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范文）

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韓鴻翔

同國外發達法治國家相比，我國法官素質和公信度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此相應的是，我國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兩個低”是對我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實折射。

一、“兩個低”形成的歷史原因

在我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傳統，法律意識基礎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礎非常濃厚，“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們心中君權至上的思想。在訴訟斷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結。其實，人們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檢察官、法官和執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們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為民做主，而不是現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為民。司法為民和為民做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為民做主固有含義便是：“父母官”以權力為依托，在個案中實現公平正義;至于權力運行是否合法，是否遵從既定程序，權力運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適用，則在所不問。“權大于法”至今仍是社會民眾的普遍心理。人們對法律(法治)的信仰遠不及對權力的信仰。

經過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及短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時期，幾千年來一直都是在君權至上、法為權用的人治思想傳統。既便在1954年我國誕生了第一部憲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還未形成，就被后來十年文革的驚濤駭浪所淹沒。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才開始真正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到黨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國方略。所以說，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也只是近幾十年來才提出的。

在這種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支配下，生活實際中，當人們的利益受到侵害而為自己尋求救濟之時，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間人”來管一管，對于訴訟比較“厭惡”，不到萬不得以不為之。在當今，人們對自己權利的救濟還有一種中國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糾紛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訪告狀，找“縣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狀”，即便對法院的判決不滿也不例外。人們總希望能換一個更大的“官”來把這些個“小官”管一管，治一治，為自己做主，為自己出氣。他們深信“權大于法”。出現這種情況有很多種原因，但是也不難看出，人治思想在人們心理和行為方面的巨大影響，而法治思想在群眾中的基礎卻是多么薄弱。

在中國古代，在職位設置上沒有真正意義的法官這一職位。法官和行政長官融為一體，司法權和行政權合二為一。縣、州、道、臺等各級長官皆可坐堂問案并依律決訟斷獄。現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在一些地方的農會才成立過審判土豪劣紳的法庭、審判委員會。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成立過中央最高法院和省、縣、區各級裁判部。這是我國司法制度的萌芽。[1]審判機關誕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對敵斗爭工具和對內調解矛盾機關的面孔而出現的，他屬于政府的組成部門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憲法頒布后，人民法院根據規定才不再隸屬于政府，不再向其報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擔的社會職能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且當時對法官任職條件、待遇等一系列問題，法律也沒有另行規定。現實當中，法官一直是參照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來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誕生后，其規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實。

由于這一系列歷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傳統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會民眾看來，法院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門并無多大差別;法院工作人員(法官)在整體素質和知識結構方面，與一般公務員相比，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正是這種社會責任和人員素質的無差別，最終決定了待遇方面的無差別。于是，相對國外成熟法治國家而言，我國就出現了法官“兩個低”的現狀。

二、法官的素質與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法官 “兩個低” 的現狀是適應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還是與之相悖呢?

我國1993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自此，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建設轉向市場經濟建設，經濟立法數量大量增加。要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宏觀調控，國家必須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只有公平才能激發創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財力內耗，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須制定完備的法律，用法律確定各方權益，規范社會秩序。市場經濟就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只要存在競爭，就會存在糾紛，要使糾紛在公平有序的環境中得到解決，就離不開法官通過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決。公平合法有序同樣也是對政府行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訴訟中，法院還負有審查政府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權。在歷史中形成的，法院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認為，法院承擔的社會職責相對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門而言，越來越重大了。

1999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近二十年來，全國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也層出不窮，國務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種法規、規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規范的內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婚姻、家庭、侵權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個管理領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規范法官和當事人行為的訴訟法律也越來越細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夠在沒有通過適當訓練而獲得實體法和程序法知識的情況下得經維持。但是，現代社會生活變得愈來愈復雜，法律規范也變得愈來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隨著法律調整的社會生活關系的廣泛化和復雜化以及相應對糾紛的解決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重大，早期的未經培訓的經驗型法官已逐漸讓位于經過嚴格培訓的專業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進了法院熟悉兩年都能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這樣一來，國家和社會對法官的素質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縱向比較。

同時，相對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進行橫向比較而言，國家和社會對法官素質的要求也更為提高，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為雙方當事人糾紛的裁判者，處理糾紛理應比雙方當事人看問題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眾;否則，就不稱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質相對而言，在總體上應高于檢察官、律師、以及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當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處理糾紛的裁判者，而且是終局裁判者。當人們行為出現侵權、違約或其他不當之時，包括行政機關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違合法性、合理性或正當性之時，相對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尋求救濟，法官可依法糾正之。可是，如果當法官的行為不當之時，又有誰來糾正。這是司法終局決定的。因此，法官應當是高素質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官的不當行為。

(三)、現在提倡處理糾紛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兩個效果都良好，最終當事人息訴罷訪，案結事了。當事人包括的范圍太廣泛了，一般群眾、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行政機關都可能成為當事人。這就要求法官能夠針對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會說理，說的在理，不僅能講法理，還能講情理、道理、倫理，并且能講到當事人的心中。這就對法官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廣博的法律知識，豐富的社會經驗，高超的表達能力，甚至還要有敏銳的政治智慧。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我國現在的法官的低素質的狀況已不能再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法官素質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質提高到多高才可以?這無法用一個“尺子”去量，但總的目標是達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質與待遇

提高法官素質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從根本講只有兩個：一是法院系統內部花費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現任法官素質;二是直接從社會上錄用或調入高素質法律人才，逐漸添補法官空缺，逐漸從整體上提高法官素質。第一種方法是解決目前法官素質低的臨時舉措，從長遠來看，第二種方法才是最終提高并保持高素質法律人才從事法官職業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顯：法官素質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對全社會而言，因此為了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國家也應當在全社會范圍內，吸收高素質人才進入法官隊伍。另一面從社會上吸收人才，也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合理利用，節約高素質法官產出的投入成本。

當全社會都在要求公平和正義之時，當提高法官素質成為當務之急之時，當法院需要引進、挽留高素質法律人才之時，有關法官待遇的問題就成了一個無法讓人回避的問題。我國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認，也已被當前的法官不斷流失的實際狀況所證實：“近年我國共流失法官1.6萬人，其中多數是從西部地區流失的。”“學法律的大學生在畢業就業時首選律師，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師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2]根據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數據，2004年度北京執業律師已突破1萬名，這些律師的行業收入突破50億元。業內人士保守估算，這1萬名律師中至少有200名的個人資產已達到了千萬富翁水平。這就意味著，每50名北京律師中就能誕生一個千萬富翁。粗算下來，北京律師年均收入可達50萬元。[3]律師界這樣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其實質是勞動力的價格。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哪里價格適中，效益好，資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資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勞動力價格高，人才自身的價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會流動到哪里。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國律師界的收入在總體上遠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國形成了律師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當局面。就單從這一點講，讓兩個針鋒相對的高素質的律師在低素質法官的裁判面前“勝敗皆服，案結事了”，談何容易?

