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問題研究評述刑事訴訟文書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經濟犯罪偵查難點熱點問題研究評述刑事訴訟文書

當前經濟犯罪偵查理論與實踐中的難點和熱點問題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五個方面：經濟犯罪偵查協作機制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工作規范化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經濟犯罪案件初查及偵查對策。總結現有研究成果，借鑒經偵實踐成功經驗，對上述問題進行剖析，探尋解決對策，是經濟犯罪偵查理論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經濟犯罪，經濟犯罪偵查，對策

經濟犯罪偵查與其他公安業務工作相比尚顯稚嫩，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存在諸多問題亟待研究解決。本文試從經偵工作建設與發展的角度，對經偵理論與實踐中的若干難點與熱點問題作一評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協作機制建設

經濟犯罪的跨地區、跨行業特點日益突出，涉及面越來越廣，加強經偵協作，建立健全經偵協作機制，已成為經偵工作宏觀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有論者指出今后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展經偵協作：在協作意識上，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在協作體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互聯的組織網絡，全面加強各警種間、各地區間、各相關部門間和國際間的協作;在內容方式上，積極探索豐富多樣、不拘一格、高效靈活的模式。在協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時。無償”‘的原則;在協作機制上，按照科學高效的要求進行改革和完善;在發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齊。有的論者從經偵部門在偵查辦案中與相關部門的聯系角度、將經偵協作分為外部協作與內部協作;將經偵

協作范圍分為大陸各地經偵部門的區域協作，與港澳臺警方的區際協作，與世界各國警方的國際偵查協作，并論述了上述五種類型經偵協作途徑的內容和方式。上述研究與經偵協作機制建設實踐頗為契合。

近年來，在偵查協作方面，公安機關經偵部門進行了積極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經偵協作區為基礎的經偵協作網絡。在公安部的統一領導下，全國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建立了五大經偵協作區。各經偵協作區普遍制定了區域協作規定，明確了協作指導思想、原則和具體措施。

(二)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形成打擊合力。經濟犯罪涉及的經濟領域較為廣泛，打擊經濟犯罪工作離不開有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主動加強與金融、稅務、工商、海關等部門的聯系，在聯席會晤、信息傳遞、線索協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建設

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是指經偵部門日常開展的直接為經濟犯罪案件偵查提供信息、技術等支持的基礎性專門工作。有論者指出，要用現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強經濟犯罪信息資料的收集、儲存、傳遞、檢索和利用;要加強秘密力量建設;要加強偵查技術手段的建設。還有論者提出，要結合辦案，把依法查處過的和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資料和人員資料搜集起來，建立數據庫;抓緊配備審計、專職法律工作人員和文檢專業人員等。筆者認為，經偵基礎業務建設應充分借鑒刑偵部門開展基礎業務建設的經驗，周時緊密聯系經偵工作實際，目前，應立足于建設偵查工作急需的項目，刑偵部門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項目，就沒有必要再搞重復建設。

對于經偵基礎業務的內涵存在較多爭論，有論者認為包括經濟犯罪情報資料、協作網絡、隱蔽力量和偵查技術四個方面。有論者認為經偵基礎業務應包括狹義的基礎業務(即情報資料與陣地控 2

制)和專門手段(即經偵特請、行動技術和司法審計)。經偵基礎業務的內涵雖然尚無權威界定，但理論界和實戰部門均認為經濟犯罪情報信息系統建設和經偵特精建設是經偵基礎業務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建設。經偵情報信息系統是將各種與經偵工作相關的信息、數據及各業務部門管理信息等進行規范，實現統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時，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快速傳遞信息，實現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統。目前，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尚無全國統一標準，有論者認為，該系統應包括以下內容：經濟犯罪案件信息資料管理系統;人口、逃犯、機動車等有關公安信息查詢系統;工商、銀行、稅務等經濟犯罪相關信息系統;法律法規數據庫。卜」關于經偵情報信息系統的建設，有論者提出，在系統建設中首先要在經偵民警中強化情報意識;其次，要有廣而全的立意，廣泛、全面地收集情報資料;第三，要不斷提高情報分析、研判、處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隱蔽的情報資料中發現問題，發掘有價值的情報信息;第四，情報資料工作人員要有主動服務意識，主動將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況反饋給偵查部門。筆者認為，經偵情報信息系統作為金盾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按照金盾工程的總體規劃進行統籌安排、在總結有關省市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建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符合經偵業務特點的公共行業標準，積極開發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單位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案件信息系統，逐步實現全國聯網。

