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及職能定位

法律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及職能定位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概念以法律形式出現，最早是在1982年《憲法》第8條中，1991年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又將其稱之為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現行《憲法》等法律法規中則規范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為解決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去”和“留”矛盾，又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然而，時至今日，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涵、性質及職能定位，無論是法律或是學術界，尚未有統一、明確和具體的界定，由于缺乏專門法律規定，目前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了解，主要是從憲法或相關法律法規、文件中獲得。分析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憲法和法律已涉及到該組織的概念。如《憲法》第8條第l款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從本款中規定與現實中農村土地承包的作法相比較，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是指以土地為依托、以土地的集體所有為紐帶、以農民為成員的“村組織”，該村組織既區別于村民委員會，也區別于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二是公有制性質的經濟組織，它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圍繞土地產權推進，是公有經濟在農村的重要體現形式之一。三是具有民事法律主體資格的其他社會組織，對本組織內農民集體所有的資產享有管理權和經營權的職能及權限。如《憲法》第17條“……集體經濟組織實行民主管理，決定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農業法》第10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依法管理集體資產……”又如《民法通則》第74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資產包括：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規定了權限范圍。四是重合于村民自治組織，它超越了單純經濟組織屬性，還承擔著社會管理和服務的職能，帶有綜合性組織的特點。如按照《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是同一機構，即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職能重疊，具有“政社合一性”。

第二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什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它是為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在自然鄉村范圍內，由農民自愿聯合，將其各自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較大型農具、耕畜）投入集體所有，由集體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農民進行集體勞動，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農業社會主義經濟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不同于企業法人，又不同于社會團體，也不同于行政機關，自有其獨特的政治性質和法律性質。它在歷史演進中，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即合作化時期（從初級社到高級社）；

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經濟合作社時期（農村改革撤銷人民公社、設立鄉村建制后原來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相應地變更為鄉、村和村民小組，為適應生產隊的經濟職能，又更名為經濟合作社，村民小組和經濟合作社兩個名稱同時存在）。

合作化時期，農民對社會主義改造成的熱情比較高，自愿入社，生產積極，合作社對經營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較強。因此，這一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經濟比較正常。人民公社時期，實行政社合一，強調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調，嚴重地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雖強化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行政化管理，卻脫離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和發展規律，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搞得農村經濟幾近崩潰

。經濟合作社時期，普遍實行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經營為主要形式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適應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搞活了農村經濟。但也造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能力和集體經濟的弱化。這些變化，雖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都尚未改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屬性。分析起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特征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

首先，它以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為基礎，其以土地為中心的主要生產資料為組織內的農民集體所有，并以憲法和法律直接予以確認。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和組織保證。其次，它適應中國農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發展規律，也就是說能夠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維護最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二是民事法律主體的其他組織。它依法律和政策規定而建立，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擁有獨立的財產和自主進行生產經營的能力，并能在一定的財產范圍內（土地所有權除外）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符合民事主體的資格條件，因此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它與法人相似，但在設立程序和條件、終止條件、生產經營方式和目的、財產（主要是土地）處分、管理職能等方面卻又不同于法人。故其作為民事主體，有別于自然人和法人，只能把它作為其他組織對待。

三是重合于農村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農村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雖然是村民委員會和其下設的村民小組，但在當前的農村基層組織中，大多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濟合作社）與村民小組或村民委員會是同一機構，即兩枚印章一套機構。二者決策機制相似，實踐中職能相互重疊，特別是對農村基層社會的管理與服務，二者無法截然分開，具有“政社合一性”。

綜上可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不同于企業法人，又不同于社會團體，也不同于行政機關，自有其獨特的政治性質和法律性質。正是由于這種特殊性，決定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作用及其成員的資格權利等重要內容。

第三篇：什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什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2011-11-12 23:11 freelose | 分類：法律 | 瀏覽2094次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個什么玩意？誰代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行使權利，供銷社是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那它現在還存不存在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沒有處分集體所有土地的權力？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它是為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在自然鄉村范圍內，更多是在一個生產隊范圍內，由農民自愿聯合，將其各自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較大型農具、耕畜（不包括農村宅基地，也即現在所說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投入集體所有，由集體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農民進行集體勞動，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農業社會主義經濟組織。

