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概論文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國民幸福數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們倆一起出門,你去買?蘋果?四代,我去買四袋蘋果”。這段在民間廣為流傳的灰色幽默,折射出當下我國貧富差距較大的尷尬現實。改革開放以后雖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認收入差距并沒有得到明顯的縮小，相反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建國以來中華民族復興最偉大的一個壯舉。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和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決議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鄧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巡視南方時發表了關于市場經濟問題的及其重要的談話。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南方視察和演講解決了人們心中的疑惑，更加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從此改革開放的大幕就浩浩蕩蕩的展開了，雖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是對是錯就像他老人家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回首這三十年的變化，無人不感慨中國的巨變。但是正如他講話中提出來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人人都富裕，要減少兩級分化。為了這一目的，在收入分配上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收入分配關系深刻調整。逐步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地調整了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

在逐漸的摸索和探討中，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積累了很多經驗，具體的提出了下基本原則：第一，“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這就把多種分配方式作為與按勞分配方式長期并存的制度確定了下來，而不僅僅是按勞分配方式的一種補充。第二，個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黨的文獻中，首次提出了在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上應堅持的原則。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個人勞動報酬要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合理拉開差距。”第四，“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提倡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五，“建立適應企業、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各自特點的工資制度與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國有企業在職工工資總額增長率低于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率，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低于本企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前提下，根據勞動就業供求變化和國家有關政策規定，自主決定工資水平和內部分配方式。”第六，“行政機關實行公務員制度，公務員的工資由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并參照企業平均工資水平確定和調整，形成正常的晉級和工資增長機制。”第七，“事業單位實行不同的工資制度和分配方式，有條件的可以實行企業工資制度。”第八，“國家制訂最低工資標準，各類企事業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第九，“ 國家依法保護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財產，鼓勵城鄉居民儲蓄和投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第十，“逐步建立個人收入應稅申報制度，依法強化征管個人所得稅，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要通過分配政策和稅收調節，避免由于少數人收入畸高形成兩極分化。”第十一，“對侵吞公有財產和采取偷稅抗稅、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的，要依法懲處。”

這些總結是黨領導中華兒女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通過一步步的時間得開的。但是盡管如此，收入分配方式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在許多方面有待進一步改善。突出表現在：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趨擴大 收入分配的改革與國民幸福數

1978年年我國城鄉輸入差距之比為2.57:1，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鄉居民的可統計的收入差距經歷了縮小、擴大、在縮小、再擴大四個階段。1997年之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進入改革開放之后的第2輪擴張期。2003年我國城鄉居民可統計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到3.23：1，2006年為3.28：1，2009年達到3.33：1。2009年，我國年收入低于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為62%，這部分人群絕大多數在農村。2012只有極個別的省份將收入比例縮小到3以內，但是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種補貼和福利，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要更大。

2．區域之間以及區域內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東部地區居民收入增長最快，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慢。到2011年底，我國廣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6897.元；而最低的新疆陳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7927元。在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區域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而且落后地區的收入差距要大于發達地區的收入差距。

3．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當前我國有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的趨勢。．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一個最令公眾矚目的焦點是，石油石化、移動電信、金融供電等壟斷行業的高福利和高工資，與其它行業形成收入分配鴻溝。不少國有企業自行設立了津貼、補貼及福利，這些工資制度外的收入名目繁多，來源隱密，不易監控。很多壟斷性行業中的司機、清潔工的收入，都遠遠高于機關公務員的工資。因分配不公導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成為我國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收入分配拉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企業高管的收入沒有一個度的限制，超出了人們心理接受能力；機關事業單位基礎工資全國都沒有多大差距，差距表現在各地津補貼隨意上漲，無人管。建議整頓和規范津補貼，希望有關部門找準問題敢于下手規范和整頓

