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大學鄭強教授的經典語錄

浙江大學鄭強教授的經典語錄

1、日本人寧愿喜歡黑人，也不喜歡我們，因為現在的中國人沒有了精神。

2、日本人侵犯我們，因為我們出了很多漢奸。將來日本人侵犯我們，還會不會有漢奸？誰將是未來中國的漢奸？在座的諸位很大一部分都將是。因為你們嘲笑愛國者，崇拜權勢和金錢，鄙夷理想和志氣。

3、日本人為什么不道歉，日本總統為什么不謝罪？因為他們知道，日本的尊嚴和歷史最重要，相反其它亞洲的不滿太沒有分量，所以他們可以置之不理。

4、我們漠視歷史的價值，總以為樓宇越新越好，但你到法國市中心看看，幾乎沒有什么新建筑，他們以歷史積淀為自豪，而我們以不斷地拆樓建樓來折騰自己。

5、教育的本職不是謀生，而是喚起興趣，鼓舞精神。靠教育來謀生和發達也是可以的，卻被我們過度重視了。

6、大家都在嘲笑俄羅斯，但我知道俄羅斯將來一定會發達，因為那里的人2天沒吃飯了餓著肚子還排隊，而我們有2個人也要擠的不可開交。

7、將來中國即使發達了，但你看看那些開著豪華車的富翁們從車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沒有教育，中國再富裕也不會強大。

8、讀書是為了承擔責任。但現在的教育讓女人承擔了太多責任，讓男人逃避了太多責任。

9、人類歷史，實際就是一連串沖動。所以大家不要鄙視沖動，因為沖動都是可愛地。

10、中國的足球不缺乏技術，不缺乏金錢，但他們缺乏責任感，哪怕是對消費者的責任感。

11、會唱歌的人用氣息發音，所以不累。當我看到你們說話時喉頭是動的，我就知道你唱歌肯定不好。

12、未來20年，中國人崇拜的將是知識而不是官員。這一點我們應該向日本學習，這個民族對知識的尊重，無以復加。但現在在中國有點錢的人，有點小權的人–哪怕是個科長，也可以照樣把大學教授弄得沒有尊嚴。這種貌似聰明的聰明，洋洋自得的市儈，是多么膚淺啊。

13、一個男人，只可以給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對自己的老師鞠躬，絕對不應當對權貴與金錢低頭。但如今，大多數人正好反了。

14、教育應該讓中國懂得自尊。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外國人就低頭，女生看到外國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討好。同志們，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多么地沒有尊嚴。在留學的日本京都大學的人當中，我是唯一回來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為我活得有靈魂，活得有骨氣。

15、大學生要不平庸，就要愛自己的專業。

16.現在誰是漢奸？北大清華的學生，因為他們用學習的知識幫外國人開拓市場，打敗我們中國的企業。

17.我對部隊院校所有解放軍說過：國難當頭時，支撐我們中華民族的是那深山密林里的二炮導彈兵，絕非京城里，黃浦江邊那些開著奔馳寶馬的百萬富翁。

18.最讓我感動的是金晶小姐，27歲，沒有男朋友，我在浙大說過：如果鄭老師還是單身，或者離了，我就去求愛。我跟浙大的男同學講了，你們都給我寫封信去，求愛。我們一定要讓中華民族優秀的女子，在情感上得到慰藉！

19.用誰的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用這個工具在為誰服務。

第二篇：浙江大學鄭強教授簡介

浙江大學鄭強教授簡介

鄭強教授簡歷

鄭強，男，1960年09月生，工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中共浙江大學黨委委員

浙江大學材料與化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浙江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

浙江大學先進纖維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省政協委員

兼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專家評審組成員、中國化學會理事、中國高分子學科委員會委員兼聚合物表征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流變學委員會委員、中國聚合物基復合材料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應用化學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高分子材料工程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化工新材料委員會委員。10余種國際、國內學術期刊編委。近5年，在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60余篇（其中SCI、EI收錄論文140篇）。

作為“浙江大學學生心目中最喜愛的老師”稱號獲得者，近年來，應邀到幼兒園、小學、中學、高等院校、機關、企業、部隊，作有關愛國主義和人文素養方面的專題報告160余場，受到熱烈歡迎，其教育觀點和思想受到廣泛關注。中央電視《東方時空》、《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予以專題報道，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國民辛勤地耕耘；一個民族的振興需要民眾的自尊自強；一個中國的年輕學者，只有將自己的知識和才華融匯于新世紀中華復興的大潮中，才能有最大的成就。？？鄭強

鄭強，1960年9月出生。浙江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浙江大學材料與化工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化學系，獲工學學士學位。1985年到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從事新型有機硅材料研究。1988在成都科技大學獲工學碩士學位。1988年至1990年在成都科技大學高分子研究所從事聚烯烴形態結構與性能研究。1990年至1994年在四川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92年至1994年作為中日聯合培養到日本京都大學學習，師從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僖教授和時任國際聚合物加工學會(PPS)主席、日本流變學會(RSJ)會長T.Masuda教授；1994年獲四川大學工學博士學位。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以客座研究員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從事多組分體系動態流變學研究。

