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文正文 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問題及其策略研究

石家莊鐵道大學四方學院畢業論文

第一章 緒論

一、選題的背景及意義

金融對當前經濟市場已越來越重要，已成為我國經濟體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稱為經濟的核心，國家繁榮昌盛、國民經濟穩步增長都離不開“金融”兩字。金融的主體是銀行，銀行問題是金融體系至關重要的問題。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民營銀行的地位也日漸凸顯，無可厚非，它在其發展路上獲取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在緩解中小型企業融資問題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也因此迎來了其發展的黃金時期。2014年，我國準備啟動“民間資金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這一試點，構建多元化的金融機構，更加完善金融業。從2013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初次建議“探索設立民營銀行”到2014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穩步推進由民間資金出資設立中微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指引民間資本參股、投資金融機構及融資中介服務機構”為止，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已開始接受審批檢查。這樣民營銀行又即將迎來它的又一黃金時期。

現在，國有銀行處于一種壟斷的地位，民營銀行的出現和不斷的發展能夠打破這種局勢，提高市場競爭力，讓大眾的資本有一個合理規范的出路，它的發展的另一個作用還在于能夠解決規模比較小的企業籌資的問題，促進民營經濟的快速增長。因此在適當時機合理發展民營銀行業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由于各種原因，中國銀行業的主導地位已由國有銀行占據，而在銀行業的民營銀行還較少。而且隨著我國進WTO后，我國民營銀行正面臨著國有銀行高度壟斷和外來銀行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的局面，而且我國民營銀行發展尚未成熟，還在摸索著前進，仍然要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所以目前要針對我國民營銀行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使其健康、穩健的發展起來，進而促進我國經濟及銀行業的發展。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在研究民營銀行的合理性中，斯弟格力茲和維斯（1988）的信息不對稱和信任成本理論揭示了兩層民營銀行存在的意義：第一層，由于銀企之間的消息不對稱導致中小企業幾乎無法得到大銀行的貸款，因此在資金運轉上出現困境；第二層，指因為大銀行面臨其與微小企業之間的消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很難會貸款給那些微小企業，所以民營銀行的存在是及其重要的。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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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發現，大股東往往會利用各種手段將其控股企業的資產及盈利轉移到自己旗下的企業中，而占據當今企業一席之地的民營銀行也存在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一旦股權過于集中，小股東的權益便有因關聯貸款而受大股東侵占的風險，所以民營銀行的股權分配必須公平合理。

周海燕（2014）在其《中國民營銀行發展問題研究》中指出我國民營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存在著很多問題，為保障銀行股東利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中，有必要建立一個由董事會直接領導的金融風險管理體制。余赤平、趙雪濤在（2013）在其《民營銀行 夢真難—中國民營銀行發展調查》中指出中國民營銀行的實際經驗積累甚少，因此存在幾乎沒有任何人才儲備、缺少民營銀行的產業傳統等先天性缺陷。蘭日旭（2013）在其《中國近代銀行制度變遷及其績效研究》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的起源是在傳統金融機構的基礎上秉承西方現代銀行體系的結晶，而銀行制度則經歷了以西為主、中西結合和一中為主這一過程的演進，揭露出銀行制度未達到預期效果的表象背后實質卻降低了新舊制度交替摩擦成本、與社會的實際的現象相投合，為當前民營銀行的設立及發展提供了有用的歷史經驗借鑒。

三、研究內容

我國民營銀行擁有政府和企業之間分離、高效靈活的運行機制、針對性強等優點，其發展是實現各銀行之間良性競爭的關鍵突破口，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重要途徑，更是我國金融體制變革進程中發揮不可缺失的作用。但是民營銀行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在其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關注和解決。首先，對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問題及其戰略的背景及意義進行了論述，并剖析當前國內和國外民營銀行的學術研究。其次，具體概述我國民營銀行的概念，對其產生、衰落、再發展到如今的現狀這一整個發展歷程進行敘述，對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有充分的了解。再次，重點研究了中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問題，主要從外部環境和內部問題這兩個方面來分析。最后針對這些問題并且聯系我國現在的實際情況，找尋出能夠促進我國民營銀行快速發展的方針，最終目的是能夠究其根源，解決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使其能健康穩步的發展，還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站穩腳步，為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做出貢獻，提高中國金融整體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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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民營銀行概述

一、民營銀行的界定

一直以來，我國理論界對于民營銀行的概念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三種學術流派：

產權結構派，主要是從產權結構來定義，認為由民間控股的銀行就是民營銀行。對此不同學者有過不同的定義，曾康霖則將民間占有資金較多，并且是由民間所有，民間經營的銀行稱為民營銀行。姜應祥認為股權結構有一半以上為民間資本的銀行就是民營銀行，而不將其資產結構或者經營方式作為考慮。這一流派主要是以產權結構為標準，不考慮資產結構，經營方式和服務對象來定義民營銀行。

服務對象派，該派的觀點是以民營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服務于民營企業，為民營企業的貸款提供幫助的銀行就是民營銀行。現有的商業銀行都是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大企業為服務對象的，而與其相比以中小企業為服務對象的銀行即為民營銀行。沙虎居也曾認為民營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區別，其主要區別就是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個人和小微企業。

治理結構派，以采用市場化運作，由股東大會來選取并授權優秀的管理人員的銀行來定義民營銀行。熊繼洲提出民營銀行是一個市場化的公司治理導向的商業銀行。因為市場經營機制能夠帶來更具競爭力的銀行，但國有銀行要做到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是很困難的，所以只能設立新的具有市場導向經營機制的民營銀行。

總體來說，本篇文章將有民間資本的參入，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合理科學的產權分配，完善的獎賞機制，精明的銀行家隊伍及優秀的企業文化的銀行稱民營銀行。

二、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歷程

近幾年關于民營銀行的探討已愈來愈激烈，民營銀行已成為我國銀行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實民營銀行并不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新起的，早在清朝末期就出現了民營銀行，也就是中國通商銀行，它才是中國民營銀行最早的雛形。回顧我國民營銀行一路的發展歷程，為我國民營銀行今后的發展提供經驗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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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營銀行的產生

民營銀行是中國銀行最早出現的形式。在近代中國民營銀行出現之前，票號，當鋪、錢莊等民營金融機構在當時中國社會經濟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是當時最為傳統的金融機構。直到1897年，時任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大臣的盛宣懷在經光緒皇帝準許創辦了中國第首家民有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這同時也是中國的首家民營銀行。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銀行的成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必然受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重重壓迫，或許它的發展并不是那么的順風順水，但是它的成立有著歷史性的意義，它開創了先河，并且它的制度、條件等都并不落后，能基本滿足現代金融的要求，為以后民營銀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繼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之后，一些著名的民營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鹽業銀行等民營銀行相繼出現。伴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民營銀行經歷了晚清，民國，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它的規模在不斷的發展壯大。

（二）民營銀行的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工商業一步一不走向衰敗，壟斷資本的不斷擴張，在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民營銀行發展的越發困難，甚至連生存下來的幾率都很渺小。從抗日戰爭爆發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局勢動蕩，經濟衰退，國民政府推行了嚴格管制國民銀行的政策，全國僅僅有10%左右的存款未被壟斷資本控制。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使得民營銀行不僅無法繼續前行，反而一步一步走向了衰亡。社會主義改造的推動下，中央極力推行由其統一調節和控制經濟政策，即計劃經濟體制。當時中國除中國人民銀行外再無其他銀行的存在了。“民營”二字更是被誤解為“資本主義的產物”，民營經濟和與之對應的民營銀行被全面禁止。

改革發展以后，我國實行了經濟體制改革，計劃經濟也逐步過度到市場經濟。盡管國有銀行也在不斷的擴大規模，但畢竟數量上較少，仍然無法滿足當時整個社會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的需求。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體系；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的金融體制改革目標。在這一歷史條件下，以民營企業資金為主要股份、重點為私有經濟提供服務的民營銀行應運而生。在社會趨勢的推動下，在1996年1月12日，當代中國第一家民營銀行也順勢而生，即中國民生銀行，為中國民營銀行的發展開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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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現狀

在我國現階段民營銀行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已存在的民營銀行和正在申請建立的民營銀行。已經建立的民營銀行主要有民生銀行、稠州銀行、深圳微眾銀行、天津金城銀行，浙江網商銀行等。從2013年1月到現在，中國工商聯一共審核批準了36家民營銀行的設立，而正等待審核申辦民營銀行的民營企業的更是不計其數。中國民營銀行相對其他大型銀行來說有其劣勢，如發展規模小，營業網點少等，但同樣也有其優勢，如股權結構清晰，商業化的服務及靈活的獎賞機制等，這些優勢在其完善公司內部機構，有效經營管理銀行，和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上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更能打破國有銀行長期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并且在抵御外部競爭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到今天我國的銀行體制在不斷的發展和進步，國有銀行和國有控股銀行一直處于主要地位，從2011年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協會給出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與民營銀行的資產規模在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規模中分別占據47.3%與1.986%的比重。顯而易見民營銀行資產規模較小。與此同時民營銀行規模小，營業網點少的局限性也暴露出來了，它的運作效率和存款結算能力遠遠比不上國有銀行。總的來說，雖然我國民營銀行相比國有銀行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但是其發展的速度極快，空間極廣，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視的，在我國的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微小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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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的問題分析

一、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的外部問題分析

（一）民營銀行準入機制和退出機制不健全

從金融行業在我國發展起大半部分時間都是由國家壟斷，不允許其他經濟成分進入。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對金融市場的需求不斷增加，一些非國有的金融企業如民營銀行的加入已成為當前趨勢。目前，一方面雖然國家對民營銀行的準入限制有所放松，由于民營銀行所面臨的風險遠遠大于一般的銀行，特別是在信用風險上，因此民營銀行想要進入金融市場依舊困難。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場的巨大需求下，不斷有民間非正規金融出現，迫使當局不斷提高市場準入門檻，以至于形成惡性循環。所以把握好民營銀行的準入問題是非常關鍵的。

當前，我國的金融行業的市場退出機制不健全。在我國要想完成對金融體制的改革，最關鍵的就是進行市場化改革，使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進行公平合理的競爭，剔除其中存在問題并無法繼續發展的多余的金融機構，這種改革能夠有效的對銀行業內部機構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合理利用。而這樣實現這樣的改革則需要在銀行業中建立一種機制，即能夠讓不符合要求的銀行機構退出銀行業的機制，避免讓這些機構對銀行業的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造成道德的敗壞，使銀行業陷入一種惡劣的競爭環境中。目前為止，我國的這種機制不是很完善，對于無法在銀行業中生存的民營銀行的退出沒有詳細的監管規定，沒有一套完善的銀行援助或者退出的程序，所以說，銀行若是倒閉了，也就缺少一系列有關的完整法規，這將導致嚴重的后果。現在很多民營銀行面臨這樣的一種情況，由于缺乏經營的經驗而導致了銀行的倒閉，所以說對于即將倒閉的民營銀行如何退出銀行業成為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缺乏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

我國民營銀行需要一個好的社會信譽來促進它的發展。可是，在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信譽并不良好，社會信用環境有待改善。首先，對于國有銀行來說民營銀行的優勢就是按市場機制自行運行，不受政府干預。但這一優勢的發揮必須以健全的信用環境為基礎；其次，在資金來源方面，民營銀行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存活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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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于是否能夠有足夠的公眾存款，我國的民營銀行在接收公眾存款方面上有很多的問題，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在于沒有一個讓大眾信賴的防范信貸風險，缺少了它，公眾利益的風險系數就高了；再次，從資金運作的角度，由于社會信用環境存在紕漏，而且我國目前沒有一個較為嚴謹的失信懲戒機制，導致各行各業都普遍存在信用風險，存在道德風險，一些地區或企業想盡辦法逃避金融債務，拖欠貸款等現象，直接影響了銀行貸款的收回，導致不良貸款大量上升，特別是經濟實力較差的中小企業，而這些對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民營銀行來說，這將不可避免的阻礙民營銀行的發展。

二、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的內部問題分析

（一）關聯交易風險問題

商業銀行的關聯交易指的是銀行與關聯方之間發生的資源轉移或義務的事項，具體包括擔保、授信、提供服務、資產轉移等。在關聯交易的同時也往往伴隨著諸多的風險，大致有如下四種風險：信用膨脹、保證虛化、拖欠貸款和挪用信貸資金。關聯交易往往更容易發生在民營銀行中，民營銀行的股東一般都是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來講，民營企業不如國有企業那樣有足夠的資金，廣闊融資渠道，民營企業面臨著諸多的困境，為了擺脫這樣的困境，他們很可能會利用自己設立的銀行來融資，從而擺脫困境。可是，這種民營企業參股民營銀行的模式最大的問題的就是會被民營企業不正當的“借貸”，從而造成銀行和公眾的損失。然而當這種不正當的“借貸”發生時，民營銀行由于自身的條件限制，即使非公平關聯交易暴露出來，他們自身也沒有能力解決，而微小企業更是沒有償還能力，這樣民營銀行將面臨這很大的風險。

