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研究演講稿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研究

南華大學船山學院2014級會計四班 張湘悅

大家好！我是船山學院會計四班的張湘悅，很榮幸今天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比較研究成果。在下見識淺薄，多有不足，還望大家海涵。

首先，請大家看這兩張幻照片。大家應該對照片中的這兩位人物都有一定的了解：一位是滿清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從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太后穿著旗裝，而明治天皇穿著西式軍服。

天皇剪去發髻，換上西裝是受了“明治維新三杰”中鐵血宰相大久保利通的影響，他們的行為當時在日本震驚朝野，但正由于他倆的以身作則，近代西方生活方式才能在日本得以推廣。

反觀慈禧太后。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提議減去辮子以適應工廠工作，但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強烈抵制，她認為辮子是不能廢的祖宗之法。剪辮易服是民國才得以推廣的。

在社會風俗方面，大概可以總結為：日本自上而下接受西方文化而圖變;而滿清卻在某種程度上拒絕近代化。

在外交方面，兩國的反應也較為不同。

英國設計師在東京設計了一座意式公館，名為“鹿鳴館”，日本外務卿井上馨主持了開館儀式。鹿鳴館名稱出自詩經《詩經》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日本人取“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之義而命名，意即迎賓會客之所。并把一些和外國人交際的機構移到里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于此舉辦了盛大的化妝舞會，從而開啟了所謂的“鹿鳴館外交時代”。

而中國的情況卻大為不同。

清朝的第一位駐外使節名叫郭嵩燾，湖南湘陰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駐英法大使，被英國人譽為“所見最有教養的東方人”。但他一系列被西方盛贊的尋常禮節卻被副手和國人誣陷為對天朝的大不敬。幾年后他因為國內輿論壓力過大辭官回鄉，回到湖南的路上還一路被鄉人罵為“洋奴”等。李鴻章為他請求謚號卻被皇帝駁回，光景甚為凄涼。

在外交方面，大概可總結為日本政府在積極主動的面對，而清廷在消極被動的應對。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都創辦了大量的企業。

幻燈片里展示的就是洋務派創辦的一些企業。其中，航運業近代在中日兩國都是緊接著軍事工業而著手發展的部門。而棉紡織業是前期遭受外商擠壓的生產典型的大眾消費品的部門。這兩個部門都是反映兩國工業發展差距的較為典型的部門。于是我們就從航運業和棉紡織業來對比分析兩國的近代工業。

下面我們來看看兩國在航運業方面的不同應對方式，首先是洋務派。

1873年1月成立的輪船招商局是洋務派所創的官督商辦的近代資本主義的第一個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的出現，立即引起一向行走江海各線的外國航業的嫉妒和反對。

每當輪船招商局的輪船在江海行駛時，外國輪船公司便在同時的同一航線上將運費減去一半乃至2／3甚至更低，企圖用跌價競爭的辦法把招商局扼殺在搖籃里。

從1873年到1877年，在劇烈的競爭中，招商局依靠漕運專利，官款協濟和國內商人的廣泛支持，勉強維持下來。1877年輪船招商局擁有的固定資產超過了當時任何一家在華的外國輪船公司。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以為從此可以打破外資輪船公司的壟斷局面了，但事實上并不如此。在招商局情況日見好轉的條件下，為了避免同外國輪船的競爭，1877年，李鴻章指使太古等人在國內主要航線上與良家大型外國輪船公司訂立了“齊價合同”，以排擠其他輪船公司參與競爭。

從此，招商局“增減運價”，推行航線，悉受洋商操縱，我國商幫大受“運送迂緩，運送奇貴之苦”。這樣，不僅招商局的事業受到限制，更為主要的是民族資本的活動因此項壟斷合同而受到扼殺和阻止。

下面我們來看下日本明治政府在航運方面的應對。

日本在1873年11月成立內務省，日本的海運業就是在這以后發展起來的。

這時明治政府領導層認識到在關稅不能自主的情況下，發展海運業不僅有助于收復商權，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保護關稅的作用；而當時半官半民的郵便汽船會社經營不振。

因此，明治政府主張在殖產興業期間大力扶植海運業，并根據大久保利通的建議，選了三菱商會作為扶植的重點。

1875年6月，日本半官半民郵便汽船會社宣告解散。政府用32萬元購買該公司的18艘輪船并無償地撥給了三菱商會。同年九月把委托其管理的13艘官方船只無償交給三菱使用。并規定每年向三菱提供25萬日元津貼。

三菱汽船會社也同樣遇到了要和外國輪船公司抗爭的問題。

它的第一個對手是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自恃資本雄厚，不斷降低運費，以圖打夸對方。三菱汽船會社在政府的支持下也以降價奉陪。經過幾番激烈較量，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感到十分棘手。這時，日本政府貸款81萬元資助三菱汽船會社，三菱汽船會社以78萬元的代價收買了太平洋郵船公司往返上海航線的船只及陸上設備，并約定以后三十年內不再從事上海航線各港的航運業務。

這樣，太平洋郵船公司終于自日本沿海的航運中撤走。

在與英國的大海運公司P、O公司的競爭中，也是以“P、O”公司無條件地撤走而告終。

這說明，日本在與外國資本爭奪航權取得很大的成效。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在為對抗初期沿海航線上的外國優勢，設立了半官半民的航運業這一點上，具有共同的要素，但在下述兩點可以看出兩國明顯的差異。

第一，中國是與外國公司妥協，而且試圖與外國公司共同維持沿海航線的壟斷；日本則是扶植特權公司，把外國勢力從沿海航線上徹底趕走。

第二，中國自始至終維持了官督商辦的組織形式；日本則通過扶植三菱，培育了民間資本，也就是用最少的資金和最低的浪費做了最有效的事，這也為之后的出售官營企業培育資本主義積累了經驗。

下面再看兩國的棉紡織業的對比案例，首先是洋務派。

1878年開始籌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中國第一家現代棉紡織廠，也是官督商辦企業。在建廠過程中，織市局通過李鴻章向清政府取得了專利、免稅的特權。“十年以內，只許華商附股搭辦，不得另行設局”。可見，李鴻章的經營方針，除減輕稅收外，即禁止其它同行業興辦。