現任浙江大學材料與化學工程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兼任教育部高分子材料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流變學委員會委員、中國高分子科學委員會聚合物表征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復合材料學會聚合物基復合材料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材料分會高分子材料工程專業委員會委員。

主要學術成就：(1)將動態流變學方法引入兩類最典型的“排斥效應(Repulsion effect)”導致相容的共混體系，對其相分離和相行為進入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長時區域特征流變響應以及時溫疊加失效與相分離的定性和定量特征溫度概念，豐富了多組分復雜體系流變學理論。(2)將流變方法引入粒子填充導電復合材料體系，探索了小應變、大應變及體積膨脹與導電結構網絡的變化及導電機制的關聯，發現了非濃度唯一的動態逾滲現象形成的轉變的微觀機制。(3)建立動態流變光散射組合方法，為獲得真實Spinodal溫度開辟了新途徑。

近年來負責主持的科研項目主要有國家杰出青年基金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項、國家重大基礎研究計劃“973”子課題1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2項、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優秀年輕教師基金和骨干教師基金各1項等國家及省部級項目十多項。在Macromolecules, Polymer, J.Polym.Sci.Part B: Polym.Phys., Chinese J.Polym.Sci.，《高等學校化學學報》、《材料研究學報》、《復合材料學報》等本學科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SCI收錄論文23篇，EI收錄論文17篇。主講研究生課程4門，培養碩士、博士各8人。

曾榮獲浙江大學“竺可楨基金優秀教師獎”(1998年)，浙江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培養人選(1999年)，“浙江大學學生心目中最喜愛的老師”稱號(2001年)，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01年)。

本文來自: 浙江博客（詳細出處參考：

第三篇：浙江大學知名教授鄭強教授演講摘錄

浙江大學知名教授鄭強教授演講摘錄

1.我們漠視歷史的價值，總以為樓宇越新越好，我們以不斷地拆樓建樓來折騰自己。

2.教育的本職不是謀生，而是喚起興趣，鼓舞精神。靠教育來謀生和發達也是可以的，卻被我們過度重視了。

3、將來中國即使發達了，但你看看那些開著豪華車的富翁們從車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沒有教育，中國再富裕也不會強大。

4、讀書是為了承擔責任。但現在的教育讓女人承擔了太多責任，讓男人逃避了太多責任。

5、中國的籃球不缺乏技術，不缺乏金錢，但他們缺乏責任感，哪怕是對消費者的責任感。為什么中國男子足球隊卻總是輸給別人呢，他們絕對不缺鈣，這不僅僅是身體素質的問題，因為實際上的問題在于精神已經殘廢了。

6、教育應該讓中國懂得自尊。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外國人就低頭，女生看到外國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討好。同志們，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多么地沒有尊嚴。在留學的日本東京大學的人當中，我是唯一回來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為我活得有靈魂，活得有骨氣。

7、濫用學歷：我作為一個博士生導師，我從來是看人不看學歷的，學歷不等于能力。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就是要批判這樣做。招聘時也總是看學歷。學歷是指一個人讀書還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夠當你的經營人員、開發人員。我們有很多同學成績好，卻什么都做不了。在我們大學像我這種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從來不看成績的，成績算什么！現在我從事的這個領域在中國有三個杰出的人才，當初在讀研究生時都補考過，而成績考得好的幾個人卻都跑到美國去賣中藥了。

8、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計！千島湖的農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沒有？這就是問題。另外，溫州經驗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國家主席，我可不會在全國搞溫州經驗。溫州經驗說到底是民族經濟全部被國外吃掉。你的資本算什么，溫州老板的那點錢與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錢，馬上會被吃掉，而且技術含量極低。我去了溫州好幾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廠，與現代企業能比嗎？

9、我們現在想的只是“賣得越多越好”。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人們的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民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高等學校投了幾十個億買研究設備，但這些設備90％都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國產的。買來的時候覺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領導，但是若有哪個學生把儀器弄壞了，就死了，我們國內的企業沒有一家敢修儀器的，即使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儀器沒有一家工廠能夠生產，這就是我國現在整個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們不愿意踏實地來做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產不出材料，也沒有先進的制造工藝。

10、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為美利堅

合眾國的預備學校”。如果我是中國的納稅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國國民花那么多錢投入到這個學校，可它培養的人卻都跑到美國去了，為他們服務了。可是你有沒有看到美國go-vern-ment為我國哪個大學捐過點錢？你們體現出這么一種胸懷是什么意思呢？

11、為何出國后會更愛國？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拿的獎學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訴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們就是要培養漢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養越恨，神戶大地震時我在日本，我是中國留學生的領導，那時死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顧不上救中國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國民的進港通道有8個，而僅給外國人留一個，你得排隊，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轉換牌子，讓外國人再進來。

12、什么叫素質？英語、計算機、鋼琴都會一點兒能算是素質嗎？我住的那層樓的孩子都在彈鋼琴，我就聽到二樓的一個男孩子在彈《致愛麗絲》時，邊彈邊哭、邊罵他媽媽。爸爸媽媽都是音盲，卻一定要把孩子培養成音樂家。這么好的太陽，讓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嗎？這是何必呢？

