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思想與明治維新后日企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與明治維新后日企的管理理念

摘要：中國與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時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時代、明治維新直至近現代，儒家文化廣泛傳播、綿延不絕，并且對日本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本文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通過對歷史書籍的廣泛閱讀，考究了明治維新后中國儒家思想對日本企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日資企業的員工（中國人及少許日本人）為對象進行了關于日資企業文化及管理制度的問卷調查，并且分析了日本的近現代管理哲學。由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承實踐受到啟發，認識了儒學與西方哲學互補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儒家思想明治維新中西結合借鑒意義

1.早期儒家思想的傳承與明治維新后日本的發展

儒家文化作為積極入世的世俗文化，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東亞文明的象征。它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對于日本民族和社會的影響非常巨大。日本明治維新后開始迅速發展，原因不僅肇于明治時代西方文化的沖擊，更重要的是早在明治維新以前，即江戶時代，已為日本步入近代社會準備了條件。江戶時代的儒學的發展，是日本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特別是朱子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在理論層次上影響了這一時代的學問、學術，而且在實踐層次上成了日本人主導的價值觀念。因此，不了解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也不能理解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的進步。

德川幕府時代是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上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的成熟階段。德川幕府的建立，農村得到飛速的發展。江戶時代前半期，傳統型自然農業經濟迎來了空前的繁榮，造成以此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結構的成熟。與之相應對，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帶有全局性質的商業經濟開始出現，并且成長為與傳統自然農業經濟對立的力量，向它提出了挑戰。江戶時代的商業經濟已成為一股巨大的經濟實力，滲透到社會經濟的各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幕府和各藩的財政，構成傳統自然農業經濟的抗衡力量。儒學作為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想，在社會經濟狀態發生重大變革時，相應開始了轉變，成了一種前近代的思想形態，客觀地為日本向近代社會轉變提供了思想準備。當時機成熟時，整個社會順利地進行了轉進和與近代文明的對接。

2.明治維新后日企的發展

2.1儒家思想與日本近現代企業管理

2.1.1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針對日企的文化及管理制度設計了調查問卷，向日企各工作層面員工分發、回收問卷，經分析得出以下結果：

另外，企業的經營理念大多為以下幾種：“執行力第一”、“服務大眾”、“以和為貴”、“品質至上”、“開拓則生，守舊則死”、“講究經濟效益，重視生存意志”、“以人為本”。

2.1.2日本企業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1）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

《論語》開篇就引用孔子的話說：“節用而愛人”《論語?學而》，其中的“愛人”思想是孔孟乃至整個儒家的基本觀念。日本企業家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提出了“人力資本”的觀念，把人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從日本企業的宣傳廣告、公司標語、官方網站等介紹的經營理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幾乎所有日本企業都或多或少表達出“以人為本”這一理念。例如：東芝集團是以尊重人為根本，力爭成為能創造豐富的價值并能為全人類的生活、文化作貢獻的企業集團。獵頭公司“TSUNAGU Solution”則設置有“LOVE休假”，員工在“重要的人”的生日時可以休息一天。更令人震驚的是，作為購物禮物的資金公司還會支付給員工最高達1萬日元。另外，這家公司還設有“理發美容半日休”。“人偶裝福利”是從事網絡營銷的“GAPRAISE”公司內的福利制度。這些具有人情味的一系列制度使員工感到自由、幸福、滿足，自然對于工作就更有干勁，對企業的情感就越深。

日本現代企業一般采用“終身雇傭制”，使員工有職業保障的安全感及集體認同感和榮譽感。在員工勞務報酬及職務晉升上，企業一般采用“年功序列制”，主要依據職工的資歷、學歷確定工資和職務。由于它以資歷作為提薪和晉升的基本依據，意味著職工變換勞動單位要付出沉重代價，一切都要從頭開始，長年連續工作，對企業生死相依可獲得厚酬，這一報酬形式對終身雇傭制起著鞏固作用。一系列制度使得企業內部更加和睦，提高了員工們的凝聚力，更有了對于企業深厚的歸屬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勞資糾紛，使員工和企業形成了“命運共同體”。與西方企業的組織機械化相比，日本企業和員工結成的這種同舟共濟關系更具有勃勃的生機和創造力。

（2）和為貴的思想

日本企業文化更是吸收了“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的思想，并且發揮得淋漓盡致。松下公司的“和親”、豐田汽車公司的“溫情友愛”、三菱電機公司的“養和精神”、佳能的“共生”等，無一不是“和為貴”思想的反映。

