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完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對完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摘要：2012年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將案卷移送方式回歸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這種模式既符合我國當下的司法現狀，也符合職權主義國家追求實體正義的訴訟理念。但是實行全案移送主義解決我國目前公訴案卷移送制度的某些問題的同時，亦帶來了新的問題。鑒于此，本文主張：設立庭前征詢程序；增設庭前證據開示制度；實行庭前實質審查；確立審判中心主義；規范公訴案卷移送程序。

關鍵詞：公訴案卷；預斷；全案移送主義

中圖分類號：D925.2

一、改進全案移送主義的基本思路

案卷移送雖然只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個小環節，但它卻是提起公訴和審判的連接點。作為銜接性的制度，其作用的發揮關系到后續程序能否順利推進。科學合理地改進公訴案卷移送制度，有利于保障訴訟流程的高效運作，有利于實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訴訟目的，也有利于實現程序公平正義的訴訟價值。

（一）基本理念

1.兼顧實體正義與程序價值

全案移送能夠讓法官了解到全部案卷材料，庭前做好充分準備，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但是法官庭前接觸案卷有損程序公正。筆者認為，在改革我國案卷移送制度、改進全案移送方式時，應當充分考慮到我國司法資源有限這一現狀。我們在強調法官中立、審判公正的同時，也應強調審判程序的有效推進。為解決我國司法資源有限和司法任務繁重之間的矛盾，必須重視訴訟的效率，即重視資源的投入和產出，同時注意高效地完成刑事司法抑制犯罪、保護社會和公民個人權利的任務。[1]163可以說，在當前司法資源不足、司法人員專業素養有限的情況下，實體正義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放棄對程序價值的追求，而是要配合司法資源，科學合理建設配套制度，兼顧公平和效率，既重實體正義又重程序價值。

2.立足本國國情與借鑒國外經驗

目前我國對公訴案卷移送制度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雖然各國的司法體制和司法環境各不相同，但筆者認為閉門造車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并不可取。正如日本學者大木雅夫在其《比較法》中所說：“不知別國法律者，對本國法律就一無所知”。[2]67了解其他國家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分析他們取得成果的條件和方式，理性地對國外經驗進行檢驗，吸收其適合用于我國司法制度的部分，不失為一個有效改進我國案卷全案移送制度的重要途徑。然而，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并直接受制于社會、政治、經濟、傳統文化等因素。因此，我們對這一有機體應有最起碼的“尊重”，而絕不能動輒提出一些帶有“人定勝天”性質的觀點。[3]170我們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不照搬照套，充分考慮某些特定程序所依附的訴訟制度的整體性質和相關制度的特點，充分考慮某些制度設置和運行的實際條件，例如，本土資源、主體素質等。在改革公訴案卷移送制度時，應該保持一種改良和漸進的態度，以盡量避免失誤。

3.相對合理主義

相對合理主義是龍宗智教授這些年提出的有關司法改革的觀點，是指在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法治環境里，在多方面條件的制約下，我們無論是制度改革，還是程序操作，都只是追求一種相對合理，不能企求盡善盡美。如果不注意實際條件和多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去追求理性化，不僅難以奏效，而且還可能因此破壞既成的有序狀態，使得情況更糟。筆者認為，案卷筆錄中心主義對我國司法制度的影響已經太過深刻，想通過一朝一夕的改革來解決我國公訴案卷移送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不太現實，因為幾乎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員都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工作模式，沖擊力過大的改革容易引起逆反心理，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難以奏效。因此，我們在完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時，應遵循相對合理主義，避免激進的做法，要充分考慮現實的需要，尋求一個改良的方法，輔之以其他相關配套制度的構建，從而實現效果最優化。

（二）路徑選擇

世界各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對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基本上采取兩種模式：起訴狀一本主義和全案移送主義。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之前，對我國應該采取何種案卷移送方式一直爭論不休，其中認為應采取起訴狀一本主義的主張一度“占據上風”。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在我國確立起訴狀一本主義能夠有效防止法官單方面受到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的影響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一方的預斷和偏見，能夠徹底阻斷法官被無關聯證據所誤導，能充分體現對抗制庭審的理念，保障訴訟結構運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筆者認為，不應該無限擴大起訴狀一本主義的優點，我國當前的司法環境和文化傳統并不適應起訴狀一本主義，而采取全案移送主義有其明顯的優勢。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我國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回歸到全案移送主義。現將全案移送主義合理性闡述如下：

1.全案移送主義并不必然導致裁判不公

從預斷的形成過程來看，全案移送并不表示法官就必然產生錯誤預斷，預斷也并不必然導致不公正的裁判，因為法官的預判未必就是對被告人的“偏見”。法官預斷形成的基礎是全部案卷材料，這些材料并不只是單方面的控訴證據，也包括證明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因此，盡管全案移送必然導致法官預斷，但法官的預斷不是建立在不正確或不充分的信息之上，法官在了解全部案情的基礎上形成的預斷并不必然導致最終的裁判錯誤。從預斷的影響來看，即使法官在庭前形成預斷，但這個預斷會經受庭審中諸多原則規則的規制，例如，法庭上的舉證質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合議制的審判組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將個別法官的預斷規避掉。此外，裁判文書說理機制也是對法官的預斷進行抵消或稀釋的一種方式。法庭上的說理要求法官說出充分理由來說服控辯雙方，把心中的預斷最終外化為裁判文書，預斷就必須經得住證據的考驗，同時還要說服控辯雙方認同裁判文書，這樣法官就不得不一再考察預斷的正確性。因此，法官在文書中說理的過程，就是抵消自己不公允預斷的過程，只有克服不公允預斷才能外化為裁判文書。

2.全案移送主義有利于案件集中審理

所謂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這也是要求我們迅速審判和集中審理的原因。只有庭審順利且不間斷地進行以及法官迅速做出裁判結果，才能減少被告人因訴訟帶來身心上的壓力與苦楚。全案移送可讓法官在庭前有足夠的時間和條件全面熟悉案情，了解爭議的焦點，為庭審做好準備，以便在開庭審理過程中，能夠有的放矢地組織事實和證據的調查，防止庭審拖延。全案移送為法官在庭前做好準備提供了條件。在全案移送主義下，法官庭前接觸到的卷證材料，既包括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也包括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法官對案情的認識是較為全面和客觀的，這不同于起訴狀一本主義下法官庭前難以熟悉案情，也不同于主要證據復印件下法官對案件產生片面認識。實行全案移送，法官在庭前不僅能為庭審做好程序性準備，也能做好一些實體性的準備。實體性的準備包括熟悉案情、了解證據、明晰爭議，法官可以通過閱卷發現證據間的矛盾，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的爭議。在期權主義較為濃重的審判模式下，法官對案件事先所做的準備能讓法官游刃有余地主導庭審過程，有針對性地發問和聽取情況，提高訴訟效率，在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中間，尋求到一個平衡點。[4]