13、我們浪費太多時間學毫無用處的英語：幼兒園３歲開始學英語，我這個觀點不知你們是否贊同，我在學校講課時，學生們聽了覺得我所說的正符合了他們的心意。我認為：語言、計算機就是工具。中國的外語教授講英語還不如美國賣菜的農民！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得是！我們怎么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沒有那個環境，他怎么能講這個語言呢？

14、關于出國：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心理這幾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我到英國大學見到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都向我訴苦：每天只睡４個小時！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兩個連走路都走不動了，孩子卻在美國。外國人不理解，認為中國人有病：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國外、一方和孩子在國內，中國人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國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為了撐什么面子？！在日本，我只能請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請了８個教授一個人一碗醬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幣！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這樣的人，我現在就不愿出國，去1０天可以, 去１個月我就受不了！

15、關于奧數：看看那些小學，中學，高中的奧林匹克競賽，已經成為老師牟取頭上光環的手段，犧牲的是什么，是學生本身，你看很多孩子到了后來，那些得到奧賽金牌的同學，他們到后來有幾個在這個領域真正的堅持下來，堅持不了，因為他們的心靈已經疲憊，他們一切的智慧已經被扼殺，這叫什么，這叫摧殘式的教育和掠奪式的開發。幼兒園小學化，小學中學化，中學大學化。

第四篇：東方時空對浙江大學鄭強教授專訪

東方時空對浙江大學鄭強教授專訪

什么叫素質，最根本的是一個人的精神，這個精神體現在這個人，做人的準則和辦事的原則

整個讀書受教育，根本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這是素質當中最重要的兩條

人物引擎

鄭強，重慶人。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化學系，被分配到四川一與國防相關的化工研究院。在這偏僻之地，他重溫了大學4年中曾讀過的書，豁然發現實際上自 己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學明白，才明白自己需要不斷學習。3年后，他考上了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1988年他從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畢業并留校 任教。1992年以中日兩國政府聯合培養博士生身份赴日本京都大學留學，1994年獲四川大學博士學位。1995年，作為留學歸國人才，他以講師身份回到 闊別13年的浙大。2年半后以優異的業績破格晉升為教授，現為3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

鄭強是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獲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師基金的資助，是浙大惟一連續三屆榮獲“浙江大學學生心目中 最喜愛的老師（教書育人標兵）”稱號的老師。

鄭強妙語

●樹立健康的人生觀，遠比獲得高學歷更重要；

●教育是把雙刃劍——好的教育讓人走向睿智，反之讓人愚昧；●鋼琴、外語、計算機，不是素質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更不是惟一；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民族語言，則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過分強調外語，不僅不科學，更嚴重的是對民族文化的撼動，對民族凝聚力的解離；

●我們孩子成人后的不作為、難以有作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求學過程中其智力受到了掠奪式開發，能力受到了過度超前培養。

2000年12月，鄭強應邀在浙江圖書館作了一次《教育與科技的理念》（又名《民富不等于國強》）的演講。事后有人將演講整理后發到互聯網上，被反復轉 載，轟動全國，在教育和科技界產生了持續數年的強烈反響。

問：什么時候開始對演講發生興趣？

答：說來很偶然，源于一次到外省為浙大的招生宣傳。當時學校正籌劃如何提高浙大在外省的生源質量。那時我恰好到四川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于是學校希望我在可 能的情況下，去當地中學介紹并宣傳浙大。于是我找了成都最好的一所中學，帶了一大堆資料，還鄭重地穿上西裝、打上領帶。不料到了校門口，門衛卻不讓進，以為我是去推銷藥的。好不容易說服了他，見 到了校長，可這位當地最牛的校長又說，他們學校只接受院士來講座，言下之意是我還不夠格。怎么辦？第一場仗就敗了，要走進其他學校也難。于是我告訴他，我 不是來宣傳自己學校的，我想幫助而且能夠幫助中學生解決一些問題，如為什么要讀書？學生努力學習，僅僅是為了考上大學嗎？幾分鐘后，他不僅答應讓我在他的 學校演講，而且后來成為了我的朋友。結果反響強烈，一發而不可收，重慶等地的重點中學聞風而來，請我去做報告，一連講了近10場。我沒有單純鼓動學生讀浙大，而是講自己留學的真實經歷和感 受，講自己對讀書目的的看法。我突然發現，原來自己有這方面的能力。

問：從那以后就愛上演講了嗎？有沒有計算過自己講了多少場？講的都是些什么問題呢？

答：回到浙大后，剛開始我在自己所在系、學院內部為學生作一些演講，后來就被請到學校去講。慢慢地影響擴展到社會，于是省內外的一些大學、中學、企業、部 隊、醫院、甚至幼兒園也請我去講。通常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去，平均一個月2~3場，多的時候每周一場，到現在約有130多場了吧，涉及到10多個省市。通常我所演講的內容與我所研究的高分子領域基本無關。而是以教育為主，剖析教育弊端，涉及的都是教育、科研、人才等諸多與社會發展和青年學生息息相關的話 題。去企業、部隊時，我還會講人文、愛國主義方面的話題。演講中所提到的觀點，人們也許并不陌生，所批評的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并非無人看到。只不過我是以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對自身所處的教育體系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大聲說出來。