（3）誠信的從業態度

日本人比較嚴謹，極其注重誠信。在企業從業中這一點得到充分體現。例如：優衣庫憑借的“低價良品、品質保證”的經營理念，在日本經濟低迷時期取得了驚人的業績。

2.2日本近現代管理哲學

日本式管理哲學是將東方的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現代管理技術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種經營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國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現代西方的管理方法與理念，是以中國儒學為哲學基礎同時兼容西方管理精華的“東方管理學”，是東西方管理的沖突與融合，這也體現了整個日本社會經濟的共同特征――“論語加算盤”的資本主義，也就是用合乎道義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遵循道德倫理。

最具代表性的則為澀澤榮一的經濟倫理思想。澀澤榮一是日本企業之父，也是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他立志以《論語》作為“終身處世的法則”，但他并不保守，而是積極地引進、吸收西方各種制度，使其為謀利的道德目的服務。提出“士魂商才”、“義利合一”的經營理念，將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與效仿歐美的經濟倫理思想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

這種有別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國的獨具特點的日本哲學模式，支持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日本創造了戰后經濟發展的奇跡。

3.借鑒意義

企業文化是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及社會文化在經濟領域的特殊組合。企業文化決定于民族文化，中國企業文化建設應以中華民族文化為根基，同時也應借鑒別國文化，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的文化。日本企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對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學習和借鑒日本企業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將其有機融合在我國的企業管理中，逐漸建立富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對企業發展和我國經濟的振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另外，中國人談“《論語》+算盤”，比起澀澤榮一來更加名正言順和親切自然。在日本，“《論語》+算盤”只是一種東方模式，而在中國，則可堂堂正正地稱為中國模式。如果我們把“《論語》+算盤”的模式擴展開來，就是百余年來中國的先賢們所追求的“中體西用”的理念。然而這一理念在中國并沒有開花結果。對于當今中國社會來說，這種優良的道德文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基礎與價值源頭。所以，應當反哺日本“《論語》+算盤”的生產經營理念批判性地繼承儒家思想的精髓，結合西方的管理哲學，找到與當代中國社會相適應的思想，從而推動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

[1]唐立山，劉芳.從日本文化的塑造談我國儒學文化的弘揚[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2]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羅建華.日本企業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吸收及啟示[J].企業經濟，2011，（11）.[4]侯若祥.儒家思想與日本現代企業管理[J].東方企業文化，2012，（18）.[5]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M].九州出版社，2012.

第二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黃林2008301510052電氣五班

20世紀80年代，企業文化風靡全球。人們發現，精神文化就像企業機體的神經中樞和潛意識，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企業競爭，實質上將是文化競爭。長久以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和核心的傳統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華民族的心理，形成長盛不衰的傳統美德、人格價值及品行修養，激勵著我們承擔起人生責任、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導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是因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愛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綱”、“五倫”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賦予整個社會嚴謹的“人倫”理念，強調人際關系秩序化，推行道德倫理、社會規范以及各種禮節，主張建立一個用禮治調節法治的德治社會。儒家思想還要求人們“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約束管制生命個體的言語行為，遵守嚴明的禮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實現那種“天人合一”的社會狀態，和諧而安寧。現代意義上的企業文化，與儒家思想有極大的淵源。對此，我們不妨探個究竟。企業文化，說大就大，說小可小。大到包括群體意識、思維方式，小到一個人的衣著打扮、言行舉止。它是全員價值、需求與行為的共同寫照，所有人都要參與滋育。他們的人生觀——生活目的及價值，職業觀——個人工作的意義，企業觀——企業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構成企業價值觀。企業應當整合不同觀念，形成統一的道德理念及規范，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業文化本質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個積極向上、誠實守信、開拓創新、恪盡職守、思路開闊、協作分工的團體。《孟子·盡心上》中有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為一個企業人，不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忠誠敬業，正所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誠實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見到的。《禮記·中庸》中也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企業所追求的諸如此類關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養，無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發揚和創新。

企業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許多事實證明，優良的企業文化至少有：

1、規范力——約束人，從心理上行為上促使員工遵章守紀；

2、導向力——號召人，引導人們把個人理想凝集成企業同一目標；

3、凝聚力——團結人，人際關系和諧有序，內聚力強，員工精誠合作；

4、激勵力——鼓舞人，提升員工成就感與責任感，激勵他們努力工作。

無可否認，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在其群體意識范疇里，人與人有著嚴明的層別，社會具有嚴格的等級化，下一層必須聽從于上一層，上一層擁有決定下一層的生死權。在這種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響下，權力絕大程度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人際關系錯綜復雜，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義易于泛濫，各種指令、信息及行動自上而下進行傳遞、貫徹和實施，下一層處于被動局面。這對于凸現企業文化的力量，發揮團隊優勢，是一大障礙。如何辨證對待儒家思想，取之精華棄之糟粕，是至關重要的。

