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游俠列傳序》史記閱讀答案翻譯

《游俠列傳序》史記閱讀答案翻譯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①，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硚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xiāng)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③，雖時扦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注釋：①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齊國人，孔子弟子。原憲：字子思，魯國人，孔子弟子。②舜未稱帝時，多次遭其父與弟的迫害；伊尹：商湯賢臣，曾做商湯的廚師；傅險，即“傅巖”，苦役犯人，后被武丁委以重任，商大治；姜尚年七十還未得志，只能在棘津做販賣飲食的小販；夷吾，即管仲；百里，即百里奚，早年曾自賣為奴，替人喂牛；仲尼，即孔子，孔子周游列國，路過衛(wèi)國的匡地時，匡人見他貌似匡人憎恨的陽虎，便將他圍困起來，幾乎把他害死。③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此五人均為漢代初年著名的游俠，其事跡見傳文。

《游俠列傳序》史記閱讀答案翻譯

譯文：

詩人朱碧潭君，名汶，以名門世家子弟，少年時隨同父親出游，往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泛舟洞庭湖、鄱陽湖、九江之間，顛簸在波濤之上，以為壯舉。又登臨廬山，游賞赤壁，觀覽古圣賢隱居逃世歌嘯詠唱的遺跡，志氣有所啟發(fā)，于是學習做詩，飲酒放浪。每當酒醉高興，呼叫歡笑，便要做詩，自得其樂，還說他人哪能了解于我。人們也都輕視他，不把他的詩當回事。他的詩不行于時，只有在自己家里的墻壁窗戶上，寫得滿滿的，涂得到處皆是，以此來唬弄家人孩子。自己貧窮得無法謀生，家里人譏笑他說：“你涂些什么東西，真討人嫌，只會弄臟墻壁窗戶，又不能吃，難道畫餅充饑！”拿起筆硯往他身上擲去，想以此激怒他，讓他別再做詩。他可不發(fā)怒，照舊做詩。

有一天，知府出了一張告示，要尋找所謂朱詩人碧潭的。差人拿著告示到市里喊問，沒有人認識是誰，最后才知道是朱君。差人到門，強迫朱君去見知府。朱君穿了粗布衣服，窄袖子長下擺，大搖大擺地上了知府衙門。知府走下座位施禮迎接，朱君無所謂的樣子，作一個揖就坐上賓之座。朱君住在府城西郊，地點荒僻，處于田頭林尾地方，終日沒有人跡。知府獨去拜訪他。他住的幾椽老亭傾斜要倒，用竹竿撐住，讓知府坐在下面。家里揭不開鍋，撿一點儲備的樹葉，生起火來，煮幾顆筍，燒水沖茶，款待知府。那些差役忍饑挨餓，在門外罵罵咧咧，朱君就像沒有聽見。于是朱詩人的名字，一府傳開了，他的詩也稍稍有人看了。但是一個布衣同知府相交，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毀謗妒忌全來了。何況知府的所以降低身份給他禮遇，并不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好，而是因為知府的父親與朱君的父親是故舊之交，所以與朱君表示修好，報答舊日的交情。朱君的詩雖然由此為人們知曉，但是人們并不懂得看重他的詩，反而以此誹謗他。唉，真可說是窮到頭了！

大凡世人對于某件事物特別喜愛，必定是這件事物深得其好，而大悅其心。他追求并得到這件事物，這得到的快樂，是生死也換不到的，哪里還去理會生死之外的事情呢？做詩不能像貨物那樣賣給人們，得到錢財，取歡于人，這道理朱君是很清楚的。但他情愿關門做詩，雖挨凍受餓，衰病失意，也不厭倦，就是因為這是他的愛好。人們不懂得看重他的詩，怎么能阻撓他的志氣，改變他所從事的事業(yè)呢！

朱君曾經來看我，送我?guī)资自娨詾橐娒娑Y。他的態(tài)度很謙虛，談話很誠懇，大概的意思是對做詩是很自信的，不怕人們不知道他，只求我講一句話做證明。我想他這豈不是如此刻苦專心，愛好做詩，雖然不計較生死之外的事情，但還是不能忘懷于區(qū)區(qū)的小名嗎？唉，這確實就是朱君的所以愛好之深了。朱君已經死了，我所以為他的詩寫一篇序言，使他的詩行之于世，庶幾不辜負他的好意，雖然我的文章說不上能夠讓他的詩見重于后世。（錢伯城）

文言文閱讀答案及試題

11.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A.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志：記住、懷念

B.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伐：夸耀

C.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儕：世俗之人

D.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要：總之

12.以下各組語句中，全都能表現俠客之義的一項是

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②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③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④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⑤跖、硚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⑥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

A.①④⑤ B.②③⑥ C.①③⑥ D.②④⑤

13.下列對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司馬遷認為那些懷著君子之德，堅守道義不與當代世俗茍合的俠士實有其值得稱贊的品德，世人只稱贊學士而嘲笑俠士是沒有道理的。