看不慣的事，我就得管鄭強經過校門時，經常會有門衛主動向他行禮；而除了一大堆

博士生導師、杰青、學生最喜愛的老師等頭銜外，他還有一個特別的稱號：“校園衛士”。

問：你從小就喜歡演講嗎？

答：不。小時候的我愛好京劇、打乒乓球、唱歌，玩的東西很雜。還差點成了京劇演員。我從10歲開始唱京劇，而且唱得不錯，重慶一流的劇場我都去表演過，包 括接待重要外賓的禮儀活動等。后來中國京劇團還兩次通知要錄取我呢。還好，我父親“救”了我，沒讓我去。因為他考慮到男孩子16歲會變嗓子，像六齡童的兄 弟七齡童，一換嗓子就完了。果然高二的時候我變嗓子，唱不了京劇了。不然說不定我今天就是京劇團一個干雜活兒的。小學畢業那年，我又愛上了乒乓球，結果一路打到了重慶市。現在在浙大乒乓球比賽里還排得上號呢。高一的時候我拉過手風琴，一拉就是3年。高二變嗓子后，京 劇唱不了，我就改跟專業的老師學聲樂。后來在日本、浙大頻頻參加唱歌比賽，都是小時候玩的成果。

問：你覺得小時候的這段成長經歷對你以后的道路有什么影響？

答：它讓我健康成長。我父親是教師，奉行“無為而治”，從來不管我讀書。我學京劇、乒乓球，也完全是因為個人愛好，不像現在的小孩子，是被父母逼著學。正 是這種“野性”，才促成了我后天的成長。因為人小時候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愛好什么，玩的東西多了，才慢慢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而興趣是發展的源動力。其次，小時候的成長經歷讓我養成專注做事的習慣。小時候看到別人能當上紅小兵、當上解放軍，就特別羨慕，所以我做事情就特別努力，因為我知道要做得比別人 好很多倍，才有可能爭取到一些機會。像學京劇，我就天天跟收音機學，乒乓球就在水泥臺上練。打倒“四人幫”后，我突然發現，我也有“資格”考大學。那時距 離高考也只有一年多時間，幾個月內，我的成績連連升級跳。沒有任何訣竅，靠的就是這種專注的精神，一本物理習題就做了十幾遍。

所以小時候隨波逐流地玩未必是壞事，不要過早定向。表面看起來一些無用的東西，可能后來就起作用了。

問：聽說你經過校門時，浙大的門衛會主動向你行禮，學校還授予你“安全保衛工作十佳先進個人”稱號，這是為什么？

答：因為我“好管閑事”。校門口是糾紛之地，經常由于交通擁擠出現矛盾，我時常會幫助他們調解一下，所以門衛對我特別好。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校園里有人違 規逆向行車、擺攤設點，還有學生在圖書館大聲喧嘩，你能容忍嗎？這是高校！看不慣，我就得管。西泠印社唐濤先生給我題了“江流有聲”四個字，就是我為人做事的風格。而好管閑事、擅長演講，以及專注做事的個性和習慣，都與小時候的經歷有關，尤其是音 樂。音樂就如中

醫的穴脈，給人以激情和沖動，讓我愿意表達并擅長表達，這正是演講和科學創造都需要的。敢講，是種教育行為

對連續三屆高票當選的“學生心目中最喜愛的老師”，鄭強說這是所獲得的眾多榮譽和頭銜

中他最看重的一個。因為要博得這些獨立意識很強的大學生的集體認同，是很不容易的??

問：教育、人文演講，通常被看成是人文教授的領域，你一個理工科教授卻干起了人文，是否有超綱之嫌？

答：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誰說育人不是理工科教授的責任？傳道為先。教師僅僅搞科研是不稱職的，教師僅僅教書是不夠的，還應當育人，并承擔起更多的 社會責任。大學的根本在于培養人。科研應融合、體現在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中，而人才的培養首先應注重精神和人格層面，其次才是專業。

有人說，演講過多會影響專業研究。我說這得看你能否科學合理安排時間。時間是擠出來的。事實上，從1998年至今，我發表的論文已有120余篇了，其中 SCI（EI）收錄論文已超過100篇。浙大學生最常看到我的樣子就是演講前我啃一個面包喝一瓶水，別人在飯桌上耗費的兩三個小時，我不就可以用來去演講 了？事實上，我并不奢望自己在科研方面能做出驚天動地的成果。從科學發展的歷史長河看，我所做的不過是滄海一粟。因此對比之下，教書育人的職責就很重要，教書 育人的價值就更高。以后只要有時間，我依然會繼續講。

問：中國人有“明哲保身”的習慣，不愿意開口多講。你為什么敢講？

答：“江流有聲”，個性使然。看到了問題，我不吐不快。我的父親、姐姐和夫人又都是中學教師，而這些年我也在高校中看到了很多問題：有的中學優秀生，一上 大學居然跑進了留級生的行列；我培養的那么多西部來的學生，很少有選擇回去的??我看到的東西越多，越擔憂，越想盡一份教育工作者的職責。

當然，這些年我也受到一些非議，說我演講是出風頭。我也怕，所以前些年我曾拒絕了任何有關演講的邀請。可深思熟慮后，我覺得演講沒有錯。為人要低調，但不 能怕事；學術可以悄悄地做，但教書育人一定要大張旗鼓。現在我臉皮厚了，主動要求為學生演講。“惟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知識分子就應勇于承擔 這樣的責任。

