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論文

摘要：

基于產出的資本所得由城鎮人口所有的假設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構建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會逐漸縮小；經濟中資本所得份額越大，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就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將減少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隨著勞動力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無論是理論模型及其推論還是實證檢驗結果都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并非擴大而是逐步縮小。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資本所得，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話題之一。其中，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還會擴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續擴大的趨勢，中國已從收入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成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胡鞍鋼，2004；陸銘等，2004；吳光炳，2006；郭劍雄等，2006）。經濟觀察家們認為，在中國的城鎮和農村，已同時出現“窮人”階層，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

國內外有關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更多的來自對中國國家統計數據的簡單計算后而得出的直觀結論，很少考慮到勞動力流動對中國鄉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事實上，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的流動密不可分。Braun（1993）構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表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收斂。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發現，勞動力轉移是1870—1913年間OECD國家間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收斂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發現，勞動力流動會對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確降低了勞動力流動導致的收斂性，但它的程度卻很小，遠遠不能解釋關于勞動力流動及地區收斂性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差距。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規模日漸擴大，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勞動力遷移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認為區域間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削平地區間要素票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計了1985—2000年中國人口流動對地區差距的影響，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王小魯等（2004）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由于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這些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而提高，從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勞動力流動還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劉傳江等（2005）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將各省1978—2003年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對各種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中采用同時期各省份人口凈遷人數量的年均增長率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指標，得出人口遷入與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關系，并進一步分析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

林毅夫等（2004）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的關系做了一個經驗研究，通過估計流動者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反映彈性，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但目前的流動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討論了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幾個因素，認為由于中國存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傾向導致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不強，加上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許多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和限制等導致的流動規模不足是使勞動力流動不能縮小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

關于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國內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樊綱（1995）、崔傳義等（1999）、庾德昌等（1999）、鄧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國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魯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劉傳江等（2005）認為，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擴大了地區差距。劉強（2001）認為，20世紀80年代勞動力在區域內部轉移使區域經濟出現收斂，但90年代后出現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卻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鐘笑寒（2005）認為，地區工資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顯著擴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人的主要行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的地區差距同樣是擴大而非收斂的。谷書堂等（1994）認為，導致空間上兩極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過度集中。范劍勇（2004）將這種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加劇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聚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

不少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陸銘等（2004）從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角度分析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劉文忻等（2006）著眼于要素積累與政府政策分析；郭劍雄等（2006）考察了內生增長要素；而張凌云（2006）則從制度性成因進行了討論。

我們認為，這些研究中有關勞動力流動數量直接引用統計數據，而統計匯報的勞動力流動數據基本上僅為規模企業所雇傭來自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其規模僅為實際規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在城鎮的唯一影響產出的要素只有勞動力，而勞動力所占整個產出的比例在我國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這就意味著即使達到要素價格均等的狀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少會維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將在產出中資本所得由城鎮居民擁有的假設和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構建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響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擴大縮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動態變化，并與統計機構公布的城鄉人均收入的相關指標進行對比，以期能更準確地刻畫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其動態變化。

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

本節在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構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討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

1.基本假設

假設一：整個經濟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鄉村為農業部門，非農業部門在城鎮。

假設二：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分配給鄉村人口。有兩種意見值得考慮：一是有文獻表明，中國農村消費相當一部分（40%或以上）為農民自己生產而非由市場配置（王宏偉，2000；夏英，2002，許世衛，2002；李實，2003；李實等，2007）。二是農村產出在通過城鎮消費而實現的價值增值的絕大部分并非由農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鎮居民。按糧食、蔬菜、水果、肉類等產品的收購價格來計算農村人口收入存在統計數據的缺失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考慮到兩種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計算上的簡便，在下面的兩部門模型中，我們假設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歸農村人口所有。

假設三：非農業部門產出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進行分配，資本所得全部分配給城鎮人口，勞動力所得按勞動人口的比例分配給農村和城鎮。事實上，我國農村人口從城鎮獲取收入的唯一途經是向城鎮提供非農業勞動力，雖然微薄的農村居民存款可以獲得利息收入，但這種收入甚至難以抵消由于通貨膨脹而帶來的實際損失。資本所得全部歸城鎮居民的主要表現形式有：（1）城鎮基礎公共設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園、休閑場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價甚至是免費提供；（2）城鎮醫療、養老、工傷、失業等保險；（3）教育，無論是教學硬件設施或者人員投入，農村無法和城鎮相比，農民工子女進入城鎮開辦的公立學