這就出現了法官的經濟待遇與其責任、義務不相對等的現狀。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應盡量避免以營利為目的的活動，因而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獲得收入，工資是其唯一的收入來源，國家應保證法官享有相對優厚的待遇。但長期以來，法官的工資序列一直是按公務員的序列進行管理的，沒有自己的工資序列，體現不出責任的重大和職業的神圣。而法官作為糾紛的最后裁判者，審判行為作為一種復雜勞動，本身具有的責任特別重大，負擔較重。法官審理案件，表面上風平浪靜，其實那只是處于風暴眼之中的一種暫時的、虛假的平靜。實際上，法院的判決稍有閃失，各種社會矛盾隨時有可能呼嘯而來。而與其相對應的律師工作則比較輕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職業，對比顯明，“法官下崗當律師”這一本末倒置現象在中國產生就不足為奇。培養法官的廉潔作風筆者也提倡，但法官畢竟不是生

活在真空中，還是要同自己周圍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的，受著社會各種思潮的影響，僅加強對法官廉潔自律的教育是不夠。人們曾說“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錯，法官應該約束自己的業外活動，不作與法官身份、職業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碼的生活質量要保證;法官不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吃請，但要自己請得起自己;不要出現法官因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學所需的費用而離職。

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狀，應當從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級法院逐步引入與留住有經驗的、合格的、多樣化的高素質人才，同時也激勵現任法官加強自修，提高自身素質，以適應法官職位的需求。“改善法官待遇。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驅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國家改革的經驗。提高待遇能帶動法官素質提高，帶動紀律嚴肅，樹立法律權威。”[4]美國作為發達的法治國家，為留住有經驗的高素質法官和引入優秀的律師擔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為他國之楷模。美國聯邦法官“一經任命不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國家工作人員3-5倍豐厚的經濟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隊伍使得他們忠于法律，忠于國家，忠于職守，始終保持執行案務的公正性和執行職務的廉潔性，自覺地踐行法律，以體現法律的權威。”[5]即便如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約翰?羅伯茨在2007年度報告中陳述：“也決心繼續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為使聯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還在努力呼吁國會增加聯邦法官的收入。

[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經濟待遇即工資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會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經濟待遇占主要方面。

在論述法官經濟待遇的文章中，有許多是將法官的待遇和電力、銀行等部門進行比較，筆者認為這種比較方式不妥。電力、銀行等部門現已帶有或多或少的企業色彩和風擔利潤共擔的特點，如果遇上一次金融危機，說不定就有幾家破產的，即使盡心盡力工作，有時也無法幸免。那么在正常情況下，運營良好，收入較高也無可非厚。但法官不同，法官非因法定原因是不會被免職，更不用擔心法院會“破產”。故，法官的經濟待遇和電力、銀行等部門員工的待遇沒有可比性。

法官的經濟待遇與之可比的是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檢察官、律師。法官和一般公務員、檢察員具有可比性，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與律師相比主要是為了從社會各界(包括律師、檢察官)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進行入法官隊伍。

那么法官的工資待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序才算合理。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具體的數額，而是隨時代的展而變化的，并根據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總體上的目標是“令人羨慕”;相對律師來講，法官的收入要高于當地律師的平均收入，或相當于優秀律師的收入。同時相

伴提高法官的身份待遇，最終達到能夠吸引優秀的律師、檢察官等人才進行法官隊伍，不斷提高法官素質，以適應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發展需要的目的。

但是法官待遇的提高也不可一蹴而就。當前法官的素質還不是很高，社會公信力也不高，還達不到民眾敬仰的程度，如果法官待遇一下子提高許多，也會引起不少矛盾和其他行業人員的非議。法官的素質和待遇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統一。法官待遇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法官素質和公信力逐步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民眾心中由信仰權力向信仰法律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不以個人和社會的意識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四、結語

社會需要稱職、優秀的法官，因此我們要提高法官的素質、提高進入法官隊伍的門檻;而法官需要公平的待遇，因此我們需要提高法官的經濟待遇和身份地位。在一個國家和社會里，如果人們普遍看不起法官，也會普遍自不起法律，那么這個社會也絕對不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司法公正則距之尚遠矣。

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第二篇：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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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鴻翔

同國外發達法治國家相比，我國法官素質和公信度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此相應的是，我國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兩個低”是對我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實折射。

一、“兩個低”形成的歷史原因

在我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傳統，法律意識基礎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礎非常濃厚，“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們心中君權至上的思想。在訴訟斷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結。其實，人們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檢察官、法官和執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們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為民做主，而不是現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為民。司法為民和為民做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為民做主固有含義便是：“父母官”以權力為依托，在個案中實現公平正義;至于權力運行是否合法，是否遵從既定程序，權力運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適用，則在所不問。“權大于法”至今仍是社會民眾的普遍心理。人們對法律(法治)的信仰遠不及對權力的信仰。

經過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及短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中華民國時期，幾千年來一直都是在君權至上、法為權用的人治思想傳統。既便在1954年我國誕生了第一部憲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還未形成，就被后來十年文革的驚濤駭浪所淹沒。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才開始真正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到黨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國方略。所以說，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也只是近幾十年來才提出的。

在這種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支配下，生活實際中，當人們的利益受到侵害而為自己尋求救濟之時，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間人”來管一管，對于訴訟比較“厭惡”，不到萬不得以不為之。在當今，人們對自己權利的救濟還有一種中國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糾紛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訪告狀，找“縣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狀”，即便對法院的判決不滿也不例外。人們總希望能換一個更大的“官”來把這些個“小官”管一管，治一治，為自己做主，為自己出氣。他們深信“權大于法”。出現這種情況有很多種原因，但是也不難看出，人治思想在人們心理和行為方面的巨大影響，而法治思想在群眾中的基礎卻是多么薄弱。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在中國古代，在職位設置上沒有真正意義的法官這一職位。法官和行政長官融為一體，司法權和行政權合二為一。縣、州、道、臺等各級長官皆可坐堂問案并依律決訟斷獄。現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在一些地方的農會才成立過審判土豪劣紳的法庭、審判委員會。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成立過中央最高法院和省、縣、區各級裁判部。這是我國司法制度的萌芽。[1]審判機關誕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對敵斗爭工具和對內調解矛盾機關的面孔而出現的，他屬于政府的組成部門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憲法頒布后，人民法院根據規定才不再隸屬于政府，不再向其報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擔的社會職能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且當時對法官任職條件、待遇等一系列問題，法律也沒有另行規定。現實當中，法官一直是參照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來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誕生后，其規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實。

由于這一系列歷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傳統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會民眾看來，法院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門并無多大差別;法院工作人員(法官)在整體素質和知識結構方面，與一般公務員相比，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正是這種社會責任和人員素質的無差別，最終決定了待遇方面的無差別。于是，相對國外成熟法治國家而言，我國就出現了法官“兩個低”的現狀。

二、法官的素質與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們就有了一個問題：法官 “兩個低” 的現狀是適應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還是與之相悖呢?

