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

摘要： 2010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高度重視和關懷，同時也凸顯了農民工問題的新特征以及探討和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迫切性。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與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以及現代化進程相呼應，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農民工出現后所產生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建議及對策 正文：

1、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1新生代農民工界定及特點

1.1.1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

1.1.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指農民工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利等，進而實現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城市市民轉化的過程。因此，農民工城市融入不僅包括從農村到城市的地域轉變、從農民到工人的職業轉變以及戶籍轉變這些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以及社會參與等方面與城市融為一體，最終成為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具有現代市民素質的城市居民。

1.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2.1有利于提升城鎮化水平，加快現代化建設

城鎮化不是單純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有關設施的建設，而是要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不是只給農民工辦個城市戶口，而是要讓他們與城里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教育、社保、就業權利。也就是說，推進城鎮化的核心是讓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有序地融入城鎮，成為真正的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不僅能讓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二、三產業，實現從農村流向城市的目標，也能夠合理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1.2.2新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內需不足已成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當前，城市人口消費已接近飽和，農民工確實最大的潛在消費群體。但目前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費水平還相當有限，較低的收入使他們不敢也無力擴大消費，再加上其家屬多數在農村，其消費水平自然不高。全國有1.5億農民工，加上其家屬約有3億人，如果能讓更多的農民工成為市民，在城市穩定就業、買房定居下來，同時，其主要贍養人口也能夠進程安居，使他們具有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則將有助于把我國擴大內需的政策落到實處。據推算，如果每年有1000萬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融入城市，完整享受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將使我國經濟增長率提高1%。

1.2.3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三農”問題已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為解決“三農”問題找到了突破口。當前，制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土地承載力過重。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就可以減少農民數量，降低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勞動人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現在，在勞動力外流較多的地方，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調整，已使耕地逐步向種田大戶集中，不僅擴大了其土地經營規模，而且提高了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資源占有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業收益。農民工市民化不但能為城市創造財富，而且能為農民增收和城鄉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改變城鄉二元機構、解決“三農”問題闖出一條新路。

1.2.4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保持社會穩定，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

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夠有效彌補城鄉差距，更好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一方面，農民工市民化能夠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繁榮發展，使自身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從而為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縮小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另一方面，有利于農民素質提高和權力意識的生成，進而推動農村政治發展。同時，能夠加快城市先進文化向農村地區輻射，有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文化差異。

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現狀

2.1經濟層面

良好的經濟條件是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時下,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方面主要面臨著就業困惑以及勞動投入和收益報酬不均衡等問題。

2.1.1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顯性失業

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面臨的一大困惑,這直接影響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效用和目標函數與老一代農民工的巨大差別,導致他們的勞動供給函數與用工單位的需求函數成反相關,據調查,“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到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是2009年下半年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用工荒”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人口紅利對于我國有些“一線城市”來說不再是廉價資源。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比老一代農民工要高,但是也存在一些現實問題,就是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的積累的速率不能有效地匹配城市化過程中產業升級的要求,使得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成為顯性的失業工人,這樣會造成了城市管理成本的增加。

2.1.2勞動投入和收益報酬的不均衡性

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投入和收益的非均等性,造成“付出”和“回報”價值不等的剪刀差現象,調查顯示“2009年,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但是他們的“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創造經濟社會增長的比率與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即新生代農民工在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卻未能實際的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實惠。這與“由人民創建,由人民共享”的新型城市發展觀背道而馳。收入收益的低值和待遇不平等與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的落差,進一步擠壓了他們的物質精神追求,易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2.2社會層面

作為一個經濟要素流入到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在飛經濟領域遇到了各種社會壁壘，出現“經濟接納，社會拒入”得現象。

2.2.1 城鄉二元分割體制

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工造成“社會隔離”,制度的屏障使得他們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在宏觀的社會結構中扮演著“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雙重角色。因此,只有消除制度隔閡,才能實現其身份和職業的雙重置換。

2.2.2應享有的合法社會保障權益的缺失

由于我國現代社會福利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體制的不健全以及農民工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導致新生代農民工擁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比例仍比較低,為數不少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甚至還處在“真空”狀態。2009年,從全國范圍來看,“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

2.2.2.1社會保險方面的缺失。

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包括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生育保險。從總體上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險意識增強了,他們普遍年輕且部分人擁有一技之長,也有一定文化,他們滿意的工作即是能夠享有與城鎮企業職工一樣的社會保險待遇,合理的工資,工作時間8小時。很顯然,這些都是他們應享有的合法權益,但用人單位看來成了額外需求。其次是他們普遍從事的行業性質是有風險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存在著嚴重工傷事故隱患,缺乏工傷保險;失業風險嚴重,缺少失業保險;在醫療保障、養老保險方面仍然是保障水平較低的新農合與新農保,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更高檔次的保險又沒有納入他們。女性農民工的生育保險更是嚴重缺失。

2.2.2.2社會福利的缺失

在社會福利待遇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是無法與城鎮職工相比的,雖然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也在從事與城鎮職工同樣的工作,城鎮職工除工資收入外,還享有大量的實物性福利。而農民工社會福利缺失主要表現在住房福利或補貼、在職培訓或進修、各種勞動保護及保健費、子女教育、入托、社區服務等方面與城鎮職工存在明顯差別。

2.2.2.3社會救助的缺失

我國的社會救助依據救助內容分為生活救助、災害救助、失業救助、住房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扶貧開發。在生活救助、失業救助方面,城市己為城市居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但生活在城市的他們并不能被覆蓋到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當中。

當前,我國城市農民工市民化處在邊緣化狀態。應當認識到,城市化過程,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農民職業的非農業化、生活質量城市化、社會身份市民化。

2.2.3部分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歧視和行為上的排斥

對于城市市民來說,由于戶籍制度而附著在其身份上的各種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致使他們在社會資源的占有上擁有一定的“先天”優勢,從而使得為數不少的城市居民持有一種天然的心理優越感,在心理與行動上歧視和排斥新生代農民工。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認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擾亂了城市的社會治安,破壞了城市的生活環境,分占他們的資源。新生代農民工應該說是農民工群體中綜合素質較高的人,也渴望得到社會尊重、認可與接納,也有著與城市人交往的強烈意愿,這種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包括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偏見”甚至“歧視”,實質是一種社會或群體不信任。這一道無形無影的心理溝壑,加深了城市居民與農民工兩大群體之間的疏離感,產生“馬賽克”般的群體分割,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居民也難以產生認同。

