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姜明安：什么是法治體系

姜明安：什么是法治體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概念。什么是“法治體系”？在我們過去的法律文獻和法學著述中只有“法律體系”或“法制體系”的提法，而很少有或幾乎沒有“法治體系”的提法。“法治體系”與“法律體系”、“法制體系”有什么區別？首先，法律體系、法制體系是相對靜態的，而法治體系是相對動態的。法律是指載有法律規范的書面文件，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而法治則是指運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其次，法律體系、法制體系的“法”包括規范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法，也包括規范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法，但規范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法是其最大最主要的部分，而法治體系的“法”主要是指規范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法，也就是說，法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再次，法律體系、法制體系相對于法治體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完善法律體系和法制體系是為建設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服務的。

法治體系包括哪些內容？《決定》列出了五個子體系或分體系：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法律規范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都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完善的法律，一個國家不可能實現法治，沒有完善的國法和黨規，在我們中國不可能實現法治。在中國實現法治，之所以不僅要有完善的國法（法律規范體系），還要有完善的黨規（黨內法規體系），因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領導地位，直接行使國家重大問題決策權以及“黨管軍隊”、“黨管干部”、“黨管意識形態”等公權力。從而執政黨既要依國法執政，也要依黨規管黨和執政。黨規服從國法，補充國法，黨規主要規范執政黨內部的組織和活動。直接規范執政公權力行為的黨規，在條件成熟時，應通過國家立法程序轉化為國法。

法治實施體系對于法治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而法律的實施關鍵在于建設法治政府，推進政府依法定職能、權限、程序行政。為此，必須完善行政組織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責任法。政府的機構、職能、權限必須由法律（組織法）規定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制定的“三定方案”或“三定辦法”規定，“權力清單”必須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而不應由政府自己給自己授權。在法律實施體系中，政府依法定程序行政比依法定職能、權限行政更重要。為此，必須抓緊制定行政程序法，保證政府公正、公開、公平行使公權力，防止和扼制其濫用權力和腐敗。

法治監督體系對于法治的運行也是至關重要的。法治監督體系主要包括六大環節：首先是人大監督，這是最重要的監督。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最經常使用的監督方式應是對官員的質詢。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卻很少使用它，劉志軍這么腐敗，把很多國家重大工程批給一個幾乎沒有文化的老太太去做，我們的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竟沒有質詢過他一次。如果我們把質詢這個方式用起來，加上電視轉播，腐敗分子還敢像現在這么囂張么？法治監督體系的其他幾個環節分別是紀委監察監督、審計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的督察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監督。司法對公權力最重要的監督形式是行政訴訟。但行政訴訟這種監督的應有作用現在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主要原因是地方當局的干預。地方政府違法征收、違法拆遷、對假冒偽劣食品、環境污染不聞不問，老百姓告到法院，法院不敢受理，不敢依法判決。由此可見，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加大步伐，加快步伐。

法治保障系統主要包括四大環節：一是法治人才隊伍、二是法律糾紛、爭議化解機制，三是國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四是黨的領導。關于法治人才隊伍，《決定》提出要“加強立法隊伍、行政執法隊伍、司法隊伍建設，暢通立法、執法、司法部門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間以及與其他部門具備條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完善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制度，健全從政法專業畢業生中招錄人才的規范便捷機制，完善職業保障體系。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增強廣大律師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構建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等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關于法律糾紛、爭議化解機制，《決定》提出要“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關于國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決定》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因此，“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關于黨對法治的領導，《決定》提出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堅持依法執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健全黨領導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完善保證黨確定依法治國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的工作機制和程序，加強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統一領導、統一部署、統籌協調，完善黨委依法決策機制”。

以上五個子體系即構成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總體框架。筆者認為，實現建設這個總體系及其五個子體系的目標和任務，將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建雄厚的基礎和提供堅實的保障。

第二篇：法治政府必須誠實守信-姜明安（共）

法治政府必須誠實守信

2004年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六項基本要求，其中之一即是誠實守信。所謂“誠實守信”，就是政府必須對人民講信用，政府行為不能反復無常，政府必須遵守行政法上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的內涵有四：其一，政府行為一經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撤銷、廢止或改變，因為政府行為具有確定力和公定力。其二，政府對行政相對人作出授益行為后，事后即使發現有違法情形，只要這種違法情形不是因相對人過錯造成的，政府亦不得撤銷或改變，除非嚴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其三，政府行為作出后，如事后據以作出該行為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廢止，或者據以作出該行為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撤銷、廢止或改變已經作出的行為。但是必須通過利益衡量，認定撤銷、廢止或改變已經作出的行為所獲得的利益確實大于行政相對人將因此損失的利益時，才能撤銷、廢止或改變相應行為。其四，政府撤銷或改變其違法作出的行為，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銷、廢止或改變其合法作出的行政行為，如這種撤銷、廢止或改變導致相對人損失，要對相對人的損失予以補償。

