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看魯迅

我看魯迅

魯迅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在我的眼中的魯迅只是一個“不平凡”的平凡人。他不是偉人，亦有喜怒哀樂，亦有向命運低頭的時候；他曾經不再相信愛情，卻和他的學生許廣平墮入愛河；他不屑于與貪污的官員同流合污，卻為了生計遲遲沒有把官職辭掉；他曾經為新文化運動吶喊助威過，卻在殘酷的現實中陷入彷徨中。敏感的魯迅在生活中懷疑著，亦在懷疑中前進著

《狂人日記》那是一個揭露“吃人”的故事。凡是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無不認識魯迅先生，無不被他的思想所深深地感悟著。《狂人日記》，還有《藥》那令人喘不過氣的結局，還有《阿Q正傳》結尾中對阿Q的同情等等，原本想理直氣壯地講出積極的、符合新文化運動的宣言，但是說到最后魯迅不禁在文字中露出自己的懷疑。再加上他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令吶喊走向了彷徨，在魯迅的小說集《彷徨》，印象最深的是《在酒樓上》還有《孤獨者》《死》等文章我們可以看到魯迅的悲哀和他的懷疑。我們彷佛可以看到魯迅的自我掙扎，他對別人的不信任，對社會的不信任。

第二篇：我看魯迅罵人

我看魯迅“罵”人

魯迅一生“罵”過許多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只要打開《魯迅全集》就會發現被他指名道姓“罵”過的人，有百人上下；與其論戰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可謂洋洋大觀。在中國現代文壇上也真算得上前無古人，后啟來者了。而且這許多被他“罵”的人都不是尋常之輩——用被魯迅“罵”過的徐志摩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是去過大英國，莎士比亞是英國人，他寫英文的，我們懂英文的，在學堂里研究過他的戲??英國留學生難得高興時講他的莎士比亞，多體面多夠根兒的事，你們沒有到過外國看不完全原文的當然不配插嘴，你們就配扁著耳朵悉聽??沒有我們不成，信不信？”可魯迅就“不信”，就要罵他個狗血淋頭，露出他們麒麟皮下的馬腳來。其代價當然是落了個“善罵”的惡名：早在三十年代被魯迅罵過的“紳士”梁實秋就在《不滿現狀又怎么樣呢？》一文中雄赳赳地攻擊過魯迅：“有一種人總是一味地不滿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里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無窮盡的雜感”，“專事嘲罵只圖一時口快筆快”。而到了世紀末，又有沒被魯迅罵過的“痞子”王朔在《我看魯迅》一文中氣昂昂地指責魯迅：“魯迅這個人，在太多的人和事情上看不清，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跟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對象有多大的格局，你的作品就呈現多大的格局。”可謂一脈相傳滔滔不絕。我自己也曾問過一個出國念博士的工科學生對魯迅的看法。他眼一翻：“魯迅么??不就會罵人么？”

其實，我們只要研究一下魯迅“罵”的都是些什么人以及他是怎么“罵”他們的，我們也許就會發現他“罵”人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者簡直就不叫罵。魯迅自己就曾說過：“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吧（《集外集拾遺通訊〈復呂蘊儒〉》）。”