我國1993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自此，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建設轉向市場經濟建設，經濟立法數量大量增加。要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宏觀調控，國家必須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只有公平才能激發創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財力內耗，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須制定完備的法律，用法律確定各方權益，規范社會秩序。市場經濟就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只要存在競爭，就會存在糾紛，要使糾紛在公平有序的環境中得到解決，就離不開法官通過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決。公平合法有序同樣也是對政府行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訴訟中，法院還負有審查政府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權。在歷史中形成的，法院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認為，法院承擔的社會職責相對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門而言，越來越重大了。

1999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近二十年來，全國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也層出不窮，國務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種法規、規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規范的內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婚姻、家庭、侵權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個管理領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規范法官和當事人行為的訴訟法律也越來越細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夠在沒有通過適當訓練而獲得實體法和程序法知識的情況下得經維持。但是，現代社會生活變得愈來愈復雜，法律規范也變得愈來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隨著法律調整的社會生活關系的廣泛化和復雜化以及相應對糾紛的解決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重大，早期的未經培訓的經驗型法官已逐漸讓位于經過嚴格培訓的專業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進了法院熟悉兩年都能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這樣一來，國家和社會對法官的素質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縱向比較。

同時，相對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進行橫向比較而言，國家和社會對法官素質的要求也更為提高，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為雙方當事人糾紛的裁判者，處理糾紛理應比雙方當事人看問題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眾;否則，就不稱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質相對而言，在總體上應高于檢察官、律師、以及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當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處理糾紛的裁判者，而且是終局裁判者。當人們行為出現侵權、違約或其他不當之時，包括行政機關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違合法性、合理性或正當性之時，相對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尋求救濟，法官可依法糾正之。可是，如果當法官的行為不當之時，又有誰來糾正。這是司法終局決定的。因此，法官應當是高素質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官的不當行為。

(三)、現在提倡處理糾紛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兩個效果都良好，最終當事人息訴罷訪，案結事了。當事人包括的范圍太廣泛了，一般群眾、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行政機關都可能成為當事人。這就要求法官能夠針對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會說理，說的在理，不僅能講法理，還能講情理、道理、倫理，并且能講到當事人的心中。這就對法官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廣博的法律知識，豐富的社會經驗，高超的表達能力，甚至還要有敏銳的政治智慧。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我國現在的法官的低素質的狀況已不能再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法官素質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質提高到多高才可以?這無法用一個“尺子”去量，但總的目標是達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質與待遇 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提高法官素質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從根本講只有兩個：一是法院系統內部花費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現任法官素質;二是直接從社會上錄用或調入高素質法律人才，逐漸添補法官空缺，逐漸從整體上提高法官素質。第一種方法是解決目前法官素質低的臨時舉措，從長遠來看，第二種方法才是最終提高并保持高素質法律人才從事法官職業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顯：法官素質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對全社會而言，因此為了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國家也應當在全社會范圍內，吸收高素質人才進入法官隊伍。另一面從社會上吸收人才，也使社會人力資源得到合理利用，節約高素質法官產出的投入成本。

當全社會都在要求公平和正義之時，當提高法官素質成為當務之急之時，當法院需要引進、挽留高素質法律人才之時，有關法官待遇的問題就成了一個無法讓人回避的問題。我國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認，也已被當前的法官不斷流失的實際狀況所證實：“近年我國共流失法官1.6萬人，其中多數是從西部地區流失的。”“學法律的大學生在畢業就業時首選律師，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師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2]

根據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數據，2004北京執業律師已突破1萬名，這些律師的行業收入突破50億元。業內人士保守估算，這1萬名律師中至少有200名的個人資產已達到了千萬富翁水平。這就意味著，每50名北京律師中就能誕生一個千萬富翁。粗算下來，北京律師年均收入可達50萬元。[3]律師界這樣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其實質是勞動力的價格。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哪里價格適中，效益好，資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資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勞動力價格高，人才自身的價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會流動到哪里。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國律師界的收入在總體上遠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國形成了律師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當局面。就單從這一點講，讓兩個針鋒相對的高素質的律師在低素質法官的裁判面前“勝敗皆服，案結事了”，談何容易?

這就出現了法官的經濟待遇與其責任、義務不相對等的現狀。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應盡量避免以營利為目的的活動，因而不可能從其他途徑獲得收入，工資是其唯一的收入來源，國家應保證法官享有相對優厚的待遇。但長期以來，法官的工資序列一直是按公務員的序列進行管理的，沒有自己的工資序列，體現不出責任的重大和職業的神圣。而法官作為糾紛的最后裁判者，審判行為作為一種復雜勞動，本身具有的責任特別重大，負擔較重。法官審理案件，表面上風平浪靜，其實那只是處于風暴眼之中的一種暫時的、虛假的平靜。實際上，法院的判決稍有閃失，各種社會矛盾隨時有可能呼嘯而來。而與其相對應的律師工作則比較輕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職業，對比顯明，“法官下崗當律師”這一本末倒置現象在中國產生就不足為奇。培養法官的廉潔作風筆者也提倡，但法官畢竟不是生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活在真空中，還是要同自己周圍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的，受著社會各種思潮的影響，僅加強對法官廉潔自律的教育是不夠。人們曾說“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錯，法官應該約束自己的業外活動，不作與法官身份、職業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碼的生活質量要保證;法官不可以接受當事人的吃請，但要自己請得起自己;不要出現法官因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學所需的費用而離職。

