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選舉制度又是這一根本制度的基礎。1953年我國的第一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就明確規定了我國選舉制度的主要原則，即普遍性原則、平等性原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具體規定了選舉的程序和方法，從而正式確立了當代中國的選舉制度。但從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擴大化和“左”的錯誤嚴重滋長，尤其受十年**的嚴重干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壞，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名存實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撥亂反正，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把加強人大建設、修訂選舉法、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提到了重要的義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的第二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我國選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經過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國的選舉制度更加完善，如選舉的民主程度明顯提高、直接選舉范圍從鄉級擴大到縣級、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選舉方式一律實行無記名投票，以及候選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進等。

但是，審視我國的選舉制度，尚有不少問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有不少距離。馬列主義關于人民代表機關選舉的基本原則-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選舉在我國還沒有完全實現。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選舉制度，不但直接關系到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同時也是完善整個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礎和切入點。

一、要進一步提高和擴大直接選舉的層級和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盡管從1980年開始，已把直接選舉范圍從原來的鄉級擴大到縣級，但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間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則由多層間接選舉產生。我國人大選舉的顯著特點也就體現為以多層次的間接選舉為主。應該說這種做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由我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決定的，也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這種選舉的弊端也不斷顯現出來。一是過多層次的間接選舉不能全面確切地表達選民意愿，有時甚至會歪曲選民意愿；二是靠少數人投票決定當選人，對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損害；三是多層次的間接選舉必須模糊代表與選民之間的責任關系，削弱代表與選民的聯系，使選民難以對代表實行真正的直接監督。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急需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廣大人民能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就需要不斷完善選舉制，當前最關鍵的就是要及時提高和擴大直選制的應用層級和范圍。這既是理論上的依據，也有客觀上的需求，更有實踐上的經驗。首先，它是馬列主義選舉理論的一貫要求。馬列主義關于選舉的民主理論集中到一點，就是要真正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原則，并且認為新型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比資本主義議會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選舉產生的。列寧說過“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只有根據選舉法，由全體居民選出的委員會才是真正的委員會。”（注：《列寧全集》第18卷，第273頁。）列寧還說過：“從人民專制論的觀點看來，首先必須切實保障充分的宣傳自由和選舉自由，然后召開真正全民的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當通過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產生，應當掌握全部權力，即完整的、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力，應當真正體現人民專制。”（注：《列寧全集》第9卷，第181頁。）可見直接選舉是列寧強調的真正民主原則之一。[!--empirenews.page--] 其次，過去一直強調的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不應當成為限制提高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正當理由。盡管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比較落后，但我國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經過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人民群眾的經濟、文化等條件，已普遍提高，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民主意識也已日益增強。再用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來限制直選層級和范圍已顯得過時。前蘇聯在1936年就開始實行從鄉村及市蘇維埃起到最高蘇維埃止的直接選舉。那時他們的經濟、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們現在落后許多，而且幅員極為遼闊。印度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與我們差不多，經濟、文化等條件比我們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開始了省議會議員的直接選舉，1947年一獨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國范圍的直接選舉。盡管前蘇聯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們的經驗至少可以說明，直選制和普選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限制，關鍵還在于組織和選舉技術。

第三，我國公民已基本具備比較完全的直接選舉的知識和經驗。因為我國農村和一般城鎮，鄉級直接選舉制已運行了45年，縣級直接選舉制也已運行17年，在有下轄區的一些城市，區級直選制也已推行45年，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選已使廣大公民積累了比較完備的選舉知識和經驗。目前，城鄉公民對提高和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呼聲日漸高漲，這無疑為今后更高層級更寬范圍的直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認為，提高和擴大我國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各方面條件均已日趨成熟。目前我們完全可以在兩點上取得突破。一是將人民代表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省級。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為我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平均人口為3800萬左右，平均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這大體相當于英國等中等國家的規模。若按單名制和人口標準劃分，每選區人口大致為9萬左右，規模也與英國等國家的選區相當。可見，省級直選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規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關鍵在于解決組織和技術上的問題。二是要推行鄉、縣級行政首腦直接選舉制。對此，經過10多年基層民主選舉實踐的農村公民呼聲尤為迫切。當然，這關系到修改選舉法等有關法律。

二、進一步完善修選人的提名、介紹方式

代表候選人或國家機關候選人的提名是選 舉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選人提名過程是否民主，直接關系到整個選舉的民主實現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來，通過對《選舉法》、《組織法》的修改，過去那種“上面定名單，下面劃圈圈”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變。但是在候選人的提名、介紹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按選舉法規定，選民或者代表聯合提民的代表候選人，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實際操作中，卻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幾年，選民或代表聯合提名現象不斷增多，但黨組織往往以非組織活動為名，采取多種措施，減少或消除聯合提名活動。這些措施主要有動員或勸說被聯合提名的候選人放棄提名；動員或勸說參與提名的黨員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數而自然失效；在以上兩者都無效的情況下有些地方黨組織還采取突然宣布人代會休會或延期召開，或對當選的聯合提名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以確認等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選舉意圖。上述種種做法，無論從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要求來看，還是從人民代表大會本質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鄧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黨要有意識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斗爭，首先要糾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斷不民主的錯誤，要使非黨干部敢于講話，講所欲講，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懼。做到這一步，那不僅民主政治有了內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高起來。”（注：《鄧小平文選（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empirenews.page--]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和參政議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今后選民或人民代表聯合推薦候選人的現象必將大大增加，甚至會超過政黨或人民團體提名候選人，這都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也是選舉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種表現。只要程序和步驟合法，就不應予以指責和干涉。事實上，“聯合提名”候選人的出現，可以彌補黨組織推薦候選人時可能出現的差錯，使得上述兩種候選人展開合法的競爭，從而使各級人大選出更優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國家機關領導人，同時也能促使黨組織在推薦候選人時更加嚴格、認真，推薦出更好的候選人。