(二)經偵特請建設。加強經偵特請工作是增強經偵部門主動進攻能力，提高偵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經偵特請建設應緊密結合經偵業務特點，滿足偵控經濟犯罪的需要。有論者認為，經偵特請建設在物建對象、布控的領域、層次、對象具備的條件等方面應不同于其他偵查部門特請。經偵特請建設應本著需要與可能相結合的原則，積極慎重物建特情，確保特情的隱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經偵特情工作取得長足發展的關鍵，是要建立一支政治、業務素質特別過硬的特請管理隊伍。

三、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工作規范化建設

作為公安工作中的新興業務門類，經偵工作無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證各項業務工作依法、高效、平穩運行，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經偵工作規范化建設作為事關經偵工作長遠發展的重要舉措提上了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的工作日程。有論者提出，經偵業務工作要建立目標考核機制、破案責任制、支援保障機制、偵查工作模式機制、指導機制、激勵機制、研究機制和培訓機制人大機制，上述設想頗具見地，對經偵工作的規范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制定規章制度，使經偵業務工作有章可循。經偵工作面!臨著許多新問題，工作中諸多環節無章可循的現象較為普遍，急需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加以規范。在相關立法尚未健全，統一的業務規范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大膽探索，紛紛制定了適用于本地區、本單位的規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法律法規的欠缺。

(二)規范經偵業務工作的各個環節。有論者指出，經濟犯罪案件的辦理應嚴格把握三道關，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結案。筆者認為，經偵業務工作中亟待規范的環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案件的管轄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環節;案件立案、偵查環節;贓款、贓物保管、移送環節;偵查協作環節;情報信息、特請等基礎業務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勵機制、監督制約機制。為調動偵查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就必須將工作業績與晉級、獎懲等掛鉤，實行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的破案責任制、搭檔制。同時，為了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就必須將偵查工作置于嚴格的監督制約之下，實行重要環節的集體討論制、審核制。錯案追究制等。如有論者對偵查破案責任制進行了探討。

(四)實行經偵工作情況報告制度，暢通信息傳遞渠道。經偵工作情況信息的及時、規范、完整、真實傳遞，是上級公安機關掌握動態。正確決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機關相互溝通情況、借鑒經驗、共享信息的基礎。須及時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各種發、破案數，對犯罪形勢的分析和預測，4

大要案件辦理進程情況及處理結果，可能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情況，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關于經濟犯罪偵查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初查的祛律依據。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對犯罪線索進行的調查核實、由于經濟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現場，犯罪危害后果較為抽象，公安機關在接到犯罪線索后，必須進行初步調查核實才能判定是否有經濟犯罪發生，進而決定是否立案偵查，這就使得初查應運而生。

初查是在經偵實踐中產生的，《刑事訴訟法》。《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均未規定這一程序。因此，有人對其合法性提出質疑。對此，有論者認為，初查是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6條，公安機關有權對犯罪線索進行立案前審查。雖然‘啼查“的范圍。方法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初查無疑屬”審查“活動。其次，《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27條、128條規定，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和舉報中心可以對線索開展初查。公安機關經偵部門與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同屬偵查部門，除管轄范圍不同，其權限應該是相同的。因此，經偵部門開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

第二篇：律師延期審理刑事訴訟文書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律師延期審理刑事訴訟文書

延期審理申請書

(辯護律師用)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律師事務所______________律師。

通訊地址或聯系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事項：延期審理。

申請理由：作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_______委托的辯護人(代理人)。本人認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特提請法庭延期審理。

此致

_____________ 人民法院

申請人：(簽名)1

律師事務所：(蓋章)

年 月 日

第三篇：經濟犯罪偵查難點熱點問題研究評述刑事訴訟文書研究與分析

經濟犯罪偵查難點熱點問題研究評述刑事訴訟文書

當前經濟犯罪偵查理論與實踐中的難點和熱點問題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五個方面：經濟犯罪偵查協作機制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工作規范化建設;經濟犯罪偵查工作涉及的法律問題;經濟犯罪案件初查及偵查對策。總結現有研究成果，借鑒經偵實踐成功經驗，對上述問題進行剖析，探尋解決對策，是經濟犯罪偵查理論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經濟犯罪，經濟犯罪偵查，對策

經濟犯罪偵查與其他公安業務工作相比尚顯稚嫩，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存在諸多問題亟待研究解決。本文試從經偵工作建設與發展的角度，對經偵理論與實踐中的若干難點與熱點問題作一評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協作機制建設

經濟犯罪的跨地區、跨行業特點日益突出，涉及面越來越廣，加強經偵協作，建立健全經偵協作機制，已成為經偵工作宏觀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有論者指出今后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展經偵協作：在協作意識上，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在協作體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互聯的組織網絡，全面加強各警種間、各地區間、各相關部門間和國際間的協作;在內容方式上，積極探索豐富多樣、不拘一格、高效靈活的模式。在協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時。無償”‘的原則;在協作機制上，按照科學高效的要求進行改革和完善;在發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齊。有的論 1

