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的真諦

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的真諦

以人為本，以人為價值中心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與實質所在近幾十年來，隨著西方發展模式弊端的不斷顯現，資源和環境的日益枯竭和受到破壞，人類的發展前景受到威脅，于是，可持續發展作為一項重大的戰略和嚴峻的課題擺在了世人面前。但是，幾十年過去了，可持續發展還沒有真正在理論上獲得圓滿解決，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實踐上的突破，只停留在理念上，口號上或一些枝節性的措施上。本文試圖在比較中西方發展理念和模式的基礎上，著重挖掘中國傳統儒學資源中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依據，以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人的層面上的落實。

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是，經濟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協調一致，讓子孫后代能夠享受充分的資源和良好的資源環境。而現有的以西方工業化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卻采取“竭澤而漁”的態度和方法，不顧人類的長遠發展，一味地掠奪自然資源和破壞自然環境，來獲得人類“自身的發展”，而使這種“發展”呈現不可持續狀態，已引起廣大有識之士的憂慮。而我國過去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也基本上是此模式的重蹈，實際上是寅吃卯糧，得不償失，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平衡，造成了不可忽視的生態災難和一系列的資源環境問題，使后代子孫的利益也使當代人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這是個不得不正視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哲學層面上反思，人類之所以走到今天這步，是跟西方人以自我為出發點的“狹隘人類中心主義”所導致的思維模式密切相關，這種思維模式強調“主客兩分”的對立和沖突，對自然界只能掠奪，征服和開發，只索取不保護（如果只保護，又只能使人類的發展停下來，形成一種悖論），作為“主體”的人在其發展過程中是作為自然界的對立面出現的，在將對立的客觀世界破壞殆盡之后，他本身也面臨著無以為繼的發展困局或不懼將來的洪水滔天，只圖一時一世的占有和享受。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愚昧自私的眼光短淺的發展觀，應該摒棄和加以反思。反觀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恰恰能避免其缺陷，補救人類的發展過失。但“天人合一”思維模式是如何理解和如何作用于人與自然之關系的，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失之于籠統含糊，未能在實踐層面上加以落實。我們在下面不妨對此加以探討。

所謂“天人合一”，是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和聯系性，但并非將人簡單的等同于自然界或同化于自然界，以人的無欲無為來實現對自然界的保護，它不是一種平面化的思維和外在化的思維。“天”也不是外在的自然環境而不須改造。它是天與人作為自然界主宰的重合和互動上的高度統一，里面仍然體現出一種發展觀和人化的發展態勢，強調在萬物一體的前提下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存在，而在此基礎上主客體高度統一合一的演化和發展，是一種不同于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天人合一的人類中心主義，具有人類理性與價值的核心功能。

早在先秦時期，在儒家學說指導下的我國先民對自然資源的獲取和保護就已呈現出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萌芽。如《孟子·梁惠王上》一書里就有“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的論述，體現出非常高度的自覺和理性。這些觀念在先秦文獻里屢有記載。又如，《禮記·祭義》中，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亦記載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而孔子本人也是“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界的有節制獲取和愛護。而后世的儒家更將此理念發揮到了極致，北宋大儒張載在《西銘》

中提出了“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觀點，體現了人類學家的寬廣胸懷和視野；理學家程頤也認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儒家學說對可持續發展和“天人合一”的有效論述和對人類價值觀的貢獻。

但是，這種“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并非以萬物為中心或先在，它是以人為中心的對世界的整體把握，而以人的“盡性”來實現天地萬物的合一和聯系，儒家經典《中庸》里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之名言曰“萬物皆備于我。返身而誠，樂莫大焉。”這里的“我”就是天人合一的大我，而所謂的“誠”，不僅僅是道德觀念，更是以道德本體對天地萬物的存在性把握，是儒者與天地上下者同流的精神氣象。“返身而誠”就是盡性而知天，達到天人合一而把握整體世界，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以誠為守，不會導致兩者相分而造成對自然界的掠奪。從這點上，我們無疑能看出，儒家這種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是以人的道德為前提為核心存在的，這是一種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通過把握人來把握自然界本身的理念和思維方式，在強調人的主體性的同時，不偏廢自然萬物的客觀存在而進入人的主體性當中。是一種高級的人類主體思維，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主觀世界，又在改造主觀世界中改造客觀世界，兩者高度契合和統一，這是西方工業化文明所不具備的特征和功能，同樣是以人為中心的觀念，卻有兩種不同的傾向，因而，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發展觀出現不可持續發展，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要拯救其先天不足，只能回到以儒家為主導的發展觀上來。