在改善對候選人的介紹方面，應采取多種方式介紹、宣傳候選人。那種不向選民或代表散發候選人的簡歷，不作情況介紹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讓選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工作業績、從政態度、參政議政能力及工作規劃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中，我們不但可以公布名單，利用公報、廣播、黑板報、電視、報級等多種方式作間接介紹，還可以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當面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還可以允許候選人直接走訪選民，宣傳自己的從政態度和主張。總之，增進選民對候選人的了解，有助于選民按自己的真實意愿投票，減少盲目性。

三、把差額選舉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一種現代民主選舉制度，差額選舉自1979年實行以來，不僅在縣鄉換屆選舉中得以“兌現”，而且在選舉省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一府兩院”領導，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時也得以落實。1979年，經過對有關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國開始實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腦的差額選舉。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明確規定了地方國家機關領導人選舉的差額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鄉、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副市長、副州長、副區長、副鄉長、副鎮長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并沒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對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實行差額選舉還比較稀少。據1995年的統計，全國僅有12個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8個省的省長，15個省的法院院長和11個省的檢察院檢察長實行差額選舉。可見我們還沒有把差額選舉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實。即使在差額選舉中，違法選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在代表和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差額選舉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開或半公開地安排差選，有些基層單位甚至竟任命在 當地落選的縣長、鄉長候選人為書記職務；有的地方對選民或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承認或不及時給予相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實行差額選舉是搞好選舉的關鍵之一。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是健全制度，實現選舉人意志和提高選舉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為在等額選舉中，另選代表候選人以外的人，當選的可能性很小，選民不得不勉強投贊成票，從而影響民主權利的行使。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差額選舉，黨推薦的候選人也要通過選舉，接受選民和代表的選擇，從而體現了對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有利于加強群眾對干部和代表的監督，增強他們的對下負責意識和群眾觀點，而且還有利于發現和選拔人才，把“人民公認”的人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我們必須按法律的規定真正落實差額選舉。對此憂心忡忡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黨的領導原則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執政權的現實條件下，真正落實差額選舉，根本不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強政治活力，增強黨的生命力。[!--empirenews.page--]

四、適度引入競爭機制

有位憲法學家說過，沒有差額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沒有競選的差額，也不是真正的差額。

長期以來，競選被當成資產階級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視為禁區，不敢跨越。誠然，競選是由資產階級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廣泛運用的，但這并不等于競選就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事實上，競爭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動力，事物之間缺乏競爭就會喪失生命力。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而市場經濟本質上說就是競爭型經濟，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以競爭為本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政治領域適度地引入競爭，尤其是要引入競選機制。

中國共產黨對競選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時期，我黨就組織搞過競選，并提倡過競選。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就對競選作了專門規定，選舉單位“可提出候選人名單及競選綱領，進行競選活動，在不妨害選舉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尤其是十億農民經 過十多年基層民主選舉的訓練，城鄉公民目前對在選舉中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呼聲很高。可以預測，在人大選舉制度中適度引入競選，是今后選舉工作的必然趨勢。根據條件逐步推行適度的競選，可以有效地激發選民或代表的選舉熱情，增添選舉活力，拓寬選舉范圍，提高選舉質量，為候選人創造公平競爭的舞臺，選出高素質的人民代表和領導干部。當然，我們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競選制度，而應揚長避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競選制度。

第二篇：關于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

對完善人大選舉制度的幾點思考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選舉制度又是這一根本制度的基礎。1953年我國的第一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就明確規定了我國選舉制度的主要原則，即普遍性原則、平等性原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具體規定了選舉的程序和方法，從而正式確立了當代中國的選舉制度。但從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擴大化和“左”的錯誤嚴重滋長，尤其受十年**的嚴重干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壞，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名存實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撥亂反正，黨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把加強人大建設、修訂選舉法、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提到了重要的義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的第二部選舉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我國選舉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經過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國的選舉制度更加完善，如選舉的民主程度明顯提高、直接選舉范圍從鄉級擴大到縣級、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選舉方式一律實行無記名投票，以及候選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進等。

但是，審視我國的選舉制度，尚有不少問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還有不少距離。馬列主義關于人民代表機關選舉的基本原則-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選舉在我國還沒有完全實現。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選舉制度，不但直接關系到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同時也是完善整個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礎和切入點。

一、要進一步提高和擴大直接選舉的層級和范圍

長期以來，我國人大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盡管從1980年開始，已把直接選舉范圍從原來的鄉級擴大到縣級，但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間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則由多層間接

選舉產生。我國人大選舉的顯著特點也就體現為以多層次的間接選舉為主。應該說這種做法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由我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決定的，也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這種選舉的弊端也不斷顯現出來。一是過多層次的間接選舉不能全面確切地表達選民意愿，有時甚至會歪曲選民意愿;二是靠少數人投票決定當選人，對選舉權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損害;三是多層次的間接選舉必須模糊代表與選民之間的責任關系，削弱代表與選民的聯系，使選民難以對代表實行真正的直接監督。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急需加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廣大人民能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就需要不斷完善選舉制，當前最關鍵的就是要及時提高和擴大直選制的應用層級和范圍。這既是理論上的依據，也有客觀上的需求，更有實踐上的經驗。首先，它是馬列主義選舉理論的一貫要求。馬列主義關于選舉的民主理論集中到一點，就是要真正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原則，并且認為新型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比資本主義議會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選舉產生的。列寧說過“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只有根據選舉法，由全體居民選出的委員會才是真正的委員會。”(注：《列寧全集》第18卷，第273頁。)列寧還說過：“從人民專制論的觀點看來，首先必須切實保障充分的宣傳自由和選舉自由，然后召開真正全民的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當通過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產生，應當掌握全部權力，即完整的、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權力，應當真正體現人民專制。”(注：《列寧全集》第9卷，第181頁。)可見直接選舉是列寧強調的真正民主原則之一。