（二）公司內部結構不完善

目前，我們國家的民營銀行在管理結構方面有諸多的不足。第一，在銀行股權結構上，民營銀行較容易出現問題，其中最常出現的情況就是股權分布的不合理，一般情況下分到散股權的人很少，而一個大股東或許就能占有一半以上的股分，在這種情況下若民營銀行的股東還不到10個，就很有可能出現獨裁現象，在財政問題和決策問題上由一個人說了算，這樣公司內部就很可能出現各種問題；第二，在董事會結構上，我國現階段，有很多的民營銀行董事會結構并不完善，無論是在理事會還是股東大會這樣的權利機構設立上都缺乏科學合理性，甚至還有一些銀行沒有設立獨立的監事及董事，或者由一個人擔任諸多的位置，使得很多事情都是由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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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說了算，這些都將直接導致最終決策的不合理，并且嚴重違背了現代企業精神。以上兩點是造成內部控制的直接原因。在這些因素的導致下，很容易造成監管機構如同虛設，銀行內部會有不正當的交易，其后果不堪設想。

（三）人才匱乏問題

銀行一直以來面臨著的許多的競爭壓力，為了保持自己處于不敗的地位，銀行需要收納許多專業性知識雄厚的人才。民營銀行作為一種新興的銀行，面對著國有銀行這種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銀行，更需要引入高素質的人才。更何況，如今是21世紀，是以人才為主的時代，對于民營銀行來講，所需要的不僅僅只是一名或者幾名單方面的人才，它所需要的幾乎是所有類型的人才。因為民營銀行的服務涉及面很廣，除了給自己的客戶買理財產品，還需要給客戶提供保險等服務。但由于民營銀行在我國起步比較慢，這樣的人才少之又少，有些甚至起初沒有專業性的知識，只是半途上車的，他們十分缺乏先進的理財管理理念，對其他業務的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同時對于專業性的管理人才民營銀行又是少之又少。另外，由于外資銀行和國有銀行起步較早，待遇較優，人才大量的涌向他們，民營銀行的競爭有點力不從心。在這樣缺乏專業人才的情況下，民營銀行經營落后，運轉效率低下也是無可厚非的。

（四）市場競爭力薄弱問題

至今為止，我國的銀行業中國有銀行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國有銀行除了有國家的全力支持，還有豐富的發展歷程，完善的體制結構，早已深入人心。與其相比，我國民營銀行起步晚，規模小，資金實力相對較差，公信力較低，運營成本較高，體制發展的還不夠完善，面臨的風險較多，抗風險能力又弱，競爭力相對較薄弱。另外，隨著我國金融產業的對外開放，在為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外，還帶來了很許多新的挑戰，不斷有大量的外資銀行涌進，其中不乏有在國際上知名度較高的銀行，這又進一步消弱了我國民營銀行的市場競爭力。除了面對國內外銀行的擠兌壓力，我國民營銀行本身的企業文化不夠明確，大家對民營銀行的認知還不夠，而且存在著政治文化取代企業文化的傾向，缺乏特色的企業文化及創新理念，這將直接影響了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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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策略

一、完善準入-退出機制

所謂“市場準入”制度是指金融機構建立，對其市場運行的法定要求和系統規范的總稱。規范完善銀行市場準入制度，嚴格把好市場準入關，是保證銀行業安全穩健發展的有效措施。我國對民營銀行的審核必須有嚴格的要求，民營銀行的建立須通過相關部門的同意，審核的大體內容有一下幾點：一是對銀行的股東進行調查，看看他是否存在不誠信的行為；二是要求有足夠的資本進行銀行的日常運營；三是企業負債率相對較低；四是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路線；五是經營的組織機構完善，以此來保證新辦民營銀行的質量。另外還要考慮經濟發展需求，因地制宜的考慮民營銀行的開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地域差異十分明顯，東南沿海省份和西部內陸省份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早已實現小康生活，而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還未脫貧。因此需根據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考慮民營銀行的布局及所需的數量。除此之外，民營銀行的審批過程需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公開透明的面向公眾，給予大眾監督權利。

對于民營銀行的退出要有規范的制度。民營銀行無法避免的面臨著銀行企業所要面臨的各種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總會有個別經營不善的民營銀行不得不退出市場，而民營銀行又不像國有銀行一樣有國家的全力支持。所以建立完善的退出機制對民營銀行來說是不可忽視的，使問題嚴重的民營銀行遵循一定的規范和行為準則，妥善退出金融市場，真正實現銀行業內部的優勝劣汰。首先，要制定一個詳細的能安全讓民營銀行退出的實施辦法，并且要設置明確的退出的機構，一切要從其制度出發，嚴格把關銀行的退出及對處理好后續工作。其次，民營銀行健康的退出對整個金融市場有著重要作用，并為民營銀行穩定的發展提供保障，民營銀行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依法進行兼并，重組或者是破產清算的方式進行債務結算，對于一些存在重大風險或者有不合法行為的民營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可以依法對其進行強制性的管理和制裁。

二、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由于民營銀行的特殊性，它不像國有銀行有整個國家作為“靠山”，不會出現破產倒閉現象而無力返還存款人的存款，因此其公信力遠遠低于國有銀行。在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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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公眾更愿意將錢存入國有銀行而非民營銀行，這直接影響到了民營銀行的生存。民營銀行在信譽方面不佳，大家對國有銀行的信任度更強，所以吸收存款是個難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在國外私人銀行的例子中吸取盡經驗，建立存款保險這項制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存款保險制度已存在。有了這項保險，就能夠大大提升民營銀行的信譽，避免無法返還存款人存款而導致社會不穩定。該制度的建立，將切實的保障了存款人的利益，提升民營銀行的公信力，為其贏取公眾的信任，擺脫經營競爭中的尷尬局面，更有利的促進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此外，這項制度能夠防范民營銀行的破產、倒閉引發金融風險和社會動蕩等問題，保障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

三、加強民營銀行的監管力度

面對我國如今民營銀行的關聯問題，要考慮的重點是民營銀行和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不一致，而且民營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聯關系總是容易被隱藏起來并且很難被控制，很多隱型的關聯交易在認定上存在較大的難度，因此要加強我國民營銀行的監管力度。首先，應該設定一個獨立的機構，只對銀行進行監管，建立一個專業的監督團隊，運用先進的監督技能，其目的是加強對民營銀行的監督和管理，對股權結構、擴股、募股、轉讓等重要事件進行嚴格監控，防止股東之間相互串通，惡意收購，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其次，為防止非法占有投資者的貸款，必須對貸款的最高金額進行規定并嚴格遵守，同時要對在貸款進行審核時應確保關聯貸款的審核條件不比普通貸款寬松，并且審核時需實行相關人員回避制度。除此之外，要對民營銀行的風險進行評估，并對其完成的進度進行監督和管理，詳細的了解它的資產是否充足，是否存在不良的貸款等。最后，要追求公平的原則，利用市場進行相互的約束，使其透明化，實施信息的透明化制度，預防關聯貸款的出現，為民營銀行的發展做出很好的貢獻。

四、完善民營銀行內部治理結構

無論是為保障銀行股東的利益，還是促進民營銀行的發展，對于民營銀行來說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是必不可少的。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民營銀行的治理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完善我國民營銀行內部治理結構。以德國為例子，德國主要通過嚴密的組織結構對民營銀行公司進行治理，政府的監督和管理有著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民營銀行十分重視長期的利益，并且有著大眾意識和團隊凝聚力。和中國的民營銀行不同，德國的民營銀行的股份大部分掌握在其他銀行，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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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業的手中，大眾所持的股份不是很多。這樣做的優點是保護了持股者的利益，缺點是讓人缺乏危機感。根據我國民營銀行現有的問題，首先要形成合理的股權結構，所以需要培育中等規模的股東形成大、中、小股東的合理結構，既避免一股獨大，又防止股東過于分散。其次，構建嚴密完善的內部組織結構，明確規定管理機構對應的職責和權力，讓他們在不違反規定的情況下相互監督、約束，使民營銀行內部的組織具有科學性。此外，要縮減內部股權比重，這樣的優勢在于能夠體現出民營銀行在制定相關政策的最佳性，同時，還能夠有效的對股東大會進行監督，有利于銀行內部的發展，并為其發展添磚加瓦，輸送新鮮血液。

五、加強人才的引進及培養

一個企業如果想發展壯大，最需要的也就是人才，和一般的企業不同，銀行所需要的人才十分緊缺，是因為銀行所需要的人才是那種了解銀行又具有管理能力的。對民營銀行來說，要做大、做強就必須提高員工整體業務素質，擁有高素質的金融人才。一般銀行的業務或許所要求的專業性不強，可是民營銀行對從業人員的要求會很高，他們會提供專業化的服務能力，而恰恰這就是它得以發展的核心力量。例如要想成為一個民營銀行的客戶經理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專業的知識，他所具備的更是豐富的經驗和對市場運作的洞悉能力，更能知曉國內外的一些投資狀況。為解決民營銀行的人才缺失問題有以下幾個措施：一要大膽引進。大膽的引進具有高素質全能型的海內外專業化管理人才，要致力于打造一個有長遠發展和創新能力的團隊，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綜合化服務。二要留住人才。通過先進的獎賞制度激勵員工，使其能夠不斷保持自己團隊的競爭力。三是積極培養人才。培養專業化人才，提高銀行員工的整體素質水平，更給新入行的年輕人一個學習及提升價值的機會。

六、差異化發展

我國民營銀行需要壯大就必須選擇差異化的發展，和傳統銀行之間進行差異化競爭，民營銀行需要有自己獨特的經營模式，揚長避短，在銀行業中突出自己的優勢及特色，使其能持續并壯大的發展起來。對于我國民銀銀行來說，其差異化發展一是要明確自己的定位，專注服務微小企業；二針對國有銀行的一些陳舊的無法變通的業務設計出靈便的服務方案；三加快互聯網與銀行業務的融合，通過網絡化運營提供金融服務，同時創新獨具特色的業務，不斷推陳出新，開發出與傳統金融機構不同的、有特色的金融產品，以此吸引客戶。除此之外，培育獨具特色的民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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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業文化也是其差異化發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晰準確的提出民營銀行的文化內涵，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社會”的宗旨，樹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發展特色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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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束語

在我國金融體系中民營銀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能打破國有銀行的長期穩固的壟斷地位，還能從根本上緩解微小企業的融資貸款問題，并且為金融業的發展及完善提供助力。總體上看民營銀行快速穩健的發展影響著一國GDP的增長及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故本文對中國民營銀行的發展進行了探討分析，提出了國家應大力支持發展民營銀行，并從根本上分析解決這一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國外關于民營銀行研究的相關文獻甚少，但國內學者對我國民營銀行的探討一直很火熱，總體來看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依舊存在著許多問題。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國民營銀行現存的一些問題，從外部看，我國外部環境還不夠完善，相關的法律機制也不夠健全；從內部看，民營銀行本身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治理結構不完善，人才不足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建立有效機制，完善內外部環境等，促進我國民營銀行的健康穩步的發展。在時間和理論知識有限的情況下，本文章一定還存在很多問題。但還是希望本論文所提出的中國民營銀行發展存

在的問題及策略，可以為我國民營銀行的壯大起到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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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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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時光匆匆，轉眼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活就要走到盡頭。回想大學四年的生活少不了酸甜苦辣，和同學一起度過的歡樂一起討論學習的時光也將成為記憶。大學四年讓我不論在思想、生活、學習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長，我要感謝同學和老師在學習和生活中對我的幫助，這四年是充實的四年，在以后的日子里這將是一段美好并值得懷念的記憶。

同時在此我要非常感謝在我的論文寫作過程中給我提供支持和幫助的老師、朋友和同學們。特別感謝我的導師周勇老師！周老師在我的論文撰寫過程中，從論文的選題、擬定提綱、構思、初稿的修改直至最后的定稿，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眾多寶貴意見和建議，給予了精心的指導，讓我的論文得以最終完稿。周老師的嚴謹治學態度、深厚的學識和悉心的教導讓我受益很多，在此謹表示我深深的謝意！