今天一個新的名詞被提了出來——國民幸福數，盡管有錢不等于快樂，GDP不等于幸福，但幸福數與百姓幸福指數與GDP一樣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監控經濟社會運行態勢；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可以說，作為最重要的非經濟因素，它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也是社會發展和民心向背的“風向標”。盡管改革30年后人們物質極大地豐富，交通更加便利，精神文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很多人覺得自己活得并不幸福，中國有句古話叫人比人氣死人，也有人表達為不是不幸福而是相比之下不幸福。這里面講的即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甚至差距過大導致的心理不平衡。從而得到的不幸福的結論。當看到別人有房有車，當看到別人有著輕松的工作卻領著金領的薪水，當看到別人過著雙休日，你卻每天加班到深夜，這怎么會讓人覺得幸福。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是拉大也就會產生更多的不幸福的人，鄧小平曾說過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富裕起來。”但是我們顯然看到那些企業主對勞動力無情的壓榨和剝削，靠他們的帶動而使貧困的那部分人富裕不知道要等到他們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政府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工作還遠遠的不夠，一些后續的政策卻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一些人希望通過納稅制度的改革來縮小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的差距，雖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實施方面確實困難重重，所以收入分配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是我想說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如果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勢必會導致社會部穩定因素的增多，在美國百分之一的人掌控則社會百分之九十的財

富，金融危機之后，這一矛盾更急的凸顯出來，人多人游行給政府施壓，表達他們的不滿與憤怒。要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保障他們這些占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其實中國也是一樣少數人擁有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和財富不斷向少數群體集中。有研究表明，當前我國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已超過50%以上。我國有1/3的職工工資與最低工資標準相接近，絕大多數省（區）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遠低于當地平均工資。

在短時期內或許政府還不能有效的解決這些難題，正如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收入分配的改革牽扯到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利益，不僅受到客觀的經濟因素的限制，還涉及到社會公平與正義。所以對每個人來說靠自己的努力來得到經濟上的利益，來尋求精神上的幸福才是最真真切切最切實可行的途徑。我們一起期待吧。

第二篇：我看收入差距 毛概論文

我看收入差距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論文

姓名：雷康 學號：01210147

我看收入差距

眼觀中國這幾年的高速發展，沒有人能否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初作出的改革開放這項決策在其中所起的決定性的作用。“先富與共富”政策的實施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打破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短短十余年間，先是農村中一批“萬元戶”脫穎而出，接著幾十萬元戶、百萬元戶、千萬元戶，目前億元以上的大戶也開始嶄露頭角。

然而，一些問題也漸漸顯露出來。事實表明這一政策并沒有達到完整的落實，雖然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多數人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離實現共同富裕還是有著如鴻溝般不可逾越的距離，從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貧富差距。而同時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從“平均主義”向“效率優先”轉變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現了持續擴大的趨勢。伴隨而來的消費需求不足，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問題也逐漸顯現出其危害，使得國家不得不開始重視并且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我們先深入分析一下現狀，我國收入差距的現狀是收入差距被持續拉大。

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測量貧富差距程度。在改革以前的1978年，據世界銀行測量是0.16，在全世界幾乎是最低的。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施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開始速拉開。據世界銀行資料，我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1986年為0.19,1987年為0.20,1990年為0.23，1994年為0.370，如果按家庭戶收入計算為0.377。我國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據世界銀行數據，1982年為0.22，1983年為0.25,1984年為0.27,1985年為0.30,1986年為0.31,1988年為0.34,1994年0.411。我國城市與農村合在一起計算的城鄉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1979年為0.31,1988年為0.382，1994年為0.434。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貧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別是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趨勢。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我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快的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那么導致這些現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國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國中等收入層在人口所占比例比較低，而極富或者極貧層比例相對較高，自然就加劇了貧富之間的分化。再者，我國的稅收制度尚有很大欠缺，個人所得稅偷漏的現象十分普遍，也十分嚴重。一些高收入層常利用體制上的漏洞逃避稅收，相反，有的中低收入曾卻因囿于傳統體制而交納個人所得稅，這樣，個人所得稅就沒有起到調節、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此外，我國由于正處于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傳統的保障體系已經衰落而新的體系尚未建立起來，沒有發達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例如美國所制定的貧困線和對低于貧困線者實施救濟的制度。而且我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救濟體系從來沒有在全社會范圍內實施，傳統的依靠工作單位的保障體制也主要是對城市居民的，占人口74%的農民的保障主要由家庭功能完成。這樣，我國的貧困人口就主要集中在農村，特別是在西部，有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東西之間的貧富差異也很大。這些都是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收入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國收入差距的特點顯著。