校更是難上加難。在考察城鄉收入差距的時候，還沒有文獻把資本所得視為全部歸城鎮居民所有，本文尚屬首次。這些面向城鎮居民的專業化服務和保障體系，大大節約了城鎮居民的時間成本，從而使城鎮居民擁有比農村居民更多的閑暇或工作時間，其工作質量和效率遠高于農村。不可否認，城鎮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來自農村，但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獲得城鎮戶口。

2.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Ⅰ：兩部門（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設農業產出份額全部歸鄉村所有。設農業產出占整個經濟產出的比例為δ，經濟總產出為Y。非農業產出為C-D生產函數，生產要素為資本K和勞動力L。產出中資本所得的比例為α。鄉村還提供一部分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城鎮產出全部為非農業產出，其生產函數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第二篇：逐步縮小城鄉教師收入差距

逐步縮小城鄉教師收入差距

溫家寶在河北張家口為千余名農村教師作報告 來源：新華社 編輯：徐馳 時間：2011-09-09

據新華社石家莊9月8日電（記者趙承 曹國廠）“改造社會必須從改造農村著手，而改造廣大農村必須從發展農村教育入手??”8月28日上午，在新學期和第27個教師節即將來臨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河北張家口張北縣第三中學為廣大農村教師作了題為《一定要把農村教育辦得更好》的報告，別開生面。

“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是窮人，而窮人中最多的又是農民。農民最需要學校、最需要教育。我們要把農村教育辦得更好。這就是我之所以選在張北和你們談心的原因。”溫家寶的一席話，道出了這堂“農民教育學”課的主旨。

溫家寶少有地談起了自己的教育家事：“我的爺爺和父母都是老師。父親母親不在家時，我就模仿他們，也當一個小老師，像他們一樣指指畫畫，寫寫算算，以為樂趣。”他對教育的感情，溢于言表。深入推進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繼續大力發展農村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加快發展農村學前教育??溫家寶娓娓道來，當談到加大農村教育的投入這一問題時，溫家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逐步縮小城鄉教師收入待遇差距；不讓一名兒童因貧困而失學??

臺下的農村教師中不少人因長期風吹日曬而面帶風霜，一些人遍播桃李而兩鬢斑白。望著這些純樸的農村教師，溫家寶說：“我國有

900多萬農村教師，他們長期以來工作在艱苦清貧的環境中，恪盡職守，不計名利，默默耕耘，為我國農村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里，我向長期從事農村教育工作的廣大老師表示慰問和感謝！”

說到這里，溫家寶站起身來莊重地向臺下的教師們三鞠躬。隨后，溫家寶提出了一項項惠及農村教師的措施：在全國部分地區開展中小學教師職稱改革的試點，將中小學教師的最高職稱從副高級和中級提高到正高級；依法保障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加快農村教師周轉宿舍建設，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發專門面向農村中小學教師的經濟適用房??

這堂特殊的課持續了2小時15分鐘，會場里響起了38次掌聲。能親耳聆聽總理作報告，現場的1000多名農村教師感到既幸運又激動。

第三篇：縮小城鄉差距

（一）選擇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鎮化模式城鎮化模式，有大都市集中發展模式，如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和日本東京等城市；還有多中心、分散式發展模式。德國采取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鎮化模式，全國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三個，大量的中小城市均勻的分布在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半以上人口住在萬人口以下的小鎮。國際上公認德國的城鄉結合的地域政策較好地解決城鎮化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其核心內容：一是多中心城分散式布局城市和鄉鎮；二是實行工業地方化；三是推行農業經營規模化，鼓勵居民離土不離鄉。德國模式有利于緩解“城市病”的出現，諸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有利于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就業。既保持了經濟高速發展，又保持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形成了富裕、秀美、文明的社會。世紀年代歐共體各國仿效德國推行城鄉結合的地域政策。

日本借鑒德國經驗，結合日本實際推行了一系列城鄉結合的相關法律。如《國土利用計劃法》，《過疏地區活躍化特別措施法》、《半島振興法》、《山村振興法》、《離島振興法》、《特別農山村法》，《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關于促進地方中心都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以及《市民農園建設法》、《自然地區建設法》等。這些法律法規有效緩解了自農村地區人口過疏、產業衰退、基礎設施落后、人口老齡化、文化水平落后等問題。