2.3自我層面

2.3.1新生代農民工技能素質欠缺

在當下,不斷整合、升級的社會產業需要匹配有高素質、高技能、強體力、有思想的新生代農民工,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在市場投放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素質,但還欠缺,從2009年外出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情況看“51.1%的外出農民工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訓。”勞動素養培育深度不夠,不能有效的適應市場的需求。這也是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的障礙之一。

2.3.2新生代農民工多元化的價值觀,摻雜著不良的價值取向

與老一代農民工明顯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意識、權利意識、自我發展意識大大增強。但是由于在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趨利性以及社會亞文化的驅動使得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滋生了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的價值觀,這種不健康的價值取向會產生消極的導向作用。

3、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議和對策

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與之相伴的農民工群體在可預見的將來還將長期存在,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這不僅直接關系到從本質上解決“三農”問題,也關系到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持續健康發展,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需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和新生代農民工的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從政府、社會、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等幾個方面統籌考慮

3.1堅持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原則，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而且據《2009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2001年至2007年，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平均增長70．1％，但是市轄區中人口增長只有30％。也就是說，人口的城鎮化速度遠遠低于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大量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說明現有的城鎮化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陷的。我們的城鎮化缺的不是數量而是質量。因此，今后應堅持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原則，把城鎮化快速推進與質量提升有機結合起來，使土地城鎮化的速度與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與規模相協調，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要把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特別是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作為城市發展的重點，把城市規劃好，建設好，管理好，以更多、更快、更好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使他們與城市居民一樣在城里安居樂業。

3.2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掃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藩籬

“制度是一個群體獲取資源,賴以生存的外在環境,農民工并非盲流,他們是否到城市就業生活,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成為市民,基于現存制度能不能為他們提供較大利益的理性考慮。”在與農民工利益相關的社會制度設計上需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這個群體的利益訴求的變化而不斷完善和創新,逐步消除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和制度性障礙。在現行社會經濟發展形勢下,我國戶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一是實行城市和農村戶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我國的戶籍制度下的城市戶口被人為的賦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其常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權利掛鉤。鑒于此,政府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弱化,剝離,剔除粘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社會經濟差別功能,逐步形成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體系。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可根據我國的國情“先試點,再推行”,同時完善城鎮、城市的基礎設施,有步驟的取消戶籍制度,以逐步達到將新生代農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標。

3.3政府應強化社會管理,健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的建設者,理應得到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政府應強化社會管理,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大多數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多的推崇經濟指數的增長的“GDP崇拜”。而忽視了公共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均等化。政府應轉變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積極采取政策措施消除就業與用工制度上的差異,實行同工同酬,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特別是子女教育問題。另外,政府應當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發揮主體作用,充分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特點和現實需要,以勞動關系為參照標準,采取分類分步的保障辦法,優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突出的問題,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問題納入當地的年度城市經濟發展規劃中,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安居和就業問題,逐步有序地構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效度。

3.4.營造一個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諧寬容的社會心理環境

新生代農民工至今并沒有被城市真正接納,作為城市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邊緣群體,他們心態嚴重失衡,雖然身體是健康的,但人格是殘損的,社會心理是不健全的。相當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存在相對剝奪感、社會差異感、社會距離感、身份認同危機和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等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的心理認同,阻礙著他們實現城市化的和諧推進。因此,必須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避免因為心理問題積重難返而引發社會矛盾。首先,政府和社會要轉變觀念,平等對待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創造了巨額財富,政府理應對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作出的貢獻進行大力宣傳和表彰,充分肯定他們在城市化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和主人翁地位。社會要引導城市市民平等地對待、接納新生代農民工,摒棄歧視、排斥新生代農民工的心態,主動地與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社會交往和人際互動,給新生代農民工以更多的精神關懷和人文關懷。大眾傳媒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糾正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妖魔化的偏差等等。從而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營造一個公平、合理、自由和尊重的社會環境。其次,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通過設立專門的心理咨詢機構、開通心理咨詢熱線、舉辦心理講座等方式,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心理門診、心理訓練和心理健康教育,進行心理危機干預。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正確分析問題,提高認知能力,緩解消極、自卑、壓抑、孤獨等不良情緒,保持輕松、平和的心境,成為心理健康的人,最終適應城市生活的需要。

3.5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自我主動學習,提高技能和綜合素質

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關心自己的“錢途”,更要著重關注自己的“前途”。新生代農民工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自我主動學習,利用業余時間“充電”,根據工作的狀況自我心理調試,積極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滿腔熱情對待生活,要學法、懂法、增強自己的維權意識,能夠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4、小結

總而言之，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中最容易城鎮化的，它的出現是社會進 步的體現，有助于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推動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迄今來自政府對農民工最精確的定位。但“非城非鄉”的身份讓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十分尷尬的處境，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們統籌城鄉發展戰略中的一支生力軍，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對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都要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 2010 年 1 號文件的要求，認真研究如何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課題，通過完善政策法規推進制度機制創新，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寬松的進城環境，在大量減少農民的前提下，通過廣泛提升農業的組織化、規模化和服務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的產業化水平，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改變城鄉收入水平差距過大的問題，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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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

摘要： 2010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高度重視和關懷，同時也凸顯了農民工問題的新特征以及探討和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迫切性。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與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以及現代化進程相呼應，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農民工出現后所產生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

Abstract:Central Document No.1 in 2010 first propos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ssue,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is special group of migrant workers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and care,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explore the new feature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urgency.City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proposed by the context, it is with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echo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 inevitable trend, but also the emergenc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ve generated a lot of the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分析、建議及對策

Key words: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status analysi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正文：

1、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1新生代農民工界定及特點

1.1.1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一詞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現。所謂“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的80后、90后的年輕人，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億農民工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基本上已經成為我國農民工隊伍的主體。在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快速推進的今天，高度關注和認真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全面融入城市的問題，對于統籌城鄉發展戰略部署的順利實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1.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指農民工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利等，進而實現價值觀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城市市民轉化的過程。因此，農民工城市融入不僅包括從農村到城市的地域轉變、從農民到工人的職業轉變以及戶籍轉變這些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以及社會參與等方面與城市融為一體，最終成為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具有現代市民素質的城市居民。

1.1.2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

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由于成長環境、教育狀況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不論從價值追求、行為方式、消費觀念等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異。