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狀，應當從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級法院逐步引入與留住有經驗的、合格的、多樣化的高素質人才，同時也激勵現任法官加強自修，提高自身素質，以適應法官職位的需求。“改善法官待遇。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驅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國家改革的經驗。提高待遇能帶動法官素質提高，帶動紀律嚴肅，樹立法律權威。”[4]美國作為發達的法治國家，為留住有經驗的高素質法官和引入優秀的律師擔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為他國之楷模。美國聯邦法官“一經任命不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國家工作人員3-5倍豐厚的經濟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隊伍使得他們忠于法律，忠于國家，忠于職守，始終保持執行案務的公正性和執行職務的廉潔性，自覺地踐行法律，以體現法律的權威。”[5]即便如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約翰?羅伯茨在2007報告中陳述：“也決心繼續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為使聯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還在努力呼吁國會增加聯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經濟待遇即工資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會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經濟待遇占主要方面。

在論述法官經濟待遇的文章中，有許多是將法官的待遇和電力、銀行等部門進行比較，筆者認為這種比較方式不妥。電力、銀行等部門現已帶有或多或少的企業色彩和風擔利潤共擔的特點，如果遇上一次金融危機，說不定就有幾家破產的，即使盡心盡力工作，有時也無法幸免。那么在正常情況下，運營良好，收入較高也無可非厚。但法官不同，法官非因法定原因是不會被免職，更不用擔心法院會“破產”。故，法官的經濟待遇和電力、銀行等部門員工的待遇沒有可比性。

法官的經濟待遇與之可比的是行政機關一般公務員、檢察官、律師。法官和一般公務員、檢察員具有可比性，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與律師相比主要是為了從社會各界(包括律師、檢察官)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進行入法官隊伍。

那么法官的工資待遇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序才算合理。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具體的數額，而是隨時代的展而變化的，并根據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總體上的目標是“令人羨慕”;相對律師來講，法官的收入要高于當地律師的平均收入，或相當于優秀律師的收入。同時相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伴提高法官的身份待遇，最終達到能夠吸引優秀的律師、檢察官等人才進行法官隊伍，不斷提高法官素質，以適應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發展需要的目的。

但是法官待遇的提高也不可一蹴而就。當前法官的素質還不是很高，社會公信力也不高，還達不到民眾敬仰的程度，如果法官待遇一下子提高許多，也會引起不少矛盾和其他行業人員的非議。法官的素質和待遇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統一。法官待遇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法官素質和公信力逐步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民眾心中由信仰權力向信仰法律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不以個人和社會的意識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四、結語

社會需要稱職、優秀的法官，因此我們要提高法官的素質、提高進入法官隊伍的門檻;而法官需要公平的待遇，因此我們需要提高法官的經濟待遇和身份地位。在一個國家和社會里，如果人們普遍看不起法官，也會普遍自不起法律，那么這個社會也絕對不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司法公正則距之尚遠矣。

淺談法官素質和待遇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第三篇：法官素質與司法公正[范文]

論文摘要

在法制不健全的過去幾十年間，司法公正 問題 并不為 社會 所關注。而隨著社會的 發展，我國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當前社會廣為關注的一個問題。本文僅就法官素質對司法公正的 影響 作用，發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進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進程，最終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

一、司法公正的內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司法公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文講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狹義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審判公正。

二、司法公正對法官素質的要求司法公正是社會公眾對法制的期望，是執法活動內在的價值追求。法律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調整社會各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的作用。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為或錯誤裁判，不僅會招致其承受者的強烈不滿，而且往往會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毫無例外都將嚴重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和嚴重損害司法和法律的權威，其危害后果是決不可低估的。

三、法官隊伍的現狀 分析 自實行改革開放和法制建設以來，我國的法官解決了大量的民事、經濟 糾紛，為保障改革開放和促進 現代 化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功績不能也不應低估。但另一方面，當我們用冷靜、理性的目光審視法官這一特殊群體時，又不得不承認法官隊伍的現狀遠遠不能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法官素質的要求。在當前復雜的形勢下，法官隊伍的總體素質與審判工作不相適應的矛盾，可以說顯得從來沒有過的尖銳和突出。

四、加強法官隊伍建設，提高法官隊伍素質首先，嚴格把好法官的進入制度關，切實按《法官法》進行任用選拔。其次，加強道德素養 教育，樹立起人民法官的高尚人格。再次，進行其它方面司法制度的配套改革，以盡快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最后，加強司法培訓，實行能者上、平者讓、庸者退的用人機制。

關鍵詞：法官素質 司法公正 內涵 法官素質要求 隊伍現狀 隊伍建設

在法制不健全的過去幾十年間，司法公正問題并不為社會所關注。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當前社會廣為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也明確提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人民群眾關注司法公正，是因為它同群眾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司法機關關注司法公正，是因為它不僅是司法行為、過程及結果的評價標準，而且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 政治 家們關注司法公正，是因為它在法治國家中，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程度，起著晴雨表和平衡器的作用； 理論 家們關注司法公正，是因為它是現代民主和法治理念的集中體現，蘊藏著豐富的法律文化內涵，對它的 研究 和探索，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本文僅就法官素質對司法公正的影響作用，發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進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進程，最終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

一、司法公正的內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廣義的司法包括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在這里，司法指狹義的司法，即僅指法官和法院的審判活動。公正的含義包括公平、平等、正當、正義、不偏不倚等。［1］本文講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狹義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審判公正。公正是人們追求的一個崇高的價值、理想的目標，也是執法者永恒的主題。共產黨員講正氣，執法人員講正義。羅馬法學家在《法學總論》中稱：“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這種堅定而恒久的愿望。”現在，社會各界都在關注司法公正這一問題，在人民法院工作中也是言必談司法公正。因為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靈魂和生命，也是我國司法改革要最終實現的目標。人民法院在實現依法治國方略的進程中，能否發揮重要作用，歸根到底就是看人民法院能否充分發揮審判職能，能否確保司法公正。所以，確保司法公正，既是黨和國家的要求，也是人民群眾的期望；既是依法治國、實現法律公正的應有之義，也是每一位法官應始終不渝追求的人生目標。人民法院存在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有效地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分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謂實體公正是指裁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確的。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對違法犯罪者給予了應有的懲罰和制裁。所謂程序公正又稱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須符合公正、公開、民主、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基本保護、切實保障法官的獨立公正以及充分體現效率的原則。［2］實現司法公正，不僅要有合理的司法體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員主持正義，嚴格依法辦事。《孟子.離婁篇》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馬克思曾指出“要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動運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黨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近年來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和調整，大量的法律法規的出臺頒布，標志著我國已步入了依法治國的快車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確實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極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最終保護了人民、懲罰了犯罪，維護了社會正義和秩序。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即審判活動如要實現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實施主體－法官有很高的素質，甚至法官必須是整個社會的最精英人物，否則難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個社會利益平衡。法官必須是一個專門化的特殊的法律職業群體，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對法官的素質要求要比對公務員的要求還要高，未經過長期的法律 學習和實踐，就是再高級的公務員也是不能勝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紀英國普通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在抨擊教會關于國王可以親審案件的觀點時說過一段驚世名言：“法律是一門 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5］