上海織布局于1890年投入生產，1893年漸具規模。1890年因上海織布局于起了大火，華盛紡織總廠便于1894年在上海織布局的原址上建立，仍為官督商辦，除總廠外，還在上海和寧波等地設立十個分廠。

與此同時，李鴻章、盛宣懷更進一步制定了壟斷紡織業的計劃，他們申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明文規定“十年以內，不準續添”。也就是這十年內還是不許國人另設這種企業。

從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第一個十年壟斷到華盛紡織總廠的第二個十年，壟斷對民族資本紡織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嚴重的壓抑和阻礙。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日本明治政府在發展棉紡織業方面是如何做的。

在日本，外國棉制品也以開港為契機，侵入日本，國內市場被打開，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國是共同的。但明治六年建立了大久保政權后，對紡紗給予特別獎勵。

明治政府一方面通過官營模范工廠的示范作用，來推動民營紡紗廠的建立；另一方面，內務部于1879年用22萬日元創業資金，從英國訂購10套2千錠棉紗機器，然后以無息分10年償還的條件，出售給有志于興辦棉紡業的私人資本家。此外，政府還采取墊付進口紡紗機價款的方法，扶植民間資本家。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民間有一個大機器紡紗廠異軍突起，這就是1880年開始籌辦，1883年7月正式營業的大阪紡織廠。

以大阪紡的設立和發展為先導，1886-1890年間，日本又先后建立了20余所私人的近代紡織企業。這些新企業的資本大多在25萬日元以上，紗錠在1萬到3萬枚之間，從而大大增加了棉紗的產量。

據統計，1886-1889年近代機械棉紗產量從77萬貫增長為337萬貫（每貫等于3．759公斤）。日本到1890年產紗量便增大到513萬貫，并超過了國外進口的棉紗量到1897年，日本棉紗的出口量已大大超過進口。

這些說明，日本近代棉紡織業經過了這樣的短期發展，完全達到了自主的地步，甚至可以出口。

中日兩國的棉紡織業起步時間相近，但中國洋務派官僚想以一兩個紡織工廠來堵塞巨漏，抵制洋布傾銷的狂潮，無異于杯水車薪，結果只是嚴重壓抑和阻礙了民族資本紡織工業的發展。

而日本，在政府扶持下的機器紡紗廠，一方面排擠了外國棉紗，另一方面也壓抑了自下的成長(機器紡紗廠的經營者大多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同原有的棉紡織業的發展無直接的聯系)，但它同中國的“官督商辦”顯然是不一樣的，盡管在經營上受到保護，但始終是作為民間企業受到扶植的，因為有政府的保護而由早期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

在中國，盡管棉紡織業利潤優厚，商情踴躍，由于有上海機器織布局“不準另行設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間除織布局外都沒有出現過一家私立的棉紡織廠。

只有象日本那樣，獎勵和支持民族資本自由發展紡織工業，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紗洋布的傾銷。

從以上航運業和棉紡織業對比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官督商辦企業的發展歷程中，處處表明它受到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嚴重束縛，因之新的生產力不可能獲得應有的發展。

從性質上來說，這些企業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個生產部門而已。

同中國清政府對企業的需索無窮和實行壟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對私人資本的大力扶植和獎勵發展。

日本明治維新的殖產興業，其前期也是以官營工廠、半官半民工廠為主要形式推進的，它和中國洋務運動中的“官督商辦”政策基本相同。

可是日本在后期殖產興業中實行扶持民間資本，出售官營工廠和半官半民工廠的政策。

這雖是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然而作為資本主義的起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中國卻始終徘徊在官督商辦死胡同里，分歧由此而起，終究完成不了資本主義轉型。

這些不同在兩國的一些文件和一些當事人的話里也能得到一些體現。

比如明治維新的綱領性文件《五條誓約》: “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

“破歷來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識于世界，廣振皇基”。

木戶孝允起草的這個文件有著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卓越的遠見，他們的后繼者們，如伊藤博文等，在他們逝世后也能以此來秉著他們的志愿，帶領著國民上下一心的圖發展，從而使日本走向強大。

與之相對的是洋務派一些發起者的思想。

曾國藩認為洋務運動的目的是： “剿發捻，勤遠略。”

“剿發捻”是指鎮壓太平天國和北方的捻軍起義；“勤遠略”便是指加強國防建設以抵抗外國侵略。它反映了洋務運動的兩大目的－－對內鎮壓農民起義，對外抵抗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最終的目的乃是鞏固清朝的封建統治。

張之洞對洋務運動的總結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這些治標不治本的目的和策略，完全暴露了洋務運動的實質其實是狹隘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的自救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政治理想一對比，高下立分。故而

昔人已往，往事如煙。隨逝去久矣，但仍舊震撼、警醒著我們。既然我們無法改變過去，那么而我們能做的，大概就是以史為鑒，展望未來。

謝謝大家都聆聽。

第二篇：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對比研究[最終版]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對比研究

摘要：在19世紀中期風起云涌的資本主義世界潮流的推動下，中日兩國都進行了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兩國的改革都是向西方學習的過程，都是在探索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同時代的改革，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局和影響，中國洋務運動最終沒有改變淪為半殖民地的厄運，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日本的明治維新實實在在地使日本走上富強之路，由被殖民、被侵略搖身一變而成為殖民者、侵略者。反思其中，我們研究這兩個國家的成敗的原因，以對今天有所裨益。

正文：

改革，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之一。中國近代維新變法發起者梁啟超說：“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易經》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古人就已經提出了世間萬物的發展都必須符合這一規律。古代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今天的改革開放，無一不使國家在當時解決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發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十四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世界歷史的主流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發展進程、結果證明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同作為亞洲國家的中日兩國，卻在近代化的大潮當中，表現出了不同的思想、做法，從而導致兩國不同的結局。對比近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同命不同運。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對比研究，從而得出一點認識。