第一，中國在20年間從一個收入差距很小的國家迅速跨入收入極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少有。第二，中國的收入分化帶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居民收入在地區、城鄉和行業之間的差距之大也是罕見的。中國的最富地區與最窮地區的人均GDP差距為20倍左右，與世界上的最貧國和最富國之間的差距相當。第三，中國經濟正處在制度轉型時期，收入差距的動態變化受到政府政策與發展戰略的嚴重影響。

收入有差距，對國民生活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雖然改革至今中國的對外開放傾向于擴大中國的收入差距，但開放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漸漸過渡到市場體制的過程中，對外開放促進了要素分配與報酬體制的進一步市場化，從而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義”報酬體制, 所以人們的收入差距隨著原有制度束縛的不斷瓦解而增大，這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放任它，而不采取有效地措施來改善這一現象。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增強人們之間的良性競爭。但由于政策漏洞、地區差異等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和攀比，加大個人收入的壓力，導致個人收入份額擴大以及“吃利潤”、“吃資本”等結果，造成用于積累的公共收入下降，使有利于國家長期發展的資本公共物品減少，會直接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的穩定，改革深化的進程，阻礙了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地發展。

不過，雖然目前仍然存在著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對未來的發展還是要有信心。

對外開放在目前雖然會促進中國收入差距的加劇, 使得目前的收入差距形勢并不十分樂觀，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當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足夠高時, 對外開放就會有利于降低中國收入差距的程度。所以我們不能否定對外開放, 而是應該更大力推進對外開放以促使經濟的市場化轉型早日完成，只有這樣, 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并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讓中國的廣大勞動力資源得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從而真正地實現共同富裕。同時,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同時盡快完成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 以維護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的平穩進行, 以緩和縮小收入差距。

我相信，在一代代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國將會越來越堅定的向著更高的方向邁進，更加自信的向全世界證明著我們雖崎嶇雖遍布荊棘卻扎扎實實穩穩當當的發展過程是正確的，我們的選擇并不是一時腦熱，時間會證明一切，而那時，中國將會以一個更加堅毅的形象屹立在眾國面前，展露我們中華民族的血熱精神。

參考文獻

[1]趙瑩 《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收入差距》

[2]李強 洪大用 宋時歌 《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

第三篇：毛概論文——淺談縮小貧富差距

淺談縮小貧富差距

我國現正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在這一道路上進行著探索，而經濟是任何社會都不能放棄，但是貧富差距問題則成為擺在面前的一個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據調查，該問題已列百姓所關心和擔心的問題第一位。

據《瞭望》周刊報道，近十年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我國的社會財富“蛋糕”明顯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問題隨之顯現。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包括勞動收入比重的下降、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會各階層收入懸殊的警示逐漸凸顯。有數據表明，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75(聯合國標準認為0.4以上屬于收入差距較大)，已經進入了必須調整收入分配比例的階段。可是，要想實現縮小貧富差距，我們就必須了解到貧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貧富差距的具體表現，以及產生貧富差距的原因。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此，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今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還在攀升。貧富差距在我國的表現如下: 1)2)3)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擴大化趨勢。

除了城鄉之間，我國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明顯加大。區域間貧富差距擴大。

產生貧富差距的原因，我把它歸結為一下三點：

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狀況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人們卻對貧富差距氣憤不平。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這個決定本身沒有問題,引進了競爭激勵機制，激發了廣大群眾的創業熱情。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指導思想就沒有成功的改革開放，沒有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但是如果因此而導致兩極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敗的，不能達到最終的共同富裕，反而遠離了社會主義的目標。

我認為出現貧富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制的政治體制，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同步進行，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的幅度越大，步伐越快，就導致了腐敗分子貪腐的機會越多。