其次，過去一直強調的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不應當成為限制提高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正當理由。盡管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比較落后，但我國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經過五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人民群眾的經濟、文化等條件，已普遍提高，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民主意識也已日益增強。再用經濟、文化、民主意識落后和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因素來限制直選層級和范圍已顯得過時。前蘇聯在1936年就開始實行從鄉村及市蘇維埃起到最高蘇維埃止的直

接選舉。那時他們的經濟、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們現在落后許多，而且幅員極為遼闊。印度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與我們差不多，經濟、文化等條件比我們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開始了省議會議員的直接選舉，1947年一獨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國范圍的直接選舉。盡管前蘇聯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們的經驗至少可以說明，直選制和普選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限制，關鍵還在于組織和選舉技術。

第三，我國公民已基本具備比較完全的直接選舉的知識和經驗。因為我國農村和一般城鎮，鄉級直接選舉制已運行了45年，縣級直接選舉制也已運行17年，在有下轄區的一些城市，區級直選制也已推行45年，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選已使廣大公民積累了比較完備的選舉知識和經驗。目前，城鄉公民對提高和擴大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呼聲日漸高漲，這無疑為今后更高層級更寬范圍的直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認為，提高和擴大我國直選層級和范圍的各方面條件均已日趨成熟。目前我們完全可以在兩點上取得突破。一是將人民代表直接選舉的范圍擴大到省級。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為我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平均人口為3800萬左右，平均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這大體相當于英國等中等國家的規模。若按單名制和人口標準劃分，每選區人口大致為9萬左右，規模也與英國等國家的選區相當。可見，省級直選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規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關鍵在于解決組織和技術上的問題。二是要推行鄉、縣級行政首腦直接選舉制。對此，經過10多年基層民主選舉實踐的農村公民呼聲尤為迫切。當然，這關系到修改選舉法等有關法律。

二、進一步完善修選人的提名、介紹方式

代表候選人或國家機關候選人的提名是選舉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選人提名過程是否民主，直接關系到整個選舉的民主實現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來，通過對《選舉法》、《組織法》的修改，過去那種“上面定名單，下面劃圈圈”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變。但是在候選人的提名、介紹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按選舉法規定，選民或者代表聯合提民的代表候選人，政黨、人民團體提名的候選人，具有完全平

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實際操作中，卻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幾年，選民或代表聯合提名現象不斷增多，但黨組織往往以非組織活動為名，采取多種措施，減少或消除聯合提名活動。這些措施主要有動員或勸說被聯合提名的候選人放棄提名;動員或勸說參與提名的黨員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數而自然失效;在以上兩者都無效的情況下有些地方黨組織還采取突然宣布人代會休會或延期召開，或對當選的聯合提名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以確認等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選舉意圖。上述種種做法，無論從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要求來看，還是從人民代表大會本質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鄧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黨要有意識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斗爭，首先要糾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斷不民主的錯誤，要使非黨干部敢于講話，講所欲講，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懼。做到這一步，那不僅民主政治有了內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高起來。”(注：《鄧小平文選(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和參政議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今后選民或人民代表聯合推薦候選人的現象必將大大增加，甚至會超過政黨或人民團體提名候選人，這都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也是選舉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種表現。只要程序和步驟合法，就不應予以指責和干涉。事實上，“聯合提名”候選人的出現，可以彌補黨組織推薦候選人時可能出現的差錯，使得上述兩種候選人展開合法的競爭，從而使各級人大選出更優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國家機關領導人，同時也能促使黨組織在推薦候選人時更加嚴格、認真，推薦出更好的候選人。

在改善對候選人的介紹方面，應采取多種方式介紹、宣傳候選人。那種不向選民或代表散發候選人的簡歷，不作情況介紹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讓選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工作業績、從政態度、參政議政能力及工作規劃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中，我們不但可以公布名單，利用公報、廣播、黑板報、電視、報級等多種方式作間接介紹，還可以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當面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還可以允許候選人直接走訪選民，宣傳自己的從政態度和主張。總之，增進選民對候選人的了解，有助于選民按自己的真實意愿投票，減少盲目性。

三、把差額選舉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一種現代民主選舉制度，差額選舉自1979年實行以來，不僅在縣鄉換屆選舉中得以“兌現”，而且在選舉省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一府兩院”領導，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會委員時也得以落實。1979年，經過對有關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國開始實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腦的差額選舉。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明確規定了地方國家機關領導人選舉的差額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鄉、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省長、自治區副主席、副市長、副州長、副區長、副鄉長、副鎮長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候選人數應比應選人數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并沒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對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實行差額選舉還比較稀少。據1995年的統計，全國僅有12個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8個省的省長，15個省的法院院長和11個省的檢察院檢察長實行差額選舉。可見我們還沒有把差額選舉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實。即使在差額選舉中，違法選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在代表和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差額選舉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開或半公開地安排差選，有些基層單位甚至竟任命在當地落選的縣長、鄉長候選人為書記職務;有的地方對選民或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當選后，不予承認或不及時給予相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實行差額選舉是搞好選舉的關鍵之一。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是健全制度，實現選舉人意志和提高選舉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為在等額選舉中，另選代表候選人以外的人，當選的可能性很小，選民不得不勉強投贊成票，從而影響民主權利的行使。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差額選舉，黨推薦的候選人也要通過選舉，接受選民和代表的選擇，從而體現了對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實行差額選舉，有利于加強群眾對干部和代表的監督，增強他們的對下負責意識和群眾觀點，而且還有利于發現和選拔人才，把“人民公認”的人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我們必須按法律的規定真正落實差額選舉。對此憂心忡忡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黨的領導原則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執政權的現實條件下，真正落實差額選舉，根本不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強政治活力，增強黨的生命力。