我國在城鎮化進程中，也出現了類是德國多中心、分散式發展雛形。如；如浙江溫州和膠東半島等地強鎮強村擴張模式。縣城工業開發區模式。蘇錫常及杭州地區城市連綿區模式。大城市衛星城模式等。

為此我們建議：采用“多中心、分散式”城鎮化發展模式，在城鎮布局上實行了多中心、分散式發展，在產業布局上實行了工業地方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富裕、秀美、文明、和諧的新型城鎮和新型農村。

（二）以縣域作為城鄉統籌的著力點

⒈縣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部位，也是實現城鎮化的重要部位縣是我國最重要的、設置最為穩定的行政地域單元。縣是設置較早的行政單元。目前，我國有多個縣市，面積占國土面積的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縣域占全國的。縣是執行政策并進行部分政策調整的行政單元。縣域是國家黨政機構最健全的基礎政權單元。縣城對鄉村的管理最為有效。縣城是城鄉的結合部，是城鄉統籌的關鍵部位。地級市離農民太遠，鄉鎮實力太小，縣城處于統籌城鄉發展最重要的位置。縣域是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部位。我國多個縣城目前還只是極少數為城市設置。按平均每個縣域城市人口萬人計，則全國縣域城市總人口即可以達到億，占全國人口％，再加上小城鎮人口億多人，縣域內的城鎮化人口可達到以上。縣域空間較大，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布局。我國多個縣基本都可能發展為一、二、三產業各具特色的縣域經濟。

縣城也是農村勞動力的首選地和易進地。農民進城首先要考慮的是遷移成本問題，首先是住房問題。我國大城市商品房價較高，進城務工者沒有能力定居。縣域城市商品房價格較低，務工者在縣域城市居住，大約為萬元左右即可，從而有較大的定居可能性。從目前農民受教育水平看，縣城也是較好的就業目的地。

⒉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突破口

縣是財政制度實施的關鍵單元。縣級政府對于縣域內的財政具有支配權和統籌權。而地區行署不是一級獨立的行政單元，因而沒有獨立的財政權力；在市管縣體制下，縣級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不同程度受到影響。部分市管縣的地區存在“市刮縣”和“截留上級的財政資金”現象和問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嚴重。浙江省一直堅持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縣域經濟十分發達。全國強縣中，浙江省就占了個席位，列全國第一；全省總值中，縣域經濟占／。從浙江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縣域經濟發展了，整個區域經濟就壯大了，城鄉差別就縮小了。目前，各地進行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財政困難縣應實行“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進展，省級財政在體制補助、稅收返還、轉移支付、財政結算、專項補助、資金調度等方面直管到縣，增強了縣的活力。條件成熟時應在全國推廣。

⒊制定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財政、稅收政策。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以來，縣級職能不斷擴展，職能和財政收入不對稱，公共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增加。為此，應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適時開展對不動產開征物業稅的試點工作。各級政府間財政收入的劃分要鄉縣級財政傾斜。將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耕地占用稅等稅收主要留在縣級政府或提高縣級分享比例，以增強縣域經濟發展能力。

⒋實行“三集中”的縣域空間布局

縣域經濟應圍繞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經營規模化方向發展。工業向園區集中，克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弊病。縣域工業可采用以城帶鄉，以大帶小，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力招商引資，東西部合作，促進產業升級轉移等各種形式積極推進。隨著產業的集聚，人口向城鎮集中。通過農業產業化，把農產品加工業搞上去，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起來，推進農業現代化。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礎上，鼓勵土地流轉，土地向種田能手，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三）有序高效地轉移農村勞動力

農村勞動力無序轉移給社會安定、農民利益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極大壓力。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當前，應先建立農村勞動力就業指導制度。對法定勞動年齡內、有就業需求的農村富余勞力，由勞動部門統一發放就業指導手冊，作為就業和享受優惠政策的憑證，并與市民享受同等就業待遇。對失地農民和年齡農民優先發放。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統計制度。將農村勞動力納入統一的勞動力資源管理系統，逐步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就業統計制度和失業登記制度。

勞動部門職能向鄉村延伸。有條件的地方建立鄉鎮勞動保障機構，以開展鄉鎮村就業服務和指導工作。

實行面向鄉村勞動力的培訓制度。按用工單位的要求進行專門培訓。實行農民自主培訓、政府事后買單的方式，鼓勵農民自覺自愿地學習知識和進行技能培訓，以增強自身的就業和創業能力，從而緩解農村就業壓力。實行勞動預備制度、職業資格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強制和引導農民進行培訓。