文明空前發展，幾千年的文化積淀，仍舊牢牢根植于人的內心，企業經營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十分深遠。一個企業的文化，只有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發展動力才能持久。

第三篇：儒家思想與教師職業道德

儒家思想與教師職業道德

教師的職業道德是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時所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它能激勵教師為人民教育事業自覺獻身精神,能調節教育過程中有關人際間的關系。它不僅對學生起重要的教育作用,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也起著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國是素來重視師德修養的文明古國,歷代的師德有著豐富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豐富的道德理論財富,是我國教師長期實踐的結晶。自孔子以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關于教師職業道德的內容得到不斷的擴充和豐富。教師職業道德也承載著儒家思想的內涵。因此學習儒家思想對于教師學習和提高教師職業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在教師自身的道德品質問題上,孔子十分重視教師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認為,教師身教重言教,教師的人格感化作用,以身作則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此,孔子要求教師注重自身的修養，孔子提出,教師應誠實,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孔子還提出,教師應嚴格要求自己,要“躬身厚而薄責于人”。在個人道德修養上,孔子本人便是一個表率。他崇尚道德仁愛禮義,從不談怪異、強力、**、鬼神。即“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信怪、力、亂、神。”他為人認真誠實,“言而有信”。他主張實事求是,曾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他嚴以律已,勇于承認錯誤,樂于聽取意見,他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正因為如此，孔子在其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尚人格，受到眾弟子的高度欽仰。他們將孔子崇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敬之過于堯舜,對他的學說,“仰之稱高,鉆之彌堅”。至于后世,則更是尊其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其感人至深,由茲可見。

成才德為首，樹德先樹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人格的力量更是無言的召喚。學生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深受教師的影響,作為教師的言談舉止、精神面貌、教學態度、道德情操以及思想作風都會影響學生，對學生的成才極為重要。

所以，教師的言傳身教起到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作用,也許一句話就會讓學生受到熏陶，心靈得到凈化,感情得到升華,甚至會影響著學生的一生。教師的道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社會風氣,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穩步發展。因此,當代教師應該全方位地進行包裝自己,用淵博的學識、謙恭的為人,幽默睿智的談吐,健康穩定的心態,豐富、深邃、獨特的思想見解,善良、真誠、寬容、正直、富有愛心的人格品質的外在表現,給學生以啟迪、教育、影響并使之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動力。

傳道之人，必須聞道在先；塑造他人靈魂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靈魂。因此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學習儒家思想，對加強教師職業道德有著重要的裨益和意義。儒家思想對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教師作為道德的傳承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對教師的職業道德影響，有利于更準確地把握教師職業道德的內涵，做一個有職業道德的優秀教師，成為名副其實的“靈魂工程師”。

第四篇：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戰略

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戰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杜小安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提出的一個新的發展觀。1989年５月舉行第１５屆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期間，通過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召開，會議提出并通過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２１世紀議程》，并且要求各國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對策。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是國家在保持其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推動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在內的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實現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可持續發展要使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目標與生態、環境的目標相協調。當前，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已經成為考察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與該國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隨著社會知識化、科技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類世界將進入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激烈競爭的時代。誰在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上占據優勢，誰便能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與保障，創造更大的時空與機遇。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國政府批準了第一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２１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目標是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持續的后勁和良好的條件。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文明發展史積累下來的寶貴歷史經驗和智慧，在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中，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結合起來，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本文著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角度，為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些思想資源，使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能夠建立在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上，最終根深葉茂，結出健康和長久的果實。