就曾玉祥案而言，有關政府機關完全違背了誠信和信賴保護原則。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曾明確批復：“自治區人民政府同意黎欽鐵路工程建設中需使用的沙、石等地方材料免收一切稅費。”但是，事隔七年以后，欽州市公安局卻以曾沒有向稅務機關申報和繳納稅款為由，認定曾玉祥構成“偷稅罪”，將其拘留、逮捕并移送起訴。而且，在欽州市公安局實施上述行為時，曾經作出“免收一切稅費”批復的自治區政府辦公廳竟然不出來說一句話。

誠然，信賴保護原則有時會與依法行政原則相沖突。就本案而言，嚴格根據信賴保護原則，自治區政府的決定即使是違法的，政府自己和其他有權機關也都不能撤銷，否則，將導致相對人行為失去根據而構成違法犯罪，從而使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嚴格根據依法行政原則，自治區政府的決定如果是違法的，政府自己和其他有權機關都可以，并且都應該將之撤銷，否則，法律的權威和嚴肅性將無法得到保障。那么，怎么協調這兩種價值的沖突呢？現代法治的協調方法是利益衡量和利益平衡。即政府自己或其他有權機關在對政府已作出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置時，首先應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進行衡量，盡量選擇能使二者利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的方案。如果為了公共利益，選擇了對私人利益不利的方案，則應對私人相對人的損失予以補償，以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就本案而言，自治區政府的免稅決定即使是違法的，因為只是一個個案決定，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并不會太大，也完全沒有必要撤銷(但可以確認該決定違法和據此追究有關公職人員的責任)。欽州市公安機關在廣西自治區政府作出的免稅決定尚未撤銷的情況下，即對相對人予以拘留、逮捕和移送起訴，這是完全違反法治原則的。

第三篇：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講述

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講述《行政強制法》立法背后的故事——

出臺不易 多次關鍵節點被“激活” 亮點解讀 遭遇天價拖車費可起訴

2011年6月30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以下簡稱《行政強制法》），這部法律將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法學專家姜明安接受成都商報記者專訪時稱，從1988年起，他就開始參與“行政強制執行條例”的起草工作。他認為，《行政強制法》出臺歷經多年，其立法過程實際上是各種權力博弈的過程。

主要是一部“控權法”而非“授權法”

《行政強制法》與《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并稱為行政程序立法“三部曲”，它的出臺顯得來之不易。從1999年正式醞釀立法，歷經全國人大常委會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4月、2011年6月五次審議，而且多次審議都是在草案有可能被終止審議的關鍵節點，以再次提請審議的方式讓法律案得以“激活”式延續，不致被廢。因為按《立法法》規定，擱置兩年未再審議或付諸表決的法律案，將被終止。

對此，姜明安直言：“這個問題太復雜。遲遲沒出臺，主要是因為立法動力不足。此法主要是限制和規范行政權力，有關行政部門對此熱情不高。學術界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壓縮行政強制的權力，但是實務界從實際行政執法的角度考慮，希望能多保留一些強制權。”他表示，治“亂”方面，該法完善了行政強制設定權，以后不會再有隨意設定行政強制的紅頭文件或規章；治“濫”方面，該法確立的“行政強制實施程序”，要求實施主體必須是“具備資格的行政執法人員”，且由“兩名以上執法人員實施”，實施時須“當場告知”理由、依據等；在治“軟”方面，該法規定：依據《行政處罰法》“行使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如城管等）可以實施法律、法規規定的與行政處罰權有關的行政強制措施。不過，“不必擔心城管執法權過大，《行政強制法》還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姜明安表示：“這個法的性質主要是一部‘控權法’，而不是‘授權法’。”

遭遇“天價拖車費” 可提起行政訴訟

姜明安指出，雖然出臺過程曲折，但《行政強制法》也有很多亮點，這更多體現在行政強制執行和行政機關“代履行”方面。該法強調，除情況緊急外，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代履行是在當事人不履行相關義務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維護公共利益而代為履行的一種執行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天價拖車費”問題就是交管部門不適當代履行的產物。對這種情況，當事人可以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由行政機關來證明代履行的“成本費”合乎市場的價格，“對拖車費而言，很好算，所消耗的汽油費、租車使用費等都有市場價格，行政機關必須對成本費的構成作出說明。”同時，姜明安指出，在行政機關應委托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代履行時，這個價格的確定也應由行政機關具體監管，不能任由第三人漫天要價，行政機關必須對代履行的價格負責。

同時，姜明安認為這部法律仍有遺憾，如比例原則雖進入了法律文本，但內容不足。有關平衡原則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概括，并未能在法律文本上明確體現，這種平衡體現在對公共利益和被強制人的一種平衡保護。另外有一些行政強制措施的類型未被明確納入《行政強制法》調整范圍，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單行法規定的進入住宅和經營場所等。成都商報記者 鄭鈺飛