（四）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農村土地制度包括產權制度和征用制度

⒈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法制化，物權優先于所有權土地產權制度法制化。《農村土地承包法》從法律上賦予農民長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進一步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物權。農民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以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繼承。現代物權制度強調“物的使用”而不是“物的占有”，用益物權的優位主義取代了所有權優位主義，優先保護用益物權并防止所有權干涉用益物權。

將土地承包期年，改為農民長期承包。在《物權法》和《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進一步明確土地長期承包。

規范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我國民法通則與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有三類：鄉（鎮）集體經濟組織、村民集體組織和村內集體組織。因而導致鄉鎮政府以鄉鎮集體組織的名義侵害村與村內農民集體土地權益的事件經常發生。法律修改時應取消鄉鎮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內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地位。只保留村民集體組織作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

農民集體的法律地位。現有法律對“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屬性規定不明確。對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以及集體與其成員的關系沒有做出規定。采取法人的模式規范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給集體經濟組織具有法人資格，將村民委員會塑造為董事會，使其具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執行機構，賦予其經濟職能。

⒉農地征用制度改革要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農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過為被征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適當加大土地征收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的門檻，促進全社會走土地集約利用的道路。實行同地同價政策。對全國的土地價格進行分類指導，實行同地同價的政策。這樣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有利于全國統一土地市場的形成，在實踐中也易于操作。建立土地調節基金。土地有較大級差收入。適合搞房地產開發的土地占土地總量的左右，這些土地出售能夠獲得巨額收入。土地出讓金按一定比例撥入土地調節基金，可以彌補各地征地收入差距，部分基金轉入社保基金，充實失地失業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部分可用于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和其它福利。

保證農民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征地過程需要農民的廣泛參與，既要保證農民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又要決策相對集中。由于土地歸集體所有，村委會是談判主體，在土地征用過程中，村委會征詢每位村民的意見，農民討價還價也有利于保護農民土地，防止耕地濫用。土地征用需要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方可。

為失地失業農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土地出讓金按一定比例轉入社保基金，為失地失業農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賦予農民集體土地取回權。建議規定國家征用土地閑置兩年未動工使用的，該土地原所有人，即村農民集體有權取回土地。

（五）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

長期的城市優先發展策略，導致鄉村基礎設施狀況明顯落后于城市。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鄉村生活和生產條件，是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按照城鄉一體化要求搞好村莊布局和建設規劃。鄉村建設，規劃先行。以縣為單元形成縣城、中心鎮、中心村的一體化規劃體系，同時，把水、電、路、線等專項規劃有機銜接起來。把標準農田建設、河道清淤、農村飲用供水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村鎮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以中心村為重點建設農村新社區。鄉村建設，要以中心村為重點，建設農村新區。通過改造城中村、拆除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推進中心村建設，并以中心村為載體，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服務業，方便農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

（六）逐步實行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農村社（更多精彩文章“秘書不求人”）會保障體系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措施，是統籌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著先易后難，穩步推進的方針，抓好以下各項保障措施逐步建立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地、特別是發達地區已開始建立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先把農民工養老、工傷、醫療等保險制度建立起來。農民工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義務。社會保障部門需要解決社保地區統籌與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矛盾。

建立建立以縣為單位的大病統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提高農戶覆蓋率。

采取政府扶持，企業運作的方式。積極推進農牧業生產保險制度。

（七）積極穩妥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中國現行戶籍管理制度經歷了年前的自由遷徙期、年至年的嚴格控制期、年以后的半開放期和年以后“戶籍制度變法”改革期個階段。年初，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常住戶口。從××年開始，中國各地目前正陸續推行新一輪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按實際居住地進行戶口登記管理的新模式。廢止現行的城鄉分離的“二元制”戶口管理制度，推行新的城鄉一體“一元制”戶口管理，即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等多種戶口管理方式，改為按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統稱為“居民戶口”；以條件準入方式戶取代口遷移審批制度。凡有合法固定住所（指擁有合法房屋產權）和穩定生活來源的，即可在當地登記落戶；凡符合遷移戶條件的，由本人提出申請，居住地戶口登記機關負責為其辦理登記落戶遷移手續。

當前，通過統一立法，規范戶口管理。在改革探索中，各地出現各種試驗性地方戶口，有的采取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使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戶口制度。