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魯迅“罵”的人幾乎全是文化界名人——在《答楊村人的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就報上風傳自己準備出一本《五講三噓集》對楊村人、梁實秋、張若谷“噓”上幾聲告訴楊村人：“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先生為伍，我看排起來倒也并不怎么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差一點，連做一‘噓’的材料都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可見不是任何人都能為魯迅開口“罵”（“噓”）的——郁達夫就建議魯迅不要去罵那些仗著自己被你“罵”過而身價大漲的人。我們不妨來看一看魯迅罵的都是些什么人：有胡適、林雨堂、徐志摩、陳源、李四光、成仿吾、梁實秋、周作人、顧頡剛、沈從文、施成蟄、朱光潛、徐懋庸等等，這些人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可圈可點的名人。于是問題便是：為什么魯迅只罵文人，而不去罵“武人”——比如當時的軍閥？記得當年就有人對魯迅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當年提這問題的人別有用心，所以魯迅的回答也針鋒相對：我所以不罵“武人”是因為我不想讓你們在我身上實現你們借刀殺人之計。不過，站在今天客觀理性的角度看，魯迅當年所以揪住文人不放，可能是因為如下原因：首先武人不足以論——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就明確地表示自己從不跟當時的所謂“政治家”（也就是“軍閥”、“武人”）對話。有一個笑話講：甲乙兩人就三加二等于四還是等于五發生爭執，最后大打出手一同去見縣官。縣官聽到兩造申訴后竟下令差役打那個主張三加二等于五的乙的扳子——理由是：一個公然主張三加二等于四的家伙，你還有心跟他爭論是非，你這不自己犯賤發癡么？不打你打誰？我想，魯迅所以不“罵”軍閥就是因為自己不愿做那笑話中的乙——軍閥不值一罵，對他們最有效的工具是槍桿子，而不是筆桿子。而魯迅“罵”文人，就是因為他們是“智識階級”講道理，有理性，是中國較有希望的一個階層——所以才對他們大“罵”特“罵”！孔子說過：“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言而與之言，失言。”很顯然，在魯迅心目中，政治家或軍閥者流都是些“不可言者”，所以魯迅不愿“失言”而“不與之言”；而知識分子則無論有怎樣的缺點，都屬于“可與言”者，所以魯迅不愿“失人”而“與之言”——哪怕是以“罵”的方式“與之言”。費希特在《論學者使命》一文中指出：“基督教創始人對他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用于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人都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從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我想魯迅先生當年在痛“罵”這些知識分子時，擁有的也一定是這樣的情懷——哪怕是他在很厲害地罵梁實秋之時：在梁實秋別有用心指責與他發生論爭的進步文人是“╳╳黨”、“拿盧布”之后，魯迅并沒有以牙還牙地講梁實秋是“拿金鎊”什么的而仍然心平氣和地寫到“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贊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桿上寫字和‘╳╳黨’捕房正捕得非常起勁，那么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到‘恩惠’或‘金磅’，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著急窮罷了”——還是將對梁實秋的批評限制在“文藝批評”范圍之內而沒有像對方一樣大作引伸暗示。便是痛罵對方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也還是因為希望梁實秋能確如他自己所言，做一個“非出賣勞動便無法維持生計”的勞動者——對這一點，王富仁先生有很好的分析：“魯迅罵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是因為他知道梁實秋是不愿做資本家的真走狗的，但他又確實用了真走狗的論調來攻擊左翼作家‘拿盧布’。如果他沒有以這樣的論調以濟自己論辯之窮，魯迅的‘罵’也就無所依據，毫無攻擊力；如果梁實秋真的愿意當這樣一個真走狗，魯迅也就不能這樣罵了——那樣，就等于魯迅為他找了一個真正的主子（見《囈語集》88頁）。”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魯迅“罵”過的傅東華才會這么說：“誰要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沒有愛，我就和他拼命！誰要把魯迅先生的哲學解釋成唯恨哲學，我就永遠痛恨那個人（見《魯迅與他“罵”過的人·導言》）。”