二、司法公正對法官素質的要求一般而言，法官審理案件，有明文規定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可資遵循，只要“按圖索驥”，依法審判即可。其實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質如何，對是非的評斷，法律的理解和適用關系極大。法官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審判的質量和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會公眾對法制的期望，是執法活動內在的價值追求。法律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調整社會各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的作用。也就是說，當事人之所以把糾紛訴諸法律，是由于他們相信執法者會給他公正的處理。如果通過法律，結果都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們心中就會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也就沒有了說理的地方，這無異于沒有法律時的弱肉強食。可見，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像英國著名學者培根所說的，“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法的行為為禍尤烈。因為不法的行為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則把水源給破壞了。”江澤民同志也指出，“如果執法人員不秉公執法，甚至執法犯法，貪贓枉法，群眾就會失去對法律的信任，進而失去對黨和國家的信任。”然而，我們所必須面對和承認的現實是：在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中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不公的問題，而且一個時期以來，這個問題已成為社會各界廣為關注的熱點。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為或錯誤裁判，不僅會招致其承受者的強烈不滿，而且往往會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毫無例外都將嚴重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和嚴重損害司法和法律的權威，其危害后果是決不可低估的。毫無疑問，司法不公現象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 時代 背景，是在 歷史 與現實、體制與機制、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主觀與客觀等各種因素的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我們不否定外部環境、體制因素和客觀條件對司法工作的影響和制約，有時這種影響和制約甚至是巨大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但是，如果認為這些是導致司法不公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原因，這種認識至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為什么在相同或者類似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下，有不少的法官卻始終能夠以清廉、公正的行為和形象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這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在分析和尋找司法不公的原因時，必須眼睛向內，著力從自身上，從主觀上，從工作上找根源，諸如審判人員素質是否適宜、指導思想是否端正、權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約、工作作風是否嚴謹等等。人民法院無論是推進司法改革，還是維護司法公正，成敗與否，關鍵在人，在于是否擁有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因為法官作為審判的組織者，其對法律的理解、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對于保障程序公正，實現審判公正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法官的行為決定著法律實施的恰當與否，決定著法律是否能夠在社會中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最終決定著司法公正實現的程度。從一般意義上講，素質是指事物本來的性質。人的素質是指人的某些先天的特性和后天經社會實踐獲得的知識與能力的綜合，既包括先天性的生理素質，又包括后天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社會素質。法官的素質，除具有人的一般的素質特征外，還應具有與從事審判工作相適應的專業素質。近年來，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包括法官的素質，已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被視為加強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目標的重大措施提出。早在1980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大力加強政法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建設，他特別強調要對法官進行訓練，嚴格考核。他說：“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考法官條件很嚴格，我們更應該嚴格，除了必須通曉各項法律、政策、條例、程序、案例和有關的社會知識外，特別要求大公無私、作風正派。”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專門提出要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大力提高司法人員的政治素質和專業素質，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過去，我們講法官素質，一般講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兩個方面，這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在看來不夠全面。鑒于法官職業的特殊性，還應加上司法人格素質的特殊要求。這就是說，一名優秀的法官，不僅應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高超的司法水平，而且還應具有高尚的道德水準和健全的司法人格。司法人格是職業法官道德操守、法律意識、司法理念以及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執法如山、剛正不阿精神和氣節的集中體現。由于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社會上腐敗之風泛濫，無孔不入，法官難免受其影響，面對各種利益的誘惑，意志薄弱者就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要抵御種種利誘，只有不斷增強品德修養，才能提高免疫力，處污泥而不染，秉公執法、恪盡職守而不動搖。只有這三個方面同時具備，才能構成一個比較完善的司法主體。同時，只有這樣的主體，才能真正擔當起法律守護神的重任，才能在司法主體素質和主觀方面確保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也才能自覺地維護并始終不渝地追求實現公正司法這一最終目標。

三、法官隊伍的現狀分析自實行改革開放和法制建設以來，我國的法官解決了大量的民事、經濟糾紛，為保障改革開放和促進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功績不能也不應低估。但另一方面，當我們用冷靜、理性的目光審視法官這一特殊群體時，又不得不承認法官隊伍的現狀遠遠不能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法官素質的要求。在當前復雜的形勢下，法官隊伍的總體素質與審判工作不相適應的矛盾，可以說顯得從來沒有過的尖銳和突出。法官隊伍的總體素質不高，這是當前社會各界已達成的普遍共識，其突出表現如下。

1、從整體上看，法官的法律專業知識素質偏低。在發生訴訟的場合，法律是通過法院的判決具體表現出來的。由于現代社會的法律越來越多，糾紛也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法官只有在具備良好的法律素養下，才能正確地裁判糾紛。因此，各國都對法官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很高的標準，都通過嚴格的程序挑選法官。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職業是一個極受社會尊重的職業，法官選任的條件也非常嚴格。比如在英國，除了治安法官外，所有的法官都只能從出庭律師中選定。根據規定，地 方法 院法官必須有7年以上的出庭律師經歷；高等法院法官必須有10年以上出庭律師的經歷，或者2年以上地方法院法官的經歷；擔任最高上訴法院法官的職務，要具有15年以上出庭律師的經歷或者擔任高等法院法官2年以上的經歷。由于這些條件的限制，所以在英國，即使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也不會非常年輕，40歲以前被任命為法官是非常少見的。這也可以說明，為什么英國的法官職業有著其他職業不可比擬的尊嚴和榮耀。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地位雖低于英美法系國家，其主要原因是在于法官的選拔條件較低。但在這些國家中，新畢業的法律專業的學生，在實習期結束后，只有通過國家司法 考試，才能成為法官。如在德國入選法官必須經過兩次考試，第一次是在考生接受完法學院的三年半教育之后；只有通過了第一次考試，才能再接受為期兩年的培訓，然后再參加側重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第二次考試；只有通過了第二次考試之后，才能夠被任命為見習法官。因此，像德國法律系的學生要想取得法官職業資格，至少需要7年的法律學習和實踐。日本選拔法官的條件和程序更為嚴格，法律專業的大學生首先要通過淘汰率高達95%－98%的司法考試，通過第一次考試后的少數幸運者，還要接受由法務大臣任命的司法考試審查委員會主持的第二次考試，才能成為司法研修生。司法研修生在成為法官前還須在司法研修所學習和培訓兩年，然后還須參加第三次考試，通過者才有資格進入法官行列。顯然，西方法治發達的國家正是運用這種激烈的競爭性考試和嚴格的選拔程序，才保證了法官具有很高的法律素養。與法治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1979年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甚至不要求法官具有法律知識。1983年對該法進行修改，增加了具有法律知識的要求，但仍然不太嚴格。1995年頒布的《法官法》作了學歷上的要求，法官必須是高等院校畢業的，包括獲得法律專業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的；而且要取得法官資格，必須一律經過初任法官資格考試，只有考試通過者，才能被任命為法官。我國的《法官法》雖然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然而我國法官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不算高的起點尚有相當大的距離。由于我國現在的法官隊伍是形成于《法官法》頒布之前，因此從這支隊伍的來源看，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法院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看，后兩部分人的數量遠遠超出第一部分人的數量。

