市的漲跌停板，經過多次擴大，目前這個范圍是上下各2%），匯率受市場供求影響自由浮動。

進行報價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放松匯率穩定經濟增長；在美聯儲加息之前掌握更大的主動權；為人民幣加入SDR做準備（要和國際接軌，要體現真實匯率）。

中間價報價調整有利于減少扭曲，顯然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向市場均衡匯率趨近。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市場匯率應當圍繞作為基準匯率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波動，市場匯率與中間價的偏離可以通過市場自身的修復功能來校正。2014年三季度以來，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持續處于高位，而美元對其它國際主要貨幣升值，二者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不同，做市商預期明顯分化，使得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與市場匯率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偏離。從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看，當前不存在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的基礎。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及匯率指數近期持續貶值，有匯率機制受英國脫歐事件沖擊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疊加匯率貶值和外儲增加的局面，未來即使人民幣兌美元繼續貶值，在匯率市場化機制及基本面前提下，對中國資本流動及外儲來說，也可能將不再有方向性和趨勢性的指導意義，正如6月的狀況。

去年8月份以來，由于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劇烈波動，央行自10月份后雙降（降息和降準）后，貨幣政策調整的頻率明顯趨于謹慎，而若匯改取得較大進步，貨幣政策調整的匯率阻礙將有望大為降低，可更加專注國內經濟走勢和改革的進展。

市場化提高，匯改可能接近尾聲，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規則和透明度明顯提高，其變化與“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形成機制高度相符，市場機構開始可以用收盤匯率的變化來大體測算，中間價變化部分中的外匯市場供求變動的影響。

從2011年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變化走勢來看，可以明顯看到央行調控方式的變化。市場供求影響可以根據收盤價和中間價變化幅度來測算。

2011年-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變化圖

2015年8月份之前，相比市場供求變化的雙向波動，比如2012年下半年的貶值壓力、2013年的升值壓力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貶值壓力，中間價的每日變化幾乎平穩為一條直線，不受市場變化所動。

去年8月份的一次性貶值調整后，兩者之間的同向波動顯著增加，這從2015年全年的走勢圖可以明顯看出差別。

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變化圖

這種市場的機制在今年1月份外匯市場的巨幅波動過程中，一度中斷。

2016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走勢圖 可以看到，1月份開始到2月中旬，中間價的實際變化和市場供求變化部分明顯背離，顯示和市場的貶值預期不同，央行當時仍然試圖讓人民幣中間價維持強勢來避免其非理性貶值。

不過2月下旬以來，央行再次恢復讓市場決定匯率走向，6月27日當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還一次性大跌0.90%，也就是599點，創五年半新低，顯示英國脫歐后，央行可能希望用快速的貶值來降低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量化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變化與市場供求變化兩者的相關性也在顯著提高。路透測算，2011年年初以來，兩者的相關性僅為0.1，顯示中間價變化與市場供求變化之間總體為弱相關關系；但2015年8月份至當年年末，相關性提高到了0.5；2016年由于年初的中間價干預，相關性再次降低至0.4；而剔除年初的干預時間段，從2月下旬至今測算，兩者相關性提高到了0.7，英國脫歐后得到進一步加強。

數據說明了一切，中間價變化已經絕大部分可由市場供求部分來解釋。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年初面對市場波動的恢復干預，此次英國脫歐，央行幾乎是選擇了完全放手，大國調控自信及水平明顯提高。某種程度而言，除了每日波幅等政策仍有限制外，中國匯改進程可能已經接近尾聲。

政策信號減弱: 此前市場經常利用中間價變化來猜測央行的可能用意，不過市場化機制規則明確后，后期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變化將主要由市場供求變化決定，中間價變化的政策信號將明顯減弱。

從6月份的情況來看，即使后期人民幣貶值，但考慮有效匯率變化，以及資產的估值效應，外儲的規模變化將變得更加復雜。6月外儲增加134億美元。而匯率貶值和資本流出之間，一般而言，若本幣貶值，確實會面臨較大的資本外流的壓力，這可能是央行確實需要面對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需要區分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及人民幣有效匯率，后者比如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貶值，不一定必然帶來有效匯率指數的貶值。而人民幣有效匯率此前一直是盯著美元的，兩者的相關性達到了0.9以上，而路透測算今年的人民幣CFETS匯率指數和美元指數的相關性，也高達0.8，未來人民幣CFETS指數大概率跟隨美元指數，但兌美元雙邊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明顯較低。