3.全案移送主義契合我國訴訟模式和傳統理念

全案移送主義在大陸法系國家得到廣泛適用，主要原因是其符合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職權主義下法官不再是消極庭審的裁判者，而是要積極主動地介入證據的收集和調查，以便查明案件事實。庭前將全部案卷移送給法官，讓法官為庭審做出充分準備，有利于法官更加有效地發揮審判職權。雖然當今世界各國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出現相互借鑒的趨勢，但我國的文化傳統和司法環境不能激進地引進當事人主義。我國大的司法環境是即使人們之間出現矛盾糾紛，人們也更愿意接受協商和調解，基本不愿意選擇訴訟。因此，如果我們直接引入當事人主義下的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案卷移送方式，法官的職權將會受阻，調查案件事實的有效手段難以發揮作用。相反，控辯雙方的責任加重，查明案件、收集調查證據、發現客觀真實的任務將會轉移給控辯雙方，其將在法庭上高度對抗來支持自己的主張，而高度對抗和訴訟技巧與我國傳統的厭訟和息訴思想對立。因此，全案移送主義符合我國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和當前我國的司法環境。

二、全案移送主義存在風險分析

為保證庭審的順利進行，也為了實現法律規定和實踐做法的統一，新刑事訴訟法將案卷移送方式回歸到1979年的全案移送方式。這種回歸符合當前我國司法現實，選擇全案移送有著其合理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回歸全案移送主義亦存在一些風險，只有解決其可能存在的問題，才能更有效地促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健康發展。

（一）法官預斷風險始終存在

我國一直試圖通過對公訴案卷移送方式的變革來實現排除法官預斷，但這個目的始終難以實現。新刑事訴訟法回歸到全案移送主義讓法官在庭前能全面熟悉案情，防止法官因單方面接觸公訴人挑選的證據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偏見。但法官作為最終的事實裁判者，仍然可以在開庭前研讀案卷材料，致使法官在庭前形成心證或預斷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值得注意的是，預斷并不能和全案移送主義劃等號，預斷對于法官來說，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是起訴狀一本主義亦是如此。因此，我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案卷移送方式上仍然存在著法官預斷的風險。

（二）不當訴訟難以徹底杜絕

案卷移送制度是庭前審查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庭前審查程序作用的發揮影響很大。案卷移送方式雖然回歸到全案移送主義上，但開庭審理的條件卻是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根據這個標準，只要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案件屬于本院管轄，就應當開庭審判。這造成了庭前審查程序的虛無化，難以防止檢察院的不當追訴。因此，案卷移送方式改變，對庭前程序而言意義重大，但由于缺乏一個實質意義上的庭前審查程序，故全案移送的一個重要作用未能得以體現，不能通過對案卷進行全面地、實質性地審查，制約公訴權力濫用，防止不當追訴，發揮庭前審查程序過濾公訴案件的功能。

（三）默讀審判無法完全避免

所謂默讀審判是指法官對案件做出裁判的心證不是在法庭開庭審理中形成，而是靠庭下研讀案件卷證材料形成。可以說默讀審判是當前庭審無法實現實質化的主要原因，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始終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全案移送讓法官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審讀案卷，審判前與審判程序中呈現出一種前后遞進和接力互補的關系，在偵查階段形成并作為控方指控證據的案卷，實際上成為法院裁判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根據，法院的審判不過是對偵查結論的確認而已。因此，大部分法官都習慣性地依賴檢察院移送的案卷，并從心理上產生信任感而忽視了庭審過程的重要性。另外，我國刑事案件開庭審理時，大多數證人、鑒定人都不出庭作證，法庭對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的調查基本也是采取公訴人宣讀材料的方式進行，無法像西方國家那樣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導致對這些證據的調查和事實認定必然走向書面化。此外，我國司法資源有限，法官專業素養偏低，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追訴實體正義的壓力，法官會擔心檢察官的舉證不完全，擔心僅憑庭審舉證對個案形成準確心證不一定可靠，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雙方的舉證去發現案件的真實。因此，在目前我國司法環境下默讀審判是無法避免的，但因其與直接言詞原則對立，不利于實現審判中心主義，所以必須正視默讀審判問題并思考解決之道。

三、完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的思考

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再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將公訴案卷移送方式選擇為公訴案卷全案移送，這種選擇契合我國當前司法環境和現狀。案卷全案移送模式在我國有生存的司法環境和土壤，但任何制度都會有自身的瑕疵和不足。為切實保障案卷全案移送主義的順利回歸，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設立庭前征詢程序

案卷全案移送主義歷來有諸多爭議，究其主要原因是容易引起庭審前法官對案件進行預斷。部分學者始終堅持我國采用起訴狀一本主義，其意旨是希望解決我國法官在庭前對案件預斷這一問題。雖然起訴狀一本主義在防止法官預斷案件方面比全案移送主義稍顯優勢，但其亦不能完全阻斷法官預斷案件這一難題。目前，就我國司法環境而言，起訴狀一本主義在我國實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其運作效率較為低下，不能解決我國當前審判工作任務繁重的難題。因此，筆者認為，我國采取全案移送主義是較為妥當的選擇，但要通過適當改進與完善，例如檢察院在提起公訴之前，設立一道征詢程序，讓辯護方充分表達己方的意見。控方將起訴書和相關證據向辯護方進行解釋說明，辯護方了解被指控的罪名和證據材料，同時向控方提交辯護意見，辯護方意見需要載明主要辯護觀點。檢察院在收到辯護意見后提起公訴，會同公訴案卷、辯護意見以及征詢筆錄等材料一起移交到審判法院，這樣就彌補了辯護方信息獲取困難和辯護不足的缺陷。[5]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對案卷材料內容獲知更加詳盡全面，即便法官對案件事先形成預斷，對被告人的不利判斷也將大大減弱，符合法官在庭前對案件進行全面了解的工作要求。

（二）增設庭前證據開示制度

法庭審理中控辯雙方相互對抗，進而產生了證據開示制度。我國庭審中逐步引入當事人主義，庭審方式趨向控辯式或者類似于相互控辯模式，未來在我國庭審中增設證據開示制度是大勢所趨。證據開示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控辯雙方和法官在庭審之前對案件全面了解和熟悉。證據開示制度能夠充分實現控辯雙方對等熟知案情和證據材料，平衡雙方在庭前對案件信息獲取不對等的局面，便于控辯雙方在庭審前對案件爭議的主要焦點進行概括歸納，為庭審做出充分準備，較好遏制了證據突襲的可能，保證庭審順利進行和審判工作的有效開展。當前我國法律規定確立了律師的閱卷權，律師持相關證件可以在審查起訴前，向檢察院申請查閱案卷證據材料，但法律卻沒有規定檢察院能夠向律師了解其對案件證件材料掌握情況，又因為檢察院和辯護律師持不同的立場且一般較為對立，從而導致在實踐中律師的閱卷權很難得到充分保障。如果在實踐中確立證件開示制度，讓控辯雙方的信息獲取途徑平行互通，控方向辯方展示和定罪量刑相關的證據材料，辯方也向控方展示其用于辯護的證據材料，這樣不僅保障了律師的閱卷權，而且保障了控方對辯方掌握證據的知悉權。建立證據開示制度，就我國目前的司法現狀而言，證據開示環節可以由立案庭負責庭前審查的法官主持進行。證據開示在控辯雙方間進行，雖然主體面向是控辯雙方，但是控辯雙方在其中履行的義務卻是不完全對等的，公訴方顯然比辯護方承擔更重的證據開示義務，公訴方必須窮盡其掌握的全部證據材料，包括對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全部證據。[6]132此外，還必須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控辯雙方違反證據開示制度，需承擔的法律責任。

