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法院調解存在的問題與完善

法院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訴訟當事人就爭議的問題，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解決其民事糾紛的活動。法院調解是人民法院審理和解決民事糾紛的重要形式。[1]法院調解是我國人民法院審理、解決民事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長期以來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成功經驗，曾經被國際譽為“東方經驗”。我國的法院調解，即民事訴訟調解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其諸多弊端，嚴重制約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我國當前的法院調解進行研究總結，以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議，以期不斷完善我國法院調解。

一、現狀透視：我國當前法院調解的審視與反思

（一）審視：我國當前法院調解之現狀 盡管法院調解在民事審判中所起的作用為大家廣泛認同，它在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及時審結大量民事案件,確保法院審判良性運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我國民事審判權的主導型運作方式，但其弊端也隨之出現。司法實踐中，在現行法官業績考核體系下，法官為了提高調解率，不僅一次次費時費力地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還采用哄、騙、強制甚至“央求給面子”等方式以達到調解成功的目的，結果使法官的威嚴和威信蕩然無存。[2]當然，有的調解協議是在法官的“壓制”下，一方當事人違心地讓渡利益而達成的。這就必然導致有的當事人在調解協議上簽完字又反悔，于是拒不履行生效的調解協議。無奈之下原告方只好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又遭遇執行法官的“執行和解”，為了規避漫長執行過程的風險，不與“執行難”問題正面交鋒，之前的原告方即申請執行人只能以再次“讓利”的方式與被執行人再度執行和解，原告方的利益就這樣遭遇了兩次損失。而在這個過程中，法官的尊嚴和威信也大打折扣，公平和正義的形象也遭到了質疑。因此，幾十年一貫的調解制度形成的以判壓調、久調不決、強制調解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愈發明顯，尤其是傳統的“調審合一”的審判方式已不再適應當前的調解形勢，調解制度的改革成為了訴訟法學界的熱點。

（二）反思：我國當前法院調解之缺陷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社會的產物，在面對新的社會經濟環境和社會需求時，有許多方面已經不再適應現代法治社會的需求，其弊端已日益凸顯。1.“調審合一”模式的弊端 我國實行的是調審合一的訴訟模式，即調解和審判可以實現相互轉換、交替進行。法官在開庭審理之前和法庭辯論以后都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則可以判決，判決生效以前也可以進行調解，這就必然造成法官的角色沖突。在調解不成時，由于法官已經對當事人的心理底線有所掌握，那么其判決的客觀中立性就有可能受到影響。另外，由于法官的“避錯”心理，也可能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當事人“以勸壓調、以判促調、以拖促調、以利誘調”[3]，以促調解成功。這使得法官并不能以一種親民的形象來進行調解，相反會增加當事人的心理負擔，易使當事人的心理產生壓制性的判斷。同樣也容易造成法官以職權調解代替當事人自愿調解，使當事人則會迫于壓力而被迫達成合意，形成強制的合意。事實上，這樣調解違背了合意的本質要求，使調解的正當性失去基礎，審判權發生異化。毋庸置疑，這種調審合一模式的隨意性極易破壞我國司法制度的嚴肅性,使其權威性大打折扣，同時也使司法公信力大為降低。另外，調解相對于判決而言具有的自愿性、協商性、保密性、程序的簡易性、處理的高效性、結果的靈活性、費用的低廉性等比較優勢在調審合一的訴訟體制中得不到充分發揮。[4] 2.對調解的審判監督不足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民事調解書不允許上訴，這說明調解結案的案件只有一審，如果當事人對調解書不服只能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但只有“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時才能啟動該程序。違反自愿原則，在實務中舉證是相當困難的，要正確判斷民事調解案件中調解協議的達成是否違反了自愿原則并非易事。雖然某些案件中一方當事人作出了較大讓步，但只要該讓步在當事人處分權的覆蓋范圍內，無論其讓步幅度有多大，無論調解協議的內容偏離可能“判決”的結果有多遠，都難以當然認定違背了當事人的意愿。因為已經在調解書上簽了字，法律首先推定是符合自愿原則的，除非當事人有證據證明自己受到威脅或欺騙，但這些證據是很難搜集的。

第二篇：關于法院調解制度改革完善的探討

法院調解又稱訴訟中的調解，是指當事人各方就爭議的實體權利義務，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進行自愿平等協商，達成的協議經人民法院確認，從而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法院調解制度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優良傳統，它不僅在國內被譽為“政法工作的第一防線”，還在國際上被譽為解決民間糾紛的“美好制度”、服務于社會的“東方經