從貨幣政策角度而言，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過程中，央行貨幣政策去年下半年以來的調控重心偏匯率，利率政策調控力度及頻率有所降低，但一旦匯率市場化改革收官，貨幣政策的調控重心將有望重回國內。

如何做？

在國內外形勢下，貨幣政策將如何統籌兼顧穩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如何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央行如何通過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來引導金融機構合理、適度、平穩地進行貸款投放及非信貸資產配置?匯率政策如何以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為主，將市場注意力逐漸轉向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匯率?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就人民幣匯率改革、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數字貨幣等問題接受媒體采訪表示，從基本面看人民幣不具備持續貶值的基礎，匯改推進會把握合適的時機和窗口，并表示“不會讓投機力量主導市場情緒”的態度。對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認為，在宏觀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存在怎么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空白，這就需要宏觀審慎政策來填補。所以，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應該是有利于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人民幣匯率改革方向堅定不移

目前市場上最為關心的是人民幣匯率改革接下來會以什么樣的方向和節奏推進?周小川表示：“未來匯率改革的趨勢是堅定不移的，不過我們也有耐心。我們希望“十三五”期間在匯率改革方面能取得長足進展，方向是更加依靠市場力量決定價格，實現更有靈活性的匯率。”

周小川認為，市場上有投機力量并不奇怪，有時也很難區分投機與風險管理操作。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我們不會讓投機力量主導市場情緒。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仍舊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

目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已經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動。周小川稱，在可預見的未來，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即保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主基調。更加成型的對一籃子貨幣的參考機制，將涉及一系列安排，包括引導市場測算保持一籃子匯率穩定所要求的匯率水平，要求做市商在提供中間價報價時考慮穩定籃子的需要，以及央行在進行匯率調節時維護對籃子穩定的策略。實施這種形成機制的結果，將是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的穩定性不斷增強，而人民幣對美元的雙向波動則會有所加大。

周小川稱，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中，會明顯強化一籃子貨幣的參考作用，但不是盯住一籃子，因為影響匯率的因素還是比較多的。“盯住”一籃子貨幣，對于增加預期性、引導市場了解匯率形成確有更大好處，但是也會產生若干困難，一是如何納入新的宏觀數據的影響;二是如何體現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如果一籃子貨幣和供求有差別，還是市場供求的力量更大一些;三是如何選用一籃子貨幣的權重，沒有公認的權重，可以是貿易加權型，也可以是SDR貨幣籃子，還有別的籃子，不同的籃子形成的指數是不一樣的，有爭議。對于一籃子貨幣的參考程度，也是逐漸提高的過程。現在公布了三個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指數，未來的機制設計可跟隨宏觀經濟走勢和供求關系而不斷調整。

在周小川看來，要形成比較成熟、透明的機制，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目前已經形成了更多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共識，中間價的定價機制也開始引入穩定籃子的因素，操作上以穩定一籃子匯率為主要目標，同時適當管理單日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幅度。未來還會引入宏觀經濟數據對匯率發生作用的機制。央行將加強與市場溝通，提高人民幣指數數據的作用，以便市場判斷參考一籃子貨幣機制的有效性。

宏觀審慎體系建設與金融監管改革配合

央行2016年2月6日發布《2015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全文46次提到宏觀審慎。2016年，央行實施金融機構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提出七個方面的指標，包括資本和杠桿、資產負債、流動性、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等。市場關心的是在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之間，如何建立一個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央行大監管模式。

對于央行大監管模式，周小川表示，“在宏觀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存在怎么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空白，這就需要宏觀審慎政策來填補”，按照我們理解，未來要在宏觀貨幣政策(穩增長、防通脹)和微觀審慎監管(分業監管、個體穩健)之間，要建立一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以更全面慮及跨市場資產的聯動性和風險傳遞，防范系統性風險。