者從經偵部門在偵查辦案中與相關部門的聯系角度、將經偵協作分為外部協作與內部協作;將經偵協作范圍分為大陸各地經偵部門的區域協作，與港澳臺警方的區際協作，與世界各國警方的國際偵查協作，并論述了上述五種類型經偵協作途徑的內容和方式。上述研究與經偵協作機制建設實踐頗為契合。

近年來，在偵查協作方面，公安機關經偵部門進行了積極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經偵協作區為基礎的經偵協作網絡。在公安部的統一領導下，全國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建立了五大經偵協作區。各經偵協作區普遍制定了區域協作規定，明確了協作指導思想、原則和具體措施。

(二)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形成打擊合力。經濟犯罪涉及的經濟領域較為廣泛，打擊經濟犯罪工作離不開有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主動加強與金融、稅務、工商、海關等部門的聯系，在聯席會晤、信息傳遞、線索協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建設

經濟犯罪偵查基礎業務是指經偵部門日常開展的直接為經濟犯罪案件偵查提供信息、技術等支持的基礎性專門工作。有論者指出，要用現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強經濟犯罪信息資料的收集、儲存、傳遞、檢索和利用;要加強秘密力量建設;要加強偵查技術手段的建設。還有論者提出，要結合辦案，把依法查處過的和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資料和人員資料搜集起來，建立數據庫;抓緊配備審計、專職法律工作人員和文檢專業人員等。筆者認為，經偵基礎業務建設應充分借鑒刑偵部門開展基礎業務建設的經驗，周時緊密聯系經偵工作實際，目前，應立足于建設偵查工作急需的項目，刑偵部門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項目，就沒有必要再搞重復建設。

對于經偵基礎業務的內涵存在較多爭論，有論者認為包括經濟犯罪情報資料、協作網絡、隱蔽力量和偵查技術四個方面。有論者認為經偵基礎業務應包括狹義的基礎業務(即情報資料與陣地控制)和專門手段(即經偵特請、行動技術和司法審計)。經偵基礎業務的內涵雖然尚無權威界定，但理論界和實戰部門均認為經濟犯罪情報信息系統建設和經偵特精建設是經偵基礎業務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建設。經偵情報信息系統是將各種與經偵工作相關的信息、數據及各業務部門管理信息等進行規范，實現統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時，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快速傳遞信息，實現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統。目前，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尚無全國統一標準，有論者認為，該系統應包括以下內容：經濟犯罪案件信息資料管理系統;人口、逃犯、機動車等有關公安信息查詢系統;工商、銀行、稅務等經濟犯罪相關信息系統;法律法規數據庫。卜」關于經偵情報信息系統的建設，有論者提出，在系統建設中首先要在經偵民警中強化情報意識;其次，要有廣而全的立意，廣泛、全面地收集情報資料;第三，要不斷提高情報分析、研判、處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隱蔽的情報資料中發現問題，發掘有價值的情報信息;第四，情報資料工作人員要有主動服務意識，主動將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況反饋給偵查部門。筆者認為，經偵情報信息系統作為金盾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按照金盾工程的總體規劃進行統籌安排、在總結有關省市經偵情報信息系統建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符合經偵業務特點的公共行業標準，積極開發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單位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案件信息系統，逐步實現全國聯網。

(二)經偵特請建設。加強經偵特請工作是增強經偵部門主動進攻能力，提高偵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經偵特請建設應緊密結合經偵業務特點，滿足偵控經濟犯罪的需要。有論者認為，經偵特請建設在物建對象、布控的領域、層次、對象具備的條件等方面應不同于其他偵查部門特請。經偵特請建設應本著需要與可能相結合的原則，積極慎重物建特情，確保特情的隱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經偵特情工作取得長足發展的關鍵，是要建立一支政治、業務素質特別過硬的特請管理隊伍。

三、關于經濟犯罪偵查工作規范化建設

作為公安工作中的新興業務門類，經偵工作無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證各項業務工作依法、高效、平穩運行，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經偵工作規范化建設作為事關經偵工作長遠發展的重要舉措提上了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的工作日程。有論者提出，經偵業務工作要建立目標考核機制、破案責任制、支援保障機制、偵查工作模式機制、指導機制、激勵機制、研究機制和培訓機制人大機制，上述設想頗具見地，對經偵工作的規范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制定規章制度，使經偵業務工作有章可循。經偵工作面!臨著許多新問題，工作中諸多環節無章可循的現象較為普遍，急需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加以規范。在相關立法尚未健全，統一的業務規范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各級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大膽探索，紛紛制定了適用于本地區、本單位的規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法律法規的欠缺。