首先，從兩國近代化起步的背景看。

1、國內社會背景：中國從秦王朝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時的兩千多年一直是封建專制國家。歷朝歷代不斷強化皇權，使封建制度發展成為龐然大物、盤根錯節，深深地植根于社會的方方面面，難以撼動。明清以來，為防止倭寇入侵以及其他國家進入，威脅封建統治，政府長期以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的經濟文化交往，和外界的交流少之又少，逐步地蒙蔽了自己的雙眼，看不到世界發展的主流，仍做著“天朝大國”的迷夢。卻不知他國不僅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甚至于完成了工業革命，已經從思想、政治、經濟全面升級換代，我們已然從世界強國之列逐步退出。經濟上，重農抑商，封建小農經濟占據了中國經濟結構的主要地位，長達兩千年。始終處于農業文明的框架之內而不能突破。思想上，農業文明決定了封閉保守，愚昧封建的思維模式。教育制度實行的科舉制度，退變為八股取士，以四書五經培養“奴才”式的人才和官員。缺乏自然科學的教育，缺乏人生觀、價值觀的培養。這些就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源。其實這是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中，不斷地加固封建專制，不斷地加強皇權，不斷地強化封建農業經濟。不肯改變，不肯變革的后果。

日本是中國近鄰，自古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活等皆取之于中國，是中國文化的衍生。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日本仿中國隋唐制度為藍本，結合日本舊習，從政治到經濟，進行了改革，從而進入到封建社會。因而其政治、經濟等方面與中國非常相像，近代前夜的日本也實行鎖國政策，只允許中國、朝鮮、荷蘭與之通商交往。可見，兩國有著極其相似的國情背景。但是，日本也有其特點。政治上從12世紀以來，武士階層掌握了政權，天皇成為傀儡，政權落入到將軍幕府中，軍人掌權，沒有經濟、文化作支撐，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難以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將軍下的大名及中下級武士與將軍幕府也是矛盾重重。這勢必造成日本中央集權的分化，弱化了將軍幕府的封建集權，為以后變革減少了阻力。經濟上日本也是封建經濟，但其國土狹小、多山，耕地有限，故其手工業、商業相對發展較好。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創造了條件。日本是一個島國，文化多來源于外部。思想上容易接受外來文化，尤其是先進文化的影響。這些因素是中國封建社會所不具有的。這樣一來，改革進程中遇到的阻力、對外來事物的接納，改革者的成分，中日兩國必然是截然不同。其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2、國際環境：中日改革的時間不同。中國是1860年后，日本是1868年后，但同屬19世紀中期。這一時期，正好處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的確立階段。歐美強國在進行工業革命中，急于解決本國內部的社會各種矛盾。美國進行了南北戰爭，俄國進行了農奴制改革。這一時期的國際環境相對穩定，是一個較為有利的改革時機，這對中日兩國來說是一個同等的機遇。

第二，從思想認識上看。而面對相同的國情，相同的發展機遇，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所進行的反思產生了不同的認識。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上書總理衙門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在遭受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之后，洋務派的先進人物尚且如此看待自身與對手，不要想其他人了。這一認識就決定了洋務運動改革的目的、內容、性質、作用的重大缺陷，注定了它失敗的結局。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目睹了歐美國家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也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遂萌生“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脫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于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他還呼吁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文明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其思想核心就是接納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等一切先進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入歐”。與中國的認識相比，高下立判。我們看到的是西方的皮毛，日本抓住的是西方的精髓。

落后不可怕，挨打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挨打了卻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落后、挨打，還以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不能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客觀的認識，也就不可能對癥下藥。馬克思說：“人是由思想和行動構成的，不見諸行動的思想，只不過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導和推崇的行動，只不過是行尸走肉——沒有靈魂的軀體”。我們的洋務運動就像行尸走肉，缺少改革的靈魂，焉能不敗。

第三，從改革者的成分上看。改革是創新，就必須由新型的階級階層來組織實施。洋務運動的發起者是恭親王奕?以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崛起的漢族重臣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曾國藩等人，其本身仍然是封建政權的支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必然是封建地主。他們想到的首先是如何維護其封建利益，這樣，學習西方就只能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們的目的始終沒有改變，談何改革，這與改革是背道而馳的。只是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起步，使中國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模式，諸如工廠、機器什么的，聊勝于無。我們無意否定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化中的巨大作用，究其本質，它沒有順應歷史潮流，改革者也不能提出全新的思想理念，無非是封建皇權的再加固。

反觀日本，其經濟結構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18世紀中葉起日本農村的自然經濟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化，并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交換關系也日益頻繁起來，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為中心的全國市場。以商人為代表的商業資本直接控制生產，是日本資本主義因素產生的一條重要途徑。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也陸續在制絲、絲織、棉織、陶瓷、釀酒、造紙等生產部門出現。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種種限制，資產階級尚處于形成的初級階段，他們雖然還沒有能力領導革命，但對現存的舊體制是不滿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還導致新興地主階層的出現。一些農村的富裕農民、商人高利貸者和手工工場主非法占有農民的份地，轉化為地主。他們同幕藩封建領主之間也存在許多矛盾。這些被稱為“豪農、豪商”的資產階級與新興地主，后來成為倒幕維新運動的社會基礎。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異常僵化，統治等級的內部矛盾重重，從中分化出一支主張變革的力量——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代替資產階級充當了革命的領導者。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是改革的具體領導者。可見，在日本，代表先進資本主義的力量及其同盟者領導實施了改革，他們是用一種新的體制來取代舊的體制，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第四，從改革的內容看：