再者感謝我的家人，在我的求學路上，是他們為家庭的默默付出和對我的支持，使我得以全身心的追求學業的進步。

最后，再次感謝石家莊鐵道大學四方學院對我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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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Introduction

A construct Banking sectors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of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were restructured dramatically the 1990s.Beginning with a financial organization that, in most cases,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central planning apparatus, new governments moved to create modern commercial banking sectors immediately.The first rudimentary step was to divest commercial and retail activities from the portfolios of national banks and to set up new joint-stock banks with universal licenses that were fully state-owned initially.Bank privatization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agendas in these countries.Although much descriptive work exists on these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and bank privatizations, e.g., Bonin, Mizsei, Székely, and Wachtel(1998), no systematic empirical work was possible until sufficient time had elapsed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ful dataset possible.The basic issue to investigate is whether or not privatization improves bank performance.Although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private firms should outperform government-owned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is needed to confirm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for bank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evid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ownership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king sector.In a cross-country study,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2002)fi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owned banks is inferior to that of private banks.Claessens, Demirgüc-Kunt and Huizinga(2001)investigat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 in eighty countries,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over an eight-year period from 1988 to 1995.These authors find that foreign bank entry was followed by a reduction in both the profitability and the overhead expenses of domestic banks and that foreign ban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form better than do domestic banks.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rystal, Dages, and Goldberg(2001)argu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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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bank entry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produc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ore banking competition;in addition, they claim that it facilitates the early waves of privatization ofgovernment-owned domestic banks.Hence, this empir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evidence that ownership matters;in particular,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is less efficient than private ownership and foreign bank entry has a salutary effect on banking sectors.Much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bank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address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banking efficiency.Hasan and Marton(2003), Drakos(2003), and Fries and Taci(2003)demonstrate that the entry of more efficient foreign banks creates an environment that forces the entire banking system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Buch(2000)compares interest rate spreads in the three fast-track transition countries, Hungary,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from 1995 to 1999.She finds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hypothesis that foreign banks create a more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but only after they have attained sufficient aggregate market share.A few studies examine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on individual bank efficiency.For Poland, Nikiel and Opiela(2002)find that foreign banks servicing foreign and business customers are more cost-efficient but less profit-efficient than other banks in Poland.Bonin, Hasan, and Wachtel(2003)examine the performance of banks in eleven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show that majority foreign own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bank efficiency.However, these authors cannot investigate privatization directly because their data do not distinguish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foreign bank ownership.Studie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effects of bank privatization are less numerous.Verbrugge, Megginson and Owens(2000)document margin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nd increases in equity among privatized banks in OECD countries.For Argentina, Clark and Cull(1999, 2000)study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and show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provincial bank privatization depend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uyers.These authors find evidence that credit allocation and efficiency are higher in privatized bank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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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Argentine banking system occurred mainly through domestic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o that foreign banks played only a relatively minor role.In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prevalence of foreign strategic owners in formerly state-owned but subsequently privatized banks makes it crucial to distinguish these banks from foreign Greenfield banks when analyzing bank privatization.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six relatively advanced transition countries, namely,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Croatia, Hungary, Poland and Romania.We chose not to include banks in very small transition economies, e.g., 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Slovenia, and those in less advanced transition economies that have only recently restructured the banking system, e.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lbania and the other Balkan states.In the next section, we present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s in these six countries to establish that the strategies and the timing of privatizations are sufficiently different to allow us to use these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ivatization.Section 3 describes our dataset and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esting for differences in means across bank types for several measures of bank performance and for several bank characteristics.Section 4 characterizes briefly our methodology of deriving profit and cost efficiency measures from stochastic frontier estimates that allow for country and year effects directly in a pooled data set.In this section, we relate the bank efficiency scores, as well as a measure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to the type of ownership and the method of privatization in second-stage regressions.Section 5 concludes with a brief summary focusing on policy implications.2.Bank Privatization in Six Transition Economies

Pre-transition banking sectors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CPE).Intermediation between savers and borrowers was internalized within the state banking apparatus basically through a system of directed credit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 both investment needs and budget allocations for the working capital necessary to meet the output plan.In most CPEs, large specialty banks performed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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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A state savings bank, with an extensive branch network, collected virtually all household deposits.A foreign trade bank handled all transactions involving foreign currency.An agricultural bank provided short-term financing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on bank funded long-term capital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Hence,banking activities were both subservient to the plan and segmented along functional lines in CPEs.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TEs), the first step in banking sector reform involved creating a two-tier system with commercial banking activities carved out of the old central bank.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the new banking sectors in the former CPEs consisted of the newly created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specialty banks, both types having universal banking licenses, along with a few foreign Greenfield banks and often many relatively undercapitalized Renovo domestic private banks that were born under lax entry requirements.Specialty banks had virtual monopolies in their core activities, e.g., the savings bank was often the only entity with an extensive enough branch network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collect primary deposits.Typically, three or four large banks dominated the emerging banking sector in a TE.Both the newly created commercial entities and the specialty banks were state-owned initially.Hence, structural segmentation, a proliferation of weak small domestic private banks, and state-ownership of the large banks were the major features of banking sectors in 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These legacies affected the banking sectors in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our samp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roatia, which was part of Yugoslavia.From the 1950s, commercial banks in Croatia as well as the other republics were not state-owned but were owned coll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Yugoslavian system of self-management.Virtually all foreign exchange deposits collected by the republic-level banks were remitted to the National Bank of Yugoslavia in Belgrade in exchange for credits in dinars.Upon succession in June 1991, the Yugoslavian government froze the foreign exchange deposits of Croatian banks.Hence, Croatian banks faced a currency mismatch betwee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creating large holes in their balance sheets after succession.At the end of 1995, four Croatian banks were selected for government rehabilitation because of the poor quality of their loan portfolios.石家莊鐵道大學四方學院畢業論文

Involvement in this program resulted in these banks being nationalized so that four large state-owned banks were created in Croatia in the middle of the 1990s.The three more advanced TEs, i.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embarked o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ank privatizations program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Even before the political change, the Hungarian government had been receptive to foreign bank activity as it allowed three foreign banks to operate in the country from 1985.By the end of 1994, the Hungarian foreign trade bank had been purchased by a foreign owner and foreign investors held about 20% of total banking assets in Hungary.In the Czech Republic, three of the largest four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wave of voucher privatization in 1992.Both of the southeastern TEs,i.e., Bulgaria and Romania, began bank privatization only in the late In 2000, foreign investors owned less than half of Romanian banking assets and two of the three largest banks remained state-owned as late as 2003.Beginning in 1995 with virtually no Although the Czech government In Croatia, only one small foreign bank was operating in 1995 and there was hardly any foreign ownership of With some inducement from the G7 dono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lish authorities set a three Investment funds, the largest of which were created by these banks, we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zech voucher privatization program.Hence, this initial divestiture of state holdings resulted in interlocking ownership with the state retaining large controlling stakes of voucher-privatized Czech banks.At the end of 1994, although foreign investors held about 6% of banking asse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none of the large banks had any foreign ownership.-year timet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1993 for privatizing the nine medium-sized, regional, state-owned banks that were created from the commercial portfolio of the national bank.However, by the end of 1994, only two of these banks had been privatized and only two more would be privatized before 1997.Foreign ownership of banking assets remained insignificant in Poland at about 2% in the mid-1990s.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financial sector distress made bank privatization infeasible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By 1995, neither Bulgaria nor Romania had privatized any banks and foreign ownership of banking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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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egligible at less than 1% in both countries.banking assets.Of the six countries, only Hungary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oland had committed to selling banks to foreign investors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However, by the end the decade, five of the six countries were embarked on, or had completed, privatizations that would put at least 75% of their banking assets under foreign control by 2002.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witnessed a flurry of bank privatizations in these countries.Appendix A lists the banks in our sample from each country ranked according to market share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Information on each bank’s status throughout the 1990s is provided and, when relevant, the bank’s privatization is dated.Bank privatization proceeded relatively swiftly in Hungary;by mid-1997, eight of the top ten banks were majority foreign-owned.After a few initial bank privatizations, the Polish government became sidetracked by a bank consolidation initiative that was intended to fend off foreign competition.Nonetheless, a combination of mergers and privatizations involving foreign partners left foreigner investors holding more than 75% of Polish banking assets by 2000.t was late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ttracting strategic foreign investors for its large voucher-privatized banks, all major banks were sold to foreign owners by mid-2001.1990s.After instituting a currency board and stabilizing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Bulgarian government privatized its first bank to a consortium of investors in 1997.By the end of 2000, eight of the ten largest banks in Bulgaria were foreign owned.Romania is a laggard in bank privatization compared to the other former CPEs.holdings in Croatia, foreigner investors had acquired about 84% of banking assets by 2000 and, by 2002, all of the ten largest banks in the country were majority foreign owned.In summary, Hungary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shed the legacies of the CPE by privatizing all but one of its major banks by mid-1997.In Poland, after some delay in the privatization timetable, only the zloty savings bank and the umbrella agricultural bank remain state-controlled.Initially, the Czech Republic placed three big banks in the voucher privatization program but, despite a late start, foreign investors gained control of all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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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banks by mid-2001.The banking sectors in Bulgaria, Romania, and Croatia were financially distress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lbeit for different reasons, so that bank privatization could not begin until the late 1990s.Once started, sales of banks to foreign investors were rapid in Bulgaria and Croatia.Romania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ix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to retain significan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its banking sector through 2003 with only one of its three largest banks privatized.(From: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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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中歐和東南歐轉型經濟體國家對銀行部門進行了大幅調整。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設金融組織旨在支持中央計劃機關，新政府紛紛采取措施建立現代商業銀行部門。第一個基本步驟是從國有銀行投資組合中剝離商業和零售業務，同時新的股份制銀行與通用許可證可以完全國有。銀行私有化是這些國家金融改革議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許多文章中描述過這些金融領域的改革和銀行私有化的存在，但沒有一個系統的實證研究是可行的，直到能足夠建立一個有意義的數據集，例如：Bonin，Mizsei，Székely，和Wachtel(1998)。調查的基本問題是，銀行的私有化是否能夠提高銀行業績。雖然理論文獻表明，民營企業應該可以超越政府所擁有的公司，但還需要經驗證據來證實這個國有銀行轉型的理論假說。

實證文獻提供了關于個別銀行的表現和對銀行部門的效率進行影響的相關證據。在一個跨國研究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2）中發現，政府國有銀行的表現并不如私人銀行。從1988年至1995年的8年期間，Claessens，Demirgüc-Kunt和Huizinga（2001）調查了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八十多個國家的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之間的性能差異。這些研究者發現，外資銀行的進入是由雙方的盈利能力、國內銀行管理費用的減少,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外國銀行相對國內銀行來說更好的表現決定的。Crystal，Dages，和Goldberg（2001）認為，對于拉美國家來說，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利于完善相關的金融服務以及提高銀行業的競爭能力。此外，他們聲稱它促進了早期的私有化浪潮。因此，這個實證研究提供的證據表明，所有權的問題，特別是政府對銀行的所有權小于私有制和外資銀行對一個高效率的銀行部門產生的有益影響。

大部分關于轉型國家銀行業的實證文獻都涉及到外資銀行進入對銀行效率的影響。Hasan和Marton（2003），Drakos（2003），Fries和Taci（2003）表明，在轉型國家中，外資銀行的進入更有效地為轉型創造了一種環境，迫使整個銀行系統直接和間接的變得更加高效。自1995年至1999年，布赫（2000）比較了包括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在內的三個快速轉型期國家的利率差。她發現證據證實了一個假設，只有在外資銀行取得足夠的總的市場份額時，他們在經濟轉型期才能建立一個更具競爭力的市場環境，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探討所有權對個別銀行效率的影響。Nikiel和Opiela（2002）發現，對波蘭來說，為外資和商業客戶提供服務的外資銀行更具成本效益，但獲取利潤的效率小于其他在波蘭的銀行。Bonin，Hasan和Wachte（2003）通過研究11個轉型國家的銀行發現，多數外國所有權與銀行效率提高有關。然而，這些作者不能對民營化展開直接調查，因為他們的調查數據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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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銀行所有權的不同類型。

相對來說，特別側重于銀行民營化影響的研究的數量很少。Verbrugge，Megginson和Owens（2000）研究邊緣性能的改進和股東權益增加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民營化銀行的作用。對于阿根廷，Clark和Cull（1999，2000）研究表明，民營化進程和省級銀行民營化的成功取決于買家的有效性。這些作者發現的數據表明，信貸的分配和效率在民營化銀行中更高。阿根廷銀行系統的轉變，主要通過國內發生的并購，使外資銀行只充當了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在轉型期國家，在分析銀行民營化時，原有流行的海外戰略業是銀行民營化區別于外國新建銀行的關鍵。