B.作者舉了一系列的例子，說明即使有道仁人也會遭遇人生的困厄，更何況一般人呢。作者在這里實際是間接肯定了俠客之義的必要；聯系作者的經歷，這里面也隱隱有其自身痛切的人生體驗。

C.本文在藝術手法上頗具特色，巧妙地運用對比、襯托。用儒、俠對比，“以術取宰相卿大夫”之輩、“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的閭巷人與俠士對比，貴族之俠與布衣之俠對比，通過層層對比，突出了布衣之俠的高貴品質。

D.豪強拉幫結派，互相勾結，依仗財勢暴力欺凌孤獨勢弱的人，放縱欲望，自己滿足取樂，這是游俠之士鄙視的。世俗之人卻只看見俠士“時扦當世之文罔”的舉動而不能明察他們的真意，最終將他們與豪強之流視為同類加以嘲笑。

《游俠列傳序》史記閱讀答案翻譯

11.C 儕：同類，同輩

12.C 排除②⑤即可

13.A “懷著君子之德，堅守道義不與當代世俗茍合的”是儒生，不是俠士。

第二篇：讀《史記 游俠列傳》

讀《史記 游俠列傳》

再讀《史記》，《游俠列傳》讓人感慨頗多。這篇文章太史公最是斟酌用意，以儒俠對舉，以儒為俠作反襯，以朱家、劇孟、郭解等出身草根的游俠為例，稱頌了他們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高貴品格。《游俠列傳》篇全文共2400余字，著墨不多卻字字珠璣，寫得蕩氣回腸，感人至深。

朱家、劇孟、郭解等人，既非改朝換代的帝王，也非封疆裂土的諸侯，更非名垂青史的諸子百家，一介草莽，何得以讓太史公如此垂青，獨成一篇，以極其真摯的筆墨寫進這本“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些人身上，有哪些優(yōu)秀的閃光點讓太史公如此青眼有加呢？通篇來看，有以下幾點值得大家學習：

誠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他們都很守信用，答應別人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為了千金之諾，可以輕生死，拋血軀，付出一切努力也要達成。

薄望之美。朱家曾暗中相助季布擺脫被殺的厄運，等到后來季布官拜河東太守成為抵御匈奴的名將時，卻終身不再與季布相見。郭解救了別人的性命，從不沾沾自喜，覺得奇貨可居在人家面前夸耀。他們幫助別人，完全從心中之義出發(fā)，從來不指望被幫助之人能報答什么，也沒有想過要以此揚名，厚施而薄望，是一種純粹的不帶功利之心的樂于助人。

慷慨之美。朱家、劇孟、郭解等人，總是把別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為了幫助別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們盡管貧窮，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義，必全力以赴。朱家救濟別人的困難，總是從最貧賤的開始，而自己卻過著窮苦的生活，衣服破的連完整的色彩都沒有，每頓飯只吃一樣菜，乘坐的不過是個小牛拉的車子。這些游俠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把扶危濟困、幫助弱小的社會道德推向了極至。

成人之美。郭解曾經深夜前去洛陽調解一場許多人都沒能調解的糾紛，當事人佩服他的為人，聽從了他的意見，答應何解。郭解又連夜趕回，并告訴當事人讓他們先不要聽他的話，等他走后，讓洛陽諸公們再來調停，那時他們再和好。本來是自己做的好事，卻要說成是別人的功勞。郭解這樣做不但解決了一場糾紛，也維護了洛陽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郭解名聲顯赫，大將軍衛(wèi)青都非常佩服郭解的為人，鄉(xiāng)里人更是對他非常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兒子依仗郭解的聲望，強行灌別人喝酒，對方酒量不濟，實在躲不過盛怒之下拔刀殺死了他，之后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悲憤異常，發(fā)狠說道“以我弟弟的名望，我的兒子被殺兇手卻逃之夭夭”，將兒子的尸體丟棄在道路上任憑雨打風吹，以此來羞辱郭解。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會覺得兇手未免欺人太甚，怒發(fā)沖冠立即殺掉那人為外甥報仇。郭解卻沒有貿然報仇行兇，而是沉著冷靜的暗中調查，在找到那個人后還能心平氣和的聽他講完事情的經過，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得知實情后能夠公正的對待，合理的處理，把罪責歸于自己姐姐的孩子，收尸埋葬了他。以郭解當時的聲望，只要他通報地方官府就能將兇手定罪，仰慕他的少年甚至敢殺掉得罪他的人來向他表示尊敬和崇拜，在如此威勢之下，郭解仍然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在面臨血緣親情與社會公理時大義滅親維持正道，不仗勢欺人，真是難能可貴。

氣量之美。《勸學》中曾言“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郭解聲望很高，當有人“箕居視之”表現出無禮之態(tài)時，他不先究人過，而先查己過“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對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終于“箕踞者乃肉袒謝罪”，讓事情有了完美的結局。

敬畏之美。郭解“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后乃敢嘗酒食”。窮困時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勢就翻臉不認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終如一者則寥寥無幾。當時郭解可以說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是人們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卻能做到不乘車走進衙門，到旁的郡國替人辦事時，能辦到的一定辦到，不能辦到的也盡量使各方面都滿意，然后才肯接受別人的款待著實不易。

