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形成五個體系。黨的十九大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五大子體系將承擔新的任務。
一是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在具體表述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在此基礎上,十九大報告又新增了依法立法這一新的要求。特別要注意的是。前不久,2017年11月20日召開的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要根據立法法的有關規定,緊緊圍繞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更好發揮立法在表達、平衡、調整社會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依法立法是立法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之一。首先要依憲立法;其次要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使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通過法定程序統一起來;最后要規范立法,促進立法內在協調。二是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包括加強憲法實施,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推進依法行政,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加大普法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理念。關于這個問題,前幾年提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五句話,已經發展為“憲法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兩句話。而尤其要注意,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建設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的核心和重要依托。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就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甚至被認為是依法治國的突破點。司法改革一直是國家最高層面關注的改革重點。據統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至十九大之間,習近平總書記先后主持召開了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其中28次涉及司法體制改革議題,至少審議通過了50個司法體制改革文件。1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又主持召開了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可以說,司法體制改革已全面展開,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司法制度本身乃是一個整體,司法體制改革最終的效果要取決于各項改革之間的“綜合配套”。基于此,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三是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
法治監督體系的重心是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行政權力具有管理事務領域寬、自由裁量權大等特點,法治監督的重點之一就是規范和約束行政權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于行政權力監督列舉了監督種類,即“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制度建設,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監督的實質內涵,提出了有效的權力監督網絡,即“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監督。深化政治巡視,堅持發現問題、形成震懾不動搖,建立巡視巡察上下聯動的監督網。”這樣,進一步疏通了監督的制度渠道,強化了監督的實效。為了確保國家監察全覆蓋落到實處,十九大報告要求深化監察體制改革,成立監察委員會,制定國家監察法,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國家監察委員會就是中國特色的國家反腐敗機構,國家監察法就是反腐敗國家立法。”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
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尤其是,黨的十九大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以此來加強黨對法治建設的統一領導。這是十九大報告的一大亮點,也是黨中央深化依法治國實踐最根本的舉措。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是對未來全面依法治國最大的組織保障。新時代在法治建設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的頂層設計為依據。五是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確定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重要內容,強調“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增強依法執政本領,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加強和改善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十九大修訂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加上十八大以來對一系列黨內重要法規諸如《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的制定完善,使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在制度層面得以進一步落實。依規治黨、用法治的思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讓我們進一步堅信:“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新時代要求從黨內法規的制定、備案、解釋、執行等方面,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要求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理順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關系;同時,對黨內法規在從嚴治黨、管黨方面的效用進行評估,為修改完善黨內法規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