驗”。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民主法制建設進程的逐步推進，一些舊有的社會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利益主體越來越多元，權利觀念越來越鮮明，人們訴訟的目的越來越復雜，對司法活動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具有傳統性的現行法院調解制度己不能適應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一些弊端，產生諸多負效應，有必要對其加以改革和完善。本文試就此略陳管見。

一、法院調解制度的根本屬性

關于法院調解制度的性質，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法院調解是與審判并列的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方式之一，屬于審判制度的范疇。第二種觀點認為，調解本質上是當事人在法院的指導下自愿自律地解決糾紛的活動。第三種觀點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折衷，認為調解“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與法院行使審判權相結合”的產物。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

由于民事訴訟是平等主體的當事人之間在共同社會利益基礎上發生的解決個體性權利爭議的活動，從訴訟一開始就存在著當事人以自愿協商形式解決糾紛的可能性。這是法院調解制度建立的自然理由和現實基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對訴訟程序的發生、變更、消滅有著重要影響甚至是決定意義。在法院調解中，經當事人各方協商一致而解決糾紛息訴結案，正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具體表現。當事人對其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享有處分權，這是法院調解制度賴以建立的法理和法律基礎。由此可知，法院調解制度的本質特征在于當事人的自愿。當事人是否愿意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調解的內容是糾紛的全部或是其中的一部分，調解最后能不能達成協議，達成怎樣的調解協議，這些都應是當事人自由、真實意志的體現，而不應是法院意志的體現。調解應當而且必須基于當事人的自愿，自愿原則是人民法院進行法院調解的首要原則，也是最根本的原則。人民法院在調解過程中的任務，是召集訴訟當事人進行調解，引導當事人自愿協商、諒解讓步、達成協議。這個過程中不允許有違背當事人意愿的行為存在。

筆者并不否認人民法院在調解中所起的作用，有時甚至是主導作用，如當事人不主動申請調解，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召集當事人進行調解，必要時可以提出調解方案，調解達成的協議須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等。但歸根結底，調解的開始、進行、結束和達成的協議都是當事人自愿的結果，起基礎和根本作用的只能是當事人的意志，而不是法院的意志。至于對調解協議的審查，是人民法院對民事活動實行國家干預原則的體現，只要調解協議不違反國家法律，法院就應當予以確認。因此，人民法院對調解協議的審查和確認，與其說是行使權力，不如說是履行責任和義務。

二、現階段法院調解制度的負效應及其成因

（一）法院調解制度的負效應。雖然調解的本質屬性在于當事人的自由合意，但對于法官來說，由于現有的法院調解制度是在缺乏有效監督的司法背景下運作的，往往帶給法官較大的隨意性，以致任意辦案。“盡管我們期待堅持公正標準，但調解過程比起我們習慣的民事訴訟還是有一種更大的流動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加之法官對調解的有關規定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因此導致了法院調解的負效應的發生。

1、法院調解制度軟化了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往往造成法官行為的失范和審判活動的無序。審判權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權力，其正確、有效行使需要對其執掌者一一法官進行約束。當采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時，由于調解書或調解協議的不可上訴性，上訴這一極其重要的監督機制不復存在，使法官嚴肅執法的責任壓力大大降低。雖然民訴法允許當事人對己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申請再審，但再審理由僅限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法，并且要求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而調解書一旦生效，當事人是很難證明法官在調解中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是違法的，所以能夠申請再審的可能性相當小。法院調解制度在應有的監督機制被弱化的情況下，在法官的素質、社會風氣、執法環境均不容樂觀的條件下，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官行為的失范和司法活動的無序。

2、法院調解制度軟化了實體法對審判工作整體的約束，往往不利于法院公正司法和社會正義價值的體現。實體法的寬松性和適用上的流動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調解結果的多元化、使事實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調解過程中出現差異很大的調解結果。也就是說，適用調解解決糾紛，導致了案件處理的高度個別化。這不僅不利于我國民事、經濟法律秩序的形成和

第三篇：論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論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經濟與法律系學生：張晶晶指導老師：王平生

摘要：法院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解決民、商事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們把調解作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方式之一，傳統調解的種種弊端均基于此。本文從實體法、程序法以及調解原則的完善上對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議。

關鍵詞：法院調解；不足；完善

Abstract：Court med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our common plead system.Furthermore,it is a concernful quomodo for raveling out the dissension of civil and commerce.For a long time,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 of planning economy system,mediation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des for law court to perform the jurisdiction.And all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diation come from this.The article aim at the deficiency talking above and to table a proposal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rt mediation from noumenal law,procedural law and mediation principle.key words：mediation system of court;deficiency;improvement