其次，我們還應該注意魯迅“罵”人的方式。正是因為魯迅“罵”知識分子是期之也高，所以責之也深的緣故，所以，他在“罵”他們時總是極有分寸。這分寸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嚴格限制批評范圍，從不越界批評——更不像梁實秋那樣借助政治勢力打壓對方進行威脅——這一點，王得后、錢理群在《〈魯迅雜文全編〉前言》中有過這樣的比較分析：“歷史的記載就是這樣：人們攻擊魯迅的，是‘學匪’，‘學棍’，‘赤色作家’，‘漢奸’，‘雙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說是同志也還是‘右傾’，‘危害聯合戰線’，‘助長惡劣傾向’，都是含著殺機，可以遭到通緝，撤職，逮捕，監禁乃至殺頭的誣陷和謠言。而魯迅的反擊，給論敵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紳士’，‘叭兒狗’，‘資本家的乏走狗’，‘鷹犬’，‘洋場惡少’，‘才子┽流氓’，無一有生命危險，就是直斥為‘幫兇’，也分明和他們的主子劃出分明的界限。”換句話說，魯迅“罵”人是嚴格遵循論辯原則，以人為善的。第二，正因為是與人為善，所以魯迅的“罵”也是針對一時一事——所謂“攻其一點，不計其余”——而不是全盤否定一棒打死。比如他對胡適，就只挖苦諷刺了他的某些言行；對陳源，著重揭露他替軍閥為虎作倀的一面；對楊蔭榆，也是緊緊圍繞“女師大風潮”；對徐志摩也不過諷刺他的詩；對梁實秋也僅就文學的階級性問題論列是非等等，這種“罵”法因為具體明確針對性強，所以被“罵”者也因此容易明白理解從而改正。也就是因為魯迅“罵”人都是以人為善的原因，所以許多被魯迅“罵”過的人，后來都成了有成就有貢獻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潛、沈從文、成仿吾、徐懋庸甚至胡適、林雨堂、梁實秋、施成蟄、顧頡剛等等。這應該也是魯迅當年“罵”他們的希望——希望他們進步上進，成為真正有益于中國人民的“智識階級”。可讓人莫名其妙的是：現在竟有人因為魯迅當年罵的人后來大都有了進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認為魯迅“罵”他們罵錯了——照這些人的邏輯，一經魯迅罵過的人就該永遠壞下去才無損魯迅形象！這顯然搞擰了魯迅“罵”人的動機：他所以大“罵”特“罵”一些知識分子，其目的不是為了為淵驅魚，把知識分子都趕到壞人那邊去，而是為了他們改掉臭毛病，成為真正的“社會良知”。如果他后來真的變好了，成了于人民大眾有用之材，那正好實現了魯迅當初“罵”他的目的，也正證明了魯迅的偉大，怎么能把這作為魯迅罵錯了的證據呢？這豈不是吃藥治好了病，馬上回過頭來說這藥吃錯了么？

清代詩人鄭板橋曾說過：“隔靴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魯迅的“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這種“入木三分”的“精罵”——這就是我對魯迅“罵”人的總體評價。

第三篇：論述題 我看魯迅

基調低沉，外冷內熱，是魯迅雜文的抒情風格的重要特點。

讀魯迅雜文，讓我們看到的盡是黑暗，使我們很容易感受到那種悲郁的氣氛。基調低沉成為魯迅雜文的抒情風格的重要特點之一。從魯迅的個性特點來看，他不可能激昂高歌，他只是壓制著內心的激情低聲地向人們訴說內心的哀痛：“可是我實在是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哪里能有什么言語？??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的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記念劉和珍君》）這就是魯迅對犧牲者最沉痛的哀悼！這也恰是人悲痛之極的表現。

魯迅對人民深沉的感情來自于他深沉的思想。魯迅骨子里充滿著對自己祖國、民族的深沉的愛，這種愛使他仔細地觀察和思考著生活，但他所面對的是怎樣殘酷的現實生活呀：“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宅，而砲灰資格的諸君，卻總在恭維殺人者。”（《拿破侖與隋那》）“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熱風·即大見小》）魯迅生活在沉悶黑暗的時代里，這種沉悶、黑暗迫使魯迅去觀察、思考、探索，使魯迅“記得一切深廣的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沒有冷靜的觀察，沒有深沉的思想，哪來深沉的感情？！

魯迅不是沒有激情，而是激情被冷酷的現實生活深深地壓抑著。他在《為了忘卻的記念》寫到：“??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使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得。”雖然，他的感情的噴泉被沉沉得壓抑著，我們也不難看出作者的激昂之情像深埋在地底即將爆發的火山。由于對同志、對民族的感情太深了，要忘卻這些熱血青年，也是不可能的。這是多么深沉的愛啊！但這愛的聲調又是那么的低沉！

魯迅雜文抒情基調低沉，但并不使人沉淪；雖然有著許多憂憤、哀痛，但仍有著巨大的鼓舞人們奮進的力量。這是一種久被壓抑的呼喊的基調。我們知道，魯迅是一位堅定的反帝反封建戰士，他的雜文是他的戰斗武器，是匕首和投槍，因而它他的雜文的抒情是戰斗的抒情，他的哀痛是戰士的哀痛。我們讀《記念劉和珍君》就是這種感受：“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悲痛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戰斗者的激情也洋溢在字里行間。哀痛嗎？是的，這哀痛使人說不出話來。然而，人們會在痛定思痛之后振奮起來，埋葬同胞的尸體，擦干身上的血跡，又繼續戰斗。