周小川稱MPA對未來的發展還是不夠的。宏觀審慎管理措施還面臨很多挑戰，包括受制于監管協調等因素，而且，必要的信息和統計數據也尚不充足，而這些信息和數據恰恰是開展宏觀審慎評估和制定宏觀審慎政策的基礎。

另一方面，要強調宏觀審慎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協同性，防止出現缺乏溝通、政策疊加或政策背離的情況，進而影響調控的效果。宏觀審慎政策也需要有效的執行機制，防止協調成本過高。此外，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創新和發展還有所滯后。新調控手段的補充沒有跟上，導致實施宏觀調控和維護金融穩定的有效性還不夠強大。

提及宏觀審慎體系建設如何與金融監管改革配合，周小川認為，宏觀審慎能夠彌補原有金融管理體制的缺陷。在傳統的金融管理體制中，貨幣政策主要是盯著物價穩定，但是即使CPI基本穩定，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波動也可能很大;而金融監管的重點是保持個體機構的穩健，但是個體穩健并不等于整體穩健，金融規則的順周期性、個體風險的傳染性還可能加劇整體的不穩定，引發系統性風險甚至金融危機。過去，在宏觀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存在怎么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空白，這就需要宏觀審慎政策來填補。所以，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應該是有利于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實際上，2月4日央行貨政司司長李波的《以宏觀審慎為核心，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一文也提及目前我國的“一行三會”模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誰的孩子誰抱”的做法顯然不符合現代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國際最佳實踐，需要進一步改革。

第四篇：人民幣匯率走勢回顧與展望

內容摘要：

摘要：2006年我國人民幣匯率的顯著特征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取向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預期；其核心內容為：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采取合適的政策組合；適時調整匯率水平； 發展 和完善外匯市場。展望2007年，對人民幣匯率的基本判斷為：匯率浮動空間將會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小幅升值。

關 鍵 詞：人民幣匯率；回顧；展望

2006年是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第一年，盡管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國內外多重的 政治、經濟 等方面的壓力，但人民幣匯率改革依然以穩健的步伐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已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對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回顧，旨在分析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圖把握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并對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作出基本判斷。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特征可概括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而從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因素來看，美元走勢已成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 金融 市場建設不斷加強，2006年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初步形成了市場供求關系導向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

1.人民幣名義匯率呈波動性升值態勢

人民幣匯率屢創匯改以來新高，名義匯率波動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國 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小額波動中的穩步上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僅在2006年11月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相繼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個整數關口，當月累計升值近400個基點。2006年12月28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創出1美元兌7.8149元的新高；與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兌換人民幣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個基點，升值幅度高達3.17%。人民幣對美元的加速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港幣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幣現鈔兌換人民幣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幣進入“港元區間”。

2.人民幣匯率雙向運行態勢顯現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之后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調，雙向運行態勢顯現。2006年3月6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出現6個交易日的連跌，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回調；11月17日，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經達到了7.8745。人民幣匯率共下跌78個基點，成為自3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匯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過大，累積的大量回調壓力得到集中釋放，這也是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的體現。

人民幣在短期內連續走高又蓄勢下跌，無論朝哪個方向，累計的漲跌幅度都相當可觀，這也顯示了人民幣匯率不僅日間的波動在日趨活躍，而且階段性的波動區間也在放大，彈性不斷增強。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比較，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3.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與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間匯率的波動相比，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動幅度仍屬小幅漸進。例如歐元兌美元，2006年1月初為1歐元兌1.1980美元，到11月29日為1歐元兌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兌日元匯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內最低點110.07與10月13日的年內最高點119.81，則相差達8.6%。英鎊兌美元，2006年1月3日為1英鎊兌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為1英鎊兌1.9492美元，漲幅為1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1.正確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出現緩慢升值的態勢，從深層原因來看，與我國經濟總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續增長的預期密切相關。從宏觀經濟因素看，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從長期來看，一國匯率水平與該國經濟實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判斷人民幣的長期匯率走勢，來自于對我國經濟長期走勢的分析，這是決定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為關鍵的因素。從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走勢來看，未來我國有望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特別是新一輪宏觀調控已經發揮了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沒有重大干擾因素，我國經濟將會呈現穩定增長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發展趨勢是升值的。但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 規律 的作用，匯率會有回歸走勢即螺旋式盤旋上升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把握視角的轉變，由過去“釘”住“美元匯率”轉向關注“一籃子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已從固定匯率變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 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日益加劇以及貿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觀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要有“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視角，更應該注重從“美元匯率”轉向“有效匯率”。根據國際金融的一般理論，貨幣升值或匯率上浮會產生“獎入限出”的效應，即鼓勵進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進口價格漲幅顯著超過出口價格漲幅，而這種情況通常是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顯而易見，如果從真實有效匯率(reer)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貶值。