問：你一個人講，能對教育問題、社會問題起到多大功效？

答：我的理念是必須從現在開始做起，哪怕是呼吁，它也是一種教育的行動。

最想和幼兒園老師溝通

問：為什么說現在最想和幼兒園老師溝通？

答：我發現，很多大學新生在入校時已經定型了。

培養學生就像做一個陶器，要階段性地培養，不同的階段任務不同。比如第一步只需要把水

和泥和在一起就行了，最多再搗勻一點。可我們的幼兒園老師卻提前做了 中學、大學老師做的事，非要捏兩把，甚至放進爐里去焙燒。結果陶器沒做成，只做成一塊塊泥疙瘩，不能成器。后來者再怎么修補，也無法做出優質品。超前的教 育，會使孩子們的興趣喪失；過度的挖掘，將使孩子們的潛力受到傷害。我們必將為這樣的教育付出慘重代價。

第五篇：對浙江大學憤青教授鄭強的幾點疑問

對浙江大學憤青教授鄭強的幾點疑問.txt-兩個人同時犯了錯，站出來承擔的那一方叫寬容，另一方欠下的債，早晚都要還。-不愛就不愛,別他媽的說我們合不來。對憤青教授鄭強的幾點疑問

2008-04-21 14:38 前兩天，本人有幸觀看了“憤青教授”鄭強的一席愛國演講。從鄭教授說話的口氣來看，應該是浙江大學的一位風云人物，但我孤陋寡聞，沒有聽說過。不可否認，鄭教授有很強的社會正義感和歷史責任感。口才挺好，演講的感染力很強，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但鄭教授的部分意見本人尚有疑問。回來想了一想，總結如下，愿與鄭教授的粉絲們商榷。一．教育的目的

作為教育工作者，鄭教授很關心教育體制問題。誰都無法否認，中國的教育體制亟須改革。問題是怎么改革。鄭教授認為，當務之急是幫助學生塑造一種崇高的人格。因為當代教育體制是失敗的。民眾是被失敗教育摧殘了的精神殘疾人。這個觀點有點像魯迅。但喚醒蒙昧民眾靈魂的任務由誰來承擔呢？最容易想到的答案自然是知識階層。鄭教授也說了，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應該享有比行政官員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是好像是符合邏輯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鄭教授下面又說，既然整個教育體制是崩壞的。那么知識分子就是中毒最深的人群。社會地位越高就越沒有社會責任感，有錢人尤其道德墮落。開奔馳車的（教授原話）有賣國傾向，深山老林里的邊防戰士才是民族希望。這是不是有點前后矛盾。在鄭教授眼里。精英和大眾究竟哪個好，還是兩者都不好？

既然大學里的博士生導師都是“不可救藥”的，那么中國未來究竟指望誰？只有指望極少數先知先覺的清醒者了？這極少數的先知是否就是鄭教授自己。當然，江山代有才人出。鄭教授既然那么自信。我們也可以承認他是中國極少數先知之一。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教育者幫助被教育者塑造一種合乎理想的人格嗎？如果是這樣，鄭教授眼里的理想人格具體是什么樣的？鄭教授沒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只是宣稱中國學生尤其是男學生沒有血性。作為比較，巴勒斯坦青少年看見以色列坦克搬起石頭就砸，因此是有血性的。是當代中國青少年學習的榜樣。假如我們不能同意呢？

先不討論鄭教授的觀點合理不合理。但任何以塑造理想人格為目的的育人計劃都只能以失敗告終。從希特勒的優秀人種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都是如此。因為價值觀人生觀是不能“灌輸”的。到底哪種價值觀才正確，也從來沒什么標準，更不是什么人說了算的。學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健康的教育體制應該給學生展現形形色色乃至相互抵觸的觀點和學說，幫助他們獨立思考，形成多元價值觀。教師不應該越俎代庖，幫助學生設計人生態度。最可怕的不是教育者沒有“正確”價值觀的問題。而是教育者強行為受教育者確立“正確”價值觀的問題。鄭教授在譴責現行教育體制摧殘學生心智的同時。是不是又設計了另一種摧殘心智的方式？

所以，假如有學生不同意鄭教授對社會正義的定義，不愿意做鄭先生理想中的“負責任的中國人”。那也沒有錯。有人就是覺得肯德基比德州扒雞好吃，那是他的個人的自由。有人就是喜歡穿和服上街。那也是個人自由（穿戴有特殊含義的服飾，如納粹黨徽日本軍旗則無自由）。有人就是喜歡開個寶馬擺闊，同樣也是個人自由。鄭教授盡可以看不慣，筆者也看不慣，但沒理由說自己的心態就是端正的，別人的心態就是扭曲的。

鄭教授舉例子說，他兒子看完《白毛女》后的想法是，楊白勞不該欠債不還。鄭教授痛心疾首，認為這是現代教育失敗的體現。但在筆者看來這恰恰是現代人法制觀念進步的表現。當然，筆者不是認為黃世仁就是對的。因為欠債還錢是一個方面，高利貸又是一方面，欺男霸女又是一個方面。但你兒子才幾歲，看問題哪能那么全面。鄭教授與其下大力氣跟兒子解釋清楚什么叫階級斗爭。還不如不要再逼迫當代兒童接受《白毛女》式教育了。筆者實在看不出這出帶有強烈時代色彩的戲劇，哪一點還值得二十一世紀的兒童再接受教育了。二．愛國主義還是國家主義