外冷內熱，是魯迅雜文抒情風格的又一特征。魯迅的雜文，表面上雖然顯得很冷峻，但在字里行間，我們感到的卻是火一般的熱烈情緒：“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無聲的中國》中這段話看起來十分平靜，中只是冷靜地對那些所謂“保存‘國粹’”的鼓吹者的激烈抨擊。我們再看《無花的薔薇之二》：“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飄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問、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這段抒情文字，娓娓道來，可謂冷冰冰的了。然而魯迅的憤怒之情就像即將爆發的火山，被遮掩在一層冷峻色彩下面。在這里，作者對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進行了憤怒的譴責，對那些被反動派虐殺的青年學生表示了熱愛和崇敬——他把他對同志的愛化成了對敵人刻骨的恨。

魯迅雜文的冷峻是他的熱情地升華，是特定條件下的最熱烈的感情的表現。郭沫若先生說得好：“魯迅的冷，應該理解為不見火焰的白熱，他是壓制著他的高度的熱情，而不使它流露在外面。他的冷是炙手的冷，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冷。”魯迅將他熾烈的熱情蘊含在冷峻之中，用“冷酷文章”來表達“熱烈情緒”。魯迅的散文詩《火的冰》中有這樣一句詩：“拿了便要火燙一樣的冰手。”這正是魯迅雜文抒情風格的形象寫照。

魯迅“以赤烈心作冷靜語，含慈母淚寫沉痛書”，⑤真是表面上冷若冰霜，骨子里卻熱烈如火！

基調低沉，外冷內熱的雜文的抒情風格是魯迅人格和人生經歷的反映

作品的風格從來就是和作家的個性密切相關的。《文心雕龍·體性》說：“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說明作家不同的創作個性形成作品風格的差異。布封曾說：“風格就是人本身。”更直截了當地說明風格和人的關系。我們知道，作家的創作個性是由他的氣質、修養、社會經歷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因此，探討一種藝術風格的形成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探討作家的個性氣質、修養、社會經歷等諸方面。

魯迅雜文的基調低沉、外冷內熱的抒情風格的形成也是由魯迅的創作個性決定的，而他的個性又是由他的社會經歷決定的。魯迅思想家的氣質是由他屢遭挫折的生活經歷及他所受到的教育決定的。“他的一條條短短的雜感里閃耀著他的豐富的學識，深湛的修養和縝密的觀察。”

魯迅的創作個性，可以概括為：革命家的熱情與思想家的冷靜觀察、縝密思考相結合的多變的藝術辯證法。這種藝術辯證法在雜文里表現為基調低沉而又能引人向上，冷峻蘊含著熱情的抒情風格。

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他在貧困中渡過了少年時代。十三歲時，家道中衰，祖父下獄，父親病重，他經常出入于當鋪和藥店之中，受盡了人家的白眼，看夠了周圍的奸詐。這對少年魯迅刺激很大，使他從小就萌生了蔑視和痛恨封建社會的意識。后來，他回憶起這段生活時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 ⑦這便是他的早期雜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樸素的階級愛憎了。因為他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身受其苦，也就恨得徹底。青年魯迅，走出了家庭，到南京上學，以后就逐漸接觸到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他那滿腔的熱血便燃燒起來。然而，現實的黑暗又使他不得不把這種改革社會的熱情壓制在心底。也就是說，黑暗的現實使得他在火一樣的熱情上面罩上了一層冷峻的外衣，反映到他的創作里就是基調低沉、外冷內熱的抒情風格

一方面，魯迅從一個進化論者成長為階級論者，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論者，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使他認識到革命應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犧牲，于是他就自覺地把那一腔熱血用來冷靜地觀察社會生活。另一方面，魯迅一生尊重科學，他像一位高明的醫生，科學地解剖社會，試圖挖掘出社會事物中美與丑的本質根源所在，從而開出治療這“病”的良方。即使他內心的熱情像火一樣熱烈，人們看到的卻只是醫生臉上冷峻的不慌不忙地神色。他是自覺地用理智把激情包裹起來了。

