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修改后刑訴法體會

學習修改后刑訴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國的刑事政策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與現代司法公正、人權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則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訴法給檢察機關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新法與舊法相比取得很大的進步，從許多方面對許多問題做出了新的具體規定，對很多制度如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國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就要求我們進行一系列加強人權保護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國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此次刑訴法修正與時俱進，亦明確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了刑訴法（第二條），使該原則由憲法理論進入了實際操作，標志著刑訴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擊向保護的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具里程碑性的意義。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先有犯罪結果，再根據各種證據追溯、還原犯罪事實，故證據線索無疑是刑事訴訟的生命線。因刑事偵查一般屬事后追查（抓賭博、扒竊、兩搶及交易類的現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導致絕大多數證據材料在案發時不在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數關鍵證據在犯罪嫌疑人親友、同伙控制下，為保障偵查的有效性，自古以來的偵查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為的就是防止打草驚蛇，不給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同伙有毀滅證據的時間和機會。而“國家專門機關在追訴、懲罰犯罪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超越權力、甚至濫用職權，從而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導致錯追、錯判，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刑事訴訟法是一部專業性很強的法律，連我們這些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都不敢輕言知曉、熟悉，更勿論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辯護人就顯得至關重要。此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訴訟全過程都可委托辯護人，使偵查階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來的自行“聘請”，變為“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從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權益更易得到保障。當然，在加大保護力度的同時，打擊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確規定“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即偵查透明化了，辯護人的活動也要透明化，辯護人監督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也要監督辯護人，防止辯護人幫助串供或毀滅證據。

新刑訴法新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實際上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具體和明確。“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沉默權，此次修改雖未廢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之規定，未賦予其沉默權，但明確舉證責任，無疑是一個進步。

修改前刑訴法雖然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是否可以理解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證據不排除，這無疑給偵查人員違法收集證據留下空間。此次修改，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進一步明確這些證據“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就確立了公訴機關的雙重證明責任——不僅要提供證據證明犯罪成立，還要證明這些證據的來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進一步規定了證人（含鑒定人）的強制出庭作證義務，否則其證言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第五十九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實際上人性化、人文關懷的體現，也是西漢時就確立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再現，同時也“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屬證據的當然排除之列，意味著偵查、檢察機關不得強迫證人作證，不得強制收集證言，但法院卻可以，多少有些“只許州官放火”之嫌，但總的來說，法院的審判遠比偵查要公開、透明得多，證人的合法權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這次刑訴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樣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機關辦案難度增加，但更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權利。這是依法治國的體現，更是法治的進步。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得以體現。

第二篇：學習修改后刑訴法體會

學習修改后刑訴法學習心得體會 我國的刑事政策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與現代司法公正、人權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則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訴法給檢察機關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新法與舊法相比取得很大的進步，從許多方面對許多問題做出了新的具體規定，對很多制度如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國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就要求我們進行一系列加強人權保護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國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此次刑訴法修正與時俱進，亦明確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了刑訴法（第二條），使該原則由憲法理論進入了實際操作，標志著刑訴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擊向保護的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具里程碑性的意義。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點就是先有犯罪結果，再根據各種證據追溯、還原犯罪事實，故證據線索無疑是刑事訴訟的生命線。因刑事偵查一般屬事后追查（抓賭博、扒竊、兩搶及交易類的現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導致絕大多數證據材料在案發時不在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數關鍵證據在犯罪嫌疑人親友、同伙控制下，為保障偵查的有效性，自古以來的偵查一般都是秘密進行，為的就是防止打草驚蛇，不給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同伙有毀滅證據的時間和機會。而“國

家專門機關在追訴、懲罰犯罪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超越權力、甚至濫用職權，從而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導致錯追、錯判，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刑事訴訟法是一部專業性很強的法律，連我們這些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都不敢輕言知曉、熟悉，更勿論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辯護人就顯得至關重要。此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訴訟全過程都可委托辯護人，使偵查階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來的自行“聘請”，變為“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從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權益更易得到保障。當然，在加大保護力度的同時，打擊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確規定“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即偵查透明化了，辯護人的活動也要透明化，辯護人監督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也要監督辯護人，防止辯護人幫助串供或毀滅證據。