一、儒家的義利觀與經濟可持續發展

經濟可持續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我們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中國21世紀議程》指出，在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質量，提倡適度消費和清潔生產，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持資源基礎，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即經濟發展不但要有量的擴張、也要有質的改善。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經濟規模和效益的增長和社會效益的提高，包括人均GDP增長率、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投資的增長率，另一方面突出強調環境治理保護力度和投資的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產品產值占總產出比率、保護區面積率。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既要追求經濟增長，更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后勁，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儒家 圣賢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經濟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儒家的“義利兼顧”、“以義制利”、“誠信為本”等思想可以發揮重要的指導價值，來糾正社會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思想。義利關系問題（義利之辯）是中國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處理好兩者關系對國家、政治、經濟、倫理及社會風尚都具有十分重創要的作用。孔子最早提出義利之辯，他主張重義輕利，義以生利，以義制利，義然后取，見利思義。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左傳》）不過，孔子并不否認功利是其發展的重要基礎。《論語·子路》里，孔子說過先“庶”（人口興旺）、再“富”（生活富裕）、后“教”（教育）的發展觀。可見他肯定了實際功利對于社會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談論食、兵、信三者孰為重時，以“信”為第一，認為“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足食”和“足兵”體現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則屬于道德追求的范圍，可見孔子將道德追求置于優先于功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強調要貴義賤利，舍生取義。荀子主張先義后利，“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西漢董仲舒繼承了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論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后來影響很大。宋代又就義利關系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二程語錄》）陳亮、葉適則認為道義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葉適說：“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后來清代學者顏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并重，反對董仲舒的觀點，主張 “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

隨著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關系問題明顯的凹現出來。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保障機制還不夠健全，一些違法亂紀、不講公共道德、不負社會責任、膽大妄為的人乘機鉆空子，貪贓枉法，大發不義之財。他們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制假販假，揮霍無度，過分渲染高消費、超前消費，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貧不笑娼的片面輿論導向更使一些人見錢眼紅，對不仁之富垂涎欲滴，導致社會腐敗、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們為發財致富不擇手段，狂采濫伐、竭澤而漁、濫捕偷獵、任意排污、盜損文物等，使生態環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由此加深了社會的貧富不均，使環境問題變本加厲，從而使破壞性的經濟生產活動到處泛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儒家的義利觀當中吸取營養，幫助當代中國人驚醒。儒家的義利之辯可以為我們實施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一個重要的思維視角。正確看待和處理義利關系問題不僅僅是關系到人們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則問題，同時也一個重要的的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導向問題。面對拜金主義盛行和物欲橫流的現實狀況，我們應該大膽借鑒儒家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義利并重等思想來進行社會調節和規范，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標準作為道義原則去捍衛和堅持，制約和引導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功利原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不要放松對道義原則的追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如果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罔顧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無視生態環境的保護，我們就成了唯利是圖的小人，最終在經濟利益的瘋狂追求中迷失自己，發展就成了一種對人類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義，并禍及子孫后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盡快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的運行規范，使經濟活動有法可依，同時輔之以一系列促進社會發展、環境生態保護和治理的法規，把人們的經濟行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為；另一方面還要大力加強社會教育和啟蒙，強化健康、正確的輿論導向，提倡高尚的社會道德風尚，批評抵制那種片面宣揚金錢至上、發財享樂的錯誤輿論，把維護社會道義和生態環境提高到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地為，以維護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的順利實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團公司董事長劉瑞旗掀起了一場關于企業文化發展的“狼羊之辯”，討論道義與功利的沖突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做狼，還是做羊？這時每一個中國企業都面臨的重大思想問題。2004年，隨著一本叫做《狼圖騰》的小說持續暢銷，人們對狼的生存哲學和發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認識。該書將“狼性文化”歸結為敏銳的嗅覺、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斗三大特征。小說喚起了不少人對“狼性”的渴望。此后，狼道”就開始被廣泛移植到企業領域。在企業界，人們對狼的崇拜風起云涌。“狼性”管理理論開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對《狼圖騰》一書評價很高。他說：“讀了《狼圖騰》，覺得狼值得借鑒。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其二，最佳時機出擊，其三，戰斗中的團隊精神”。號稱中國第一CEO的張瑞敏之言立即在企業界掀起了閱讀《狼圖騰》的高潮，大小企業紛紛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樣的團隊。狼性文化的影響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現象可比。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分強調競爭的殘酷性和挑戰性，嚴重忽視人的人文關懷和悲天憫人的大愛精神，一味強調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把人性異化為狼性。然而，一些企業文化研究學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致命弱點，如獨斷專行、攻擊性過強、殘忍冷酷、貪婪無比、家族式壟斷、僵化死板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狼性企業文化中深藏著固有的本質——殘酷無情，你死我活，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蔑視規則，無視人性等等缺陷，極易造成企業及員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與市場競爭對手的拼殺中，置對方于死地將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獲勝，也會因失血過多元氣大傷，形成“雙輸”的結果；在企業的內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強硬的剛性文化，員工與老板之間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將以“性惡論”為原則，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無信任感，必然產生巨大的內耗。很顯然，對企業的長期發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劑致命的毒藥，絕非商業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團在招聘廣告里公開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在恒源祥董事長劉瑞旗眼中，“羊道”提倡包容與和諧，提倡創新與改變，提倡科學與可持續發展。他認為，一個企業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并不只有靠“狼道”才能使企業擺脫競爭的泥潭。恒源祥確立了以“羊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通過實施品牌戰略，開創了以小企業、大品牌為特色的發展道路，實現規模經營和快速擴張，使恒源祥迅速成為國內毛紡行業的龍頭企業和中國著名品牌。劉瑞旗認為，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張先義后利，就是“羊道文化”的體現，很值得今天的企業家借鑒。“羊道”的精神強調和氣生財、合作雙贏、誠信為本、和諧相處等原則，追求創造性而不是對抗性，因此能夠長久持續發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強調競爭性、對抗性，以及對他者的攻擊性和毀滅性，因此會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滅亡。劉瑞旗的“狼羊之辯”將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引入企業文化中，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思想與社會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通過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環境、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文明、和諧、友好的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和物質精神生活質量，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類自身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條件下，人類自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人口綜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改善人居環境等幾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綜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愛”“大同”思想和的愛國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人口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只有妥善解決人口問題，才談得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區分布上很不平衡，不少農村地區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調查研究數據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們受到儒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傳統孝道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封建思想。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里的封建余毒，扭轉重男輕女的陋習，同時利用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發人們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就能破除養兒防老舊觀念；并通過增強人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進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感，把國家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貫徹到底；同時通過繼承儒家教育為本的優良 傳統，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數量。我國人口普查與人口調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婦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們具有自覺節制生育的愿望，生育水平較低。因此，提高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綜合治理的重要舉措。通過這些舉措轉變人們的生育觀，變“政府要我少生優生”為“我要少生優生”，降低人口數量，提高中華民族的人口素質。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方面，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教育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內容。提高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現代科技文明的基礎在于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會，擁有良好的教育已經成為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我國推行的科教興國戰略正是這種時代潮流的體現。而如果人們教育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受改善生活、發財致富的經濟驅動力的驅使，人們很容易發生對環境生態破壞性的生產，諸如盲目采伐森林、開墾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化擴大，濫采礦藏造成的礦產資源浪費與耗竭，盲目生產造成的能源損失和環境污染等。在經濟相對落后，資源相對貧乏，而人口基數又十分龐大的我國，今后發展經濟必須摒棄傳統的導致環境破壞的工業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就必須采用高新技術和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綜合技術，因而對人們的教育水準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針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要在全體國民中進行專門的可持續發展教育。這種教育的目標在于提高干部和群眾的環境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人們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和憂患意識，增強對當今社會及人類后代的責任感，增加參與持續發展能力。這種教育不僅要使人們獲得科學知識，也要使人們具備高度的道德水平。這種教育既包括學校教育，也包括廣泛的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于是，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虛懷若谷、溫故知新、學而時習之、學思并重、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實事求是、舉一反