鄭教授激賞愛國主義。這是沒有錯的。一般認為，愛國是不容許置疑的道德制高點，是凌駕于一切價值之上的終極價值。誰要是稍微提點疑問，就立刻被扣上漢奸的帽子。問題是，每個人都講愛國，但愛國二字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鄭教授并沒有最終解釋權。在中國，愛國教育幾乎等于反日教育，這點對不對先不討論。但鄭教授對日本態度是什么呢？鄭教授是留過日的，對日本又愛又恨。這是中國人最常見的對日心態。但鄭教授憎恨日本的是哪一點，欣賞日本的又是哪一點呢？綜合起來看，鄭教授恨的是日本人的狹隘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傷害中國人大國自尊的行為。這個不錯。但鄭教授欣賞日本的，恰恰還是日本人的狹隘民族主義，國家崇拜，基于社會進化論的危機感。這是不是同一種東西？

既然鄭教授憎恨日本和敬佩日本是出于同一個原因，也就是被稱為國民性的那種東西。那么教授認為日本國民性是好還是不好？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鄭教授其實是贊成日本式民族主義的。只要它不沖著中國來就行。所以日本韓國德國統統是優秀國家的樣板。需要用這種民族精神來改良溫良恭儉讓的中華民族精神。培養中國人的血性和復仇精神。中國人不像日本人那么“愛國”，所以中國人是麻木的。中國政府太傻了，沒像日本政府一樣硬說國產貨是天底下最好的。中國群眾不愛國，沒像韓國人一樣跑到獨島（釣魚島）剁手指。中國人太沒血性了，居然還唱日本歌曲，居然還用日本電器。人家日本人從來不唱中國歌（Beyond和鄧麗君好像也在日本紅過的嘛）。人家韓國人從來不開外國汽車。

但是鄭教授的理想其實已經成為現實了。前幾年上街燒日本國旗圍攻日本使館的事情發生得夠多了。中國網絡上充斥著“東京大屠殺”，或者“寧可臺灣不長草，也要解放臺灣島”的極端言論。可見韓國青少年有荷爾蒙，中國青少年也有荷爾蒙。只要你會煽動，總會有青少年為國家爭取外交主動而自殘自焚的。民族主義是大眾情緒的超級酵母。只要有人組織，中國照樣有小孩敢開著飛機撞世貿大廈。

那么鄭教授對這些游行的看法是什么？鄭教授先批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提法使中國民眾頭腦太實際，失去了毛澤東時代連原子彈都不放在眼里的勇氣。后又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先跟日本人學科學技術，再回過頭來和日本人死磕不遲。筆者不知道，這是不是也有前后矛盾之嫌呢。教授究竟是贊成頭腦實際還是反對頭腦實際？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關鍵是徹底否定軍國主義，不是用一種軍國主義來反另一種軍國主義。當今世界總不能跟金庸小說似的，你殺我全家，我再殺你全家，殺得江湖腥風血雨，最后大家死絕才算完。

愛國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但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還是有區別的吧。愛家愛國是人類固有的樸素情感，是鄉土感情的升華。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人是天生愛國的，并不需要誰來大肆宣傳。一個成天忙著對公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國家，是底氣不足的國家。

再者，國家究竟是什么東西？這個眾說紛紜。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看馬克思的。馬克思對國家的定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它本身就是不具備人格的。它之所以事實存在一種叫作“主權”的類似人格。是因為它是人的共同體。個人把自身權利交付給國家，國家才有了自由意志。但任何主權都不能是沒有節制的，不管它屬于哪個人還是哪個階級。不能要求公民為之作無條件和不成比例犧牲。像日本似地把國家神圣化，當作頂禮膜拜的絕對精神，不是正常現象。這樣的國家不是理想國家，是壓抑人性的利維坦。

鄭教授很滑稽地認為，他沒能在日本解決婚戀問題，也是種族歧視的結果。日本人寧可 嫁給非洲人，都不愿意找華裔的丈夫。這話聽起來有點離奇。筆者不知道每年中日跨國婚姻的具體數據是多少。只知道郁達夫，周作人，郭沫若都有日本太太或情人。難道一個世紀過去了，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還不如晚清？鄭教授想找日本老婆而沒找到只能說明個人魅力不夠，不能怪祖國沒給撐腰，更不能怪同胞沒給掙面子。再退一步講。難道中國男孩娶了日本老婆就是占了日本人的便宜。中國女孩嫁到日本去就是吃了大虧。那么女性在精英知識分子鄭教授的眼里成了什么了。是個物品？證明國家實力的稀缺資源？是不是還要加幾道關稅防止肥水流到外人田啊。中國女孩找外國老公就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嗎？中國女孩和外國男孩之間就沒有發生純粹愛情的可能？ 三．女權問題