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幾次快速升值過程中，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出現了大幅貶值，這就使得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匯改時確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因而關注人民幣匯率應該從對美元的單邊匯率轉向有效匯率。雖然據不同的有效匯率 計算 方法計算出的有效匯率結果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遠小于兌歐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時，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還是處于貶值狀態。在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要實現有效匯率升值，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還要大一些。我們不要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民幣兌美元的漲跌上，而應多視角透視匯率的變動，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2.美元走勢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幣匯率由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決定，因此它對美元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國際匯市總體表現的影響。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幾次大幅波動不難發現，美元在國際匯市的起伏幾乎成了決定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當時對其他國際貨幣整體走強。10月份以來，每當國際匯市上美元跌到一個新的低點，人民幣匯率就跟隨創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彈，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回調。特別是進入11月份以來，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反向聯動更為明顯，每次美元指數創出階段性新低，人民幣匯率幾乎都會報以匯改以來的新高。

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的影響下，美元遭受沉重打擊，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大幅下挫。2006年以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總體走弱，美元兌歐元匯率、美元兌英鎊匯率都跌至近兩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國調低了2006年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值，而美聯儲會議紀要也顯示出多數成員預期經濟增長將放緩；此外，美國公布的勞工市場失業救濟人數遠高于市場預期。這些因素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推動了市場對美聯儲可能降息的預期，因而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升值并沒有超出金融體系和 企業 的承受能力范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慢，而且保持了強勁的勢頭。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踐已表明，除了局部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如2006年gdp增長達到10.6%，外貿順差達到了1770億美元。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表現出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把匯率機制改革的影響加以消化，這就為下一階段繼續推進匯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7月匯改后一直保持著升值趨勢，但同時，2006年以來貿易順差卻屢次創出 歷史 新高，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并未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這說明我國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強。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自2005年匯改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居高不下，而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企業之所以擴大投資，說明企業還是有利可圖的。這反過來也證明人民幣漸進小幅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出口企業實際盈利能力比預期高，升值強化并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從匯改后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地體現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這種競爭的加劇，則體現為出口產品的價格降幅超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即部分企業以前隱藏了利潤。二是企業在匯改進程中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匯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漸學會運用多種匯率避險工具來應對匯率風險。多樣化的匯率避險手段包括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消耗、提高品牌影響力和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等，其中企業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改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和投資外匯理財產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和交易主體進一步擴大，企業使用遠期結售匯的便利度明顯提高。而銀行間人民幣遠期市場和掉期市場的逐漸活躍，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企業對新型匯率避險工具的適應能力和匯率風險管理意識都有所增強(巴曙松，2006)。[1]

從國內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企業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適度升值以來，企業的匯兌損失不僅沒有放大，反而實現了較大的匯兌凈收益。總體而言，受益企業的平均受益金額，是受損企業平均受損金額的8.3倍。同時，匯率改革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且大企業云集的地區(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地區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的承受能力也逐漸增強。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了2%；一年之后，人民幣升值3%以上，其間市場交易日間和日內波動幅度加大，金融體系運行正常。這與匯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關系。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逐步放寬銀行現匯、現鈔買賣價差限制，引導掛牌匯率由對稱性向非對稱性發展，外匯定價從“一視同仁”到差別定價發展。“一日多價”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匯率風險意識，并促使商業銀行從人民幣匯率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方法、操作流程、風險管理、it系統以及市場營銷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而各類金融衍生業務的陸續推出，對商業銀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機，通過加快業務創新爭取在新的競爭格局中搶占先發優勢，并鞏固自身的生存適應能力。在積極引導客戶增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認識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相應的避險、保值、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適時推出新的外匯理財產品，有效規避和控制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積極開發風險管理、風險對沖及投資產品，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價值互動的機理，分別對進出口企業采取不同的定價政策。

