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國轉型之艱（xiexiebang推薦）

近代中國轉型之艱

——答《瞭望》周刊記者劉巍

“中國人應該正視：不但大清帝國的建立與英國革命同時，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發生在康熙皇帝執政的鼎盛時期。沉淪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負面因素難辭其咎。”

在民族危機深重的1938年，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提問：“近百年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庭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從洋務運動、1898年變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歷史人物雖然未能意識到以上問題的全部，卻意識到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被迫向西方學習，從總體上尚未逆歷史潮流而動，然而從始至終他們跟不上歷史潮流的腳步。

近代史學者袁偉時認為，晚清的當政者“是否能順應歷史潮流而采取改革與其步驟，這才是關鍵點。”“如果在改革步驟上跟得上歷史潮流，中國轉型的成本就不會像現實這樣地高昂。”

6月29日，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在寓所接受了本刊專訪，這位年過八十的近代史家在其退休之后，迎來了其研究成果的收獲季節。他已出版的代表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路標與靈魂的拷問》、《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文化：中國與世界》、《近代中國論衡》等等。

袁偉時研究中國近代史，其始終如一的目的是要對中國現代化艱辛進程的深層原因進行發掘。他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歷史無法割斷。百年苦難無非是無可抗拒的歷史趨勢與中國歷史積垢的沖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與未死反復搏斗。”

他說，“中國人應該正視：不但大清帝國的建立與英國革命同時，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發生在康熙皇帝執政的鼎盛時期。沉淪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負面因素難辭其咎。”

“制度文化沒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你認為這個變局的畫面，無非是晚清向現代社會轉型特別艱辛的記錄。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袁偉時：歷史是斬不斷的鏈條。晚清乃至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如此曲折，根源應該從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中去尋找。

以1644年5月清軍占領北京為標志，滿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不少新特點。但是，由于統治集團迅速漢化，這些特點大體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延伸。審視和反思大清帝國鼎盛時期的歷史，就是審視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

這樣的審視必須以世界歷史的發展為參照系。從世界范圍看，大清帝國的建立與英國革命同時，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執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與俄國彼得大帝執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體系的異同決定了這三大國家此后的不同命運。

《瞭望》：中國傳統文化是個龐大的有機體，在加以描述與解讀時，你更愿意借用陳寅恪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

袁偉時：我認為，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陳寅恪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見解概括起來有這么幾個要點：

一是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兩教者。”

二是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融為一家之說后，即顯現排外的本質。

四是陳寅恪認為當時的中國的制度文化已經不可救療。“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

《瞭望》：你認為陳氏關于區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觀點，具有時代意義？

袁偉時：這四點說得非常深刻，值得我們深思。

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例如，私人的各種宗教信仰，人生目標和價值觀念，文化藝術愛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風俗習慣，乃至政治觀念等等，純屬非制度性的個人信念和行為，統一既不可能，干預則屬侵犯公民自由。這些與制度文化無關的文化通常在個人自由選擇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寶（如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只有不理性的人才會處心積慮去消滅。

《瞭望》：在這一區分之后，其制度文化部分正是阻礙中國近代進程快慢的原因？

袁偉時：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于中國制度文化的辯論與改革自近代以來無法避免。

19、20世紀的文化運動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點也在制度文化。我認為，明末清初以來制度文化落后，沒有足夠的自我更新能力，從而無法認真吸收人類先進文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的主要原因。

晚清經貿發展的限制 《瞭望》：你認為中國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對私有產權保護不足并使中國社會缺乏經貿自由？

袁偉時：從歷史經驗來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是以商人為活動主體的市場經濟，其前提是有明確的私有產權制度與經濟上的相對自由。

傳統中國盛行在三綱籠罩下的家族財產所有制。《唐律》明文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別是刑罰改為“杖一百”。如果說這不利于獨立的個人的發展，但尚有變通的可能，那么更嚴重的是中國的君權至高無上，不受任何實實在在的約束，因觸怒君王而籍沒臣民財產的記錄史不絕書，各級政府特別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預民間的經濟活動。尤其是后者對國民的經濟自由的束縛隨處可見，對于社會轉型至關重要的工商業活動動輒禁止，處處掣肘。

《瞭望》：請你具體分析一下晚清經貿發展所受到的限制。袁偉時：中國歷代的商業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中國的經貿發展長期受到三道枷鎖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鎖：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圣賢教導，到“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信條，求利成了“小人”與卑鄙的標記。抑商重農成為歷代朝野的共識和施政準則。

第二道枷鎖是動輒禁止海上乃至邊境貿易。沿海居民冀圖從海上貿易中討生活，無非是謀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國歷朝往往不是因勢利導，而是稍有風吹草動就禁海鎖國。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邊境貿易的敕令屢見不鮮。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統一全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就頒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則規定：“查海船但雙桅者，即捕之，所載即非番物，俱發戍邊衛。”

第三道枷鎖是官府的管制和壟斷。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時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壟斷海外貿易的制度，加上種種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間經貿無法順利發展。

《瞭望》：這些狀況的形成也是與源遠流長的“天朝文化”分不開的？

袁偉時：用乾隆的話來說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這不是乾隆的發明，明代早已有此說法：“中國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國不可無中國之物。”