新刑訴法新增加一條，作為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實際上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具體和明確。“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沉默權，此次修改雖未廢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之規定，未賦予其沉默權，但明確舉證責任，無疑是一個進步。

修改前刑訴法雖然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規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是否可以理解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證據不排除，這無疑給偵查人員違法收集證據留下空間。此次修改，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進一步明確這些證據“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同時規定了非法證據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就確立了公訴機關的雙重證明責任——不僅要提供證據證明犯罪成立，還要證明這些證據的來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進一步規定了證人（含鑒定人）的強制出庭作證義務，否則其證言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第五十九條規定：“證

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修改后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實際上人性化、人文關懷的體現，也是西漢時就確立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再現，同時也“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屬證據的當然排除之列，意味著偵查、檢察機關不得強迫證人作證，不得強制收集證言，但法院卻可以，多少有些“只許州官放火”之嫌，但總的來說，法院的審判遠比偵查要公開、透明得多，證人的合法權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這次刑訴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樣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機關辦案難度增加，但更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權利。這是依法治國的體現，更是法治的進步。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得以體現。

第三篇：豐滿區院學習修改后的刑訴法

豐滿區檢察院掀學習新刑訴法熱潮

為更好地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盡快理解、領會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精髓，適應新形勢下檢察工作的需要，6月11日，豐滿區檢察院召開全院大會，部署《豐滿區人民檢察院關于開展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學習培訓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迅速掀起學習新刑訴法熱潮，呈現出“活”、“廣”、“大”的特點。

“活”即培訓方式活。方案提出全員培訓、全面學習、全部考核的目標，采取“集中學習與干警自學相結合”的方式，采用“適用部分重點學，修改部分逐條學”的方法，按照“分頭準備、一人主講、集體研討、考核提高”的形式開展培訓學習，即：以科室為單位，組織干警進行學習內容、學習重點、學習資料的準備；利用集中學習的機會，采取輪流的方式，由業務骨干在全院或科室進行專題講課，適時邀請專家做專題輔導；經常性組織干警對學習心得和法律運用、人權保障、執法規范等方面的問題，進行集體討論和理論研討，爭取形成研討性成果；分階段采用考試等形式對學習培訓成果進行驗收。

“廣”，即覆蓋面廣。此次學習培訓，不拘泥于一線業務部門，主張全員參與學習，全院形成氛圍，無論是辦案干警，還是從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警，都被納入學習范圍，確

保通過全員學習培訓整體提升檢察干警對新刑訴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檢察機關的整體法律素養和能力

“大”，即支持力度大。為確保方案順利實施，提高培訓效果，該院將星期五作為學習日，要求各科室制定學習計劃，報政治處備案，并納入崗位目標責任進行考核；該院不僅為干警購買了刑訴法單行本，每個科室購買一冊刑訴法輔導讀本，還購置大量刑訴法理論書籍存放在圖書室供干警借閱，極大的激發了干警的學習熱情。

第四篇：修改后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修改后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及對策

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是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的首次“大修”，修改條文逾百條，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訴法明確樹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理念，強化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新刑訴法倡導的人權保障理念是對憲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根本性價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體體現。伴隨著人權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領域的樹立，特別是通過規范刑事司法行為的程序法加以明確規范，對今后偵查工作無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此，我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及時調整工作思路，認真思考，積極應對。

一、新刑訴法對自偵工作的影響

（一）嚴格化的證據規則，提高了搜證要求

新刑訴法要求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職務犯罪訊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要求自偵部門工作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嚴格按照刑訴法的相關規定，告知其權利義務，全程錄音錄像要求偵查人員嚴格訊問方式方法以及訊問措辭，不能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證人證言。

非法證據排除使得檢察機關偵查取證工作面臨了巨大挑戰。證據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實體要合法，獲取證據的手段、獲取程序要合法，否則的話就會被當作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對于職務犯罪來說，尤其是賄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詞證據，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無疑成為涉案者為逃脫法律追究的一個重要的辯護理由。通過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毀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線使其交代罪行，是檢察機關在處理職務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時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訴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使得偵查部門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時，才可對案件有細致的了解，否則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將自偵部門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辯成威脅、恐嚇，最終使得證據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偵查的手段、環境、方式、辦案人員的語氣語調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戰與要求。