非法收入的存在：

一些奸商挾款出逃海外，一些高級干部貪污腐敗、徇私枉法，造成國家巨大損失，犯罪金額則是非常巨大；一些執法人員和部門執法犯法，把國家公款轉變為個人財產，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一些握有經濟權力的官員及其親屬通過非法交易，在一些經濟活動中侵吞、轉移和揮霍國家資產，我國國有資產每天流失達1億元之多；一些基層權力部門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向農民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造成農民負擔過重和干群關系極度緊張；一些不法商人放肆的偷稅、漏稅、逃稅、騙稅，在短時間內非法暴富。目前，我國收入消費總額的一半是由20%的富人占有，但他們對個人所得稅的貢獻只有10%。

（一）農民收入、企業職工工資不能得到成比例提高：

農民只通過簡單的勞動，只能生產出低檔消費品，不能獲得較多利潤，沒有技術的支持，沒有政府政策的扶持，收入水平只能處于社會最底層，加上天氣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如果再得不到政府的補助，更使得本不富裕的收入雪上加霜。近年來，政府著眼于“三農”問題，雖然農民生活有顯著提高，但比起高收入人群仍然望塵莫及。

另外，則是被認為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企業職工，由于在企業里沒有權力，經常遭遇克扣工資、被迫下崗等情況，尤其是效益不好的企業。再加上面對越來越高的物價，收入也只能是維持在溫飽水平，根本不能匹及高收入人群。

（二）政府用于醫療衛生支出不足：

有調查顯示，政府開支中醫療衛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數越小。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現在醫院、學校成為了公認的高消費場所，經常占到普通居民收入的大半支出，包括一些不合理收費，盡管政府在這些方面有所補償，但依舊無法對這一大眾群體產生明顯影響。

（三）樓市股市拉大貧富差距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顧嚴博士通過研究表明窮人與富人在股市中的獲益狀況。結論為，股市上漲，對于窮人所持有的貨幣資產沒有大影響，富人則在股市上漲中獲得收益；股市下跌，窮人的貨幣資產縮水，而富人則能很凡此種種原因，都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并使貧富差距在大眾心好的規避風險。

理上進一步放大，從而造成不良影響。

1.政策性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使部分地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政策上實施傾斜，這是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開始，我國實行由東向西的發展戰略，投資的重點首先轉向經濟效益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同時在財政、稅收、引進外資、外貿、金融等方面對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經濟特區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這種做法在總體上看是正確的，但也不可否認，它確定造成東、中、西部地區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根據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關于《我國居民收入分配關系》一文所提供的數據，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990年，東、中、西部地區分別為1964元、1260元和1078元，三者之比為1.82:1.17:1。1995年，三大地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6777元、3691元和2945元，三者之比為2.30:1.25:1，相對差距明顯擴大。同時為了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政府采取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由于多種優惠政策的享有，加上沒有退休人員這個包袱，外資企業普遍利潤很高，職工因此受益匪淺。而國有集體企業卻沒有多少優惠政策，再加上設備老化，負擔沉重，普遍效益不佳，職工收入增長速度提高不快。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國有企業職工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速度，遠遠低于非國有單位。2.體制和制度的原因

價格雙軌。80年代后半期，由于實行價格雙軌制，形成一個巨大的財富漏斗，僅1987和1988兩年差價總額約有上萬億元，其中以“灰色收入”形式落入個人腰包的估計達2000億元。價格雙軌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通過這個漏斗流入私人腰包的財富，十分驚人。

改革和管理措施不配套。在進行產權交易特別是在與外商合資過程中普遍低估國有資產；在實行國有土地租售時土地管理部門和個人層層截流；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混亂，約束機制薄弱，廠長經理亂用職權，謀取私利，經營者收受回扣，收受賄賂，通過不等價交易轉移公有財產，甚至貪污巨款潛逃，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根據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統計，從1982～1992年11月間，中國平均每年流失的國有資產達到500億元，日均1.3億元以上。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企業嚴重虧損，職工收入下降，某些人利用職權中飽私囊，加劇了貧富差距。