同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發展觀不會是一種靜態的存在和簡單發展的重復。它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自我實現，是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的發展，而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也必然呈現出可持續發展狀態。由于儒家文化強調對歷史文化的縱向繼承和在先人發展基礎上的發展，它的發展實際上是以“人化自然”為依據的。而作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的人化自然，使人類與已有的自然界的認識形成了本體和對象的統一，使自然界在不斷進入人類活動過程中實現人與萬物一體的本質聯系，而人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改造中回到人類本身的道德意識上來，而此道德意識則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據和歸宿，而依賴于人自身的傳承完成其聯系，于是，可持續發展正好體現了一種傳承無窮的“代際整合”，當我們面對的“人化自然”作為我們的客觀對象世界存在時，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以先人的“人化自然”的人為歸宿的，而對“人化自然”的認識于人者，又導致以人為中心的對客觀世界的實踐與改造，而在其實踐與改造中，又完成了萬物一體運動發展和聯系中，而歸接于以人為本位的本體化存在中，人者，萬物之本也（“萬物向人生成”）而先祖者，人之本也。當我們的先人以“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完成“人化自然”的人化時，而對先人遺留下的“人化自然”的客觀世界，我們只要秉持以人為歸宿的價值前提，以人而化之以繼之于前者，則又完成對已有的“人化自然”的認識與改造，在萬物與人的聯系和發展中完成其認識與改造，而新的“人化自然”的存在又為后代子孫所認識和發展，使“人化自然”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成果，不斷豐富和更新，所謂“天地之化日新，天地之德不易”，這個德仍然是歸宿于先人的之所以人化自然的本體中，而后將其實踐范圍不斷擴大。也即是在萬物的橫向聯系中實現對人的歷史的縱向聯系（在這一橫一縱之間，即形成萬物一體的空間聯系向萬世一系綿綿不絕的時間維持之間的轉化，即可持續發展的必然態勢的生成），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無窮演化，是生產力的發展對以人為本的生產關系之復歸與重建，在這個復歸與重建過程中，也完成了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和人類社會的規律性演進，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則在此“人化自然”的不斷襲易中實現，是人與自然的整合無窮的演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而儒家的思維也就體現出“溫故而知新”的辯證思維與模式，在實踐中也就表現為“法先王”的政治觀和“行夏時”的方法論。這是一種溝通天地又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而這種人為本的發展觀是以“人化自然”的人為依歸，使我們的發展在先人的基礎上實現回歸性的發展，而我們的后人又在我們的基礎上回歸發展，這種回歸性發展，是對人的價值尺度的回歸，通過人化自然的人化重新完成人與自然的合乎規律的必然而和諧的聯系，而體現在對人自身回歸而依存上實現人化自然的運動和發展，所以這個人化自然的“人”是連通上下古今內外的中樞關鍵，而賴此以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且不同時代的人化自然的成果是該時代的人類獲取生存和發展的范圍和界限，而以對自然的人化的繼承和發展，下一代的人化自然的成果更加進步，以保證下一代人的生存發展和進化，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為“人化自然”的繼承和發展所表現出來的必然趨勢，這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存繼不絕的奧秘所在，同時是人類社會所必須遵循和遵守的不可變易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

因此，以人為本，以人為價值中心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與實質所在，而這種發展，不追求外在的經濟效益的“增長”，在“人化自然”的人本觀念來看，這種外在于人的物化增長是無效的，它正是造成不可持續發展的源頭。它在造成破壞人與自然和諧的同時，破壞人與人在生產關系上的和諧，從而也破壞人與自身心靈的和諧。所以不可持續發展是對人自身的否定，不能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尺度，而這種價值尺度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據和歸宿。是一種“過去未來共斟酌”的發展，正如有論者所指出：“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在自覺的未來價值目標導引下，自我選擇發展道路、自我設計發展模式、自我調控發展秩序、自我規范發展行為的自覺發展。可持續發展的中心是人的發展，即人的素質的提高”。1994年3月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白皮書明確提出了社會“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位”的重要觀點；《中國社會發展報告》也提出了“以人為核心的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在1994年10月召開的全國社會發展工作會議上，我國領導人明確指出：“經濟和社會發展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所謂“人的發展”是指人在各個生活階段上的發展，是個人、社會、自然之間某種和諧關系的構成，它保證人的潛力的得到充分發揮，而又不使社會或自然受到損害、掠奪或破壞。以上觀點和事實都說明了“以人為本”已成為當世共識。而這種“以人為本”如何落實和體現，則尚有待深化和進一步認識。本文認為，這里的人，并非是作為個體存在的“自然人”，而向外界進行資源掠奪和索取的“主體”，而是以人的人文屬性為外在顯現的人化自然的人文回歸，在社會屬性上則表現為人與人在人化自然的基礎上的聯系和協作，而聯系和協作又使他們在共同的人文歸向中結成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相應的生產關系，是一種即個體而為整體即整體而為個體的社會存在。作為對此存在的反映，它體現為儒家的道德修養“成人”與“中和”的要求中，以成己而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以養成君子大人人格而應乎此，故《周易·乾卦·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德者，得也。序者，漸也，而可得于可持續發展之有（“大人”在現代而言，應體現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也就是作為整體的人類在其類本質上的回歸，是以人為本的內涵所在。）。《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的“中和”所達到的境界就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在彼此的運化發展中實現可持續發展，不但人可得到可持續發展，天地萬物亦得到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和諧共生的理想狀態，是可求可致的。而當代的環境污染，森林減少，土地沙化，物種絕滅則已嚴重危威脅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源于違反和悖離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尺度和萬物一體的觀念。而人為天地之中，萬物之和的價值本體存在，以中和為依歸，才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者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只有規范人類自身的心理意識和價值理性，才能維持人與人的和諧存在，而以人與人的和諧存在才能形成人與自然的和諧存在，前者是后者的本質，后者是前者的結果。我們不能舍本逐末地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基礎上尋求