洋務運動首先是軍事技術的改革，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總局等早期措施均是軍工企業，是為了方便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起的輪船招商局、湖北織布局也都是為軍事工業的補充。設立的京師同文館也是應外國的要求，為方便與外國打交道而設立的，改革涉及了經濟、軍事、教育三個方面，而且只是一部分。經濟上使用機器生產，其管理還是封建性的，從性質上講，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個生產部門而已。并非是為了滿足市場需要，而是為了提高清政府的軍事力量，以達到“自強”“御外辱，彌內患”之目的。軍事上只是使用洋槍洋炮而已，軍隊的組織機構，管理機構、運行機構還是舊的體制。教育上只有一所翻譯學校和一些留學生，全國性的、普及性的教育機構都沒有，教育內容沒有大的變化，在四書五經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西學的內容，美其名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些狹窄的、補充性的改革措施，怎能實現中國社會的轉型。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其后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一切權力集于一身。政權的統一有利于改革政令的頒布實施。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經濟方面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設立工部省管理工商業；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教育方面，設立文部省，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發展近代資產階級性質的義務教育。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建新式鐵路、公路。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于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顯而易見，日本的改革是全面的、順應歷史潮流的，用全新的體制取代了舊的體制，當然也保留了大量舊的有利于日本統治的的內容，從而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學史以明志，鑒史知興替。通過對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對比研究，我們認識到改革應該因地制宜，結合國情，更新觀念，開放思想，大膽實踐，選賢任能，切合實際，適時調整，不斷完善，只有不間斷地將改革進行、深入下去，才能一直走下去，走向更加強大。

第三篇：淺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淺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十九世紀后葉時期的世界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展的浪潮，英國率先進入工業革命，法國、德國、美國、比利時等西歐及美洲資本主義國家等也緊隨其步伐，大力發展工業，并出現了一系列新發明，急于開闊商品銷售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廉價原料市場，于是就把目光放到了中國和日本等一些亞洲國家身上。然而中國和日本對此卻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中國選擇了閉關鎖國，日本選擇了積極通商、學習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

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讓英國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法打開中國市場，于是就有了我們所熟知的鴉片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大量白銀外流，林則徐請命南下進行禁煙運動。1840年英國以虎門銷煙為由掀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的清王朝統治者還沉浸在“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自我滿足中，殊不知已經在世界列強的隊伍中漸行漸遠，大量的鴉片流入中國市場不僅蠶食了中國民眾的身體，更是蠶食了他們的精神，看似地廣人多的中國，實際上早已不堪一擊，軍隊的整體素質不斷下降，由于慈禧太后的一己私利克扣軍費，軍隊的裝備遠不如英國部隊，讓帶著被蠶食的身體用著刀劍長矛的清軍怎么去打敗裝備精銳用著洋槍洋炮的英軍，這個答案貌似很清楚。

中國戰敗，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賠償2100萬兩白銀，這是喪國辱權的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歷史從此發生了重大轉折。

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割讓土地，大量的賠款，開放通商口岸，致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程度加深，越發的令人擔憂中國的危亡。

為了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封建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如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展開了統治階級的救亡圖存的洋務運動，主張引進、仿造西方的武器裝備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創建近代企業，興辦洋務。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進行洋務運動主要從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興辦近代企業。洋務派首先興辦的是軍用企業，其中比較大的規模的有5個，分別是：1865年，曾國藩支持、李鴻章籌辦的上海江南制造總局，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同年，李鴻章在南京建設金陵機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創辦的福州船政局是當時國內最大的造船廠；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機器局；1890年，張之洞在漢陽創辦湖北槍炮廠。同時洋務派還創辦了民用企業，其中多數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少數采取官辦或商辦。最重要的官督商辦是由李鴻章籌辦或控制的，受官僚控制在發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企業。

第二方面是建立新式海陸軍。19世紀60年代，京師和天津、上海、廣州、福州等地的軍隊紛紛改用楊強洋炮，聘用外國教練。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湘軍也是用洋槍裝備的軍隊。1874年，日本拍竣侵犯中國臺灣，清政府籌辦海防、建設海軍想法隨之興起。從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分別建成福州水師、廣東水師、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其中北洋水師是清政府的海軍主力，有艦艇20多艘，其有李鴻章管轄。

第三方面是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新式學堂主要有三種，翻譯學堂、工藝學堂、軍事學堂，還先后派遣留學生赴美幼童及官費赴歐留學生200多人。

洋務派繼承了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強”“求富”的主張，通過所掌握的國家權力集中優先發展軍事工業，但是，主要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并不是要使中國朝著獨立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洋務派失敗的原因有三：首先具有封建性。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本，西學為用”，即在封建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在維護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條件下發展一些近代企業，為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其目的性決定了它的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為新的生產力是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義的桎梏下充分發展起來的。其次對外國具有依賴性洋務運動的進行之時，清政府與西方國家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政治、經濟、主權上中國并沒有自主決定的能力，所創辦的企業還是得依賴與外國，而且外國并不希望中國真正的富強。再次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完全有官方控制，經營不講效益，造出的槍炮、輪船質量低下。商人沒有發言權，還要承擔損失，企業內部及其腐敗，充斥著營私舞弊、貪污受賄、揮霍浪費等惡習。

反觀同一時期的日本。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清國對面的日本一個名叫福澤諭吉的人在日本報章《時事新報》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脫亞論》這篇文章一經刊登立刻在全日本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民眾都從這篇文章中看到了日本未來崛起的希望—引進西洋文明！

1868年，隨著江戶城的投降統治日本265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覆滅，1869年春，明治天皇徹底掃除國內幕府殘余勢力。同時也預示著明治天皇已然下定決心讓日本徹底改頭換貌，而不是僅僅做做樣子空口白話。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1日公布《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并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頒布《五條誓文》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擁有無限權力。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政府通過公債補償形式，逐步收回華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歷，改用太陽歷計日。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并于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資產階級性質的義務教育，將全日本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并于1872年頒布征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后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事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后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筑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至橫濱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于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巖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

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范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由于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華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培植了一批財閥。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出現產業革命的高潮。