第五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回顧與展望報告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程回顧與展望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

2011年10月11日

編者按：2011年10月11日，美國會參議院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對人民幣匯改的歷程和成果進行了長期跟蹤研究，撰寫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程回顧與展望》報告，以事實和數據反駁了美方關于我操縱匯率、人民幣幣值大幅低估等錯誤言論。統計數據表明，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升值30.2%，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3.5%和23.1%。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在2007年達到歷史最高點的10.1%后明顯回落，2010年為5.2%，2011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至2.8%。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人民幣匯率正逐漸趨于均衡合理水平。現將該研究報告對外公布，以供各界準確認識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歷史和未來改革的方向。

一、市場化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始終堅持的方向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在《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十幾年來，中國始終堅持這個方向，不斷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

1994年1月1日，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并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底以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1998年初起，為防止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的進一步擴散，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主動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在8.28元左右的水平。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減弱以及中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2005年7月21日中國再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此同時，深化外匯體制改革，理順外匯供求關系、加快外匯市場培育，市場決定匯率形成的技術平臺基本形成，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惡化，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再度收窄了浮動區間，穩定了市場預期，為抵御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展示了中國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隨著全球經濟企穩復蘇，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2010年6月19日，中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2—

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

實踐證明，堅持主動、漸進、可控的原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中國國情，對增強中國對外經貿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優化、增加就業特別是服務業的就業、抑制通貨膨脹、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如果沒有1998年和2008年兩次大的外部沖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有可能走得更快、更遠。

二、人民幣匯率正逐漸趨于合理均衡水平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取向是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外匯供求關系的作用下，人民幣雙邊和多邊匯率總體保持了穩中趨升的走勢。

1994年匯改以來至2011年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36.9%。截至2011年8月末，按照國際清算銀行口徑計算的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累計升值33.4%和58.5%。在國際清算銀行監測的58種貨幣中，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分別排在第13位和第10位。

如果從2005年7月匯改以后的情況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升值30.2%，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3.5%和23.1%。尤其是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2008

—3—

年8月-2011年8月間，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2%和5.0%，在國際清算銀行監測的58種貨幣中，分別排在第15位和第12位。像上次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一樣，人民幣繼續扮演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穩定錨角色。按照現在的漸進升值方式，加上其他結構調整措施逐步見效，中國將漸進、穩妥地實現匯率均衡。

從經常項目差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來看，人民幣匯率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正在逐漸發揮。2005年匯改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雖然沒有改變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格局，但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在2007年達到歷史最高點的10.1%后明顯回落，2010年為5.2%，2011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至2.8%。從別國經驗看，日元和德國馬克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幾輪升值中，對本國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也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釋放的過程。

在經常項目收支狀況逐漸改善的同時，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繼續保持了較快增長，但這并不等于人民幣匯率低估，很大程度反映了很多非匯率因素的影響。主要有：一是人口特性、文化傳統、社保、住房和教育改革等因素，使中國的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過剩的儲蓄成為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結構性原因，正如戰后日元和馬克大幅升值也沒有消除日本和德國迄今仍保持的經常項目順差一樣；二是基于政局穩定、工業基礎良好、勞動力成本較低等競爭優勢，近年來

—4—

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轉移的重要目的地，形成了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加工貿易基地，積聚了全球制造業的大量貿易順差；三是主要發達國家長期實施低利率政策，使中國面臨較大的套利資本流入壓力，而另一方面中國對資本流出仍保留較為嚴格的限制，民間對外投資特別是金融投資水平較低，無法對沖經常項目順差，也造成了國際資本流動對于國際收支調節作用的缺失。