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必須回到人的自身來實現以人為本的回歸，也不用擔心以道德為本位會影響經濟發展，相反，只有以道德為本位的人化自然的人化發展觀，才能真正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是實現人與自然的最終統一而走向“人之天”的過程。這是人化自然在萬物對人的回歸的聯系發展中形成的內在機制所決定的，從而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治的可持續發展，這里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只能在生產關系的范疇內加以解決，通過人化自然在人化的回歸中確立生產關系的內涵實現人化自然的發展，而任何不在此生產關系之內或導致異化生產關系的經濟發展，只能是有害和徒勞的。

因此，以人為本是萬物對人的回歸，不是人對萬物的索取；而萬物對人的回歸的人化自然的運動中，形成了人與人的和諧合理的生產關系，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今天對可持續發展的認可和實踐，只能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從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入手，從回歸和繼承歷史文化入手，以儒家文化為主導，以人為本，認取正道，此外別無它途。而不應盲目和愚昧地追求以西方文化為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歷史將證明，這樣得不償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統籌發展，科學發展。真正的發展，只能是以人文為本位的發展，人文化成天下。

一言以蔽之，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只能體現在人化自然的生產力所形成的生產關系中，“以人治人，改而止。”生產關系的合理確立就是人類自我調控發展秩序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途徑，也是人類對自身回歸實現以人為本，萬物和諧一體的不二法門。

第二篇：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戰略

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戰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杜小安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提出的一個新的發展觀。1989年５月舉行第１５屆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期間，通過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召開，會議提出并通過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２１世紀議程》，并且要求各國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對策。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是國家在保持其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推動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在內的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實現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可持續發展要使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目標與生態、環境的目標相協調。當前，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已經成為考察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與該國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隨著社會知識化、科技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類世界將進入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激烈競爭的時代。誰在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上占據優勢，誰便能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與保障，創造更大的時空與機遇。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國政府批準了第一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２１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目標是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持續的后勁和良好的條件。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文明發展史積累下來的寶貴歷史經驗和智慧，在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中，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結合起來，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本文著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角度，為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些思想資源，使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能夠建立在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上，最終根深葉茂，結出健康和長久的果實。

一、儒家的義利觀與經濟可持續發展

經濟可持續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生態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我們正確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產、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中國21世紀議程》指出，在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質量，提倡適度消費和清潔生產，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持資源基礎，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即經濟發展不但要有量的擴張、也要有質的改善。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經濟規模和效益的增長和社會效益的提高，包括人均GDP增長率、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投資的增長率，另一方面突出強調環境治理保護力度和投資的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產品產值占總產出比率、保護區面積率。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既要追求經濟增長，更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后勁，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儒家 圣賢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經濟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儒家的“義利兼顧”、“以義制利”、“誠信為本”等思想可以發揮重要的指導價值，來糾正社會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思想。義利關系問題（義利之辯）是中國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處理好兩者關系對國家、政治、經濟、倫理及社會風尚都具有十分重創要的作用。孔子最早提出義利之辯，他主張重義輕利，義以生利，以義制利，義然后取，見利思義。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左傳》）不過，孔子并不否認功利是其發展的重要基礎。《論語·子路》里，孔子說過先“庶”（人口興旺）、再“富”（生活富裕）、后“教”（教育）的發展觀。可見他肯定了實際功利對于社會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談論食、兵、信三者孰為重時，以“信”為第一，認為“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足食”和“足兵”體現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則屬于道德追求的范圍，可見孔子將道德追求置于優先于功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強調要貴義賤利，舍生取義。荀子主張先義后利，“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西漢董仲舒繼承了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論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后來影響很大。宋代又就義利關系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二程語錄》）陳亮、葉適則認為道義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葉適說：“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后來清代學者顏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并重，反對董仲舒的觀點，主張 “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