（三）實行庭前實質審查

目前，幾乎所有法治國家基本上都設有一個中立機構，主要負責對檢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件進行實質性預先審查。刑事案件庭前審查是法庭在對案件正式審判之前，在對案件做出的初步審查的前提下，決定是否把刑事案件移交給法院審判的訴訟行為，是連接公訴和審判的重要紐帶。可以說，庭前審查是制約國家公權力、實現程序正義和保障人權的重要制度。在法官對案件進行正式開庭前，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排除不符合開庭審理的案件，用司法權力制約公訴權力，防止錯訴或濫訴的發生，保障被告人的權利。但是，目前我國法院庭前審查沒有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庭前預審，而是實行一種程序審查，只要案件指控的事實被初步確認且案件歸屬本地法院管轄，法院就會開庭審理，導致庭審帶有“易發性”特征，法官在案件審判前所做的工作只是對庭審的一種事先準備。因此，我國目前由庭審法官主持進行庭前審查是一種程序審查，是開庭前的一種準備活動，可以理解成是一種庭前預備會議，而不是庭前實質性審查。[7]進一步完善公訴案卷移送制度，需要實行公訴案件庭前實質審查。考慮我國目前司法現狀，可以由法院立案庭法官對案件進行庭前審查，將符合開庭條件的案件移交給審判庭審理。

（四）確立審判中心主義

建立健全我國案卷移送制度和案件庭審方式，目的是改變我國一直以來過于注重案卷筆錄、書證和口供的證明作用，忽視案件庭審的功效，要實現庭審實質就必須確立起審判中心主義。顯然，要達成這一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完善諸多制度和程序。一方面我們需要借鑒傳聞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直接言詞原則，保證法官在法庭上接觸到的是第一手信息資料。通過觀察被告人、證人、鑒定人等在法庭上的表現，獲取書面筆錄上無法得到的信息。直接言詞原則還能減少法官閱卷審判的機率，增加庭審的實質性。另一方面，需要我們完善證人出庭的相關保障機制，例如，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機制、證人人身財產安全保障機制等。法律需要明確規定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以及違反該項義務的責任。與此同時，司法機關加大教育宣傳力度，鼓勵證人出庭作證。重視辯護律師的閱卷權、會見通信權和調查取證權的落實，不僅要從法律上做出明確規定，更要從實踐上加快追訴方觀念的轉變，避免在實際操作中阻礙律師正當行使辯護權。

（五）規范公訴案卷移送程序

檢察官在審查起訴后形成的公訴案卷，內卷由檢察機關自己歸檔保存，外卷包括起訴書、證據材料和訴訟文本，應當同辯護方提交的辯護意見一起在提起公訴時隨案移送給審判法庭，但公訴人不打算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材料應當剔除，不能隨案移送。為了后續程序不受影響，庭前檢察院向法院移送案卷和辯方意見應當一次性進行，不能分批次移送。庭前未移送的案卷材料，在法庭審理中出示、宣讀、播放，視為新證據，需經過對方質證，并應當庭提交給法庭。沒有當庭提出的證據，未經過質證的證據，在庭下則不應該再移送給法庭。明確公訴案卷移送范圍，體現了程序的公正性和規范性，同時也有利于維護被告人的利益。

參考文獻：

[1]龍宗智.刑事庭審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日）大木雅夫.比較法[M].范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陳瑞華.刑事訴訟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4]邱志強，孫喻.我國施行卷宗移送主義的可行性分析[J].中國檢察官，2008，（7）.[5]仇小敏.刑事公訴方式：復印件移送主義、起訴狀一本主義抑或全案移送主義[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6]張軍，郝銀鐘.刑事訴訟庭審程序專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7]牟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試析[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2，（1）.作者簡介：田飛（1986?D），男，四川安岳人，云南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訴訟法學、環境資源法學。

（責任編輯：李直）

第二篇：試論公訴案件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研究

試論公訴案件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研究

[論文摘要]公訴案卷移送是各國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要程序環節，檢察機關采取何種方式向審判機關移送公訴案卷與程序公正、實體正義聯系密切。如果公訴案卷移送方式設計不當，將會使得庭審過程流于形式，進而可能會引起打擊犯罪與人權保障的失衡。根據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放棄了部分案卷移送方式（亦被稱為“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恢復了全案移送方式，而文章認為此應當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策略，仍應進一步尋求更為合理的公訴案卷移送方式。我們必須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之上，綜合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各方面影響因素，對本國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分析，以期為該制度構建提供新的完善建議。

[論文關鍵詞]全案移送 復印件主義 起訴一本主義 轉變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公訴案卷是指為了實現追訴犯罪的目的，由享有偵查權的公安司法機關制作的證據材料以及其他程序性材料的總和。由于公訴案卷的移送將直接決定證據材料等能否在審判前進入庭審法官“視野”，其程序設置得當將有助于刑事訴訟向前推進和最終正義的達成，反之則將可能會侵犯公民權益，進而動搖到民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目前，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取消了部分案卷移送方式（下稱之為“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將公訴案卷移送方式重新修訂為全案移送方式。但這是否與我國刑事訴訟目標相契合，是否符合刑事訴訟規律仍然值得深入探討。我們應該較為全面地分析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在我國的改革完善問題，既要達到保障人權的最低目標，又要充分考慮到我國司法現狀的特殊性，提出具體可行的完善建議，最終實現人權保障與懲罰犯罪的和諧統一。

一、公訴案件案卷移送方式走向“復印件主義”之緣起

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案卷移送方式是檢察院將全部案卷移送法院，法院在此基礎上進行公訴審查和審判，可以說是一種偵查審判連鎖式的構造。這種構造下，庭審流于形式化，成為審前活動的簡單重復或認可，這種模式存在以下亟需克服的缺陷。

首先，在《刑事訴訟法》修改前檢察機關在起訴時將全案移送審判法官，容易出現先定后審的庭審形式化弊病，審判法官在刑事審判中容易形成預先判斷。在刑事訴訟中證據是否確實，案件事實能否得到確認，需要到法庭上由控辯雙方舉證質證，按照證據規則進行核實，而本不需要在庭前進行“不透明”的全面調查。相反，法官承擔過多的調查任務，往往無法充分發揮控辯雙方相互“攻防”對案件事實地直接辨明作用。在某些案件中全案移送方式即使在實質上并沒有帶來偏見和預斷，但在職權主義色彩濃厚的控訴模式下，僅“從表象上看似存在的偏見也會有損整個司法體系的品質”。如果法官已經形成偏見，在庭審中偏向任何一方，而不能中立、平等、充分地聽取雙方的“訴詞”，是有違程序公正的基本法則的。