《瞭望》：清朝秉持的閉關鎖國的政策最終給自己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袁偉時：一是邊患頻仍。二是把中國孤立于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這樣的“盛世”蘊含著深刻的內在危機。

鄭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國人以船堅炮利叩關，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謝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靜海寺，最終竟成了簽訂屈辱的“江寧條約”的場所。

“中國的文化有很強的排他性”

《瞭望》：從晚清的歷史結局來看，其知識階層的思想潮流未能產生出足以引導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啟蒙思潮？

袁偉時：社會變革的先聲是思想變革，可是，中國自身沒有產生出足以引導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啟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沒有思想自由和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中世紀的西歐同樣沒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惡罄竹難書，但不應忘記，他們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會所辦學校為骨干的教育體系保留了一些與中國不同的特點，從而可以從中逐步發展出現代教育和現代思想文化。

《瞭望》：為什么出現這些差別？ 袁偉時：第一是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

中國的文化有很強的排他性。中國也吸收外來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經固化為社會制度的三綱六紀是絕對不能改變的“道”或“體”，外來文化只能融化在這個大框架下，成為添綠加彩的枝葉。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嚴華夷之辨”，只準以華變夷，不準以夷變華，而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瞭望》：在這樣的思想堡壘阻隔下，早在17世紀至18世紀初，中國斷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機遇？

袁偉時：明末清初，利瑪竇和其他西方傳教士把西方在數學、天文、歷算、物理、機械、火炮制造、水利、測量、地理、繪畫等領域的成就介紹到中國。以他們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這一中外交流中中國主要是受益者。不過，接踵而至的三大**把這個進程打斷了：一是從萬歷十四年（1616）開始南京禮部尚書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親政前的“熙朝歷獄”，三是康熙皇帝親政后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禮儀之爭。

后來的清朝當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諭，把排外的基本原則確立為不可違反的祖制，一個封閉的東方專制王國體制從而牢固建立，后果之嚴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顯露出來了。

《瞭望》：與此同時，你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無法全面地繼承人類文明的成就？

袁偉時：一是耗費中國青少年年華的四書五經，從世界范圍看已遠遠無法適應17世紀以降的社會發展的需要；二是考試四書五經的科舉制度把中國人的精力消耗殆盡，但培養不出足以安邦治國的適用人才。顧炎武在17世紀就抨擊科舉制、指出“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雖然科舉制度在清末最終被廢除，但百年樹木、十年樹人，晚清培養人才的速度已趕不上革命爆發的速度，新的知識階層成了埋葬大清帝國的主力之一。

《瞭望》：中國社會也沒有建立容許辯論和保護“思想罪犯”的機制。

袁偉時：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規矩，“不可不誅”的五條大惡中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圣人的教導被確立為是非標準，加上大一統的局面，關山飛渡難，除了春秋戰國時代小國分立、可以隨意擇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擔心被人視為賣國賊外，思想者的命運注定十分艱難。

《瞭望》：你認為沒有足以引導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啟蒙思潮的最后一點原因是沒有保護知識階層的組織。

袁偉時：在中世紀西方有保護教師利益的行會，大學享有特權，逐步發展出大學獨立、學術自由制度。大學的詞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會，是學者的行會，正當地謀取自己的利益，大學獨立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些權利是在反對教會勢力和王室勢力的反復斗爭中得到的。從十三世紀起，大學獨立逐漸成為現實。

古代中國知識階層也有集會結社，但多半是詩酒自娛的雅集或小團體，除在社會危機特別嚴重的時期有政治性的結社外，沒有出現名正言順為知識階層謀取行業性利益的團體，因此，從太學、國子監到縣學的官學系統固然一直是統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辦的書院也沒有維護自己的權利和改變教學內容的強烈愿望，以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為標志的現代大學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礎上生長出來。

權力集中于宗法專制體系

《瞭望》：“歷史呼喚巨人，上臺的卻是侏儒；時代要破浪前進，現實卻躊躇不前。”對于歷史人物你認為不應該苛求，晚清歷史人物的缺陷與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有關？ 袁偉時：回望17世紀以來的中國，最令人震驚的應是皇帝及其大臣們的愚昧，而這個狀況又是知識階層群體性愚昧的表現，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為基礎的自我封閉的必然產物。19、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如此艱辛，代價如此巨大，說到底就是沖破這個思想堡壘的艱辛和代價。不過，這個思想堡壘所以如此堅固，其根源又在深具東方社會特性的社會深層結構。

《瞭望》：中國這一社會深層結構有何特點？

袁偉時：在中國，權力集中于宗法專制體系。自從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以來，除了分裂時期，中國很少出現足以同皇權抗衡的封建領主。與此同時，從本土的道教到外來的佛教，神權大體上也是政權的依附物。中國沒有國教，學界對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爭議，但有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中國的政權和教化大權是合一的，君師合一，各級統治者都是師。思想和教育沒有受保障的獨立地位，只剩下一個合法的職能：做統治者思想統治的工具，把圣賢的教導、傳統文化特別是皇帝的“圣諭”灌輸給子民，讓他們服服貼貼做順民。