隨著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關系問題明顯的凹現出來。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保障機制還不夠健全，一些違法亂紀、不講公共道德、不負社會責任、膽大妄為的人乘機鉆空子，貪贓枉法，大發不義之財。他們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制假販假，揮霍無度，過分渲染高消費、超前消費，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貧不笑娼的片面輿論導向更使一些人見錢眼紅，對不仁之富垂涎欲滴，導致社會腐敗、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們為發財致富不擇手段，狂采濫伐、竭澤而漁、濫捕偷獵、任意排污、盜損文物等，使生態環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由此加深了社會的貧富不均，使環境問題變本加厲，從而使破壞性的經濟生產活動到處泛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儒家的義利觀當中吸取營養，幫助當代中國人驚醒。儒家的義利之辯可以為我們實施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一個重要的思維視角。正確看待和處理義利關系問題不僅僅是關系到人們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則問題，同時也一個重要的的社會問題和生態問題，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導向問題。面對拜金主義盛行和物欲橫流的現實狀況，我們應該大膽借鑒儒家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義利并重等思想來進行社會調節和規范，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標準作為道義原則去捍衛和堅持，制約和引導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功利原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不要放松對道義原則的追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如果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罔顧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無視生態環境的保護，我們就成了唯利是圖的小人，最終在經濟利益的瘋狂追求中迷失自己，發展就成了一種對人類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義，并禍及子孫后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盡快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的運行規范，使經濟活動有法可依，同時輔之以一系列促進社會發展、環境生態保護和治理的法規，把人們的經濟行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為；另一方面還要大力加強社會教育和啟蒙，強化健康、正確的輿論導向，提倡高尚的社會道德風尚，批評抵制那種片面宣揚金錢至上、發財享樂的錯誤輿論，把維護社會道義和生態環境提高到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地為，以維護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的順利實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團公司董事長劉瑞旗掀起了一場關于企業文化發展的“狼羊之辯”，討論道義與功利的沖突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做狼，還是做羊？這時每一個中國企業都面臨的重大思想問題。2004年，隨著一本叫做《狼圖騰》的小說持續暢銷，人們對狼的生存哲學和發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認識。該書將“狼性文化”歸結為敏銳的嗅覺、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斗三大特征。小說喚起了不少人對“狼性”的渴望。此后，狼道”就開始被廣泛移植到企業領域。在企業界，人們對狼的崇拜風起云涌。“狼性”管理理論開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對《狼圖騰》一書評價很高。他說：“讀了《狼圖騰》，覺得狼值得借鑒。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其二，最佳時機出擊，其三，戰斗中的團隊精神”。號稱中國第一CEO的張瑞敏之言立即在企業界掀起了閱讀《狼圖騰》的高潮，大小企業紛紛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樣的團隊。狼性文化的影響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現象可比。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分強調競爭的殘酷性和挑戰性，嚴重忽視人的人文關懷和悲天憫人的大愛精神，一味強調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把人性異化為狼性。然而，一些企業文化研究學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致命弱點，如獨斷專行、攻擊性過強、殘忍冷酷、貪婪無比、家族式壟斷、僵化死板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狼性企業文化中深藏著固有的本質——殘酷無情，你死我活，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蔑視規則，無視人性等等缺陷，極易造成企業及員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與市場競爭對手的拼殺中，置對方于死地將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獲勝，也會因失血過多元氣大傷，形成“雙輸”的結果；在企業的內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強硬的剛性文化，員工與老板之間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將以“性惡論”為原則，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無信任感，必然產生巨大的內耗。很顯然，對企業的長期發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劑致命的毒藥，絕非商業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團在招聘廣告里公開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在恒源祥董事長劉瑞旗眼中，“羊道”提倡包容與和諧，提倡創新與改變，提倡科學與可持續發展。他認為，一個企業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并不只有靠“狼道”才能使企業擺脫競爭的泥潭。恒源祥確立了以“羊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通過實施品牌戰略，開創了以小企業、大品牌為特色的發展道路，實現規模經營和快速擴張，使恒源祥迅速成為國內毛紡行業的龍頭企業和中國著名品牌。劉瑞旗認為，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張先義后利，就是“羊道文化”的體現，很值得今天的企業家借鑒。“羊道”的精神強調和氣生財、合作雙贏、誠信為本、和諧相處等原則，追求創造性而不是對抗性，因此能夠長久持續發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強調競爭性、對抗性，以及對他者的攻擊性和毀滅性，因此會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滅亡。劉瑞旗的“狼羊之辯”將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引入企業文化中，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思想與社會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通過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環境、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文明、和諧、友好的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和物質精神生活質量，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類自身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條件下，人類自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人口綜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改善人居環境等幾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綜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愛”“大同”思想和的愛國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人口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只有妥善解決人口問題，才談得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區分布上很不平衡，不少農村地區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調查研究數據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們受到儒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傳統孝道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封建思想。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里的封建余毒，扭轉重男輕女的陋習，同時利用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發人們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就能破除養兒防老舊觀念；并通過增強人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進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感，把國家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貫徹到底；同時通過繼承儒家教育為本的優良 傳統，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數量。我國人口普查與人口調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婦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們具有自覺節制生育的愿望，生育水平較低。因此，提高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綜合治理的重要舉措。通過這些舉措轉變人們的生育觀，變“政府要我少生優生”為“我要少生優生”，降低人口數量，提高中華民族的人口素質。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方面，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教育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內容。提高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現代科技文明的基礎在于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會，擁有良好的教育已經成為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我國推行的科教興國戰略正是這種時代潮流的體現。而如果人們教育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受改善生活、發財致富的經濟驅動力的驅使，人們很容易發生對環境生態破壞性的生產，諸如盲目采伐森林、開墾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化擴大，濫采礦藏造成的礦產資源浪費與耗竭，盲目生產造成的能源損失和環境污染等。在經濟相對落后，資源相對貧乏，而人口基數又十分龐大的我國，今后發展經濟必須摒棄傳統的導致環境破壞的工業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就必須采用高新技術和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綜合技術，因而對人們的教育水準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針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要在全體國民中進行專門的可持續發展教育。這種教育的目標在于提高干部和群眾的環境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人們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和憂患意識，增強對當今社會及人類后代的責任感，增加參與持續發展能力。這種教育不僅要使人們獲得科學知識，也要使人們具備高度的道德水平。這種教育既包括學校教育，也包括廣泛的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于是，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虛懷若谷、溫故知新、學而時習之、學思并重、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實事求是、舉一反