據司馬遷所說：列傳者，謂列敘人臣事跡，令可傳于后世。游俠既非位極之人臣，何得太史公如此吟唱？在太史公的眼里，朱家、劇孟、郭解雖是社會的底層人物，但是他們的仁義、謙遜、明理、講信用和助人為樂的美好品質，為老百姓所稱頌，而這些優(yōu)點，是大多數沉迷于功名利祿的上流社會人士根本不具備的。與其說這些美好品質為人民所稱頌，不如說是司馬遷從心底里贊賞他們，才將他們記載在正史里。

漢武帝時的官場是一個卑鄙自私的骯臟世界，這里沒有正義與人情。竇嬰為田蚡所害，李敢光天化日下被霍去病射死，賓客們甚為無恥，如《平津侯主父列傳》所言：“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廟堂之上袞袞諸公與草根游俠對比如此強烈，太史公有感于此，其對充滿人格魅力的游俠的歌頌，正是對漢代官場、上流社會的這種卑鄙無恥的道德面貌表里不一的赤裸裸的鞭撻。

《史記》對游俠的盛贊，和司馬遷的經歷也有關系。想來司馬遷的為人，也一定是謙虛謹慎，樂于助人的吧。他在書中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可他們都有人幫助，那些平民百姓有了困難，也有游俠的幫助。而司馬遷呢，因為出言不慎，被判了死罪，家中無錢，無法交錢免死，只得選擇腐刑，以完成未竟的事業(yè)。

公孫弘是漢武帝尊奉起的儒生中的極高代表，其“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此種人竟能謀得丞相之位。更有甚者，其竟強詞奪理，在漢武帝面前進“莫須有”之言，使郭解這位名滿天下的大俠全族被殺，其殘忍之面目，昭然若揭。在這樣的官場中，司馬遷怎么可能得到同僚的幫助呢？游俠不被統治者所謂的“法律”、“制度”所羈絆，站在道義的基準面上行事，而他自己，則被封建桎梏所迫害。因此，出于對游俠的俠義行為的贊美和敬畏，以及感傷自己的身世，司馬遷將游俠寫入了列傳當中，文字優(yōu)美，感情激蕩，結局卻是悲愴的。

漢代雖被稱為盛世，但太史公卻指出了諸多社會問題。漢武帝雖“雄才大略”，但其專制統治亦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為了對匈作戰(zhàn)，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來搜刮民脂；在治安不穩(wěn)之時，實行對官民殘暴鎮(zhèn)壓的酷吏統治，這些都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fā)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宄不勝。……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在此情況下，連三公都可能朝不保夕，“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另外，漢武帝對臣民的殺戮多出自個人意志，酷吏更是迎合其心理行事，如《酷吏列傳》所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jiān)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jiān)史清平者”。在此統治下，人民“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在這種復雜的社會背景下，特別是漢朝經歷了“吳楚七國叛亂”以后，統治階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對地方割據勢力及豪強采取嚴厲打壓的政策，本不屬于地方豪強的游俠，因崇高的社會威望和巨大的影響力，也成為漢朝政府防范打擊的對象。文景之后，朝廷不斷屠殺游俠，沒有漢初“漢祖杖劍，武夫勃興……緒余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后漢書·黨錮列傳》序）的情景。如郭解之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景帝時亦盡誅“濟南瞯氏、陳周庸”，武帝時郭解更是被滅了族，從此漢朝再無真正的游俠。游俠“捍當世之文罔”的行為正是對世間不平的反抗，對獨立不羈精神的追求。他們?yōu)楹诎档娜耸缼硇┰S光亮，但終被統治者肆虐的狂風所熄滅。太史公在熱情歌頌游俠的同時，也表達了對統治者的極大憤恨。

合上這部史家絕唱，那凄美悲壯的游俠形象在我心中久久不散。游俠并非不愛生命，而是希望活的更有價值，他們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活的任性、灑脫、無拘無束。反觀當今社會，當人與人之間變得以利益為準繩，以金錢為信仰的時候，當人情味越來越淡薄的時候，當世人變得比自我為中心、趨利避害的時候，在這樣的土壤里，俠義的衰亡不過是個必然的結局。

朔風起，北方寒，黃鬃馬，青銅劍，斗笠，披風，愿游俠向我們走來。

杜明崗

第三篇：游俠列傳翻譯原文

《游俠列傳》是《史記》名篇之一，記述了漢代著名俠士朱家、劇孟和郭解的史實。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 游俠列傳翻譯原文，歡迎閱讀。

游俠列傳翻譯原文

原文：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xiāng)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勎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扦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譯文：