3、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稅收制度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然而，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以及社會轉移支付明顯表現出嚴重的滯后。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由于得不到及時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根據以上的現象與原因，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縮小貧富差距，我認為可以有以下一些手段：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糾正的成本就會過高。初次分配既要體現效率，又要體現公平，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應國民收入依法完善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金、欠薪應急周轉金等制度，努力促進職工尤其是一線職工工資收入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的監督和管理，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要扭轉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再分配的作用，關鍵是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第二，加強財稅調節。財政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強力工具。在收入方面，應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應充分發揮稅收調節作用，利用稅收杠桿達到“限高補低”的效果，比如完善個人所得稅收取方式、對高檔商品住房開征房產稅等。在支出方面，應建立起財政增加對民生投入的長效機制，確保財力向基層傾斜、向民生傾斜，比如硬性規定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省（區、市）向區縣轉移支付的占比等。通過提高執法力度，減少稅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開征某些特殊的稅種如遺產稅、財產稅等，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三，大力促進就業創業。充分就業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礎。促進就業創業，一靠發展，即通過加快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比如支持內陸省份發展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實現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優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勞動力和困難群眾就業，比如推行免費中職教育幫助農民工及新生勞動力提升就業技能，扶持微型企業發展以帶動大中專畢業生等群體創業等。“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要逐步確立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更多的就業增長點。

第四，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既要治標，更要治本。要充分發揮教育作為社會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讓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機會，不讓處于弱勢的社會成員輸在“起跑線”上。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關鍵是加大財政投入，補齊農村教育在“軟件”、“硬件”兩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終保持教育財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進農村中小學校舍標準化、教育照顧好農村留守兒童、完善困難家庭學生資助體系等。

第五，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縮小貧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慮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從實際出發，既要逐步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又要合理確定保障水平，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要進一步擴大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體制面臨的風險 提高政府的財政支出，切實解決困難地區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失業保障金的管理上，嚴厲打擊某些貪贓枉法者將“救命錢”挪作他用的行為。建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和幫助網絡，通過各種措施解決他們的難處。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最大的難點也是在農村。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推進城市化，使農民向城市轉移，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1)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減少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2)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4)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基礎框架。

第七，加強法制建設，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強市場監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要嚴懲貪污腐敗、整治非法收入。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

第八，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于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第九，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外地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增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強制度建設，杜絕腐敗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強收入管理，提高稅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城市化進程，切實保證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因此促進經濟發展，增加人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對實現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至關重要。

以上的分析只是言語上的，只有所有的人都行動起來，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縮小中國的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論文

摘要：

基于產出的資本所得由城鎮人口所有的假設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構建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會逐漸縮小；經濟中資本所得份額越大，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就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將減少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隨著勞動力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無論是理論模型及其推論還是實證檢驗結果都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并非擴大而是逐步縮小。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資本所得，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話題之一。其中，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還會擴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續擴大的趨勢，中國已從收入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成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胡鞍鋼，2004；陸銘等，2004；吳光炳，2006；郭劍雄等，2006）。經濟觀察家們認為，在中國的城鎮和農村，已同時出現“窮人”階層，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

國內外有關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更多的來自對中國國家統計數據的簡單計算后而得出的直觀結論，很少考慮到勞動力流動對中國鄉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事實上，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的流動密不可分。Braun（1993）構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表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收斂。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發現，勞動力轉移是1870—1913年間OECD國家間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收斂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發現，勞動力流動會對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確降低了勞動力流動導致的收斂性，但它的程度卻很小，遠遠不能解釋關于勞動力流動及地區收斂性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差距。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規模日漸擴大，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勞動力遷移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認為區域間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削平地區間要素票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計了1985—2000年中國人口流動對地區差距的影響，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王小魯等（2004）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由于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這些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而提高，從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勞動力流動還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劉傳江等（2005）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將各省1978—2003年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對各種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中采用同時期各省份人口凈遷人數量的年均增長率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指標，得出人口遷入與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關系，并進一步分析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

林毅夫等（2004）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的關系做了一個經驗研究，通過估計流動者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反映彈性，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但目前的流動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討論了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幾個因素，認為由于中國存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傾向導致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不強，加上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許多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和限制等導致的流動規模不足是使勞動力流動不能縮小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

