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位法官對公安案卷弱點的評判

一位法官對公安案卷弱點的評判(二)

辦理刑事案件，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線。那么，從法院審判案件的角度來看，公安機關偵查的刑事案件主要有哪些問題呢？我認為，確實有必要談一談法官的看法。

一、證據本身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

1、抓獲經過（或破案經過）

《抓獲經過》是偵查機關對于掌握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藏匿地點的線索，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地點、經過、方法以及是否存在自首、立功、坦白情節等的書面說明。

對于法官來講，《抓獲經過》是一份重要的證據，在辦案中必須審查。因為，犯罪嫌疑人歸案的過程往往涉及有無自首的問題，有無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從而構成立功的問題，有無主動交代公安機關還沒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從而構成坦白的問題，有無特情引誘的問題（如毒品案）。所以，《抓獲經過》對于法官來講是必須查明的，否則就無法作出準確、適當的判決。

司法實踐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抓獲經過》是不合格的。常見的問題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民警個人的名義出具《抓獲經過》。

在《抓獲經過》中，僅有民警自己的簽名，沒有偵破單位的公章。有的是巡警，有的是派出所警察，有的是一個民警簽名，有的是兩個民警簽名。從刑事訴訟法學理論來講，僅有個人簽名而沒有單位公章的《抓獲經過》屬于證人證言。既然是證人證言，就應當查明證人的身份，或者由辦案人員找他作筆錄，查明他的身份情況；或者叫他提供身份證或工作證，復印后裝訂到卷宗里。如果在簽名警察的身份都沒有查明的情況下，他所寫的《抓獲經過》是真是假又怎么去核實？而兩個民警同時在一份《抓獲經過》上簽名更不符合法律規定，這個抓獲經過連證人證言都不是，是一份不合格的證據。這種材料在法庭上遭到律師的質疑，也弄得檢察官很尷尬。審判長也沒辦法打圓場，只能要求檢察官向偵查機關核實后，將補充材料提交法庭質證。這也導致法院不得不第二次開庭。因此，我們建議在裝訂偵查卷宗前對證據材料進行審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第二、《抓獲經過》表述得過于籠統，關鍵的問題含糊其詞。

例如：我派出所民警“根據線索”在某某地點抓獲犯罪嫌疑人某某。“根據線索”是根據什么線索？線索是怎么來的？是線人舉報，群眾舉報，技術偵查手段獲悉，還是同案犯供述出來的？這樣的材料只有寫材料的人自己才看得懂。這樣模糊處理之后，最終還是被檢察官或法官找上門，要求補充說明。

當然，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依*技術偵查手段、線人或特情提供線索，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點，從保密的角度又不便將這些問題寫得太具體。但是，既然作為一份證據，就必須寫得讓法官能看得懂。

例如，在破案過程中，偵查機關通過調取死者的通話清單確定張某有重大嫌疑，于是對張某的電話進行監控，并確定了他的方位，偵查人員隨即趕往該地將張某抓獲。從保密的角度來講，這些關于技術偵查的細節是不能寫的。因為，這份證據要在法庭上宣讀、出示，要進行質證，寫得太具體就會泄漏偵查機密。但是，可以換一種方式寫。例如：偵查機關通過技術偵查手段獲悉張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獲悉張某躲藏在某地，于是偵查人員趕往該地將張某抓獲。同時，在卷宗里附有當事人電話的通話清單。這樣，法官一看就明白。即使不放心，還可以打個電話核實一下。這樣處理，即把破案線索寫清楚了，也沒有泄漏偵查機密。而對于特情舉報或群眾舉報的，就應寫明根據特情舉報或群眾舉報掌握了犯罪線索或犯罪嫌疑人藏匿地點的線索。

實踐中，有的偵查人員有顧慮，連“技術偵查手段”這幾個字都不愿寫，擔心泄密。但是，“技術偵查手段”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樣的技術？從字面上誰也得不出準確的結論。如果連這幾個字都不寫，這種證據材料連法官都看不懂，你讓法官怎么判？有的偵查人員說：我們可以給法官作口頭解釋？那么，中級法院的法官你解釋了，高級法院的法官呢？最高法院的法官呢？今年你解釋了，明年你退休了，后年你出國了，怎么找你解釋？而且，你的口頭解釋根本就不是證據，也沒法保存，法官怎么根據這種口頭解釋去判案？

第三、在多人多次犯罪的情況下，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出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存在坦白或自首，但《抓獲經過》中沒有寫明。少數偵查人員只重視查明犯罪事實，在犯罪嫌疑人沒作供述的情況下，煞費苦心地進行思想政策教育，鼓勵他們主動交代犯罪事實。但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之后，對于他們坦白、自首的情況又不書面說明，這對犯罪嫌疑人是不公平的。本來當初寫起來很容易的，但是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法官找上門時，有的偵查人員對當初的情況也記不清了，然后再翻卷宗一單一單地核對，費時費力。

我們認為，抓獲經過所反映的情況也是整個案件事實的一部分。抓獲經過不清楚，也就是部分事實不清。偵查人員將案件一移送給檢察院起訴就結了案，而法官一天不查清破案線索，一天就不敢判決，勉強判了也過不了二審關，也有可能被改判或發回重審。負責任的法官對這個問題不查清楚是不會放過的，尤其是死刑案件。到頭來偵查人員還得寫一個補充說明，弄得大家都麻煩。所以，還希望公安機關對這個問題給予重視，妥善處理這個始終回避不了的問題。

2、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1）連續訊問的問題。

在個別案件中，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連續訊問。從筆錄記載的時間上看，有的一次訊問時間過長；有的多份訊問筆錄，上次訊問與下次訊問間隔的時間很短，幾分鐘，或者十幾分鐘，連續起來訊問的時間有的超過24小時。結果在法庭上被告人辯稱公安人員不讓他睡覺，對他逼供；或者說公安不給他飯吃，不讓他上廁所。律師也以此辯護稱公安刑訊逼供，并認為這些證據是非法取得，要求法庭不要把這些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這一問題確實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果查證屬實，將直接導致該部分訊問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因取證違法）。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也多次向偵查人員核實過。結果發現，在較長時間訊問過程中，一般都給犯罪嫌疑人安排了吃飯、飲水、上廁所的時間，但在筆錄中沒有記載。我們將被告人和律師的意見向偵查人員反饋后，他們都覺得自己很委屈，也向我們訴說了在審訊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是如何進行人性關懷的。但是，我要說，既然做了那么多人性關懷的工作，在審訊筆錄中為什么不寫出來？為什么要給人留下把柄？所以，我建議，在一次較長時間的訊問過程中，偵查人員要將安排休息的情況寫上去，如：“現在休息30分鐘”。接著訊問時，再寫一句“繼續訊問”。而對于多次訊問的，從筆錄上看，起碼沒有剝奪犯罪嫌疑人睡覺的權利。

（2）記錄不準的問題

有的偵查人員作筆錄時記錄不準，事后也沒核對，結果詞不達意，甚至錯誤。例如，在一起故意傷害犯罪中，有多人參與實施犯罪行為，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他用腳踢了被害人的腿一下。但是，在筆錄上寫成：“我用腿踢了被害人的腳一下”。

要避免這些問題，應當在記錄之后核對一遍。當時來不及核對的，事后核對。確有錯誤的，找被訊問人或被詢問人更正。

（3）方言（白話）的問題

在偵查卷宗中，在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用白話（方言）記錄的情況比較普遍。對于有些內容，不會講白話的人從字面上就很難看得懂。例如：“傾解”、“揾食”、“插頭”、“奔舟”……