其次，全案移送方式中法官可以預先通過閱卷的方式接觸控方的所有證據材料，了解控方的控訴意見。同時檢察機關所移送的證據材料進入法官視野毫無障礙，甚至是某些可能并不具有證據資格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法官最終的心證

與判決。這些都與審判公開、直接言詞原則、辯論原則相違背，且使得許多證據規則被虛化，難以真正發揮運用證據規則最大限度發現實體真實的作用。

二、“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功能受限

“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本身旨在改變全案移送方式存在的上述兩方面困境，盡量排除法官預斷的可能性，避免庭審走過場的虛化弊病，保證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而基于對法官主導法庭審理需要及訴訟效率的考慮，并不直接跨入起訴一本主義，而是允許法官在庭前接觸案件的主要證據。但是，在我國職權主義色彩濃重的刑事訴訟體制下，這種改革過于“理想化”，反而會帶來更多新的問題。

首先，在立法者看來“檢察院在庭前向法院移送證據數量的多寡，與法院產生預斷的可能性呈正比例關系，因此，鑒于當前國情，法律沒有建立徹底的‘起訴一本主義’，但與以往的全案移送相比，這種‘部分移送’的做法已經大大降低了法官先定后審的可能性”。這種在邏輯上“謀定而后動”的修改是否能夠達成目的呢，筆者認為恰恰沒能很好地實現其應有的效果。

一方面，在我國長期的刑事訴訟傳統中，法官在全案移送制度下已經形成了對以“案卷為中心的裁判模式”依賴心理。在刑訴法改革后，盡管檢察機關在審前并不移送全案證據材料，但是其移送的“主要證據”范圍界定主要由檢察機關把握，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舊無法擺脫預斷的窠臼。同時，庭審結束后檢察機關仍然需要將全部案件材料移送法院，加之直接言詞原則的缺失以及定期宣判的普遍存在，刑事法官以“案卷為中心的裁判模式”沒有質的轉變，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仍然難以真正得到扭轉。

其次，“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下辯護方的防御能力實際上受到削弱。在刑事訴訟實踐中，法院對主要證據的界定相對寬泛，而對于檢察機關移送的證據是否屬于“主要證據”以及是否還有其他主要證據沒有移送，則未規定相應的審查及制裁措施。而檢察機關對主要證據的界定則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在規定中對言詞證據可以選擇只復印能證明被告人構成犯罪有關的部分，即摘要式的復印。

一方面，“中國的法院和法官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比歐陸法院和法官在它們社會中的地位要低。不僅司法獨立的傳統不夠，而且司法機構內部的行政色彩較濃重。法院和法官往往收到來自各方的各種形式的干預，包括內部的層層審批，包括社會中波動的輿論干擾”。人民法院在我國的司法環境下似乎并沒有積蓄足夠的力量在上述問題上直接對檢察機關出示的“突襲證據”直接加以排除。從立法上看，裁判者似乎掌握禁止出示該類證據的裁量權，但實踐上真正直接排除此類證據涉及司法機關之間的部門利益，一般會偏向準許檢察機關出示，為檢察機關訴訟突襲留下了潛在的空間。而此時留給辯護方對此類證據的防御準備時間往往會應案件審理期限等效率需要而被大大地壓縮，嚴重削弱了辯護方對“突襲證據”的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復印件主義”移送方式下，檢察機關向法院移送的證據減少，使得原本在全案移送方式下能接觸全案證據材料的辯護律師只能接觸到經過檢察機關精心挑選的一部分“主要證據”，閱卷權受到一定程度的縮小，難以保障其庭審前的先悉權。

綜上所述，“復印件主義”的卷宗移送方式改革試圖阻斷庭審法官預斷恢復庭

審實質化及真正發揮證據規則作用發現案件真實，實際上卻并未取得預設的效果。

三、案卷移送方式改革完善的應有視角

現階段，我國刑事訴訟并未完全轉向對抗制的當事人主義，而是依然保留著許多職權主義傳統，刑事法官并不意味著消極仲裁者的形象，例如合議庭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節，而起訴和移送的證據材料中沒有這方面的證據裁量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③我國的刑事案件庭審過程從本質上離純粹由控、辯雙方主導的當事人主義還相去較遠，庭審法官在實質上仍保留著在調查取證、干預庭審進程等方面的職權。

同時，我國的刑事法傳統歷來強調實體真實的發現，對法律真實的接受度無論是專業的司法工作者還是普通民眾都還遠未達到普遍認同的程度。在筆者看來，“要充分發揮庭審法官在追求案件客觀真實的訴訟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適用“全案卷證移送主義”本來是最佳選擇，但這又與對抗制訴訟模式所體現的 “當事人主義”和“審判中心主義” 理念相違背。”而“起訴狀一本主義”雖然從理論上講能很好地防止刑事法官庭前預斷并實現庭審實質化，但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如證據開示制度、預審制度、直接言詞原則、陪審團制等），而這些旨在確保庭審法官獨立的配套制度與我國長期存續的職權主義因素相排異。

對于我國刑事案卷移送方式改革轉向問題，筆者認為我們不妨追本溯源地進行探討。在案卷移送方式改革中，首先需要得到轉變的是阻斷庭審法官與偵查案卷在庭審前的直接接觸，防止庭審法官形成預斷，確保其心證過程的中立及程序公正；其次要確保對檢察機關所移送的案件進行必要的公訴審查，進而排除不必要的起訴和審判；其次，由于“在我國辯方在刑事訴訟中控制與掌握的案件信息量不足以支持其與控方對抗，即辯方與控方在案件信息量的占有上處于失衡的狀況，缺乏控辯對抗的信息基礎條件。”因此必須充分保障辯方對證據的先悉權，進而增強庭審的對抗性，確保直接言詞原則在發現案件真實上起到應有的作用。從本質上來說，不論起訴狀一本主義、案卷移送主義亦或是“復印件主義”都僅僅是各國在解決刑事訴訟啟動時應如何移送案卷的方式問題，它們只是實現刑事司法公正的一個方法，并不是決定司法公正的唯一路徑。因此，我國案卷移送方式改革的轉向，只要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實體正義與程序公正，并能在制度環境內良好的運行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刑事訴訟法》的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也在進行有益的探索，人權保障、限制公權力濫用等觀念在不同層面上得到了體現。現階段，我國刑事訴訟中公訴案卷移送方式改革應當緊緊圍繞人權保障的要求進行合理化設計，而不應當混淆方法與目的之間的關系，僅僅將關注點放在起訴狀一本主義與全案移送方式之上。具體而言就是從我國刑事訴訟發展完善的具體需要出發，通過設計符合我國司法實踐需要且能夠促使庭審實質化實現的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從整體的層面促進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動態平衡。

因此，對于我國案卷移送改革，筆者提出以下初步的建議：第一，建立預審制度，前期可以考慮由立案法官兼任預審法官負責進行公訴審查。此時檢察機關應向預審法官移送需要起訴案件的所有證據材料，由預審法官負責進行實體性審p第三，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控辯雙方都無異議的案件，預審法官可以將全部