在本文中，我們著重研究六個較先進的轉型國家，即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克羅地亞，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我們的選擇中不包括那些非常小的轉型經濟體的銀行，例如，波羅的海國家和斯洛文尼亞，以及先進的轉型經濟體中那些最近才重組銀行系統的國家，例如，前蘇聯，阿爾巴尼亞和其他巴爾干國家。在下一節中，我們使用一個民營化的實證分析為依據，提出了這六個國家的民營化經驗的簡要描述，表明建立戰略和銀行私有化的時間不同。第3節描述了我們的數據集，并提出銀行應對不同類型的手段對銀行業績的測試結果。第4節我們簡要的分析隨機產生的利潤估計，使用國家和年份影響匯集數據集產生直接成本效益的措施方法。在本節中，我們提出銀行的效率值，以及財務業績，與所有權的類型和民營化的第二階段回歸方法。第5節則簡要綜述政策的影響。二、六大轉型經濟體的銀行民營化

轉型前的銀行部門是為了滿足中央計劃經濟（CPE）的需求。儲戶和借款人之間的中介是金融業發展所必須的，國有銀行基本上通過定向制度為國有企業為投資需求和必要的周轉資金，以滿足產量計劃的預算撥款。在大多數中央計劃經濟中，大型專業銀行執行特定功能。一個國家的儲蓄銀行，通過建立廣泛的分行網絡，收集到幾乎所有的家庭存款。一個外貿銀行處理所有涉及外國貨幣的交易。一個農業銀行為農業部門提供短期融資。建設銀行資助長期資本項目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因此，銀行活動都服從于該計劃，并按照各自的分割職能運行。

在轉型期經濟體（跨國企業），銀行業改革的第一步是制造商業銀行與舊中央銀行的活動兩級制。在本世紀初，在中央計劃經濟中，新的銀行部門包括新成立的商業銀行和專業銀行，有兩種類型的全能銀行執照，一些外國銀行和很多相對寬松的政策條件下成立國內私人銀行。專業銀行已在其核心業務壟斷，例如，儲蓄銀行往往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分行網絡，以收集足夠的初級存款。通常情況下，三個或四個大銀行主導了銀行的TE新興行業。無論是新創建的商業實體和專業銀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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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都是國有的。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初，大型國有銀行職能結構分割，弱小的國內私人銀行擴散是跨國企業銀行部門的主要特點。

這些遺留問題影響了我們所選取的樣本地區的所有國家的銀行部門以及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異地區。從20世紀50年代，商業銀行在克羅地亞以及其他共和國不是國有企業，但是依據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系統，他們是集體所有的。幾乎所有外匯由共和國一級銀行收集存款匯到在貝爾格萊德的南斯拉夫國家銀行與第納爾信貸交易。工程預計于1991年6月接任，南斯拉夫，克羅地亞政府凍結銀行的外匯存款。因此，克羅地亞銀行面臨著資產與負債后相繼出現的資產負債貨幣錯配的大洞。截至1995年底，由于其貸款組合的質量差，四大銀行被選定為克羅地亞政府接管恢復。這個計劃，使克羅地亞的四大國有銀行在90年代中期重組，導致了這些銀行被國有化。

三個更先進的跨國企業，即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于20世紀90年代前半部分，開始了顯著不同的銀行私有化進程。即使在政治變革，匈牙利政府也一直在接受外國銀行開展業務活動，在1985年，它允許有3家外國銀行在該國工作。到1994年底，匈牙利外貿銀行已被外國老板和外國投資者控股約20%的銀行總資產。在1992年，捷克共和國最大的四家銀行中的三家參加了第一輪銀行民營化。投資基金中最大的一家是由這些銀行創造，是捷克憑證私有化方案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國有股初始被剝離導致國家保留憑證私有化銀行的大部分股權。截至1994年底，雖然外國投資者持有捷克共和國銀行的資產約6%但是大型銀行都沒有任何外國的股份。由于一些來自七國集團與捐助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誘因，在1993年波蘭當局開展為期三年的銀行私有化建設，該計劃準備重組國有銀行，構建九家中型的民營化銀行。然而，到1994年底，其中只有兩家銀行已經民營化，另外兩家在1997年之前有望民營化。在90年代中期，波蘭外資銀行資產的所有權仍只有約2%。

在1990年代前半期間，由于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和金融部門的危機，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開展私有化銀行是不可行的。到1995年，保加利亞也沒有任何私有化銀行，羅馬尼亞外資銀行資產的所有權也不超過1%，在這兩個國家中可以忽略不計。在1995年，克羅地亞只有一個小的外資銀行，幾乎沒有任何外國資產。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結束，六個國家中，只有匈牙利和波蘭在較小的程度上已承諾出售銀行由外國投資者控股。然而，到90年代末，六國中其中的五個已開始，或已經完成私有化進程，在2002年底，將置于外國控制至少75%的銀行資產。

20世紀90年代后半頁見證了這些國家的銀行私有化。在匈牙利，銀行私有化進展相對迅速，1997年年中，前十家銀行中有八家外商占有較多股份。經過一些初步的銀行私有化，是為了抵御外國的競爭，波蘭政府開始提出銀行合并的倡議。盡管如此，到2000年，一系列的合并和私有化導致外商投資者持有的超過75%的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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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資產。雖然捷克政府較晚的認識到吸引外國戰略投資者的重要性，到2001年中期將各大銀行出售給外國所有人。

在20世紀90年代末，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開始銀行民營化。在實行貨幣發行，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后，于1997年保加利亞政府民營化首家銀行，將其出售給一個投資者財團。到2000年底，前十家銀行中已有8家已是外商獨資銀行。在中央計劃中，羅馬尼亞的銀行私有化進程相對于落后前者。在2000年，外國投資者持有不到一半的銀行資產，直到2003年，三家銀行中最大的兩家仍然是國有銀行。從1995年開始，幾乎沒有在克羅地亞控股，從2000年到2002年，外商投資者收購銀行資產約84%，在全國十家最大的銀行多數外商獨資。

總之，在1997年，在匈牙利的中央計劃經濟中，它是第一個國家，希望通過銀行私有化來擺脫危機的。在波蘭，因為私有化計劃的延遲，只有茲羅提儲蓄銀行和農業銀行仍然由國家控制。最初，捷克共和國憑證私有化三大銀行的方案，盡管起步較晚，但是，2001年中期，外國投資者獲得了捷克所有大銀行的控制權。在90年代前半期間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克羅地亞盡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使銀行民營化無法開始，直到90年代末。一旦開始，銀行向外國投資者銷售的政策迅速在保加利亞和克羅地亞開展。(摘自：銀行與金融雜志)

第二篇：發展民營銀行[范文模版]

摘 要：發展民營銀行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通過對當今世界各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中都共同面臨的經營失敗成本外化、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如何動態監管及時化解潛在風險等三個問題的分析，提出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好的三個關系，包括現有銀行體系的改造與民營銀行的新建、存款保險制度與市場約束硬化和公平與效率問題。

什么是民營銀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民營銀行，如何發展我國的民營銀行是近年來全社會比較關注的焦點問題。由于分析問題的角度不同、出發點不同，不同的學者在有關民營銀行的一些關鍵問題上依然存在較大分歧。對這些分歧如果不能形成大致統一的看法，尤其是政策當局如果對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不能形成正確認識的話，中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就有可能走彎路。為此，本文也想就民營銀行的有關問題談點看法。

一、民營銀行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民營銀行，這是民營銀行爭論的首要問題。目前學術界對民營銀行定義大致可分為產權結構論、資產結構論和治理結構論三類。產權結構論認為由民間資本控股的就是民營銀行；資產結構論認為民營銀行是主要為民營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服務的銀行；治理結構論則認為凡是采用市場化運作的銀行就是民營銀行。這三個定義都是從一個側面羅列了民營銀行的特征，但未能對民營銀行的本質特征形成全面的認識。產權結構、治理結構和資產結構是相互作用、彼此具有內在聯系的統一體。有什么樣的產權結構，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治理結構，有什么樣的治理結構，就有由此決定的資產結構。對民營銀行我們不能強調三者中的一個方面而忽視其內在聯系。我認為，民營銀行是由民有、民治、民責、民益四者構成的統一體。對這四者的任一偏離都將是不完善的。所謂民有，就是指銀行的產權屬于民間投資者；所謂民治，就是指由民間投資者決定公司的治理；所謂民責，就是指民間投資者對銀行的經營成敗負全責；所謂民益，就是指導銀行經營的利益按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分配。因此，我認為所謂民營銀行就是由民間資本所控制與經營的，權、責、利統一的現代金融企業。

在這里，我們要特別強調：1．民營銀行是金融企業，而不是一般的企業。金融企業區別于一般企業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一個高風險的、公共性的企業。所謂高風險是因為它直接涉及金錢的借貸，而借貸的基礎是信用，而信用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信用關系的中斷會給銀行帶來巨大的損失。所謂公共性是指金融業的影響是外溢性的，會波及全社會。因此，對待金融企業要有特別的管制措施，這些措施較之一般企業更嚴更苛刻。2．民營銀行又是一般企業。把銀行理解為特殊行業的同時不能忽視了銀行的企業屬性。企業屬性就是指從事銀行業務也是一種商業行為，追求的是盈利，但也面臨著失敗的風險。3．當今世界各國都沒有找到有效處理好銀行業既是特殊企業又是一般企業的辦法。在強調“特殊性”時，容易采取銀行國有的辦法；在強調一般性時，又對銀行進行私有化改造。有的國家雖然堅持銀行私有化的道路，但采取的各種相關政策措施又無形中將私有銀行的經營約束條件軟化了，變成利益上、治理上、產權上是民有，但實質上的經營成本又透過政府救助而外化給了社會，致使銀行體系始終逃脫不了“周期性失敗”的困擾。如美國，每隔十來年時間就要來一次銀行危機。

中國的銀行業走的是一條國有化的道路。現在這條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對現有銀行體系進行民營化改造的呼聲也隨之而起。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冷靜地回顧和反思各國銀行業的發展歷程，深刻認識民營銀行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找出原因，尋求對策，真正走出一條既符合世界銀行業發展大勢，又符合中國國情的民營銀行發展之路。

二、中國民營銀行業的發展必須認真考慮如何避免世界各國銀行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三大共同問題

當今世界各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中都面臨著三個共同的問題：

一是銀行無論私有、公有，都存在一個經營失敗成本外化，最終用納稅人的錢救助的問題。

在嚴格意義的市場經濟下，對經營失敗的銀行最直接簡單的處置辦法就是破產清算，由股東、存款人按照“誰受益誰承擔”的原則來承擔破產的損失，無需動用政府的財政資金補貼，納稅人幾乎不用付出任何代價。這既符合優勝劣汰的市場原則，又可以促進監管的效率，防范因政府財政性救助而引起的道德風險。然而，實際的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因為銀行業所具有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決定了銀行風險極易在行業之間相互傳導，產生共振，銀行的倒閉會引起社會公眾信心危機，進而會沖擊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大多數國家的銀行監管機構不會對銀行倒閉坐視不管，都或明或暗充當“最后貸款人”角色，結果是銀行經營失敗的損失導致了政府的準財政赤字，而這些損失最終以高稅率或增發貨幣形式落在全體納稅人的身上。

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范圍爆發的銀行危機中，各國政府都無?例外地付出了昂貴的處置成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對部分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統計分析表明，銀行危機爆發后重組銀行的成本，包括直接由政府注入銀行的資金、信貸、債券等財政成本和類似匯率補貼一類的準財政補貼，在有的國家金融危機的處置成本占到GDP的40%以上，不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30%以上。如90年代初處于政治經濟轉型期的匈牙利，政府推動對國有銀行的集中整頓來解決銀行業危機，在財政預算中為沖銷銀行不良貸款而單列了一塊預算。據統計，1993,至1998年，匈牙利政府為重整企業和銀行債務以及對銀行注資，發行了3600億福林(約合39億美元)的20年期低息政府債券，約占當時國民生產總值的10%，僅此項產生的利息支出在1994年就占CDP的1．2%，占財政支出的3．5%。即使在以市場為基礎、高度私有化的美國，銀行系統幾乎全屬于私人所有，但大量的銀行損失仍要靠預算撥款，或在財政擔保下向保險基金借款來進行融資。在1981年到1991年間，美國有超過1400家儲蓄機構和1300家銀行破產倒閉。這次儲蓄機構危機的成本在3150億美元到5000億美元之間，重組信托公司(BTC)到1991年底為止收購了357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處置了其中的2280億美元的資產，而美國政府為此支付了超過1200億美元的財政資金。