韓非說：“儒生往往用文墨來擾亂法律，而俠土往往憑武力來觸犯禁令。”這兩種人都曾遭到譏評。而有學問的人還是大都被世人所稱贊。至于依靠機謀、權術而獲得宰相、卿、大夫官位，并輔助當世君主的人，他們的功績和聲名都已著錄在史書之中，這些本沒有什么可以多說的。又象季次、原憲，他們本是隱居街巷的人，飽讀詩書，保持著有獨特品行的君子們的那種德性，堅持正義，不隨便迎合當世，同世人也譏笑他們。所以季次、原憲一輩子居住在簡陋的破草房之中，粗麻布衣，粗茶淡飯，尚常常不得溫飽。他們死了也就默默無聞了。可是四百多年來，他們的后代學生仍不斷地在紀念他們。至于游俠之士，他們的行為雖不符合正式法紀的軌道，但他們說的話一定要兌現，他們辦事一定很果決。他們已經答應別人的事，就一定誠心去辦。他們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別人的危難。一旦將別人從危難和死亡線上拯救出來，也決不自恃自己的能力，同時羞于夸耀自己的品德。這些，也是很有值得稱贊之處的。

況且，平安或危急，是人們常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說：從前虞舜曾經在井底和米倉中受過危難，伊尹曾經背著鐵鍋和砧板當過廚子，傅說曾經隱匿在傅巖為人筑墻，呂尚曾經在棘津受窮困，管夷吾曾經披枷帶鎖，百里奚曾經喂過牛，孔仲尼曾在匡地受到驚駭，又曾在陳國，蔡國餓得面黃如萊葉。這些都是被學土們稱為有道德的仁人，還不免遭到這些災難，更何況那憑著一般才能而處于亂世中的下層人呢？他們所遭受的迫害又怎么能說得完呢？

第四篇：史記 游俠

中對特殊群體的描述來反映出來的。類傳，是司馬遷列傳中的一種，它是通過對一類人合起來給他們寫一個傳記的形式來表達，這一類群體在當時的一些歷史的活動和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史記》當中很有名的就有《游俠列傳》，《游俠列傳》是司馬遷為游俠這一批人，比如朱家、田仲等這個群體所立的一個列傳。“游俠”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國古代人一直所推崇的俠義精神的“俠”是有一脈相承的關系的。那么，中國的“武俠小說”的興盛，它表現出的俠義精神和游俠表現出來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處。只不過后來的武俠小說經過了很多文學化的創(chuàng)作。司馬遷在《游俠列傳》里，他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個人力量的游俠，凐滅不見，見不到這些人。司馬遷說：我覺得十分可惜。但是以我能夠見到的這些人來看，漢代興起的時候，漢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這些人。這些人雖然說他們個人有的時候會觸犯國家法律。行俠仗義的時候確實觸犯了國家的法律，但是，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人品德非常地廉潔，非常地有俠義精神，仍然有值得稱道的地方，給予游俠是一個肯定的評價。那么我們看，司馬遷之所以會說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難道是因為在整個中國的秦代之前，整個春秋戰(zhàn)國時期，因為有游俠但卻沒有留下資料嗎？其實是因為在整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游俠還沒有那么極度地興盛起來，游俠的興盛其實在戰(zhàn)國時期才漸漸地興起，而游俠的活躍也就活躍在秦以及漢的早期。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整個中國原來這種分邦建國，周天子分封的體制，在不斷地瓦解。伴隨著這種體制瓦解，是當時的宗法等級制的政治系統已經不能行用了，并且與之相應的倫理道德評價體系也在漸漸地垮臺。因為到了戰(zhàn)國時期，整個傳統的宗法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就陷入了混亂。國家已經無力去處理社會上的紛爭，以國家的力量來約束很多的社會力量。所以這個時期，一方面社會力量大大地興起，另一方面，是國家無力去救助比較弱小的群體。因此，就出現了像“游俠”這種特定的階層。那么，游俠通常都是有一定的社會財富，所以，他們才可以用個人之力去幫助那些弱勢群體。游俠這個特定階層，他們正是在春秋戰(zhàn)國宗法體制瓦解之后才出現的。所以，司馬遷會說，整個秦代以前，游俠其實并不興盛。游俠的興盛確實是秦代和漢初一個非常興盛的時期。

但是在漢代逐漸穩(wěn)定之后，尤其是漢武帝加強整個中央集權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俠的社會作用就在消退，因為這個時候，國家的力量在強大起來，那么這時候，客觀上就不需要這種社會力量出面來干擾國家執(zhí)行法制，所以說，這個群體就漸漸消亡了，它沒有這種社會作用了，同時又受到了整個正統王朝的打擊。于是，我們會看到：在后來的政史當中，除了《漢書》和《游俠傳》，以后就再也沒有《游俠列傳》這樣的列傳了。所以，游俠類傳和其他類傳的目錄能夠鮮明地反映出來秦漢之際中國歷史的一些特征。那么，我們從《史記》和《漢書》對游俠的不同評價，也可以看出，歷史變化對史家個一個人的影響，在《史記》的《游俠列傳》里，司馬遷說：我們看到今天的游俠，雖然說，我們不能把他所有的行為都稱之為一種正義的，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但是，他們這種講誠信，講承諾能夠救助弱勢的人，并且在救助別人之后，不宣揚自己的能力，所以，游俠還是值得稱道的。因此《史記》的整個《游俠列傳》會看到，對游俠是持一個基本肯定的態(tài)度。