三、以身作則、鍥而不舍、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等教育思想都將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儒家“里仁為美”“擇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改善人居環境，促進人類住區發展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必須重視的問題，也是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因素。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對生活質量、居住環境的更高要求。當今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人口增長、高速城市化、住房不足、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嚴重匱乏等帶來的種種挑戰。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簡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環境中。所以，實現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聯合國《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人類住區工作的總目標是改善人類住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質量以及所有人（特別是城市和鄉村貧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的中國人類住區發展的目標是通過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制定并實施促進人類住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規、發展戰略、規劃和行動計劃，動員所有的社會團體和全體民眾積極參與，建設成規劃布局合理、配套設施齊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區環境清潔、優美、安靜、居住條件舒適的人類住區。這里既有改善物質居住環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衛生等環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環境，如社會交往、文化教育、郵電通訊、業余娛樂、健身體育等環境。在儒家思想里，孔子特別強調人居環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里仁為美”的思想。他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他認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選擇的住處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會逐漸變壞，和好人住在一起，壞人也會慢慢學好。他因此對物質性的環境看的比較輕。有一次，他告訴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說那里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經有“孟母三遷”的故事。荀子《勸學篇》明確提出“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劉禹錫的《陋室銘》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里仁為美》說“為善必慎其習，故所居必擇其地。”可見儒家對人居住的人文環境具有很高的標準要求。