公社也即現在的鄉或鎮，既是基層政權，也是從事集體經濟活動的經濟組織，政經合一，主要控制的集體資產為解放后全鄉范圍內農民投工、投勞或通過攆地投入土地形成的公社醫院、學校、場鎮、電站、農機站、供銷社電影院等等公共服務設施及企事業單位資產。生產大隊也即現在的村民委員會實際控制的資產，應為村下屬各生產隊成員通過投工、投勞或者通過攆地投入土地資源形成的大隊小學、大隊辦公室、廣場、道路以及村辦企業等資產。而生產隊為純粹從事集體經濟活動的經濟組織，其所有的資產包括農村的絕大部分耕地、道路、河道、灌溉設施、辦公室、曬場、水碾等等資產，控制或者所有資產的比例應占到農村資產的99%以上。在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種集體從事農業經濟活動的組織中，生產隊是基礎，擁有包括土地、耕畜和農具在內的大部分的而且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因此一般意義上的集體經濟組織是指生產隊。也即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經濟組織是農村承包地、林地、以及其它生產資料的實際控制人或所有人。

第四篇：淺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審計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以公有土地為基礎，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經濟組織，它聯系著農村千家萬戶和廣大農民群眾。加強對這一特定經濟組織的審計監督，對于全面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提高經濟效益，維護農民利益，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農村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具體的審計實踐中，應重點抓好六個方面。

一、抓好集體資產管理審計。農村集體資產，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的勞動成果，也是廣大農民致富奔小康的物質基礎。具體來說，一是審查集體資產管理的基礎工作，包括產權明晰與界定，存量資產臺帳登記情況，資產增減變動登記管理，資產年檢與清查制度的建立與執行情況，資產保值增值責任制建立與考核評價等。二是審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建設投資及管理情況，包括二三產業的基礎建設、農業水利基本建設、農村公益事業基礎設施建設等農村集體工程建設項目的招投標及其他建設管理，工程預決算審計，農村其他各項集體資產購建審計。三是審查集體資產的占用與處置，包括使用者對集體資產的管理責任和經濟義務是否明確，固定資產的報廢是否具備規定的手續，資產產權的轉讓是否合規合理，對外投資管理是否規范，資產占用與處置過程中各項防止資產可能流失的措施與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情況等。四是審查集體資產的收益與分配，包括各項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的承包金或租賃費標準設定是否合理，到賬是否全面及時，各項投資收益的收繳是否正常，收益收繳的風險控制，資產收益的分配是否符合集體資產管理規定等。

二、抓好農民合法權益審計。農民合法權益審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審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指土地承包經營權發生變動后，農民應該得到的經濟補償等財務活動審計。隨著經濟建設發展和農業經營方式轉換，農民承包土地的征用和流轉等情況日益增多，農民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將影響到農村穩定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權益審計主要包括征地補償審計和承包經營權流轉審計。征地補償審計，主要審查土地征用、勞力安置、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等費用的分配使用是否合規合法，土地換社保政策執行是否存在偏差。承包經營權流轉審計，主要審查土地流轉是否遵循自愿合法有償的原則，流轉收益的分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是否存在克扣和截留等違規行為。此外，還要加強對各級涉農補貼資金到戶情況審計，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養老保險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貫徹落實情況進行審計監督，切實維護廣大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三、抓好承包合同審計。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承包關系是通過承包合同來實現的，這些合同不僅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與所屬單位之間，以及其它經濟單位之間的契約關系，而且也是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以及本單位和外單位利益關系，進行承包分配、往來結算、管理經濟的主要手段。對承包合同的審計，首先要審查承包合同訂立的合法性，包括合同雙方當事人主體資格的合法性和履約能力，所簽承包合同的內容是否符合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規，訂立過程是否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其次要審查承包合同條款的完整性和正確性，包括合同應具備的條款是否齊全，具體內容是否正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否明確、合理。最后要審查承包合同履行情況，包括查明是否按合同規定的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酬金、期限地點方式等履行，是否存在依法可免除責任的情況而造成的違約，以及對違約責任處理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及時正確有理有據等。