縮小城鄉差距責任編輯：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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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

十六大報告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并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黨的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農民收入長期低水平徘徊，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是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突出問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1．1 提高農民收入，有利于穩固農業的基礎地位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這種基礎地位更為突出。一方面，解決占世界1/4人口的吃飯問題，不僅關系我國的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國際糧價的穩定，以致涉及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農民收入水平關系農民對農業生產投入的能力和熱情以及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生產關系重要內容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合理程度直接影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積極性的高低。改革之初，“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種分配制度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取得歷史性發展，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但后來由于多方面的影響，農業發展缺乏持久的制度支持，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劇，谷賤傷農、豐產不豐收現象時有發生，部分農村出現大面積拋荒，糧食出現連續減產等，這對于一個耕地有限、人地關系緊張的人口大國是極其危險的。

1．2 提高農民收入，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良性循環

社會經濟發展是緊密聯系、互相制約的。農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物質生產部門，是第一產業。沒有農業的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就不可能廣泛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對第二、第三產業的基礎地位愈發明顯。一方面農業為工業提供糧食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國內市場需求的擴張。我國廣大的農民是工業品的重要消費群體，潛力巨大的農村市場需求狀況對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近幾年農民收入不高導致的農村購買力的低下已直接影響了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勢頭。

1．3 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曾作過鮮明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我們必須消除兩極分化，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社會主義不僅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而且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基礎。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利益分配上，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和發展不同群體的利益，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農民收入狀況與城鄉收入差距

農村改革之前，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極低，增長緩慢。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33.57元，比1958年僅增長60.62元，每年平均增長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改革以后，農民在擁有了部分生產資料的同時，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農業生產連年大幅度增產，加上當時農產品供不應求，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1997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57元提高到2 090.1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3.4倍，平均每年增長8.1%，特別是 1978~1984年，實際平均增速達13.4%，但是從1997年開始，由于多種原因，農民收入增長出現回落。1997~2002年5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增長3.8%。2004年是近些年來農民收入增幅較大的一年，達6.8%，但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1984年是我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年份，城鄉收入比是1.74?誜1，而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2?誜1，加上各種福利差距，實際可能達到6?誜1，幾乎是世界上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已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中之重。

3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3．1 長期以來重工輕農政策的積淀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建國之初，為了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發展工業，國家對工農業實行不同的經濟政策，使資源配置向城市工業傾斜，農業僅作為發展工業的基礎。農業的發展缺乏長期穩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決策者只是在農業發展不足而威脅整體經濟發展時，才重新重視農業，致力增加農民收入，一旦矛盾緩和，又會減弱對農業的重視和對農民利益的關注。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 來自: 書簽論文網

3．2 農業的弱勢產業地位

首先，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農業是社會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質產業。按照一般規律，經濟越發達，人民生活水平越高，農產品消耗比重會越低。其次，農業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農產品科技含量低，農業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來自自然的不確定性很大，對我國這樣的農業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更為突出。再次，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還要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市場風險。雖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觀念已深入人心，但由于歷史傳統的慣性和自身素質的制約，農民的觀念以至行為模式，還沒有擺脫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農民的市場經濟和市場主體意識不強，抵御市場風險、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很弱，勤勞不能致富、增產不能增收等現象時有發生。

3．3 農村的現實狀況

首先，人地關系日趨緊張。一方面，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加上農民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執行困難，新增人口主要在農村；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有限的耕地被大量占用。其次，政府投入長期偏少。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但政府財政用于農村發展的各類支出僅占總支出的10%~15%，占GDP總量比重的1%。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公共產品投入嚴重不足。再次，農民負擔長期偏重。一方面，有限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相當一部分由農民自行分攤，農民又基本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另一方面，農村基層組織不斷膨脹，走不出“膨脹——精簡——膨脹”的怪圈，行政支出入不敷出，導致農村亂收費。

3．4 農民自身素質狀況

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具有勞動力量的優勢，但卻不具備質的優勢。農民作為一個整體，是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最低的一個群體。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農村人口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占42、8%，15歲以上文盲率為8、3%，農村人口主要由受過初中和小學教育的群體構成。在此基礎上，農村干部的素質令人擔憂，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只具備初中文化水平，甚至還不到，這些都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導致現階段農村體力型勞動力大量過剩與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較高質量的勞動力嚴重短缺并存的尷尬局面。