我國實行的是隱性存款保險機制，對存款人的保護事實上超過任何發達國家。從90年代至今在對為數不多的金融機構實施市場退出中，無論采取行政關閉，還是業務托管、或是并購重組，破產金融機構的債務清償都由國家一家承擔，個人債務全額兌付，有些甚至單位債務也全額兌付，有的充其量停息延期兌付。據估算，我國為此而付出的處置成本也不少于千億。

在我國發展民營銀行一開始就要考慮如何防止其經營失敗的成本外化問題。從理論上來說，按權利義務對稱的原則經營失敗成本要由股東、債權人承擔，不能轉嫁給政府。事實上，這很難做到。而民營銀行與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其經營的風險性相對突出，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地位，即使放手讓這些新生金融力量發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存在部分機構要失敗的問題。特別是1998年“廣信破產事件”和海南發展銀行被行政關閉事件，以及1998—2000年間對各地城市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的前身)的清理與重組，打破了我國銀行不會破產的“神話”。這些事件令社會公眾對包括民營銀行在內的非國有銀行的預期和信心發生動搖。相比之下，國有銀行不僅獲得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用以補充自有資本金，以及國家財政直接核銷巨額呆壞賬準備金，而且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總額達1．3萬億元的不良資產。這使人們形成了國有銀行“太大不宜倒”的固定預期，使全社會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國有銀行轉移。統計數據表明，從 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相對于國家銀行體系(包括四大銀行和三大政策性銀行)，非國有銀行在我國新增貸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升反降，說明非國有銀行部門的發展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而且金融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存款就會向大銀行搬家，民營銀行將面臨嚴重的流動性風險。這種狀況的存在對民營銀行的健康發展極為不利，對維系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也不利。

因此，要推進民營銀行的發展，首先就要考慮如何科學構筑隔離金融風險的“防火墻”，建立市場化的風險分散、轉移和補償機制，有效防止金融機構失敗風險外化和擴大，降低全局性風險發生的概率，維系金融體系安全穩定運行和解決公眾信心問題，為民營銀行的健康發展創造穩定良好的制度環境。

二是銀行業對金融資源的控制可能引起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用公有制解決了公平性問題，卻無法獲得滿意的效率；用私有制解決了效率問題但可能由此引發壟斷而影響公平。

為了避免國有銀行的低效和風險，近年來國際銀行業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是對國有銀行及其整個銀行體系進行私有化改造，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這些國家的經驗表明，隨著金融市場的競爭加劇，必然會出現大量資金向少數幾個金融集團集中的傾向，結果是銀行業從國家壟斷變為私人寡頭的壟斷。這種壟斷破壞了在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大金融集團擁有操縱市場價格、控制市場信心的能力，金融市場上的信息處于高度的不對稱狀態。中小銀行在不完全的市場競爭中無疑會處于劣勢，金融市場失靈使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難以達到帕累托狀態。

上個世紀80年代土耳其金融改革失敗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由少數銀行所壟斷的市場結構中，市場進入門坎的解除，若是新銀行規模與數量不足以挑戰既有銀行的市場地位，則對整體市場結構與效率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在金融改革之前，土耳其的銀行業市場集中度較高，但在金融業的改革之后，銀行業的集中度雖有所下降，但銀行市場被改革前已有的主要銀行，包括國有銀行和少數具有壟斷性市場勢力的民營銀行所壟斷的格局事實上并未得到改變。國有銀行，盡管經營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卻仍然占居國內銀行業市場的主導地位甚至壟斷性地位；那些經營狀況良好、具有一定市場份額的私營銀行，同樣相當程度上以其同政府的特殊關系來確保其市場地位，結果整個土耳其的銀行業呈現為非充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形成對新進入者的進入壁壘。外資或當地的新進入者進入土耳其銀行業市場后，并未明顯使當地的銀行市場競爭加劇、效率提高，原因就在于當地的原有大銀行規模巨大，某種程度上獲得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沒有來自于政府的有效抑制；同時，壟斷者之間利用壟斷地位互相協調市場價格卻并未受到制裁，使主要銀行獲取了高額利潤；新進入者的規模不足，導致新進入者難以與原有的銀行進行有效的競爭。而土耳其中央銀行對于問題銀行，特別是有一定規模的國有或私有銀行，從來都只是采取政府資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頓甚至讓其倒閉退出的方法。正是由于土耳其銀行體制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失效問題和不徹底的金融改革，使得九十年代末的最新?輪改革在僅僅推行了數年便遭受到銀行危機的沉重打擊。

伴隨銀行自由化、民營化而來的風險與激勵扭曲問題，將使因提升競爭產生的整體效率變得不確定。由于國家管制放松，銀行業進入壁壘的消除，導致銀行特許價值(Fran· chise Value)下降，在不完備的監管框架和隱含或明確的擔保制度下，銀行民營化極易造成道德風險。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將驅使銀行經營者更傾向于短期的高風險的投資活動，而且銀行受少數大企業集團的控制產生大量的關聯貸款，風險高度集中。很多國家在銀行部門引入競爭機制和賦予銀行自主權的同時卻沒有采取措施控制這些相反的激勵，這一點成為金融自由化后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20世紀70年代和肋年代初，以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為代表，幾乎所有欠發達國家商業銀行都因為“過度借貸綜合癥”陷人了債務危機的泥潭。

事實上，有相當多的研究顯示，金融業的開放和解除管制是一個值得國家追求的目標，但是由于任何開放在帶來效率提升的同時，也都存在制造銀行危機的風險，因此如何在開放進程上采取較佳的順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安排，無疑是所有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嚴肅思考的課題。在我國要推進民營銀行的發展，必須要對現有銀行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場結構，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壟斷、促進有序競爭，糾正市場失靈的問題。同時必須強調監管制度的建設和強化市場紀律，建立銀行民營化所必需的監管框架，有效控制其過度冒險行為，實施審慎監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應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三是銀行業的風險如何有效地動態監管，及時化解潛在風險的問題。

金融監管的第一目標是維護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銀行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風險。只有控制住這些風險，金融監管的目標才能實現。金融風險發現得越早，處置得越及時，金融機構遭受的損失越少，風險處理成本越低。但銀行風險的積累是由宏觀微觀多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風險識別的困難制約了監管者控制銀行承擔過度風險的能力。國際經驗表明，金融監管者在控制狀況已惡化的問題銀行的風險方面很成功，但在處理表面上健康的銀行方面，效果卻不理想。因為當這些銀行償付能力充足，所從事的風險投資仍有利可圖時，監管者對這些銀行的風險行為很難控制。從可接受的風險收益比例、創新和其它合適的行為中識別出風險是有一定難度的。而且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持續擴張，銀行的風險往往被掩蓋。在危機發生之前，銀行中的問題往往不能充分顯露出來，象資本金充足率、壞帳比例等重要指標，并不會在危機發生前就表現出明顯的不正常變動。隨著經濟增長的減緩甚至衰退，銀行中的問題迅速暴露出來，及致倒閉并危害其他銀行。特別是在經濟出現泡沫的情況下，銀行貸款中的泡沫隨之膨脹并在經濟形勢逆轉時迅速破滅，其所帶來的結果不僅僅是個別銀行的倒閉，而是整個銀行系統的不穩定甚至危機。

美國80年代早期曾因現場監管的削弱，對金融機構的問題沒能及時發現，發現了的，又因資金不足、措施不當等多方面原因沒有及時有效地處置，因而付出了失敗機構增加，處置成本加大的代價。如在處置儲貸機構危機時，美國聯邦儲貸保險公司允許大量實際已經破產的儲貸機構長期維持經營，指望它們有機會降低風險、糾正不足，但實踐證明這樣做的結果反而使處置成本從1982年的1000億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3150億美元。從我國的情況來看，提前發現風險，及時處置風險都是我們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在及時處置方面，很多時候受資金、政策及其它方面的制約而無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當嚴重的問題久拖難決。對此，極有必要完善風險處置的相關配套政策，為及時處置風險創造條件。否則，金融風險愈積愈大，處置成本會愈來愈高。

三、20世紀80—90年代興起的銀行熱給我國民營銀行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啟示

我國雖未有明確政策允許民間資本辦金融，但事實上，上個世紀80年代初許多新設立的金融機構是直接或間接地受控于民間資本。因此，民間銀行在我國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已經存在，如何讓其健康發展、擴大功能作用的問題。為此，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國民營銀行發展的曲折歷程，進一步明確下一步民營銀行的發展道路。

自1979年以來，我國的金融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發展各種金融機構。在全民辦公司、層層辦金融的熱潮中，出現了大批的城市信用社、農村基金會和信托公司，如城市信用社鼎盛時期多達5000余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一大批基層金融機構多數出現了嚴重的經營風險問題，甚至演變成支付危機，國家不得不下大力氣進行治理整頓，付出沉重的代價。例如廣東曾關閉了2000多家基層金融機構，政府被迫拿出380多億元用以兌付信托公司和所屬證券部、城市信用社、農村基金會遺留下的“窟窿”。

這些金融機構為什么失敗呢?原因可以歸結為多個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一是沒有對金融機構形成正確的認識。只把它看成是融資實體，沒有將它看成是“自私的營利”主體。相當一批金融機構形成了內部人控制，變成了違規經營的載體。例如出資人與經營者沒有分開，許多信用社變成家族式機構，把信用社當作圈錢的機構，高息攬存、違規拆借，大量的貸款變成呆賬、壞賬。以海南為例。從1988年至1997年，海南共有 34家城市信用社、近10家信托公司。這些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都是以支持建設海南特區為名建立起來的。由于批準時就是基于“多個機構多個融資渠道”的指導思想，而沒有在監管上按照以風險為核心，將其視同求利機構進行嚴格監管，因此這些機構都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把大量貸款投入到自己的關聯公司或股東企業，連本帶利長期不還，而是反復借新還舊。資產質量差，債權債務關系混亂，是這些金融機構普遍存在的問題。1997年，由于海南經濟形勢的變化，這些金融機構全面陷入困境。1997年5月受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攜款潛逃案件的影響，該社儲戶產生恐慌心理而擠兌存款。繼而瓊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東大量貸款不還引起支付危機，隨后波及全省十幾家城市信用社，引發海南省城市信用社較大面積的支付危機，人民銀行被迫進行清理整頓。在清理整頓中，由信托公司組建而成的海南發展銀行，又由于組建不久陷入經營困難，人民銀行即使提供了近四十億元再貸款也不能維持其清償支付能力，市民突擊擠提儲蓄的恐慌風潮日益擴大，最后甚至到了每個儲戶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現鈔的地步，最后在1998年6月海南發展銀行也被迫關閉。海南的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民間資本介入銀行，它就是為了賺錢。這個動機是我們立法的基礎，更是我們監管的基礎，切莫為了融資和效率的需要去鼓勵民營銀行。

二是既然民間資本辦銀行是為了盈利，就要圍繞這個動機去明確產權、明確責任。而我們的金融機構都恰恰違背了這一條，導致大家都是銀行的主人，卻沒有人對銀行的失敗承擔責任。這中間涉及產權問題。而產權問題的核心本質是權、責、利的嚴格對稱和內在

統一。中外金融機構之所以大面積經營失敗，關鍵在于失敗的成本可以外化給社會，金融機構相當于軟預算約束，因此經營不善、出現大量不良資產就成了眾多金融機構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向民間資本放開金融領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為了保證其健康發展，有關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謹防政府過多的干預。政企分開，產權明晰，這是民間金融業實現自主經營，自我約束的必要條件，也是民營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如何保證民營金融機構能頂住部分政府部門的強制干預，為它們創造一個寬松的金融環境，是首要的難題。

二是要在完善法律基礎上，按市場化原則，嚴格依法準人與退出。只有這樣金融機構才會真正優勝劣汰，才能堵住其向社會轉移失敗風險的渠道，硬化預算約束，才能迫使民營銀行選擇高素質的經營者，并且努力審慎經營。同時可以改變央行監管的被動局面，降低監管成本與風險，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三是要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新的金融穩定機制，及時對出現嚴重問題、破產或瀕于破產的金融機構進行處置。同時要轉變控制金融風險的思路，從千方百計不惜成本防止金融機構破產轉向允許破產，隔離破產事件，控制破產事件的影響擴大。即按市場原則處置金融風險，通過允許金融機構破產和控制單個金融機構破產的外在影響來實現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尊重市場紀律的目的。