四、抓好各項收支審計。各項收入與支出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活動的主要體現。對各項收入的審計，重點要圍繞各項承包（租賃）合同或協議等，通過審查收款收據和有關帳冊憑證資料等，是否存在收入少入帳，收入不入帳，公款私存，公款私分，或拖存挪用等情況，是否存在未經合法程序批準，隨意減免各項上交款，是否將各項欠交款項按制度規定予以確認并記入相應往來賬目，對各項欠交款是否訂立交款協議，是否建立催討制度以及執行情況等。同時，要檢查收款責任制度的建立和考核情況。對各項支出的審計，在緊扣年初財務支出預算的前提下，重點要審查費用報支是否符合本村的經濟活動，原始單據是否真實，所購貨物是否合理，貨據是否相符，報銷手續是否齊全，大額支出是否經過成員大會或成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對非生產性開支，除按正常的支出業務審查外，還要注意審閱報支范圍標準是否超越有關規定，總量是否突破規定限額，干部獎金是否突破責任制度考核結算審批數。另外，還要對公積公益金開支、應付福利費等來源與使用的合理、合規性加以詳細審核，是否存在擠占亂支等情況。

五、抓好財務公開審計。財務公開是村務公開的主要內容，它有利于加強村民對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活動的監督，有利于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財務公開的質量如何，將直接影響到公開的效果。

因此，充分發揮監督鑒證職能，加強財務公開審計，已成為非常必要。在具體的財務公開審計中，重點要審查財務公開組織領導，村民主理財小組職責履行，財務公開各項管理制度及其實施情況，財務公開的程序、時間是否規范，公開的內容是否真實，公開的項目是否符合村民意愿和有關規定，公開的形式是否切實可行，村民對財務公開中的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議能否得到及

時處理，以切實加強對財務公開的監督。

六、抓好農村改制審計。農村社區股份制改造是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農村改制審計工作，一是要認真做好家底審計。在確定好基準日的基礎上，對擬組建合作社的行政村，根據其賬面資產、負債、權益情況與村級實際狀況逐一核實，真實反映村級資產狀況。二是要合理界定資產質量和性質。要對全部資產使用質量進行認定，清理賬存實無的集體資產，對資產使用價值進行明晰分類，對可利用經營性資產逐一進行審核界定。三是要加強折股量化審查。根據定員設股政策規定，結合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的結果，對股民對象界定、股權設置、集體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等進行審核把關。四是要開展分配審計。每年年終，要清倉查庫，核實收支，對照相關政策和合作社章程，嚴把股紅分配關，確保國家、集體、股民三者關系合理安排，推進農村改革的健康發展。

第五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及法律規制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及法律規制

山東致公律師事務所

陶志超

在最近幾年發生的涉農案件中，多數是發生在村民與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之間，涉及的爭議內容主要是承包合同、租賃合同、征地補償款分配等。綜觀此類案件的審理及執行，有幾個問題值得深思和研究：村委會是否具有法人資格？當村委會敗訴時，村委會拿什么財產來履行生效判決？它們能否成為獨立的訴訟主體？這些問題的出現，根本在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于村委會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確，理論與實踐中對于村委會的法律地位問題也一直爭論不休。筆者認為，分析、研究村委會的法律地位問題對于村民自治組織結構的完善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一、關于村委會的“資格”之爭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這是現行法律關于村委會法律屬性的基本描述，但根據這一描述對村委會是否具備獨立訴訟主體資格和獨立法人資格的理解卻存在不少的爭論。

在目前涉農民事案件的判決中，無一例外地將村委會列為被告或原告，即司法實踐中均認為村委會可作為獨立的訴訟主體，并且司法實踐中這種認識和做法是有法律依據的。如《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發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36條規定：“本規定所稱發包方，是指村內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既然村委會可成為農業承包合同的發包方，構成農業承包合同法律關系的主體，當該類合同發生糾紛，形成訴訟時，村委會作為訴訟當事人參與訴訟是理所當然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問題與村委會發生糾紛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答復》也直接標明村委會可成為訴訟當事人。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村委會是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從現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來看，村委會并不是獨立的實體，更不可能是獨立的法人組織，也明顯缺乏作為獨立訴訟主體的基本屬性。這是因為：

第一，《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雖規定“村委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但這并不意味著村委會有其獨立支配的財產，并以此對外承擔民事責任。村委會所管理的土地及財產的產權主體歸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的管理是受村民會議的委托管理，自己并不是產權主體，法律更未賦予其自主處置的權利，所以，村委會沒有自己獨立的財產用以承擔民事責任。