第四篇：姜明安：根治違法拆遷還要靠民主監督

姜明安:根治違法拆遷還要靠民主監督

作者：姜明安

發布時間：2011-5-21 13: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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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國務院出臺修改后的《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改行政強拆為司法強拆，嚴禁違拆，但4個月以后，違法拆遷不僅沒有銷聲匿跡，而且在一些地方呈增加和發展之勢。國土部于近日再發文，要求各地全面自查自糾違法拆遷。

【最新動向】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出通知，決定立即在全國開展征地拆遷制度規定落實情況專項檢查，確保不再發生暴力拆遷事件，6月下旬國土部等六部門將督察暴力拆遷。

——5月20日新京報

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化解違法拆遷沖突

有必要推進對現行集體土地制度、國家財政稅收分配制度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改革，消除違法拆遷的制度基礎。

治理違法拆遷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必須“打組合拳”。筆者認為，有必要推進對現行集體土地制度、國家財政稅收分配制度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改革，以平衡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化解因制度不公而可能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消除產生和形成違法拆遷的相應社會因素和制度基礎。

改革集體土地制度，提高農地補償標準

關于現行集體土地制度，從治理違法拆遷的角度而言，主要應考慮以下三項改革：

其一，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保證集體經濟組織的每個成員都能參與對土地所有權的行使，防止目前一些地方村委會主任和若干名村委會成員不經村民討論同意就任意處置集體土地的現象；

其二，對集體土地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制度進行較重大的改革，構建建設用地流通市場。即修改現行《土地管理法》第43條，明確農村土地轉化成建設用地可以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征收轉化，這一途徑僅用于公共利益；另一途徑是通過市場交易，這一途徑主要用于商業利益，但也可用于公共利益。

這就是說，建設用地，開發商今后不但可以從政府那里買，也可以從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集體那里買，政府為公共利益用地，既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向農民集體買，在無法與農民集體達成購買協議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征收，即強制購買取得。

其三，提高對集體土地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補償標準，按照現行《土地管理法》第47條，集體土地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每畝的補償標準僅6萬至10萬元，每平米100元左右，而城市房屋（實際是房屋下面的土地使用權）每平米的補償標準通常達幾千元，大城市甚至達幾萬元。因此，要解決郊區和城鄉接合部的農民抵制征收的老大難問題，必須參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條例》，較大幅度地提高對集體土地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補償標準。

改革財稅分配制度，將部分國稅轉為地稅

關于國家財政稅收分配制度的改革，從治理違法拆遷的角度而言，應考慮對中央和地方稅收的比例進行適當調整，將目前部分國稅轉化為地稅。

多年來，許多地方推行“土地財政”，大拆大建，雖有各種原因，如不正確的政績觀驅使等。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無疑是地方稅收少，而地方政府要辦的事（如社會保險、義務教育、醫療改革、道路交通、公用事業以及其他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太多。辦事沒有錢怎么辦？于是在土地炒作上做文章。

因此，要讓地方少炒地，少違法拆遷，就必須適當給他們開辟一些新的來錢的渠道，如增加稅源。可以考慮將目前正在一些地方試行的房產稅和今后可能開征的土地交易稅（即將目前的土地出讓費部分轉化成稅。農民將進行建設用地交易的收入的一部分通過稅收上繳地方財政）劃歸地方。

改革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確立“起訴停止執行”

關于行政強制執行制度的改革，《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條例》設計的制度是以“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司法強拆”取代“行政強拆”在當時違法拆遷形勢嚴峻的條件下也許是必要的。

但“司法強拆”制度的實行必須以相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為前提。否則，該制度不僅不能實現預設目的，而且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摧毀人們對司法和法治的信仰，被征收人從這種制度中獲得的權益卻很有限（這一點已被目前一些地方的現實所證明）。

作為“司法強拆”制度前提的機制主要有三：

其一，裁執分離制度。強拆涉及強拆裁決和強拆執行的問題。作出強拆裁決是一個司法行為，實施強拆是一個行政行為，或者說實質上是一個行政行為。因此，強拆應由法院裁決，由行政機關組織實施，法院對實施行為予以監督：行政機關如超越裁決違法強拆，被征收人可向法院起訴尋求救濟。

其二，司法獨立裁決制度。司法強拆比行政強拆公正是以假定司法相對超脫、獨立，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從而能兼顧和平衡公共利益、建設單位利益、地方當局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利益為前提的。如果司法不能相對獨立，其裁決仍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預，行政強拆發生的問題就可能同樣在司法強拆中重演。