明治維新絕對不是某些人心血來潮，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事，而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與漫長過程的改革。從這里就可以基本清楚的看出相近時期的清國戊戌變法是一個多么不成熟的舉動。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二者的目的性不同，洋務運動是為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而明治維新是為了徹底的改變日本落后的現狀學習西方文化。其次改革采用的方法不同，洋務運動是統治階級進行的自救運動，而明治維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對象不同，洋務運動是針對官督商辦，而明治維新是針對全國的人民。再次改革的持久性不同，洋務運動前后經歷了30余年，而明治維新前后經歷了100多年；改革的積極性不同，洋務運動中摻雜著很多矛盾斗爭，洋務派和頑固派之間的斗爭，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之間的斗爭，平民和官僚之間的斗爭，本國人民和外國侵略勢力的斗爭等，而明治維新中主要是天皇和幕府之間的斗爭，還有部分民眾和當權者之間的社會矛盾。最重要的是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同，由于當時科舉制度尚未廢除，創辦新式學校，社會環境非常不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最后還是培養了不少近代軍事人員和科技人才，同時在1868年，經蒲安臣之手簽訂的《中美增續條約》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生提供了依據，不過并沒有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在1881年分批回國的90余名留美學生中，只有2人取得了學士學位，除了美國，清政府還派出了一些赴英、赴法和赴德的留學生；日本新政權在明治初年就把“重視教育”作為大課題。伊藤博文最先提出興辦近代教育，希望通過教育來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任何文化落后的民族，民智未開的國家，都是難以進入近代社會的。這種積極主張興辦近代教育的思想，為近代日本教育的興起拉開了戰略性的序幕。教育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標志。日本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說是得力于教育。日本把教育作為國家之本，在發展資本主義的成長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一直到現在，日本仍然是一個高度重視國民教育的國家。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中國要謀求中國的繁榮昌盛，也應學習日本高度重視教育事業。沈鈞儒在《家庭新論》中說道，“要把十年以后的中國變成什么樣子，就看十年前的青年和兒童受的是什么教訓。“可以說，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取決于教育。”

日本和中國，只有一水之隔，它從封建、落后的“蕞爾小國”變成了現今令人矚目的“經濟大國”，其過人之處讓人佩服。驚嘆之余，不僅感慨我們中國也應該放眼世界，汲取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借鑒古今中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以謀求國家的強盛。

環境科學與旅游學院 13級4班（地理信息科學專業）

李想

第四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

無18 宋海昕 2011011153

引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衣帶水的中國和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列強實力的強烈沖擊，而本國積蓄已久的弊病也尖銳地凸顯出來，可謂內憂外患，前途兇險。國家的命運來到了十字路口，生存還是毀滅，是兩國共同面臨的生死抉擇。在困境中，中日兩國均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近代史學家把中國的這次改革運動叫做“洋務運動”，而日本的改革運動史稱“明治維新”。兩者都以創辦近代工業為主體內容，欲使國家走向世界，實現工業近代化，發展經濟、求富求強。無論是時代背景、基礎國情，還是改革目的、改革措施，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都有很多相似之處，然而同樣是“救亡圖存”，最終的結局卻截然不同。明治維新基本取得成功，日本從一個封建的農業國初步變成一個近代經濟較發達的工業國；而洋務運動宣告失敗，積重難返的泱泱中華沒能藉此騰飛，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兩個國家隨后近百年的不同命運也就此決定。

正如左宗棠所說，明治維新是“操舟跨駿”，而洋務運動則是“結筏騎驢”。那么兩次運動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兩者的比較不僅能使我們剖析歷史，銘記歷史，其中所反映出的問題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也有著深遠的意義。下面從時代背景、領導力量、變革內容、變革結果等方面進行分析，對比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異同之處。

一、時代背景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前，中國與日本有著類似的文化傳統，都受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影響。中日社會、政治制度基本相似，均為封閉的封建專制國家；中日經濟基礎相同，同為閉關鎖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中日民族命運也極其相似，飽受西方國家殖民力量的侵略。

1．中日歷史淵源

公元754年，鑒真東渡，將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傳到日本。從此以后，在中國隋唐時期，日本派出大量留學生前來學習。到九世紀末，日本派遣唐使達19次之多，學習中國的生產技術、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制度、文學藝術、建筑技巧和生活習俗。許多留學生回國后充任要職，和尚長岡回日后仿照唐律制訂日本法令；日人吉備真和空海等人參照漢字草書和楷書的偏旁創造了日本文字；日本京都的建筑格局也與長安如出一轍。1868年日本天皇睦仁改年號為明治，也取自中國古籍《易經·說卦》的“圣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一語。可見日本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之深。如此緊密的歷史淵源，潛移默化中導致了兩國歷史和國情的相似性。

2．社會矛盾

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在清代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滿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軍功的貴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而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則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貧富差距極為嚴重。貧農租用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還要擔負各種徭役。貴族和地主階級攫取了農民的勞動果實，卻用于奢腐糜爛的生活，忽視了生產力的提高，致使社會生產力長期停滯不前。而農民自身生活尚得不到保障，更無力改進生產技術和進行擴大再生產。

與此同時，日本正處于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幕府將軍是日本最高統治者，也是全國最大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鎖國政策，嚴重抑制了經濟貿易的發展。而國內封建領主的地租租額達到70%到80%，甚至還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統治者公然宣稱，“把農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訣”。農民由于受到嚴重剝削，農村人口日益減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自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清王朝的衰敗開始加速，政治黑暗，國庫空虛，財政連年赤字，貴族、官僚、地主利用封建特權，大肆占領土地。洋務運動之前的一段時間，封建統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日趨嚴重，十九世紀初年爆發了歷時九年的農民起義，而十九世紀中葉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又席卷全國。同時期的日本，農民由于窮困和自然災害的連年發生，也被迫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從1785年到明治維新前夕，80年間爆發了1000余次農民起義。特別是1836年日本大饑，米價飛漲，遍地餓殍，而貴族富豪生活仍舊驕奢淫逸。可以說，兩個國家長久以來的封建制度已處于風雨飄搖中。3.列強侵略

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被迫被打開，在西方強國的逼迫下先后簽訂了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款；在太平天國爆發，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之時，沙皇俄國也趁機搶占了中國黑龍江以北3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