案卷材料移送給庭審法官；而對于控辯任一方反對適用或明顯較為復雜不適合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預審法官只能將起訴書、證據目錄、證人名單以及雙方沒有爭議的證據材料原件移送給庭審法官，最后在證據開示程序結束時及時將其他刑事卷證材料退回給檢察機關。而對雙方都存在爭議的證據材料，預審法官只需做好爭議點整理記錄工作，在移送案件證據材料時把該爭議點一并移交庭審法官，由其在庭審中主持舉證質證進行核實，從而有效控制庭審進程。

第四，“如果控辯任何一方沒有履行證據展示義務，應視其情節輕重承擔下列不利的法律后果：強制違反證據展示義務的一方履行展示義務、法庭宣布延期審理、禁止出示未經展示的證據、宣布審判無效、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當然，也“應該禁止預審法官和庭審法官事前的交流溝通，以切實杜絕審前預斷”，對違反該規定的庭審法官可以納入回避范圍，同時對違反該規定的預審法官及庭審法官也應當給予相應的處分措施。

四、結語

在立法完善的過程中，任何一個程序性的改革都涉及整體功能的協調，必然會面臨許許多多的困難與挑戰，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公訴案卷移送方式必須一步一個腳印地進行，因為各種制度之間在運行上的相互調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隨著人們對人權保障的日益關注，對我國傳統職權主義刑事追訴模式進行必要的修改勢在必行，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的合理內核并不意味著一定與我國的訴訟模式相排斥，而恰恰相反，這些合理內核在刑事訴訟中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刑事訴訟程序對公正與效率的追求，只要輔以本土化的完善，完全是可以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吸收。

第三篇：設立民事行政公訴制度思考探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如國有資產流失、環境惡化、市場割據、不正當競爭、“豆腐渣”工程等等社會現象，導致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等公共利益嚴重受損，由于法律的缺位，這些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的制裁，從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來看，這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為此，有必要建立民事行政公訴制度，只有建立了民事行政公訴制度，才能把一切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照法律進行糾正、制裁，使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護。民事行政公訴,就是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對需要由檢察機關作為訴訟代表人提起訴訟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為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公訴人，依法提起訴訟程序，請求人民法院對該案件依法裁斷的民事、行政訴訟制度。對于檢察機關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行政訴訟，近年來在學術界和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從國外的立法來看，民事行政公訴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而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對此未有明確的規定。在此，我就設立民事行政公訴制度作了一些思考。

一、檢察機關是民事行政公訴制度的主體

建立民事行政公訴制度，涉及的內容十分龐雜，其中之一就是由誰來充當訴訟主體，由于民事行政公訴基于國家公訴權而產生，因此民事行政公訴的主體資格只能賦予專門的國家機關，即有權代表國家和社會等公共利益者，而且只能由法律授權，而不能由法律以外的規則規定。目前我國宜由檢察機關作為民事行政公訴的主體。

從國外情況看，在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根據《美國法典》有關規定，檢察官在涉及聯邦利益等7種民事案件中，有權參加訴訟，其中包括檢察官有權對所有違反《謝爾曼法》或《克萊頓法》而引起的爭議提起公訴,最近幾年比較著名的有檢察官代表美國政府訴微軟公司案等。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德國、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都規定了檢察院作為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代表，對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權以主當事人的身份提起訴訟，也可以作為從當事人參與訴訟，并可以上訴。由此可見，兩大法系雖然具體規定有差異，但這些國家的立法均不同程度地授予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在一定范圍提起民事行政公訴的權力。把檢察機關參加民事訴訟制度推向一個更重要的地位的，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立法。列寧認為，檢察長的唯一職權和必須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監視整個共和國對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別，不受任何地方的影響。在列寧的思想指導下，1928年《蘇俄民事訴訟法典》第2條明文規定，“檢察長認為對保護國家或勞動人民利益有必要的時候，可以提起訴訟或者隨時參與訴訟。”這一制度歷經修改，成為完備的制度，并且為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效仿。

從國內的情況看，對于檢察機關提起訴訟這一職權，我國在剛剛設立檢察機構的時候就予以確認，早在清末、民國時期就已經有與之相關的規定，新中國成立后，檢察機關的這一職權更是得到強調。1949年12月頒發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參與涉及全國社會與勞動人民利益有關之民事案件以及涉及全國社會與勞動人民有關這一切行政訴訟；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對于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權提起訴訟或參加訴訟；1957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審判程序（草稿）》第1條有類似規定，允許檢察院對“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訴訟；1979年2月2日，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審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規定（試行）》中對民事公訴制度再次確認。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樣的制度并沒有堅持下去，特別是在檢察機關被徹底“砸爛”以后，這樣的制度就更沒有理由存在了。

從理論上分析，民事行政公訴是國家提起的訴訟，但國家無法作為一個實體來實施具體的訴訟行為，需要特定的執行人代表國家行使民事行政公訴的權力，從我國的體制看，可供選擇的有三個：一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可以行使國家的一切權力，當然也包括民事行政公訴的權力。二是政府。政府是國家的行政機關，直接管理國家財產，對于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違法行為，政府作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可以代表國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訴。三是檢察機關。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維護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職責。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訴訟體系中，人民檢察院都擔負著重要職責。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就是代表國家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人民檢察院也有能力代表國家對民事行政違法行為人提起公訴。

在以上三個可供選擇的民事行政公訴主體中，人民檢察院最為適宜。理由如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

力機關，主要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而較少參與某些具體活動，且人民代表大會地位在同級審判機關之上，由人民代表大會提起訴訟，不利于審判機關訴訟活動的順利開展和確保判決的公正性。按道理，政府機關是最好的訴訟主體，當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發生時政府機關應立即起訴，對此進行制止。但在我們國家，政府部門很多，有時職權不清，有的案件涉及幾個交叉的國家

利益，造成幾個部門互相推諉或重復勞動，此外，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在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參與具體的民事經濟活動，政府實施的具體行為也可能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成為民事行政公訴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不宜作為民事行政公訴的主體。而賦予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職權是可行的，一是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本就具有提起刑事公訴和刑事、民事、行政抗訴的權力，公訴權作為法律監督權的基本內容之一，不能僅僅體現在刑事領域，還應在民事行政訴訟方面發揮其作用，賦予檢察機關民事行政公訴權，將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引入司法程序，通過司法審判，對此類行為進行糾正、制裁，也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表現。二是在我國所有的國家機關中，檢察機關是最合適的代表國家利益的訴訟主體，自檢察制度產生以來，檢察機關就以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現，我國檢察院組織法第二條本身就規定了檢察機關保護各種利益包括國家、集體利益的任務。在目前我國現行的三大訴訟法中，雖然只有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即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時，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使國家財產、集體財產遭受損失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可見刑法上的這種規定反映了檢察機關的性質、職責，確立了檢察機關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地位，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是檢察機關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對侵害國家利益以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民事行政違法行為提起公訴，是檢察機關應盡的職責。三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長期從事法律工作，能熟練掌握運用各類法律知識，具備提起民事行政訴訟必要的法律素質。且檢察機關與同級審判機關在地位上是同等的，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民事公訴不會影響審判機關的正常訴訟活動和判決的公正性。因此，檢察機關應是國家提起民事行政公訴的最佳主體。