四、適度引入競爭機制

有位憲法學家說過，沒有差額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沒有競選的差額，也不是真正的差額。

長期以來，競選被當成資產階級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視為禁區，不敢跨越。誠然，競選是由資產階級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廣泛運用的，但這并不等于競選就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事實上，競爭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和動力，事物之間缺乏競爭就會喪失生命力。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而市場經濟本質上說就是競爭型經濟，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經濟繁榮、社會發展。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以競爭為本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政治領域適度地引入競爭，尤其是要引入競選機制。

中國共產黨對競選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時期，我黨就組織搞過競選，并提倡過競選。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就對競選作了專門規定，選舉單位“可提出候選人名單及競選綱領，進行競選活動，在不妨害選舉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尤其是十億農民經過十多年基層民主選舉的訓練，城鄉公民目前對在選舉中適度引入競爭機制呼聲很高。可以預測，在人大選舉制度中適度引入競選，是今后選舉工作的必然趨勢。根據條件逐步推行適度的競選，可以有效地激發選民或代表的選舉熱情，增添選舉活力，拓寬選舉范圍，提高選舉質量，為候選人創造公平競爭的舞臺，選出高素質的人民代表和領導干部。當然，我們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競選制度，而應揚長避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競選制度。你好哦啊，

第三篇：淺談人大選舉制度的完善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度是我國選舉制度的核心。從1953年第一部《選舉法》制定實施以來，我國人大選舉制度在政府和政治領導人的產生以及賦予其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代表民意、集中民意、表達民意，對當選者及其承諾政策實施預警監督，緩和社會矛盾、解除社會危機、維護社會安定，促進政治社會化和整合社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然而，隨著政治體制的深入改革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現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所顯露出來的缺陷越來越明顯，影響著這一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本文將在考察選舉制度的歷史進程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現行人大選舉制度所存在弊端的表現，提出如何解決這些弊端、完善我國人大選舉制度的一些構想。

一、選舉制度的歷史演進

選舉現象最早見于古希臘，全盛時期的雅典城邦中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被選為議事會的成員。現代選舉制度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才出現的。西方近代選舉制度是伴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在同封建勢力的反復斗爭的過程中，在繼承和借鑒古代社會選舉制度的基礎上，為適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逐步產生的。西方現代選舉制度已較為發達和完善，其基本原則主要有普遍性原則、平等選舉原則、直接選舉原則、秘密選舉原則、自由選舉和任意選舉原則。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廣大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人民當家作主、權力屬于人民的國家政權本質，決定了現有人民代表選舉制度。因為盡管權力屬于人民是我國國家政權的本質，但由于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特點，決定了國家權力的所有者不可能直接地經常地行使屬于自己的權力，而只能實行間接民主的人民代表制。

我們的民主選舉可溯及到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蘇維埃政權的選舉，但形成為一種制度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先后制定頒布過兩部選舉法。第一部選舉法是1953年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社會主義類型的選舉法。該法明確規定了我國選舉制度的主要原則，從而正式確定了當代中國的選舉制度。

1997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第二部選舉法。該法對1953年通過的選舉法進行了較大的修改。隨著我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參加管理國家事務積極性的增強，我國選舉制度不斷得到完善。特別是又經過1982年、1986年、1995年三次重大修改，使我國的選舉制度向民主化方向邁出了更為堅實的步伐，為我國的民主選舉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年我國對《選舉法》又進行了第四次修改，引人注目。

二，我國人大代表選舉制度的利弊分析

鄧小平曾清醒地指出：我們“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在實行了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十分有必要認真反思人大制度的利弊得失，并進行相應的重大改革，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人大制度的改革應借鑒議會制的經驗，朝著更加科學、民主、有效的方向邁進。

現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所顯露出來的缺陷，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代表作用發揮有限，沒有有效地發揮職責。目前，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數是兼職，精力有限，參加代表活動較少，活動質量不高。據報道，2000年，煙臺市人大常委會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代表在人代會期間做審議發言并提出實質性建議的只占45.3％，人均提議案建議不足0.15件；其中，40.3％的代表受時間、精力、能力的限制，4％的代表不愿得罪人，4％的代表職責意識不強。《選舉法》中加大了對破壞選舉活動的制裁，規定了在選舉過程中犯有違法行為的，當選無效。但對當選后無所作為又該如何處理呢？選舉偏重的究竟是過程還是結果呢？目前的選舉制度給人的感覺是要求代表們“不求無功，但求無過”。

2、對人大代表資格條件的規定較為籠統。《選舉法》中對代表應具備哪些條件缺乏具體要件，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年滿18周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就造成了部分代表素質不高。在肯定大部分代表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一部分的代表文化素質偏低，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理論水平也不高。對現代知識了解掌握“淺”“窄”“乏”的情況較為突出。這對提高立法素質，有效進行法律監督而言無疑是空中樓閣。更有甚者，一些人將人大代表僅僅當作一種榮譽稱號或是自己的政治資本，在此掩蓋下作出違反法律的事，極大損害了人大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3、缺少競選環節。長期以來，信息不暢通、缺乏透明度，對于代表候選人“只知其名，不見其人”是選舉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雖然修改后的《選舉法》第三十三條增加了“選舉委員會可以

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回答選民的問題”的內容，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法律采用的是“可以”。因此這一環節并不具有強制力。另外，被動地回答選民的問題而不是主動地展示自我、推銷自我，其效果如何，兩者相比，不言而喻。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體和依托，其素質如何、作用發揮得怎樣，直接關系到人大工作的水平。從人大工作的實際看，代表素質不高一直是