目前，公檢法部門分配來的和調來的外省干警越來越多。我們所作的訊問筆錄或詢問筆錄要報送到檢察院、法院，有的要送到省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我們所作的記錄不僅自己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讓別人看得懂。所以，我們建議偵查人員重視這個問題，盡量避免用白話記錄。確實需要用白話記錄原話的，要在后面括號內用普通話注明。

3、現場勘驗筆錄

（1）沒有見證人在場的問題。在進行現場勘驗的時候，為了保證現場勘驗的客觀性，應當邀請兩名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公民作見證人。但是，司法實踐中，個別案件只有勘驗的人員，而沒有見證人。

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一輛大貨車（長板拖車）將騎單車的兩人（一輛單車）撞死 了，大貨車逃匿，尾隨大貨車一輛汽車的司機看到在大貨車通過后有兩人及單車倒地，即追趕大貨車，并記下了車牌號，之后報警。后來警察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大貨車及肇事司機，將該車扣押。交警沒有在在肇事車輛停放地進行勘查，而是將車開到交警部門的停車場，并由技術人員在該停車場對該車上的痕跡進行了檢驗并提取了檢材，之后對該檢材進行鑒定。鑒定結果證明，大貨車車頭提取的檢材與被害人所騎單車上的油漆一致。但是，對于勘查的程序問題，律師提出，公安的勘查活動違法，因為沒有見證人，并由此對該勘驗活動的客觀性以及鑒定結果的真實性質疑。

（2）部分參加勘查的人員沒簽名或者代簽名的問題。

我們發現個別案件存在參加勘查的人員只有一人簽名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法庭質證的過程中被律師提出，結果搞得公訴人很被動。公訴人隨后找勘查人員核實，查明這些人員確實參加了勘查，但因為工作太忙，在勘查筆錄打印出來后，沒有跟進簽名。偵查機關后來作了一份補充說明，勉強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另外，我們還發現，在個別案件中有代簽名的問題。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的現場勘查筆錄中一名偵查員代另一偵查員簽名。而辯護律師是檢察官出身，看問題也很透徹，在法庭上就提出了這一問題。經法官核對，發現其中一名偵查人員在現場勘查筆錄上的簽名與現場圖等處的簽名截然不同。經二審法院核實，被代簽名的偵查人員確實參與了現場勘查。這個案件因為程序上的錯誤太多，被我們發回重審。

（3）照片特寫的問題。

在現場勘查中，對于認定案件事實有重大關系的證據沒有特寫，或特寫的效果不好。例如，在現場發現的被害人的證件，作案的兇器，現場的血指印等與案件有重大關系的物品或痕跡，在拍照時盡量放大，起碼放大到讓法官能夠看得清楚。

有一起故意殺人案，在案發現場的出租屋內提取了被害人的身份證、暫住證、就業證等證件，但證件沒有隨案移送，在拍照后打印出來裝訂入卷的照片又太小，結果連身份證號碼都很模糊。

（4）提取物證、書證的問題

在現場勘查過程中，發現與案件有關的物證、書證、痕跡，應當在勘查記錄中寫明發現的地點、數量、簡單特征等。但是，在少數案件中，現場勘查記錄中并沒有某個物品，而在扣押清單有這個物品；現場勘查記錄中并沒有某個痕跡，但又有對該痕跡進行鑒定的結論。這些證據成了無源之水，到底該不該作為定案的依據，確實讓法官為難。

4、鑒定結論

（1）傷殘等級鑒定。

有不少重傷案件，在鑒定結論中只鑒定被害人的傷情屬重傷，但對于傷殘的等級沒有評定。我們也向偵查機關了解過，這其中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鑒定時，被害人的傷還沒痊愈，無法作出準確的傷殘等級鑒定；二是準備評殘時，找不到被害人；三是工作沒有跟上，案件移交后就沒有做。

我們認為，認定被害人的傷情屬重傷，僅僅確定了量刑的大概的幅度，法官難以準確把握量刑的尺度。傷殘等級共有10級，1級、2級傷殘和9級、10級傷殘相差很大，致人1、2級傷殘可能判到死刑、死緩、無期，致人9、10級傷殘可能判到3、4年或5、6年，可以說是天地之別。如果偵查機關沒有評殘，法官在量刑時只能結合法醫鑒定、住院記錄等所反映出來的傷情，然后再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進行量刑，其結果可能出現量刑與危害后果有一定的偏差，可能會讓被告人揀了便宜，最終的社會效果也不會好。

所以，從準確、有效打擊犯罪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要盡可能地對被害人的傷殘等級進行評定。

（2）毒品成分鑒定我們發現少數案件中，繳獲了多塊或多包毒品，但偵查機關僅對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少部分進行取樣鑒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律師和被告人提出異議后，檢察院責成偵查機關再作鑒定，導致偵查機關補作業，也導致法院第二次開庭質證，浪費人力物力。對此，我們認為，對于繳獲的多塊或多包毒品，均應進行取樣鑒定，以排除疑點。

（3）毒品含量鑒定

實踐中，毒品案件做含量鑒定的很少。但是，毒品的數量較大、價格顯然偏低的，可能存在摻雜的情況，如不對含量鑒定，可能的被告人量刑不公。對于毒品數量巨大（如幾百克，幾千克甚至幾十公斤、上百公斤的），可能判處三大刑（無期、死緩、死即）的，確有必要進行含量鑒定，不然的話真有可能罪與刑不相適應。例如，我們辦理的一件販毒案，毒品1000多克，但價格較低，我們發現后，要求公安機關鑒定含量，結果證明含量只有百分之二點多。實踐中，部分偵查人員對毒品含量鑒定有抵觸情緒，理由是《刑法》第357條第二款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我們也明白法律規定的含義，也并不是要求公安機關對所有的毒品進行含量鑒定，而是說對于毒品價格明顯偏低或毒品的數量巨大的應當做含量鑒定。如果疑點不能排除，法官在量刑時有理由留有余地，對被告人從輕判處。實踐中，有的案件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數量達到三、四百克甚至上千克就沒有判到死即、死緩。對于這樣的判決，有的偵查人員不理解，甚至懷疑其中存在“貓膩”。其實，根本的原因不是存在貓膩，而是偵查工作做得不夠細致，等于把一鍋夾生飯端給法官吃，這個時候法官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輕判是有道理的。一審法官如果完全按照數量判決了，也過不了二審關。如果判處死即，更過不了最高法院這一關。

二、在搜集證據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應當搜集的證據而沒搜集

（1）痕跡（血跡、指紋等）的提取和鑒定我們發現在不少案件中，犯罪現場有血跡，或提取的作案工具、或者犯罪嫌疑人衣服上有血跡。但是，我們翻遍所有的案卷材料，就是找不到對血跡的鑒定材料。另外，對于提取的作案工具，例如刀、鐵水管等，也沒有提取指紋進行鑒定。對于這種情況，我們也調查過，得知在犯罪嫌疑人認罪，或者目擊證人較多的情況下，偵查人員認為證據已經夠了，可以結案了，所以也就麻痹大意，工作也沒有做那么細致。但是，犯罪嫌疑人認罪了還可能翻供，還有可能為別人包攬罪責；目擊證人雖然較多，但打斗的場面一般比較混亂，也有可能看錯，而且一些所謂的目擊證人還參與了打斗，是污點證人。所以，過分地相信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和目擊證人的證言，往往很難辦成“鐵案”。為此，我們建議，對發現的可以痕跡要盡可能地進行鑒定；對于作案工具上的指紋要盡可能地提取并進行鑒定；確實提取不到的，或提取的指紋不完整而難以鑒定的，或提取的指紋與犯罪嫌疑人不符的，就寫一份說明并附卷。