實踐證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了匯改對于中國實體經濟的負面沖擊。2005-2010年間，中國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18.2%，就業年均增加1120萬人。同時，人民幣匯率改革也為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本次危機發生以來的2009和2010年間，中國進口年均增長13.8%，較出口增速高6.1個百分點，中國需求成為拉動許多國家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

三、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幣匯率 中國并不追求貿易順差越大越好。早在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上，中國就明確把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目標之一。200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中國國際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必須把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積極致力于擴內需、—5—

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一直積極致力于推行中外資國民待遇，擴大市場準入和降低關稅水平。中國已全部完成加入世貿組織時所承諾的關稅減讓義務，關稅總水平從2002年15.3%降至2010年的9.8%，為發展中國家中最低。

中美貿易關系是中國重要的經貿關系之一。中國一直高度關注中美間的貿易失衡問題。近年來，中國采取了多項措施擴大進口。過去10年里，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據美方統計，美國對中國出口由2001年192億美元擴大到2010年919億美元，增長了379%，同期美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僅增長了67%。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出口增幅遠大于美國對中國進口增幅。

正如許多美國各界有識之士所指出的那樣，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更解決不了美國的就業問題。第一，早自19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對外貿易就持續逆差，美元指數從1971年1月至2011年9月累計貶值36.1%，但美國的貿易逆差狀況未見改善。美國本輪對外失衡問題是以往失衡的延續，美國實際面臨不是從中國進口，就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問題。如果不做宏觀政策和結構調整，而僅由匯率調節國際收支是行不通的。

第二，中美貿易失衡很大程度反映了貿易順差的轉移效應。2005-2010年間，中國累計一般貿易順差2729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1.46萬億美元。特別是，中國主要承接了歐美、—6—

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產業轉移的最終加工組裝環節，出口體現為全部商品價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國以外國家的進口，而中國在整個產業鏈中取得收益為少量的加工費用。

第三，美國從中美自由貿易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美國商會2008年對238家在中國企業調查，71%獲利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準備追加投資。摩根斯坦利調查報告分析顯示：中國對美出口，美國消費者每年節省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獲利6000億美元，占標準普爾指數涵蓋公司利潤總額的10%以上。據亞洲開發銀行估算，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零售價為178.96美元，其中中國賺取的加工費僅占3.6%，大部分價值被美國的設計、運銷和零售企業獲得。2011年8月上旬，舊金山聯儲兩位經濟學家研究認為，2010年來自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僅占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的2.7%，其中從中國進口的真實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來自美國本土企業和工人的運輸、銷售和營銷成本。

第四，美國出口限制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作為全球技術領先國家，在高科技產品方面較中國具有明顯的競爭力，本可以充分發揮這種比較優勢。但美國始終奉行冷戰思維，以所謂的安全為由，對中國高科技出口貿易采取各種限制措施。事實上，美國前商務部部長駱家輝也曾表示，擴大對中國出口，而非限制從中國進口，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問題的最好辦法。

—7—

因此，應該客觀、公正地認識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對人民幣匯率的無端指責，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不僅解決不了美國儲蓄不足、貿易赤字和高失業率等問題，而且可能嚴重影響中國正在進行的匯率改革進程。

四、采取包括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內的一攬子措施積極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中國充分認識到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對中國自身和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來，中國堅持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政策，已出臺了增加消費、發展服務業、完善社保、衛生、住房、教育體系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堅持科學發展為主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再次將“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作為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

中國已經和將要實施的各項措施，核心就是通過結構調整，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降低儲蓄率，使經濟增長由較多依賴投資、出口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同時，推進城鎮化、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也將理順中國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促進對外貿易更趨平衡。

中國將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發揮匯率對調節國際收支的積極作用。但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反映了許多結構性問題，以及現行涉外

—8—

經濟管理體制機制的不適應。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人民幣匯率改革之所以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就是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力求使可能發生的內外部負面影響最小化，為一攬子的結構調整和配套改革爭取時間。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經濟結構的演變具有內在規律性，再平衡需要多方面努力，且必然是個漸變的過程。（完）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