我不知道聽講座的女生，對鄭教授赤裸裸的大男子主義言論毫無反感，是不是也是鄭教 授所謂“精神麻木”的一種表現。鄭教授一邊對日本恨得咬牙切齒，一邊不斷拿日本作為樣板，教育“不覺醒”的中國人。日本什么都是好的，連日本女人一結婚就放棄工作，日本博士沒幾個女生也是好的。是的，我相信日本女性社會地位較其他發達國家為低。但這難道就是個值得效仿的好現象嗎？鄭教授只看到日本女人在“責任心強”的男人的保護下“一低頭的溫柔”。沒看到她們因為沒有經濟權而在家庭中所處的從屬地位。鄭教授可能要說自己并不反對男女平等，只是男主外女主內是天然分工。但沒有經濟獨立哪來的人格獨立呢。娜拉出走了拿什么養活自己。

不可否認，男女有生理上的差異。一些女權主義者徹底否定女性氣質存在的必要是另一個極端。男女各有擅長的領域。軍隊和重體力勞動部門中男性占絕大多數，不是對女性的歧視。從事護理工作的女性數量遠超男性，也沒什么不合理。但大多數職業是沒有性別差異的，智力領域尤其如此。男女有別不是反對女性走上社會的理由。

再者，也不排除有這樣的情況。有的女生身體素質就適合煉鋼鐵，而且她自己也愿意煉 鋼鐵。那就應該尊重這種特例，給她們平等的工作機會。并且同工同酬，不得歧視。男性也不應該以“女人就應該怎樣怎樣”為衡量尺度。認為煉鋼鐵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因為女性不是第二性，她們和你一樣有設計自己人生的權利。

鄭教授又拿自己的兒子舉例。認為他兒子之所以不夠有魄力。是因為小學校選用女生做班干部的結果，女班干部做班主任的耳目，壓制了男孩活潑好動的天性。平心而論，鄭教授兒子的班主任教育方法是大有問題，但問題在于該不該在學生中間安插耳目。而不在于女生可不可以擔任班干部。

就像中國每次公布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名單的時候。遇到女性，就要打個括號強調一 下，這個人是女。表面是在強調中國女性的參政率。實際還是把女性放在了邊緣位置。好像女性（少數民族）參政是出于男性（大漢族）的善意和恩賜，是作為一種平等象征而存在的。美國的希拉里不會拿自己的性別說事，就像奧巴馬不會拿膚色說事一樣。性別不是資本，不是賣點。希拉里和奧巴馬哪個更適合做總統是由他們的政見和能力決定的。不是他們的身體器官構造決定的。男人和女人哪個更適合做領導是個偽議題。因為在選任領導時，性別就不應該是個考慮因素。四．民主的價值。鄭教授脫口而出“民主是假的”。民主是西方列強用來分化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全球霸權工具。這個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鮮的說法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這個結論是怎么得出來的。人家馬克思都沒說社會主義啊共產主義啊就不要民主了。人家只說了共產主義社會人民有“極大的民主”。你可以說，民主的實現方式是多樣的，民主化進程快慢是可以商榷的。西方國家有西方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但不能這么武斷地說民主就是有害和騙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要民主了。筆者一向很反對往“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本來很正面的理念上貼西方標簽。民主、自由、人權是普適價值，并不為西方所獨有。就像電燈電話是西方發明的，但全世界都在使用一樣。民主是在西方國家首先實現的，但它最終還要在全世界實現。自由主義是西方的不假，社會主義也不是中國本土的。事實上，現當代世界范圍流行過的各種“主義”，從自由主義（保守、新自由）、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歸根結底都是從西歐那么一小塊地方發源的。西方強國自己在原始積累階段大搞掠奪殖民，現在又疑神疑鬼其他國家崛起得不和平，自然有些氣人。但也不能因此就抱定義和團思維，仇視西方文明了。既然要改革開放，那不向西邊看向哪邊看？總不能半部論語治天下吧。

最奇特的一種說法是，西方人素質高就適合民主。中國人素質低就不適合民主。或者中國人的質地與眾不同，在全球通行的價值標準在中國就不管用了。（我的初中老師就是這么說的，我的大學老師居然還這么說！）這種說法和袁世凱的高論有什么區別。

鄭教授強調，韓國，臺灣，新加坡都是在威權統治下實現經濟騰飛的。這個是事實，但人家在實現經濟騰飛之后畢竟最終要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吧。政治獨裁和經濟騰飛從來就不矛盾。蔣介石搞獨裁，但人家畢竟有個先訓政后憲政的計劃，有個最終還政于民的承諾。就這么著，還被一代代自由主義學者罵得要死。為什么鄭教授只看到韓國愛國人士為個獨島剁手指。沒看到韓國人因為光州那桿子事至今沒有放過樸正熙呢。相反，鄭教授說樸正熙政府是韓國最好的一屆政府，不是典型的唯GDP論么？ 五，如何繼承傳統

鄭教授很強調繼承傳統。但在當代中國，傳統是個有歧義的詞。中國至少有三個傳統。一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傳統，一個是五四以來的個性解放傳統，一個是四九年之后的毛澤東時代的紅色傳統。鄭教授究竟要我們繼承哪一個傳統？須知這三個傳統不但沒有順承關系，而且是相沖突的，尤其是儒家傳統和毛時代的革命傳統極不兼容。籠統講傳統只會讓人無所適從。而鄭教授并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調和方案。