（2）通話清單和電話開戶登記資料的查詢

在毒品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利用電話進行毒品交易；在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搶劫致人死亡等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或者在作案前與被害人有過電話聯系，或者在作案前通過電話與他人密謀犯罪或糾合他人參與犯罪，或者作案后拿走被害人的手機并適用。這些種類的案件，通話清單和電話客戶登記資料在破案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沒有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在“無頭案”中，很多都是通過查詢通話清單和電話開戶登記資料掌握到被害人生前的活動情況，并鎖定犯罪嫌疑人的。

例如，被告人吳某某強奸、殺人一案中，吳某某與被害人樊某某在聽課時（銷售安利產品）認識，半個月后的一天，被害人打電話給被告人，要借100塊錢，叫被告人送到被害人的住處。被告人送到以后與被害人親熱，之后提出要和被害人發生性關系，被害人不同意，被告人就強行脫被害人的褲子，并掏出自己的生殖器要強奸，被害人反抗并叫喊，被告人害怕罪行敗露就卡被害人的脖子（數分鐘）直至被害人死亡。在此期間，被告人在被害人的外陰部射了精。被告人作案后，偽造被害人自然死亡的現場，將被害人的小靈通上與他通話的記錄刪除后放到被害人的手上。偵查機關通過查詢通話記錄確定吳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將其抓獲，吳對上述犯罪事實作了供認。經過鑒定，現場紙巾上精斑的基因型與吳某某血液的基因型一致。吳的供述與現場的情況、法醫鑒定等能相互印證。在這個案件中，被告人在偵查機關是認罪的，他對于犯罪的時間、地點、犯罪的動機、作案手段、作案后擦掉精液、刪除被害人與他的通話記錄、偽造現場等情節供述得非常全面、具體、清晰。這個案件定罪沒有問題，但是證據沒有達到很扎實的程度，其中缺少了通話清單和電話開戶資料。導致在案發前的一些事實，例如被害人提出借錢，被告人送錢到被害人的出租屋，這些只有被告人一個人的供述。關鍵的問題是，被告人作案前的幾十分鐘左右確實與被害人通過話，而且是被害人生前最后的通話。如果提取的通話清單和電話開戶資料與被告人的供述一致，我們有理由相信被告人的供述是真實的。由于偵查機關沒有做到，在有些事實、有些環節上證據相對單薄一些，所以我們量刑時也只能留有一定的余地，最后判了他死緩。如果提取了通話清單和電話客戶登記資料，法院對他量刑時把握會更大一些，底氣會更足一些。

實踐中我們發現，部分偵查人員甚至有的領導對于通話清單的保密性過于敏感。好象通話清單在法庭上一出示，被告人就明白了公安破案的手法，這樣就提醒了被告人，泄漏了偵查機密，以后再沒法用這種辦法破案了。其實，從密級來講，通話清單并不屬于秘密材料，更談不機密。因為，機主只要提供身份證就能從電信部門調取。請問，有哪一種秘密或機密文件公民個人憑身份證可以調取的？沒有一個。再者，通話記錄本身只反映通話的情況，并沒有顯示公安破案的手法。至于說怕被告人從中明白了破案手法，這種擔心也過時了，你抓到他了，他猜不到嗎？一個監倉幾十個人就沒有一個人明白的嗎？沒有一個人給他點撥的嗎？電視上經常演的有的人利用手機通風報信或指揮犯罪，然后將卡毀掉，這些東西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所以，我們認為，為把案件辦成鐵案，應該盡可能地提供對定案有價值的證據。不要因為過分擔心泄密而將有些 證據收藏起來，將一個鐵案變成一鍋夾生飯。

（3）戶籍資料

在大案、要案方面，尤其是可能判處無期以上的案件，偵查人員比較注重戶籍資料。但是對于屬于基層法院管轄的一審案件，有不少案件只有一封掛號信的存根，沒有下文。而經過法院發函查詢，對方判處所一般都給予了回復。實踐中，我們也發現過確實有被告人冒用他人名字并導致法院判決出現搞錯被告人姓名的問題。所以，還希望偵查機關在起訴前盡量把犯罪嫌疑人的戶籍情況核實清楚，盡量避免帶病起訴。如果發函兩次后，對方戶籍機關沒有回復的話，可按自報姓名來處理。

（4）前科材料

偵查人員對于犯罪嫌疑人前科材料中的的裁判文書的搜集一般都比較重視，但對于犯罪嫌疑人被釋放的材料的搜集往往重視不夠，不少案件只有判決的材料，沒有釋放的材料。由于被告人在服刑期間，往往存在減刑的情況，導致實際被釋放的日期與當初判決書上的終止日期不一致。而被告人是否累犯還得以實際釋放的日期為準進行計算，這樣就導致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屬累犯的問題認定不準，影響了起訴的質量。法官遇到這種情況還得要求公訴人補充，或者法官自己調查核實，最后影響了審判效率的提高。

（5）贓車的登記資料

在辦案中，偵查人員如果發現犯罪嫌疑人駕駛的車輛是借他人的，或者是偷的、搶的，在查明后就發還給車主，這一做法是正確的。但是，對于一些車輛需要法院處理的車輛，偵查機關沒有提供車輛的登記資料。對于這種情況，法院一般不作處理，因為錯判的風險很大。所以，我建議公安機關，對于需要法院處理的贓車，公安機關都要提供車輛的登記資料。

2、已經搜集到的證據不裝訂入卷或隨案移送

在一些案件中，偵查人員在犯罪現場發現了一些書信、被害人或被告人的證件等，但這些證件沒有附卷，也沒有移送。例如，被告人吳某某故意殺人案（殺害她的前男友黃某），吳在她的出租屋內應她前男友黃某的要求用繩索將黃勒死，第二天她又回到該出租屋，寫了一封信，描述了她殺害男友的原因、經過、作案手段等。偵查人員將這封信送交鑒定部門進行了筆跡鑒定，在卷宗里見到了書信的照片、筆跡鑒定結論，但就是找不到這封信的原件。這封信最后都不知去了哪里。檢察官也問過偵查人員，但最后還是沒找到。

再如，被告人李某某嫖娼后因嫖資問題將明某某殺害一案，偵查人員在案發現場的出租屋內發現了被害人的身份證、暫住證、就業證等，并在現場勘查時給證件拍了照。這些證件是確認被害人身份的重要證據，但是，這些證件即沒有訂入卷宗，也沒有移交給檢察院、法院，最后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三、在防止翻供的方面存在的問題

在各區法院辦理的刑事案件中，有視聽資料的占10％左右、中級法院辦理的刑事案件中，有視聽資料的占30％左右。

在審判工作中我們發現，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供認了犯罪事實，但偵查人員沒有及時錄像以固定證據。殊不知，犯罪嫌疑人在你面前認罪了，進了看守所之后，經過同倉的指點，有可能翻供，在偵查工作的后期就和能全部翻供或避重就輕部分翻供。在法庭審理時，我們發現，全部翻供或部分翻供的被告人超過50％。當檢察官或法官問被告人在法庭的供述與他在公安機關的供述為什么不一致的時候，他們回答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警察打我，警察不讓我睡覺，我沒有辦法才照他們的意思說的；（占大多數）