二、檢察機關在提起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民事行政公訴是檢察機關作為原告（即公訴人）提起的民事、行政訴訟，在檢察機關沒有提起訴訟前，這個訴訟還不存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以后，該訴的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或者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被動地參加進訴訟關系之中，與檢察機關進行訴訟，接受法院的裁斷。因此，檢察機關在民事行政公訴中，是主動提起訴訟，并以被起訴的當事人作為對方，進行民事行政訴訟，具有原告的身份。

2．具有特殊的當事人身份。民事行政公訴是檢察機關作為特殊訴訟主體提起的民事行政訴訟，在檢察機關提起的民事和行政訴訟中，在程序上也將檢察機關稱之為當事人，但是由于檢察機關沒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的代表，這種當事人只是一種程序意義上的當事人，而不是實體意義上的法律關系當事人，不具有民事、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的身份。

3．是訴訟代表。在民事行政公訴中，檢察機關作為原告起訴的目的不是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國家、公眾為維護公共利益進行的訴訟，因而是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的代表。檢察機關的這種訴訟代表的身份決定了其訴訟權利不是自生的，而是國家和公眾賦予的，因此，檢察機關在行使其作為原告的訴訟權利時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沒有撤回起訴的權利，除非被告已經主動補救了其侵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否則檢察機關不能撤回起訴；又如，不適合調解制度。撤回起訴和適用調解制度的前提是當事人有處分權，在實踐中當事人在行使這兩項權利時往往要放棄一部分實體權利，但在民事行政公訴中，作為當事人一方的檢察機關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國家或公眾的意志，其權利和義務都是特定的，檢察機關無權代表公眾擅自放棄、處分權利。

4．同時具有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在民事行政公訴中，檢察機關作為公訴人，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監督者，其主體地位具有雙重性，既是訴訟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對正在進行的這一訴訟進行監督的法律監督者。因此，檢察機關提起訴訟，不是僅僅負擔單一的提起訴訟職能，還要在行使訴訟提起的職能之外，對該訴訟進行監督，對在訴訟中發生的違法行為，有權進行監督。

三、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行政公訴的范圍

檢察機關的民事行政公訴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起訴，應當將其限制在一定范圍。否則難免影響公民自主行使權利，破壞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檢察機關的民事行政公訴權，應當僅限于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提起訴訟。

（一）國有資產流失案件 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自改革開放以來，侵害國家資產利益的行為日益猖獗，較為常見的方法是將國家資產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轉讓等。為保護國家資產，國家專門成立了各級國有資產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國有資產管理的法律、法規，明確了有關機構和人員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但對侵害國家資產的違法行為，法律并未授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其他組織或個人以訴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其他行政機關只能對行為人予以行政處理，而不能追究侵害行為人的法律責任，致使違法者有恃無恐，侵害行為難以得到遏制。因此，應當授權檢察機關對此類行為提起民事公訴，啟動訴訟程序，通過法院的審理活動追究侵害行為人的責任，以保護國有資產不受侵犯，保護國家的經濟利益。

（二）公害案件和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實施受到損害的案件 公害案件是指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損害的環境污染事件。一方面，作為受害者個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責任決非易事。另一方面，我國法律對公害案件起訴資格的規定亦并不完善。截止目前，法律、法規尚未將這種可能造成公害案件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起訴資格授予任何公民或者法人。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實施受到損害的案件如違反國家法律規定，侵害國家文物，或者對國家文物有重大侵害隱患的案件；在婚姻、扶養、繼承、債務糾紛等案件中，老人、婦女、殘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難以保障的案件等等。在這些案件中，可能有些案件有起訴主體，但即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具有原告資格，也常常由于訴諸法律主張權利對他來說可能很不經濟，或因無力訴訟而無人起訴，因此，在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不能通過訴訟途徑獲得司法救濟時，檢察機關對這類案件的提起公訴，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后果進行補救的有效途徑。

（三）有重大社會影響、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的案件 各國均將市場壟斷視為有損公益的案件，而在我國已出現市場壟斷的苗頭，因此市場壟斷案件的訴訟也應由檢察機關介入。壟斷不僅侵害合法經營者的利益，而且損害消費者和國家的利益。因此，應當建立國家起訴制度，由作為國家利益代表的檢察機關對上述壟斷行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訴。包括對行業壟斷行為的民事公訴對行政壟斷行為的行政公訴對市場壟斷行為的民事公訴。

（四）沒有起訴主體的民事案件 在民事糾紛中，有些沒有起訴主體，無法向法院提起訴訟，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須予以保護，例如已破產的國有企業在清算過程中遺漏了債權，無法繼續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對此，檢察機關可以作為原告起訴，代表國家向債務人主張債權。還如，在侵害已故者名譽、肖像、隱私等案件、父母侵害未成年教育權案件，等等，由于這些案件沒有起訴主體，受害人的利益又確需保護，可授權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從而保證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目前在我國，民事行政公訴正處于艱難起步階段，雖然檢察機關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這項制度還是處在沒有法律規定的狀態中，這種狀況，非常不利于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因此，我國現在必須從法律上明確民事行政公訴，使該項制度合法化，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第四篇：對完善我國舉證制度的思考

對完善我國舉證制度的思考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內容，是司法公正的基礎。舉證制度是證據制度的重要組 成部分。人民法 院對案件的審理和裁判無不是圍繞訴訟證據來進行的。舉證、質證、認證是法庭調查階段的 核心內容。舉證是質證、認證的前提，只有做到舉證充分，才能做到認證準確，查明事實，才能做到嚴肅執法，公正裁判，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然而目前，我國卻沒有統一的證據法，有關民事證據的舉證規范也只是散見于民訴法的有關章節中。因此，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關于我國的舉證制度存在以下問題。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國民訴法并末真正設立舉證時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76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 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 限屆滿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這個規定雖然原則上確定了舉證應有一定的時限，但 這個期限應為多長時間，應如何操作，愈期產生什么證明效力，都沒有明確規定。這樣一來，邏輯的結論是，當事人不論何時提供證據，人民法院都重新開庭質證。

由于當事人舉證沒有終點期限，也就是說，當事人舉證沒有時間效力，導致在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在一審、二審、再審程序的任何階段均可以舉證，只要裁判文書未送達之前都可以舉證，送達之后，如裁判文書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還可以舉證。舉證期限不規范，導致當事人舉證與人民法院裁判相脫離。由于當事人無限期的舉證，人民法院的判決也無終極的了斷。有些案件，當事人在一審不提供證據，一審判決以后，當事人在二審提出新的證據，二審因此而改判，甚至發回重審；有些案件，當事人在一、二審均不提供證據，而在再審程序才提供，再審又予以改判，甚至發回重審。這不僅浪費了訴訟程序、訴訟成本，降低了案件質量和訴訟效率，也造成了當事人累訟的局面，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也不利于審判方式的改革。