四、發展我國的民營銀行必須正確處理好的三個關系

一是現有銀行體系的改造與民營銀行的新建問題。

我國銀行體制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后，雖然形成了包括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地方性商業銀行在內的多層次、多種形式的銀行業格局，但總體上銀行業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近70%的存、貸款增量仍然被國有和國有控股銀行所掌握，按照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競爭力指標(IMD)來衡量，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仍然是所有產業部門中最低的部門之一。上述20世紀80—90年代我國銀行業對民間資本開放的政策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引入體制外競爭，用外部壓力推動國有銀行內部運行機制的轉變和優化，遵循的是增量改革的思路。事實證明，這種改革模式的成效并不明顯，雖然對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能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卻無法擔當金融改革的大任。國有銀行壟斷下的低效和市場失靈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系統內積聚的風險越來越大。而且由于面臨制度上的歧視和經營網點少的限制，民營銀行在存款市場和結算市場上相對于國有銀行的絕對壟斷地位而言注定競爭力不足，會重復走上低效運作的老路。因此從現實的角度出發，除了要適當進行新建民營銀行的增量改革外，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在“存量改革”上多下功夫，對現有銀行體系進行徹底改造，推行銀政分開和國有銀行的股份化改革。要把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與民營資本的進入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民間資本在銀行所有權和經營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讓民營資本在股份制銀行中占有相當比重，最終實現國有銀行業的民營化。

二是存款保險制度與市場約束硬化的問題。

存款保險制度有隱性和顯性。無論哪種，都存在道德風險加劇、市場約束軟化的問題。尤其是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其弊端大于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目前我國實行的是隱性存款保險制度，覆蓋面廣，不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因“大而不倒”享受政府對其存款的隱性擔保，其他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人也無存款損失之虞。這種制度的弊端是：一是在個別銀行出現支付危機時，中央銀行通常采取返還存款準備金或者提供再貸款以增加銀行額外的支付手段。這部分額外的貨幣投放事前并未打人貨幣投放計劃之中，因而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積累，干擾貨幣政策的實施。二是隨機性大。事先沒有規則，中央銀行、金融機構、政府、股東、債權人、債務人等相關利益主體各自到底應履行何種職責、承擔何種義務不明隙。問題出現后，到底如何解決取決于各方的博奕能力，因此時間長，結果難以預期。三是極易引發道德風險。銀行往往會熱衷于短期投機甚至惡意經營，造成資源的錯配，最后將風險轉嫁給政府了事。同時激勵了存款人只關心利率高低，不問金融機構信譽好壞，聽任銀行承擔過度的風險。四是中央銀行的救助能力也有限度，不可能對所有危機銀行都進行援助，是否援助取決于中央銀行關于銀行支付力的判斷和穩定金融的考慮，通常會對陷入困境的大銀行會不遺余力地進行救助，而中小銀行受保護程度會降低，影響社會公眾對中小銀行的信心。

在民營銀行發展的起步階段，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存款保險制度，使之在更規范、有效和及時地處置出現嚴重問題的金融機構，更規范和公平地對存款人實施保護和保護金融體系穩定運行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風險、強化市場規律對金融機構和存款人的行為約束是十分重要的。對此，我認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要堅持這樣幾條原則：(1)要從隱性變為顯性；(2)要按照商業化原則由各金融機構出資；(3)要實行限額保險；(4)對各金融機構的救助成本要在各受益金融機構之間分攤。

三是公平與效率問題。

民營銀行的發展可能解決了效率問題，而可能引發公平性問題。為防止此類問題產生，對民營銀行的股東貸款、關聯貸款要有嚴格限制。要制定有關公平信貸方面的法律，保障同等信貸權利的落實。

第三篇：我國村鎮銀行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村鎮銀行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作者：萬解秋 謝金樓

摘要：

建立村鎮銀行是為了解決我國現有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覆蓋率低、競爭不充分、金融供給不足、金融服務缺位等“金融抑制”問題，更好的建設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但作為新生事物，研究發現村鎮銀行在建立及發展中還存在一些新的問題，本文從村鎮銀行存在的問題入手，提出現階段促進村鎮銀行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在商業性金融如何發揮政策性支農作用這一本質問題上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

關鍵詞：村鎮銀行

問題

可持續發展 政策建議

一、引言

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城鄉經濟結構二元化，在金融領域，則突出地表現為城鄉金融的二元化，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匱乏對經濟發展起到一種抑制作用，但農村金融發展是世界性的難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理論界形成了“農業信貸補貼論”、“農村金融市場論”和“不完全競爭市場論”等多種理論流派。前者實質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思想，中者是市場驅動理論，后者則是對前二者的折衷。其中“不完全競爭市場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貸款方對借款人的情況無法充分掌握，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培育出社會所需的金融市場，這一理論更適合我國國情，是我們發展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有學者研究表明，要以農村金融需求為導向，從整體角度調整農村金融組織的區域布局，構建需求型為導向的農村金融組織結構體系，發展農村中小型金融機構和社會公共投資機構，實現金融組織的多元化是促進農村金融深化的有效途徑（何廣文，2005）。

村鎮銀行的成立正是實現農村金融組織多元化的一種有效途徑，村鎮銀行的成立對于農村金融的改革將會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由于農村市場存在局限性以及村鎮銀行的自身缺陷，村鎮銀行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農村金融深化還需要實踐證明，但作為農村金融組織多元化的一種進步是需要我們呵護和鼓勵的，本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本文一共分為5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紹本文研究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紹我國村鎮銀行的發展歷程和現狀；第三部分提出我國村鎮銀行在運營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和不足；第四部分針對村鎮銀行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最后第五部分是結語

二、我國村鎮銀行發展歷程及現狀

2006年l2月20日，為解決部分農村地區“金融真空”和農村金融服務不足等問題，銀監會出臺《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1](以下簡稱《意見》)，調整和放寬了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門檻。2007年1月22日，銀監會制定并發布《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為村鎮銀行進入農村金融市場以及合法地位提供了法律依據，通過設立村鎮銀行改革農村金融市場的思路，被稱為“增量改革”，村鎮銀行給農村金融市場帶來了競爭，有效增加了農村的金融供給，對農村金融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我國村鎮銀行從2007年3月1號開始試點，全國首家村鎮銀行——惠民村鎮銀行成立，截至2009年末，共有148家為村鎮銀行成立，雖然村鎮銀行擴張速度較快，但距離銀監會《新型農村金融機構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設立1027家村鎮銀行的目前相距甚遠，更嚴峻的是村鎮銀行的增速在放緩，2007年村鎮銀行開始試點，當年開業19家，2008年末攀升至91家，增量為72家，2009年57家的增量遠低于上年。另外，截至2009年末已開業的148家村鎮銀行中，主發起人為政策性銀行、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總共僅有30家，其余80%以上的主發起人為城商行、農商行、農合行、農信社等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其中又以城商行為主，傳統的大型金融機構對設立村鎮銀行的積極性不高，截至目前，五大行僅發起設立村鎮銀行9家，其中，工、建、交行分別發起設立2家、2家、2家，對農村市場較熟悉的農行發起設立3家，中行則尚未涉足村鎮銀行。缺乏基層網點的政策性銀行國開行較為積極，現有7家村鎮銀行。外資銀行中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發起設立了7家村鎮銀行，匯豐的積極可能更多是出于布局中國大陸的戰略考慮，而非看重村鎮銀行本身的盈利性。另外，匯豐系村鎮銀行無一例外都由匯豐獨資所有。城商行等區域性金融機構設立村鎮銀行的動機更多的是想實現跨區經營，擴大業務范圍，而且相當一部分機構和個人是看中了金融牌照這一稀缺資源。總體來看我國村鎮銀行發展良好，但增速太慢。

三、我國村鎮銀行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

村鎮銀行由于身處農村發展面臨著很多制約因素，如經營風險很大，抵押物不足，結算系統較為落后等，村鎮銀行在短短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一些特定的問題，筆者經過歸納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3.1 村鎮銀行并沒有真正深入農村金融市場，服務“三農”

根據《暫行規定》，“村鎮銀行”本質上屬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因此它與其他銀行類機構從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其是獨立的企業法人；以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為經營原則，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但“村鎮”一詞同時也刻畫了其設立區域、服務對象，即“在農村地區設立，主要為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由于農戶具有一些“天然弱點”：抵押物不足、農業弱質性隱含的還貸風險和非生產性借貸等，而且農業具有投資回報周期長、盈利能力有限、抗風險能力弱等缺點，所以歷來各種金融機構都不愿意與農民打交道，村鎮銀行成立之初，肯定會嚴格執行有關政策和法規，以服務“三農”為己任開展金融服務工作，但村鎮銀行在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實現“從一而終”的經營理念，它們會逐漸偏離服務“三農”和支持新農村建設的辦行宗旨，尋求新的市場定位。

從已經成立的村鎮銀行來看，大多將其總部設在各試點地區的行政中心所在地，周邊的金融和經濟環境理想，商貿較為發達。從客觀來看，其并未完全符合在金融服務空白地區布局的經營思路，村鎮銀行最終呈現“冠名村鎮，身處縣城”的格局。更有甚者，部分村鎮銀行沒有專注“高風險，高成本，低收益”的小額農貸業務，而將目光放在貸款金額比較大的小企業主及出口企業上，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設立村鎮銀行的政策初衷，如何在服務三農的政策目標的基礎上實現盈利是村鎮銀行持續發展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3.2 存貸比高位運行，警防流動性風險的發生

由于村鎮銀行是新開業的銀行，社會公信力比國字號銀行差，社會認知度比較低，所以村鎮銀行的吸儲能力很低，加之農村資金外流嚴重和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民，進一步限制了村鎮銀行資金的來源，而且村鎮銀行網點少，現代化手段缺乏，缺乏對農民存款的吸引力，村鎮銀行面臨可貸資金不足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服務“三農”的規模擴張；與吸存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村鎮銀行在貸款上卻頗具優勢，村鎮銀行是縣域內獨立的法人機構，決策流程短，從接受客戶申請到最終決定，至多只需三天左右。如果擔保抵押措施到位（如村鎮銀行認可的客戶提供保證擔保），客戶當天申請，當天就可貸款。這對縣域內資金需求具有明顯的短、小、急特點的小型企業、個體工商戶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這一問題導致了村鎮銀行的存貸比持續高位運行，銀監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已開業的172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中148家為村鎮銀行）吸收存款269億元，貸款余額181億元，存貸比為67%，低于75%的監管高限。但事實上，村鎮銀行的存貸比普遍高于75%。以吉林誠信村鎮銀行為例，該行2007年3月1日獲準開業后，截至2007年8月末貸款余額為1416萬元，存款余額617萬元，存貸比高達228.54%，而且存款多數來源于縣域企業[3]。存貸比過高，一方面反映了縣域貸款需求旺盛，村鎮銀行就地媒介資金能力很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村鎮銀行資金來源渠道有限。按照監管層的要求，銀行類金融機構存貸比不得突破75%的紅線。但出于對“三農”的支持，監管層對村鎮銀行有所放寬，要求其5年內逐步達標。持續的存貸比高位運行，村鎮銀行要特別注意流動性風險，一些村鎮銀行遠離母行（特別是城商行發起設立的村鎮銀行），而人民銀行在很多縣域沒有分支機構和金庫，緊急情況下外部支援能力有限。村鎮銀行總的存款規模小，要防范存款異動風險，一旦出現流動性危機，將對其聲譽帶來毀滅性打擊，使其吸收存款將更加困難。

3.3 控股模式單一，導致各方利益主體動力不足

《暫行規定》對產權結構的安排是：“村鎮銀行最大股東或惟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且持股不低于20%”，但大銀行在發起設立村鎮銀行時，一般都要求持股50%以上，要處于絕對控股股東地位。大中型銀行對設立村鎮銀行不積極主要源于兩個原因，一方面村鎮銀行投資回報周期長、盈利能力有限，不如擴張分支行、網點效益高；另一方面，村鎮銀行如果經營不善，出現問題，將對母銀行的聲譽和品牌造成傷害。此外，民營資本認為現有的產權結構安排下，民營資本股東的話語權太小，因而民營資本在短暫的熱情之后，對村鎮銀行漸漸采取觀望的態度，這對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農村金融改革也不利。