第二、警察做的訊問筆錄不讓我看就叫我簽名，我根本不是那樣說的；

第三、警察誘騙我，他們說我的問題不嚴重，只要我把問題說清楚了就放我；

第四、對于親筆供詞，少數被告人說：是警察寫好材料，叫我抄的。從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翻供的心態很復雜，很多是受到同倉人員的指點而翻供，有的是在同一部車輛押解的過程中串供，有的是怕承擔嚴重的法律后果而翻供。在偵查工作中，不要輕易相信被告人老實，不要輕易相信他不會翻供。從我們遇到的案例來看，有的投案自首的被告人在法庭上還翻了供。所以，我們建議對被告人訊問時，尤其是他開口供認時，及時進行錄像，以固定證據，并將證據隨案移送。

例如，楊俊國殺人、強奸、搶劫、放火案就是一個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成功案例。具體情況如下：

2001年4月21日 晚上11時許，楊俊國攜帶手電筒竄到順德杏壇鎮雁園村雁園大路主帥橫巷十號住宅（他在該住宅挖過幾天樹）外伺機盜竊作案。次日凌晨1時許，楊俊國見被害人麥麗霜及其子陳劍飛、陳穩飛已進房睡覺一個小時，估計已經睡熟，便拉開庭院的鐵閘門潛入院內，用木條伸入百葉窗間隙挑開廳門門栓，潛入臥室，盜得人民幣600元。這時，楊見床上的麥麗霜動了一下，以為麥醒來，便到院外拾起一塊紅磚，朝麥麗霜、陳穩飛、陳劍飛頭面部猛擊。后又強奸了麥麗霜。楊恐怕三被害人醒來認出自己，便生殺人惡念，用磚頭朝被害人頭面部猛擊數下，并用水果刀砍切三被害人頸部，致三被害人當場死亡。為破壞現場，毀滅罪證，楊俊國用打火機點燃臥室房的衣服后逃離現場。

開庭時，公訴人宣讀楊俊國的供述，楊否認他說過那樣的話。還說公安找了一個四川人模仿他的口音進行錄音。在這種情況下，審判長要求公訴人先出示視聽資料。在當庭播放了楊供述和到現場進行辨認的錄像帶之后，楊象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再也不狡辯了，對之后出示的證據都表示沒有意見。在這個案件中，視聽資料在開庭時起了關鍵的作用，也正是有了視聽資料，才有效地防止了被告人翻供，才使該案成為真正的鐵案。

四、對于物證或贓款、贓物的處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不該發還的證據而發還在個別案件中，偵查物證還沒有提取所需要的證據的情況下被偵查人員發還了。當法官發現這一問題后，偵查人員再找被害人家屬索回物證進行補充提取相關證據，最后被律師質疑程序合法性、內容的真實性。

例如，在一起故意殺人案件中，被害人被人殺死，現場沒有目擊證人。在犯罪現場的地上發現一部帶血的手機，偵查人員查明手機是被害人的，于是發還。但是，手機上有血跡，如果是被告人的血，就證明被告人在犯罪現場留下血跡，這就是證明他犯罪的證據之一。如果手機是被告人的，也證明被告人可能去過犯罪現場，這也是證明他犯罪的證據之一。但是，偵查人員在沒有對血跡進行鑒定的情況下，在沒有對手機信息內容（手機內有被害人哥哥發給被害人的短信）提取的情況下就將手機發還。結果現場勘查時發現的一部手機成了一個疑點，法官不得不要求偵查機關將手機追回，以排除疑點。

（來源：西部警察信息網）

第二篇：一位法官對公安案卷弱點的評判(一)

一位法官對公安案卷弱點的評判(一)

辦理刑事案件，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線。那么，從法院審判案件的角度來看，公安機關偵查的刑事案件主要有哪些問題呢？我認為，確實有必要談一談法官的看法。

一、證據本身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

1、抓獲經過（或破案經過）

《抓獲經過》是偵查機關對于掌握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藏匿地點的線索，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地點、經過、方法以及是否存在自首、立功、坦白情節等的書面說明。

對于法官來講，《抓獲經過》是一份重要的證據，在辦案中必須審查。因為，犯罪嫌疑人歸案的過程往往涉及有無自首的問題，有無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從而構成立功的問題，有無主動交代公安機關還沒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從而構成坦白的問題，有無特情引誘的問題（如毒品案）。所以，《抓獲經過》對于法官來講是必須查明的，否則就無法作出準確、適當的判決。

司法實踐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抓獲經過》是不合格的。常見的問題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民警個人的名義出具《抓獲經過》。

在《抓獲經過》中，僅有民警自己的簽名，沒有偵破單位的公章。有的是巡警，有的是派出所警察，有的是一個民警簽名，有的是兩個民警簽名。從刑事訴訟法學理論來講，僅有個人簽名而沒有單位公章的《抓獲經過》屬于證人證言。既然是證人證言，就應當查明證人的身份，或者由辦案人員找他作筆錄，查明他的身份情況；或者叫他提供身份證或工作證，復印后裝訂到卷宗里。如果在簽名警察的身份都沒有查明的情況下，他所寫的《抓獲經過》是真是假又怎么去核實？而兩個民警同時在一份《抓獲經過》上簽名更不符合法律規定，這個抓獲經過連證人證言都不是，是一份不合格的證據。這種材料在法庭上遭到律師的質疑，也弄得檢察官很尷尬。審判長也沒辦法打圓場，只能要求檢察官向偵查機關核實后，將補充材料提交法庭質證。這也導致法院不得不第二次開庭。因此，我們建議在裝訂偵查卷宗前對證據材料進行審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第二、《抓獲經過》表述得過于籠統，關鍵的問題含糊其詞。

例如：我派出所民警“根據線索”在某某地點抓獲犯罪嫌疑人某某。“根據線索”是根據什么線索？線索是怎么來的？是線人舉報，群眾舉報，技術偵查手段獲悉，還是同案犯供述出來的？這樣的材料只有寫材料的人自己才看得懂。這樣模糊處理之后，最終還是被檢察官或法官找上門，要求補充說明。

當然，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依*技術偵查手段、線人或特情提供線索，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點，從保密的角度又不便將這些問題寫得太具體。但是，既然作為一份證據，就必須寫得讓法官能看得懂。

例如，在破案過程中，偵查機關通過調取死者的通話清單確定張某有重大嫌疑，于是對張某的電話進行監控，并確定了他的方位，偵查人員隨即趕往該地將張某抓獲。從保密的角度來講，這些關于技術偵查的細節是不能寫的。因為，這份證據要在法庭上宣讀、出示，要進行質證，寫得太具體就會泄漏偵查機密。但是，可以換一種方式寫。例如：偵查機關通過技術偵查手段獲悉張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獲悉張某躲藏在某地，于是偵查人員趕往該地將張某抓獲。同時，在卷宗里附有當事人電話的通話清單。這樣，法官一看就明白。即使不放心，還可以打個電話核實一下。這樣處理，即把破案線索寫清楚了，也沒有泄漏偵查機密。而對于特情舉報或群眾舉報的，就應寫明根據特情舉報或群眾舉報掌握了犯罪線索或犯罪嫌疑人藏匿地點的線索。

實踐中，有的偵查人員有顧慮，連“技術偵查手段”這幾個字都不愿寫，擔心泄密。但是，“技術偵查手段”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樣的技術？從字面上誰也得不出準確的結論。如果連這幾個字都不寫，這種證據材料連法官都看不懂，你讓法官怎么判？有的偵查人員說：我們可以給法官作口頭解釋？那么，中級法院的法官你解釋了，高級法院的法官呢？最高法院的法官呢？今年你解釋了，明年你退休了，后年你出國了，怎么找你解釋？而且，你的口頭解釋根本就不是證據，也沒法保存，法官怎么根據這種口頭解釋去判案？