關于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國內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樊綱（1995）、崔傳義等（1999）、庾德昌等（1999）、鄧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國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魯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劉傳江等（2005）認為，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擴大了地區差距。劉強（2001）認為，20世紀80年代勞動力在區域內部轉移使區域經濟出現收斂，但90年代后出現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卻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鐘笑寒（2005）認為，地區工資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顯著擴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人的主要行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的地區差距同樣是擴大而非收斂的。谷書堂等（1994）認為，導致空間上兩極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過度集中。范劍勇（2004）將這種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加劇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聚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

不少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陸銘等（2004）從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角度分析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劉文忻等（2006）著眼于要素積累與政府政策分析；郭劍雄等（2006）考察了內生增長要素；而張凌云（2006）則從制度性成因進行了討論。

我們認為，這些研究中有關勞動力流動數量直接引用統計數據，而統計匯報的勞動力流動數據基本上僅為規模企業所雇傭來自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其規模僅為實際規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在城鎮的唯一影響產出的要素只有勞動力，而勞動力所占整個產出的比例在我國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這就意味著即使達到要素價格均等的狀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少會維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將在產出中資本所得由城鎮居民擁有的假設和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構建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響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擴大縮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動態變化，并與統計機構公布的城鄉人均收入的相關指標進行對比，以期能更準確地刻畫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其動態變化。

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

本節在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構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討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

1.基本假設

假設一：整個經濟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鄉村為農業部門，非農業部門在城鎮。

假設二：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分配給鄉村人口。有兩種意見值得考慮：一是有文獻表明，中國農村消費相當一部分（40%或以上）為農民自己生產而非由市場配置（王宏偉，2000；夏英，2002，許世衛，2002；李實，2003；李實等，2007）。二是農村產出在通過城鎮消費而實現的價值增值的絕大部分并非由農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鎮居民。按糧食、蔬菜、水果、肉類等產品的收購價格來計算農村人口收入存在統計數據的缺失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考慮到兩種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計算上的簡便，在下面的兩部門模型中，我們假設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歸農村人口所有。

假設三：非農業部門產出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進行分配，資本所得全部分配給城鎮人口，勞動力所得按勞動人口的比例分配給農村和城鎮。事實上，我國農村人口從城鎮獲取收入的唯一途經是向城鎮提供非農業勞動力，雖然微薄的農村居民存款可以獲得利息收入，但這種收入甚至難以抵消由于通貨膨脹而帶來的實際損失。資本所得全部歸城鎮居民的主要表現形式有：（1）城鎮基礎公共設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園、休閑場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價甚至是免費提供；（2）城鎮醫療、養老、工傷、失業等保險；（3）教育，無論是教學硬件設施或者人員投入，農村無法和城鎮相比，農民工子女進入城鎮開辦的公立學

校更是難上加難。在考察城鄉收入差距的時候，還沒有文獻把資本所得視為全部歸城鎮居民所有，本文尚屬首次。這些面向城鎮居民的專業化服務和保障體系，大大節約了城鎮居民的時間成本，從而使城鎮居民擁有比農村居民更多的閑暇或工作時間，其工作質量和效率遠高于農村。不可否認，城鎮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來自農村，但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獲得城鎮戶口。

2.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Ⅰ：兩部門（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設農業產出份額全部歸鄉村所有。設農業產出占整個經濟產出的比例為δ，經濟總產出為Y。非農業產出為C-D生產函數，生產要素為資本K和勞動力L。產出中資本所得的比例為α。鄉村還提供一部分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城鎮產出全部為非農業產出，其生產函數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第五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分析(毛概論文)

毛

概

論

文

姓名：王mm 班級：商本0902 學校：輕紡美院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摘要：我國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但隨著CPI系數的增長，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卻呈現出負增長的趨勢。出現了社會成員間、城鄉居民間、不同行業間、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使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個困難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矛盾。

關鍵字：收入差距 分配現狀 應對策路

一、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一）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國際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越不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我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2004年，占城市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財富。專家計算，我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數又上新高，已達到了0.65，顯著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水準（0.4），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圍中也處于很高水平。

（二）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我國是其中之一。國家統計局200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2366元，這其中包括40％的實物收入，實際的現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這1800元當中，還有20％的現金要備來年生產資料之需，這么下來，農民手中真正用來購買消費的現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當年城市居民人均