1.1.2.1自幼生活條件較好，吃苦耐勞精神較差

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從根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父輩外出打工，農村的經濟狀況也得到改善，家用電器的普及改變了農村的生活方式。大多數新生代從小就衣食無憂，沒有受過什么苦，有些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他們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而老一代農民工期望值不高，有活就干，給錢就干，甚至暫時不給錢也干。無論再苦再險再重，無論加班加點、忍饑挨餓、風餐露宿、也在所不惜。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期望值普遍較高，他們不愿做苦力，想進大企業、學專長、搞管理、當白領、追求較好的工長作環境，講究體面。

1.1.2.2打工的目的不同，人生目標不同

老一代農民工為一家人的生存被迫離鄉，目的是打工掙錢，蓋新房、娶新娘、交稅費、還欠賬，把城市當“戰場”大部分人終歸要告老還鄉。而新生代是從學校直接進入城市打工。他們沒種過地、不會種地、更不愿意種地，對土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輕農、厭農、棄農”意識嚴重。他們進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為尋求進城的機遇和途徑，目的是見世面、進工廠、學經商，并渴望通過打拼，當老板、買車購房、娶妻生子、在城市落戶，真正融入城市、享受現代城市的文明，和城市人一樣“體面的活著”。他們不僅重視現實的待遇，更渴望更大的發展空間；他們追求個性獨立，找工作不僅看工資水平，更看重工作環境和發展前景，把謀生手與實現自身價值結合在一起。

1.1.2.3就業期望值高、職業技能水平低，技能與期望不相適應

新生代農民工多數為初中或者高中畢業，沒有經過正規的技能培訓直接到城市打工，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服務業的基本規范，又不甘心從事生產一線的辛苦工作，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時間后，容易與城里人攀比，所以在職業規劃上容易出現偏差。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也發生著變化。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但與現代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要求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

1.1.2.4看待問題的角度、處理問題的方法不通，耐挫折能力差

他們的父輩進城打工，盡管遇到很多困難，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卻掙得少，有時還遭歧視，但通過縱向比較，總覺得比在農村好，比其他農民好，因而比較能夠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對于一些工傷和侵權的事情，往往忍氣吞聲，不愿也不敢追究。而新生代農民工已不僅僅追求生存權，他們把平等權看得比生存權更重要，善于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近幾年見諸媒體的農民工維權事件逐漸增多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1.1.2.5民主意識初醒、法治觀念比較淡薄、心理失衡容易誘發犯罪或不穩定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受現代開放社會影響，已經具有了樸素的但有時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觀念，對城鄉差距、一城兩制現象不認同。他們要求和城里人一樣平等就業、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現在開始增多的勞資矛盾以及農民工維權的呼聲和事件，正反映了這一點。因為有文化，再加上他們是在電視機、手機的伴隨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比較了解外部世界，不少新生代農民工都顯示出更強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新生代農民工缺乏一技之長，也缺乏務實觀念，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就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他們渴望超越父輩拿到“城市身份證”享有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但現實中無法得到滿足。貧富差距及城鄉落差過大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心理失衡容易誘發犯罪或不穩定因素。

1.1.2.6文化水平較高，本質上仍具有農村人特有的優良品質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程度較高，他們更具活力，思維和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化，更加趨向于現代文明和城市文化，而且他們處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社會轉型的新階段，再無“物質匱乏、精神貧瘠”的感覺，發展性需求提高，受瑰麗多彩的現代城市文明元素的熏陶，公民意識、政治意識、逐步覺醒。同時，他們本質上仍具有農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的潛質，有忍受挫折、感受艱辛的耐心和毅力。生代農民工對于文化知識、專業知識有極強的探求欲和積極的進取精神。所以這也是一個朝氣蓬勃、年富力強、接受能力和學習能力強、有著青年人特有的挑戰與冒險精神的年輕群體。

1.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

1.2.1有利于提升城鎮化水平，加快現代化建設

城鎮化不是單純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有關設施的建設，而是要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不是只給農民工辦個城市戶口，而是要讓他們與城里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教育、社保、就業權利。也就是說，推進城鎮化的核心是讓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有序地融入城鎮，成為真正的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不僅能讓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二、三產業，實現從農村流向城市的目標，也能夠合理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1.2.2新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內需不足已成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當前，城市人口消費已接近飽和，農民工確實最大的潛在消費群體。但目前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消費水平還相當有限，較低的收入使他們不敢也無力擴大消費，再加上其家屬多數在農村，其消費水平自然不高。全國有1.5億農民工，加上其家屬約有3億人，如果能讓更多的農民工成為市民，在城市穩定就業、買房定居下來，同時，其主要贍養人口也能夠進程安居，使他們具有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則將有助于把我國擴大內需的政策落到實處。據推算，如果每年有1000萬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融入城市，完整享受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將使我國經濟增長率提高1%。

1.2.3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三農”問題已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為解決“三農”問題找到了突破口。當前，制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土地承載力過重。如果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就可以減少農民數量，降低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勞動人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多地少的矛盾。現在，在勞動力外流較多的地方，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調整，已使耕地逐步向種田大戶集中，不僅擴大了其土地經營規模，而且提高了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資源占有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業收益。農民工市民化不但能為城市創造財富，而且能為農民增收和城鄉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改變城鄉二元機構、解決“三農”問題闖出一條新路。

1.2.4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保持社會穩定，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

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夠有效彌補城鄉差距，更好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一方面，農民工市民化能夠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繁榮發展，使自身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從而為流出地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縮小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另一方面，有利于農民素質提高和權力意識的生成，進而推動農村政治發展。同時，能夠加快城市先進文化向農村地區輻射，有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文化差異。

2、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現狀

2.1經濟層面

良好的經濟條件是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時下,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方面主要面臨著就業困惑以及勞動投入和收益報酬不均衡等問題。

2.1.1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顯性失業

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面臨的一大困惑,這直接影響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效用和目標函數與老一代農民工的巨大差別,導致他們的勞動供給函數與用工單位的需求函數成反相關,據調查,“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到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是2009年下半年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用工荒”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人口紅利對于我國有些“一線城市”來說不再是廉價資源。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比老一代農民工要高,但是也存在一些現實問題,就是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的積累的速率不能有效地匹配城市化過程中產業升級的要求,使得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成為顯性的失業工人,這樣會造成了城市管理成本的增加。