(二)規范經偵業務工作的各個環節。有論者指出，經濟犯罪案件的辦理應嚴格把握三道關，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結案。筆者認為，經偵業務工作中亟待規范的環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案件的管轄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環節;案件立案、偵查環節;贓款、贓物保管、移送環節;偵查協作環節;情報信息、特請等基礎業務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勵機制、監督制約機制。為調動偵查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就必須將工作業績與晉級、獎懲等掛鉤，實行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的破案責任制、搭檔制。同時，為了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就必須將偵查工作置于嚴格的監督制約之下，實行重要環節的集體討論制、審核制。錯案追究制等。如有論者對偵查破案責任制進行了探討。

(四)實行經偵工作情況報告制度，暢通信息傳遞渠道。經偵工作情況信息的及時、規范、完整、真實傳遞，是上級公安機關掌握動態。正確決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機關相互溝通情況、借鑒經

驗、共享信息的基礎。須及時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各種發、破案數，對犯罪形勢的分析和預測，大要案件辦理進程情況及處理結果，可能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情況，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關于經濟犯罪偵查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初查的祛律依據。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對犯罪線索進行的調查核實、由于經濟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現場，犯罪危害后果較為抽象，公安機關在接到犯罪線索后，必須進行初步調查核實才能判定是否有經濟犯罪發生，進而決定是否立案偵查，這就使得初查應運而生。

初查是在經偵實踐中產生的，《刑事訴訟法》。《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均未規定這一程序。因此，有人對其合法性提出質疑。對此，有論者認為，初查是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6條，公安機關有權對犯罪線索進行立案前審查。雖然‘啼查“的范圍。方法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初查無疑屬”審查“活動。其次，《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27條、128條規定，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和舉報中心可以對線索開展初查。公安機關經偵部門與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同屬偵查部門，除管轄范圍不同，其權限應該是相同的。因此，經偵部門開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

第四篇：和諧語境下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和諧語境下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

卞建林

2008年，刑事訴訟法學界立足于我國司法實際，以倡導和諧為主要目標，圍繞刑事訴訟法修改、修訂后律師法的實施、刑事司法職權的優化配置、被害人權利保障等問題展開了具有針對性的研究，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于刑事和解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與經驗。

一、對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深度思考

關于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討論曾經沸沸揚揚，其中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改革難題。盡管醞釀已久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未能如期進入立法審議，學者們卻在短暫的沉寂后開始對刑事訴訟法修改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論者表達了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認為如何遵循刑事訴訟的自身規律和內在機理，順應當代刑事訴訟法治的改革趨勢和發展潮流，并立足我國國情和司法現實，進一步健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和程序，著力解決司法實踐中突出存在的問題，加快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法治化的進程，是人們對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期待和要求，并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有的論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要堅持理性的要求，具體而言包括:由以斗爭哲學為指導轉向以和諧哲學為指導：由國家本位轉向國家、社會與個人本位并重：由一元化價值觀轉向多元化價值觀：由權力治人轉向權利保障：由有罪推定轉向無罪推定：由口供本位轉向物證本位：由客觀真實轉向法律真實：由重實體輕程序轉向兩者并重最終轉向程序本位：由高壓從重轉向寬嚴相濟：由國內優位轉向國際優位。有的論者則認為，需要從觀念層面分析刑事訴訟法修改所遇之阻

力，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傳統思想和現實環境的雙重束縛、現代化與后現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沖突、憲法性規范的阻礙以及專門機關之間的權力博弈。

二、修訂后律師法的實施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律師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實施，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修訂后的律師法與現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比較，更加充分地賦予律師四方面的權利:會見權、調查取證權、閱卷權、法庭言論豁免權，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如何保證修訂后律師法的實施并與刑事訴訟法銜接是2008年刑事訴訟理論研究高度關注的內容之一。修訂后的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實際上是一個法律效力關系問題。有觀點認為，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在效力位階上處于同一層次，應當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適用修訂后的律師法。也有觀點認為，刑事訴訟法是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是基本法律，律師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是行業管理法，因此它們的法律效力層次應該有所差異，適用中的沖突在所難免。基于此，有學者指出，要解決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沖突問題，必須明確以下幾點:第一，要承認修訂后律師法同憲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第二，就基本法律和法律的關系來講，立法法沒有明確基本法律與法律之間的效力，修訂后律師法作為法律，既然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生效，和基本法律是不矛盾的，應該看作新法高于舊法;第三，立法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如果法律上一旦產生這些沖突，要由人大常委會作出裁決。[4]雖然實務界對修訂后律師法的實施存在消極應對或者變相抵觸的情緒和做法，但多數人主張應當認真貫徹，積極應對。如有論者認為，修訂后律師法給公訴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公訴部門必須深刻認識未來公訴工作的特點和傳統工作方式之不足，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切實培養和提高每位公訴人的刑事政策運用能力、證據研判能力、法律適用能力、出庭公訴能力、語言文字表達能力和訴訟監督能力。[5]也有論者意識到，修訂律師法實施將大大增強刑事訴訟的透明度和對抗性，給辦案工作帶來許多新的挑戰。檢察機關必須積極適應新的形勢，著力加強偵查能力建設，提高反貪偵查水平，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事業心，確保反貪工作平穩健康發展，完成好檢察機關肩負的依法懲治貪污賄賂犯罪這一重大政治任務。[6]