4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分析

4．1 調整收入分配體制，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首先，加大對農村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醫療等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其次，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需要國家政策的保護。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不例外。再次，從實際出發，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是國家依法為公民提供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的安全網。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制度對保障勞動者的權益、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實行得較多的是送溫暖式的或節日型的救濟，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穩定性，國家和社會應該始終履行最起碼的社會保障職責，使社會救濟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

4．2 提高農民素質，增強農民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首先，提高農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質。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國家應通過多種渠道增加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扭轉長期以來大多由農民承擔基礎教育經費的狀況，保證農村義務教育名副其實。其次，著重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農村基層干部是黨與廣大農民聯系的橋梁，是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者，是農民致富的帶頭人，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選拔干部時應把文化、技術等素質

作為重要依據，并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繼續教育培訓。

4．3 強化政府服務功能，增強農民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一是加強農村信息服務。包括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和生產資料的供應以及技術、資金、信息、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各項服務，指導農民及時調整種植結構，提高農產品的市場轉化率，增加農業比較效益。二是規范農村市場經濟秩序。嚴厲打擊劣質農資產品的流通，防止偽劣農資坑農，維護農民利益，規范農業生產資料市場，抑制農資價格過度上漲。

4．4 進一步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

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所需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少，農民要增收，只有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中去。當前，政府應著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規范農村就業中介組織。建立和健全覆蓋面廣的勞務輸出網絡，幫助農民有序流動；二是加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工的素質，不但可以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而且可以提高其就業層次和收入水平；三是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大批進城務工的農民已成為第二、三產業的重要力量，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對農民工利益的保護已不僅僅是農民工本身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對農民工合法權益

第五篇：城鄉收入差距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擴大。本文綜述了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及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開始增長,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1983年縮小到1.82∶1。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94的2.56∶1,擴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超過3.36∶1,絕對差距超過萬元。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歷史上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建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使得工業發展迅速并快速積累,農業發展緩慢且不穩定,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非均衡發展,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農民進城務工也會面臨很多障礙,這種種因素都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于農村和農業,使農民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2.體制改革

(1)1978年,我國由農村開始進行體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進行改革。體制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改革過程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鄉改革不平衡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2)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負面后果是產生各種壟斷行為以及通過壟斷行為獲得暴利的尋租活動。在我國,郵電、金融、保險等行業享受國家投資和占有公有資源等便利條件,實行壟斷經營,形成壟斷收入,壟斷行業的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職工的工資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比非壟斷性行業要高。而且雙軌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下,按照投入生產的要素的貢獻來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擁有要素的數量、質量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這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稅收制度

我國實行的是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首先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更低,而對高收入階層影響很小,這導致稅收調節的低效應,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此外,我國稅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稅水平不高,對地下稅、黑色稅收打擊乏力,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嚴重不到位等都使稅收在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后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3.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迄今為止,我國農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養老保險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上還都是通過家庭自保來實現保障的。此外,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難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

4.監督制度

我國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實施,為某些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從宏觀上調節農產品的價格水平之外，除了從政策上努力減輕農民的負擔之外，對農村影響最為巨大的變革莫過于稅費體制改革。在許多農業大省，稅費改革的步子邁得很大，鄉鎮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財政飯的閑散人員不得不自謀出路，“當干部”已經不再是令人羨慕的營生，農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顯的減輕，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并沒有在實質上增加農民的收入。

三、縮小我國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由于我國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廉價土地征用等手段，農村無償支持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中，就要相應采取“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建立城鄉互動的協調機制。工業應該為農業的發展多做奉獻，城市亦應該幫助農村快速發展起來。

（二）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及戶籍制度，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從根本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城鄉產業體系。改造傳統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民素質，以集約化、規模化為目標，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

取消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現在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的壁壘，要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全面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靈活創新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按常住人口和暫住戶口進行戶籍登記，對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職業、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應允許其轉為正式戶口，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國長期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廣大農村勞動者未被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之內，這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勞動制度改革，也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為縮小城鄉之間差距，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擴大社會保障面，逐步建立農民與市民、各種所有制職工平等一致、覆蓋全社會的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

縮小行業收入差別，關鍵在于抑制部分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其主要途徑有：降低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積極引入市場競爭；依據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對壟斷行業的收入和福利總額制定適當上限；對壟斷利潤征收更高比例的稅收。