困擾人大工作“難以到位”的難題。如何破解這個難題，治本之策還得從制度層面入手，在加強對代表履職監督的同時，從源頭上建立起代表競選機制，通過競爭來吸納優秀人才，提高代表的整體素質。

4、直接選舉范圍過小。《選舉法》規定，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有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全國人大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我國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的層次較多。由于間接選舉并非選民親自表達意愿，存在著不客觀全面反映民意的情況；多層次間接選舉削弱了選民與代表的聯系，淡化了選民對代表的監督，模糊了選民與代表間的責任關系。

5、代表的活動缺乏有效保障。代表深入社區、企業調查研究，調查群眾反映的焦點、熱點問題等，缺乏一定的經費作保障。代表法等相關法律雖然規定了代表的活動經費應當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但規定過于原則，沒有一個量化標準，且缺少相應的責任條款。其次是缺少程序性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代表法》均未對代表在閉會期間的活動規定具體程序，如代表們開展什么活動？如何開展？誰去組織？如何運作？有何責任？不履職怎么辦？等等。

6、對代表缺乏必要的監督。孟德斯鳩曾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法律對不參加代表活動、不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代表如何監督，未作明確規定；代表對選民和原選舉單位負責沒有落到實處，其履職行權具有較強的隨意性；選民和原選舉單位缺乏必要的監督意識，很少行使對代表的監督權。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代表的監督難以實施；代表履行職責沒有明確標準，選民和選舉單位無法對其實施有效監督。

三、完善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具體措施的構想

選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基礎，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關鍵是改革我國的選舉制度。在此過程中必須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同時結合我國的國情。對于如何完善我國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我們有如下構要想：

1、減少代表名額，使之精簡化。修改前的《選舉法》第九條第一款曾規定“人口超過一億的省，代表總名額不得超過一千名。”修改后的《選舉法》刪除了“人口超過一億的省”這一限制。但是我國人大代表的數額仍然是居高不下。現在，全國人大代表近３０００名，是世界議會之最。我國人大代表人數之多，固然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代議機構設置有它固有的要求和規律。代表機關要從事立法和決定其他重大事項，人數太多不便于召開會議和討論決定問題。所以，代表機關的人數是有限度的。代表機關的人數確定必須考慮下列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需要盡量多的代表，使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一方面代表不能太多，否則，不利于開會、討論和決定問題。把兩者結合考慮，才是決定代表機關人數的科學根據。

2、讓一部分代表先專職起來。代表專職化是人大代表作為一種政治安排和國家職務確定后的必然要求。在我國，人大代表隊伍相當龐大，各級人大代表總數共有300多萬之多。但是，絕大多數人大代表都是兼職的，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又擔任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公職。代表專制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可能讓一部分代表先專職起來。一是適度減少代表人數，讓人大代表“少”起來；二是減少公職人員所占份額，讓人大代表“精”起來；三是人大代表閉會期間的活動與常委會工作緊密銜接，或者說先實現常委會委員的專職化，讓人大代表“忙”起來。

3、實行競選。雖然修改后的《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對正式代表候選人不能形成較為一致意見的，進行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這一內容，但是這和實行競選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這是事物發展、人類社會進程的客觀規律。關于“競爭機制”，我們應該作出與時俱進的理性判斷：一是有序競爭并不是資本主義民主獨有的法寶；二是有序競爭并不一定導致“金錢民主”和“階層壟斷”。《中國青年報》曾報道，在深圳福田區人大代表選舉中，獨立候選人，深圳高級技工學校校長（海歸碩士）王亮在其所在的29選區以1308票的高票，擊敗正式候選人。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直接參選勝出在全國還是首例，這樣的例子意味著一個很好的開端。通過競選，可以有利于選民加深對代表候選人的了解，有利于增強代表的責任感，有利于從源頭上提高代表的素質。

4、提高直接選舉程度。毫無疑問，直接選舉范圍的擴大，是更民主的選舉。馬克思主義認為，新型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比資本主義議會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直接選舉產生的。而現在我國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范圍只限制在縣、鄉兩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多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這與當今世界各國議會普遍實行直接選舉很不協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讓人民更充分直接地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就必須不斷擴大代表的直接選舉范圍。

5、為人大活動提供相應保障。首先是設立專門的活動經費，代表的活動經費應當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量化的標準，明確代表的活動經費在預算中應占的比例，增強實際操作性。第二是設立閉會活動程序。包括界定代表的何種活動屬于公務行為、明確活動內容、對代表活動內容要設置具體的操作規程等。如代表個人在哪些情況下可持證視察，視察及提出建議有何法律效力，代表能否進行個案監督，運作程序是什么，有何效力等。

6、加強對人大代表的監督。在選舉制度中，選舉權和監督罷免權應該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可以說，監督罷免權是選舉權的延伸，是對選舉權的一種保護。因此我國《選舉法》第44、45條寫明了對代表罷免的相關規定，這對鞭策、提醒人大代表切實履行職權是十分有必要的。此外，還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和公眾的監督。

隨著政治體制改革以及憲政建設日益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走向理所當然地成為關注的焦點。我們相信我國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將在新的時期得到不斷的完善與發展，從而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完成憲法與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篇：黨內完善選舉制度

黨內選舉制度

為了進一步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選舉工作暫行條例》等有關規定，結合我鎮黨組織工作實際情況，制定本制度。

一、黨組織任期

黨支部每屆任期三年。

二、基層黨組織換屆選舉

黨委和黨支部任期屆滿都應按期進行換屆選舉；根據我鎮黨組織情況，換屆時應召開黨員代表大會。

黨黨委、黨支部的換屆工作，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按照管理權限，分別由黨黨委、黨支部操作實施；黨支部的換屆工作由黨黨委操作實施。由于各種原因需要延期或提前進行換屆選舉，應當報上級黨委會批準。延長換屆的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年。