魯迅雜文的外冷內熱的抒情風格正如他這個外表冷靜內心熾烈的人一樣，給人的感覺是“冷得發燙”。魯迅很嚴肅，平時不大露笑臉，給人的印象是“沉默不多言，冷峻少接交的一個學者” ⑧，“他嚴厲正性，寧愿覆折，憎惡權勢，視若蔑如，皎皎焉如白玉，懔懔焉勁烈如秋霜。”⑨然而，他并不完全是個冷血動物，他有著內藏的極熱烈的感情。正如許壽裳先生所說：“魯迅的頭腦雖極冷靜，而赤血極熱烈，意志極堅強”，他的人格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冷靜和熱烈都徹底。”⑩文如其人。魯迅性格上的這些特質都反映在他的雜文創作中，使他的雜文簡潔、深邃，具有冷峻包裹熱烈的抒情風格。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單一的。魯迅雜文的抒情風格的形成原因也是及其復雜的，此處只論其根本點。、魯迅雜文的抒情風格并不是單一的。布封說：“一個作家絕不能有一顆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蓋上同一印章，這就暴露了天才的貧乏。”魯迅“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喜露哀樂皆成文章。”基調低沉，外冷內熱只是魯迅雜文抒情風格的最基本的特點。

冰，總會被熊胸燃燒的“地火”熔化的。透過冷峻的冰層，我們會看到燃燒著的感情的烈火，聽到魯迅被壓抑的呼喊，我們又會感到鼓舞，感到一種奮進的力量。

魯迅是一貫主張文藝是“為人生”的，直到1933年，他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仍然說：“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在魯迅那里，文學始終只是一種工具，是啟蒙的工具，是改變國民精神的工具，是有助于使勞苦人民脫離苦難的工具。魯迅的特點是明確了目標，就絕無反顧。不了解魯迅從事文藝創作的指導思想，就不可能了解《吶喊》和《彷徨》，就不可能感到、聽到《吶喊》中的激昂和《彷徨》中的憤懣。

也許“為人生”這—提法過于抽象，這就需要我們把它放在魯迅思想的整體中，聯系他的具體作品來考

察。“為人生”更具體地體現在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改變國民的精神中，或者換一個說法，體現在他于各種場合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的主張中。改造國民性，它的基本立足點必然是群眾，是群眾的精神狀態、思想素質、道德品質。循著這—條線索，我以為就能把握住了《吶喊》的基本內容。魯迅并不是抽象地來議論所謂的國民性的，他往往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來觀照群眾的思想。魯迅看來，在五四以前的中國的歷史進

程中，只有辛亥革命，才稱得上是“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之二》)所以在《吶喊》中，他用來作為背景最多的也就是圍繞著辛亥革命的這一歷史階段。

在《藥》中，魯迅寫了辛女革命的先驅者夏瑜的犧牲。夏瑜是為使勞苦大眾，包括老栓和小栓這種城市貧民，“收獲許多幸福”的真正的革命者。他是為革命犧牲的，也是為群眾犧牲的。但他為之犧牲的群眾卻不理解他，老栓反把他犧牲后灑下的鮮血沾了饅頭，當作超度他苦難生活的一線希望。茶館中的茶客不理解革命，不理解夏瑜，甚至夏瑜的母親也不理解自己的兒子，她不能理直氣壯地面對現實，正統觀念已經壓得她抬不起頭來。魯迅用夏大媽以為是夏瑜顯靈的紅白花圈，和并不按她的意愿飛到夏瑜墳上去的烏鴉，于群眾不覺悟的悲涼、沉重的氛圍中，稍稍使人舒了一口氣。

在《吶喊》中的群眾往往不能正確理解、評價和對待一切與己切身有關的重大政治事件。魯迅把這—切歸結為長期的封建統治的結果，群眾所背負的沉重的歷史負擔，這就是他提出改變國民精神的歷史依據。

但是不能認為改造國民性就是魯迅所追求的“為人生”的目的本身。“為人生”，“改良這人生”，所謂“人生”就是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生活處境。他所追求的目的是使勞苦大眾都能擺脫貧困、受壓迫的處境。這個目的同改造國民性之間的聯系在于：在魯迅看來，任何改革，無論在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后，都需要有相應的思想基礎；否則，在改革前就會出現象《藥》中的情景，在革命中會出現阿Q似的革命黨，在改革后就會有種種“**”，而閏土似的農民仍然會受著“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困擾，“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