三、“天人合一”思想與生態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生態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條件，它要求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與自然承載力相協調，實現資源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現實需求，而又不損害子孫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類能夠與自然和諧共處，并能認識到自己對自然、社會和子孫后代應盡的責任，并有與之相應的道德水準。所以，我們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決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費資源的發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古人看待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態度。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主張“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強調建立天、地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義并不是談人與自然關系的。在儒家來看，“天”可以有三種屬性。他首先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的主宰，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決定王朝興衰命運的主體，同時是賦予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是賦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時還指我們頭頂的浩瀚穹蒼。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第一種含義，認為“天”是一個有喜怒哀樂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應、能夠決定人的吉兇禍福。他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強調第二種含義。孟子認為，上天賦予每一個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良心原則，但由于人類后天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因此，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學家張載、二程都繼承了這條路線。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荀子在《天論》篇里強調第三種屬性，仿佛天就是物質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體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對象。

雖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決現代社會人與自然的對立問題，但這個“天人合一”思想卻能夠給現代生態倫理提供重要的借鑒價值。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個整體，認為“萬物與我并生，天地與我為一”，把人類社會放在整個大生態環境中加以考慮，強調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天人之間可以互相感應和交流，認為天地萬物是人的物質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礎。由此一基礎所顯出的是人對于自然萬物在精神價值上的統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們看到，在儒家祭祀的對象里不僅有至上神、祖先神、圣賢神，還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只有認識并認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這一宗教基礎，才能為人們自覺自愿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找到根本解決之道。其次，面對當前人類遭遇的生態危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為克服生態危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藉由自身科技智能發展所建立起來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科技霸權，使人類嚴重背離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線，由科技發展所構筑起來的驕傲與虛榮，由弱肉強食和急功近利導致的貪婪和物欲，把人已經異化成金錢、強權和科學技術的奴隸，很難重新回到天地的懷抱。正象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描述人類在自然狀態下那樣，“人對人是狼與狼的關系”，到處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則為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認人與自然差別的基礎上，把人類之愛推之于自然萬物，從而將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統一起來，解去“蔽于天而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兩種偏 頗傾向。它提醒我們現代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人類必須學會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嚴”的前提下來獲得人類自身的尊嚴，如何在“天人相分”的同時找到人與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紐帶。第三，人類社會在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歷史，是依靠科技創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歷史，同時也是在環境問題的逼迫之下不自覺不自愿地回歸自然的歷史，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云漢的生態學價值也在當代處境下才得到重視而顯示它本身的存在意義。現代文明濫用科技導致的弊端已日益顯著，比如大氣污染、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臭氧層破壞、新疾病叢生、自然資源匱乏、人口爆炸、全球變暖等等。如果這些弊端里的任何一項得不到有效控制，則人類前途必然遭到毀滅。因此，人類從客觀上開始出現了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現實迫切需要。當代學者季羨林先生為此提出“東西文化互補論”，主張人類必須懸崖勒馬，正視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對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奪大自然的發展模式，采用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當前，世界各國人民開始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模式。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之時，也大膽提出科學發展的理論，主張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思路，把生態文明建設、環境友好型發展模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十分強調資源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這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顯示出它重要的生態學價值，對中國當代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總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也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只有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我們按照“古為今用”的原則，大膽地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為我國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義利觀都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導和精神支持。

參考文獻：

《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

管仲連、涂方祥、楊琳：《中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海洋出版社，2006年。

劉江：《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年。

王石生 余天心：《我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探索》，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中共中央黨校課題組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競爭力研究》 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4。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8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科學出版社，2008。楊波等：《儒家文化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第五篇：近代史論文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就日本“明治維新”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摘要：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通過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國人佩里率艦隊撞開了閉關自守的日本大門，讓日本人領教了西方列強的厲害。自此，中日兩國都受到了西方列強勢力的巨大沖擊以及本國國內的局勢動蕩，而兩國也因此意識到了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進取之心，并作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來改變現狀。然而，同樣是自救運動，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洋務運動并未使中國擺脫不幸的命運，甚至讓歷史上一直學習中國的“撮爾小國”——日本，以一場“甲午戰爭”將中國推入了屈辱的深淵！其中的反差之大，發人深省。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差異，來探究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有著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

政治

經濟

軍事

正文：

在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都受到了西方列強勢力的巨大沖擊以及本國國內時局的動蕩。中日兩國在被列強以武力打開大門后，都意識到了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進取之心，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日本則開始了“明治維新”，但結果卻大不相同。正如左宗棠所說的“明治維新是‘操舟跨駿’，洋務運動則是‘結筏騎驢’”。