2.1.2勞動投入和收益報酬的不均衡性

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投入和收益的非均等性,造成“付出”和“回報”價值不等的剪刀差現象,調查顯示“2009年,以受雇形式從業的外出農民工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時。其中,每周工作時間多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占89.8%。”但是他們的“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創造經濟社會增長的比率與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即新生代農民工在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卻未能實際的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實惠。這與“由人民創建,由人民共享”的新型城市發展觀背道而馳。收入收益的低值和待遇不平等與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的落差,進一步擠壓了他們的物質精神追求,易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2.2社會層面

作為一個經濟要素流入到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在飛經濟領域遇到了各種社會壁壘，出現“經濟接納，社會拒入”得現象。

2.2.1 城鄉二元分割體制

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工造成“社會隔離”,制度的屏障使得他們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在宏觀的社會結構中扮演著“半工半農,亦工亦農”的雙重角色。因此,只有消除制度隔閡,才能實現其身份和職業的雙重置換。

2.2.2應享有的合法社會保障權益的缺失

由于我國現代社會福利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體制的不健全以及農民工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導致新生代農民工擁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比例仍比較低,為數不少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甚至還處在“真空”狀態。2009年,從全國范圍來看,“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

2.2.2.1社會保險方面的缺失。

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包括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生育保險。從總體上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險意識增強了,他們普遍年輕且部分人擁有一技之長,也有一定文化,他們滿意的工作即是能夠享有與城鎮企業職工一樣的社會保險待遇,合理的工資,工作時間8小時。很顯然,這些都是他們應享有的合法權益,但用人單位看來成了額外需求。其次是他們普遍從事的行業性質是有風險的行業,而這些行業存在著嚴重工傷事故隱患,缺乏工傷保險;失業風險嚴重,缺少失業保險;在醫療保障、養老保險方面仍然是保障水平較低的新農合與新農保,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更高檔次的保險又沒有納入他們。女性農民工的生育保險更是嚴重缺失。

2.2.2.2社會福利的缺失

在社會福利待遇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是無法與城鎮職工相比的,雖然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也在從事與城鎮職工同樣的工作,城鎮職工除工資收入外,還享有大量的實物性福利。而農民工社會福利缺失主要表現在住房福利或補貼、在職培訓或進修、各種勞動保護及保健費、子女教育、入托、社區服務等方面與城鎮職工存在明顯差別。

2.2.2.3社會救助的缺失

我國的社會救助依據救助內容分為生活救助、災害救助、失業救助、住房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扶貧開發。在生活救助、失業救助方面,城市己為城市居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但生活在城市的他們并不能被覆蓋到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當中。

當前,我國城市農民工市民化處在邊緣化狀態。應當認識到,城市化過程,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農民職業的非農業化、生活質量城市化、社會身份市民化。

2.2.3部分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歧視和行為上的排斥

對于城市市民來說,由于戶籍制度而附著在其身份上的各種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致使他們在社會資源的占有上擁有一定的“先天”優勢,從而使得為數不少的城市居民持有一種天然的心理優越感,在心理與行動上歧視和排斥新生代農民工。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認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擾亂了城市的社會治安,破壞了城市的生活環境,分占他們的資源。新生代農民工應該說是農民工群體中綜合素質較高的人,也渴望得到社會尊重、認可與接納,也有著與城市人交往的強烈意愿,這種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包括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偏見”甚至“歧視”,實質是一種社會或群體不信任。這一道無形無影的心理溝壑,加深了城市居民與農民工兩大群體之間的疏離感,產生“馬賽克”般的群體分割,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居民也難以產生認同。

2.3自我層面

2.3.1新生代農民工技能素質欠缺

在當下,不斷整合、升級的社會產業需要匹配有高素質、高技能、強體力、有思想的新生代農民工,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在市場投放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素質,但還欠缺,從2009年外出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情況看“51.1%的外出農民工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訓。”勞動素養培育深度不夠,不能有效的適應市場的需求。這也是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的障礙之一。

2.3.2新生代農民工多元化的價值觀,摻雜著不良的價值取向

與老一代農民工明顯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意識、權利意識、自我發展意識大大增強。但是由于在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趨利性以及社會亞文化的驅動使得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滋生了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的價值觀,這種不健康的價值取向會產生消極的導向作用。

3、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議和對策

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與之相伴的農民工群體在可預見的將來還將長期存在,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這不僅直接關系到從本質上解決“三農”問題,也關系到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持續健康發展,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需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和新生代農民工的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從政府、社會、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等幾個方面統籌考慮

3.1堅持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原則，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而且據《2009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2001年至2007年，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平均增長70．1％，但是市轄區中人口增長只有30％。也就是說，人口的城鎮化速度遠遠低于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大量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說明現有的城鎮化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陷的。我們的城鎮化缺的不是數量而是質量。因此，今后應堅持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原則，把城鎮化快速推進與質量提升有機結合起來，使土地城鎮化的速度與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與規模相協調，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要把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特別是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作為城市發展的重點，把城市規劃好，建設好，管理好，以更多、更快、更好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使他們與城市居民一樣在城里安居樂業。

3.2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掃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藩籬

“制度是一個群體獲取資源,賴以生存的外在環境,農民工并非盲流,他們是否到城市就業生活,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成為市民,基于現存制度能不能為他們提供較大利益的理性考慮。”在與農民工利益相關的社會制度設計上需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這個群體的利益訴求的變化而不斷完善和創新,逐步消除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和制度性障礙。在現行社會經濟發展形勢下,我國戶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現在:一是實行城市和農村戶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我國的戶籍制度下的城市戶口被人為的賦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其常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權利掛鉤。鑒于此,政府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弱化,剝離,剔除粘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社會經濟差別功能,逐步形成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體系。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可根據我國的國情“先試點,再推行”,同時完善城鎮、城市的基礎設施,有步驟的取消戶籍制度,以逐步達到將新生代農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標。

3.3政府應強化社會管理,健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的建設者,理應得到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政府應強化社會管理,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大多數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多的推崇經濟指數的增長的“GDP崇拜”。而忽視了公共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均等化。政府應轉變職能,打造“服務型”政府,積極采取政策措施消除就業與用工制度上的差異,實行同工同酬,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特別是子女教育問題。另外,政府應當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發揮主體作用,充分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特點和現實需要,以勞動關系為參照標準,采取分類分步的保障辦法,優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突出的問題,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問題納入當地的城市經濟發展規劃中,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安居和就業問題,逐步有序地構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效度。