在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中，法院調解占有著重要地位。在建國后至今的幾十年乃至新中國成立前的根據地紅色政權的司法實踐中，其一直都是我國法院民事審判工作的主導性運作方式，在國內被冠以“優良傳統”的頭銜；而在國外，更是被譽為“東方經驗”。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現行法院調解制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諸多弊端。

1.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歷史沿革和基本界定

在我國，現今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與法院調解已形成了一個互相聯系的體系，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調解制度。

1.1我國調解制度的歷史回顧

我國文化和社會關系結構特點，是調解制度在我國具有生命力的社會根據。早在周代，地方官吏中就有“調人”之設。進入封建社會以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以和為貴、以人為本、重義輕利”等哲學思想成為調解制度最為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設立法院調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首創，一度成為西方國家爭相學習、借鑒的“東方經驗”。我國的民事調解制度經歷了從以“調解為主，著重調解”到“調解自愿、合法”原則的歷史變革。

1.2 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特征

我國的法院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的支持下，民事訴訟當事人自愿、平等協商，達成協議，經人民法院確認后，終結訴訟程序的活動。調解與判決和仲裁不同，它對糾紛的解決在根本上是取決于當事人的合意。同時，調解比仲裁和審判更具有經濟性。

1.2.1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與法院調解的比較

（1）就效力而言。法院調解和行政調解都具有強制力；人民調解等調解方式的雙方當事人所達成的調解協議只能靠當事人的自覺履行。

（2）從調解范圍來看。法院和行政調解具有法律規定的明確性；人民調解的范圍除法律規定禁止調解的糾紛以外，一般均可調解。

（3）就性質方面來說。法院調解實際上是法院的一種職權行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仲裁調解都是訴訟外調解的一種形式。

（4）從調解中立方的地位上講。法院調解的法官在調解中居于主導地位；人民調解等糾紛的雙方與介入的第三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2.2國外訴訟和解與我國法院調解的比較

法院調解制度與國外訴訟和解有頗多相似之處，首先，兩者都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或主要階段）發生。其次，“兩者都可通過某種途徑獲得類似判決的效力。”但是它們還有以下主要的區別：（1）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不同。（2）在性質方面，法院調解是一種有國家司法公權力介入干預的訴訟活動；訴訟和解制度則完全是一種終止訴訟的個人行為，與國家的意志無關。（3）在調解適用原則方面。我國法院必須遵循自愿、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和合法的原則；而國外實行訴訟和解的國家則只是強調當事人自愿。（4）在調解的主體、調解效力方面也有所不同。[1]

2．我國法院民事調解制度的弊端

通過上文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我國法院的弊端最主要的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結構上的，即我國具有典型的“調解型”審判模式；另一個方面是技術上的，即調解人員與審判人員在身份上的競合。二者是相互依托、相輔相成的。“調解型”的程序結構反映了“糾紛解決的價值取向”，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為調審合一的制度的安排提供了背景和契機；調解人員與審判人員的競合則必然導致審判的萎縮和調解的擴張。具體表現如下：

2.1立法上的弊端——法院調解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2.1.1 “反悔權”規定上的缺陷

在我國，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合意的調解協議，其在實質上是一種合同，而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對調解協議無條件的反悔權極大地破壞了其對糾紛雙方的約束力。從表面上看，民事訴訟法的這一規定好像是賦予了當事人更多的訴訟權利，然而卻在無意中造成了對當事

人在處分權上的放縱。

2.1.2 缺乏處分原則的規定

處分原則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的準則。自由處分合法權利是民事訴訟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之一。法官也是人，而非神，是人就有濫用權力的天性，若缺乏“權利制約權力”的有效機制，則“強制調解”的一再發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2.1.3訴訟程序的法定性與調解程序的任意性相沖突

合法原則應包括程序合法和實體合法兩個方面。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僅抽象地規定了實體合法，而對程序合法則壓根兒沒有規定。法院調解雖然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全過程，并非表明其就沒有自己獨立的程序，不能因為它靈活、方便和簡潔就否定法院調解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否則，法院調解就會被架空，成為走過場的擺設或者成為法院調解結案的犧牲品。

2.2司法實踐上的弊端——審判實踐中的缺陷

2.2.1強制調解與自愿原則的矛盾

在我國，法官在訴訟中既是調解者又是裁判者，這就使得法官比訴訟外的其他調解者更容易獲得調解成功，但同時又常常會使得調解中的自愿原則難以貫徹實施，使得調解協議的達成并非建立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這樣，調解的自愿原則必然被扭曲或虛化。