三、和諧社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職權優化配置

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是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如何優化刑事司法職權配置，成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1.關于刑事訴訟中權力的和諧化。

有論者認為，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的和諧化主要是指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的自身構成要素以及相互之間在刑事訴訟的配置和運行過程中所應形成的相應、協調或者均衡、勻稱的關系，它應當包含權力的結構性、權力的規范性、權力的合法性等三個特征;刑事訴訟中權力和諧化的實現，包括權力的法治化、權力的程序化、權力的人本化、權力的民主化。[7]

2.關于檢察權的配置與行使。有的論者認為，“和諧社會視野”應該包含三層意思:第一層意味著思維觀念的一種變革;第二層意味著目標的變化;第三層意味著制度設計的變化。檢察權的配置可以分為內部配置和外部配置，而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外部檢察權的配置上。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說，還需要調整和當事人權利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和諧社會視野下檢察權的配置及行使”可以解讀為:以新的觀念、新的思維來設定、研究檢察權所要實現的目標是什么，以及如何調整相關制度以滿足和實現我們所設定的目標。[8]還有的論者以檢察權的基本理論為切入點進行論證，認為探討檢察權以及檢察機關的性質問題，主要是為了解決檢察權的獨立性及其身份保障問題，因此，應當返回問題的始點，回歸“行政權—司法權”這一研究范式。在肯定檢察權的雙重定位的前提下，從檢察權的歷史起源、現實構造以及發展趨勢來看，檢察權本質上應當被定位為一種司法權。既然檢察權是一種司法權，那么檢察官獨立的法律解釋權應當得到尊重。檢察權、司法權、法律監督權，本質上是三位一體的概念，它們的具體適用語境取決于對憲法條文的正確解讀。據此，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之間應當是一種法律監督關系，這也是檢警一體化、審判監督權存在的理論基礎：而控辯對抗、檢察官當事人化等理論主張和改革訴求，則因與檢察權的司法權定位相悖而缺乏足夠的理論根基。[9]

3.關于檢察工作一體化。檢察工作一體化是指檢察機關在運作檢察權時形成的整體統籌、上下一體、內部整合、橫向協作、統一行使檢察權的機制，其核心內容就是檢察工作一體運作。對此，有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論思想是檢察工作一體化的最根本性的思想依據;黨中央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目標在宏觀上為其提供了政策上的正當性依據;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檢察改革目標則在微觀上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正當性依據;我國憲法、法律和高檢院的相關規定構成了檢察工作一體化的法律依據;檢察實踐的客觀需要為其提供了現實依據。[10]有的論者指出，研究檢察工作一體化，需要思考兩個問題：首先，檢察工作一體化機制是一項全新的制度，還是檢察機關自身具有的規律和機制，是否只是因為工作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和細化?過去我們常提偵查一體化、公訴一體化，現在所稱的檢察工作一體學術綜述化是對過去工作的總結升華，還是因過去的做法不當需被替代?其次，這項制度是中國特色的制度，還是檢察制度的普遍規律?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對檢察工作一體化都有原則性規定，現在探討檢察工作一體化必須與現行法律相協調。貫徹檢察工作一體化，檢察機關需要進行改革措施，包括深化檢察管理改革，落實檢察機關的領導體制，推進檢察工作一體化機制建設。[11]

四、增強權益保障的制度構建

1.改革國家刑事賠償制度。有論者提出，國家刑事賠償制度是一項重要的人權保障制度。國家賠償法實施十多年來暴露出許多問題，亟待立法修改加以解決。在歸責原則上，應創立以結果責任原則為主、違法責任原則為輔的原則框架。在賠償范圍上應適當擴大，將超期羈押、錯誤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輕罪重判案件等納入賠償范圍，并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賠償程序上，將賠償義務機關與侵權行為機關分離，由特定的賠償義務機關支付賠償金：簡化確認程序并與協商相結合，取消復議程序，引入聽證程序，增加申訴程序。[12]

2.催生被害人救助制度。被害人權益保障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在法律上確立被害人國家救助(補償)制度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共同趨勢。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只贏得一紙賠償判決書卻得不到任何賠償的案例屢見不鮮。因此，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人權、維護司法公正，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于