3.4.營造一個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諧寬容的社會心理環境

新生代農民工至今并沒有被城市真正接納,作為城市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邊緣群體,他們心態嚴重失衡,雖然身體是健康的,但人格是殘損的,社會心理是不健全的。相當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存在相對剝奪感、社會差異感、社會距離感、身份認同危機和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等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的心理認同,阻礙著他們實現城市化的和諧推進。因此,必須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避免因為心理問題積重難返而引發社會矛盾。首先,政府和社會要轉變觀念,平等對待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創造了巨額財富,政府理應對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作出的貢獻進行大力宣傳和表彰,充分肯定他們在城市化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和主人翁地位。社會要引導城市市民平等地對待、接納新生代農民工,摒棄歧視、排斥新生代農民工的心態,主動地與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社會交往和人際互動,給新生代農民工以更多的精神關懷和人文關懷。大眾傳媒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糾正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妖魔化的偏差等等。從而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營造一個公平、合理、自由和尊重的社會環境。其次,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可以通過設立專門的心理咨詢機構、開通心理咨詢熱線、舉辦心理講座等方式,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心理門診、心理訓練和心理健康教育,進行心理危機干預。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正確分析問題,提高認知能力,緩解消極、自卑、壓抑、孤獨等不良情緒,保持輕松、平和的心境,成為心理健康的人,最終適應城市生活的需要。

3.5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自我主動學習,提高技能和綜合素質

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關心自己的“錢途”,更要著重關注自己的“前途”。新生代農民工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自我主動學習,利用業余時間“充電”,根據工作的狀況自我心理調試,積極地對待自己的工作,滿腔熱情對待生活,要學法、懂法、增強自己的維權意識,能夠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4、小結

總而言之，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中最容易城鎮化的，它的出現是社會進 步的體現，有助于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推動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迄今來自政府對農民工最精確的定位。但“非城非鄉”的身份讓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十分尷尬的處境，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們統籌城鄉發展戰略中的一支生力軍，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對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都要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 2010 年 1 號文件的要求，認真研究如何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課題，通過完善政策法規推進制度機制創新，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寬松的進城環境，在大量減少農民的前提下，通過廣泛提升農業的組織化、規模化和服務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的產業化水平，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改變城鄉收入水平差距過大的問題，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

參考文獻： [1]邢克鑫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若干思考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 2010 5 [2]楊箴立 淺析“新生代農民工”及其人文綜合素質的培訓 社保之窗 社保論壇2010 5 [3]費杰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困境及對對策—以吉林省為例 行政與法 2010 9 [4]向會斌 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城市化問題淺析 棗莊學院學報 2010年8月第四期 [5]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 2001, 3 [6]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EB/OL]2010-03-19.[7]王 宏 康彩霞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探討 現代商貿工業 2010年第9期 [8]李 昱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探析 求索 2010.10 [9]林鳳章 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分析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四期 [10]李紅見 王文博 新生代農民工融城之困與對策分析 社保之窗 社保論壇 2010 11

第三篇：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情況調查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情況調查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在1.5億外出農民工中約占60%，人數近億。隨著第一代農民工年齡的增大和逐步返回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陸續進入城市并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由于成長環境、教育狀況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不論從價值追求、行為方式、消費觀念等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異。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況

?平均年齡23歲左右，初次外出務工歲數基本上為初中剛畢業年齡

?近80%的人未婚，這意味著，這一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問題，這與外出期間80%已成家的傳統農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別，這是我們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不可忽略的方面。? 受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水平相對傳統農民工有所提高

? 從成長經歷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經歷過父輩那樣從農村到城市的變化過程，與城市同齡人更為趨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自小就跟隨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農村初中（高中）一畢業就到城市“謀出路”，因此他們對城市生活環境比對農村生活環境更熟悉、更適應；即使出生、成長在農村，他們在務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據統計，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

新生代農民工的觀念轉變

? 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

? 對勞動權益的訴求，從單純要求實現基本勞動權益向追求體面勞動和發展機會轉變

? 對職業角色的認同由農民向工人轉變，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

? 對務工城市的心態，從過客心理向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轉變 ? 維權意識日益增強，維權方式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

? 對外出生活的追求，從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滿足轉變 和上一輩人最大的區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有著不同的追求和夢想。新生代農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也渴望融入城市社會。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問題

? 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據公安部2007年的調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農民工愿意承受的購房單價在3000元/平方米以內，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間的單價，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據調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的縣市及以下城鎮，在農民工集中流入的東部沿海地區，即便是小城鎮的房價也遠遠超過了3000元/平方米。對比農民工所能承受的房價與現在農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價，可以推斷，如果按照當前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們的工資增速能夠趕上房價的漲速（目前來看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價購房，新生代農民工中最終能夠實現在務工地城市購房定居夢想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

? 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

阻礙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

? 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

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基于自身閱歷和切身體驗，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正是為了讓子女能夠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選擇在務工地就業和定居。然而，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仍相當突出，據教育部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小學就讀的比例，北京為63%，上海為49%，廣州僅為34.6%。學齡兒童中未上學的比例，北京為3.81%，上海為3.56%，廣州高達7.19%。一些城市公辦學校還存在收取借讀費和贊助費等行為，而大城市最突出。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增長，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將步入育齡階段，與此相伴，隨遷子女教育問題，也必將越來越成為他們在務工地穩定就業、生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

? 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

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

? 情感、精神的強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滿足，是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也是

在現實生活中最少得到關注的深層問題。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交友、戀愛、結婚的黃金期。同時，他們剛走出校門，仍處于“半成人”階段，對思想溝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強。由于上班時間長、接觸面較窄、工資收入低、就業行業農民工男女比例失調（建筑業和制造業男性多、服務業女性多），這就使他們普遍面臨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傾訴沒對象的困境，再加上企業管理和文化建設的不足，以及社會人文關懷的欠缺，婚戀和精神情感成為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

? 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

受損問題，是其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迫在眉睫”

人數近億的新生代農民工，農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們心比天高，卻命比紙薄；他們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當他們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時，對城市社會的沖擊將是巨大的，必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隱患。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又被稱之為“無根的一代”，他們既未被城市接納，又對農村極為淡薄，很多人把他們歸納為“憤青”的一代。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還能“安貧樂道”，那么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多了憤世嫉俗。有著改變現狀強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強烈渴望就會異化為心理失衡。而且，農村新生代和城市的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問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一個緊迫任務。