（二）辯護制度的完善化，強化偵辯對抗性

新刑訴法對于辯護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點：一是辯護人參與訴訟的時間提前。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應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二是委托辯護主體擴大。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近親屬也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三是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將原來的范圍擴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師會見等權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證”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

在自偵案件的偵查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而律師在偵查階段就可以以辯護人的身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其參與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的辯護、代理環節極大提前，因而檢察機關自偵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全程幾乎都要面對辯護人的監督。在以往自偵案件辦理中，辦案機關突破案件的最佳時機就是對犯罪嫌疑人訊問初期，而如今在這一階段，律師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師幫助，無疑是給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針強心劑。犯罪嫌疑人可能因為律師提供的法律專業知識，在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更加鎮定從容，提高其辯解能力，大大的加強了犯罪嫌疑人對抗偵查的意識，而且法律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運用沉默權，對一切有關犯罪的問題拒絕回答，或者避重就輕，只交代自己最輕的或者與犯罪無關的問題，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難度加大。再者律師會見不被監聽，對于缺乏職業素養、預謀不法行為的律師缺少監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師為了幫助犯罪嫌疑人逃脫罪責，就會為其出謀劃策，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訴辯解提供意見。特別是新刑訴法賦予律師的申訴、控告權，使得檢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訴訟程序的行為，就會給律師以口實，使得偵查工作處于被動，這無疑給檢察院的偵查和審查工作帶來了更多的挑戰。

（三）細化了強制措施條件，加大了采取強制措施的難度 一是對取保候審進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九條、第五十三條和第七十條對取保候審制度的條件明確、范圍擴大、相關義務和保證金問題都作了新的規范。二是細化了監視居住條件。嚴防監視居住制度異化為變相羈押，同時完善被監視居住人的監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審查逮捕的程序規范，明確逮捕條件和羈押告知義務，將必要性審查制度嚴格化，使偵查羈押措施在更加規范的法治軌道內健康運行。新刑訴法就強制措施的條件、程序等進一步細化、規范化，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條件更加苛刻，對傳統的通過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為辦案爭取時間、輔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戰。

（四）偵查監督進一步強化，約束了自偵行為

偵查監督的強化主要體現在羈押必要性的嚴格審查上，新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的程序，羈押必要性審查是為強化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在對偵查活動監督中，對被采取羈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發現不應當繼續羈押的，應當及時變更強制措施。變更強制措施就可能使偵查部門無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證據的收集。

二、自偵部門如何更好應對新刑訴法的規定

（一）要扎實充分地做好對自偵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訴法對禁止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律師對案件的辯護、代理環節極大提前,使得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理念及偵查模式不能適應新訴訟法的要求,在適應新刑訴法的過程中,除了要樹立“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實體與程序兼顧”的觀念外,對于傳統辦案方式中將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為突破案件關鍵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樹立依靠正面接觸、訊問前的秘密調查及科技手段和技術偵查獲取證據突破案件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逐漸形成依靠秘密調查和技術偵查,巧妙運用偵查謀略迫使涉案者自亂陣腳，露出破綻。在新刑訴法背景下,由于辯護律師的介入已經提前至偵查階段,使得檢察機關自偵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全程幾乎都要面對辯護人的監督，律師享有充分的權利對抗檢察機關。為有效查處犯罪,檢察機關自偵部門的偵查工作中心應適當前移,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前,要做好相應的調查、偵查、取證工作,要更加重視立案前的自偵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現直接與案件相關的物證、書證等證據，必須高度重視，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毀滅轉移。將相當一部分物證、書證、甚至言詞證據予以固定。在自偵案件初查期間,在沒有任何干擾的狀況下,做好充分準備后,再立案進入偵查階段,會使得偵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專研訊問手段，嚴格規范審訊過程