但是在《漢書》的《游俠傳》中，班固對游俠是持一個貶斥態(tài)度，他說：像郭謝這些游俠之人，他們“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他們作為個人，竊奪了國家應有的生殺之權，可以說罪不容誅。雖然說，他們的個人品德、他們的個人修養(yǎng)也不乏有好的地方，但是他們實際上，不入于道德，其實放縱于末流，那么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最后，他們遭到了整個正統王朝的打擊。有的時候，自己也死了，那么整個的家族也覆滅了。從王朝角度說，不能說是完全是國家的原因，其實，是從他們竊奪了國家生殺大權是有很大原因的。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班固所持的態(tài)度跟司馬遷完全不一樣。班固所持的態(tài)度之所以和司馬遷不一樣，是因為班固作為東漢時期的人，這個時期已是一個和秦漢之際，尤其是西漢早期這樣一種社會形勢，整個文化氛圍完全不同了，君主的集權在大大加強，這種尊重正統王朝、尊重國家意志、尊重君主意志，這樣一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所以說，班固才把他們認為是一些破壞國家政權的不入流的人。從整個《史記》和《漢書》的比較中，我們會看出，《史記》對游俠的評價，它是和當時的整個社會評價，和當時的社會背景保持一致的。

司馬遷當然作為他個人來說，他也是非常鐘愛游俠這個群體的。但是司馬遷對《游俠列傳》的寫作，對游俠的評價，他基于仍然主要是秦漢之際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對游俠的背景和社會評價也是一致的，社會評價也同樣這個時候對游俠的評價非常高。但是，在游俠逐漸受到漢武帝的打擊，逐漸沒落之后，后來人再來看這個時期游俠的活躍，就會對游俠起一個比較低的評價。那到后來，根本就沒有游俠這個群體了，他在政史當中也就沒有這樣的傳記了，我們所看到的所謂的武俠小說中的“俠”的形象和整個的游俠是比較不同的兩種“俠”的形象。因此我們會看到，司馬遷整個評價是和歷史，他的評價和歷史相符的。

而到了班固的時候，他已經不太能理解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因此他對司馬遷所給予的一些評價，在整個《史記》當中，所表現來的態(tài)度，已經表示出來一種不理解。因此他在給司馬遷寫列傳的時候，他就批評司馬遷說：司馬遷在寫這個類傳的時候，“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司馬遷寫的《游俠列傳》，你對游俠進行了這么高的評價，你是表揚了這些奸雄之人，但你卻貶低了所謂處士，那些遵守儒家正統道義，但是又沒有做官被稱為處士的人。那么，司馬遷的這種推崇游俠，在班固這里就獲得了批判，同時班固也批判司馬遷說，他同時在《貨殖列傳》里，他對“貨殖”，對商人的這種推崇，則是一種“崇勢利而羞賤貧”。也就是說，崇拜利益，崇拜錢財，崇拜勢利，使得貧賤之人因此而蒙羞。

班固所說的《貨殖列傳》，也是整個《史記》當中，非常突出的一類類傳之一。那么，《史記》的《貨殖列傳》是專門從事“貨殖”活動的的杰出人物的列傳。“貨殖”在古代是指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來進行商業(yè)活動，從中生財求利，這樣一種活動方式。那么除了這種交換經濟商品之外，其實它還包括了各種手工業(yè)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yè)的經營在內。《貨殖列傳》其實我們簡單來說，是司馬遷給當時非常活躍的這些大商人，這些人所立的這樣一種傳記。

其實這里有后代人所推崇的陶朱公，也有后代人非常推崇的被稱為“商圣”的白圭。那么，陶朱公我們看他，本名就是范蠡，范蠡這個人輔佐著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最后，打敗了吳國這樣的一個人。

那么，范蠡在輔佐越王勾踐最后成功復仇之后，就馬上隱也去了。到了齊帝之后，范蠡就給當時同樣是勾踐臣子文仲寫了一封信，他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就說，越王勾踐這個人，長得“長頸鳥喙”，脖子很長，嘴像鳥一樣。這種人從他的面相來看，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樂。可以跟他共同來體察這個臥薪嘗膽的奮發(fā)之苦，可是他現在成功了，他這種人是不可以與之共享樂的。他就說：文仲大人，您應該趕快離去。那么文仲大人在收到了范蠡的信以后，于是馬上說自己生病了，然后就不參與政事。但是，他仍然沒有逃過勾踐對諸殺他的這樣一種行為。那么勾踐聽信人的讒言，說這個文仲要作亂，于是，他就賜給了文仲一把劍，對文仲說：你教了我，你當時說，有七種辦法可以來對付吳國，伐吳的時候，你說有七種對策。我只是用了你教的三種計策，最后就打敗了吳國。還有四種計策，還在你那里，我沒有用，你沒有告訴我。那么，為何你不用這四種計策，跟從先王去做一番功業(yè)？這就是隱諱地在告訴文仲說，你去追隨先王，追隨先王與帝下，因此，文仲破于這種壓力，只好最后自殺了。