日本的國門也是被西方列強的艦船大炮所轟開。1842年日本幕府懾于中英戰爭的后果，向西方妥協；1853年黑船事件中，美國用武力強迫日本開放門戶，并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66年，西方國家又強迫幕府降低稅率，以便其傾銷商品。中日兩國同病相憐，大廈將傾，生靈涂炭，亟待變革的發生。

中國的洋務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在這樣一個類似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

二、領導力量

1．自上而下的變革

中國的洋務運動是自上而下地開展的。滿清王朝處于內外交困之際，朝廷中部分有識之士深知只有采取自救措施，才有希望擺脫困境。一方面受魏源《海國圖治》中先進思想的啟示，另一方面受到西洋兵器戰斗力的震撼，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清廷官員發起了洋務運動，強調“師夷長技以制夷”，唯有學習西洋的先進科學技術，尤其是機械技術，才能使清王朝生存下去。李鴻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經認識到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哪一國先實現變革。他還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主張改革清朝的科舉制度，放棄無用的章句小楷，注重科學工程的研究。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自上而下開展的。起初日本同樣發起了“尊王攘夷運動”，然而在幕府的鎮壓和西方的干涉下以失敗告終。此時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想改變日本現狀，實現富國強兵，必須推翻幕府統治，于是尊王攘夷運動演變為倒幕運動。經過激烈的斗爭，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取代了幕府政府。隨后，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明治政府中的福岡孝弟、三條實美、巖倉具視、板垣、由利公正等閣員領導，在從1868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十幾年間，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口號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明治維新。

2.領導階級的不同

在上文中提到中日具有相似的社會背景。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上，兩國的社會背景有本質性的差異，這也導致了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領導階級的不同。

明治維新前夕，日本處于的幕府統治制度已經開始趨向解體，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逐漸地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廣泛存在，工場手工業大量涌現，棉紡業尤其活躍。這表明日本已進入“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初期發展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日本資產階級也在逐漸的形成，以工場手工業資本家為代表的資本家既經營工商業，又不斷投資兼并土地，雇工自營或招佃收租，成為新興地主。自然的，資產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同封建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幕藩體制產生了無法調和的矛盾。但當時的日本資產階級尚處于階級形成的初期階段，沒有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無力承擔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下級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補了這個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階級支柱，但是由于幕藩體制的衰敗、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因而導致了武士等級的急劇分化，使一部分下級武士向資產階級轉化，并同資產階級和新地主結成聯盟，發動了倒幕維新運動（以上參閱《明治維新史》）。

而中國社會情況有所不同。洋務運動前夕，中國處于清朝中央集權制的統治之下。封建自然經濟開始瓦解，但封建剝削制度卻依舊保持著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萌芽早已存在，但仍處于最初級的階段，不具有成型的規模和力量。中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時來自于農民和地主階級，這時還沒有形成新的先進階級——資產階級。然而在西方列強侵略的重壓之下，中國被迫把“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于是地主階級洋務派便不得不客串“資產階級”這一他們不懂得更不擅長的角色，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此外洋務派大多是漢人，在滿清政權下不會受到完全的信任，這也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改革者的手腳。

3.根本目的的不同

領導力量的不同，決定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根本目的的不同。而根本目的的不同，則是兩者一個成功、一個失敗的最大原因所在。

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是地主階級。他們代表雖然出身、閱歷、權勢和識見不盡相同，但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方面卻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具有濃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樞和地方政權，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某種優越性，主張借用“西法”，謀求清朝封建統治的“自強”和“自立”。

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一方面，當時中國的權利仍牢牢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手中。而洋務運動的領導人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文祥、兩江總督曾國藩、北洋大臣李鴻章、閩浙總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他們既得不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同時為了自己的仕途，又不敢做過于大膽的冒險，無非只是采取一些中規中矩的措施，觸及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另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東亞的中心，長久以來養尊處優、妄自尊大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幾千年來中國一直處于文化輸出者的地位，即便是被西方的武力制度所征服，也并沒有心悅誠服地反思和學習，想的還是師人之技以“制”人。當時的朝廷并沒有意識到中國的根本社會制度存在問題，或者是意識到了，但不愿意也不屑于去改變。以李鴻章為例，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一直堅持“本末論“，即中國封建制度為“本”，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末”，“本”與“末”的關系是“以末固本”。也就是說，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皮毛，維持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繼續茍延殘喘下去。這決定了洋務派“中體西用”指導方針的，也是造成洋務運動悲劇的根本原因。

相比于中國，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者是推翻了幕府政府、剛剛成立不久的明治天皇政府，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新興地主和中下級武士，為了擺脫封建束縛、提高政治地位、鞏固現有政權，必須放手一搏，采取全新的改革措施以抵御西方勢力的壓迫，否則難以在世界中有一席之地。正是在這樣強烈的緊迫感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國內戰爭的有力時機，以最堅決的態度完成了從封建制度向天皇制度的轉變，以最大的決心推進了明治維新的實行，為本國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提供了保證。

另外，日本自古以來便是以弱者的姿態生存，沒有中國那種高傲的態度，學習他國之長也來的更加容易。下面是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禮與李鴻昌會談時的一段話。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兩個國家對待外來文化制度心態上的差異。（L-李鴻章 S-森有禮）

L：對于近來貴國所舉（明治維新），很不贊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S：其理由很簡單，只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服制，正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于安逸之人，但對勤快之人并不適合，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于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小。

L：然衣服舊制乃對祖宗遺志的追懷，子孫應當重視，萬世長存才是。

S：如果我國的祖先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和我們同樣的事。距今一千多年前，我國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便加以采用。不論何時，善于學習他國長處是我國的傳統。

L：貴國祖先采用我國撫掌乃賢明之舉，我國服裝紡織方便，用貴國原料既能制作，如今又要模仿歐服，實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S：雖然如此，但依我觀之，要比貴國的服裝精美便利，像貴國頭發長垂，鞋大而粗，不太適合我國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情不能適應，關于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當然貴一點，但是勤勞乃致富之基，怠慢乃貧苦之源。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而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愿意慢慢致貧，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得無限回報。