如果把魯迅的思想改革當作游離于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制度改革之外的一種孤立的存在，那就大大縮小了《吶喊》的思想意義。辛亥革命作為歷史背景在《吶喊》中占有突出地位，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是總結了辛亥革命實質上失敗的教訓，不僅只是客觀上的總結，而是，他自覺地思考的結果。當然魯迅并不否定革命，他在《藥》中歌頌了夏瑜(這在他的作品中是少見的)；他稱頌孫中山先生“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只是指出了一切革命都應有相應的思想基礎，它的落腳點仍在于改革本身，因為只有實際的改革，才能使勞苦大眾擺脫悲慘處境。

改造國民精神，還包含著這樣的含義，改革是群眾的真正利益所在，因而也是群眾自己的事情，他批判精神勝利法，正是立足于鼓動阿Q面對現實起而反抗。

經歷了“五四”高潮，魯迅寫作了《彷徨》，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變化。翻開《彷徨》的扉頁，我們可以看見他錄自《離騷》的這幾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徨”和“求索”是說明一個意思的兩個方面，也表達了“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的意思。

“仿徨”是由于經過了“五四”的高潮，《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魯迅失去了同氣相求的鼓舞者，而“求索”則表達了魯迅由于失去了戰友而引起的對前途的憂慮和追求新的戰斗的渴望。

應該說魯迅這時的“彷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當他于1906年棄醫從文，想要依靠文藝的力量來改變國民精神的時候，他曾經是滿懷信心的。但是當他經歷了所要創辦的刊物《新生》的流產，《域外小說集》的出版計劃的失敗，特別是當辛亥革命的果實遭到了篡奪以后，他就已經在無比的寂寞中感到個人的無力而陷于彷徨的境地。但是這一次他一方面是又一次感受到了改變國民精神的客觀任務的艱巨和參予改變的主觀

力量的薄弱，他是比前一次有了強烈的投入新的戰斗的渴望，也就是更偏重于“求索”，有了更多的積極意義。因此，在《彷徨》中，魯迅對曾經是首先覺悟者的知識分子的描寫是最可注意的了。它們闡釋著《彷徨》的總的主題。

《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則曾在爭取戀愛和婚姻自由的斗爭中取得有限的成功而一度停頓下來，以至在黑暗勢力的出其不意的襲擊中束手無策，導致悲劇。魯迅懷著同情而又悲憤的心情，揭示了他們的思想弱點，無可奈何地面對著這個現實。

一些過去的戰斗者退出了歷史舞臺，他提出的問題是，新的戰友應該是怎樣的，新的戰友又在哪里呢？這種心情就使《彷徨》中出現的“我”有了不同于《吶喊》的色彩。在《彷徨》中已經沒有了《吶喊》里《狂人日記》中狂人這樣的“我”——一往無前的戰斗者。也沒有像《故鄉》中那樣的“我”，他雖然對前途不能確切地加以把握，但對未來仍采取著一種積極的態度：“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吶喊》雖然也有曾是改革者，而后來則因對國事的失望而一味發著牢騷的N先生，但中間的“我”不但“不很愿意聽”他的牢騷，而且仍然是一個有所作為而被N先生嘲諷的“理想家”。而《彷徨》中的“我”卻沒有這種鮮明的傾向。《祝福》中的“我”，則已到了為求得自己的心安理得，而在祥林嫂所提出的尖銳問題面前采取了圓滑應付的態度。這大概也就是《彷徨》的戰斗意氣卻冷了不少的客觀反映。但《彷徨》中也有像涓生那樣的“我”，雖然他一度誤入迷途，但是他終于迷途知返，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雖然這“第一步”還只不過是總結他過往的失錯。但這也反映了魯迅的渴求新的戰友的積極的一面。

如前所述，戰斗的意氣冷了不少，我們只能在戰友的消沉而愈覺任務的艱巨上來理解。至于魯迅自己他從未懷疑過自己的追求，從未改變過自己的愛憎，因此《彷徨》與《吶喊》仍有著大量的思想內容的一致性：對封建衛道者都保持著揭露的鋒芒，對勞苦大眾仍都傾注著熾熱的感情。