首先，要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革。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的種種差異及面臨的困境，對當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戰，需要中國的城鎮管理政策盡快作出調整，為新生代農民工中的相當部分人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城市的發展已經離不開農民工，那種將農村作為“蓄水池”的觀念已完全過時，那種給農民工的進入設定眾多門檻的做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按照中央提出的對進城農民工“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政策要求，以感恩、包容的心態對待他們，城市要敞開胸懷接納農民工，讓農民工融入到城市中來，參與到城市管理中來，成為城市真正的主人。

其次，要改革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民工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平等待遇，這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這就要政府構建覆蓋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他們享受與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以逐步達到將他們市民化的目標。農民工住房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市場，否則，絕大多數農民工都無能為力在城市安穩定居。各地各有關部門應當把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盡快放上議事日程，將他們納入保障性住房體系，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利用城市改擴建、發展小城鎮、建設衛星城等機會，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必須的基本住房條件。

第三，要切實維護農民工的權益。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沖擊著舊有的農民工管理方式和待遇機制，他們不能容忍低工資，不能容忍勞動條件差、住得不好吃得不好，不能容忍沒日沒夜地加班。雖然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較上一代農民工有了明顯所進步，但從總體來看，農民工的問題依舊是相當突出。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對農民工保護的相關法規，出臺對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專門規定，加大政府部門的執法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各項合法權益。特別是要嚴格實行《勞動合同法》及相關的帶薪休假制度，保障外來民工休息休假權利，使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經營生活，交友戀愛。要保障農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權利，保障農民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要依法保障農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要更多關心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讓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現實。

最后，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沒有過硬的職業技能，新生代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并且體面地生存。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學歷上高于老一代農民工，但兩者面對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老一代農民工是在短缺經濟階段進城或者到沿海地區打工的，而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是過剩經濟時代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復雜局面。面對這種復雜局面，他們顯然缺乏必要的專業培訓、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化服務業的基本規范，先前很多的技術都成了“屠龍之技”，同現代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84%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參加技能培訓對找工作有幫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農民工沒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新的產業結構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盡快掌握新的技術，這就要求社會和政府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讓他們適合和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轉型的需要，促進平等就業。

參考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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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長賦，關于“90后”農民工。人民網，2010年2月1日

3《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4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03-19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情況調查論文

——形式政策

院系：機械工程系

專業：08機制二班

姓名：張凌允

學號：200801020024

第四篇：生活方式城市化——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徑研究5

課題名稱：生活方式城市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在理路

項目名稱：吉林省教育廳“十一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編號：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 390 號

生活方式城市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在理路

長春工業大學曲海峰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日益擴大，融入城市的愿望非常強烈，筆者認為只有生活方式城市化才是其城市融入的內在理路。本文從概念辨析入手，描述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現狀，并分析了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素，希望能為具體解決問題提供一種參考。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城市融入 生活方式城市化

中國人口13億多，其中農業人口9.5億人，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目前已有3億多農業人口轉進了城市就業與生活。

三十年的時間，也已足夠讓這個群體產生值得注意的代際差異。據《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拋開80后無農民的憂慮不談，本文關注的是：這些擁有融入城市愿望的新生代農民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生活圈子進入更加廣闊的生活空間，固有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在一個新的空間里，他們的生活方式將會面臨怎樣的變化和挑戰？這是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

一、相關概念辨析

1、新生代農民工

“農民工”這一稱謂是1983年張雨林教授首次提出的。

2006年的《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指出：“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狹義的農民工，一般指跨地區外出進城務工人員。廣義的農民工，既包括跨地區外出進城務工人員，也包括在縣域內二、三

［1］產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

農民工作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群體，對時代變遷也做出了相應的反應，這就是代際更替,一般而言，學者以農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時間是在80年代還是90年代為界,劃分“舊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兩者的差異性研究也引起了學者莫大興趣。總的來說，一般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群體特點：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職業期望較高、物質和生活享受要求較高、勞動耐受能力

1較低。［2］

但也有學者對此存疑，如徐勇認為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特別深刻的鄉土記憶，也欠缺城市經驗，所以他們還是不是農民工值得探討。

2、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制約下和價值觀念指導下所形成的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動形式與行為特征體系。生活方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活方式涵蓋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質消費生活、閑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廣闊領域；狹義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邊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領域：物質消費、閑暇和精神文化、社會交往方式，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老百姓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樂’。［3］

考慮到文章的篇幅限制，筆者把本文研究的農民工生活方式界定在狹義范疇。但是如同農民工這個群體出現伊始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一樣，其生活方式也受著特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制約，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城鄉二元制度。農民資源分配上處于弱勢地位，傳導到生活方式上，就是與城市生活方式的脫節和差距，如總體較為落后、層次偏低、缺乏積極主動心態等等。

二、空間轉換之后：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現狀

生活方式所包含的價值觀和生活習慣往往是在人比較小的時候形成的，它意味著長期的積淀，因此，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簡單空間轉換就能消弭的，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尷尬之處在于，童年和少年時代在鄉村氛圍中成長，但是卻需要在城市中生活，有些甚至要度過生命中余下的大部分時間，如何實現融入，而不是一直保持一種備受歧視的游離狀態至關重要，但是在當前農民工普遍物質貧困的狀況下，解決問題的優先權讓給了經濟條件的改善。

令人生疑的是，是否改善了“硬件”，農民工就能順利地完成從農民到市民身份的轉換？筆者認為：只有實現了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才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內在理路。

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目前是一個什么狀態？筆者在這部分將作一描述，同時為了避免面面俱到，筆者將觀察的重點放在物質消費、文化生活和社會交往三個方面。

1、從就業到定居：新舊兩代農民工進城目的差異分析

有人形容：老一代農民工是“扛麻袋進城”，而新生代農民工則是“拉皮箱進城”，這只是對進城起點的描述，但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是，起點不同必然導致對城市生活要求的不同。

農業收入和城市里的非農工作收入有比較大的收入差，因此老一代農民工只是通過打工改善家庭經濟條件，期望值不高使得老一代農民工在學習和發展方面的興趣極度缺失，從事的工作多是體力性的，人過中年，體力衰減就不得不返回農村，這是他們早就預期的人生軌跡，并沒有多少抱怨。鄉村中的家庭仍然是他們真正魂牽夢繞的重心，城市生活雖然有吸引力，但是老一代農民工對此并不存有太多奢望，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沒有必要費盡心力融入工作的城市，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因此沒有多少改變。