剖析歷史，就日本明治維新來分析中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如下：

1、從兩次運動歷史背景及目的比較，來探究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日本同中國都是閉關自守的國家，發展水平相差不大，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后，又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喪失了很多主權，被西方列強視為不可救藥的“劣等民族”！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洋務運動的背景與目的：

洋務運動是19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興起的，當時的清政府的統治已經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國內局勢動蕩不安，國外又有西方列強殘酷的侵略與剝削。所以，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統治，清政府內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借洋助剿”，正如曾國藩所說：“購外國船炮，訪能人巧匠，先演習，后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是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捻（捻軍），勤遠略，這是救國第一要務。”洋務派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入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就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并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謬。

然后，再讓我們來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維新時的歷史背景及目的：19世紀中期，日本處于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只有荷蘭、中國和朝鮮商人可以在長崎進行通商（這一點同中國是相似的，中國閉關鎖國之時只開放了廣州，但不同的是只以為地大物博，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并不積極地了解西方，不屑于知曉西方世界的情形，而日本鎖國后尚還積極了解西方世界，我認為這也是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開始發展，由中下級武士發展而成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卻政治地位低下，他們迫切的希望改變自己的地位，手段便只有是武裝抗爭，由此便產生了“倒幕派”。

另外，幾千年來，日本幾乎都在向中國學習，鴉片戰爭中國敗給英國以及美國黑船事件對本國的沖擊，深深地刺激了日本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民。他們認為，中國已國體灰墜，不足為法；日本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必須“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日本維新志士，即各諸侯手下的中下級武士，目睹西方的強大和幕府的無能，產生了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和愛國熱情，“倒幕派”呼聲越來越高。于是，1868年，他們以王政復古的名義推翻了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新政府。天皇一無權，二無兵，屬“虛位君主”，所以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制”。而且，日本維新諸領袖自始就擬定了全盤而富有長遠性質的計劃，將其政策與近代式的民族精神相結合，全面鼓動起日本整個民族的熱情，而以爭取日本國際地位的平等為其首要目標，然后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使日本迅速由落后的農業社會跨越到了資本主義社會。

此外，就國際環境來看，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由于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客觀上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而洋務運動之時中國已經成了列強瓜分的對象，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也決不愿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2、從兩次運動的領導力量的不同，來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2.1、首先，讓我們先來看看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力量：

盡管日本資產階級尚不成熟，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下級武士他們原本屬于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然而幕藩體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時，都遵循世襲門閥原則，對武士都嚴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進行選擇。下級武士總是與較高職務無關，許多確有才華的下級武士極為不滿。同時在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之后，物價上漲，幕府中的將軍、高官和各藩國的大名，常常感到“國用不足”。于是，他們不時壓低甚至停發下級武士的俸祿，這更使下級武士惱怒。不少下級武士生活于貧困之中，只得尋求別的生財之路。搞起了手工業生產，從統治階級變為小商品生產者。他們日益與資產階級溝通并日益資產階級化了。與資產階級的一致性，決定了下級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為反封建營壘的重要成員并且充當了領導者的角色。而且，他們懂得斗爭策略，建立了軍隊和基地，分階段完成了對敵對舊勢力清掃的任務，保證了國內改革的順利進行。還有一些下級武士接觸了“蘭學”。即西方啟蒙學說。令人振聾發聵，大開眼界。正是在這一勢力的領導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統治，明治天皇掌權，大刀闊斧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明治維新時期的風云人物有前三杰（高杉晉作、坂本龍馬和吉田松陰），后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首任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等等。

2.2、中國洋務運動的領導力量：

洋務運動的領導力量是以奕、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為代表的滿清大臣，在封建社會中占有一席之位，封建的思想已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況且他們心中皇權至上，如果他們如明治維新一樣對中國政治也進行改革維新，那就等同于自己推翻自己，將自己推下臺，而這并不是他們心中所想，他們所想的是如何保護皇權，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只改經濟制度，不改政治制度的換湯不換藥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企圖以吸取西方近代生產技術為手段，來達到維護和鞏固中國封建統治的目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失敗的命運。

3、從兩次運動具體改革的內容的比較，分析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3.1、政治制度

在明治維新之時，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次年，明治政府實行“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這樣，日本在改革維新下達成了“廢藩置縣，四民平等”的目標，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他們還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然后又依次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召開議會，實行日本國會。這樣大刀闊斧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明治維新”是一個從上至下的國家政體改革，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君主立憲制，建立了現代的教育制度、軍事制度、土地制度、銀行制度等等，是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全面的革新，是質變。