第四篇：促進司法公正 法官應具備的素質 講稿

促進司法公正 法官應具備的素質

沒有高素質的法官，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審判。因此，要實現公正與效率這一人民法院工作的世紀主題，就必須大力加強隊伍建設，提升法官素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一章總則中，對為什么要制定法官法，法官是什么，法官的義務和權力等作了原則規定。第一條規定：“為了提高法官的素質，加強對法官的管理，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職責，保障司法公正，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第三條規定：“法官必須忠實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四條規定：“法官依法履行職責，受法律保護。”

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學家對法官是什么則作出了充滿文學色彩的描述。作為英國著名法官、律師和哲學家的培根對法官的素質曾作過這樣的闡述，他說：“法官應當博學而不只是止于聰明；法官應當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歡迎；法官應當深思熟慮，而不是止于自滿，自信。但只有這些仍不夠，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脈與圣德。”這些描述不僅僅是更是一種期望。

因此，提升法官素質，對于促進司法公正，維護公平正義，保護人民利益，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法官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法官法》第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擔任法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身體健康。由此可以看出，法官應該具備四個方面的基本素質，即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品行修養、身體素質。

（一）政治素質。政治素質是一個法官首先應具備的素質。良好的政治素質是擔任法官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政治素質應當包括：擁護黨的領導、熱愛祖國，忠于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較強的組織性、紀律性和大局觀念，有較強的政治理論水平。《法官法》第七條規定，法官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這是對法官政治素質的具體要求。

（二）業務素質。良好的業務素質是擔任法官必須具備的基礎條件。業務素質應當包括：具備一定的法律理論水平和審判業務水平；掌握一定的與審判工作相關的專業知識，有一定的審判工作經驗。《法官法》第九條第（六）項規定，擔任法官必須是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三）品行修養。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品行修養是擔任法官的重要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中對法官應具備怎樣的品行修養作了詳細的規定。一是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在履行職責時，應當切實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過自己在法庭內外的言行體現出公正，避免公眾對司法公正產生合理的懷疑。法官在履行職責時，應當忠實于憲法和法律，堅持和維護審判獨立的原則，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不受來自法律規定之外的影響。法官在審判活動中，除了應當自覺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認為自己審理某案件時可能引起公眾對該案件公正裁判產生合理懷疑的，應當提出不宜審理該案件的請求。法官應當抵制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或者案外人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的說情，并按照有關規定處理。法官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愿，以不正當的手段迫使當事人撤訴或者接受調解。法官應當公開并且客觀地審理案件，自覺接受公眾監督。但是，法律規定不公開或者可以不公開審理的除外。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應當獨立思考、自主判斷，敢于堅持正確的意見。法官在審判活動中，不得私自單獨會見一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應當避免主觀偏見、濫用職權和忽視法律等情形的發生。法官在履行職責時，應當平等對待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不得以其言語和行為表現出任何歧視，并有義務制止和糾正訴訟參與人和其他人員的任何歧視性言行。法官應當充分注意到由于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產生的差別，保障訴訟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法官審理案件應當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過言語、表情或者行為流露自己對裁判結果的觀點或者態度。法官調解案件應當依法進行，并注意言行審慎，避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對其公正性產生合理的懷疑。法官對與當事人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有關的措施和裁判應當依法說明理由，避免主觀、片面地作出結論或者采取措施。法官應當尊重其他法官對審判職權的獨立行使，并做到：

（一）除非基于履行審判職責或者通過適當的程序，不得對其他法官正在審理的案件發表評論，不得對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案件提出處理建議和意見；

（二）不得擅自過問或者干預下級人民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

（三）不得向上級人民法院就二審案件提出個人的處理建議和意見。法官除履行審判職責或者管理職責外，不得探詢其他法官承辦案件的審理情況和有關信息。法官不得向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辯護人泄露或者提供有關案件的審理情況、承辦案件法官的聯系方式和其他有關信息；不得為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辯護人聯系和介紹承辦案件的法官。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受到新聞媒體和公眾輿論的不當影響。法官在公眾場合和新聞媒體上，不得發表有損生效裁判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的評論。如果認為生效裁判或者審判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可以向本院院長報告或者向有關法院反映。法官根據獲得的情況確信，其他法官有可能或已經違反法官職業道德，或者其他法律工作者有可能或已違反職業道德，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向有關部門或者有關機關反映。二是提高司法效率。法官應當勤勉敬業，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職責，不得因個人的事務、日程安排或者其他行為影響職責的正常履行。法官應當遵守法律規定的訴訟期限，在法定期限內盡快地立案、審理、判決。法官必須杜絕粗心大意、無故拖延、貽誤工作的行為，認真、及時、有效地完成本職工作，并做到：

（一）合理安排各項審判事務，提高訴訟效率；

（二）對于各項司法職責的履行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于所承辦的案件都給予同樣審慎的關注，并且投入合理的、足夠的時間；

（三）在保證審判質量的前提下，注意節省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的時間，注重與其他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共事的有效性。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應當監督當事人遵守訴訟程序和各種時限規定，避免因訴訟參與人的原因導致不合理或者不必要的延誤。法官在執行生效法律文書時，應當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盡快予以執結。三是保持清正廉潔。法官在履行職責時，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地利用職務和地位謀取任何不當利益。法官不得接受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的款待、財物和其他利益。法官不得參與可能導致公眾對其廉潔形象產生不信任感的商業活動或者其他經濟活動。法官應當妥善處理個人事務，不得為了獲得特殊照顧而有意披露自己的法官身份；不得利用法官的聲譽和影響為自己、親屬或者他人謀取私人利益。法官及其家庭成員的生活方式和水準，應當與他們的職位和收入相符。法官不得兼任律師、企事業單位或者個人的法律顧問等職務；不得就未決案件給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提供咨詢意見和法律意見。法官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如實申報財產。法官必須向其家庭成員告知法官行為守則和職業道德的要求，并督促其家庭成員不得違反有關規定。四是遵守司法禮儀。法官應當嚴格遵守各項司法禮儀，保持良好的儀表和文明的舉止，維護人民法院的尊嚴和法官的良好形象。法官應當尊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人格尊嚴，并做到：