L：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而仿歐俗，拋棄本國獨立精神甘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都不感到羞恥？

S：毫無羞恥之處。我國還對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對不是受外力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需發現長處就取之用于我國。

L：我國絕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人最長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S：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400年前（清軍入關前）也沒人喜歡這種服飾。

L：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絕不是采用歐俗。

S：然而變革始終是變革，特別是貴國強迫這種變革，引起貴國人民的忌嫌。

4.改革與革命

這可能是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根本區別之一，即是否“武裝奪取政權”。列寧說過，“武裝奪取政權，使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標志”。明治維新顯然屬于革命。而改革則不同。改革排除了“武裝奪取政權”的問題，改革并不推翻原有統治階級的統治，而“只要統治階級在保持其統治的條件下作一些讓步”。洋務運動正是這樣的一種改革。

至于改革和革命，哪個徹底一些，哪個堅決一些，哪個效果好一些，則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了。

三、變革內容

1.要點敘述

洋務運動的內容很龐雜，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并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至于經濟政治等改革只是附屬品。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局，主要制造槍炮、彈藥、水雷、輪船、戰艦等軍用品。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福州船政局，這是清政府創辦的規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廠，以制造大小戰艦為主。而安慶內軍械所是清政府最早開辦的近代兵工廠，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在安慶創建，主要制造子彈、火藥、炮彈等武器。除創辦上述一類工廠外，還派遣留學生學習技術。但是，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

明治維新的綱領性文件是1868年4月頒布的《五條誓文》。此后又公布了《政體書》，遷都東京并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制度方面，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等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經濟方面，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并于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此外明治政府還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筑新式鐵路、公路。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于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

（以上均節選自百度百科）2.內容對比

由上文兩者的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務運動局限于軍事、工業等幾個方面，統治者關心的仍然是“堅船利炮”，殊不知即便軍事發展起來，也不過是治標不治本，中國的弊病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更何況在沒有資本主義基礎的情況下，生生把軍事工業移植到中國，必然會帶來諸如經費來源、技術落后、人才匱乏、運輸困難、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另一方面，中國近代企業的發展受到了封建勢力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抵制和摧殘。再加之當局者管理不當，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舉步維艱。洋務運動中興建的都是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也就是說民營企業仍處于統治階級的嚴密控制之中，甚至遭受嚴重的剝削。因此，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洋務運動并沒有得到較大的生存空間。所謂“富國強兵”，自然也就成為了空中樓閣。

相比而言，明治維新則實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措施，不僅在軍事、科技上向西方學習，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教育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進行了全盤性的西化。作為重中之重，日本改革了腐朽的政治制度，他們意識到，社會制度是變革順利施行的基礎所在。在經濟方面，國家帶頭實行資本主義工業化，并大力扶持私人民營企業，支持新興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這奠定了日本工業化的基礎，同時也掀起了工業革命的浪潮。此外日本明治維新對教育十分重視，這是另一個值得關注之處。政府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并鼓勵私人集資辦學。到1898年，日本學齡兒童就學率達97%，為當時世界第一。可以說，對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根本，所謂“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科教興國”永遠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也為日本此后經濟的迅猛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洋務運動中對教育的投入，與之是完全不能比擬。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領導階級、社會背景的不同，導致了變革目的、變革思想的差異。19世紀70年代，兩國同時派員赴歐洲考察軍事。中國咨詢船炮機械，而日本則考察軍事教育。這體現了兩國改革思想上的差距。明治維新是資本主義改革，目的是全盤西化，殖產興業，進而發展軍事，走上資本主義強國之路。而中國始終把“強兵”作為第一要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的只是維護封建階級的統治。這在根本上決定了改革的結果。3.客觀因素

需要看到的是，中國和日本的國際環境、國際地位完全不同。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相比彈丸之地日本，顯然對西方列強更有吸引力。因而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改革進程始終起到阻礙和破壞的作用，對統治階級一再施加壓力，導致很多改革方案沒有得以順利施行。歐美資本主義侵略者更是打著扶持清政府的招牌，極力擴大其商品和資本輸出市場，擠壓和摧殘中國的近代企業。而日本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勢力所忽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扶持，成為西方國家進一步侵略亞洲的工具。因而中國在改革上，確實受到比日本更大的阻力。但與此同時，這也說明了洋務派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幫助”是極其不明智的，最周的結果只能是受制于人、喪權辱國。

四、變革結果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反而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養肥了軍閥，阻礙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但是它畢竟引進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員，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同時洋務派的改革多少動搖了國人“守舊”的傳統觀念，對學習西方文化開啟了好的風氣；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播有促進作用。

定位：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另外明治維新也極大地促進了教育和文化的發展。

但明治維新具有不徹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舊日本時代的封建殘余，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后來，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躋身于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

定位：自上而下、反侵略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改革。

結語

對比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不同的結局確實令人痛心。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從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中，我們也應當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第一，改革要從根本上進行，只追求表面效果、舍本逐末的行為必將遭受失敗的命運。第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密不可分的，拋開其中的任何一個，對于國家的發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社會經濟與物質文明的建設不容忽視。第三，教育對于一個國家的未來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良好的教育體系是國家強盛的根本。當今中國實行的“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應該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教育上的投入應當增加，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應當盡早革除。

經過近百年的血雨腥風，中華民族終于走出了困境，正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奮勇前進。銘記歷史，以史為鑒，勵精圖治，奮發自強，這是我們青年一代應有的責任感。過往的歷史已經無法改變，但中國的未來將由我們來書寫！

第五篇：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比較分析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比較分析

摘要：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都是向西方學習的改革運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與日本都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挑戰。為了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面，兩國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進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結果卻有所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在歷史的洪流中逐漸隱退，收效微乎其微；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結果，由此邁出了日本崛起的腳步。關鍵字：洋務運動；明治維新；歷史差距；比較分析