新刑訴法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可延長至24小時，傳喚和拘傳時間的延長為第一次訊問爭取了時間，緩解了自偵部門拘留前辦案時間緊張的壓力，但即便時間有所延長，只有重視訊問技巧、提高訊問水平，才會真正解決審訊難的問題。為充分利用新刑訴法關于拘傳24小時的規定，在目前審訊工作中自偵部門應提前準備、摸索規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況，研究如何科學安排審訊時間、確定和規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飲食時間及場所，把握審訊工作的最佳節奏，確保在規定的時間內突破案件和固定證據。與此同時必須注意的是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在審訊過程中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一是要嚴格遵守提審訊問制度,規范辦案工作區及看守所錄音錄像硬件配備及人員配置,對訊問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嚴格遵守看審分離和審錄分離等規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適時靈活的運用強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訴法對監視居住和逮捕等強制措施有了較為細化的規定，立案后首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既是檢察部門必須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決定案件成敗的關鍵。偵查人員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過場。要充分運用已收集掌握的證據，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線，對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細節要多留意，多觀察，多研究，從而發現新的線索和取證方向。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犯罪嫌疑人，大膽適時地對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強制措施，改變訊問環境，可能會有意外的收獲。

（四）轉換偵查模式,充分運用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權

首先,新刑訴法規定了禁止自證其罪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得合法證據的獲取難度大大的增加,技術偵查手段的補充又為證據的獲取提供了新途徑。檢察機關在立案后,對于重大貪污、賄賂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批準手續,可以由檢察機關決定采用技術偵查手段,并交由執行機關執行。因此,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時,應當善于運用技術偵查手段的決定權,并與相關執行部門取得聯系,相互配合,通過執行部門麥克風監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郵件檢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證據，增強自偵部門獲取客觀證據的能力,減少對口供的依賴。其次,檢察機關在證據的獲取方面,要兼顧實體與程序合法。在偵查工作中,要保持與律師及其它司法部門的聯系,尊重并聽取意見,及時糾正自身自偵案件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要善于借助律師的作用，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定程度的說服教育工作,以實現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進而對案件的偵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進效果。對于律師的申訴、控告,要予以重視并妥善處理,以確保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維護檢察機關的形象。自偵部門完全可以在表明檢察機關對律師職業和權利尊重同時,提出要求其行業自律的建議,對少數律師的違規違紀行為及時通報,對個別律師的違法犯罪行為及時依法處理。

尚義縣人民檢察院反貪局綜合科 郭朝輝

2013年11月20日

第五篇：簡論刑訴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適用

簡論刑訴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適用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作者：蔣朝政

編輯：studa1211

論文摘要 本文從職務犯罪偵查的角度出發，重點比較了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監視居住與逮捕的優缺點、特別重大賄賂案件中指定監視居住與紀委“雙規”的聯系與區別，以及指定監視居住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適用性問題。

論文關鍵詞 指定居所 實用性 雙規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不僅僅是一種條文的變更，更是對幾方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重新劃分確定的過程，隨著條文的更改，在偵查階段偵查、辯護以及犯罪嫌疑人三方的權利義務重新劃分，每一方都要重新認知自己的地位，各方也會根據新的刑事訴訟法產生新的博弈。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將監視居住作為強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監視居住制度。下面從職務犯罪偵查角度來談談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適用問題。

一、監視居住的條件

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與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相同，將監視居住與取保候審做同質化處理，兩者之間是一種平行關系。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符合逮捕條件作為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前置條件，相當于將監視居住措施作為逮捕措施的一種后備措施，在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條件而因特殊原因不適合逮捕的時候，保證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同時也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又無法提出保證人，也無法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這相當于監視居住也成為了取保候審的兜底措施。由此可見，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監視居住主要是作為一種與取保候審相平行的措施，在相同的條件下，可選擇監視居住，也可選擇取保候審；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監視居住在常態下成為了逮捕的兜底措施，在特殊情況下成為了取保候審的兜底措施，監視居住成為了真正的兜底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兩類情況可以適用監視居住。第一類情況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況：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是無法提供保證人和保證金的。這四類情形主要都是考慮到犯罪嫌疑人的實際困難，也考慮到社會和諧穩定的實際需要而設置。第二類情況是有利于偵查機關的情況：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合理的；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

站在偵查人員的角度，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要最深入地認識到自己在監視居住這一強制措施中所處的地位，要最大程度地理解監視居住這一強制措施，關鍵在于理解好第二類情形，即因為有利于偵查機關而采取監視居住的情況。