總的說來，為改變國民的精神，由于《吶喊》寫于“五四”的高潮，魯迅的寫作必然著眼于現實的戰斗，因而作品也就更多地體現了這一主張的外在的表現，顯示了它本身的實際內涵和積極意義；而《彷徨》則寫于《新青年》的團體分化以后，魯迅正慨嘆于“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自選集>自序》)，而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戰友，自然而著重于對改革者本身作內在的探索。為貫徹自己的主張，這只是間接的任務。但是為了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前進，為了有所突破，這也是必要的，這也許是魯迅為貫徹自己的主張所作的更深沉的追求。

第四篇：我看魯迅的藥

我看魯迅的《藥》

對于魯迅，總有種既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覺。第一次結識他源自課本，隨著課堂上老師一次次滔滔不絕的描述越來越熟悉。然而他的文章讀完后總讓人有說不出來的感覺。“也許是我們未經歷那個時代、也許是我們思考的不夠。那些作品對于我竟有些生澀難懂。”那時的我想。

再一次捧起他的書，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吶喊。了解一個人才能更好的了解他的作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成為他作品最好的概括。

《藥》主要描寫華老栓為了患癆病的兒子花盡積蓄去買“饅頭”，而“饅頭”獨特的來歷--那正是革命者夏瑜，用鮮血澆灌的人血饅頭。以及由此在店里展開的一系列對話。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攤著；一只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初讀這篇文章時便被這一幕震撼到了。那到底是多么荒唐的一個故事，竟有人會傻傻相信沾有鮮血的饅頭能治病。看著文章上描寫的周圍人群隨意附和，不知不覺竟有些痛恨、厭惡起來。慢慢的了解下去，一遍遍仔細閱讀，看到了另一個革命者不屈的故事，那是與底層不幸愚昧者截然相反的一種人，一種新的人生態度。他們在抗爭，卻得不到諒解與尊重；他們只會大聲談喧嘩，卻完全不明白自己才是最大的愚蠢者。

瞧，無知的人們！那個迷信、落后、沒有同情心的老頭。當夏瑜處決，他根本不想知道是誰，而是一心落在饅頭上，他把孩子生的希

望完全寄托在了人血饅頭上。那多么愚昧，最后換來的是孩子的去世。茶店內還生存著各樣無知麻木的人們：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康大樹、一個二十多歲的人。他們無不用言語、行動反映著當時國民的劣根性。最可笑的是花白胡子，他喜歡奉承討好人，逢人就說吉祥話，喜歡打聽新鮮事，好奇心使他放下了尊嚴。年紀如此之大還要喊華老栓大叔，看著他們滑稽可笑的“表演”有些許同情。

看，夏瑜的悲哀！他為祖國奮斗卻被族人告發；在獄中宣傳革命卻遭來毒打；在刑場上，是眾人的冷眼旁觀；在店內，被人作為茶余飯后的笑料談資；犧牲時鮮血被當“藥”吃；就連母親都為他羞愧，不愿當人面上墳。種種的不解，陪伴他的只有墳頂一圈紅白的花。千千萬萬革命者的無奈悲劇。

我想那不僅僅是麻木人們的悲哀，更是整個社會的不幸。那是對無知者深深地諷刺。文章的最后：只剩下兩位失去愛子的母親，在周圍死寂一般的墳場上，無限的傷痛。

藥是最苦最良的藥。它苦的令人無可奈何、啞口無言，它苦的讓人由希望到絕望；藥是文中沾有革命者鮮血的饅頭，是治愈癆病的偏方；藥是精神食糧，能喚醒沉睡中的人們、拯救他們的靈魂、醫治他們的精神。

魯迅用他那獨特的筆觸語言，帶我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社會。他用他的一支筆，將當時整個社會濃縮到簡短的文字中，字里行間投射出殘酷的現實生活，發人深省。

漢語111班30號

竹芳

第五篇：我看教材刪減魯迅文章現狀（模版）

我看教材刪減魯迅文章現狀

教師教育學院 07021415 胡燕爾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作為中國文壇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章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魯迅選入中小學的文章也多達20篇以上，堪稱被教科書引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然而近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語文教材刪減了部分魯迅作品，其作品《藥》和《為了忘卻的紀念》不見了，只保留其《拿來主義》、《祝福》和《紀念劉和珍君》。這一調整引發讀者廣泛爭論。甚至還有稱魯迅將退出小學語文教材，這也遭來了不少質疑和批評，甚至上升到了國家靈魂的角度。有人直言“魯迅作品是雞肋”，更激怒一些熱愛魯迅作品的人。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界、教育界都在議論此事。然而依我看來。魯迅作品在教材中明顯減少，其實并不是一件壞事，大可以平常心待之。