鄭教授首先講的是第一個傳統，也就是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這個東西現在就算不是蕩然無存，也基本是一片瓦礫。韓國人的傳統禮儀保存得那樣完好，日本人至今在禮節場合穿和服。這當然是好。筆者也認為是好。但人家的這些優點不復有借鑒的可能。因為保護傳統只能保護尚未死亡的傳統，不能把已死的東西從地下掘出來。像近幾年七夕節的借尸還魂，就只有銅臭，沒有文化。有人設計出一種仿古服裝，給它起個名字叫漢服，呼吁我們逢年過節穿著，也沒什么現實可行性。而于丹用儒家教條比附現代價值觀，其實還是排斥了儒家文化的異質因素，取消了儒文化獨立存在的意義。現在能做到的，也就是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把屬于博物館的東西好好保存在博物館，讓子孫后代知道有這個過去，不至于成為失根民族。完全沒必要把傳統文化再神秘化、神圣化，時不時祭出來嚇人了。

再者，這個傳統被破壞了怪誰？怪五四嗎？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說過偏激的話。魯迅說中國人不要讀中國書。周作人說中國古典名著除紅樓夢都是垃圾。錢玄同還說過人一過四十歲就該去死呢。但五四知識分子都不掌握國家強權。你可以在報紙上論戰，發表最聳人聽聞的觀點。但你有說話的份，林紓也有說話的份。你提倡全盤西化，辜鴻鳴偏偏拖個辮子到北大上課。你說要革命。王國維不滿意革清廷的命還跳了湖了。但大家都沒說你這個封建余孽就自絕于人民了，死了還要往你身上踏一萬只腳。

這就叫價值多元，信仰寬容。新舊雜糅是好事。五四傳統也需要反思。但五四對古中國 的沖擊基本是良性的。與之相比，四九年之后對傳統的否定則是惡性的。我之所以說四九，沒有說六六。因為我很反感把責任一股腦推給文革。毛澤東的文革思想起碼在延安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文革理論就是那個什么座談會講話符合邏輯的演繹。

鄭教授那么推崇傳統文化。是不是應該對什么破四舊的鬧劇痛心疾首呢。很奇怪，鄭教授又毫不掩飾對毛澤東的景仰之情。雖然毛時代的新傳統，是建立在對舊傳統的徹底否定的基礎上的（砸爛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斷流負大部分責任。很多人覺得當今中國“人心太散”，沒有民族凝聚力。成天向往著回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對現代人還有吸引力，無非是兩個原因。一是說毛有魄力有革命激情。二是毛時代人人平等社會公平。說毛有魄力，是因為至今還有人相信，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就是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趴下的。好像美國真的不是紅色中國的對手了。事實上朝鮮戰爭當中，美國死了多少人，中國又死了多少人。美國媽媽成天跑到白宮示威，指著總統鼻子罵。中國媽媽大兒子死了再把二兒子送上戰場。全死光了。政府給你戴個紅花，逢年過節給你擦個窗戶。領導跟你握個手。你就感動死了。就覺得兒子死的真是值了。首長握過的手就十天半個月不洗了。美國是抵擋不住內外壓力撤軍了。但假如人家真的就跟你杠上了。真的往朝鮮戰場上扔原子彈，你怎么辦。說原子彈是紙老虎的人，自己先嘗一下試試。

說毛澤東時代公平的人，沒看到這種公平是是建立在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的極端不公平的基礎上的。雖然這些人在人口比例上是“一小撮”。但“少數服從多數”不等于多數人可以任意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再說，“地富”尚有相對明晰的劃分標準，“反壞右”的范圍就彈性太大了，任何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打入右冊。這就造成人人有權，但人人只有服從權，沒有不服從權的局面。多數人的暴政也是暴政，而且是危害更大的暴政。

以上有點借題發揮，因為鄭教授只是籠統地講崇毛，沒有說明崇毛的哪一點。筆者只是想說，毛時代不是好時代，毛傳統不是好傳統。

中國現在最嚴重的問題，不是民眾不知愛國的問題。而是新左派把持輿論，民粹主義泛濫的問題。新左派常常被叫做憤青。這個詞在網絡上基本是褒義的。甚至很多網友都樂于標榜自己是憤青。我不清楚憤青的嚴格定義是什么。鄭教授也不太愿意接受這個稱號，他說自己不憤青，因為他講禮儀，尊重底層人民。我覺得這個回答驢唇不對馬嘴。誰說憤青是不尊重勞動人民的意思了。就我自己的理解，憤青的主要特征應該是反體制，反主流文化，喜歡發泄對社會的不滿什么的。

鄭教授倒是經常看不慣一些社會現象，喜歡打抱不平。當然了，知識分子是不該躲進書齋的，完全有理由介入公共事務。但是鄭教授是用什么手段干預公共事務的呢。從他自己的講話里面，我們可以總結出，無非是兩個方法。一個是亮出自己的地位和名望（我是浙大最出名的教授！）。一個是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某長跟我很熟！）。這似乎談不上反主流反體制吧。所以筆者認為，鄭教授也的確不算什么憤青，只是個偶爾為民作主的體制內上層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