明代有“圣諭”六條，康熙皇帝有“圣諭”十六條，雍正皇帝詳加解釋，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宗法專制的大一統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與之相適應，知識階層也把大一統的觀念視若神明。《瞭望》：就國家與社會的上層結構而言，中西差別十分突出，對各自的發展影響巨大。中西權力系統的首要差別在于權力是集中統一的還是多元并立的。

袁偉時：在前現代的西方，王權和神權基本上是兩個獨立的系統，雙方的關系錯綜復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服從還是對立，雙方的矛盾連綿不斷，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國王與受封的領主、貴族以及領主、貴族與其家臣之間有明確的權利與義務，實際存在著一種互相制約的契約關系。這三個系統的博弈和權力多元的局面，開拓了一個較大的社會空間。

《瞭望》：這一個較大的社會空間催生出西方的議會制度？ 袁偉時：與權力單一的專制體系迥異，多元社會下的國王冀圖為所欲為極其困難，在各種勢力裹脅下，常常被迫聽取各方意見，尋求妥協，從而催生出議會制度。

在英國，十三世紀的時候現代議會的雛形已經形成，1265年開過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兩名代表組成的議會，它失敗了，但“這個議會由于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而成為近代代議制議會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愛德華一世于1295年召開的大議會已經被當作第一個英國議會珍藏在歷史中，綽號‘模范議會’的這個機構包括了來自較小的貴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國國王約翰實行殘暴統治，并在與教皇英諾森三世爭奪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權中失利，1215年，貴族、教士等聯合起來集結武裝向倫敦進發，要求國王給予他們更多權利，迫使國王簽署了著名的《自由大憲章》，英國乃至世界的憲政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敗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國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與中國的這一社會深層結構未有根本改變相關？

袁偉時：與宗法專制統治相適應，中國沒有法治的傳統。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但它是統治者治民的工具，沒有保護民眾權利的內容。中國傳統法典的主要內容是刑法，它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三綱的法制化。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艱辛絕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為重要拐點的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艱難，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自身的缺陷。與缺乏法治傳統息息相關，國民黨和北洋實力派，都沒有牢牢樹立法治觀念，而把奪取政權放在第一位，從而導致戰火連綿，而現代社會和政治制度建設卻被置諸腦后。

原載《瞭望》周刊2011年8月15日第46-48頁

第二篇：17、“互聯網+”中國企業的轉型之艱︱轉型

“互聯網+”中國企業的轉型之艱︱轉型

導讀：張瑞敏曾說，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如何在這樣一個全民談論互聯網的時代，正確認識互聯網，找到適合自己企業發展之路，成為了我們今天的必修課。

▌懂與不懂，接受與不接受，這是一個問題。

新生互聯網企業天然具有“互聯網+”的基因。目前，令人憂慮的是，廣大傳統企業所面臨的互聯網焦慮癥，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社會問題，關乎中國數千萬家企業的命運和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局。于是今年年初，國家提出要制定“互聯網+”戰略和行動計劃，為廣大傳統企業向互聯網轉型提供強有力的指導和保障。

如深入探究，“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企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互聯網+”戰略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傳統企業的全面互聯網化。“互聯網+”并非是在傳統產業上疊加一個互聯網，也并非是簡單增加一個互聯網工具。傳統產業與互聯網產業基因不同，相互融合不僅僅涉及企業的管理、經營和文化，而且還涉及具體的方法、工具以及實現的路徑。

說到根本，企業所關心的，并非是思維層面的“+”或不“+”的問題，而是“互聯網+”戰略如何布局，行動計劃如何執行，組織架構如何設計，創新機制如何變革……如何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風險去完成“互聯網+”的進程。

這一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少傳統企業，還在“+”或不“+”之間徘徊。

▌變革已經發生

去年春節，一篇《2014年注定是中國傳統企業轉型元年》的博文在網上瘋傳：“我發現，所有傳統企業都有非常嚴重的危機感，就是大家突然都找不到路標了！都不知道在互聯網時代如何轉型？未來之路如何走？利潤好的企業發愁，利潤不好的企業更發愁。企業最大的危機，不是當下的利潤多寡，而是對未來能否清晰把握。”

作者是資深營銷專家，但他卻道出了已經滋生蔓延開的企業界的普遍焦慮：傳統營銷的勢沒有了；不轉型等死，轉型怕轉死；傳統企業的高管年齡大了；傳統企業家對網絡營銷心里沒底；錯把網絡當銷售渠道之一；傳統營銷思維根深蒂固；產品越來越不好賣了；五年戰略規劃失去意義；搞不懂商業模式創意……

傳統企業受到沖擊，與近幾年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業態爆發式增長有關。2013年，百度李彥宏第一次提出“互聯網思維”這個概念，在互聯網界得到很多大佬的認同。他用“風口”這個詞來形容即將產生的巨變：“多數企業認為的簡單在網上開個店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學習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思維是中國變強的推動力。用互聯網思維審視，當下的每一個產業都是風口。”