那么，范蠡則是很早就看清楚了勾踐這個人的真面目，因此他很早就選擇了辭官離去，隱居故里了。那么在《史記》中記載，范蠡在離去了之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到處游歷，變更姓名。最后到了“陶”這個地方，于是，到陶地之后，就稱自己為“朱公”。那么朱公，范蠡就認為，陶地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是貨物流通交換的一個極佳之地。于是，朱公就在這個陶地安頓下來。而在整個的過程中，19年間，他在這個地方經商，三次三致千金，三次像百萬富翁一樣那么富。但是每次，他有這么多錢之后，他都給那些貧困的親戚、給一些貧困的人就散發(fā)了出去，但是發(fā)出去之后，很快又能再次做生意做起來，又使自己富起來，又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所以，陶朱公就被稱為了后來人所崇敬的典范。一來，實際上他是一個非常會做生意的商人，其實他是一個義商，他做生意，但是他不忘周濟貧困，他做得這種生意是要惠及社會的，這也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商人的一個追求。那么，范蠡因此也就以陶朱公而聞名了。

當然，歷史上還有一個更加美麗的傳說，就說范蠡在離去的時候，帶走了西施。西施當時被越王勾踐送給吳王夫差，吳王夫差沉迷于美色，于是荒廢朝政，才使得越王勾踐復興，臥薪嘗膽，最后得報了大仇。據說，西施其實最早是范蠡發(fā)現的，但是范蠡為了勾踐復國大業(yè)，就把它獻給了吳王夫差，在后來，在勾踐大業(yè)完成之后，范蠡在自己悄然離去的同時也帶了西施。兩人共同隱居江湖，并且后來范蠡又成了陶朱公，富甲一方。當然，這個在《史記》當中就沒有記載，可以說，這是后代的人對“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的下落和去處的一個美麗猜想。也是大家寄予對一個女子，希望她得到一個愛情和得到一個更完美人生的愿望。因此，我們看在整個《史記》的《貨殖列傳》中就記載了很多類似于陶朱公這樣的經商起家的大商人。并且，在記載這些大商人的事跡的時候，司馬遷都對他們持一種贊揚的，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

司馬遷的這種態(tài)度，也是對游俠的態(tài)度一樣，它是符合當時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司馬遷并不像后代的人一樣，崇尚重農抑商。當然，他肯定了農業(yè)生產的一個最根本的地位，但是他也充分接收了先秦時代代表新興商人思想家的觀點。因此，他在《史記》當中，推崇這種商人，他強調這種商品經濟的自由發(fā)展，強調商品經濟發(fā)展對國家的好處。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在描寫這些商人中，通常把商人的經商有道，個人品德有一個非常推崇的描寫。

在這些過程中，他也表達了自己一些對于財富、對于利益的觀念，他就認為，所謂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不是站在一個我們后世所看到的儒家一個純粹的倫理道德層面來講這個問題。他肯定人對這個利益的追求，但是他推崇的是這種像陶朱公這樣的義商，你富了之后，你應該惠及社會。司馬遷的這種思想，他強調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這種思想，是和先秦時代商人的興盛有很大關系。我們知道，在整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當時的中國是列國林立，這就使得商人在交換當中，占有非常大的優(yōu)勢，他們通過把異國的貨物運到另一國，從中取利，因為商人階級就在這個時期很快地興盛起來，并且也占有一定的政治上的地位。所以說這個時期，有很多代表這種商人階層的思想家，他們是對商品經濟持一個推崇態(tài)度。司馬遷正是接收了這種對商品經濟推崇的態(tài)度，而在整個《史記》中，也表現了這樣的態(tài)度。

但是，隨著整個正統王朝，我們知道，一個專制主義的加強，一個中央集權的加強，這就使得中央集權，它在不斷地發(fā)展，而整個中央集權的發(fā)展，非常鮮明的一點是，它和民間資本，在財富、勞動力的爭奪上，就產生了一個矛盾。畢竟，整個中國古代是處于一個農業(yè)社會為主的社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生產力必定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也是有限的。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就往往需要利用大筆的這種資金、財富，來做一些全國性的事業(yè)。尤其到了漢武帝時期，在加強全國的建設上，在對漢匈的交戰(zhàn)中，都需要大量的財貨。因此，這就使得中央集權它要向著一個節(jié)制民間資本的方向發(fā)展，使得民間的資本受到了一定限制，從而使得大量的資本能夠聚集和凝聚在國家的手里。中央集權不斷地發(fā)展的趨勢，使得中國后來在整個一直處于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體制下，一直都處于一個節(jié)制民間資本的范疇內。所以說，中國的社會力量、中國的民間資本一直都沒有發(fā)展起來。后來，在整個的思想觀念上，大家更多地又接受了所謂的重農抑商，重文抑墨的思想，對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也不再推崇。對于商人階級也不再給予鼓勵，而商人階級又處于非常低的地位，這樣就更使得整個民間資本得不到發(fā)展。整個民間資本受到抑制是和中央集權不斷地加強，是和中國的整個古代政治體制有關系的。那么，正是因為在這樣一種發(fā)展趨勢下，我們在后代就沒有看到類似于《貨殖列傳》這樣的列傳在正史中出現，也沒有人給予這些商人，像司馬遷那么高的評價。