三、以身作則、鍥而不舍、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等教育思想都將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儒家“里仁為美”“擇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改善人居環境，促進人類住區發展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必須重視的問題，也是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因素。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對生活質量、居住環境的更高要求。當今世界許多地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人口增長、高速城市化、住房不足、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嚴重匱乏等帶來的種種挑戰。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簡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環境中。所以，實現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聯合國《21世紀議程》明確提出，人類住區工作的總目標是改善人類住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質量以及所有人（特別是城市和鄉村貧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的中國人類住區發展的目標是通過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制定并實施促進人類住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規、發展戰略、規劃和行動計劃，動員所有的社會團體和全體民眾積極參與，建設成規劃布局合理、配套設施齊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區環境清潔、優美、安靜、居住條件舒適的人類住區。這里既有改善物質居住環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衛生等環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環境，如社會交往、文化教育、郵電通訊、業余娛樂、健身體育等環境。在儒家思想里，孔子特別強調人居環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里仁為美”的思想。他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他認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選擇的住處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會逐漸變壞，和好人住在一起，壞人也會慢慢學好。他因此對物質性的環境看的比較輕。有一次，他告訴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說那里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經有“孟母三遷”的故事。荀子《勸學篇》明確提出“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劉禹錫的《陋室銘》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里仁為美》說“為善必慎其習，故所居必擇其地。”可見儒家對人居住的人文環境具有很高的標準要求。

三、“天人合一”思想與生態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生態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條件，它要求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與自然承載力相協調，實現資源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現實需求，而又不損害子孫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類能夠與自然和諧共處，并能認識到自己對自然、社會和子孫后代應盡的責任，并有與之相應的道德水準。所以，我們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決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費資源的發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古人看待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態度。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主張“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強調建立天、地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義并不是談人與自然關系的。在儒家來看，“天”可以有三種屬性。他首先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的主宰，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決定王朝興衰命運的主體，同時是賦予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是賦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時還指我們頭頂的浩瀚穹蒼。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第一種含義，認為“天”是一個有喜怒哀樂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應、能夠決定人的吉兇禍福。他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強調第二種含義。孟子認為，上天賦予每一個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良心原則，但由于人類后天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因此，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學家張載、二程都繼承了這條路線。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荀子在《天論》篇里強調第三種屬性，仿佛天就是物質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體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對象。

雖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決現代社會人與自然的對立問題，但這個“天人合一”思想卻能夠給現代生態倫理提供重要的借鑒價值。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個整體，認為“萬物與我并生，天地與我為一”，把人類社會放在整個大生態環境中加以考慮，強調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天人之間可以互相感應和交流，認為天地萬物是人的物質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礎。由此一基礎所顯出的是人對于自然萬物在精神價值上的統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們看到，在儒家祭祀的對象里不僅有至上神、祖先神、圣賢神，還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只有認識并認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這一宗教基礎，才能為人們自覺自愿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找到根本解決之道。其次，面對當前人類遭遇的生態危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為克服生態危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藉由自身科技智能發展所建立起來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科技霸權，使人類嚴重背離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線，由科技發展所構筑起來的驕傲與虛榮，由弱肉強食和急功近利導致的貪婪和物欲，把人已經異化成金錢、強權和科學技術的奴隸，很難重新回到天地的懷抱。正象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描述人類在自然狀態下那樣，“人對人是狼與狼的關系”，到處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則為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認人與自然差別的基礎上，把人類之愛推之于自然萬物，從而將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統一起來，解去“蔽于天而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兩種偏 頗傾向。它提醒我們現代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人類必須學會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嚴”的前提下來獲得人類自身的尊嚴，如何在“天人相分”的同時找到人與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紐帶。第三，人類社會在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歷史，是依靠科技創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歷史，同時也是在環境問題的逼迫之下不自覺不自愿地回歸自然的歷史，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云漢的生態學價值也在當代處境下才得到重視而顯示它本身的存在意義。現代文明濫用科技導致的弊端已日益顯著，比如大氣污染、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臭氧層破壞、新疾病叢生、自然資源匱乏、人口爆炸、全球變暖等等。如果這些弊端里的任何一項得不到有效控制，則人類前途必然遭到毀滅。因此，人類從客觀上開始出現了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現實迫切需要。當代學者季羨林先生為此提出“東西文化互補論”，主張人類必須懸崖勒馬，正視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對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奪大自然的發展模式，采用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當前，世界各國人民開始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模式。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之時，也大膽提出科學發展的理論，主張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思路，把生態文明建設、環境友好型發展模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十分強調資源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這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顯示出它重要的生態學價值，對中國當代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總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也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只有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我們按照“古為今用”的原則，大膽地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為我國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義利觀都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導和精神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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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黃林2008301510052電氣五班