首先，從課程目標的確定來看，學習者的需要是確定課程目標的依據之一，而課程的價值在于促進學習者的身心發展，因此，應當很好地研究學生的興趣、認知發展和個性形成的特點，明確學生發展的要求來確定課程內容。時下，由于魯迅作品過多，而且太難，學生普遍都討厭讀魯迅的作品，對于魯迅的認識也大都從教材開始的，不是出于興趣，而是出于應試，這大大有悖于原本的課程目標。減少一些難度大的魯迅作品，留下那些通俗易讀的，這對于重新培養學生的興趣是可行的。

其次，課程目標的第二大依據便是當代社會生活的需求。強調學校課程要反映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要求。關于語文教材的選編思想，《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也是這樣規定的：“選文要具有時代性和典范性，富有文化內涵，文質兼美，豐富多彩，難易適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學生的知識眼界。”也就是說，教材選編應將時代元素、難度適當以及符合學生審美需要放在首位。目前學生普遍認為魯迅的不少選進教材的文章學起來太難，不喜歡魯迅的作品。在這樣的前提下，教材中減少魯迅的作品正是學生意愿的體現。就連魯迅先生生前自己也曾說過：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子看的書雖然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吶喊》。”假如一開始就接觸那些革命性的文章，很可能引起現在孩子的反感。部分學生對魯迅感到疏遠，主要是因為時代的隔膜，魯迅先生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他需要同種種黑暗勢力作斗爭，而今天的時代則較為寬松和諧。因此，學生可能無法體會先生作品中的價值。

再次，學科的發展又是確定課程目標另一方面的主要依據，過多的選用魯迅的教材對于語文這門學科的發展不利，而且讓其越來越遠離其本位。第一、從語言的角度來說，魯迅的作品并非范本。由于時代原因，魯迅作品的語言多是半文半白，與現代漢語明白不同，從現代漢語的語法角度看，魯迅先生很多作品存在著病句、使用異體字的問題。中學教材大量選入魯迅先生的作品，至少對推廣普通話和規范使用現代漢語，是不利的。第二、從內容上說，魯迅先生的作品相對過時和落伍，不適合當代人的思想。現代社會所面臨的人文危機，應該說大大超越了魯迅當時的狀況，魯迅所表達的情緒，對于今天學生來說，已經顯得有些小兒科了。比如《一件小事》，體現了魯迅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但同樣的事放在今天，解決方案會有根本不同，今天學生無法理解《一件小事》中所體現出來的警察、車夫和乘客之間的那種語境。第三、魯迅創作的情感，在今天看，顯得有些不夠真實。一方面，魯迅先生的作品所反映的問題已顯得不那么尖銳了，另一方面，像大多數傳統作家一樣，魯迅筆下的生離死別顯得太美好，這和今天人們的體驗背道而馳，給人以不夠真實之感。因此，減少魯迅作品，自然也會增加一些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這對于語文的多元化、時代化是非常有利的。

我們正處于一個知識激增的時代，現有的學科門類達幾千門之多，但學生用來學習的時間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嚴格而精心地選擇課程內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課程內容的選擇大體體現四個原則，即注重基礎性、貼近社會生活、尊重學生經驗以及強化價值觀和道德教育。在我看來，大篇幅地將魯迅文章選入教材中的初衷是想從小學生開始去感受魯迅、親近魯迅，提升學生的愛國主義情結，加強國民教育，然而過多與過難的內容使得學生不僅失去了這一興趣，僅僅是為了考試而學習，失去了課程內容原本的學科目標。其實，我們并不一定要從教材中去強加以規定，培養學生的這一情感的方式很多，況且三篇或者五篇的選入差別并不能說明些什么，只要該教材內容更貼近生活，使其成為學生喜愛的“學本”，那么我們的最終目標也就達到了。

因此，在我看來，魯迅作品成雞肋，其實并不見得是一件壞事，相反，還是一件好事。這是語文發展的需要，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