此后，馬云提出了自己互聯網思維的九字訣：跨界、大數據、整合、簡潔。與之對應的是思維轉換方式：價值發現思維、用戶定制思維、平臺思維、產品經理思維。緊接著，騰訊馬化騰提出了“馬七條”：連接一切、互聯網+創新、開放協作、消費者參與決策、數據成為資源、順應潮流的勇氣、連接一切的負面風險。小米雷軍在互聯網思維的應用上則提出七個字：專注、極致、口碑、快（這成了目前一些經濟學家批判的對象）。

按照工業和信息化部的表述，“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將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創新成果引入傳統工業，改造和提升著傳統產業，創造出物聯網、工業互聯網這樣新的巨大市場”。現實生活中，這一切似乎正在發生——傳統企業家恐懼地看到，以上所提的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以及各種匪夷所思的創新應用，正在攪局傳統企業的生存法則。更有悲觀論者，以為傳統企業會消失，以為百年企業大多會像諾基亞、摩托羅拉那樣——“我們并沒有做錯什么，但是我們輸了”。

當然，旁邊還有一些旁觀者，他們十分熱鬧、開心地圍觀著傳統企業與新興互聯網企業的對賭，似乎這樣的事與他們無關。

真是這樣嗎？歷史經驗已經無數次證明了：每次產業變革都會催生一批新模式、新業態；而這些新業態、新模式會對傳統企業帶來革命性變化。

即如當下，當“互聯網+”推動信息網絡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相互滲透的時候，正在深刻改變著產業的組織方式、傳統的生產方式、企業經營的商業模式和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業與用戶關系。例如，大規模生產向大規模定制生產轉變，使得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再大量趨同而是更具個性化；從以傳統的產品制造為核心，轉向提供具有豐富內涵的產品和服務，直至為顧客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這一切沖擊，對于傳統企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垮在“沒來得及轉型”？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巨人、安彩、尚德等巨人的倒下令人記憶猶新。不過，時代變了，現在企業面臨的是“傻瓜式失敗”：“我們的確失敗了，但是不知道我們錯在什么地方。”——諾基亞巨人垮臺，體溫尤熱；數碼相機是柯達發明的，但是柯達并沒有搶占到數碼相機的“風口”……很多企業具有豐裕的資金、優秀的品牌、頂尖的技術、廣闊的市場、強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質量保證能力，但是依然不知不覺失敗了。

縱觀巨人們倒下的歷史，所犯的基本錯誤，絕對不是資金、技術、市場的問題，而是組織、文化和管理的問題；不是被別人顛覆的問題，而是被自己所顛覆——產業在推進“互聯網+”的進步，而企業的組織、文化和管理依然停留在工業時代。

▌要么“互聯網+”，要么死亡?

2013年12月，以雷軍和董明珠的“對賭”為分界嶺，中國企業家對“互聯網+”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萬達集團王健林在2014年1月出席達沃斯論壇時說：“我覺得互聯網思維應該是互聯網的個別企業為自己貼金的一種說法，不存在互聯網思維。”但是半年以后，他在萬達電商內部研討會上講話時指出：今天會上鄭重地強調，所有系統必須要檢討，是否真正具備互聯網思維；在這個時代，如果你們不用互聯網思維、新的方式去做，可能就要落伍，就要被淘汰，即使房地產也要有互聯網思維。

也正在此時，華為的任正非說：“互聯網沒有改變事物的本質，互聯網是改變了做事的方式，使傳送層級減少，速度加快。華為堅持用五年時間……以互聯網精神，為改變內部的電子管理打下堅實基礎，并實現與客戶、與供應商的互聯互通。”

海爾是最早進行互聯網+轉型的制造業。海爾的張瑞敏說：海爾不是放棄制造業，而是換一種思維，用“互聯網思維”做制造業。互聯網時代，制造業前景不被看好，張瑞敏卻認為這是制造業最好的時代，應用互聯網思維而非僅把互聯網當作工具，這是他與傳統制造業大佬的最大不同之處。

最典型的當數聯想楊元慶的互聯網思維轉變。2014年楊元慶在亞布力論壇上說：“某些企業希望利用互聯網迅速獲得商業成功，甚至把其他環節都外包了，主要放在營銷環節上，希望獲得快速成功，從而圈來資本市場的錢。他們不去琢磨如何苦練企業的內功，怎樣做好研發、把住產品質量，管好供應鏈，做好售后服務等，那么，實踐這樣的業務模式，將會證明最終是行不通的，這絕對不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楊元慶影射的是小米的弊端。

可是在2014年年底，小米用業績響亮地打了聯想一記耳光。當年剛剛上市3年的小米手機中國市場銷售6500萬部，超過三星，排名中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手機廠商，盈利26.4億元。而經歷30年發展的聯想品牌手機在中國市場只銷售4730萬部手機，該業務虧損，而且整個集團的利潤也沒有超過小米。銷售渠道上，聯想手機70%來自運營商，小米手機70%則來自小米電商。今年5月，聯想在首都體育場召開誓師大會，楊元慶當場宣布：“聯想將從以產品為中心的公司，向以用戶為中心的公司轉變，從銷售產品向經營客戶轉變。”