（一）監視居住與逮捕的比較

在符合逮捕的條件下，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合理的，可以監視居住。那么在什么情況下偵查機關會認為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和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更為合理呢？采取監視居住更為合理，顯然是跟采取逮捕措施相比較。也就是說，在什么情況下，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和辦理案件的需要，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會比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更為合理，更有利于案件的辦理？顯然，監視居住與逮捕各有優劣。

監視居住與逮捕相比，有以下幾個優勢：一是監視居住能減小辦案的時間成本和空間成本。看守所往往位于偏遠郊區，偵查人員提訊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和空間成本相對較高；監視居住雖然規定應當在犯罪嫌疑人的住處執行，但是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二是監視居住能夠將律師會見納入偵查人員的掌控之中。鑒于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除法定的三類案件外，律師會見都不再需要偵查機關的許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師會見脫離了偵查機關的管控，這勢必對偵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而監視居住則能將此納入掌控；三是監視居住使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無縫對接，能夠提供條件支持高頻度的審訊和質證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的偵查效率；四是監視居住的期限比逮捕的限制寬松，可以達到6個月；五是監視居住中，偵查人員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掌控比逮捕更強，能夠有效杜絕犯罪嫌疑人在強制措施期間脫離偵查人員管控的情況下，各方面信息走漏的問題。

因此綜合來看，監視居住相對于逮捕，其優勢主要在于偵查機關能夠更加方便快捷地接觸犯罪嫌疑人，在需要在短時間內集中審訊犯罪嫌疑人和頻繁質證的案件中，尤其是涉案人員眾多、涉案證據眾多、案情復雜的案件，采用監視居住比逮捕更為優越。陳衛東教授指出，賄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權重、社會關系復雜，反偵查能力和獲取反偵查信息的能力非常強等特點，為了更好地打擊這種犯罪，實行這樣的限制對反腐敗是必要的，與人民群眾嚴懲腐敗的要求也是吻合的。

（二）羈押期限屆滿之后的監視居住

羈押期限屆滿之后，強制措施可以變更為監視居住，也可以變更為取保候審。既然是偵查羈押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那么顯然案件相對來說是較為復雜的。但是如果在兩次或者三次延長偵查羈押期限之后，案件仍然無法偵查終結，那么繼續近距離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意義已經不是很大。監視居住在這里實際上只是一種無奈的替代措施。

二、刑訴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實用性

監視居住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比修改之前條文完善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了很多問題，主要問題就是可操作性仍然有待提高。

（一）監視居住的保障措施需要優化

監視居住的幾個條件，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的；符合上述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之后，若違反了監視居住期間應當遵守的六條規定，需要執行逮捕，那么逮捕之后，現實存在的嬰兒無人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無人扶養等問題仍然存在，這些現實困難不加以解決，逮捕犯罪嫌疑人顯然并不現實，也會造成社會隱患。另外，對犯罪嫌疑人執行逮捕，在進看守所之前，都要進行體檢，對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也很難收納。顯然，上述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違反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并無有力的措施予以糾正和懲戒。

（二）監視居住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約性小

取保候審有保證金或者保證人對犯罪嫌疑人加以制約，監視居住在此方面無任何制約，相對來說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約力比較弱，犯罪嫌疑人脫離掌控的現實成本低，心理負擔小，這就將犯罪嫌疑人脫逃的責任和風險轉嫁給了執行機關和偵查機關。

（三）監視居住協調難度大，在職務犯罪偵查實踐中性價比不高

監視居住分為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監視居住和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監視居住雖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職務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因犯罪嫌疑人與家人共住，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其家人完全可以協助實施串供、毀證等行為，因此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意義不大。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所的，在職務犯罪案件中較為少見，無討論價值。對于職務犯罪較有意義的是特別重大的賄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利于密集集中辦案力量查清案件事實。然而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首先要符合逮捕條件，其次要求報上一級檢察機關批準，同時監視居住本身又需要公安機關配合，并且在辦案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綜合來看性價比不高。

（四）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不得在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的規定，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