第三、在多人多次犯罪的情況下，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出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存在坦白或自首，但《抓獲經過》中沒有寫明。少數偵查人員只重視查明犯罪事實，在犯罪嫌疑人沒作供述的情況下，煞費苦心地進行思想政策教育，鼓勵他們主動交代犯罪事實。但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之后，對于他們坦白、自首的情況又不書面說明，這對犯罪嫌疑人是不公平的。本來當初寫起來很容易的，但是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法官找上門時，有的偵查人員對當初的情況也記不清了，然后再翻卷宗一單一單地核對，費時費力。

我們認為，抓獲經過所反映的情況也是整個案件事實的一部分。抓獲經過不清楚，也就是部分事實不清。偵查人員將案件一移送給檢察院起訴就結了案，而法官一天不查清破案線索，一天就不敢判決，勉強判了也過不了二審關，也有可能被改判或發回重審。負責任的法官對這個問題不查清楚是不會放過的，尤其是死刑案件。到頭來偵查人員還得寫一個補充說明，弄得大家都麻煩。所以，還希望公安機關對這個問題給予重視，妥善處理這個始終回避不了的問題。

2、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1）連續訊問的問題。

在個別案件中，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連續訊問。從筆錄記載的時間上看，有的一次訊問時間過長；有的多份訊問筆錄，上次訊問與下次訊問間隔的時間很短，幾分鐘，或者十幾分鐘，連續起來訊問的時間有的超過24小時。結果在法庭上被告人辯稱公安人員不讓他睡覺，對他逼供；或者說公安不給他飯吃，不讓他上廁所。律師也以此辯護稱公安刑訊逼供，并認為這些證據是非法取得，要求法庭不要把這些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這一問題確實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果查證屬實，將直接導致該部分訊問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因取證違法）。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也多次向偵查人員核實過。結果發現，在較長時間訊問過程中，一般都給犯罪嫌疑人安排了吃飯、飲水、上廁所的時間，但在筆錄中沒有記載。我們將被告人和律師的意見向偵查人員反饋后，他們都覺得自己很委屈，也向我們訴說了在審訊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是如何進行人性關懷的。但是，我要說，既然做了那么多人性關懷的工作，在審訊筆錄中為什么不寫出來？為什么要給人留下把柄？所以，我建議，在一次較長時間的訊問過程中，偵查人員要將安排休息的情況寫上去，如：“現在休息30分鐘”。接著訊問時，再寫一句“繼續訊問”。而對于多次訊問的，從筆錄上看，起碼沒有剝奪犯罪嫌疑人睡覺的權利。

（2）記錄不準的問題

有的偵查人員作筆錄時記錄不準，事后也沒核對，結果詞不達意，甚至錯誤。例如，在一起故意傷害犯罪中，有多人參與實施犯罪行為，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他用腳踢了被害人的腿一下。但是，在筆錄上寫成：“我用腿踢了被害人的腳一下”。

要避免這些問題，應當在記錄之后核對一遍。當時來不及核對的，事后核對。確有錯誤的，找被訊問人或被詢問人更正。

（3）方言（白話）的問題

在偵查卷宗中，在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用白話（方言）記錄的情況比較普遍。對于有些內容，不會講白話的人從字面上就很難看得懂。例如：“傾解”、“揾食”、“插頭”、“奔舟”……

目前，公檢法部門分配來的和調來的外省干警越來越多。我們所作的訊問筆錄或詢問筆錄要報送到檢察院、法院，有的要送到省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我們所作的記錄不僅自己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讓別人看得懂。所以，我們建議偵查人員重視這個問題，盡量避免用白話記錄。確實需要用白話記錄原話的，要在后面括號內用普通話注明。

3、現場勘驗筆錄

（1）沒有見證人在場的問題。在進行現場勘驗的時候，為了保證現場勘驗的客觀性，應當邀請兩名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公民作見證人。但是，司法實踐中，個別案件只有勘驗的人員，而沒有見證人。

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一輛大貨車（長板拖車）將騎單車的兩人（一輛單車）撞死了，大貨車逃匿，尾隨大貨車一輛汽車的司機看到在大貨車通過后有兩人及單車倒地，即追趕大貨車，并記下了車牌號，之后報警。后來警察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大貨車及肇事司機，將該車扣押。交警沒有在在肇事車輛停放地進行勘查，而是將車開到交警部門的停車場，并由技術人員在該停車場對該車上的痕跡進行了檢驗并提取了檢材，之后對該檢材進行鑒定。鑒定結果證明，大貨車車頭提取的檢材與被害人所騎單車上的油漆一致。但是，對于勘查的程序問題，律師提出，公安的勘查活動違法，因為沒有見證人，并由此對該勘驗活動的客觀性以及鑒定結果的真實性質疑。

（2）部分參加勘查的人員沒簽名或者代簽名的問題。

我們發現個別案件存在參加勘查的人員只有一人簽名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法庭質證的過程中被律師提出，結果搞得公訴人很被動。公訴人隨后找勘查人員核實，查明這些人員確實參加了勘查，但因為工作太忙，在勘查筆錄打印出來后，沒有跟進簽名。偵查機關后來作了一份補充說明，勉強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另外，我們還發現，在個別案件中有代簽名的問題。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的現場勘查筆錄中一名偵查員代另一偵查員簽名。而辯護律師是檢察官出身，看問題也很透徹，在法庭上就提出了這一問題。經法官核對，發現其中一名偵查人員在現場勘查筆錄上的簽名與現場圖等處的簽名截然不同。經二審法院核實，被代簽名的偵查人員確實參與了現場勘查。這個案件因為程序上的錯誤太多，被我們發回重審。

（3）照片特寫的問題。

在現場勘查中，對于認定案件事實有重大關系的證據沒有特寫，或特寫的效果不好。例如，在現場發現的被害人的證件，作案的兇器，現場的血指印等與案件有重大關系的物品或痕跡，在拍照時盡量放大，起碼放大到讓法官能夠看得清楚。

有一起故意殺人案，在案發現場的出租屋內提取了被害人的身份證、暫住證、就業證等證件，但證件沒有隨案移送，在拍照后打印出來裝訂入卷的照片又太小，結果連身份證號碼都很模糊。

（4）提取物證、書證的問題

在現場勘查過程中，發現與案件有關的物證、書證、痕跡，應當在勘查記錄中寫明發現的地點、數量、簡單特征等。但是，在少數案件中，現場勘查記錄中并沒有某個物品，而在扣押清單有這個物品；現場勘查記錄中并沒有某個痕跡，但又有對該痕跡進行鑒定的結論。這些證據成了無源之水，到底該不該作為定案的依據，確實讓法官為難。

4、鑒定結論

（1）傷殘等級鑒定。

有不少重傷案件，在鑒定結論中只鑒定被害人的傷情屬重傷，但對于傷殘的等級沒有評定。我們也向偵查機關了解過，這其中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鑒定時，被害人的傷還沒痊愈，無法作出準確的傷殘等級鑒定；二是準備評殘時，找不到被害人；三是工作沒有跟上，案件移交后就沒有做。