不可否認，互聯網新興企業拎著大棒給了傳統產業一悶棍，悄然無息地瓦解了一些傳統銷售渠道、服務方式和盈利模式；但是同樣不可否認，傳統企業只要明白了互聯網+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它們就會迸發無比強大的競爭能力。海爾、華為、萬達、榮昌洗衣、華誼兄弟、順豐等大型傳統企業，攜帶著重資產、大隊伍、新技術，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互聯網化轉型的絕地反擊。

比如組織重構的“互聯網+”化。擅長管理轉型帶動經營轉型的海爾，將內部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進行了大幅度調整；顛覆了傳統的企業觀念，把每一個人變成創業者；認為互聯網把所有傳統的東西都顛覆了；并提出了雞蛋從外邊打破一定是人們的食物，如果從內部打破一定是新的生命。

比如商業模式的“互聯網+”化。已經在移動互聯網領域有所作為的華為，提出用數字贏未來，數字化重構新商業，認為未來的企業不論從事什么行業，也不論企業規模的大小，首先是一個高科技企業，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實現業務深化和改造的企業，在信息時代沒有生存的空間；未來是“互聯網+”的時代，“+”后面是什么，有足夠的想象空間。

再比如業務重構的“互聯網+”。洗衣起家的榮昌，瞄準了生活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將榮昌門店升級為基于移動互聯網和O2O模式的居家服務站；善于守正出奇的萬達集團，將所有的網上資源全部給電商公司，放手讓電商去發展，并且將電商業務板塊列為戰略型的五大板塊之一；華誼兄弟，收購銀漢科技、賣座網，已經在打通娛樂和互聯網的邊界和任督二脈；順豐在全國啟動“嘿客”便利店，實現本地服務O2O，進行商品預購、線下體驗、快件自寄自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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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特點

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特點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文化熱”以及90年代社會史研究隨之復蘇以來，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與文化轉型的持續研究和探討就始終是國內學術界的一大熱點。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具有外源性、差異性、艱巨性和不徹底性等四大特點。這一結論建立在對國內學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的基礎上，條分縷析，自成一說，或可對讀者有所啟發。

一、外源性：從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動力上看

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外源性。盡管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社會和思想內部已經孕育了某些新的社會和思想因素，這些新的社會和思想因素構成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歷史起點。但是，這些新的社會和思想因素只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沒有成為現實性。這是因為，它們并沒有突破傳統的堅厚外殼，開始其近代的轉變。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封建國家，政治上是封建專制，經濟上是小農經濟，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國傳統文化。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是一種外源性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所謂外源性是相對于內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說這種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會自身力量產生的內部創新”，而是在西方的外來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發生的從傳統到近代的轉變。正因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是外源性的，“西力東侵”和“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啟動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在變遷與轉型的過程中，除了內源性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所碰到和必須解決的“古今”問題外，還有“東西”問題。“東西”與“古今”問題的并存，使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任務，比之屬于“內源性”的一些國家（如西歐）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來說要復雜得多和困難得多。

二、差異性：從不同地區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節奏看

差異性是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我們考察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時就會發現，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啟動和發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區的啟動和發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啟動和發展最晚、最慢，整個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呈現出從東向西、從南向北逐漸遞減的趨勢。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是在西方的外來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啟動的，“西力東侵”和“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影響很大，而首先受“西力東侵”和“西學東漸”影響的便是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具體來講是長江下游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位于這些地區的上海、廣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輸入文化的橋頭堡。以文化而言，舶來的西方文化經口岸城市在向內地的其他城市和廣大農村輻射的過程中，因內地的其他城市和廣大農村所處的位置不同，與口岸城市尤其是作為全國文化和西學傳播中心的上海之間聯系的緊密與否，而呈現出“以上海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擴散的時代特點”，離上海越近，與上海聯系越緊密，其輻射力越大；反之，則越小。十九世紀外國傳教士辦的《格致匯編》設有一“互相問答”欄目，專門回答讀者提出的各種問題，在前后16年中，讀者共提出問題320個，提問者注明籍貫的有260人次，除美國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來自于全國的18個省區。其中《格致匯編》所在地上海的提問人數最多，達到52人次，占總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臨近上海、與上海的聯系非常緊密的浙江和江蘇，分別

達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處東南沿海、與上海交往便利的廣東、福建和山東，其提問人數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問人數的多寡，大抵因與上海的距離遠近、交通便否而變化”（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提問人次的多少雖然不能說明西方文化傳播的全部情況，但就一般情況而言，某地提問的人越多，說明該地閱讀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對此地的輻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區之間的差異外，城鄉之間以及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也存在著較大差異。一般而言，城市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要早于和快于鄉村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大城市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所以，就某一地區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而言，又呈現出從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鄉村而逐漸遞減的趨勢。