新生代農民工則不同，他們不想再重復老一輩人艱辛而卑微的生活道路。國家政策調整和老一輩人所能提供的經濟條件使他們沒有老一輩人那么嚴重的貧窮記憶。經濟條件改善已經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而是尋求更高目標：個人發展。在這個目標統率下，新生代農民工非常注重就業環境和生活環境，他們對城市的感情也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單純，而是充滿了“渴望難及”的矛盾心理。“他們不再滿足于能夠進城務工，而是要求真正成為一個‘城里人’。他們厭惡城里人對他們的‘農民工’、‘外來工’、‘外出務工人員’等稱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樣稱呼為‘市民’、‘居民’、‘工人’”。渴望身份認同實際隱含著一個愿望，那

［4］就是徹底的融入城市，擺脫異化的命運，從而獲得平等、體面和尊嚴。

2、儉省和超前：消費習慣中的城市融入傾向

消費也許是新生代農民工遇到體制或觀念性障礙最少的一個方面，商業社會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極少有什么消費上的“特區”。

在這方面，眾多的研究者似乎不能統一意見。比如嚴慧和劉慶在《新生代農民工消費行為研究》一文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行為有超前消費、品牌消費和追求自我發展三個特點；幸麗萍的《城鄉二元結構視角下的農民工消費研究》則認為：消費水平比較低、消費結構比較單一和消費類型比較保守是新生代農民工消費主要特征。

上述是兩類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傾向于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的某個極端。但筆者更認同李榮在《第二代農民工的消費結構分析——基于蘇州市第二代農民工消費結構的調查》中提出的觀點，他更細致地剖析了新生代農民工消費的內在邏輯。他在研究中發現，許多農民工在飲食方面的支出非常謹慎，例如有人“經常會為了在面條里放不放個個雞蛋猶豫半天”。但在衣著支出中，他們的消費相對較高，而且買衣服的地點多選擇在專賣店。他得出的結論是：消費結構基本合理，講究實用，但同時也注重時尚。［5］

實際上除了衣服，能在社交時產生炫耀感的消費品，比如手機，也在農民工群體中普及率比較高，甚至超過白領和商務階層成為智能手機的主要消費人群。筆者認為，這其實反映了新生代的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種嘗試，他們年輕，學習能力強，喜好新鮮事物，經常愿意以城市居民為參照群體來影響自己的消費行為。也許內在的思維習慣和生活習慣難以一下子改過來，但至少在外在“硬件”

上，可以多少尋找到心理代償。

3、無奈的旁觀者：農民工文化生活“孤島化”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過程的文化教育需求研究”課題組曾對400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進行抽樣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休閑娛樂方式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睡覺（59.1%）、聽廣播（56.5%）、聽歌（47.04%）、逛街（36.88%）、玩撲克或麻將（32.15%）、看書（29.08%）、上網（26.24%）、看電影（24.11%）、看電視（13.24%）、去KTV（4.25%）。

從上述排名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層次比較低。越是需要花錢的休閑娛樂方式越得不到廣泛認同，說明農民工的休閑方式還是比較受限于經濟條件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頻繁接觸網絡，但是各方面深入調查顯示，“即使有的農民工開始接觸網絡等較新潮、高級的手段，他們也大多把網絡理解為單純的用來打發無聊時間的工具（聊天、看電影等），而沒有有意識地

［6］利用網絡在信息傳遞、文化提升、人際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這里需要強調一點，許多研究對農民工娛樂方式的評價是“資源匱乏”、“單調”，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評價慣性，也就是把對農村休閑娛樂的評價直接套用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不得不說評價本身也帶有歧視色彩。實際上，觀察到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娛樂方式和普通市民比并無太大差別，真正的差異在娛樂質量和信息創造性吸收及運用上，比如同樣是上網，農民工把它當做單純的消遣工具，久居城市的人可能用其尋找就業和創業信息、表達意見、學習等，對信息利用深度而不是資源種類決定了二者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思維習慣和生活習慣的根本不同，這一點不改變，農民工很難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到城市里。目前，農民工在閑暇時間主要采取的是自我娛樂或群體娛樂的方式,不具備明顯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

他們身在城市中，卻有一道無形的屏障將之與城里人區分開，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文化生活確實像是“孤島化”了。

4、城市里的“陌生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交往處境

融入意味著與新的社會環境中的群體達成一致，否則，僅僅從一個空間轉換到另一個空間，只是位置的機械變遷，而不是有機融合。“達成一致”的關鍵就是交往。

社會交往理論認為，社會交往基本上是一個同質群體和異質群體不斷交往和互動過程。“人們的社會化所走出的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步驟也是由單純的與同質群體的互動逐步擴展為與異質群體的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擴大交往和加深相互

［7］間的理解。”

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指出這一點，農民工群體之間的信任要遠高于對城市居民的信任，這是基于傳統的血緣（親戚）、地緣（老鄉）和身份一致性（工友）

產生的信任，這種信任有悠久的歷史積淀，以一種微妙的方式發生著作用。總的來說，農民工之間是熟悉的，也是容易交往的，他們形成了社會網絡中的強紐帶關系。但是若要融入一個城市，單純的同質群體交往是不夠的，新生代農民工必須把交往擴展到城市居民以及其他社會階層的異質群體中，如老板、當地居委會及政府干部等等。在一個充滿歧視的環境里，這實際上非常難以做到，這種社會網絡中的弱紐帶關系會在比較長的時期內一直存在。

農民工工作和生活在一個城市里，卻同時外在于這個城市，他們不時悲哀地發現，不管為這個城市做了多大貢獻，其實都是這個城市里的陌生人。

三、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幾個因素

筆者在上面描述了新生代農民工物質消費、文化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現狀，之所以用“現狀”而不是“存在的問題”一類字眼，是因為后者帶有某種歧視色彩，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一直處于制度造成的弱勢位置，但如果少一點兒人為歧視，也許融入會更順利一些。

1、戶籍制度：一個老生常談的歧視之源

農業人口向城市移民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但是因為戶籍制度而導致一個龐大的群體遭受諸多不公平待遇卻還是比較少見的。戶籍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兩個方面體現的比較明顯：一個是市民身份的獲得比較困難，這一點對農民工生活方式具有決定性意義；另一個是與戶籍制相聯系的各種保障帶來的城市福利缺失，農民工的物質消費和文化生活因此受到限制。

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保障覆蓋面不夠，保障水平也比較低，這是擴大內需最致命的障礙之一，以前二者之間的關聯主要圍繞城市展開。現在農民工工資水平也在逐年上升，工資增速意味著龐大的儲蓄積累，在農民工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失業保障嚴重不足情況下，如何激發出該群體的消費潛力，已經成為另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