（一）認真、耐心地聽取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發表意見；除非因維護法庭秩序和庭審的需要，開庭時不得隨意打斷或者制止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發言；

（二）使用規范、準確、文明的語言，不得對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有任何不公的訓誡和不恰當的言辭。法官開庭時應當遵守法庭規則，并監督法庭內所有人員遵守法庭規則，保持法庭的莊嚴，并做到：

（一）按照有關規定穿著法官袍或者法官制服、佩帶徽章，并保持整潔；

（二）準時出庭，不缺席、遲到、早退，不隨意出進；

（三）集中精力，專注庭審，不做與審判活動無關的事。五是加強自身修養。法官應當加強修養，具備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忠實地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法官應當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法官應當具備忠于職守、秉公辦案、剛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懲惡揚善、弘揚正義的良知，正直善良、謙虛謹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個人聲譽。法官有權利并有義務接受教育培訓，樹立良好的學風，精研法理，汲取新知識，提高駕馭庭審、判斷證據、制作裁判文書等各項司法技能，具備審判工作所必需的知識和專業能力。法官在日常生活中，應當嚴格自律，行為檢點，培養高尚的道德操守，成為遵守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的楷模。六是約束業外活動。法官從事各種職務外活動，應當避免使公眾對法官的公正司法和清正廉潔產生合理懷疑，避免影響法官職責的正常履行，避免對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產生不良影響。法官必須杜絕與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會公德和良好習慣相違背的，可能影響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職責的不良嗜好和行為。法官應當謹慎出入社交場合，謹慎交友，慎重對待與當事人、律師以及可能影響法官形象的人員的接觸和交往，以免給公眾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潔的印象，并避免在履行職責時可能產生的困擾和尷尬。法官不得參加帶有邪教性質的組織。法官在職務外活動中，不得披露或者使用非公開的審判信息和在審判過程中獲得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以及其他非公開的信息。法官不得參加營利性社團組織或者可能借法官影響力營利的社團組織。法官可以參加有助于法制建設和司法改革的學術研究和其他社會活動。但是，這些活動應當以符合法律規定、不妨礙公正司法和維護司法權威、不影響審判工作為前提。法官發表文章或者接受媒體采訪時，應當保持謹慎的態度，不得針對具體案件和當事人進行不適當的評論，避免因言語不當使公眾對司法公正產生合理的懷疑。法官退休后應當繼續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避免因其不當言行而使公眾對司法公正產生合理的懷疑。

（四）身體素質。良好的身體素質是法官履行審判執行職責的保證。

第五篇：做人民法官揚司法公正

做人民法官揚司法公正

“人民法官為人民”這一重大命題，深刻揭示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性質和宗旨，回答了“為誰掌權、為誰司法、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自開展主題活動以來，我院在地方黨委和上級法院的領導下，始終堅持“三個至上”，圍繞建設“平安阜寧”主線，突出“公正與效率”主題，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司法公信建設年”教育活動,深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扎實推進“人民法官為人民”活動，提高了隊伍素質，為審判工作和地方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院被省高院表彰為審判管理先進單位、在縣目標考核中榮獲先進部門等稱號。

一、深入開展學習研討，加大隊伍建設力度

深入學習實踐，注重成果轉化。我院把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有機結合，并軌推進，確保工作不脫節、不重復、不紊亂。同時，把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的成效落實在審判執行工作中，按照“高、快、好、省”和辦“鐵案、精品案、和諧案”的要求，在確保審判質量、效果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加快辦案節奏，提高辦案效率，及時高效化解矛盾糾紛。呈現出四個特點：

一是領導率先垂范。堅持院領導率先垂范、帶頭學習、帶頭宣講，帶頭實踐。努力在勤奮學習、善于思考上作表率，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上作表率，在勇于實踐、銳意創新上作表率，促進全院共同提高。如我本人帶頭深入調研并撰寫的調研報告《論如何為沿海大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紀檢組組長劉智明親自為掛鉤學校學生做

法制宣講。班子成員還結合“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要求，分為5個小組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對如何堅定法院工作的思想路線，如何通過法院工作服務發展大局進行了深入研究，撰寫了調研報告8篇，認真撰寫學習心得體會，每人都完成了2篇心得體會。

二是教育形式豐富。在抓好集中學習、個人自學、專題輔導、庭室討論等基本學教形式的基礎上，堅持“請進來，走出去”做法，如蘇大法學院的黃院長講授《新時期的法院如何開展工作》；邀請了省政法委領導為法官講授《傳統文化與法官職業道德修養》，加強法官的職業榮譽感的培養；組織干警赴蘇大進行法律輪訓。

三是實踐措施扎實。我院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理念，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把保護社會弱勢群體訴訟權利作為落實司法為民宗旨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盡可能使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都能及時得到司法救助。自開展活動至今共減、免、緩繳訴訟費258件，價值652663元。除此之外，還從便民訴訟角度出發，開展“法官進農村學校”活動。將法律知識送到鄉間田頭，校園角落并及時地詢貧困學生生活、學習情況，結成幫扶對子，向他們贈送學習用品和書籍，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為此我院涌現出像“送法天使”---季益嶺等鹽城市知名法官。

四是成效比較顯著。通過深入開展學習實踐活動，我院的審判、執行工作進一步發展，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去年共受理各類案件6836件，審執結6830件，在市法院年終考核中成績中游。接待群眾來訪203人次，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也已全面核查并解釋。通過加大執行清案力度，去年共執結案件1126件，人均結案數為80件,執行和解率達到90.14%。民商事案件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多元并舉、案結事了人和”，去年，調撤率達到85.3%，同期提高5個百分點；由法院信訪辦化解解了大量突發性、群體性矛盾糾紛，今年共化解此類糾紛7件。通過細心、耐心的工作解決了一些積累已久的難案、老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的對立面。如阜寧縣羅橋鎮安興村村民劉海濤傷殘賠償一案得到了完滿的解決，當事人很感激法院司法為民、關心弱勢群體的細致工作，送來了錦旗。在案件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全院干警樂于奉獻，加班加點，不斷提升審判、調解能力，在保質保量完成工作任務的同時，積極做好群眾工作和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司法強保障”的實踐載體落到實處，得到了當事人的好評，今年1到5月份共收到當事人送來的錦旗6面。