我們認為，認定被害人的傷情屬重傷，僅僅確定了量刑的大概的幅度，法官難以準確把握量刑的尺度。傷殘等級共有10級，1級、2級傷殘和9級、10級傷殘相差很大，致人1、2級傷殘可能判到死刑、死緩、無期，致人9、10級傷殘可能判到3、4年或5、6年，可以說是天地之別。如果偵查機關沒有評殘，法官在量刑時只能結合法醫鑒定、住院記錄等所反映出來的傷情，然后再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進行量刑，其結果可能出現量刑與危害后果有一定的偏差，可能會讓被告人揀了便宜，最終的社會效果也不會好。

所以，從準確、有效打擊犯罪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要盡可能地對被害人的傷殘等級進行評定。

（2）毒品成分鑒定我們發現少數案件中，繳獲了多塊或多包毒品，但偵查機關僅對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少部分進行取樣鑒定。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律師和被告人提出異議后，檢察院責成偵查機關再作鑒定，導致偵查機關補作業，也導致法院第二次開庭質證，浪費人力物力。對此，我們認為，對于繳獲的多塊或多包毒品，均應進行取樣鑒定，以排除疑點。

（3）毒品含量鑒定

實踐中，毒品案件做含量鑒定的很少。但是，毒品的數量較大、價格顯然偏低的，可能存在摻雜的情況，如不對含量鑒定，可能的被告人量刑不公。對于毒品數量巨大（如幾百克，幾千克甚至幾十公斤、上百公斤的），可能判處三大刑（無期、死緩、死即）的，確有必要進行含量鑒定，不然的話真有可能罪與刑不相適應。例如，我們辦理的一件販毒案，毒品1000多克，但價格較低，我們發現后，要求公安機關鑒定含量，結果證明含量只有百分之二點多。實踐中，部分偵查人員對毒品含量鑒定有抵觸情緒，理由是《刑法》第357條第二款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我們也明白法律規定的含義，也并不是要求公安機關對所有的毒品進行含量鑒定，而是說對于毒品價格明顯偏低或毒品的數量巨大的應當做含量鑒定。如果疑點不能排除，法官在量刑時有理由留有余地，對被告人從輕判處。實踐中，有的案件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數量達到三、四百克甚至上千克就沒有判到死即、死緩。對于這樣的判決，有的偵查人員不理解，甚至懷疑其中存在“貓膩”。其實，根本的原因不是存在貓膩，而是偵查工作做得不夠細致，等于把一鍋夾生飯端給法官吃，這個時候法官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輕判是有道理的。一審法官如果完全按照數量判決了，也過不了二審關。如果判處死即，更過不了最高法院這一關。

（來源：西部警察信息網）

第三篇：公安文書—案卷裝訂順序

案卷裝訂順序

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況

2、電話報警記錄

3、接報案筆錄

4、受案登記表

5、刑事案件立案報告表

6、呈請立案報告書

7、立案決定書

8、現場勘驗檢查相關材料

9、案情分析（現場分析）

10、偵查計劃

11、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

12、被害人戶籍證明

13、詢問筆錄（X份）

14、鑒定意見

15、鑒定意見通知書

16、呈請拘傳報告書

17、拘傳證

18、呈請搜查報告書

19、搜查證 20、搜查筆錄

21、扣押清單

22、物證照片

23、呈請辨認報告書

24、辨認對象照片（人身、場所、物品、尸體）

25、辨認筆錄

26、呈請拘留報告書

27、拘留證

28、拘留通知書

29、提請批準逮捕書 30、批準逮捕決定書

31、逮捕證

32、逮捕通知書

33、抓捕經過

34、提訊提解證

35、訊問計劃

36、犯罪嫌疑人戶籍證明

37、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

38、訊問筆錄（四次）

39、呈請偵查終結報告書 40、起訴意見書

41、隨案移送清單

第四篇：淺談對行政許可案卷整理的幾點認識范文

淺談對行政許可案卷整理的幾點認識

農業局 侯志華

行政許可案卷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法定職權的全過程記錄，是參加行政復議及訴訟的唯一證據，是執法工作檔案，也是行政機關內部監督檢查的憑證。簡單的講，從一份案卷可以了解一項許可、一個問題的處理過程。

為了規范行政許可行為，提高案卷制作質量，區法制辦、區行政服務中心、區檔案局組成聯合檢查組，從9月30日至10月29日，對進駐區行政服務中心所有窗口的許可案卷進行了專項檢查。從11月1日至12月20日，區法制辦對區政府各部門、區直有關單位的行政執法案卷進行檢查評比。從11月16日起，青島市法制辦對全市行政處罰案卷和行政許可案卷進行檢查評比。11月11日至12月10日，區法制辦組織有關部門人員及有關專家共同組成評審小組，對各單位開展的行政執法案卷評查情況進行重點檢查，隨機抽取一定數量的案卷（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案卷均不少于2卷）進行評查，同時對各單位推薦的案卷進行集中評審，確定2010十佳案卷，對評選出的十佳執法案卷進行通報表彰。

從市、區兩級法制機關近期對行政執法案卷多次檢查評比可以看出案卷在行政執法和檔案管理中的重要性。

本人結合工作實踐，談談對整理行政許可案卷的幾點認識，僅供大家參考，希望對今后整理案卷工作有所幫助。今天到會的領導和同事長期從事行政執法工作，工作經驗豐富，是技術上的能手，業務上的高手，同你們相比，本人的認識還是粗淺的，有不對、甚至錯誤的地方，肯請批評指正。

一、行政許可案卷的釋義 可從三方面理解：

理論界把行政許可案卷理解為，是對行政許可程序本身的記載以及行政許可行為所根據的一切文獻資料，具有程序性、唯一性、封閉性、客觀性、整體性、相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強調行政許可案卷對行政許可程序的反映，追求案卷的完美性。（關于它的完美性，下面的內容基本都涉及到）

實務界把行政許可案卷理解為，是按照一定的主題和過程，對內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關聯性進行排列、編注頁碼、填寫目錄，并裝訂成冊的行政許可文書的組合體。強調行政許可案卷對行政許可過程的反映，追求案卷的客觀性。

通俗的講行政許可案卷就是將在行政許可過程中按照行政許可程序形成的文書，按照一定規則裝訂起來的卷宗。

二、封面的整理

（一）封面格式

各單位使用的案卷封面格式不一樣，有的是本系統上級機關規定的格式，有的是本單位根據工作實際制定的格式，但是不管何種格式，主要內容應包括： ⑴制發文件的機關、即文件的發文機關，⑵案卷類別，⑶申請人，⑷申請事項，⑸許可決定書文號，⑹受理日期，⑺辦結日期，⑻受理部門，⑼受理人，⑽辦理結果，⑾歸檔日期，⑿歸檔號，⒀保管期限，⒁本卷共 件 頁，⒂全宗號，⒃目錄號，⒄案卷，等等。

（二）單位名稱

1、應是行政許可實施主體，分三類：

一是依法具有行政許可權的行政機關，能以本行政機關名義在法定職權范圍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及相關文書。

政府和政府所屬部門都屬于行政機關，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機關都能夠實施行政許可。只有法律、法規、規章明確規定有行政許可權的行政機關，才有權實施行政許可。

二是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能以本組織的名義在法定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及相關文書。

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是指承擔著管理公共事務的責任的組織，如醫院、學校、圖書館以及一些公用事業機構等。這類組織經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授權，也可以實施行政許可。

三是依法受委托的行政機關，能以委托行政機關的名義在委托范圍內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及相關文書。

一些行政機關雖然具有行政許可權，但囿于某方面原因，可能無法有效實施行政許可。此種情況下，這部分行政機關可在其法定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委托其他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

2、不能作為行政許可實施主體的，可分三種： 一是以非法定行政主體的名義實施行政許可的； 二是以非法定授權組織的名義實施行政許可的； 三是實施的行政許可超出其法定職權的。