三、換屆選舉前的準備工作

1、換屆的請示報告

我鎮黨組織進行選舉前，應召開全體委員會討論，并用書面形式向上級黨委請示報告，在得到上級黨委批復后方可進行。我鎮黨組織換屆請示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召開換屆選舉大會的指導思想、任務、時間、選舉形式以及下屆委員會委員的名額等。

2、制定換屆的實施計劃

上級黨委批復同意換屆選舉后，我鎮黨支部必須認真做好準備工作，制定選舉工作實施計劃。實施計劃應當規定選舉工作的任務和要求，實施的具體步驟和目標，指定每一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員。本屆委員會在選舉大會上的工作報告，應在選舉前經委員會集中討論后起草，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

3、確定換屆選舉的形式。

4、選舉前對黨員進行動員并組織學習

我鎮黨支部在換屆選舉前，要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宣傳和動員，對黨員進行黨性觀念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黨員能正確行使自己的權利，認真履行黨員應盡的義務。

選舉前我鎮黨組織應召開黨的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本屆委員會及個人任期內的工作進行全面的回顧總結。對本屆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應組織黨員討論，充分聽取黨員的意見。

四、醞釀和確定候選人

1、我鎮我鎮黨支部的委員會候選人，應當按照德才兼備和班子結構合理的原則提名。班子結構合理，是指班子成員的年齡結構、專業知識結構、性別結構等，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班子的整體功能。

2、鎮我鎮黨支部委員會候選人，一般由黨組織負責人、黨員行政負責人、群眾組織黨員負責人及其他黨員構成。

3、我鎮黨支部應先提出候選人的名額和條件，在全體黨員

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經過自下而上推選，上下結合，反復醞釀，根據多數黨員或多數黨組織的意見，確定候選人。也可以先進行預選確定候選人。候選人名單須報上級黨組織審查批準。

4、我鎮黨支部的書記、副書記產生，由各支部全體黨員投票選舉候選人，報上級黨委審查批準后，在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進行選舉。不設委員會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的產生，由全體黨員充分醞釀，提出候選人，報上級黨委審查批準后，在黨員大會上進行選舉。

5、黨我鎮黨支部選舉實行差額選舉的辦法，委員候選人數應多于應選人數的20%。

差額選舉有兩種具體形式：一是直接采用候選人數多于應選人數20%的辦法進行正式選舉。二是在正式選舉前先進行預選，產生與應選人數相等的正式候選人，然后進行正式選舉。預選必須差額，獲得贊成票超過實際到會有選舉權人數的一半，才能列為正式候選人。

我鎮黨支部無論采取何種具體形式進行選舉，都應事先向上級黨委請示同意后，并經黨員大會表決通過后實施。

五、選舉的實施

1、基層黨組織選舉應召開黨員大會。黨員大會由上屆支部書記主持召開。

2、大會主持人向大會報告應參加大會黨員人數和實參加大會的黨員人數。

（1）到會的有選舉權的黨員達到應到會有選舉權黨員人數的五分之四，大會有效。黨員因特殊原因不能參加大會的應會前請假。

（2）凡是黨員組織關系在基層黨組織的正式黨員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預備黨員和組織關公司不在基層黨組織的黨員、受留黨察看處分未恢復黨員權利的、在黨員重新登記中未辦理登記手續和緩登記的黨員，均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有下列情況之一的黨員，可以不計算在應到會黨員人數內：

① 患有精神類疾病不能表達本人意志的；

② 年老體弱臥床不起和長期生活不能自理的；③ 自費出國半年以上未歸的；

④ 因工作調動、外出學習或工作半年以上未歸的；⑤ 雖未受到留黨查看以上處分但正在服刑的；⑥ 按規定應轉走組織關公司而沒有轉走的；

⑦ 因各種原因被停止組織生活的；

3、基層黨的委員會向大會做工作報告。

4、大會選舉前，基層黨組織應將候選人的情況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向黨員介紹，對選舉人提出的詢問應作出負責的答復。

5、推選（通過）監票人，宣布計票人。黨員大會必須設總監票人和監票人，負責對選舉全過程進行監督。總監票人和監票人在不是候選人的黨員中推選，經全體選舉人表決通過。已提名

作為下一屆委員會候選人的不得擔任監票人。總監票人和監票人需經大會通過。大會計票工作人員由基層黨組織指定。

6、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差額選舉。選票上的候選人名單以姓氏筆劃為序排列。黨員對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或不贊成票，也可以投棄權票。投不贊成票者可另選他人；棄權的，不能另選他人。

因故未出席會議的黨員不能委托他人代為投票。

7、投票結束后，監、計票人清點選票，確認選舉是否有效。收回的選票等于或少于發出的選票，選舉有效；收回的選票多于發出的選票，選舉無效，應重新進行選舉。

8、計票人在監票人監督下計票。每張選票上贊成人數不超過應選委員數的，為有效票；多于應選委員數的，為無效票。劃寫選票時符號要準確，筆跡要清楚。完全書寫模糊無法辨認的選票，全票無效；部分書寫模糊無法辨認的選票，可辨認的部分為有效，無法辨認的部分為無效。

監票人、計票人應將投票人數和票數加以核對，作出記錄，由監票人、計票人簽字。

選舉結束后，應當場封存選票，未經上級黨組織同意，任何人不得啟封、查閱、銷毀。

9、進行正式選舉時，被選舉人獲得的贊成票超過實到會有選舉權的人數的一半，始得當選。

當選人多于應選名額時，以得票多的當選。如遇票數相

等不能確定當選人時，應就票數相等的被選舉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當選。

當選人少于應選名額時，對不足的名額另行選舉。如果接近應選名額，也可以減少名額，不再進行選舉。

10、大會主持人或總監票人以得票多少為序，向大會宣布選舉結果。

11、選舉結果應及時報上級黨組織，由上級黨組織批準后，新一屆的委員會即正式成立。

七、監督和紀律

1、我鎮黨支部的換屆選舉工作由鎮黨委組織部負責監督實施。

2、黨我鎮黨支部選舉要嚴格按照組織程序進行，不得有違反黨章和本細則行為的，若違反，必須嚴肅查處，根據問題的性質和情節輕重，給予有關黨組織、黨員批評教育，直至給予組織處理。