二、舉證責任分擔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舉證責任是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案件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證明，若未能提出證據或者所提供 證據不足以證明時，將承擔不利之裁判結果。舉證責任分配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法律有明文規定的，依法律；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根據 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分配應明確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對主張有利于自己的事項作出一般原則規定-即誰主張誰舉證。民訴法第64 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是我國法律對舉證責任分擔 一般原則規定。這一原則的含義是：1當事人雙方都應負舉證責任；2誰主張誰舉證。具 體的說，原告在起訴書中對自己的訴訟請求所根據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在答辯狀中 對答辯所引用的事實，也負有舉證責任；第三人對當事人爭議的訴訟標的有獨立請求權的，如果提起訴訟，實際上就成為訴訟當事人，他對自己的訴訟請求，也負有舉證責任；沒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對案件處理結果與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事實，也負有舉 證責任。總之，無論是原告、被告，還是第三人，誰主張一定的事實，誰就有責任提供證據 證明該事實。但是卻沒有就何人應就何種事實負責舉證，以及在事實存在不明的場合，法院對何人作出敗訴判決的問題，為法官提供判決的標準。因此，舉證責任分配沒有實質性的標準，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尚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三、關于當事人舉證與法院調查取證的問題

過去，我國傳統的審判方式強調法院根據職權主動地調查取證，法院的調查不受當事人所提 事實和證據的限制，而以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為目的。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卻造成了當 事人一張訴狀，法官“跑斷腿、磨破嘴”的相反結果。由于民事訴訟舉證制度存在著當事人 舉證與法院查證關系的扭曲，法官往往包攬調查取證，難以調動當事人參加訴訟的積極性，不利于提高審判效率和工作透明度，造成法院積案逐年增加，疲于應付的被動局面。近幾年 來，各地法院積極進行審判方式改革，特別是強化了當事人舉證責任，民事證據制度改革取 得

了明顯的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法院在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同時，卻忽視了法院調 查取證的職能作用，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些同志認為，審判方式改革就是要變法院查證為 “坐堂問案”，舉不出證據就駁回訴訟請求，因而對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取證的案件，采取一推了之的態度，致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的司法保護。在有的當事人法制意 識不強，訴訟行為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一些法院指導當事人舉證不夠，不能正確處理好當事 人舉證與法院查證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正確處理好兩者的關系，才能確保查明案件事實，及時公正地處理案件。

鑒于以上種種，我認為我國的訴訟舉證制度亟待完善。

一、完善我國舉證時限制度

對此，我國法學界提出了很多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舉證期限應確定在法庭辯論終結前，也就是說一審、二審法庭辯論前 可以舉證；

第二種觀點認為，舉證期限應確定在一審訴訟開始至合議庭評議作出判決以前，如合議庭已評議作出判決意見后，當事人舉證不予采納；

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確定在一審訴訟審限屆滿以前；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確定在第二審法庭辯論終結前；

第五種觀點認為，應確定在第二審終審判決以前；

第六種觀點認為，應確定在第二審審限屆滿之前。

總之不論那一種觀點都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全面考慮。下面為大家介紹一下本人比較支持的一個觀點：當事人舉證的終點期限應確定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之后15日內。其理由是，一方面可以預防原告或者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變更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方當事人在庭審中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舉證，使對方當事人措手不及，難以提供相應的證據反駁及有效地質證。同時，可以保證當事人有足夠時間收集提供新的證據對抗對方當事人搞突然襲擊舉證，以及對抗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被告反訴等。如在上述期限屆滿以前，當事人提供證據確有因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審限，延長審限一般也應確定為15日，如在延長審限期間內，仍不能提供證據的，則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期限屆滿以后提交證據無效，法官可以拒絕接受。對于當事人申請延長審限人民法院應嚴格掌握。如在限期舉證期限內（包括法院同意延長期限）發生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影響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舉證，可以給予合理的延期。而不以逾期舉證論處。以上觀點，既符合我國的司法實踐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舉證的有關規定。

二、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完善舉證保障制度，加強對當事人舉 證的指導。

為了保證當事人充分舉證，建議建立和完善我國舉證保障制度。目前，我國從立法上雖然規 定了舉證責任的分擔原則以及舉證法院調查取證的范圍等一般性規范，但缺乏切實可行的程 序保障。突出地表現在，法律規定“誰主張，誰舉證”，但當事人能夠以什么方式，依照何 種程序去收集證據？當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占有證據而拒不交出時，或者是證人不愿出庭作 證時，他能夠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去獲取證據？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少當事人因沒有依法取證 的途徑和手段，明知存在某一證據卻收集不上來，從而導致敗訴。因此，通過訴訟程序獲得 必要的證據，是當事人獲得司法救濟的重要手段，必須從立法上賦予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 享有收集證據的機制、手段和合法的途徑。

在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同時，人民法院也應做好當事人的舉證指導工作，使當事人明確“ 誰主張、誰舉證”這一法律內涵，引導當事人正確取證。

二、正確處理好當事人舉證和法院調查取證的關系

人民法院收集證據是為了彌補當事人舉證能力不足，一般情況下應當以當事人申請為前提，特殊情況下法院可以主動查證。當事人認為對案件事實有證明作用的證據，自己因客觀 原因的限制不能收集的，應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對于可能滅失或以后難以取 得的證據申請證據保全的，當事人也應在舉證期限內提出。人民法院對其申請

要及時審查，屬于由法院收集的，應當及時收集。如果不屬于法院收集的，則應駁回當事人的申請。這樣，既可以促使法官認真履行職責，又充分保 障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從而使當事人舉證與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關系得到較好的協調。

舉證制度，對于人民法院公正地裁判民事、經濟糾紛案件，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落實舉證責任，提高人民法院的辦案效率和質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完善科學的舉證訴訟制度刻不容緩。

第五篇：對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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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幾點思考 十八大報告要求“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并特別提出“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充分說明，經濟責任審計作為加強領導干部管理監督的重要手段，已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開展好經濟責任審計，是審計機關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要務之

一。落實好這一要務，關鍵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筆者認為，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重點要從六個方面入手，創造性地執行《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增強經濟責任審計的計劃性、聯動性、針對性、效能性、公正性和成果運用的充分性：

一、要推進審計對象分類管理，增強審計立項的計劃性。當前，有些地方的經濟責任審計主要是離任審計。特別是干部換屆期間，審計任務“扎堆”，審計力量難以滿足審計工作需要，情況難以審全審深審透，審計風險很大。加之被審計人員已離任或提拔，審計難推進，責任難追究，結論難落實，整改難到位。同時，對一些主持工作不足一年的副職領導干部也進行了審計，這與《規定》相違背。地方審計機關應爭取主動，積極向黨委、政府和紀檢、組織部門匯報，建立健全經濟責任審計對象數據庫，實行審計對象分類管理：一是對經濟活動規模大、下屬單位多、資金資產量大的重點部門(單位)的領導干部，以及地方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干部，實行任期內輪審；二是掌握經濟決策權、執行權、管理權和監督權等關鍵崗位的領導干部，管理重點項目、分配和使用重點資金的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干部，實行離任必審；三是對任職時間不超過一年、臨時主持工作不超過一年的領導干部，單位資金量小、內控制度較為健全、干部職工對單位經濟事項無異義、未收到其信訪舉報事項的領導干部，可免于審計；四是對單位、部門內部管理領導干部，可由單位、部門內部審計機構進行審計。按照分類管理的原則，有計劃地安排審計項目，提高任中審計或離任前審計的比重，使每的審計項目保持均衡，避免經濟責任審計工作打亂仗、走形式。