二、充分加強法院文化建設，落實司法便民措施

我院文化建設重點以提升法院形象和隊伍素質入手，發揮文化建設服務審判工作和隊伍建設的功能，呈現出三強化、三突破的特點。一是強化榮譽意識，維護法院良好形象。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和審判作風建設，充分營造廉政文化氛圍。嚴格落實“五個嚴禁”規定，使干警時刻繃緊廉政弦。切實發揮班子成員和庭室負責人的“一崗雙責”作用，加大隊伍管理力度，嚴抓嚴管，防微杜漸，確保隊伍不出問題。二是強化學習意識，提高自身業務素質。在全院開展“榜樣就在身邊，我該怎么學”大思考活動，以先進法院為標桿，認真查找工作中有待加強的薄弱環節，創新工作思路，提高業務技能，推動法院整體工作向更高層次邁進。舉辦了本院法制縱橫論壇活動，今年已有兩篇論文在最高院和人民法院報舉辦的征文活動中獲優秀獎的好成績，積極選派干警參加省、市法院各類培訓。三是強化服務意識，打造便民工作品牌。對法院立案大廳進行升級改造，突出便民特色，擦亮服務窗口，打造便民品牌。倡樹便民文化，開展“六查六議”大討論活動，引導干警對破解法院發展難題有更深入的認識。我院成立了 “勞動人事爭議巡回法庭”，1到5月份共審勞動人事爭議案件15件切實維護了老百姓的利益，取得了“案結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當事人及社會各界普遍反映較好。

三突破：一是在服務大局上求突破。注重增強干警的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牢牢把握“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題，以作為求地位，以服務求發展。強化訴前調解工作，在當好法律顧問，開展法律服務、化解矛盾等工作的同時，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有針對性地制定改進服務措施。如組織青年干警到轄區內重點企業開展普法宣傳，并贈送法律書籍，服務經濟發展。如我院與開發區、澳洋工業園區合作建立了涉企案件通報制度，快速涉企糾紛，優化加快阜寧建設的司法保障。對影響轄區發展穩定的重點難點問題，對因經濟利益關系調整和民生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矛盾糾紛，不等不靠，提前介入，及時化解，有效避免了群體性突發性事件的激化。如4月份依法快速化解一企業因勞資糾紛突發的集體罷工事件。二是在司法為民上求突破。扎實開展好“人民法官為人民”主題實踐活動，全面構筑巡回審判、訴調對接、網上辦兩位一體的便民訴訟網絡。以基層法庭為依托，在各鄉鎮設立巡回辦案點，廣泛開展巡回審判活動，方便群眾訴訟，減輕群眾訴累，如我院在板湖鎮板村設立了巡回審判點和調解示范點。今年我院還與阜城鎮聯手建立調解工作機制，為及時化解轄區矛盾糾紛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充分發揮當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陪審員、人民調解員的作用，把大量糾紛解決在基層和訴訟之前；今年部分鄉鎮沒有一件糾紛起訴到法院，也沒有一件矛盾激化的糾紛。三是在科學管理上求突破。完善審判質量監督管理，逐案配發《審判流程監督卡》，規范流轉環節，推進審判提速；強化審判公開，保障當事人知情權。加強人事管理，將庭室考核與庭室負責人個人考核相結合，實現對干警定性考核到量化考核的轉變。規范司法政務管理，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變事后服務為事前服務，努力達到精細化、無縫隙要求。

三、堅持先進典型引導作用，多措并舉提高隊伍活力

黨員模范作用充分發揮，始終保持先進性。深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進一步提升干警的理論素養；向身邊的典型學習，利用我院先進典型多、層次高優勢，發揮他們的引導作用。通過發現、培養、推廣、宣傳典型展現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一是堅持模范教育。組織開展“黨員是一面旗臶”等活動，要求支部書記做支部委員的旗臶，支部委員做黨員的旗臶，黨員做非黨干警的旗臶，通過層層“從我做起，向我看齊”，努力營造一種敬業愛崗，熱忱為民、無私奉獻的工作氛圍。如最近開展的向知名法官季益嶺學習活動，對干警很有觸動，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最有說服力。

二是堅持鮮活教育。結合主題教育組織干警到鹽阜紅色圣地重溫入黨誓詞。五四青年節期間組織干警參加卡拉OK大獎賽，既豐富了干警的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又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隨著學習和教育的不斷深入，黨員的思想境界逐步提高，作風更加良好，“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進一步成為干警的自覺行動。

四、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活動開展以來，我院在院黨組的高度重視下，雖然積累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為民意識有待進一步增強。由于現今法院案多人少的問題突出，每個法官都承擔著巨大的審判壓力，部分法官為了完成審判工作而忽略了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溝通，工作比較粗糙，沒有體現司法為民的本質。二是司法能力有待進一步調高。新型案件的出現，審判工作的壓力增加，人民對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迫切需要全院干警的調研、調解、審判、文書等司法綜合能力提高，但同時存在著嚴重的工學矛盾，應合理制定輪訓計劃。針對存在的問題，下一步我院將繼續結合 “發揚傳統 堅定信念 執法為民”主題活動的開展，努力打造領導肯定、人民滿意的法院，使法院工作更上一層樓。一是深化司法為民意識。結合解放

思想大討論活動，破除落后陳舊思想，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堅實理論基礎、深刻思想內涵、豐富實踐內容，提高司法為民的自覺性，主動性。二是加大黨風廉政建設。在“大反思”、“大檢查”的基礎上，加強職業道德和廉政紀律教育，牢記“五個嚴禁”，突出抓好容易滋生腐敗的重要部門、崗位和人員。三是建立長效工作機制。活動開展過程中形成的“首接人”制度，“大走訪”制度等要根據法院的具體工作安排形成機制，分配到各庭室負責，成為法院工作的日程安排。四是加強完善監督機制。嚴格落實“五個嚴禁”，進一步拓寬監督渠道，在原有的舉報電話和舉報郵箱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大走訪”活動，直接向人民群眾了解法官是否有違紀違法行為，直接詢問人民群眾對法官的滿意度。將全院干警的一言一行臵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下，有利于法官轉變工作作風，真正把司法為民落到實處。

作者：江蘇省阜寧縣人民法院院長：于偉東

電話：0515－87297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