第五篇：對完善人大執法檢查的幾點思考

對完善人大執法檢查的幾點思考 完善和加強人大對檢察工作的監督，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后，檢察機關在法制統一原則和公開透明原則規制的執法環境中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更應當自覺地接受人大的監督。法治的進步和檢察權的本質屬性，要求徹底改變現階段人大對檢察工作監督存在著法律至上性與現實中的結構性弱化之間的強烈反差，真正實現人大對檢察工作監督的超系統、跨機構的現實的最高國家權威性。這既是人大司法監督職能的強化與規范化過程，也是檢察機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健全接受人大監督機制，以監督為支持，借人大監督促檢察監督的互動過程。要使接受人大監督從自發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從無序到有序，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對于人大以及檢察機關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大對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有審議工作報告、人事任免、執法檢查、評議、質詢、交辦、調查、個案監督、法律監督文書等等。其中，執法檢查最為常用，而評議則正在探索并逐漸推廣。本文試針對執法檢查和評議這兩種行之有效的監督方式，從被監督者的角度，結合實踐經驗，進行利弊分析，提出規范化、制度化建議；同時，以積極主動的心態，研究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

一、協助人大完善執法檢查制度，促進公正執法

關于執法檢查，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3年8月制定了《關于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對執法檢查的組織、活動原則、主要程序等內容進行了規范。各級人大常委會或專門委員會每年都要組織幾次執法檢查。其中專門針對檢察機關的執法檢查不多，如《檢察官法》執行情況檢查；大多數是針對某一法律如《刑訴法》的貫徹執行或某一專項行動如“嚴打”整治斗爭中的執法活動進行的系統檢查或行業檢查。執法檢查也是執法評議的基礎和依據之一，這些檢查對促進檢察機關公正執法，提高檢察隊伍執法水平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為避免執法檢查和評議流于空泛和形式，還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強和改進。而檢察機關的能動作用將從中發揮積極有效的輔助功能。具體表現在：

（一）檢查主體的專業性缺陷及其克服。檢察機關及有關職能部門的業務，如不捕、不訴的法律分析、抗訴審查等具有較高的技術要求，而系統、機構之間的分工、配合、制約關系又較為復雜。執法檢查本身對監督者監督水平提出了考驗。然而，當前人大擁有的法律專業人才與其不斷強化的法律監督職能需要還有一定的差距，導致所謂的“外行查內行”現象。如在對我院的執法評議中就有人大代表把取保候審也當作超期羈押的范疇，混淆了偵查期限與羈押期限的法律概念。

在提高檢查主體的專業水準方面，檢察機關可以有以下作為：一是作專業輔導，向人大代表、委員講解有關檢察業務的基礎常識，對檢務公開和檢察工作報告包括的專業知識進行重點介紹。如我院張溫龍檢察長就曾經在全區人大代表培訓班上作關于“如何提高人大司法監督的有效性”的講座，受到人大代表的歡迎和好評。二是在執法情況報告后附注有關專業解釋和法律依據以便對照檢查。如我院將執法檢查的具體內容分項逐案列表說明，使檢查評議一目了然，簡單方便，同時也使監督者更熟悉掌握相關業務。三是建議在檢查組成員中增加司法實踐者和法學研究者的比例，使檢查組更具權威性。如我院接受人大進行執法評議時就建議邀請政法系統的法制委聘任委員參加，他們的意見、建議就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雖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專業化問題，但對于經驗積累和具體操作仍不乏促進和優化作用。[!--empirenews.page--]

（二）檢查內容的針對性缺陷及其克服。就針對檢察機關或政法系統的執法檢查而言，錯案追究責任制等辦案制度和辦案紀律約束最嚴格的，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以及公檢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執法權力和環節，才是執法監督的關鍵和實質所在。一些執法檢查在內容選擇上貪多求全，結果反而重點不突出，目的不明確，失去了督促檢查的意義。

接受人大執法檢查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檢查糾正錯誤，總結經驗，防止執法權力被濫用或執法過程中出現偏差，保障公正執法。既然是監督制約機制就應當著重針對最要害最薄弱的環節，否則，忽略或規避都可能產生不公正甚至腐敗的隱患。為此，檢察機關應當主動向人大提出需要進行重點監督檢查內容的建議，并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如我院主動邀請區人大進行執法檢查評議時就提供了相關的內容目錄附注說明，列舉了不捕、不起訴公開聽證、自偵案件強制措施及犯罪預防、人大交辦工作、檢察長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會選擇定奪。因為人大代表與社會各界聯系密切，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滿意程度。主動建議檢查內容，事實上是在自查自糾的基礎上，將檢察執法質量與效果通過人大的檢查和評議進行最嚴格的驗收。當然，這也是人民群眾的要求，是檢察權的內在必然要求。對檢查內容的建議，深層次的意義在于體現了檢察機關始終將檢察工作置于人大監督之下的端正態度和公正執法的信念。

（三）檢查形式的真實性缺陷及其克服。現實中，大多數執法檢查都經過事先長期的準備，在可預見和“包裝”的情況下，采取書面檢查、聽匯報、開座談會等形式，難免有走過場之嫌。在一些執法檢查中，作為檢查者，以完成工作計劃和上級任務的心態，要求或不希望被檢查者出現問題；而被檢查者也以應付的思想進行迎檢部署和材料準備，補缺補漏，揚長避短，報喜不報憂，結果是皆大歡喜。這顯然有損法律至上的嚴肅性和人大的權威，造成人大監督“虛化”效應。對檢察職能的全面正確履行也有害無益。