縮小城鄉收入差別，當務之急是推進戶籍制度及相關改革。一是積極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與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二是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著力改善城市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三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貫徹落實中央各種反哺農業、農村、農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締非法非正常收入，關鍵在于繼續推進制度改革和體制創新。這包括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進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改革等。（南開大學陳宗勝 武鵬）

其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影響社會穩定。社會成員身心和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低收入群體身心和諧，使之心理失衡。這突出表現為低收入群體“相對剝奪感”顯化。“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這種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來自對自身利益損失的判斷和評價，是社會比較的結果。在社會比較中，某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作為參照物的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比較，若認為自己本應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對剝奪感”便油然而生。在現實中，收入差距過大是產生“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相對剝奪感”的強度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就越發強烈。如果收入差距過大，使低收入群體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達到乃至超過極限，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就有可能導致各種極端行為發生，影響著社會穩定。

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引發貧富階層的利益沖突，影響社會穩定。“在復雜的社會中，財富的分配顯然是利益沖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國現實中的利益沖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結構不合理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收入差距狀況決定著社會的分層，進而決定著社會結構的類型。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狀況造成的社會結構是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我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占社會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擴大逐年累積起來就形成了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上下。由于財產性收入的增幅較大，財產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這種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的上端，是擁有大量財富的社會強勢群體，其包括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則是人口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包括大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待業、失業人員。處于這兩極的社會群體都缺乏安全感。弱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脅；強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快速膨脹的財產。這兩個群體之間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沖突。由于非法高收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某些低收入者對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滿漸漸掩蓋了對合法高收入者的認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與通過不正當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論，于是滋生了對高收入者的仇視心理，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針對富人的惡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利益沖突的不斷加劇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影響社會穩定。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這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使全國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收入差距過大就是這種差異的具體體現。收入差距過大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二是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相比，1980年為2.5倍，2004年為3.2倍。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各省份平均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為1.3倍，2004年為1.5倍；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0年為1.2倍，2004年為1.9倍。(陳晴曄：《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問題研究綜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農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貧困地區的人口出自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斷向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動的態勢。據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顯示，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高達386.6萬人，其中有200—300萬人集中在中心地帶。(黃建鋼等：《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紅旗出版社，2005年）這些流動人口的吃飯、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給城市管理帶來巨大壓力，從而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劇上升，人口流動的盲目性、隨意性不斷增加。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是持有“走著瞧”、“試著看”的態度。這樣，流動人口便從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演變為與流入地的不適應。他們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指流出地無法滿足其生活需要。他們與流入地的不適應，指其素質和能力都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這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70％。他們普遍缺乏勞動技能，而又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人口流動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這兩個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穩定。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影響社會穩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力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著一部分社會成員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這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多，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優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少，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差。據統計，學習費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對城鎮家庭來說，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對農村家庭來說，這一比重高達164.6%。這一平均水平對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實際支出遠遠高于這一水平。其子女不僅在國內可以接受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還可到發達國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這一平均水平對于農村低收入家庭則不堪重負。據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低于693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148萬人，按低收入人口標準694—958元測算，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3550萬人。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費，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這導致了農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據有關資料反映，學齡兒童入學率，城市為99%，農村為80%左右，邊遠山區只有50%；小學畢業升學率城鎮已基本普及，農村卻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畢業升學率城鎮為69%，農村只有10%。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為8.46%，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為47.62%。收入差距過大在造成部分勞動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時，減少、延緩乃至取消了這部分勞動者對文化教育、技能學習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資本投入和積累的能力。這既限制了他們經濟行為的自由，也剝奪了他們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如果這部分人的境況得不到關照和改善，積壓在他們心里的失落感、危機感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發泄出來。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而導致的各種形式的發泄，都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民族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而，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普遍比較落后，收入水平與發達地區有很大的差距。這已經成為引發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全國有50個少數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區，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處于環境脆弱的石山區、高原區、偏遠荒漠區或冰川區，發展經濟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3/4的地區都是干旱少雨、風沙侵蝕嚴重的山地、丘陵、臺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2003年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942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7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東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個民族自治縣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556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過大的收入差距壓抑了少數民族社會主義積極性，削弱了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引發了民族矛盾。我國的陸地邊境線85%在西部。一些少數民族與境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這些地區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搞滲透和分裂活動。如果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不能盡快改善，那里的少數民族在長期落后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離心力。這直接影響著邊疆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弱化收入差距過大與社會穩定的負相關，關鍵是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其二，“調高”，即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擊牟取非正當收入的行為，其包括取締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