其三，起訴停止執行制度。司法強拆是否能對被征收人權益予以有力和有效保障是以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嚴格審查為前提的，而這就要求法院在被征收人對行政征收決定或征收補償決定不服提起訴訟后，認真嚴格對相應行政決定進行審查，并依法做出判決后再實施強拆。如果我們不改變原法律、法規規定的被征收人起訴后不停止強制執行制度，只要政府一申請，法院就強拆。這樣將會導致法院判決做出后，被征收人的房屋已經被拆的結果。即使被征收人勝訴，權益也難于恢復了。

因此，筆者建議，應在目前正在人大審議修改中的《行政強制法》（四審稿）中，確立起訴停止執行（緊急情況除外）制度，以避免起訴過程中強拆，迫使被強拆人作出暴力對抗或自焚的選擇。

充分保障民主 違法拆遷會大減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多一些實實在在的民主，違法拆遷會在中國大大減少。

不過，筆者認為，要治理違法拆遷，最終還是要弄清違法拆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違法拆遷為什么會產生？為什么會禁而不止？只有把這其中的奧秘搞清楚了，把其中的邏輯弄明白了，方能找到和確定我們治理違法拆遷的治本之策。

那么，導致違法拆遷和能夠使違法拆遷暢行無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筆者以為，導致違法拆遷和能夠使違法拆遷暢行無阻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民主沒有得到充分落實。

試想，如果各種建設項目能盡可能經過公民充分討論，堅持多數老百姓不同意建的項目不立項，那許多大拆大建的項目還可能通過和施行嗎？

如果征收、搬遷、補償的規劃、計劃、方案（特別是舊城區改建和像貴州茅臺鎮“酒文化一條街”之類的建設規劃）都經過公民充分討論和相應票決，被搬遷人還會對搬遷有那么大的抵觸情緒，從而必須啟動那么多強拆嗎？

如果任免基層干部盡可能讓當地民眾說了算，那些政績欲太強的人還敢無視人民的意愿隨意啟動大拆大建的項目，和在征收、搬遷中遇到阻力就隨意啟動強拆程序嗎？

如果地方人代會能隨時針對那些只講發展，不講法治，只重政績，不重人權的官員發起質詢和罷免程序，官員們還敢將其所管轄地域視為實現自己改天換地抱負的私人實驗田而任意規劃、建設，而置人民的意愿、幸福而不顧嗎？

如果上述的“如果”不是“如果”，真正在我們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多一些實實在在的民主，我雖然不敢說違法拆遷會在中國完全絕跡，但我堅信違法拆遷會在中國大大減少，違法拆遷的勢頭會得到有效遏制。

□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拆遷條例進行審查建議的五教授之一）

■近期拆遷暴力事件

湖南株洲強拆自焚事件4月22日，湖南株洲某區法院強制拆遷時，引發當事人自焚，事件發生七天后，自焚者去世。

江蘇興化強拆自焚事件5月9日，江蘇興化男子張桂華因不滿法院對其租用10多年浴室進行強制拆除點火自焚。

第五篇：金明安簡介

姓名：金明安

職務：德勝門中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 國際哮喘疾病研究學會會員 中醫藥學會呼吸病常務委員 DMS-經絡雙聯平衡療法核心成員之一

畢業院校：北京中醫藥大學

專業擅長：對呼吸系統常見疾病如：哮喘、氣管炎、肺氣腫、分新兵、支氣管擴張、間質性肺炎、肺纖維化等呼吸系統疾病有獨到之處。

專家簡介：金明安，女，現任德勝門中醫院呼吸內科主任。曾在中三大學醫學部，北京中醫藥大學深造，有較強的理論和時間能力，從事呼吸內科臨床37年，為“DMS-經絡雙聯平衡療法”的核心研究人員之一。并且金主任為中國哮喘病呼吸系統疾病聯盟委員會成員之一，曾多次應邀到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地進行學術交流，治愈康復患者40000余例。學術論文：

曾發表論文及綜述、專題6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發表論文30篇。參與編寫論著10余部。論文登載在《中國臨床醫學研究》書刊中，各篇論文經評審榮獲一等獎。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獨特的治療方案深受患者的一致好評。承擔七年制、五年制診斷學、內科學呼吸病學的部分授課內容，正在指導碩士研究生6名，指導已畢業碩士研究生2名，協助指導已畢業博士生 數名。同時獲“2000年中華醫學科技獎三等獎”和“2003年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多次獲得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相關獎勵及殊榮。

醫德醫風：

金主任多年一直在臨床一線，多次搶救哮喘重危患者，使其轉危為安。她說：“我和患者的關系，好似大樹離不開泥土。”金主任從醫37年，通過“DMS-經絡雙聯平衡療法”，挽救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生命，創造了一個個醫療奇跡。正是這種治病救人為己任的崇高道德，他多次獲得國家、社會頒發的特殊貢獻獎，贏得了廣大患者交口稱贊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