2.2.2調解的讓步息訴與權利保護目的相沖突

調解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公平性的調解，另一種是“讓諒性”的調解。公平性調解只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實踐中，大量的調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組織下的讓諒性調解。因此，調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權利人放棄部分權利為代價的。我國訴訟法對調解實體合法性抽象的規定常常淡化了法官對糾紛本身嚴格依法解決的認識，所以，法院調解更注重的是實現防止矛盾進一步激化的目標，卻忽略了對訴訟當事人合法民事權利的保護。

2.2.3 “調審合一”的模式使法院調解走向極端

“調審合一”的模式使享有公權力的調解人員與審判人員有了在身份上的競合，而這種競合往往使法官在對待調解上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我們前文所講的強制調解或變相強制調解。另一個則是使調解流于形式，即調解“形式主義”。前者是法官對調解的偏好所致，后者則因法官公權力的膨脹而起。

3.完善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幾點構想

3.1 關于我國調解制度的討論及觀點

法院調解的改革是民事訴訟法學界的一個焦點，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應該在現有的框架內進行。第二種觀點認[2]

為，民事訴訟是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的程序制度，審判是它的核心內容。第三種觀點認為，調解與審判分離后，對其性質應重新界定。第四種觀點認為，法院改革的主導方向應是建立訴訟和解制度。通過思考，筆者認同第一種觀點：改革加強論，即保持“調審合一”的制度。[4][3][2]

3.2完善法院調解制度的建議

3.2.1實體法上的完善——確立實體權利保障制度

司法實踐中，法院調解讓步息訴犧牲部分權利以達到“合意調解”目的的往往是無辜的權利享有者，若負有履行義務的人無故拖延或拒不履行，將給權利人帶來更大的損失，那么，權利人自然會對調解時所作出的讓步感到后悔，而正是這種顧慮也打擊了當事人進行調解的積極性。這就有必要規定允許當事人在調解協議中約定附條件、違約責任和提供擔保等的關于民事責任的內容。其次，民法債權一章中規定的“不安抗辯權”亦有借鑒意義。

3.2.2程序法上的完善——建立調解員回避制度

我國的訴訟法都對回避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但這種規定在調解程序中卻無法很好地貫徹。事實上，參與調解的人員常常會受到原調解過程的影響甚至左右，在參與該案的審判時難免會把已有的主觀感情色彩和心理定性帶進審判中去。根據我國司法資源的現狀，規定調解人員可以參與審理，但不能左右案件判決，這樣一來，既有利于節省資源，符合現有國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強制調解的發生。

3.2.3 調解原則上的完善——完善“自愿”原則，確立保密原則

當事人自愿調解是法院調解的本質性要求，自愿原則應具體在以下幾個方面完善：首先，禁止當事人之間采取不正當手段達成調解合意；禁止法官采取非法方法讓當事人被迫接受調解。其次，法院在受理案件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雙方有申請調解也有拒絕調解的權利。再次，規定調解書生效后，對非自愿達成的調解協議允許當事人在法定條件下有請求法院重新判決的權利。最后，健全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制度。

確立保密原則也是非常必要的。法官在調解時，為了了解事情的本原以促使雙方達成合意，必然會掌握一些隱秘的信息，但法院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對當事人披露的信息應保持超然的態度，并支持雙方當事人重新建立起信任以實現雙贏的調解結果，否則，若調解員與當事人之間無法建立起信任，則調解也必然無法繼續進行。

綜上所述，法院調解是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而創制的一種司法制度。筆者認為對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并非全盤否定或對國外和解制度生搬硬套就能成功的。保持“調審合一”的原有模式，通過改革加強，給當事人提供高效、節約的解紛方式，不僅是實現國家設立法院調解制度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維護當事人利益的現實需要。③ ①②

注釋：

①調解協議既然是一種合同，那么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協議內容，就應該構成違約責任，承擔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見《民法通則》第121、122條）

②債的擔保指法律為保證特定債權人利益的實現而特別規定的以第三人的信用或者以特定財產保障債務人履行債務，債權人實現債權的制度。這是擔保法上的規定，引用到法院調解中，義務履行人也可就質押自己的財產作為保證履行的擔保。

③這種民事責任不是指調解協議約定的給付內容本身，而是指不履行協議約定的給付內容而承擔的額外的民事責任。根據民法有關內容，這種責任一般有替代責任和加重責任兩種。

參考文獻：

[1]張娟.論我國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A].章武生.司法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2]江偉,王強義.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立法的若干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1991,(5):77-82.[3]江偉.我國民事訴訟法專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460-463.[4]章武生.司法現代化與民事訴訟制度的建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