20世紀80年代，企業文化風靡全球。人們發現，精神文化就像企業機體的神經中樞和潛意識，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企業競爭，實質上將是文化競爭。長久以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和核心的傳統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華民族的心理，形成長盛不衰的傳統美德、人格價值及品行修養，激勵著我們承擔起人生責任、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導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是因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愛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綱”、“五倫”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賦予整個社會嚴謹的“人倫”理念，強調人際關系秩序化，推行道德倫理、社會規范以及各種禮節，主張建立一個用禮治調節法治的德治社會。儒家思想還要求人們“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約束管制生命個體的言語行為，遵守嚴明的禮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實現那種“天人合一”的社會狀態，和諧而安寧。現代意義上的企業文化，與儒家思想有極大的淵源。對此，我們不妨探個究竟。企業文化，說大就大，說小可小。大到包括群體意識、思維方式，小到一個人的衣著打扮、言行舉止。它是全員價值、需求與行為的共同寫照，所有人都要參與滋育。他們的人生觀——生活目的及價值，職業觀——個人工作的意義，企業觀——企業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構成企業價值觀。企業應當整合不同觀念，形成統一的道德理念及規范，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業文化本質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個積極向上、誠實守信、開拓創新、恪盡職守、思路開闊、協作分工的團體。《孟子·盡心上》中有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為一個企業人，不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忠誠敬業，正所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誠實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見到的。《禮記·中庸》中也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企業所追求的諸如此類關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養，無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發揚和創新。

企業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許多事實證明，優良的企業文化至少有：

1、規范力——約束人，從心理上行為上促使員工遵章守紀；

2、導向力——號召人，引導人們把個人理想凝集成企業同一目標；

3、凝聚力——團結人，人際關系和諧有序，內聚力強，員工精誠合作；

4、激勵力——鼓舞人，提升員工成就感與責任感，激勵他們努力工作。

無可否認，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在其群體意識范疇里，人與人有著嚴明的層別，社會具有嚴格的等級化，下一層必須聽從于上一層，上一層擁有決定下一層的生死權。在這種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響下，權力絕大程度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人際關系錯綜復雜，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義易于泛濫，各種指令、信息及行動自上而下進行傳遞、貫徹和實施，下一層處于被動局面。這對于凸現企業文化的力量，發揮團隊優勢，是一大障礙。如何辨證對待儒家思想，取之精華棄之糟粕，是至關重要的。

文明空前發展，幾千年的文化積淀，仍舊牢牢根植于人的內心，企業經營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十分深遠。一個企業的文化，只有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發展動力才能持久。

第四篇：儒家思想與教師職業道德

儒家思想與教師職業道德

教師的職業道德是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時所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它能激勵教師為人民教育事業自覺獻身精神,能調節教育過程中有關人際間的關系。它不僅對學生起重要的教育作用,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也起著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國是素來重視師德修養的文明古國,歷代的師德有著豐富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豐富的道德理論財富,是我國教師長期實踐的結晶。自孔子以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關于教師職業道德的內容得到不斷的擴充和豐富。教師職業道德也承載著儒家思想的內涵。因此學習儒家思想對于教師學習和提高教師職業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在教師自身的道德品質問題上,孔子十分重視教師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認為,教師身教重言教,教師的人格感化作用,以身作則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此,孔子要求教師注重自身的修養，孔子提出,教師應誠實,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孔子還提出,教師應嚴格要求自己,要“躬身厚而薄責于人”。在個人道德修養上,孔子本人便是一個表率。他崇尚道德仁愛禮義,從不談怪異、強力、**、鬼神。即“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信怪、力、亂、神。”他為人認真誠實,“言而有信”。他主張實事求是,曾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他嚴以律已,勇于承認錯誤,樂于聽取意見,他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正因為如此，孔子在其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尚人格，受到眾弟子的高度欽仰。他們將孔子崇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敬之過于堯舜,對他的學說,“仰之稱高,鉆之彌堅”。至于后世,則更是尊其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其感人至深,由茲可見。

成才德為首，樹德先樹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人格的力量更是無言的召喚。學生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深受教師的影響,作為教師的言談舉止、精神面貌、教學態度、道德情操以及思想作風都會影響學生，對學生的成才極為重要。

所以，教師的言傳身教起到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作用,也許一句話就會讓學生受到熏陶，心靈得到凈化,感情得到升華,甚至會影響著學生的一生。教師的道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社會風氣,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穩步發展。因此,當代教師應該全方位地進行包裝自己,用淵博的學識、謙恭的為人,幽默睿智的談吐,健康穩定的心態,豐富、深邃、獨特的思想見解,善良、真誠、寬容、正直、富有愛心的人格品質的外在表現,給學生以啟迪、教育、影響并使之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動力。

傳道之人，必須聞道在先；塑造他人靈魂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靈魂。因此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學習儒家思想，對加強教師職業道德有著重要的裨益和意義。儒家思想對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教師作為道德的傳承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對教師的職業道德影響，有利于更準確地把握教師職業道德的內涵，做一個有職業道德的優秀教師，成為名副其實的“靈魂工程師”。