三、艱巨性：從實現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艱巨性。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在進入近代以前，中國是一典型的傳統社會，歷史悠久，發展完善，不僅具有超強的穩定性，而且還具有極強的歷史惰性，因此，要將這樣一個典型的傳統社會轉變為近代社會，其艱巨性可想而知。事實上，在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變遷與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內部因素曾對這種變遷和轉型起過非常大的阻礙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階級及其封建專制制度對政治近代化進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頑強阻擾，舊的封建主義思想文化觀念對新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觀念在近代中國傳播的負面影響，等等，這也就是馬克思講的死人抓住活人的問題。第二，除了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內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來因素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強（包括后來的日本）始終都想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為達此目的，它們不僅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給中國近代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且還強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它們還和中國統治者相勾結，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進步事業，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來看，新興的資產階級是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推動者和領導者。但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僅產生和形成較晚，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產生和形成，而且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一方面，中國民辦資本主義企業同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中華民族資產階級愿意參加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對封建壓迫的斗爭，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國民辦資本主義企業同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之間存在著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一定的依存關系，又決定了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對封建壓迫不堅決、不徹底，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所具有的這種軟弱性和妥協性，使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更為艱難。因為，許多應該由資產階級承擔和完成的歷史任務，由于資產階級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不得不由農民階級、開明士紳甚至地主官僚來承擔。如作為中國經濟近代化之開端的洋務運動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員和地方督撫來倡導和主持的，而作為中國政治近代化之開端的戊戌變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正在向資產階級轉化過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階級。這也是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不徹底性：從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實際效果看

不徹底性是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第四個特點。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艱巨性，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不徹底性。就社會變遷而言，在經

濟結構上，雖然舊的封建經濟在逐漸衰敗、減少和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壯大，但直至近代結束，封建經濟依然存在，在有的地區和部門所占比重還很大，中國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新舊經濟并存的社會；在階級結構上，雖然產生于舊的封建經濟之上的封建地主階級已漸次退出歷史舞臺，而產生于新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上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繼成了歷史舞臺的主角，但直至近代結束，封建地主階級并沒有消亡，作為一個階級，它們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有較大的政治能量，通過代理人，它們還能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在法律制度上，雖然建立在舊的封建經濟之上的、以維護舊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為目的的各種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制度已被廢止和推翻，建立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上的、以維護新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名義上已建立起來，但直至近代結束，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只有其名而無其實，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民主的專制獨裁的國家，人民并沒有享受到民主國家的人民所享受的各種自由權利；在社會結構上，雖然傳統的以士、農、工、商組成的“四民社會”的身份等級結構已逐漸被具有近代意義的職業功能結構所取代，在宗法關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以及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紐帶而產生的各種社會團體或組織，如會館、行會、幫會等，或已發生解體和蛻變，或為新的社會團體或組織，如政黨、商會、學會等所代替，但直至近代結束，宗法關系以及在宗法關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還依然存在，在有些地區還很嚴重，大多數人并沒有從各種人身依附的網絡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從文化轉型來看，雖然文化的構成要素發生變化了，從單一文化（中國文化）變成了多元文化（除中國文化外，還有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俄國無產階級文化等）；新的學科和文化部門也建立起來了。一方面，一些傳統的部門和學科或不能適應社會現代化的需要而逐漸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響，變革原有部門和學科的內容和體系，從而向現代部門和學科轉化；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新部門和新學科開始傳入中國，并最終得到確立和發展，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近代文化的部門和學科體系。與此同時，諸如綱常名教、專制獨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農抑商、“天不變、道也不變”等一些舊的價值觀念受到沖擊或否定，并逐漸為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重商、進步等一些新的價值觀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學開始成為近代文化核心的價值觀念。但直至近代結束，不僅中西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沒有完全解決，一些舊的價值觀念依然束縛著人們的頭腦，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學或反科學的現象不僅存在，而且還十分嚴重，如政治上的專制獨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學術上的政治干預，文化上的一元獨尊等等。無論是社會還是文化，都沒有完成其變遷和轉型的過程。

第四篇：近代中國戰爭專題

近代中國戰爭專題

考點5：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割地、賠款、通商、協定關稅）

（1）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原因

①根本原因是：奪取更多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打開中國的大門； ②直接原因：中國的禁煙運動；

③導火線：虎門銷煙。

（2）禁煙運動的高潮是林則徐在廣東的虎門銷煙，以此為借口，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占了香港島

（3）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反侵略精神，定海戰役中，葛云飛犧牲

（4）1842年，中英兩國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規定： ①割香港島給英國；

②賠款2100萬銀元；

③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5處為通商口岸；

④關稅中國須同英國商定。（5）影響：①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②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最主要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肩負的任務是反侵略反封建。

③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了國從此進入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考點6：第二次鴉片戰爭

（1）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

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

（2）①1856年英國和法國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57年組成英法聯軍。②1858年清政府與英法美俄簽訂《天津條約》。（軍長可以公開陪）③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后洗劫并焚毀了皇家園林圓明園。

④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

（3）影響：第二次鴉片戰爭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帝國主義的觸手深入內地）。考點7：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

（1）背景：①19世紀末，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制定了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 ②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

③清政府寄希望列強調停，消極備戰。

（2）經過：①1894年豐島海戰標志著爆發；

②李鴻章一味避戰求和致使平壤戰役、黃海大戰、遼東戰役和威海衛戰役中均告失敗。③平壤戰役中回族將領左寶貴壯烈犧牲；

④黃海大戰中鄧世昌犧牲，黃海大戰役后，日本取得黃海海域的制海權。⑤遼東戰役中，日本在旅順對當地的和平居民實行野蠻的大屠殺。

⑥1895年的威海衛戰役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3）結果：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一廠二兩三島四口岸)