為此，檢察機關應當以平常心對待執法檢查，保持執法標準的一貫性和公開接受監督的經常性。首先要求杜絕為迎接檢查而“造假”的不良現象，敢于暴露問題，正視檢查結果。其次要深化檢務公開，把日常的執法情況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公開，經常向有關部門通報工作，定期向人大報送專項和綜合的執法質量分析、調研報告等，把定時間、定內容、定形式的執法檢查向平時的各個具體的執法行為延伸，從而使檢查評議客觀真實地反映執法質量與執法水平。最后，應當主動歡迎人大執法檢查采取暗訪式、突擊檢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檢查式等不確定性形式，使檢查結果不含水份。

（四）檢查效果的持久性缺陷及其克服。執法檢查的階段性似乎成為思 維定勢，忙過一陣下次從頭再來。一方面，是因為檢查后的分析、評價、責任追究與督促整改措施沒跟上，檢查組一走就完事大吉；另一方面則由于某些量化標準不科學，過于僵化，沒有充分考慮合理的差異進行區別對待，結果使先進更先進，落后更落后，非但不利于良性的競爭，反而挫傷了某些條件艱苦的弱勢單位。[!--empirenews.page--] 要體現執法檢查的監督作用，檢察機關還是應當從自身重視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堅持一檢查一整改一反饋制度，認真從檢查中總結經驗教訓，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實。尤其針對人大代表對檢察工作提出的批評、意見、建議和要檢查評議中過問的具體事項，要作為督辦事項，由檢察長親自督促，指定業務骨干具體承辦，在期限內及時辦結并書面正式行文向人大報告反饋。如我院針對人大代表在執法評議中詢問的有關個案，逐一進行了書面答復，對法制委委員指出的不足之處，全部制定了詳細的整改方案，由專人負責落實，并定期反饋改進效果。其次，要將執法檢查評議中的成績與問題、表揚與批評和具體的責任人對號入座，鼓勵先進，鞭策后進，獎勤罰懶，賞罰分明。最后，要主動向人大了解檢查活動的總體情況以及其中可以借鑒的得與失，主動與其它單位橫向對比，樹立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如此一來，不但檢察機關內部對執法檢查評議的不正確態度得到糾正，體現了人大監督的制約效力，從而促進執法責任的落實；對于人大而言，檢察機關對檢查評議結果的高度重視和整改落實則有助于強人化大的監督意識，維護人大監督的法律尊嚴。

二、以評議整改為契機，借人大監督促進檢察監督

關于對檢察機關的評議，包括對人大任命的檢察員進行述職評議和對檢察執法情況進行代表評議兩種。評議不僅拓展了人大在例會之外的監督權，對被評議的個人和單位也產生有效的制約，有利于促進責任制的落實。當然，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如評議是一種代表活動，還是一種監督方式，還是對現有監督手段的組合？又如，評議主體是誰？絕大多數地方，參加評議的是部分代表，少數地方（如上海）是全體代表，有的地方則規定代表參加的比例（如安徽規定10%）。還有，采取哪種形式評議比較適宜？是否必須在會議（人代會和常委會會議）上進行，或者可以采取召集代表或委員開座談會、辦公會或者逐一走訪的形式。再如，評議效果如何？不具備法定人數的評議和會議外的評議，是否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在監督法出臺前，這些問題有待人大和檢察機關通過協商加以解決。

以下，筆者僅結合我院主動邀請人大對檢察執法進行評議的具體情況，談談檢察機關在評議中的能動作用。

為了保證評議結果的公正、客觀且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我院在由區人大常委會領導、法制委委員以及來自區直機關和各基層單位的人大代表進行集中評議前，建議人大發動全區人大代表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在評議中增加了質詢的環節，由檢察長和職能部門負責人當場解答代表和委員提出了問題。評議的結果比預想的更加嚴格，批評和建議也相當中肯，直接反映了一些檢察機關平時難以得知和掌握的情況。主要問題都集中在法律監督方面，如立案監督在監督立案后跟蹤督促公安機關偵查報捕力度不夠；又如石場非法采石致人死亡等重大責任事故沒有受到追究；再如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超期羈押現象嚴重而檢察監督不力；還有附加刑中的罰金未執行等等。事實上，這些問題檢察機關并非沒有履行法律監督職能，而是被監督者的法律意識不高，而檢察監督在許多方面又缺乏強制效力。但是在評議中由人大代表和委員們提出來，加上檢察機關進行的解釋說明，人大領導、法制委委員和與會的人大代表都形成了共識：必須加大法律監督力度，必要時由人大出面督促落實。這正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最急需的支持。使檢察監督獲得了人大乃至廣大人民群眾的強有力的支持。[!--empirenews.page--] 評議后，我院專門就如何與人大配合加強法律監督向人大領導和法制委匯報了工作設想：一是由人大發動向全體人大代表進行法律監督的宣傳教育，密切聯系群眾為檢察機關提供案源線索，為法律監督職能的全面正確履行創造良好的執法環境。二是由人大法制委牽頭組織政法三家就有關法律監督問題舉行聯席會議，統一思想，解決分歧。三是由檢察機關定期向人大報告法律監督過程中的困難與出現的新問題，人大根據需要組織專項執法檢查，或與檢察機關共同跟蹤監督糾正違法情況。四是由人大根據檢察機關反映的有關部門和有關責任人有錯不咎問題，與對該單位的工作評議和對有關領導的述職評議相掛鉤，落實違法者的具體責任和領導責任。顯然，上述措施必將大大加強和改進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強制效力，為檢察工作提供更好的監督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