第五篇：淺析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建設

編號（學號）：

淺析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建設

摘 要: 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富有倫理特色的政治觀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觀，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對會計的職業道德建設仍有其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影響。儒家思想是構建會計倫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資源，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倫理關系到國家財經法規制度能否貫徹執行，經濟秩序能否維護，經濟發展能否促進的大問題。儒家思想是建立會計誠信道德倫理的基礎和建設會計誠信道德的基本原則，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內涵，建設會計行業的職業道德在當今社會尤為重要。

關鍵詞：儒家思想，會計職業道德建設

Confucian thoughts and the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

construction Abstract:

Confucianism values, rich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of moral values, in market economy today, of the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 construction still has its positive valu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Confucianism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ethics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accountant occupation morals and ethic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s and regulations can be carried out, whether the maintenance of economic or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a major issue.Confucianism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ity of accounting ethics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integrity and the basis of the basic moral principles of Confucian thought, therefore, mining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 in today's society is very important.Key words: Confucianism,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 construction

目錄

1．引言.............................................................1 2．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的理論概述.................................1 2.1 儒家思想的概念.............................................1 2.2 會計職業道德的含義.........................................1 2.3 會計職業道德的特征.........................................1 2.3.1 是一種社會責任........................................1 2.3.2 遵循客觀經濟規律......................................2 2.4 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2 2.4.1 愛崗敬業..............................................2 2.4.2 熟悉法規..............................................2 2.4.3 依法辦事..............................................2 2.4.4 客觀公正..............................................2 2.4.5 堅持準則..............................................2 2.4.6 提高技能..............................................3 2.4.7 參與管理..............................................3 2.4.8 強化服務..............................................3 3．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3 3.1 自覺原則...................................................3 3.2 守法與誠信的原則...........................................4 3.3 監督與和為貴的原則.........................................4 4．儒家思想有利于會計職業道德建設...................................4 4.1 儒家思想對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作用...........................4 4.2 儒家思想對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影響...........................5 4.3 儒家思想給我們的啟示.......................................6 5．結語.............................................................6 參考文獻............................................................7 致謝...............................................................8

1．引言

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他倡導的誠信原則，長期滲透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國的道德觀也是植根于儒家思想的道德觀，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道德觀體現在各個行業中，表現為深受儒家思想進入的職業道德的思想也融匯在中國傳統職業道德管的長河中。在這種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必然會熏陶會計人員的思想意識，影響著會計職業道德。當今，我國已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在這種充滿競爭、文化多元化和信息密集的經濟環境中，會計行業將接受國際社會更為嚴格的挑戰，會計職業道德的重建則顯得尤為重要。

2．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的理論概述

2.1 儒家思想的概念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愛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2.2 會計職業道德的含義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形成的。作為行為規范?它借助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內心信念的約束力量?實現調整人與人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會計職業道德則是一般社會道德在會計職業行為活動中的具體體現?由會計職業活動的具體內容、方式、所涉及的權責利益關系等決定。對內構成引導、制約和調節會計行為的道德準則;對外?代表整個會計職業界對社會承擔道德責任和義務。2.3 會計職業道德的特征 2.3.1 是一種社會責任

跟道德一樣，會計職業道德是人們對會計職業行為的共同要求。尤其是隨著

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會計不僅要為政府機構、企業管理層等提供符合 質量要求的會計信息，而且要為投資者、債權人及從業人員服務，會計行為所牽涉的是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2.3.2 遵循客觀經濟規律

會計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是為加強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維護社會公眾利益服務的。任何社會和個人，都不能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作為對單位經濟業務事項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會計，會計標準的設計、會計政策的制定、會計方法的選擇都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2.4會計職業道德的要求 2.4.1 愛崗敬業

即會計人員應當熱愛本職工作，努力鉆研業務，使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適應所從事工作的要求。愛崗敬業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發點。2.4.2 熟悉法規

會計人員應當熟悉財經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做到自己在處理各項經濟業務時知法依法、知章循章，依法把關守口，同時還要進行法規的宣傳，提高法制觀念。2.4.3 依法辦事

一方面，會計人員應當按照會計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會計制度規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會計工作，保證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合法、真實、準確、及時、完整。另一方面，依法辦事要求會計人員必須樹立自己職業的形象和人格的尊嚴，敢于抵制歪風邪氣，同一切違法亂紀的行為作斗爭。2.4.4客觀公正

會計信息的正確與否，不僅關系到微觀決策，而且關系到宏觀決策。做好會計工作，不僅要有過硬的技術本領，也同樣需要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觀公正的態度。否則，就會把知識和技能用錯了地方，甚至參與弄虛作假或者通同作弊。2.4.5 堅持準則

要求會計人員熟悉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始終堅持按法律、法

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要求進行會計核算，是會計監督。2.4.6 提高技能

要求會計人員增強提高專業技能的自覺性和緊迫，勤學苦練，刻苦鉆研，不斷進取，提高業務水平。2.4.7 參與管理

要求會計人員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努力鉆研相關業務，全面熟悉本單位經營活動和業務流程，主動提出合理化建議，協助領導決策，積極參與管理。2.4.8 強化服務