截止到2009年末，我國已有1300多家小額貸款公司[4]，這些貸款公司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銀監會規定的最大貸款量，業務擴張能力受到限制，因此轉型愿望比較強烈，但是銀監會發布的《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里面明確規定：“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為村鎮銀行必須有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主發起人。”這一規定意味著小額貸款公司要把自己的控制權轉讓給銀行，挫傷了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的積極性。當然銀監會堅持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最大股東必須是符合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慮：一是縣域及農村信用體系的現狀。現階段我國征信體系建設尚不完善，特別是在縣城以下廣大農村，征信體系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二是保護存款人利益的需要，三是確保村鎮銀行可持續發展。本文認為村鎮銀行能不能采用一種更加靈活的控股權結構將是能否在短時間內大量增加村鎮銀行的關鍵措施。

3.4 村鎮銀行結算系統孤立，成為網絡時代的“信息孤島”

部分村鎮銀行至今沒有單獨的行名行號，無法加入人民銀行的大小額實時支付系統，只能進行資金的手工清算，匯劃到賬速度較慢，不能滿足客戶快速、便捷的服務要求，而且容易出現差錯事故。由于村鎮銀行只是在縣城的一個孤零零的點（極少數開設了一兩個支行），村民存款、取款都必須要到網點來，讓客戶感到不便，缺乏對絕大多數農村居民的吸引力，任何一筆從外地匯入的款項都是跨行跨區，匯費昂貴，加之在鄉鎮沒有網點，取款不方便，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一般不會選擇村鎮銀行作為匯入行，村鎮銀行在匯兌業務上競爭不過農行、郵儲銀行、農信社。很多農村地區是典型的“打工經濟”，外出務工收入是當地經濟的支柱，村鎮銀行失掉這筆業務，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存款來源。此外，村鎮銀行的通存通兌沒有開通、銀行卡業務缺失，匯路不暢也是一個大問題。

3.5 經營方式創新化與經營觀念陳舊化的矛盾

傳統的經營方式在農村金融市場是沒有出路的，歷史表明村鎮銀行要想在農村市場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創新自己的經營方式，如創新貸款風險管理制度，創新貸款審批流程，創新具有農村特色、真正符合農村實際的金融產品等，但由于目前村鎮銀行的從業人員大都是農信社的老員工，在經營觀念上比較傳統；而且由于《暫行規定》中規定銀行金融機構必須是村鎮銀行的最大股東，這一點雖然保證了村鎮銀行在經營過程中的安全性，減少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但同時要防止大中型銀行的管理輸出，把村鎮銀行辦成母行的一個支行，使村鎮銀行失去決策流程短、經營機制靈活的先天優勢。

大中型銀行有成熟的風險管理制度、業務流程和企業文化，作為村鎮銀行的控股股東，很容易把自己的業務模式照搬過來，初期可能會減少成本費用，但國有銀行在農村的實踐表明，農村市場具有自身的特點，照搬成熟的商業銀行的客戶定位對象，業務決策流程，貸款還款方式在農村市場是沒有生存空間的，如何避免村鎮銀行走四大商業銀行的老路，如何使控股股東向村鎮銀行輸出經驗并使之適應縣域市場的特點是一大難題。

四、政策建議

農村金融問題是世界性的難題，四大國有銀行和農信社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奢望村鎮銀行一下子全部解決，但作為農村金融組織多元化的一種創新是需要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針對村鎮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對策：

4.1 明確客戶群體，加強政策扶持，增強村鎮銀行的盈利能力

村鎮銀行的成立初衷就是為了深化農村金融發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首先要確定自己的目標客戶群，有些學者認為根據農民當前的收入狀況大致上有三類: 一類是文化水平落后、無一技之長、生產要素欠缺、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處于溫飽水平以下。二類是正在脫貧致富的農民，已經實現溫飽，從事簡單的個體經營、種植業、漁業等。三類是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民，實現小康，從事規模化的經營活動（章芳芳，2008）。村鎮銀行扶持的主要對象應該是第一類和第二類農民。由于對象的特殊性，如何保持村鎮銀行的盈利能力是實現村鎮銀行可持續經營的前提，筆者認為國家在政策上應該給予一定的優惠，首先可以適當放松利率管制，允許村鎮銀行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貸款人的資信情況在央行基準利率的基礎上更大幅度的調整利率，放松村鎮銀行的貸款利率的浮動規模，一方面可以改善村鎮銀行盈利不佳的現狀，增加村鎮銀行的利息收入，改善村鎮銀行服務于“三農”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利率市場化一次非常有意義的試點；其次加大對村鎮銀行的稅收優惠和財政扶持力度，可以考慮以“先征后返”形式對村鎮銀行實施稅收優惠，使其享受與農村信用社同樣的稅率和扶持政策，同時建議適當降低村鎮銀行銀聯入網門檻，促進村鎮銀行加快發展銀行卡業務，實現資金周轉的良性循環。

針對村鎮銀行不“村鎮”的格局，銀監會的思路是實行“東西掛鉤、城鄉掛鉤”的雙掛鉤政策，即如果在全國百強縣（或大中城市轄內）設立1家村鎮銀行，必須在中西部地區設立2家村鎮銀行；在國定貧困縣設立1家村鎮銀行，可以在全國百強縣（或大中城市轄內）設立1家村鎮銀行。另外要保證村鎮銀行服務“三農”的方向，應該主要向國定貧困縣、老少邊窮地區投放牌照。

4.2 擴大村鎮銀行資金的來源，合理分配貸款去向 村鎮銀行資金來源匱乏是制約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如何提高村鎮銀行的信譽度，提高村鎮銀行的服務質量是吸引存款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農村地區本來資金就很匱乏，而且農信社、郵政儲蓄等金融機構導致大量農村資金外流，不利于農村地區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從城市抽水到農村，使“城市反哺農村”，解決村鎮銀行的吸存難，方案一是允許村鎮銀行總行設在地市級城市，但只能吸收存款，不能發放貸款，同時在縣域設立若干分支行，既吸收存款又發放貸款。當然村鎮銀行在城市里面能不能吸收到存款還需要進一步論證；方案二是推動大中型銀行設立“村鎮銀行事業部”，這一思路與銀監會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思路一脈相承，即在機構、人員、激勵機制上與銀行的其他業務分開，能夠把“三農”業務和城市業務適當區分開來，從而方便在內部管理上做出特殊的安排。其次，人民銀行可以考慮對村鎮銀行實行相對較低的差別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給予村鎮銀行一定再貸款的支持，建立村鎮銀行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機制，允許村鎮銀行進入現有的銀行之間的支付清算系統，堅持現有的商業銀行向經營狀況良好的村鎮銀行發放貸款的政策，引導資金像農村市場回流，擴大村鎮銀行的資金來源途徑。

在貸款去向方面，村鎮銀行應該努力堅持小額、分散的原則，提高貸款覆蓋面，防止貸款過度集中，減少村鎮銀行的風險，以吉林磐石融豐村鎮銀行為例[5]，截止到2008年9月已發放貸款782筆，貸款余額為2389萬元，其中單筆貸款最大金額為200萬元，貸款利率為6.27%，發放對象為非農民；單筆貸款最小金額為1000元，貸款利率為9.159%，發放對象為農民，數據顯示信貸資金過度集中，風險較大；而對農民發放的貸款金額較小，利率較高，[6]00萬元即使對一個國有商業銀行來說也是一筆數額不小的貸款，更何況對村鎮銀行這樣旨在為“三農”服務主要以小額貸款為主的小銀行了。

4.3 完善村鎮銀行的股權結構

允許村鎮銀行的股權結構多元化，如果銀行股權起到控股權作用，容易把村鎮銀行建成支行，因此深化村鎮銀行股權結構改革是提高村鎮銀行經營效率的有效途徑，其中一種理想的產權結構是發起銀行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吸收當地政府當二股東，兩者相加超過50%，然后再審慎地吸收分散的若干民營企業股東(鄧春宏，2010)。這種股權機構，發起銀行能以較少的出資金額實現對對村鎮銀行的控制，地方政府也有動力給予村鎮銀行更多實質性的扶持，并推動其切實為“三農”服務。同時，地方政府入股將有助于提高村鎮銀行的信譽度，部分解決吸收存款難的問題，民營股東則能幫助村鎮銀行迅速適應當地的經營環境，但是地方政府參與容易引起“尋租”行為和腐敗行為，導致村鎮銀行經營效率低下，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參與的積極性同時降低地方政府的權利是以后可以探討的問題。

另外一種方式是建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目前中國銀行正與淡馬錫控股公司合作準備成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村鎮銀行控股公司一旦成行，將以專業化、規模化的方式推進村鎮銀行的設立，并有望引進國際先進的微型金融運營經驗。由村鎮銀行控股公司發起設立數十至上百家村鎮銀行，可以實現規模效應，控股公司整體盈利能力可觀；其次，通過村鎮銀行控股公司的專業化經營和管理，適當引進國外先進的微型金融技術，可以提高村鎮銀行的管理水平；同時，在村鎮銀行控股公司模式下，村鎮銀行成為母銀行的“孫公司”，與直接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相比，即便個別村鎮銀行經營不善，對母銀行的品牌傷害也較小。

4.4 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

諾貝爾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為解決窮人的生活問題，解決窮人的貸款難問題萌生了創建村鎮銀行的想法和信念，而且在孟加拉國嚴峻的外部條件下頑強的生存了下來，并發展成為孟加拉國乃至全世界金融界的驕傲，可見金融機構是可以在農村地區生存并發展的，孟加拉國鄉村銀行在經營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貸款對象的準確定位，主要是農村地區的貧困婦女，完整的層級組織結構，其中5個人自愿組成一個借款小組，以6個小組為單位組成一個鄉村中心是鄉村銀行運行的基礎，獨特的小組擔保機制減少了信息不對稱，降低了違約概率，另外市場化的利率和寬松的還款期限也是他們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中借款小組和鄉村中心是可以在我們村鎮銀行進行試驗的，一些農村地區，民間金融機構存在一種只在“熟人圈”（通常親眷除外）私人放貸的現象。在“熟人圈”內，有足夠的了解和信任，且雙方的行為結果是可預期的，而且違約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這樣能很好地控制放貸風險。這種現象可稱之為“信用島”現象，因此農村地區信息不對稱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可以將將社區農民分成若干小組，由小組成員對其他人的借款承擔連帶責任，有時還有小組成員對某人的借款進行審議，對于及時還款者的下一筆借款給予利率等方面的優惠，從而形成了有效的監督和激勵機制。在借款小組的基礎上，可以由村里的干部或者威望比較高的人成立鄉村中心，由于他們對自己本村的情況比較熟悉，可以控制村鎮銀行的貸款風險。其中惠民村鎮銀行歷時三年探索出的“農村金融合作代理組織”制度就是對這一方法的實踐。因此，在大量、分散的“信用島”存在的情況下，如果村鎮銀行合理利用“農村族間”信息相對對稱這一特點，可以減低貸款違約概率。

五、結語

村鎮銀行主體明確，產權清晰，貸款審批機制靈活，為農村經濟和農戶提供了有效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支持；其較低和靈活的利率定價抑制了民間高利貸發展；而在許多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延伸的地區，更為農村提供了必需的基本金融服務。但村鎮銀行業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存在的問題，靠村鎮銀行完全解決農村地區的“金融抑制”是不現實的，同時農村的金融需求是多維度多層次的，在發展村鎮銀行的同時也要兼顧其他農村金融組織形式的發展，如：農村資金互助社、NGO小額信貸組織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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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策略研究.