一、為何中日雙方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同時進行改革

中日兩國的改革有大致相同的歷史氣氛和時代背景。

（一）從中日雙方面臨的國際現狀來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主要的歐美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由于工業革命的推動，這些國家的商業發展需要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市場。于是便加緊了對東方國家的侵略。中國方面來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列強先后簽訂了一些列的不平等條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破壞，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民族危機不斷的加深。從日本方面來看，美國的軍艦叩關以來，日本也被迫同列強簽訂了許多的不平等條約，導致日本的自然經濟遭到嚴重的摧殘，國家的主權也不斷的喪失。

（二）從中日雙方面面臨的國內矛盾來看。在中國，由于清政府的殘酷統治，再加上列強的侵略，導致了階級矛盾達到了空前的白日化。最終農民革命爆發——太平天國運動。這一場農民運動持續了13年之久，給清政府帶來了巨大重創。使清朝的統治者認識到必須要有一場改革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由此開始孕育著洋務運動。在日本方面，長期實行的是閉關鎖國的政策逐漸形成了一個落后的封建封閉國家。人民的生活十分的貧困，人民的起義不斷，社會動蕩不堪。他們以武力的方式推翻了幕府的統治，揭開了民治維新改革的序幕。

二．中日雙方改革的主要內容

從大體上來看，雙方改革的內容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幾個方面進行的。

（一）在政治方面。就中國的洋務運動而言，洋務派的一切改革都是在君主專制的大前提下進行的。對于日本民治維新而言，在政治方面則有許多重大的改革。改革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治體制。實行廢藩置縣制度，建立了府、縣、道的地方體制等等內容。由此可見，日本明治維新在政治方面的改革的程度超越中國洋務運動許多。

（二）思想方面的改革。從思想上可以看出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國強兵、擺脫民族危機。除此之外，洋務派還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但是洋務派依然沒有摒棄對封建制的的傳播，使得近代思想在中國傳播受到了一定限制。在日本方面其思想改革的主要內容有，推行“文化開明”的政策。積極的引用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文化來改造日本的封建落后文化；大力的發展近代教育，培養資本主義建設的人才。為日本的思想近代化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三）在軍事方面。中日雙方都非常的重視軍事的改革。洋務派把軍事改革放在第一位置。在80年代中期，洋務派先后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極大地增強了清政府的軍事實力，也鞏固了中國的海防。但是在改革的后期，由于清政府的內部矛盾等問題，造成了軍費的嚴重不足和軍事裝備長期得不到改進。在日本方面，主要措施有推行征兵制度；建設一支富有武士道精神、絕對效忠于天皇的進隊；陸軍參照德國訓練，海軍參照英國海軍編制等。雖然日本以西方模式建立軍隊，但領導人仍以武士道精神來鼓舞士氣，嚴格要求士兵服從長官和天皇。

（四）在經濟方面的改革。洋務派在經濟方面的改革開始于洋務運動的中后期。并且提出了“求富”等口號。興辦了一系列的民用企業以此來輔助工業事業的發展。在日本方面。積極的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土地制度，承認土地私有；明治政府還除了國內的重重關卡和行會制度，積極的修建鐵路，大力的扶植私人企業，大力的發展對外貿易等。

三、關于對雙方改革運動倡導人物的分析

中國的洋務運動，主要的倡導者是一些上層的開明地主階級和一些有志之士以及一些巡撫和總督。所謂洋務運動，其實就是地主階級中一部分的精英分子發動的一場民族自強自救運動。主要的代表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洋務運動既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也是一場由上層階級發起的愛國圖存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其主要的領導人是一些開明之士和中下層武士以及新興的資產階級，確定了天皇統治制度，建立起了明治政府。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但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階級的階級優越性明顯超越了洋務運動的領導階級。

四．同為向西方學習的改革運動，為何改革的結果差異如此之大。

洋務運動以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而宣告失敗，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是日本蓬勃發展。

（一）對于洋務運動而言。其失敗的根源在于中體西用，在很多程度上也阻礙了中國的政治近代化。“中體西用”是洋務派的思想綱領，即單純的認識到了西方洋槍、洋炮的厲害，而后大量的購買。卻沒有認識到中國封建制度的落后。可見洋務派片面的對軍事進行改進，而卻忽視了制度的革新。洋務派是想實行現代化的改革，試圖用現代的物質文明來維護封建傳統，但是隨著洋務運動的進行，“中體西用”的弊端就開始暴露出來。其次，封建頑固勢力的阻礙和外國列強的干涉也極大的不利于洋務運動的發展。固派對洋務運動極其的反對；再者西方的列強根本不希望中國強大，不希望中國強大后與其進行競爭。另外，中國自然經濟的薄弱，不能為洋務運動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持，洋務運動也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了改革的最終失敗。

（二）對于日本明治維新而言。首先，日本的封建專制制度性對的薄弱，使得日本倒幕派的實力得到發展和壯大，促使倒幕派擁有較強大的實力；倒幕派建立新政權以后，以天皇的名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這一系列的措施得到了有效的實施。其次，西方列強集中力量鎮壓中國人民的的抗擊侵略斗爭，給日本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最后，日本進行改革的大前提是廢除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資本主義制度，為改革減少了阻力，有利于推動改革的發展。

五、對中日雙方改革成敗的總結 對于一場改革來說，必然有著改革目標或者宗旨，我們判斷一場改革成功與否的便是取決于改革最終是否達到了目標。對中國的洋務運動而言。洋務運動的進行的確帶動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但并沒有使中國得到富強，沒有讓中國擺脫民族危機。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洋務運動搞得是經濟建設和軍事建設，根本就沒有搞政治建設。從一開始的 “中體西用”便已經注定了洋務運動的悲慘結局。洋務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李鴻章認為：治國興邦的基礎是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而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年來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維新運動一開始就掃除了最大的障礙——封建的幕府統治。由于掃除了最大的改革障礙，日本的明治維新便可以得到更加有序的進行。使得日本明治維新在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改革進行的更加的徹底。由此可見，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都并非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