法律做出該條規定的本意是好的，因為從以往的司法實踐看，職權機關采用監視居住，即規避監視居住的法律規定使之變成羈押措施的情況，時有發生。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也為了保證犯罪嫌疑人不逃跑，必然要對居所進行安全化改造。包括安排人手監控監視居住的居所，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對居所內部采取軟包化裝修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殺自殘；為了防止各種影響案件辦理的因素，對居所與周圍環境進行隔絕化處理；派人照料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等等。其實法律雖然規定了指定居所不能是專門的辦案場所，但是一旦對指定居所進行了上述安全化改造，那么該指定居所其實從實質上來看已經與專門的辦案場所沒有了太大區別。因此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該條文的規定與其說是為了從實質上規避監視居住成為變相羈押，不如說是為了從形式上讓監視居住看起來能夠規避變相羈押。而且專門的辦案場所如何界定，其主動權依然掌握在偵查機關手里。新刑事訴訟法對于何為專門的辦案場所沒有規定，修改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也只是將看守所、拘留所、監獄、留置室以及檢察機關的辦公區域排除在了指定的居所之外，這種列舉式的立法掛一漏萬，給偵查機關留下了較大的可操作空間。

三、指定監視居住與“雙規”之間引發的爭議

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對于監視居住的場所沒有特別的規定，只是提到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可見，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后，對于監視居住場所的規定區別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三類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實質是“雙規”的合法化和擴大化，不受看守所條例的限制，將存在失控的隱患。該種說法有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實際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比紀委的雙規要嚴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要比“雙規”嚴格得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僅要求符合逮捕條件，而且要求符合三類重大案件的標準，而紀委的“雙規”措施，很多時候被雙規人是達不到逮捕條件的。兩者的區別在于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是一種立案后的刑事強制措施，是刑事追訴的一個環節，是偵查機關在掌握了犯罪的證據之后為了保障偵查而使用；而紀委的“雙規”措施本身就是一種對案件進行分流的措施，部分雙規案件達不到犯罪標準作違紀處理，部分雙規案件在達到了犯罪標準的情況下才會轉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雙規”措施的條件要比指定監視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協調工作要比“雙規”難度更高。以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為例，要對特別重大的賄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首先要報上一級檢察機關批準同意，其次要與執行機關公安機關協調，而在實際工作中，另外還需要與提供監視居住場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門協調，人、財、地、吃、住、行一樣都不能少，這些協調工作的難度比紙面上看起來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司法成本比“雙規”要高得多。由于“雙規”是一種黨內措施，因此沒有法律對于“雙規”地點加以規制，而且“雙規”制度存在多年，場所、人員、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經相當成熟，并且紀委部門可以將特定的場所改造成“雙規”的專用場所。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于檢察機關來說也是一種新事物，場地、人員、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設，而且根據法律規定，指定的居所還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設場地專門用于指定監視居住之用，一方面維護成本將會相當高昂，另一方面難免會被質疑為是檢察機關的辦案場所。

四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無法左右“雙規”的存廢。“雙規”制度作為一項黨內制度，其存在與否不以刑事訴訟法的變更為轉移，即使許多學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夠籍監視居住制度的修改將“雙規”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學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是“雙規”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雙規”措施，鑒于其嚴格的適用條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風險。

四、結論

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比修改后寬松得多，但是因為監視居住存在的種種成本，一直沒有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主流強制措施，有邊緣化的跡象。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更為嚴苛，卻反而成為了討論的熱點，經過分析，討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三類重大案件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引發的人們對于監視居住是否會演變成變相羈押措施的擔憂；二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會否取代“雙規”措施的爭論；三是監視居住在實際司法實踐中有無存在必要的爭論。

站在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立場，即使法律規定了在特別重大賄賂案件的辦理中，可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但是仍然找不到舍棄逮捕而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理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相對于逮捕，可能會增強對犯罪嫌疑人的控制力，減少律師會見以及羈押環節信息走漏的概率，但是復雜的審批流程、多頭的溝通協調、極高的后勤保障要求、顯而易見的安全隱患以及監管失控的風險和責任，都會導致采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付出與收獲難成正比，有太多的理由讓偵查機關視監視居住為雞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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