①割遼東半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

②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

③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④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免收內地稅。

（4）影響：《馬關條約》反映了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瓜分中國的侵略要求，外國資本主義對

中國的侵略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

考點8：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辛丑條約》

（1）義和團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斗爭勇氣，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計劃，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反動統治。

（2）1900年6月初，八國組成侵略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嚴重不平等條約。加深了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稅收被列強控制，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成為列強侵華的大本營。清政府徹底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完全確立。

中國近代農民起義專題：

一、太平天國運動：19世紀五六十年代

1、興起原因：

①主要原因：腐敗的封建統治和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的激化。（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為支付戰爭賠款，加緊搜刮人民。統治更加腐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也趁機勒索白凈。不堪忍受煎熬的勞苦大眾紛紛起義）

②間接原因：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新的災難

③自然災害嚴重。1846年至1850年，兩廣地區水旱蟲災不斷，廣大勞動人民陷入饑餓和死亡的困境。

2、過程：

①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號召群眾進行反抗斗爭。

1851年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永安建制初步建立政權

②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與清廷對峙的政權。通過北伐、西征，1856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全盛時期。

③1856年發生天京內訌。1864年曾國藩指揮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洪仁玕著《資政新篇》（內容：必修一 56頁）：1859年，為了振興太平天國，洪仁玕提出《資政新篇》，主張向西方學習，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改革。這是先進的中國最早提出的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改革方案，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和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具有一定的進步性。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以及當時處于戰爭環境，《資政新篇》未能真正施行。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內容及其評價：

內容：

①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無處不均勻”的原則，以戶為單位，不論男女，按人口和年齡平均分配土地。

②關于產品的分配，根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原則，每戶留足口糧，其余歸圣庫。

目的：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評價：①它是太平天國的建國綱領。②反映了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③但它體現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嚴重脫離實際，根本無法實現。注意：《天朝田畝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的實行過，原因是：從主觀上來講，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圣庫的規定都是空想，根本無法實施。客官上來講，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保證實施分田方案。

3、太平天國的功績：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巨大，波瀾壯闊的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爭。

①加速了清王朝和整個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潰

②在反封建主義的同時，悠擔負起反對外來侵略的任務，打破了西方侵略者把中國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圖

③同中國以往的農民戰爭相比，是中國幾千年來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對后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有深遠影響

④天平天國的領袖還主張與各國通商貿易，后期又提出了第一個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⑤與同時期的押后民族甲方運動高潮相互推動，相互影響。

4、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主觀：①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他們提不出一個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廣大將士參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確，大多是迫于生計，希望改變貧窮的經濟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領導者封建特權思想膨脹，爭權奪利，貪圖享樂，結果斷送了革命前程。②戰略上的失誤：孤軍深入，犯了兵家大忌③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這是中國歷史上任何農民戰爭不曾遇到的新情況。

二、義和團運動：非重點，看書理解即可，必修一58頁

義和團口號：扶清滅洋，反映當時的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

義和團運動體現了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爭精神，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王朝的改革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崛起：

一、五四運動：

1、五四運動的爆發時間、口號、中心、主力：

1919和5月4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第一階段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學生，第二階段的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2、導火線：巴黎和會上中國收回國家主權的正當要求遭無理拒絕（外交失敗）。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①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性質）。②青年學生是先鋒;工人階級是主力軍，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指導作用。③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3、初步成果：北洋軍閥政府被迫釋放被捕學生，罷免親日賣國賊的職務，中國外交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4、性質意義：五四運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體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和犧牲精神。它是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5、傳播的先進思想：廣泛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體現了鮮明的民主和科學精神。

二、新文化運動：重點！前期宣傳民主與科學，后期宣傳社會主義思潮（李大釗）

1、原因：①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后，實行專制獨裁，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一股尊孔復古逆流；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③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促進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資產階級要求實現民主政治。④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傳入中國

2、過程：脈絡已經梳理，但是細節的地方回歸課本，必修三87頁

①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稱《新青年》，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大力宣傳新文化，批判封建舊文化，《新青年》和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②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民主和科學。它的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場文學革命，③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3、新文化運動后期，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傳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

4、新文化運動是①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的舊文化的斗爭，它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

②它解放了人們思想，對中國人民有巨大的覺醒作用。成為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命運動。

③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思想基礎；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④但對于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著絕對否定或絕對肯定片面性.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

①領導階級不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區分標志）；指導思想不同：（三民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前途不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走社會主義道路）。

5、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①、李大釗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是代表人物，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

②通過創辦學會、報刊、團體、翻譯書籍等形式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③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陣營逐漸分化，出現了“問題”和“主義”的論戰。通過論戰，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更多的先進分子。

④各地出現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有計劃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共產黨組織。1921年7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了。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歷史條件：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壯大及其登上政治舞臺—— 階級基礎；

②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同工人運動相結合——思想基礎；

③共產國際的幫助——外部條件；④陳獨秀、李大釗開展早期建黨活動——組織基礎

2、標志：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

3、中共的“一大”和“二大”

（1）中國共產黨“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

A主要內容：①大會規定黨的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②會議確定黨的中心任務是領導工人運動。