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補償)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有的地方的司法機關還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有的論者提出，在我國建立統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勢在必行。按照先政策后立法的思路，在目前的情況下，可先由中央有關機關制定并發布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見，規定由各級財政按照一定的比例撥付被害人救助資金，公、檢、法三機關在各自所處的訴訟階段提出對被害人救助的建議，縣級以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審核決定，能夠在目前的財政負擔能力范圍內較好地解決貧困被害人救助問題。在條件成熟時，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13]

五、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探索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作為繼承我國調解等優良傳統并借鑒外國恢復性司法等理念而產生的一種創新性理論和制度，受到了廣大刑事訴訟法學者的高度關注，成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最熱門話題。刑事和解也成為近年來我國實踐部門探索解決刑事案件，化解刑事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的新途徑。有的論者對刑事和解的正當性進行了充分論證，認為其正當性基礎表現在:構建和諧社會理論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刑事和解正當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基礎，刑事和解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有利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是我國司法現實的需要，是實現利益兼得、有效化解矛盾、解決司法資源緊缺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聯合國所提倡、各國通行的解決刑事糾紛的方式之一：刑事和解與傳統刑事司法理論并不相悖，體現了解決刑事案件方式的多元化和價值追求的多元化。[14]

有的論者認為，國家與被追訴人之間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刑事諒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義。目前國際范圍內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寬宥型、合作型和妥協型三種類型。我國和諧司法語境下的刑事諒解與西方恢復性司法語境下的刑事諒解有著不同的產生背景，但都旨在促進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協商。刑事司法環境的優化與刑事諒解機制的出現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我們應當以刑事諒解為基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15]

客觀地講，盡管關于刑事和解的討論轟轟熱烈，關于刑事和解的實踐探索也取得很多經驗，但刑事和解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例如，在什么訴訟階段適用和解，是否所有案件都適用和解等，仍存在很大爭議。

六、死刑復核程序的健全完善

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兩年以來，該項工作平穩、有序進行，遵守了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理念，認真貫徹了“慎用死刑，少殺慎殺”的方針，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死刑標準不一的現狀，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基于對死刑慎重適用考慮，學界對如何健全完善死刑復核程序提出了不少意見。

有的論者指出了死刑復核程序的功能局限，認學術綜述為該程序對于目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弊病無法從根本上“治愈”，而只能起到“緩解”的作用。為此，還需要探尋更為有效的機制與措施，立法者也不應舍本逐末，將全部注意力置于死刑復核程序本身的完善上，而應進一步去完善偵查程序以及一、二審程序。[16]對于人民檢察院應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死刑復核程序爭議已久。有論者提出檢察機關對死刑復核實行法律監督，符合人大制度關于權力監督制約的原理，不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應有的訴訟地位和獨立性、權威性，體現了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要求，具有基本法律依據。開展死刑復核法律監督應遵循嚴格限制并減少死刑、切實保障人權、維護公共利益、公平性、及時性、突出重點等原則。檢察機關在死刑復核中的訴訟地位不是公訴人，而是法律監督者。檢察機關可以通過備案審查、受理申訴控告等啟動監督程序。監督的主要方式包括提出案件意見、派員列席審委會會議、派員出席法庭或聽審活動、抗訴、糾正違法以及立案偵查審判人員職務犯罪等。[17]

七、關注國際刑事司法準則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

國際刑事司法準則和國際人權法中有關刑事訴訟的內容依然是2008年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論者聯系司法實際，以上海首例請求引渡審查案為例，分析了我國刑事司法程序與國際刑事準則的差距,提出要重視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國際法淵源與適用。近年來,在我國借助國際合作處理的刑事案件呈增長趨勢,其中涉及不少大案要案，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在打擊犯罪、維護人權和保障公正司法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文書送達、調查取證、贓款贓物的追繳、相互承認和執行刑事裁決以及刑事訴

訟移管等方面,目前國內立法還處于空白狀態。為了規范和便利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活動,需要加緊進行有關立法活動。[18]

通過對2008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情況的簡要回顧，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過去的一年中，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主題是鮮明的、成績是突出的。學界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認真的回顧與反思。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大背景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在各個方面均努力予以響應，并致力于推動司法改革，指導刑事訴訟實踐。這充分體現了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正努力邁向理性、逐步趨于成熟。相信在充滿期待的新的一年里，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一定會迎來更為廣闊的天地。