2、社會身份認同：選擇生活方式的前提條件

身份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連，它對生活方式有隱性的界定，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工人之間的生活差異將是非常明顯的。農民工群體的生活方式研究尤其特殊，一般而言當我們對某個群體的生活方式進行研究時，這個群體的身份是固定的，圍繞著身份有相對清晰的生活方式。而農民工則有很大不同，他們心里拒絕承認農民身份，據調查顯示，87%的新生代農民工不想當農民，但是城市又拒絕給他們 市民身份（拒絕在兩個層面，一是制度性的，另一個是社會性的，即城市居民不把他們當平等群體看待，有時后者的傷害更大），真實身份和虛擬身份之間產生了錯位，這導致了農民工心理歸屬上的茫然。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帶有了非農民非市民的變形特征。

3、格格不入：難以讓城市文明接受的不良生活習慣

貧困是現實的狀況，而不是借口。不能因為目前的貧困，就拒絕改變自己，延續不良的生活習慣，這樣做，是給自身城市融入制造障礙。

雖然我們的社區建設沒有西方那樣悠久的歷史，也沒能達到那個標準高度。但是人們對干凈、和諧、文明的生活環境有天然的向往，現代中國城市正一點一點向那個目標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逆潮流而動的必將受到鄙夷。農民工在鄉村長大，那是一個不把吐痰當成不文明行為的成長環境，他們身上許多自然而然的行為習慣在城市里是不允許或受鄙視的，不改掉這些陋習，即使經濟條件有了很大變化，依然難以獲得足夠的尊重和認同。

分析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筆者在本文只是試圖描述現象，并分析相關的影響因素，至于解決思路則是另一個復雜而系統的問題，受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展開，筆者將在另外的文章做進一步的探討。

注釋：

［1］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改革，2006.5

［2］何瑞鑫 傅慧芳，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觀變遷，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

報，2005（11）

［3］紀韶 李舒丹，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北京市為例，廣

東社會科學，2010（2）

［4］許葉萍 石秀印，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追求及與老一代農民工的比較，中國

文明網（）2010.6.24

［5］李榮，第二代農民工的消費結構分析——基于蘇州市第二代農民工消費結

構的調查，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http://rurc.suda.edu.cn），2009.12.31 ［6］國虹，互動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以Q市H區為例，雜志網（http://）2009.12.08

［7］李雪，淺析農民工虛擬社區的建構及其運作，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9（7）

第五篇：2012年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及分析對策

（一）調查結果與現狀

1、精神文化生活內容相對枯燥單一。

調查顯示，在所提供的業余生活的10多種選項中，排在前六位的分別是：看電視、無事睡覺休息、讀書看報、聽音樂、逛街購物、上網。從調查中可以發現，現代生活對他們影響較大，新生代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已經帶上了一些城市色彩，生活較之前增添了許多新的元素，比如上網、聽音樂、旅游等。但就其整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業余生活相對單一，雖然城市中的文化設施和休閑場所已經比較豐富，但由于業余時間和經濟承受能力有限而無法享用。

2、主觀感受普遍認為對現狀不滿意。

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業余生活內容“不太豐富”或“很單調”，其中31%的人對自己的業余生活“很不滿意”，36%的覺得“不太滿意”，而只有4%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比較滿意。調查顯示，84%的人明確表示愿意參加單位組織的文化娛樂活動。作為新生代的農民工，他們的文化水平、理想信念等較之第一代農民工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們對豐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充滿了渴望。

（二）原因分析

1、經濟收入低，文化消費能力不強。

農民工的業余精神文化生活與他們的職業、收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中，職業、收入穩定的群體，在時間與金錢方面有著更多的支配權，他們的業余生活相對豐富，可以從事看電影、K歌、旅游、健身等消費性的娛樂項目。在經濟收入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下，除去衣

食住行等生活必需費用，他們每月可用于文化娛樂等消費的費用幾乎所剩無幾。對于城市里動輒數十元上百元的娛樂休閑場所，他們一般都會敬而遠之。雖然調查顯示農民工在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支出很少，但這并不表明他們不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相反，他們對豐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充滿了渴望。

2、社會各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近年來，對于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農民工子女上學等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足夠重視，但對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卻還缺少足夠的關注。政府、個群眾性社會團體、非政府民間組織、企業雇主以及各種社會主流媒體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與精神生活問題的關注都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農民工的精神生活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重視。

二、對策與建議

在努力創建和諧社會的今天，關注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成為確保社會穩定的必不可少的一環。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調動起一切可能的社會資源。

政府部門作為第一推動力，應該充分發揮作用，適當進行一些投入，在農民工相對集聚的工業園區，建議考慮由政府投資建設外來務工人員文化活動中心，低成本或者免費對他們開放。同時加強城市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影劇院等群眾性文化事業的建設，改進服務形式，讓城市文化設施進一步向他們開放。此外，還可以發揮個社會主流媒

體的作用，開展各類評選活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取得社會認可的精神需求，同時加大宣傳力度，讓社會各界都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需求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二）加強引導，讓企業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要對企業加強引導，讓他們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企業要處理好企業效益與企業文化兩者之間的關系。一定意義上講，發展企業文化，進而改善務工人員的精神生活質量是對企業人力資本的一種投資。有條件的企業要積極組織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特點的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入細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訓工作，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質和技術技能素質，加強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

（三）農民工應加強自身修養，不斷提高素質。

新生代農民工較之第一代農民工，他們追求城市生活，融入現代城市的冤枉比較強烈，其本身要注意加強自身修養，勤于學習，積極參與政府及企業組織的各種培訓，提高技能，提升自身素質，逐步改變自己原來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做到遵紀守法，主動適應城市文明，機一部促進自身融入城市文化。

共青團作為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當好心神代農民工群體利益的代言人和權益的維護者，是共青團為黨做好青年群眾工作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圍繞“關愛新生代農民工”這一主題我們已經開展了非公企業團建，企業青年中心、社區青年中心、進城務工青年文化活動中心建設等工作。我們將繼續積極參與關愛新生代農民工行動，不斷

創新形式擴大“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的影響，努力使“面對面”活動成為共青團服務黨政大局和維護新生代農民工權益的有效載體。并通過這一載體更加準確的把握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普遍性利益訴求，努力為全社會關注關愛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作出積極貢獻，讓他們感受現代文明的豐富多彩，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