B意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2）中國共產黨“二大” 制定民主革命綱領

①時間：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②主要內容：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即民主革命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③意義：制定了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第五篇：網吧渠道商 轉型之痛

網吧渠道商

網吧行業持續低迷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2010年到2013年全國有證網吧從19.9萬家銳減到14.萬家減少了接近30%相信這只是一個大概的數據其實減少的網吧數量遠遠不止這些。

網吧生意差，這幾個字肯定每個網吧渠道商都經常提起，但是無力改變，2007年以前投資一個網吧可以18個月甚者12個月回本，現在投資一個網吧24個月甚者36個月都不一定完全回本，很多網吧掙扎在痛苦的邊緣也有很多選擇了關閉，我們眼睜睜看著網吧合作伙伴一個個的離去卻無能為力。

客戶基數的減少，低廉的網吧維護費用，捉襟見肘的裝機費用 讓網吧維護公司舉步維艱，這時候有人選擇了一體機，選擇了萬兆交換產品，這樣的選擇可以為公司帶來營收，但是還是難以支撐公司的長期發展，因為這樣的產品不可以打造一個平臺。路由類產品倒是可以成為一個平臺但是這樣的產品平臺一般很難掌握在維護公司手里。

昨天跟內蒙一朋友聊天，大家看看聊天部分截圖：

我想問大家相同的問題網吧生意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裝修不好、選址不好、配置太低、競爭大、監管的嚴、家用電腦普及、智能手機普及等等因素。

這個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因為移動互聯網的爆發式發展手機，平板等掌媒瓜分了網吧很多業務。互聯網相關業務從PC 端轉往掌媒端是一個轉折點因此在這個轉折點還未看到方向的網維公司還痛著。

客戶群體基數的銳減導致行業內一些熟識的朋友選擇了轉型，轉型是否成功或者滿意暫且不說，“轉”肯定是前思后想，痛定思痛之后艱難而且決然的決定。

然而行業內更多的朋友還在煎熬，還在思前想后，不知道自己離開網吧行業后會做什么、能做什么。手頭幾十擬或幾百家網吧客戶是否放棄，其他行業門檻高不高，風險大不大，前景好不好一直猶豫不決，如果在這些問題上網維公司無法突破是找不到出路的。

前段時間跟行業內一朋友聊天他說：他在這個行業艱難的前行，不知道自己的堅持是否有意義。話語之間不難看出，這個朋友也在考慮是否轉型，他可能跟很多行業內朋友一樣痛苦的掙扎著。

網吧渠道商

前幾日造訪了位西安的老朋友，他現在做酒店無線覆蓋項目，原來的網吧業務也在做，只是將業務重點放在了無線業務上面，朋友問我“網吧維護是否放棄”，這個朋友的問題我相信是很多行業內朋友想知道的，猶豫，煎熬，徘徊都多多少少跟這個問題有些關系。其實真的不建議破釜沉舟，基礎業務是需要保持的，雖然基礎業務已經不能支持網維公司更好的發展但是它可以讓一起創業的兄弟有飯吃，畢竟溫飽之后才能求發展。

有些朋友問我：改行做系統集成或者網絡集成怎么樣？ 這樣的問題不難回答，網吧維護行業中有極少一些維護公司在積累了資金后確實轉入到系統集成行業或者網絡集成行業，這兩項業務入門門檻高，資金投入相對較大，所以不建議網維公司選擇進入。

相對于轉行我更青睞轉變業務方向和重心，投入小，風險小。在wifi覆蓋項目非常熱的時候，網維公司可以嘗試涉足基礎wifi覆蓋項目，參與小型酒店、餐飲、賓館等項目覆蓋，在這些項目上網維公司可以更好的發揮自己的技術優勢。而且全國小型餐飲，酒店，賓館客戶數量是網吧數量的數十倍還多。選擇一個客戶基數大的行業，在這個行業中做即將會成為硬性需求的產品，這個將是掙扎中的網維公司一個比較好的轉變方向。

我知道，目前很多網吧維護公司都在關注wifi 關注無線。Wifi 是什么？Wifi是一種無線電傳輸技術這個問題無需過多闡述，wifi能為你的合作伙伴和你帶來什么估計很多人會這樣回答：二次營銷，portal 廣告宣傳 廣告增值收益。我個人認為酒店或者餐飲公司得到的是一個“圈” wifi覆蓋商或者施工商獲得的是一個平臺。這樣一個圈可以圈住用戶群體，平臺可以取代傳統的報紙，雜志，在潮流的推動下成為一個區域性資訊，宣傳平臺。

網吧維護公司這樣一個處于互聯網最底層的行業，創造了很多神話，順網的崛起，騰訊的崛起 盛大曾經的輝煌他們功不可沒，這些曾經掌握著互聯網行業絕大多數PC終端的從業者極大推動了眼下這些大咖級公司的發展。但是在移動互聯網終端暴增的時代誰來實現資源落地。Wifi 覆蓋對于網吧維護公司可以這樣來理解，覆蓋一家就是建立一個掌上移動網吧，將PC 終端轉移到移動終端需要做的事情讓網維公司來做再合適不過，因此網維公司轉變業務方向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