第五篇：婚約解除后贈與物歸屬問題研究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婚約解除后贈與物歸屬問題研究 馬強.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婚約,亦稱訂婚或定婚,是男女雙方當事人為了結婚的目的而對婚姻關系所作的事先約定。在我國,盡管婚姻法及相關法律并未規定婚約,婚約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現實生活中,婚約卻是男女結婚的一道“必經程序”,通常情況下,訂立婚約要舉行訂婚儀式,男女雙方及各自父母還要向未來的女婿或兒媳贈送訂婚禮物及金錢(俗稱聘金或彩禮),從婚約訂立直到正式結婚,男女雙方及各自家庭還要時常向對方贈送財物。近年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訂婚后,男女雙方互相贈送禮物的價值也不斷增加,小到金銀首飾,大到汽車、住房、股票、金錢,由于互贈禮物價值的增加,男女雙方因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約后互贈禮物的歸屬糾紛也日益增多。同樣,解除婚約后因贈與財物所有權歸屬發生糾紛而訴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漸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這樣一起較為典型的案件:王某與李某經人介紹相識并戀愛,雙方父母對這門親事也十分滿意,為了確立男女雙方的關系,半年后,雙方父母為王某、李某舉行了訂婚儀式,王某父母送給李某金手鏈一條(價值人民幣3600元),王某送給李某金戒指一枚(價值人民幣1800元),訂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給李某衣物、化妝品等合計人民幣2500元,相處一年后,因彼此之間性格不和,愛好不同,難以繼續維持戀愛關系。王某主動提出終止戀愛關系,解除婚約,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約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給李某的訂婚禮物。李某則以解除婚約系王某主動提出,自己對解除婚約沒有過錯為由,拒不返還收受的禮物,王某多次索要沒有結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還彩禮。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當事人雙方因訂婚互相僅負道義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王某送給李某的財物,系自愿而為,屬于無償贈與行為,由于財物已經實際交付并為李某所占有,其贈與行

為已經依法成立,發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還彩禮(贈與物)的主張,于法無據。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8條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王某的訴訟請求。從審判實踐的作法來看,我國司法界對婚約解除后要求返還財物糾紛,一般分兩種情況處理:一種情況是,如果受贈人以訂婚為名,行騙取財物之實,那么不僅婚約被宣布為無效,而且財物還必須還給受害人;另一種情況是:如果訂婚后男女一方或雙方自愿贈送財物并且財物己實際交付,為受贈人占有,則按無償贈與行為處理,承認贈與行為的法律效力,所贈與的財物歸受贈人所有,不予返還。我國法學界對婚約解除后贈與財物的處理,也基本贊同上述主張。客觀地講,對于上述第一種情況,因受贈人采取欺詐方式誘使對方信以為真,以為受贈人真會與自己結婚而贈與了財物,因欺詐行為違反了《民法通則》第58條的規定。使贈與人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了贈與行為,該行為屬于無效民事行為,據此判令其返還財產符合法律的規定;對于第二種情況,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會發現,這種處理結果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將贈送財物行為認定為無償贈與行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贈財產,沒有法律上的根據,己構成不當得利,人民法院卻通過判決使本為不當得利的違法事實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則。不可否認,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國婚姻家庭立法對婚姻問題的規定存在著疏漏,我國現行法律對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約問題及婚約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規定,這是導致人民法院判決不當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時常發生糾紛,那么法律上對婚約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國法律對婚約的性質,解除婚約的后果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那么司法實踐中這種違反公平原則,侵犯當事人合法權利的判決結果便不會發生了。

眾所周知,婚約并非婚姻契約,而是以將來締結婚姻為目的的男女預約(江平:《資產階級民商法講義》北京政法學院1982年版第131頁),換言之,“婚約通過對婚姻的許諾而建立。”相對于婚姻契約而言,婚約當事人所承擔的義務是在將來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結婚,但這種義務在具有一般法律義務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時,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當事人一方解除婚約,法律并不能強制其履行結婚義務,不能強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毀約人的違約責任,各國法律有不同的規定,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認為婚約是結婚的一個階段,但不是獨立的契約,不承認這是一種契約債,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據婚約而提起結婚之訴,也不得追究違約責任;而英美法系國家把婚約視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為目的契約行為,因此,可以追究毀約人的違約責任。在我國,婚姻是男女雙方基于

感情一致而自愿結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沒有拘束力,它只不過是男女雙方將來締結婚姻的事先約定,因此,一旦一方違反婚約,不能要求毀約人承擔違約責任。

在我國,人們普遍認為婚約是男女結婚的必經程序,我國自古就有婚約成立時男方向女方贈送作為彩禮的金錢之類的財物的風俗,如果說在封建社會這種贈送彩禮的風俗還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辦買賣婚姻的性質而必須明令加以廢除和禁止的話,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別是男女在經濟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贈送彩禮的風俗己經極少包含有包辦買賣婚姻的性質了,贈送彩禮的,已不僅僅是男方及其家長,而且女方及其家長向男方贈送彩禮的現象也極為普遍,彩禮成為確立男女雙方戀愛關系的一種象征,在今天,男女雙方互相贈送彩禮,既是為了確認婚約成立并預想將來婚姻成立,又是為了雙方的婚姻在將來建立親戚關系時,使這種親戚關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體系》,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即所謂的“親上加親”,這是一般的社會習俗,但這種習俗并不違反法律,又不違反“公序良俗”。今天,人們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禮的經濟價值的多寡,而是彩禮所包含的豐富的內涵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那么,具有這種性質的彩禮是否因為單方或雙方解除婚約而應該返還呢?