要求會計人員樹立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努力維護和提升會計職業的良好社會形象。

3．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禮儀廉恥” 其中心精神是強調責任與義務，注重集體與和諧，孔子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的協調，這也是人類必須遵循的共同法則。3.1 自覺原則

孔子認為如果專講法治，人們雖不會犯法，但缺乏廉恥感，社會仍不安定，如果“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就是說人民觸犯道德的事都不敢去做，那么就更不敢觸犯刑律了。所以，禮治比法治更重要，因為它能防患于未然。會計職業道德是指在會計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體現會計職業特征的、調整會計職業關系的職業行為準則和規范。會計職業道德建設具有廣泛的社會性，是人們對會計職業行為的客觀要求。

會計要嚴格執行國家的各項規章制度，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始終牢記手中的權利是人民給的，是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的，把權利看成是責任和義務，忠實地履行自己的會計義務，自覺接受監督與檢查。會計人員要自覺抵制歪風邪氣，做到依法核算、依法理財很有益處。會計人員要不斷加強學習，不僅可以開闊眼界，增長知識，而且有利于提高道德修養，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等問題就會想得透、看得淡、擺得正，不會斤斤計較個人得失，更不會利用職務之便牟取私利。

3.2 守法與誠信的原則

儒家強調誠信。孔子《論語?憲問》中寫道：“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以誠待人，不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養，也是一種最基本的商業道德。會計人員要嚴格遵守國家的各項法律法規，牢記會計法規及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軌可循。不斷的學習會計職業道德的理論、規范、培養起堅實的職業道德的情感和觀念。不弄虛作假，不做假帳，自覺抵制違法違紀行為。自覺營造良好的會計內部環境。主動尋找管理和監督，把會計工作置于全社會的監督之下。3.3 監督與和為貴的原則

儒家強調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以和為貴，以和為美。正所謂“和也者，天之達道也”。把儒家的“和為貴”的倫理道德思想運用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就要提倡“和氣生財”的新商業觀。監督與和為貴的原則之間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只有在監督中，在和諧種種減少商業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種廣泛的內外和睦協作的商業關系網絡，以廣開財路，廣辟財源。在工作中，會計應在一定的職業倫理道德規范中取得領導的信任，但不是以失去誠信與道德為代價。首先，要定位好自己在組織中的層次，明確自己的工作內容、工作目標，清楚領導對自己的工作要求。工作的過程中也要讓領導清楚你在干什么，清楚這些工作對組織的重要性.在從事會計工作中，做事情在不違反法律道德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為組織著想，為企業著想，增加企業的利益。做會計亦如做人，人品是最重要的，真誠必能取得信任。要把單位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做，以誠心對待公司，以公司為家，管好自己，想領導之所想，憂領導之所憂，這樣才能得到公司和群眾的信任。

4.儒家思想有利于會計職業道德建設

4.1 儒家思想對會計職業道德建設的作用

會計職業道德是從事一定職業的人們在其特定工作或勞動中行為規范的總和，也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宗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才能真正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須得到人們對你的信任。對一個國家和政

權來說就像《論語?為政》中指出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對于一個人來說也是這樣。現代社會分工的專業化促使從業人員的職業觀念、職業態度、職業技能、職業紀律和職業作風要以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為主要內容的職業道德，是每一個社會公民的基本準則。只有這樣，整個社會就像孔子《論語?顏淵》中主張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義務和責任，社會就可以和睦安寧。會計職業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是誠實守信，因此，會計行業中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參與管理、強化服務等八個方面要求中處于重要的位置之一。《朱子語類》中對此說得更明白：“然須是食期所當食，飲期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道心亡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儒學之中的基本概念。講信用是君子的一種美德，是交友和處世的基本準則。應該說，作為道德規范，誠實守信是人的修養的基本原則，是立身之本。我們今天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信用經濟。信用不僅體現在商品交換的表面層面上，而且勞動關系、合同關系、協作關系、知識產權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誠實守信，就要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就要按市場規則辦事，反對不正當競爭；就要樹立信用觀念，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要重承諾、講信譽。我國《會計法》

4.3 儒家思想給我們的啟示

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我們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時，也必須摒棄儒家思想中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義、封閉保守，尤其是宗教等級觀念、創新意識、民主意識等,則是儒家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思想之精華,兼容現代文明道德意識,就能不斷豐富和完善企業職業道德體系。

5.結語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是會計職業道德體系建立的理論基礎，中華傳統文化培養教育下的中華兒女，具有一定的文化傳承思想，只要會計從業人員在其職業活動中必須遵循其職業道德倫理，用會計職業道德原則和規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更好地承擔起會計職業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會計職業道德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道德在會計職業活動中的具體表現，是一種更為具體化、職業化、個性化的社會道德，也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

參 考 文 獻

[1]《對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的思考》，劉志起，王嵩。經濟技術協作信息-2006年23期

[2]《誠信是會計的基本職業道德》，周波 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10期 [3]《論語?為政》《論語》今讀，張振德主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9 [4]《朱子語類》《中國古代常用文體規范讀本?語錄》，吉林：吉林人民出版，2004 [5]《論語?憲問》《論語》中國傳統文化精品叢書，來可泓編，西安：陜西出版社，1994.9 [6]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致 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