較之日本明治維新來說，洋務運動只不過是一種量的變化，不是質變。中國的洋務運動只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自己的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即在封建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在維護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條件下發展一些近代企業，為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服務。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中國家的政體沒有絲毫變化，還是封建主義制度，其落后性根本不能與日本君主立憲制先進性相比。

總的來說，國家政體是變法維新的根本，沒有先進的政治制度，圖強只是一個實現不了的美夢，而日本則全盤西化，實現了君主立憲制政體，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從而走上了振興之路。

3.2、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日本實行了“文明開化”的政策，其中重點涉及到了教育改革和一系列社會改革。

教育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核心，其實明治的變革，始于江戶末期掀起的教育熱潮，在京都等一些地方很早就開始傳授西洋知識，明治期的偉人們都在藩校或私塾接受過教育，明治人充分利用江戶時代的教育基盤，明治日本的強大之處，在于擁有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才，雖然技術是從西洋引進的，人才則是利用了江戶的遺產。

教育方面，日本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基本上達到了“鄉中無不學之戶，家中無不學之人”的目標。

在“明治維新”后，許多人出國留學，歸國后大都在政府擔任要職，開始改組明治政府，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思想，決定了日本今后發展的大方向。日本的教育在“明治維新”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民的受教育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而在西方影響下的日本教育制度，將日本推上了近代化發展的高速路。

在社會改革中，要特別指出的是，日本著力對國民進行資產階級社會啟蒙運動的開展，使得國民也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對強國的重要性，這也是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的一項重要原因。

反觀當時的中國，自古以來的優越感，使得中國國民不易發現或警覺于自己社會體制的缺失，總以為地大物博，無所不有，無所不能。所以幾千年來一直居于輸出者地位的中國，實不易承認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體上優越性的事實。以封建領導者為首的國人瞧不起外來文化，以之為小兒玩物。

而且，洋務運動中，還堅持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落后的教育思想，即以中國文化為主，西方文化僅供參考。就是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海國圖志》，在中國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反倒是日本，拿回去認真學習和研究。國人麻木至此，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體來說，從日本明治維新中教育方面與洋務運動的比較可看出，洋務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人自以為無所不能，瞧不起外來文化，而并不是積極地學習并吸收西方先進文化。教育的落后，國民素質低下，承擔不了國家發展的重任，不了解外部世界，落后于日本成為了必然。

3.3、經濟方面

在經濟方面，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都著力進行了工業建設，我將其分為了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兩大方面。

3.3.1、軍事工業方面

明治維新最重要的內容，無疑是目的堅定且數十年如一日的“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運動。尤其是軍工產業的發展壯大。后期，日本對軍事的預算也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先后建造并發展了東京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等。

其實洋務運動也建設了江南制造總局、馬尾船政局等，建造了一大批軍事器械，為中國軍事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北洋水師在一段時間內配備精良，居于世界第四位。中軍強大，但軍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府的腐敗，導致了軍事成果化為烏有，甲午一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大力引進技術、設備而不是資本和商品，或許是日本明治維新與清朝后期洋務運動之間的最主要區別。

3.3.2、民用工業

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清朝的洋務運動在興辦實業方面做法大相徑庭。日本的近代工業起步時間和情形，與清朝大體相同（時間略早），但發展勢頭明顯強勁。這與列強對日本的競爭和扶持，以及幕府時代各藩各自為陣、對內對外自由競爭的局面密切相關。而李鴻章等卻嚴重抑制了國內競爭，從而不利于中國民用工業方面的發展。此外，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一項重要原因。

通過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洋務運動在當時的中國環境下，洋務運動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在不觸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務派試圖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統治，這種手段和基礎的矛盾，使洋務運動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時，洋務運動還處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從而加大了洋務運動開展的阻力。此外，洋務派本身的封建性、對外國的依賴性、對企業管理的腐朽性最終導致了失敗。正因為如此，洋務運動不可能使中國擺脫貧困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局面，也不可能避免最終失敗的命運。

參考文獻： [1] 《中國近代史綱要》（2010年修訂版）

201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明治維新》

1988.4

求實出版社

[3] 《洋務運動史》

1996.8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4] 《日本近代史》

1978.1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抉擇的理論與實踐》（2008年4月第1版）

吉林大學出版社

[6] 《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

2008.3

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