第四篇：論法院調解的完善

論法院調解的完善

商艷維 2006級民商法

【內容提要】

社會對于糾紛往往制定各種處理機制加以解決。糾紛的訴訟解決，無疑是現代法治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的最重要一環。然而這并不是說訴訟可以包攬一切糾紛。調解，特別是法院調解越來越受到重視。根據《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調解即訴訟調解，指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現階段，法院調解這一法律制度需要從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建立調解與訴訟相對分離的模式、建立與人民調解的銜接機制、建立審前調解制度

【關鍵詞】 糾紛 訴訟 調解 法院調解 人民調解 審前調解 【abstract】The society often makes various treatment mechanisms to solve to the dispute.The lawsuit of the dispute is solved, is undoubtedly that the dispute of modern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solves an important link the most in the system.But this does not say that can take on all disputes in lawsuit.Mediate, especially the court is mediating and i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The court mediates promptly the lawsuit is mediated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of " civi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 mean the court hears the civil case, according to party's voluntary principle, On the basis that the fact is clear,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mediate.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urt mediates this legal system to need improving from three following respects: Set up and mediate the relative mode that separates with the lawsuit.Set up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ng mediated with the people.Mediate the system before setting up and examining 【key words】Dispute Lawsuit Mediation The court mediates The people mediate Mediate before examining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糾紛就相伴隨行。從家庭爭議到鄰里糾葛、從民族矛盾到種族沖突、從地區對抗到國際爭端等等一系列無序狀態，都可以歸結為糾紛這一特殊社會現象的集中爆發和具體體現。糾紛本身就意味著秩序和同一被打破，是公開地堅持對某一價值物的互相沖突的主張或要求的狀態，是社會主體間的一種利益對抗狀態。

社會對于這類糾紛往往制定各種處理機制加以解決。這些機制大致可以分為決定型解紛機制和合意型解紛機制兩類，前者如訴訟和仲裁，后者如調解。糾紛的訴訟解決，無疑是現代法治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的最重要一環。然而這并不是說訴訟可以包攬一切糾紛。20 世紀后期，以美國為代表的崇尚訴訟的西方國家，迫于法院的案件負擔、訴訟固有弊端等原因，紛紛把目光轉向了訴訟之外，希望在其他領域尋求糾紛解決的有效機制，于是調解被給予前所未有的重視。

對調解的含義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江偉、楊榮新主編的《人民調解學概論》中對調解的界定是，“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以及社會公德為依據，對糾紛雙方進行斡旋、勸說，促使他們互相諒解，進行協商，自愿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活動。”[1]范愉女士認為，“如果排除因各國在制度上的差異而存在的定義上微妙的歧義，可以根據性質和功能把調解界定為：調解是在第三方協助下進行的、當事人自主協商性的糾紛解決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調解是談判（交涉）的延伸。二者的區別在于中立第三方的參與；而其中的第三方，即調解人的作用也是區別于審判和仲裁的關鍵因素—調解人沒有權力對爭執的雙方當事人施加外部的強制力。”[2]閆慶霞博士認為“調解”的基本涵義應當是，中立第三方以適當的方式促使糾紛當事人進行平等協商，合意解決其爭議的一種糾紛解決活動和糾紛解決方式。[3]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對調解的特點做出如下總結：

第一、調解既是一種活動，也是一種糾紛解決方式。與訴訟和仲裁一樣，調解能夠獨立地導致糾紛的解決。

第二、調解是一種合意型的糾紛解決方式。“所謂根據合意的糾紛解決，指的是由于雙方當事者就以何種方式和內容來解決糾紛等主要之點達成了合意而使糾紛得到解決的情況。”這是調解與審判和仲裁相區別的最關鍵所在，即在調解中糾紛是由當事者之間自由的合意而不是由第三方有拘束力的決定來解決的。

第三、調解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進行。中立第三方（調解者）可以是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專門機構或個人。但是，不論調解者原先具有何種身份，即便是法官，也不是作為裁判者參加調解過程的。在調解過程中，調解者通過當事者之間的意見交換或提供正確的信息來幫助當事者達成合意。“調解者始終不過是當事者之間自由形成合意的促進者從而與能夠以自己的判斷來強制當事者的決定著區別開來的場面，可以視為調解過程的基本形態。”

第四、調解是一種非強制性的糾紛解決方式，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原則上，無論是調解的開始，還是最終協議的達成，都應取決于當事人的自愿。但是，如果我們對世界各國的調解制度加以考察，就會發現，調解中的強制性規定是常有的現象。例如，日本民事調停中的法官依職權交付調停，我國臺灣地區訴前調解中的強制性調解，等等。即便如此，各國調解制度依然保持著其本質上的自愿性，當事人對于調解的結果即協議達成擁有最終的決定權，即使是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規定的法院依職權作出的替代調解的決定，也須以當事人的自愿接受（明示或默示）為其生效的必要條件。