第二，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依附于具有一定地理意義，又具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的村民自治體，自治體才有可能是獨立的實體。而村民會議、村委會，不過是構成這個自治體的治理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村委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要向村民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其僅為村民自治體中的執行機關，故其不能成為獨立的訴訟主體。

村委會的資格之爭說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關于村委會在農村經濟組織村中的法律地位并沒有明確，究竟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這都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作進一步的探討。

有學者為解決土地所有權主體缺位問題，要求賦予村委會法人資格，將其作為土地所有權的代表；也有人認為村委會是農民集體土地所有者的代理人，而非代表人，前者要賦予村委會法人資格，后者則不然。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主張建立“農村自治法人制度”，即全體村民組成自治的“社團法人”，每一村民均享有這一社團法人的成員權，村民會議是這一社團法人的“權力機關”，村委會是它的“執行機關”，原生產大隊所有的土地直接歸屬于這一社團法人，這類法人可稱之為“自治法人”。這一理論給人以啟迪，如果我們將農村社區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治體”看待，而不是片面地從其政治、經濟或社會功能的某個方面來確定其法律地位，那么，無論村也好，組也好，法人也罷，非法人也罷，其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是可以確定的。而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只是孤立地研究村委會，將村委會從“自治體”中分離出來，或將村委會當作“自治體”本身來確定其法律地位，這必將誤入歧途。

二、村委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表明了其立法精神在于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村民自治的組織依其功能可分為兩種：一為村民會議，一為村民委員會。村民會議由本村十八周歲以上的村民組成，其經過民主方式形成的決定體現的是全體村民的意志。村民委員會由本村民會議選舉產生，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除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工作、維護農村公共秩序外，在經濟生活中還負責對集體財產的經營與管理。村民會議是真正體現村民自治的組織，應當說一切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均可以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然后交由村民委員會辦理，但事實上不可能也不需要將任何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都交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以列舉法的方式明確了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

盡管立法并沒有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的關系，但從村委會組織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的規定看，村民會議是村內最高權力機構，村委會應向村民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村民會議每年審議村委會的工作報告，并評議村委會成員的工作，可見，村委會是村民意志的執行機關，對內執行村民會議的決策并管理具體事務。在對外關系上，村委會居于何種法律地位，法律規定并不明確。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2條的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民集體所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發包。”此法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并列，二者似乎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組織，可見法律并沒有徹底明確村委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筆者以為，對于二者的關系，主要應依據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同時參考民法的一般理論來認定，在對外關系上應將村委會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代表機關。

代表，一般特指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義從事民事法律行為，法律上將該行為視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行為。我國理論界認為，代表機關有單一機關和集體機關兩種形式，而從立法實踐看，我國法律沒有類似于共同代表或集體代表的規定。但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在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利益的情況下，一般并不以某一個自然人的身份對外從事民事法律行為：一是村委會組織法沒有明確村民委員會主任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身份；二是村委會成員不脫離生產，并非專職從事管理或經營的人員，村委會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的強制性民主議定程序，要求村委會而不是村委會主任或其成員根據村民會議討論決定辦理相關事項；三是國家出臺了村委會印章管理的指導性文件，村民委員會主任一般不直接保管印章，其個人代表全體村民難以從形式取得第三人的信任。因此，實際生活中村委會主任一般只是以村委會的身份代表全村與村民或村民以外的第三人發生民事法律行為。

很顯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沒有法人地位，也沒有同法人一樣嚴密的組織機構。從村委會組織法粗略的規定看，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結構中，村民會議是權力機關，村委會是執行機關，村委會以村民集體意志為意思表示，對外而言村委會是代表機關，其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歸屬于它所代表的實體，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在法律和村民會議明確授權的范圍內代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事維護村民權益的活動，其與第三人為民事法律行為的性質應視為一種代表行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應是一種委任契約關系，類似于在公司制模式下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關系。從完善立法角度講，筆者建議在治理結構的模式選擇上，可以參照公司制模式建立農村村民自治的組織結構形式，基本模式為：全體村民組成自治的“社團法人”，村民會議是這一社團法人的“權力機關”；村委會經村民會議選舉產生，是村民會議的“執行機關”；另外村民會議選舉確定監督機構，專門監督村委會成員的活動。總之，調整村委會與農村經濟組織的關系，完善農村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形式，真正、徹底地實現村民自治將是我們的長期追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