3、單位名稱應是執法主體的名稱，例如：青島市城陽區*******局；不應是執法主體下面承辦部門（科室）名稱。

4、單位名稱應寫全稱或通用簡稱，不應寫日常口語簡稱，盡量不要寫通用簡稱，寫通用簡稱有時不同的檢查人員會有不同的掌握標準。

（三）案卷名稱：案卷名稱應是“行政許可案卷”，有副卷的話，應分別標明“正卷”、“副卷”；依法不能公開的材料和對許可事項集體討論的記錄，應當裝入副卷。

（四）申請人：寫申請人的全稱，與案卷內的申請人名稱要前后一致。

（五）申請事項：事項名稱不清，不能揭示或不能全面揭示事項內容的,應根據事項內容重新擬寫或補充標題，外加“[ ]”號。

（六）文號：行政許可決定書的發文字號。

（七）受理日期、辦結日期：應標注年月日，文件的形成時間，即文件的簽發時間（落款時間），以8位阿拉伯數字標注年、月、日，月、日不足兩位，前加“0”。

（八）受理部門、受理人、辦理結果、歸檔日期要據實填寫。

（九）歸檔號：有三種編號方法，一是跨按順序連續編號，案卷量少的單位可選該方法。二是按每一編號，案卷量多的單位可選該方法。三是按類別編號。可以用鉛筆書寫。

（十）保管期限：分“永久”、“長期”、“短期”，與案卷封面上的目錄號（阿拉伯數字）相對應。

（十一）本卷共 件 頁：要據實填寫。

（十二）全宗號：是同級檔案館給立檔單位編制的代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也就是區檔案局給各單位的代號，可理解為各單位的識別碼，由各單位檔案室掌握。可以用鉛筆書寫。

（十三）目錄號：區分不同檔案門類不同保管期限的編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政許可檔案目錄號由同級檔案館確定，“1”代表“永久”，“2”代表“長期”，“ 3”代表“短期”。可以用鉛筆書寫。

（十四）案卷號：案卷的流水編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可以用鉛筆書寫。

（十五）裝訂方法：案卷封面（封皮）使用軟卷皮紙，也就是平常說的牛皮紙；在軟卷皮左側采用細棉繩（三孔一線）或不銹鋼釘（左側裝訂，兩釘間距10—15CM）裝訂。軟卷皮包括案卷封面、封底兩部分。

三、卷內文件目錄

案卷封面（封皮）后面就是卷內文件目錄，放臵在卷內文件材料之前。

（一）、卷內文件目錄應按照文件材料的排列順序逐件填寫。

（二）、目錄是否需要編頁號，沒有明確規定，工作中如果卷內目錄在二頁以上，應該編號，這個編號與案卷的頁號沒有關聯。

（三）、目錄的主要內容應包括：①序號，②題名（文件名稱），③文件編號，④成文時，⑤文件頁號，⑥備注，等等。

（四）、最后一行應在“文件頁號”欄內注明最后一個頁號，畫一斜線，再次注明最后一個頁號，同時在“備注”欄注明“終止頁”。

四、裝訂順序

行政許可案卷內文件材料排列順序分二種：

一是按照辦理程序的客觀進程所形成文件材料時間的自然順序。它的特點就是查閱直觀。

二是按照辦理程序的客觀進程所形成文件材料時間的自然順序，兼顧文件材料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排列。一般結論性、批復性材料及其送達回執在前，其它材料按照辦理程序的客觀進程所形成文件材料時間的自然順序進行排列。

行政許可證件（一般為復印件）應放在送達回證之前或之后。

五、行政許可受理審批表

1、主要內容應齊全，包括申請人的主要信息，收件人的建議，承辦機構意見和審批意見。

2、不能只蓋公章而不寫審批意見，3、注明日期，日期須在規定期限內。

4、受理審批表也可作為受理決定書。行政機關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許可申請決定，應當加蓋本行政機關專用印章或本行政機關印章。

六、行政許可受理通知書

同意受理后，向申請人下達受理通知書。受理通知書的落款日期最好不要超過規定時限。

七、受理通知書送達回證

內容應包括：送達單位、送達人、事由、送達文書、送達方式、送達人簽字、受送達人、送達地點、受送達人簽字、收到時間等。

送達方式有6種，一般采用直接送達方式。

送達人需有二人以上，并簽字。受送達人應簽字并蓋章或捺手印。

八、行政許可審批表

1、主要內容應齊全，包括申請人的主要信息、承辦人意見、承辦機構意 見、分管領導意見、主管領導意見、審批意見。也可作為行政許可決定書。

2、承辦人意見：需要現場檢查的，應是現場檢查人意見。現場檢查應二人以上。

3、所有意見應明確，不能只簽名、蓋章而不簽意見。

4、審批時間應在法定時限內辦結。超出法定時限的，應經行政主管領導審批，出具延期辦理審批表、通知書和回證。

5、經過批準延期的，延期時間不能超出法定時限。

九、準予行政許可決定書

有行政許可審批表的，可不用準予行政許可決定書。

行政許可決定書主要內容應包括：申請人、申請時間、申請事項、對書面材料和現場審查情況、是否符合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許可依據、許可意見等。

十、準予行政許可通知書

同意行政許可后，向申請人下達準予行政許可通知書。

行政許可決定通知書的落款日期最好不要超過法定時限，許可決定通知書若超過法定時限，要有延期辦理審批表、通知書和該通知書的送達回證。

十一、準予行政許可通知書送達回證 內容同

（七）。

十二、行政許可證件送達回證

（一）、回證內容應包括：

1、送達文書名稱、文號和件數。

2、受送達人名稱(姓名)。

3、送達方式、時間和地點。

4、送達機關和送達人，并有簽名或蓋章。

5、直接送達應由受送達人或見證人簽名或蓋章（受送達人拒收的，應由兩名以上行政執法人員注明拒收事由，簽名并由見證人簽名或蓋章）。

（二）采用留臵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公告送達等其他送達方式的，應有相關材料記載。

（三）在法定時間內送達。

（四）回證后面附行政許可證件復印件。頒發的行政許可證件，應當加蓋本行政機關印章。

十三、申請材料登記表

表內應包括申請人、申請事項、收到申請時間等內容，登記的申請材料按時間或辦理程序的先后順序排列，有承辦人和申請人簽字。

注明此表一式二份，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各持一份。

十四、申請材料

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按時間或辦理程序的先后順序排列。

申請材料為復印件的，需驗原件，證件所有人應在復印件上注明出件時間、用途并簽章。

申請材料應字跡工整、清晰、頁面整潔，用A4紙打印或復印，十五、案卷歸檔

1、行政許可案件辦結后應及時歸檔并制作案卷：做到一案一卷或一案數卷、一卷一號。

2、案卷可以分為正卷和副卷。依法不能公開的案件材料和行政許可實施機關案件集體討論記錄，應當裝入副卷。

3、案卷裝訂前，要對文書材料進行檢查，材料不完整或者破損的，要補充或者修補完整；文書材料中的文字不能耐久保存的，要進行復制；文書材料過小或者過大的，要進行襯貼或者折疊；需要附卷的信封，要展開并加貼襯紙，郵票不得取掉；文書材料上的金屬物必須剔除干凈。

4、每個案卷的封面格式內容見?