按照我國通說，在對調解進行分類時，可以依據中立第三方即調解主持者的性質不同，將調解分為法院調解、行政（機關）調解、仲裁（組織）調解和民間（組織）調解等幾種形式；依據與訴訟之間的關系，還可以將調解分為訴訟調解和訴訟外調解，法院調解屬于訴訟調解，其他組織的調解均為訴訟外調解。它反映調解在程序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調解活動處于訴訟系屬之中，歸屬于某一訴訟程序，則可以認為它是訴訟調解。而法院調解是與行政調解、仲裁調解和民間調解相對應的，它反映的是調解在主體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種活動即符合調解的特征，具備調解的要素，而同時又在法院的主持下進行，那么這種活動就可以稱為法院調解。在我國，法院調解與訴訟調解被視為同一事物構建訴訟調解制度的總體思路應定位于訴訟內調解比重的調整和訴前糾紛救濟機制的建立。根據《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調解即訴訟調解，指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制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建立調解與訴訟相對分離的模式

目前,我國法院的民事訴訟采取的是“調審結合”的模式,調解貫穿于訴訟的全過程,調解作為與判決相并列的處理糾紛的一種基本方式而存在。但判決是以追求程序公正為目的,而調解追求的是糾紛的實體解決;判決是以查清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為手段發揮作用的,而調解作用的發揮則是以當事人自愿處分自己的權利為前提的。由于是兩種不同的糾紛處理方式,兩者在同一程序中經常產生不可調和的分歧,在實踐中往往是顧此失彼,不利于訴訟效率和公正的真正實現。在日本、美國等一些國家采用的是調審分離(或調審分立)的模式,調解工作集中于訴訟之前或審理之前,大約有80%~95%以上的民事糾紛都能以調解或和解的方式予以解決,僅有5%~20%的案件進入正式的訴訟程序。這對于我國調解模式的構建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4]在訴訟內將調解與審理徹底分離(即案件一經開庭審理就不再調解),雖然能夠有效避免調解與審判在同一程序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但是一方面不利于法院利用一切有利的時機適時調解,另一方面也剝奪了當事人隨時請求調解和自行和解的權利。由于調解沒有查明事實的功能,如果將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條件,就增加了調解的盲目性,容易導致強制調解、重復勞動、拖延訴訟等不良后果。因此,調整調解在訴訟過程中的位置和調解比重,建立與審判相對分離的調解模式,將會是訴訟調解重新煥發其應有價值的總體趨勢。

審前調解就是這種模式的體現形式。審前調解也叫庭前調解,是訴訟調解的一種方式,是在訴訟程序啟動后,開庭審理之前,由法院組織糾紛當事人進行和解,并促使當事人達成合意從而解決紛爭的訴訟活動。一方面審前調解將對案件施以調解的機會集中于起訴后到開庭審理之前,使調解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也有固定的促成當事人形成合意的時間保證,不至于因調解而拖延訴訟;另一方面,調解人員與主審人員相對分離,使調解與審判分階段進行,既能避免審判人員先入為主,也能有效避免審判權對當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產生影響,同時,也能夠強化庭審的功能,節約訴訟成本。在庭前準備過程中,根據當事人之間的訴辯主張,通過對證據的相互開示,確定案件是否需要調解,避免盲目性。當事人也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對方的抗辯意見,尤其是獲悉了對方用以攻擊或防守的證據后,才能夠確定是否接受調解,如何調解等,才能使調解有明確的目的性;主持人員的說服教育才更有針對性,調解成功率才會增加。當事人和解的直接記錄在案,經法院認可后送達調解書。對于經調解達不成調解協議的,也可以將證據交換的筆錄作為固定當事人證據和訴訟請求的材料用于庭審,從而使庭審能夠有針對性的開展。將審前調解與審判相對分離并不是說在開庭審理后就不能再進行調解。在法院做出判決之前,當事人隨時提出和解的要求是當事人的一項法定權利,只不過在案件進入審判流程后,不能再刻意進行調解。通常以當事人自愿提出和解或調解的申請為前提,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調解達不成協議的,必須當庭判決或限期判決,防止拖延訴訟和審判過程中的暗箱操作。