由此我們就會看到，在列傳的這個類傳當中，這種特殊群體的消長，很能夠反映出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征。比如我們講到的游俠、貨殖這些人，后來都在政史中消亡了。包括《史記》中有刺客的列傳，后來也沒有了，比如我們熟悉的《荊柯刺秦王》，這個《荊柯刺秦王》的故事是在《史記》的《刺客列傳》當中，這個“列傳”后來都消亡了。主要是因為社會形勢的變化，這些人承載著這些人他們的一個消亡所決定的。但是我們看到《史記》當中列傳中有所謂的《循吏列傳》，奉公守法的這些好的官吏，給他們所立的一個列傳，有《儒林列傳》，很有名的儒家的學者，這些士大夫他們的列傳。這些《循吏列傳》、《儒林列傳》在以后的政史當中，通常都是存在的。因此，我們會看到，正是因為后來的時代發(fā)展，有一些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所摒棄了，另外一些還是留了下來。因此，我們會從整個《史記》的列傳類目，它所體現出來的鮮明的時代特色，來體會到整個秦漢之際中國時代特征。

因此我們才說，我們今天來閱讀和理解《史記》，必須要結合秦漢時期的中國歷史的走向，才能夠獲得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認識，而不是僅僅把它作為司馬遷個人的喜好來理解。司馬遷的思想有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

同時，我們就會看到，《史記》所表現出來的體例和內容上的特征，一部分是中國文化傳承和逐步發(fā)展出來的。到了司馬遷這里，就獲得了總結和發(fā)揚，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史學的重視，那么到司馬遷這里，他就使得史學開始脫離了經學，這實際上成為中國文化傳承和發(fā)展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這里，司馬遷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司馬遷的開創(chuàng)之功，和我們之前對史學的重視是分不開的。但另外一部分，是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征所賦予的。我們看到從整個列傳類目，從整個體例和內容上所體現出來的帝制觀念沒有深入人心，對游俠、對商人的評價和后世不同等等。這體現出來，則是秦漢之際的時代特征，這種時代特征是在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在歷史的轉變過程當中，所特殊所具有的這樣的時期，它有一個鮮明的階段性的特點的。因此我們從《史記》的分析解讀可以看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fā)展，它本身是有一個成長變化過程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必須要堅持有這樣一種“變”的觀念，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是一個不斷地變化的過程的。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才有我們后來所看到的整個我們說到了更靠近近代以來這種明清王朝的這樣一種特征，這種特征雖然一部分確實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特征，但另外一部分也是不斷地演進、不斷地變化而來的，并不是說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實本身是一個不斷地各種各樣的文化特點、文化優(yōu)勢，那么再逐漸形成變化的一個過程。我們只有將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變”的態(tài)度，引入到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當中去，實際上，才可以更好地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才不至于我們把中國文化上面所有的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裝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盒子里，認為這些好的和壞的都是固定的、成型的。但實際上我們要看到，中國文化的一些好的方面，有它不斷地傳承和發(fā)揚的過程，而壞的一些方面，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專制，這種整個的集權的加強，實際上，它也是有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和中國歷史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不管我們從哪個方面來解讀和看待中國文化，都應該持有“變”的觀念，有了這種“變”的觀念，我們才能更加理性和客觀地來看待整個中國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種優(yōu)勢和劣勢，也才有利于我們今天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更好地利用中國文化，更好地吸收中國文化，而對于我們今天中國文化的建設才有更好地借鑒作用，今天我們的講題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五篇：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讀《史記·貨殖列傳序》

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向賢柔

作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司馬遷對我國的影響絕不僅限于史學，而是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軍事，他都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司馬遷寫《史記》，絕不是為寫史而寫史，而是為了傳達一種思想、一種主張、一種號召，司馬遷用畢生的精力，將自己的思想精華全部融入進去。窺一斑而知全豹，現僅于《史記·貨殖列傳序》為例，簡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我國古代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決定了古代歷代君王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重農抑商”的主張。“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之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劉向·《說苑》），這是魏國改革家李悝的觀點，他認為商業(yè)和手工業(yè)與農業(yè)是完全對立的，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必然會破壞農業(yè)生產，減少農業(yè)勞動力，損害農民利益。因而，李悝實行了以“盡地力之教”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與此同時，實行“平糶之法”來鼓勵農業(yè)生產，穩(wěn)定農產品市場。李悝看來，“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漢書·食貨志上》），從表面看來，這樣一種政策似乎兼顧了農業(yè)與商業(yè)，但從本質而言，依然是一種

抑商政策，只不過通過國家干預市場來調節(jié)利益分配，將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到國家和農民，這種政策必然損害工商業(yè)者，而有利于農業(yè)的穩(wěn)定和農民積極性的提高。