[銀行保險] 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策略研究 張 浩

(新疆財經大學,新疆烏魯木齊830012 [摘 要]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是現代商業銀行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國際上銀行發展的戰略要點。我國商

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存在分業經營制約銀行中間業務發展,中間業務品種少,經營范圍較窄,產品市場營銷

不到位,缺乏專業人才,風險防范意識不足等問題。因此,加強中間業務管理,完善金融體制改革,開發新產品,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強化市場營銷,加大中間業務的人力資本投入,建立健全中間業務的風險管理機制,才能加快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拓寬收入渠道,培養商業銀行利潤的新增長點。

[關鍵詞]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策略選擇

[中圖分類號]F83013[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2880(201003-0126-0

2一、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概述

(一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定義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實施的《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對商業銀行、中間業務作了如下定義:“暫行規定所稱的商業銀行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設立的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等業務的銀行機構”,“本暫行規定所稱中間業務是指不構成商業銀行表內資產、表內負債,形成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業務。”

具體而言,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是指商業銀行不需向外借入資金和不必動用自己的資財,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源、市場信息和現代電訊技術與設備,替廣大客戶辦理各項收付,進行擔保和其他委托事項,提供各項金融服務,并收取手續費的中介業務。

(二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分類

中間業務由不構成商業銀行表內資產、表內負債,但形成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業務組成。主要分為九大類:支付結算類中間業務(包括支票、匯票和本票、銀行卡業務、代理類中間業務(分為代理政策性銀行業務、代理中國人民銀行業務、代理商業銀行業務等、擔保類中間業務、承諾類中間業務、交易類中間業務(其中分為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業務四類、基金托管業務、咨詢顧問類業務和其他類中間業務。

二、我國商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分業經營制約銀行中間業務開展

在金融混業經營制度尚未全面開展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經營傳統的資產、負債業務,中間業務被限定在有限的種類上。而與金融現代化相適應的知識密集型中間業務在我國卻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僅政策空間小,而且由于我國經濟金融體制的障礙,導致“買方”市場缺乏,交易主體和交易量非常有限,有些實際上已經處于禁止的狀態。如:信息咨詢、資產評估、理財業務以及

融資類業務等只占很小的比重;承諾類、租賃類、資產管

理類等一些手續費高、很有發展前途的中間業務剛剛起步,并且大部分處于低水平運做;投資銀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類中間業務幾乎是空白。然而,這些業務恰恰都是能夠為西方商業銀行帶來最主要的非利息收入的中間業務。雖然近年來我國在混業經營方面的監管有所松動,但是分業的大框架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中間業務的開展仍受到法律法規限制,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非常不利于我國商業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

(二中間業務品種少,經營范圍較窄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所從事的主要是傳統的中間業務,其經營范圍較窄,品種單調,并且缺乏特色,層次較低,創新能力不足,缺乏吸引力。主要集中在代收代付、結算、結售匯等籌資功能強、日常操作簡單的結算類、代理類等勞動密集型業務。而技術含量高、為市場提供智力服務并從中收取手續費的資信調查、資產評估、信息咨詢、個人理財、企業信用等級評估以及金融衍生類品種才剛剛起步,有的甚至還沒有開展。從收入來看,國外同業的中間業務收入一般占到收入的40%~50%,而我國銀行中間業務水平約為15%左右。

(三中間業務產品市場營銷不到位多年來,我國商業銀行一直將“大眾營銷”和“市場占領”作為其經營的重點。商業銀行設計出某種中間業務產品后,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將這種中間業務產品標準化,適合于一般大眾購買。新產品的推出一般需要大量的廣告宣傳,而且標準化的產品也很容易被其他銀行效仿。并且,由于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實行總分行制,各基層行的業務品種都是由總行統一推出,因此,各基層行缺乏對中間業務品種的自主制定權,使得其推出的大部分中間業務品種同一些地區的市場需求不相符,缺乏針對性。這顯然與金融需求日益多樣化的市場現狀相去甚遠。另外,國內商業銀行在推廣中間業務產品過程中缺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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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010年第3期總第189期黑龍江對外經貿

H LJ F 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 rade N o 13,2010Serial N o 1189 的促銷手段,被動地等待客戶上門,客戶對中間業務的辦理、收費等情況沒有及時了解,對新品種的認同度低。市場調查顯示,各家銀行只有兩三個業務品種能夠得到公眾的普遍認可,其他大多數品種公眾認同度低、開辦范圍小、使用局限多。

(四中間業務發展缺乏專業人才,服務手段落后

中間業務是建立在金融高科技基礎上的知識密集型業務,從某種意義上說,中間業務屬于高級服務的層面,因此中間業務的發展需要大批知識面廣、實踐經驗豐富、懂技術、會管理、能恪盡職守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處在

傳統金融服務與現代金融服務之間,實力較強的國有商業銀行基本上僅達到行業性、區域性聯網的初級階段。另外,我國商業銀行從業人員雖然大部分都具備了一定的學歷和專業知識,但精通法律、金融、計算機等多方面知識的復合型、綜合型人才相對缺乏,使得中間業務難以向縱深方向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束縛和制約了中間業務的發展規模和速度。

(五風險防范意識不足

中間業務是表外業務,出現的風險不能及時地在財務報表上真實反映,其風險具有潛在性和滯后性特點。中間業務品種較多,個性差異很大,其風險還具有多樣性和分散性的特點。特別要注意的是擔保類風險,根據《巴塞爾協議》,擔保類業務的信用轉換系數是100%的,也就是說,擔保類業務風險與貸款業務風險是一樣的,一旦擔保類業務所隱含的風險轉化成現實的風險,將會給銀行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我國的商業銀行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科學風險防范機制,這將不利于銀行的發展。

三、我國商業銀行加快發展中間業務的策略選擇(一加強中間業務管理,完善金融體制改革

由于我國金融業一直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模式,造成各商業銀行對中間業務的經營原則、經營范圍難以把握,完全由各行根據自己的理解實施,缺乏較為明確的發展戰略和完整的組織管理體系。因此,必須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加快中間業務發展的規劃和指導,不斷、適時地對相關的金融體制進行改革和完善,為國有商業銀行發展創新型的中間業務提供有利條件。從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業的發展均經歷了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的發展軌跡,混業經營是世界金融業的趨勢,只有在混業經營做好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開展中間業務創新,因此各商業銀行應盡快實現從“分業”向“混業”的轉變,實現與國際先進金融機構的快速接軌。

(二開發新產品,提高中間業務收入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經營重點是傳統的中間業務,這些業務耗費成本大,而收入低,針對這種情況,應積極開發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中間業務。例如,對于

咨詢類的中間業務,商業銀行一般是不收費的,商業銀行應改變經營策略,在這方面的中間業務收入是相當可觀的。理財類中間業務也是商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應側重的方面,代客理財,不占用自身的資金,風險相對較小,銀行不用投入大成本就可以獲得可觀的收益。類似于這樣的高附加值的中間業務是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主要方向。

(三強化市場營銷

首先,要深入調查市場需求、市場反應、同業動態、產品替代等問題,爭取推出市場反應強烈的產品。其次,要確定明確的營銷目標,采取有效的促銷手段。區分客戶是有效促銷的第一步,這一點可以借鑒香港的商業銀行,將客戶按在銀行的財富值來分類,可以分為富裕客戶、大眾富裕客戶、大眾客戶三大類。區分完客戶群體后,就可以采取不同策略,各個擊破。對于富裕客戶,與之建立以客戶經理為基礎的深入關系,對此類客戶可選擇信函寄送宣傳資料或上門服務的形式加強產品宣傳。在具體業務操作上,最大限度引導大眾客戶向低成本自動化渠道轉移,降低大眾客戶服務成本。配備專職的客戶經理,為高端客戶提供一對一的差別化服務。

(四加大中間業務的人力資本投入

中間業務的競爭,最終是人才的競爭。商業銀行要想在中間業務上取得長足發展,必須在這方面加大投入,通過對從業人員的培訓,加快其知識更新,優化專業人才的人員結構、知識結構,提升服務水準,提高中間業務的開發和競爭能力。商業銀行不僅要從思想上轉變對中間業務的看法,還必須從實際上付出行動,即要加大對中間業務的人力資本投入。因此,壯大中間業務隊伍,提高從業人員素質,適應業務發展需要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商業銀行可以利用自身的地域經濟以及行業優勢,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大力引進金融復合型高級人才。現在是國外金融危機嚴峻的時刻,這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來說是一場“人才及時雨”,商業銀行可以采取相應策略從中吸引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綜合素質強的人才隊伍。

(五建立健全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風險管理機制

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國際銀行界通行準則制定出切合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報表制度、業務發展激勵和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從業人員法規、政策、道德和業務技能的教育和培訓。同時,商業銀行要針對中間業務的特點,研究中間業務的風險識別標準,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完善風險監控體系。對不同特征的中間業務風險采取不同的辦法轉移、控制和化解,特別是涉及或有負債的中間業務監管,要與《巴塞爾協議》接軌,讓這些業務在報表中反映出來,約束其風險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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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浩: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策略研究

第五篇：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問題

民營企業發展的現狀

我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國民營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30%，在一些一般性競爭領域，更是超過了70%。乞至今日，以民間投資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格局已全面替代政府為主投資模式。與此同時，民營經濟為吸納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有資料表明，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中約有65%在民營企業實現了再就業。在地方經濟特別是縣域經濟中，民營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和納稅主體，而且，民營經濟越是發達的地區，例如浙江、江蘇、廣東等地，其經濟增長越快。民營經濟已經由所謂的“邊緣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1、總體實力增強，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上升。民營經濟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國民經濟增長做出新貢獻。廣義民營經濟2003年創造的增加值占GDP65%（其中外資經濟約占15%左右），2004年估計在66%左右。2004年1-9月，民營經濟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9.5%，比全社會工業增加值高出2.5個百分點，比國有經濟高出5.7個百分點；所占比重2003年1-9月為56.1%，2004年1-9月上升為57.3%，增加1.2個百分點。2004年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2969億元，同比增長38.28%，其中民營工業企業實現利潤8481億元，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比重為65.39%，同比增長35.61%。在這些企業中，集體企業實現利潤399億元，增長31.4%；股份制企業4338億元，增長39.3%；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2826億元，增長28.9%；私營企業918億元，增長42.5%。2004年1-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產品銷售收入13.23萬億元，同比增長32.8%，其中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實現8.14萬億元，所占比重為61.51%，同比增長37.1%。

2、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勞動力就業的重要渠道。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提供了再就業崗位，成為我國勞動力就業的重要渠道。民營經濟的新增就業量占全社會新增就業比重繼續上升，仍然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廣義民營經濟即不含國有及國有控股單位就業增長率2003年為1.47%，高出全社會0.53百分點；2004年民營經濟就業增長率將達到1.5%左右，高出全社會0.5百分點左右，其中私營企業就業量2004年上半年增長9.65%；2004年民營經濟中的個體私營經濟新增就業將超過600萬人。廣義民營經濟單位就業量（包括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就業比重2003年為90.8%，2004年將超過91%，其中民營經濟在第二、三產業的比重2003年為81.9%，2004年將超過82%。

3幅度有所回落，但占全社會比重仍然較大。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7.7%，2004年1-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7.7%，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9.9%，民營經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37.4%。民營經濟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2003年為61%，2004年1-9月民營經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42.4%，其中內資民營經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30.3%；民營經濟企業納稅總量快速增長，成為國家財力增加的重要力量。廣義民營經濟繳納的稅收占全社會稅收收入的比重2003年為66.5%。2004年1-9月份為71.1%，其中集體企業為

3.61%、股份公司與有限責任公司合計為31.27%、私營企業為7.46%、個體經營為4.46%，涉外企業為20.98%。全社會稅收收入的增長率2003年為20.4%，2004年1-9月為26.2%；國有經濟繳納的稅收增長率2003年為9.9%，2004年1-9月為14.8%；民營經濟繳納的稅收增長率2003年為20.6%，2004年1-9月增長率為31.1%，高于全社會近5個百分點；民營經濟出口額保持高速增長，是對外貿易的重要生力軍。廣義民營經濟出口占全社會出口的比重2003年1-9月為67.3%，2004年1-9月為73.6%；2003年全社會出口的增長率為34.6%，2004年1-9月為35.3%，廣義民營經濟出口增長率2003年1-9月為45.3%，2004年1-9月為48%，高于全社會12.7個百分點。

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盡管民營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既有體制、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困境，也有民營企業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弱點導致的發展瓶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客觀條件對民營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限制

1、行業準入受到限制。雖然政策規定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對民營企業的要求往往高于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明寬暗管”現象十分嚴重，即便是一些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行業，民間投資也很難進入。在融資、用地、收費等方面，民營經濟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國民待遇。

2、融資方面還不便利。難以從銀行借貸資金，也難以進入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進行直接融資，民營經濟在獲取資金的支持上一直處于相對不平衡的狀態。調查表明，國內民營企業在近年通過國有銀行和信用社系統融資的比例，始終沒有高于它們得到的資金的20%。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證明，民營企業的投資貸款根本沒有，銀行流動資金貸款中的99％都給了國企。當然這一數字或許有一定的水份，但民營企業獲得貸款的弱勢地位卻是普遍認可的。另外，由于股市融資存在“所有制”歧視，國家對民營企業嚴格上市條件和審核程序，民營企業很難通過這個渠道融資。

3．稅費負擔還有些不盡合理。據測算，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稅賦負擔率總體上比內資企業約低5個百分點。在一些領域，外資企業可以獲得免稅、減稅和緩稅等優惠政策，而民營企業則無權享受。

4、權益保障不夠，立法不夠完善。中國內地對公民的投資性資產沒有法律明文保護，《刑法》中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條款也顯不足，法律上對公民投資性資產的保護很模糊，促使私營企業主把資產轉向境外，導致資本外逃，不利于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