第二、建立與人民調解的銜接機制

建立法院調解和人民調解的有效銜接機制,有利于增強社會的自治能力,緩解法院工作的訴訟壓力。目前,人民調解已經嚴重萎縮,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調解人員素質不高;培訓力度不夠;調解隊伍組織不健全;對人民調解工作缺乏正確認識等等。要想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的作用,必須建立人民調解與訴訟調解的良好銜接機制。通過聘任、選任等形式,從退休法官、律師等人員中選聘專業人員建立專業的調解組織,由鄉鎮司法所對其登記造冊,由縣(區)司法行政部門統一管理,形成以鄉鎮、街道為主導,以村、居、企業為基礎的人民調解網絡體系,從組織上保證人民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建立良好的培訓指導機制,通過增進司法行政部門與法院的溝通,使人民調解與訴訟調解做到有機結合,建立兩者良好的程序性接觸,通過定期的培訓、以案釋法等形式,增強調解工作的規范性和科學性,普遍提高公民對糾紛處理結果的可預測能力,提高社會的自治能力。[5]對于當事人已在調解過程中達成的協議,由法院的專門機關經過專門的程序予以審查,經審查符合條件的協議即具有強制執行力,以強化人民調解的效力。

第三、建立審前調解制度

審前調解的運行切忌盲目為調解而調解。因為調解絕非靠法官的熱情就能實現,它是以當事人的自愿為基礎的。訴訟調解的權威來自于雙方當事人對該種糾紛解決方式的認同,違背了自愿原則,調解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當事人的自愿包括自愿參加調解、自愿達成和解協議和自愿履行協議內容。因此審前調解的啟動應當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對于當事人雙方起訴后都自愿接受調解的,調解人員可以直接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但是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大多數的情況是一方當事人先有調解的意思表示,通過法院作為中間人向對方當事人示明,并通過說服教育,闡釋法律規定,曉以利害,最終撮合當事人接受調解。對于雙方當事人都不同意調解的案件,法院不能違背當事人的意愿強行調解,可以徑行進入審判程序。而是要在法律上確定適用審前調解的案件范圍，建立審前調解組織。目前,我國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在探索,將法官分為調解法官和審判法官沒有依據。審判實踐中真正稱得上“疑難復雜”的案件,確需適用普通程序進行審理的案件比例較少,因此專門從事案件審理的人員不需要多,而在于精。審前調解處于庭前準備階段,其事務比較繁多,工作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審判人員。在基層法院,可只留一個(最多二個)民事合議庭,專門適用普通程序進行審判,就能夠滿足“疑難復雜”案件審判的需要,以大部分從事民事審判人員成立“速裁庭”或庭前準備組織參與庭前準備,組織當事人進行調解或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判。[6]通過庭前準備,對案件區別不同情況做出不同處理。不符合立案或起訴條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對于經調解能夠達成一致協議的,調解結案。對經調解不能達成協議的再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流: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直接交由庭前準備組織以外的審判人員,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并依法做出判決;案情復雜的案件納入審判流程,由專門的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排期開庭審理并依法判決。這樣就能實現“繁簡分流”,保證科學合理的分配審判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現審前調解與簡易程序的結合，審前調解與庭前證據開示的結合，審前調解與查清事實原則的運用.。“事實清楚”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調解的一項基本原則,但是,審前調解突出的是“審前”的特征,根據法律的規定,證據只有經過開庭舉證、質證和認證以及當事人的辯論之后才能夠作為定案的依據。如果堅持要求審前調解以查明事實為條件,勢必迫使調解人員極力以非審判手段獲取所謂的“事實”,嚴重違背了訴訟的規律。因此,審前調解不可能以查明事實為前提。然而調解不可能不涉及案件的事實,同時也為了使調解更趨近于公平,更容易被雙方接受,在調解過程中,調解人員對案件事實的揭示,需要把準一個“度”。既不能回避對事實的揭示,又不能對案件事實未審先決。調解人員應嘗試“啟而不發”的調解方式,就是由主持人基于當事人的訴辯主張、證據開示、辯論意見予以歸納總結,讓當事人在其內心對糾紛的事實形成一個更加趨近于正確的認識,然后由調解人員有針對性地向當事人闡釋法律規定和適用,使當事人自行對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有一個明確的期待。其間穿插以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說教,敦促當事人自行決定參與調解和能夠承受的調解條件,使當事人既能注重法律的保護,又能照顧到雙方之間的和睦關系和將來友好合作的可能,從而促成調解合意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楊榮新主編：《民事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2]