二、封面的整理

（一）封面格式?。

5、案卷內的文書材料應按照辦理程序的客觀進程所形成文書材料時間的自然順序，兼顧文書材料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排列。一般按照受理申請→審查 決定→送達決定→頒發證照的順序。

6、行政許可案卷文書材料經系統排列后，要逐頁編號。頁號一律用阿拉伯數字編在有文字正面的右上角、背面的左上角。卷宗封面、卷內目錄、備考表、證物袋、卷底不編號。

7、卷內目錄應按照文書材料的排列順序逐件填寫，一份文書材料編一個順序號，并寫明每件文書材料的起頁，最后一件文書材料要注明終止頁。

8、案卷封面、卷內目錄、文書材料文字、備考表應使用鋼筆（碳素、藍黑墨水）、毛筆書寫或計算機打印，字跡要工整、清晰。

9、同一證據材料按照下列要求排列：正本在前，副本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原件在前，復制件在后；批復在前，請示在后。

10、不能隨案裝訂立卷的證據材料，應放入證據袋中，并在證據袋上注明證據名稱、數量、種類、制作的時間、地點和所在案件卷宗號。

十六、其它要求

1、文書中使用的有關主體和事項名稱應當規范、準確、在整個案卷中要始終一致。不得使用不規范名稱、丟字錯字、前后不一致、混淆不清或被隨意改變。

2、行政許可機關名稱要寫全稱，盡量不用通用簡稱，禁用口語簡稱。

3、委托代理人申請行政許可的，應當附具授權委托書和代理人營業執照或身份證復印件

4、為了減少麻煩，申請人、經辦人和送達回證上的收件人最好一致，不一致的，要出具委托書。

5、提交材料為復印件的，材料所有人應在復印件上簽字蓋章。但是不是證件所有人本人的簽字蓋章，難以確定真實性。

5、有的規定在案卷底頁背面應加蓋騎縫章。

7、許可案卷均采用A4紙。

8、行政許可檔案應在許可事項辦結后一個月內按規范要求整理歸檔。

侯志華

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篇：法官是什么？——對法官的性質、功能的反思

李斌

（公安消防部隊昆明指揮學校 云南 昆明 650208）

【摘要】由于法官這一主體同時具有了不同的屬性和承擔了不同的身份角色，加之一國的權力格局和司法制度對法官的制約，任何意圖從普適性的角度來論述法官的觀點都有失偏頗。本文從法官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出發，在具體的語境中來對法官進行定位。

【關鍵詞】法官 自然身份 制度身份 法官職業

作為現代國家司法制度體系的組成部分，法官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是采用對抗制審判的英美法系，還是以法官為主導，以糾問方式審判的歐陸法系，都離不開法官的參與。特別是作為一種相對較為優越的社會治理模式——法治在全世界范圍得到認可并推行以來，法官更是被推到了前沿鋒線的位置。于是乎，法官是“正義的化身”[1]，“司法是一臺自動售貨機”[2]等觀點開始濫觴于世。無可否認，這些觀點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都從不同的側面和出發點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了法官的影子，勾勒出了法官的輪廓。然而，這些論斷又都是有失偏頗的，因而聯系具體的語境，結合法官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屬性，甚至可以說這些論斷又都是一文不值的（It is nothing）。那么，究竟應該怎樣來對法官進行敘述和定位才是合理的？或者說法官在整個制度體系或者在法治進程中到底居于何種角色，起多大的作用？本文將采取比較分析的視角，從法官這一個體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屬性和同時承載的不同的社會角色入手，來對法官作出筆者所認為的較為全面的分析和定位,并進而對其在法治進程中的作為進行討論。

一、作為人的法官與作為法官的人

當我們平時稱呼法官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我們是把“法官”這個語詞作為一種職業，一種身份，甚至是一個符號來指稱的。而幾乎很少有人會系統的、全面的認識法官這一指稱所同時承擔的各種不同角色和所同時具有的不同屬性。在法治化、現代化這樣的語詞已成為當下的流行話語和時尚話語的語境當中，法官這一具體的角色已經只能作為整個制度設計當中的一個工具和符號，其作為一小個棋子，已經逐漸湮沒在被規訓得十分齊整的整盤棋局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還能夠稍稍保持那怕是一點點的分析和解說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在被現代化規訓的過程中完全喪失思考能力的話，那么對于法官，我們在評價和論述他／她們的時候首先所應該做的，就是把法官還給法官。當我們剝開由于現代化而帶來的制度設計身上所籠罩著的層層面紗的時候，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發現，無論在現代制度體系當中承擔著何種制度角色的個人，首先都只是一個具體的人。司法制度中的法官也不例外。法官，首先的身份是作為人而存在的。既然是一個具體的人，那么法官就避免不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就會像正常人一樣娶妻/嫁夫生子，因而其基本的自然身份應該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或是(妻子的)丈夫，然后才是司法制度中的法官。這是正確分析法官或者說是給法官這一角色進行合理定位的前提和基礎，是關于法官的一個基礎性的論斷。任何離開這一基礎性的論斷來對法官進行解讀的行為，都只是一種主觀的愿望，無論這種愿望是不是出于善意的目的，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問題的實質。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任何人都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筆者在此處對法官的解讀其實只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論斷的一個重述和具體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時髦的見解。只是由于現代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時常容易被包圍在一片喧囂和鼓噪聲中，喪失了分析問題的基本能力，進而對一些常識性的問題視而不見或是已無法看見。

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正確分析法官在法治化進程中的作為有著重要的作用。正因為法官首先是一個具體的個人，因而無論經過怎樣齊整的規訓[3]，法官雖然從形式上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現代制度體系當中的一種工具和一個符號[4]，卻又不可能完全喪失其作為具體的人的自然屬性,而徹底地淪為制度體系當中的一個機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當初提出要法治而不要人治的關鍵原因之所在。因為亞氏認為：“若要求由法律來統治，即是說要求由神祗和理智來統治；若要求由一個個人來統治，便無異于引狼入室。因為人類的情欲如同野獸，雖至圣大賢也會讓強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擁有理智而免除情欲。”[5]然而筆者認為,如果說因為擔心人類有“情欲”（自然屬性）而不能勝任統治社會的重任，所以才需要引入法治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話，那么，亞氏的這個設想在事實上已經破產了。因為即使在法治的制度模式之下，同樣離不開具體的個人，法治的一系列制度設計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具體的個人去執行的。若意圖消除人的“情欲”，那么勢必又要進行專門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同樣離不開具體的人去執行。這樣一來就形成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惡性循環。而且，筆者在此文中將要討論的是因為人的雙重屬性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必然能夠得出正義將無法實現的結論。相反的是，在有的場合，可能恰恰是因為人具有了“情欲”，才使正義最終得以實現。

再來簡單討論一下法官的另一重屬性，或者說法官的制度身份，即作為法官的人。這也是人們談論法官時通常所理解的那種身份角色。法官的這一制度身份角色其實在以上討論其自然身份角色的論述中已經有所涉及。在法治化語境及法治化進程中，法律活動和法律職業越來越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6]。作為現代司法制度體系中的重要角色，法官同樣也不例外。在我國的司法制度的發展史上，法官的來源曾經存在著多種渠道，如法學院的畢業生，復轉軍人進法院以及從其他國家機關調入等途徑。法官的文化層次也是參差不齊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不等。而隨著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國家逐漸加強和統一了對法官的規訓。從法官的學歷層次到法官職業從業者的入門資格的取得，都進行了統一的規定。[7]越來越注重程序立法是法治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已經進入法院系統，成為了法官的人，在司，因為其無法對之拒絕適用，更無權對之提出修改。

李斌,昆明市小石壩昆明消防指揮學校政法教研室,650208,libin1980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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