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商鞅變法中則體現得更加明顯，“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成了變法的主要內容。商鞅對秦孝公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zhàn)也。農者寡而游者眾，故其國貧危。其境內之民，皆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zhàn)，如此亡國則不遠矣。”（《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認為秦國最大的問題是人人喜商，所以農事不舉；農事衰敗則國家危亡。商鞅把李悝“盡地力之教”的措施帶到秦國，在社會生產中，特別重視農業(yè)生產領域。商鞅根據秦國地廣人稀、荒地多的特點，把重點放在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來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方面。他在變法中規(guī)定：“僇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本業(yè)”就是男耕女織的農桑業(yè)。“末利”是指制造和經營奢侈品的奇技巧、刻鏤紋繡的一類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因此，商鞅在變法中對商業(yè)采取打壓政策，規(guī)定：

一、“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商君書·墾令》），禁止商人經營糧食，限制糧食在市場上流通。

二、“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墾令》），使“農逸而商勞”（《商君書·墾令》），加重商人賦稅和徭役。

三、“壹山澤”（《商君書·墾令》），由國家對鹽鐵等實行專賣。

這些政策的實行就當時而言，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長時間延續(xù)下去的時候，其消極影響就會凸顯出來。在漢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對商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都進行

了限制。漢武帝時規(guī)定“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平準書》），同時，設置大農等官職，“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既買之”(《史記·平準書》)。針對這種狀況，司馬遷認為，“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史記·平準書》)，這種與民爭利的政策嚴重阻礙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

針對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種種現象，司馬遷提出了自己的經濟主張，反對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要求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重視工商業(yè)的發(fā)展，重視其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這種思想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得到了部分的體現，現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理解。

首先，司馬遷論證了發(fā)展工商業(yè)的必要性，強調人口和商品的流通。針對老子提出“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司馬遷明確表明了自己的反對立場，認為“則幾無行矣”（《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明白那種人與人之間不需要交往、人人都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理想社會只是一種海市蜃樓，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司馬遷對人性理解得很透徹，他明確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正視人的欲望，“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列傳序》），而這些需要的滿足僅靠個人是無法實現的，而要人口的流動和商品的交換。除了個體的差異，司馬遷還分析了地域上的隔閡和差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記·貨殖列

傳序》），而這些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記·貨殖列傳序》），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而這些的實現都要各種職業(yè)的相互配合，“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記·貨殖列傳序》），這一方面論證了商品流通的合理性，也強調了商人地位的重要性，這與我們當今的社會可謂不謀而合。

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創(chuàng)造性的解讀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進一步強調商業(yè)在國家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強調，只有經濟上的富強才能達到政治上的親和力。他舉例說：“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史記·貨殖列傳序》），除此以外，“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更是盛贊齊國通過經濟的發(fā)展來增強國力，從而取得政治上的認可，增強人民對政府的認同感。所以，司馬遷并不強調孔孟所主張的禮制，而是強調一個國家經濟對政治的重大作用。然而，如果司馬遷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理解僅限于此的話就顯得太不足了，因為古代也強調農業(yè)對國家和統治的安定的重要，司馬遷的更偉大之處在于他強調工商業(yè)的重要作用，它應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并認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記·貨殖列傳序》），他把士、農、工、商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直接挑戰(zhàn)傳統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并對我國歷代統治者所采用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了明確的質疑和反對，這是一種既需要思想又需要魄力的舉動。在那樣一種環(huán)境中，他不僅是挑戰(zhàn)整個社會輿論，更是直接挑戰(zhàn)當朝治者，只有有思想，他才能提出這些觀點；

只有有魄力，他也才敢于提出。所以說，真正的歷史學家絕不會僅僅拘泥于歷史，更是要超越歷史，這樣的思想也才會歷久彌新。

除了政治與經濟，司馬遷還闡述了經濟與文化的關系。他引用《管子·牧民》中的話說：“倉廩實而佑禮節(jié)，衣食足而佑榮辱”，認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史記·貨殖列傳序》），他稱頌美德，但它所主張的并不是像如家的空中樓閣，而是有著深厚的經濟基礎，只有在基本的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后才能奢談精神生活，才能修身立命，培養(yǎng)高尚情操，這就當今社會而言，依然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同時，司馬遷提出了自己對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的看法，主張實行寬松的的經濟政策，為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環(huán)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序》），司馬遷認為，管理社會，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其次是要實行引導，再次是要對人進行教化，再其次是要用刑法約束人，最下者乃與民爭利。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首先，他提出了一種樸素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他認為管理經濟的最好方法是順其自然，“善者因之”，創(chuàng)造一種自由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盡量減少行政干預。因此，司馬遷對武帝實行的鹽鐵專賣、平準均稅等打擊商人的政策提出批評，認為“最下者與之爭”，堅決反對與民爭利。

《史記》中很多思想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和超越時代的意義，司馬遷能夠看清社會的角角落落，從宏觀上把握社會的各個方面。一種思想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它的獨創(chuàng)性、預見性，以及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司馬遷的種種觀點和理論就正是因為其對歷史的永久的指導意義而永久流傳。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仔細

去品讀。這篇文章《貨殖列傳序》簡談一下個人意見，有很多紕漏和不足有待指正。

參考資料：《史記》司馬遷 著

《司馬遷經濟思想通論》

朱枝富 著

《管子》

管子 著

《老子》

老子 著

《商君書》 商鞅 著

《漢書》

班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