范愉著：《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

[3] [4] 閆慶霞：《法院調解論》2004年 博士論文

[5] [6] 張英俊 裴秀峰《訴訟調解的價值分析與改革構想》

《政法論從》，2005年10月

第五篇：關于當前法院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分析和解決建議

關于當前法院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分析和

解決建議

法院調解，又稱訴訟調解，是指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主持下，訴訟當事人雙方平等協商，達成協議，經人民法院認可，以終結訴訟活動的一種結案方式。近年來，資源法院不斷強化調解意識，創新調解工作方法，積極構建民事訴訟調解運行的新機制，取得了上訴率、申訴率低和上訪纏訴率持續下降，生效法律裁判自動履行率不斷提高的效果，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政治的有機統一。但在實際工作中亦發現不少問題。認真總結經驗，研究解決問題，進一步改進和加強調解工作，更好地發揮其定紛止爭、案結事了的作用，成為擺正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為此,筆者通過對資源縣人民法院近年來所審結案件的調查發現，當前民商事調解工作開展的總體情況良好，但也存在著影響制約調解工作有效開展的一些因素，有的問題出在法院自身，有的屬于當事人和律師的問題，有的則屬于法律問題。

一、當前調解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法院方面存在的問題

1、受上級法院對基層法院當庭宣判率和同期結案率等指標考核的影響，為了提高考核分數，對案情簡單、當事人爭議不大的案件，一般都采取了一次開庭并當庭宣判，這在客觀上 制約了調解率的提高。同樣為了提高結案率，往往造成年底突擊結案，由于時間短，一般不愿過多調解，也會造成調解率的下降。

2、調審主體合一，調解對人員、時間的需求與人員少、辦案任務重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調解工作的深入，影響了調解率的提高。根據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實踐，一方面調解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民事審判法官人員少，案件數量多，審判任務重，大多時間用于開庭審理。對于事實較清案件，判決遠比調解節約時間，因而造成了部分可調解案件因為沒有時間和精力而采取了判決的方式。

3、對訴訟調解存在認識上的偏差。有的法官僅把調解當做回避辦案風險的手段，對案件處理把握得準的案件，不愿花時間去做調解工作，遇到把握不準的案件時才想方設法進行調解，對調解工作有功利性傾向；有的法官認為判決更能體現法律的嚴肅性，而調解弱化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滋生了惰性；有的法官認識不到調解在維護社會和諧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判決結案”為榮，認為優秀的判決可以體現自己的法律水平及庭審能力。

4、對調解工作程序的規范不夠完善，沒有一套較為系統的調解工作規程。法官在調解方面隨意性較大，缺乏一定的監督。有的案件調解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需要反反復復做工作，有的法官寧可判決結案，不愿意多花時間調解。例如，同樣同類的案件，有的法官調解結案，有的則是判決結案。有的 以拖壓調、強行調解甚至“以判壓調”，迫使一方當事人放棄部分權利；解釋宣傳法律不夠透徹，或故意曲解法律，哄騙當事人接受調解結果；主持調解行為不規范，引起當事人反感而不愿接受調解；調解書制作不夠規范，主文表述不夠嚴謹。

5、缺乏調解方法和技巧。有的法官對調解工作存在畏難思想，不愿做也不想做耐心細致的調解工作；有的滿足于“和稀泥”式的調解方法，缺乏對調解技能和調解藝術的總體把握；有的法官在高強度的任務壓力和快節奏的審判流程下，找不到頭緒，調解效率低下，有的案子甚至久調不決；一些年輕法官，學歷高但社會經驗不足，調解能力相對較低。

6、調解工作的規律與現行審判方式改革要求及管理模式之間存在磨擦。當前審判方式改革實行統一立案，立審分離，統一送達、排期開庭、強化庭審功能，主審法官自主支配調解時間和把握調解時機的空間有限，調解工作一般被局限在庭審中或庭審后進行，由于庭審的激烈對抗特點和時間的限制，當事人一般很難達成調解協議；強調調解工作在審判法庭進行，導致調解缺乏必要的氣氛和溝通。

7、調解程序的簡約化與調解書制作方式的復雜化不相適應。我國的訴訟調解，從程序設計上就有便捷、簡約的特點,特別是《調解規定》的出臺，從調解的時段、調解的期限等方面為當事人提供了更加寬松的條件。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調解書起草完畢后，要經過庭室負責人簽發，方可交付打印、再加蓋法院印章，才可交付送達。因此，無法做到就地調解，就地送達，當庭調解，當庭送達。調解書制作方式的慢節奏，與調解程序簡約化的目的是不相適應的。、當事人和代理人方面存在的問題

1、當事人“惡意調解”。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隱瞞事實，到法院走程序，欺騙審判人員，得到合法的調解書，以此轉移財產，規避法律責任，獲取非法利益，損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