二、要發揮好聯席會議作用, 增強審計組織的聯動性。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是各級領導干部，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都很強，靠審計部門“單兵作戰”

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審計機關作為經濟責任審計的具體實施單位，要主動營造環境，爭取成立以本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為組長，紀委、組織部門負責人為副組長，審計、監察、人社、財政等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高規格的領導小組，加強對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領導和督辦。提高經濟責任審計在黨政工作盤子上的位次，以有利于排除審計工作中的阻力和困難。要完善聯席會議制度，明確聯席會議的程序、職責，以及各成員單位的職責，加強與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聯系與溝通，做到聯合制定審計機制，共同研究審計計劃，定期通報審計情況，適時征求審計意見，實現聯席會議常態化。必要時可以聯合召開進點會、審計見面會、審計整改會，以及借助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職能進行審計取證、重大違紀違規問題查處和審計整改問責等等，充分調動紀檢、組織、監察、財政等部門參與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積極性，讓聯席會議真正發揮作用、整體聯動、形成合力。

三、要緊貼科學發展的實際，增強審計內容的針對性。經濟責任審計的目標就是促進領導干部推動科學發展。以領導干部守法、守紀、守規、盡責情況為重點，通過對其任職期間本地區、本部門（系統）、本單位財政財務收支以及有關經濟活動的真實、合法和效益性進行審計，來分析和評價領導干部的功過是非。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領導干部所承擔經濟責任的內涵和外延在發展變化，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期，領導干部所承擔經濟責任的內容也不同。審計機關在確定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時，要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把握好“全面審計，突出重點”的辯正關系，既要對領導干部履職情況進行全面審計，又要重點突出,關注其履行經濟責任的過程和效果，特別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情況，遵守有關經濟法律法規、貫徹執行國家有關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情況，制定和執行重大經濟決策情況，與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有關的管理、決策等活動的效益情況；關注重大投資項目的建設、管理、使用和效益情況；關注其履行國有資產管理、監督職責情況；關注其對本級黨委、政府重大經濟發展措施的落實情況；關注其執行本單位內部管理制度情況；關注普遍性、傾向性、苗頭性問題；關注“三公”經費開支情況；關注領導干部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情況；關注群眾反映的疑點、難點、焦點問題等。同時，根據離任審計和任中審計的不同要求，確定審計的重點內容、重點期間和重點事項，提高審計的針對性。要結合地方實際，對審計內容進一步細化，明確到具體項目、類別和指標。同時，在審計過程中，還應根據被審計人員任職單位權力運行的實際情況，調整審計方案，使審計內容滿足審計需求。

四、要改進審計方式和方法，增強審計實施的效能性。經濟責任審計要求高、任務重、內容多、責任大。審計機關在實施中必須不斷改進方式方法，提高審計效能，才能保障審計任務的圓滿完成：一是大力整合資源。要大力整合審計力量，形成以專門經濟責任審計機構為主，審計機關所有業務部門共同參與的審計格局，保證在干部換屆等特殊時期的審計力量需要。要整合審計項目，將經濟責任審計與財務收支審計、財政審計、效益審計、專項審計、投資審計等項目進行整合，與上級審計機關統一組織項目進行整合，通盤考慮、同步進行，一審多用、一審多果；二是加大現代審計技術的運用力度。加強聯網審計，保持對各單位財政財務收支的適時監控。積極推行數字化審計模式，推動傳統審計向現代審計轉型，運用計算機審計方法采集、轉換、分析電子數據，提高審計效率；三是要加大審計調查力度。經濟責任審計的綜合性很強，涵蓋的內容很廣，就賬查賬往往難以發現問題。必須加大審計調查力度，通過調查走訪、開座談會、實地勘驗、接受群眾舉報等形式開展審計調查，盡快找準疑點、弱點，盡快找準審計工作的突破口，減少審計工作中的迂回和反復。

五、要堅持事實求是的原則，增強審計評價的公正性。一要客觀評價。即“以事實為依據”進行評價，保持審計的獨立性，在評價中不能摻雜個人感情，或者受到第三人左右或者利益的影響而做出夸大成績、回避問題等違背事實的評價；評價要取得充分的審計證據，最好有數據、事例說明，不能憑主觀臆測或被審計單位提供的資料來進行評價。二是要依法評價。即“以法律為準繩”進行評價，審計評價依照法律法規、國家有關規定和政策，以及責任制考核目標和行業標準等，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對被審計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情況進行評價。不能做出與法規政策相違背的評價；不能超越審計范圍進行評價，審計了什么就評價什么，不能無依據地過高過多評價，甚至與查出的問題相矛盾；緊扣“經濟”二字進行評價，不宜對“非經濟”事項進行評價；三是要謹慎評價。《規定》對被審計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過程中存在問題所應當承擔的直接責任、主管責任、領導責任進行了明確。審計人員對每一項責任的內容要透徹掌握、熟練區分。在評價中堅持責權對等的原則，按照領導干部權力的運行軌跡，結合審計事實，來區分直接責任和間接責任、前任責任和現任責任、集體責任和個人責任的界限，責

任界定要明確，是誰的責任、什么責任要界定清楚，避免審計評價的模棱兩可和責任劃分混淆不清。用注意用語規范，表述清楚。要盡可能地用直白、寫實的手法來表述審計的結論和意見，避免過多的專業術語，給有關部門提供清晰、明確、簡潔的信息和依據。

六、要大力推進審用結合，增強成果運用的充分性。審計結果運用，關系到經濟責任審計的成敗。如果審計結果得不到運用，不僅浪費了審計資源，也影響了審計的權威性。因此，必須建立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制度，大力推進審用結合：如將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歸入被審計領導干部本人檔案，使之成為衡量干部功過得失的“鐵證”；將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等結論性文書報送本級政府行政首長，必要時報送本級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讓黨政主要領導對被審計人員的履職情況心中有數，強化被審計人員依法履職和廉潔從政意識；納入審計工作報告，向人大報告經濟責任審計情況特別是存在的普遍性、傾向性問題，為人大任命干部和進行干部評議提供依據；將審計整改納入黨委、政府督辦事項，定期通報經濟責任審計情況，對審計對象進行廉政談話，對整改不力的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問責；推行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告；在干部評先表模、領導班子考核、黨風廉政建設目標責任制考核、政風行風評議等方面，征詢審計機關意見等等。以此提高經濟責任審計成果得用效率和水平，避免審用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