從法律角度講,贈送彩禮確是一種無償贈與行為,但這種贈與行為并非單純以無償轉移財產權為目的,實際上這種贈與行為是附有解除條件的贈與行為,所謂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行為,是指己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贈與行為,在當事人所約定的條件不成就時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贈與行為合法有效存在),當條件成就時,其效力便消滅,解除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贈與行為失去法律效力)。贈送彩禮行為,實際上是預想將來婚約得到履行(男女雙方正式結婚),而以婚約的解除為解除條件的贈與行為,其中,婚約的解除是所附的條件,如果條件不成就(婚約未解除),那么贈與行為繼續有效,彩禮歸受贈人所有,如果條件成就(婚約解除),贈與行為則失去法律效力,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當然解除,贈與財產應當恢復到訂立婚約前的狀態,彩禮應當返還給贈與人。因此,彩禮就其法律性質而言,實際上是為“證明婚約的成立并以將來應成立的婚姻為前提而敦厚其因親屬關系所發生的相互間的情誼為目的的一種贈與(史尚寬著:《親屬法論》,(臺)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頁),它是一種附有解除條件的贈與,它具有普遍無償贈與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禮是附有解除條件的贈與,以婚約解除作為條件,因此,彩禮這樣有一定財產價值的物品之所以從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發生贈與行為,乃是因為存在著婚姻這種法律關系(婚約存在),隨著男女雙方當事人婚約的解除,贈與彩禮的原因歸于消滅,換言之,受贈人在婚約解除后喪失了繼續占有彩禮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約解除后彩禮繼續由受贈人占有的法律根據消失,那么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將財產恢復到訂立婚約前的狀態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約解除后,受贈人應當將彩禮返還給贈與人,如果受贈人拒不返還而繼續占有彩禮,將構成民法上的不當得利。

所謂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使他人受有損失而自己獲得利益。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不當得利一經成立,當事人之間即發生債權債務關系,受害人有權請求受益人返還不當得利,受益人負有返還不當得利的義務。在贈送彩禮的行為中,一方面,雖然財產已經轉移歸受贈人占有,但由于成為財產轉移的原因的法律關系未發生(婚約解除,男女雙方未結婚),當事人所期待的親戚關系未建立,這意味著贈送和接受彩禮的目的不能達到,受贈人缺乏接受彩禮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釋為接受彩禮構成不當得利,按照法律的規定,贈與人有權請求受贈人返還受贈財產,受贈人則有將自己基于婚約產生的不當利益全部返還的義務。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婚約成立后男女互贈彩禮的行為,是一種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是預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進行的一種贈與,這種贈與,既是確立男女雙方婚約和戀愛關系的成立,又是為了將來正式締結婚姻關系,一旦解除婚約,受贈人繼續占有彩禮的法律根據己不存在,贈與人有權基于不當得利請求受贈人返還,受贈人則負有返還不當得利的義務。由于婚約在我國普遍存在,婚約解除后彩禮歸屬糾紛日益增多,為了公平合理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國未來的婚姻家庭法中應當明確、具體地規定婚約以及婚約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鑒于此,我們認為,我國未來的婚姻家庭法應當明確、具體地對婚約及相關問題作出如下規定: 婚約是男女當事人雙方為將來締結婚姻而作的事先約定;婚約通過對婚姻的許諾而成立。婚約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約當事人應負努力使婚姻成立的義務,但婚約當事人不得基于婚約訴求結婚。婚約可由當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當事人單方解除。婚姻不成立時,婚約的雙方當事人均得依照關于返還不當得利的規定,向他方請求返還贈與他方之物或作為婚約標志給與之物。婚約人的直系親屬為期待婚約當事人結婚所為的贈與,應當返還。婚約因婚約當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時,在對贈與物發生疑問時,應當推定排除上述請求權。

如果我國未來的婚姻家庭法對婚約及相關問題作出具體、明確規定,那么人民法院處理這類糾紛將會有法可依,這不僅有利于保證人民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護婚約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婚姻家庭關系的建立、鞏固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推進作用。

出處:本文原載《法律適用》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