收入是6860元，是農民可支配現金收入的5倍。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城鄉之間真實的差距大約在6﹕1之間。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擴大為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

（三）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間差距上。1978年改革以來，盡管各地區人均GDP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它們之間的差距卻在持續擴大。1980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擴大為1.9﹕1.17﹕1，2002年進一步擴大為2.63﹕1.26﹕1。這說明1990年的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比1980年分別擴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別擴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區間人均GDP差距的擴大，說明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漸增大。

（四）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有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資料顯示：1987年我國收入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1.38﹕1，1991年行業平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相差已超過10倍。這說明我國行業間收入差距已經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從1978年起至今，電力、煤氣、金融保險、房地產、煙草等行業成為國有經濟中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行業。這類行業的收入要比其它行業的收入高出2～3倍。且在工資增長速度方面，高收入行業要比建筑業、農林牧漁業等行業高出很多。

二、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原因

（一）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

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方式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平等、公平的競爭原則,使得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市場中的不完全競爭、產品的行業性壟斷使得石油、電信、電力能源等行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潤，這是導致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體制改革不到位

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大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體制改革不但為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而且也為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

開辟了廣闊空間。“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既帶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們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別。當前，城鄉收入差距明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三）區域間收入差距拉大

自然環境是制約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環境常常會導致區域間的收入差距，這也會致使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差異。東南沿海一帶具有發展對外貿易的先天優勢，每年都可為當地創造大量的稅收，因此地方經濟相對發達。另外由于東部地區實行改革開放的時間較早，因此經濟結構相對較為合理，這也是造成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傳統的城鄉經濟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壁壘，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交流，并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方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得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張，農業生產難以持續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受到嚴重影響；另一方面，農村消費市場的與城市消費品市場的等級在不斷拉大，農村需求結構得不到提升，必然影響與需求有關的供給結構。總之，由于舊體制依然存在，因此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有了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三、解決我國當前分配差距的方案

（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我國應該將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放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上來，以保證整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規范收入分配行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積極構建“中部大、兩頭小”新分配格局。并且，還有必要針對國有企業實施限薪措施，防止壟斷行業職工收入過高。

（二）建立工資管理機制

最低工資制度是勞動和資本間分配關系優化的重要前提,能夠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保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而，在制定科學合理工資指導線的過程中，應該對相關法律制度進行調整,建立起政府主導、工會推動、勞資互助的協商處理模式。

（三）積極調整再分配機制

首先，增強再分配支出力度。對于城鎮居民基本的福利、補貼應采取貨幣化措施,針對農民的養老、醫療保險等問題做出進一步的調整，盡最大努力提升新型農業技術含量、提升規模農業的競爭力和農民的實際收入。其次，改革稅收分配制度。國家需要制

定一套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分配制度，保證個人收入規范化、合理化的實現。在法治層面，立法機關應該積極推動稅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時，必須堅持公平原則，將重點目標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尤其是對于高收入行業的從業人員，全面做好征稅規劃,嚴厲處罰逃稅、漏稅等非法行為。在稅率方面，應根據經濟發展的實情及時做出調整，以保證我國稅收工作的順利開展。再次，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體系。為鼓勵富裕階層積極投身于公益、慈善事業,要適當減免捐款的所得稅,以此緩解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四）加大教育、醫療、養老體制方面的改革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國比較重視經濟發展，但對包括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社會體制建設和發展重視不夠。近年來，國家提出了擴大內需的發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制度沒有建立起來，老百姓不敢輕易地將歷年來的積蓄花出。

（五）加大農村改革力度

1、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這樣可以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減少農村存在的“隱性失業”問題。

2、加大農業支持，增加農民收入。繼續完善當前的各種惠農政策,各級政府應當定期組織農民參加農業知識培訓，引導農民進行規模經營。

3、戶籍制度改革。要建立積極的公共政策，主動接納農民進城，構建新型的現代城市戶籍制度。

看來綜上，防止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已成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一項重大任務。首先是激發人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需要；其次是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及時協調各種社會利益矛盾的需要；最后是加快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市場結構的需要。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基點來解決改革攻堅階段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就必須采取實際措施防止利益差別超過應有的界限、促進利益關系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