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空間規劃中理性與對話（大全）

1（后）現代空間規劃中的理性與 對話

對可持續性的討論和新的戰略規劃方法帶來的根本性變革，在德國統一后的十年間重新引發了對空間規劃的興趣。然而這些發展并不能掩蓋這么一個事實，即空間規劃正經受著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可以看成是現代主義所宣稱的理性所面臨的更為廣泛的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后現代思想家們已經提出了一系列空間規劃所不能再回避的論點。為了探索新的理論基礎，本文重點討論兩種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 Wolfgang Welsch的橫向理性(transverse rationality)的概念。這些概念對于規劃理解的變革有著深遠的影響。

空間規劃的危機 1（特別是在德國）

后現代批判性的解構思想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人文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思想之中。它形成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文化批評，然后首先被廣泛運用于建筑學和美學，接著是哲學（Lyotard 1979；Welsch 1987），到八十年代后期被運用到了城市規劃領域（Dear 1986）。后現代思想現在已經遍布了文化和社會科學領域（Rosenau 1991）。例如，在人文地理學，它已經導致了對空間、社會和人類行為之間關系的根本性解構和重構（Dear 1994）。空間規劃與這些學科有相類似的主題，自然不可能在這些變革中臵身事外（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

我用“空間規劃”這個詞來包括所有形式的空間規劃和政策。關于德國制度體系，空間規劃覆蓋了五個不同層次：地方層次（城市規劃，城市發展規劃），區域層次（區域物質規劃，區域經濟政策），L?nder 層次（Landesplanung），聯邦政府層次（環境規劃，區域政策）以及歐共體的跨國規劃（歐共體區域政策，歐洲空間規劃）。但在德國，情況似乎有所不同。盡管也有一些關于規劃自我反省（self-image of planning）的激烈爭論，但空間規劃的理論和實踐似乎一點兒也沒有受到這種后現代主義批判的影響。有關于空間規劃在政治范疇不斷邊緣化的抱怨在不斷增加，規劃“實施的差距（implementation gaps）”被責難，并且，有關于空間規劃中的“危機”的討論持續了將近二十五年。盡管有數不盡的批評，而對支撐現代主義規劃的理性的普遍性問題卻很少有根本性的批判。相反，德國的空間規劃似乎成了現代主義所宣稱的理性的最后庇護所，或者也許可以說它就是話語的政治和認識論場景中的落后地區。

請允許我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做出一些推測。首先，絕大部分規劃人員把自己看成是技術專家，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在工科學校受到訓練，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律師或地理學家。在規劃人員的社會化過程中，把規劃看成是空間和社會技術的觀念卻是永恒不變的。這反映在規劃話語一直未被改變，甚至在新的教科書中也是如此（Spitzer 1995；Vogt 1997）。德國的規劃理論被認為是與不相關聯的假想敵進行拳擊練習，而不是對現實的規劃行為的狀況及其本質作出反應。第二個原因可以從德國中找到。在兩德統一之后，西德的規劃系統在沒有經過對規劃理論進行更多政治性思考的情況下被強加于東德，在此過程中，增設了許多規劃機構領導和政府部門領導的助手的新職位，這些職位適合于絕大多數來自西德的規劃人員，他們抓住了這種長久以來不容易得到的機會。這樣，一方面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缺少這樣的意愿：東德社會主義的崩潰是否就能斷然地確認西德的規劃系統（包括空間規劃）具有優越性呢？ 然而，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規劃危機現象僅僅是暫時地被壓制了，現在正在開始更急切地回潮。和其他各地一樣，在德國，對國家管制的放松已經提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議程。空間規劃，至少是就其傳統形式而言，如果還談不上面臨著生存危機，它的重要性也在進一步降低（Ritter 1998）。兩項新的變革或挑戰正在為修正德國空間規劃的討論增添新鮮的內容。

首先，1992 年里約聯合國會議所確立的“可持續性”的引導性原則和“地方 21世紀議程”(Local Agenda 21)取得了極大成功。可持續性原則已經成為了整個德國空間規劃系統法定的約束導則，從中央到州、區域和城市，莫不如此。取得如此顯著的成就可能僅僅是因為每個人都能從不同的方面來解釋這個空洞的措詞。因此，我們還不能肯定這是否僅僅只是紙面上的成功。但是，可持續性原則的引入和 21 世紀議程的興起，并不只僅僅影響到環境政策本身的變化，更導致了更根本性的規劃變化：如果可持續性原則能夠被真正接受，那么一定會成為一項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則。這樣的新原則強調過程與結果的開放性以及對自我組織化的社會進程的依賴，因此，幾乎完全否定了技術性的線性規劃概念。

戰略規劃作為一種解決之道？ 對守舊觀點的另一個挑戰是戰略規劃的復興。德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這一變革來自于私人部門。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SWOT 分析法、過程管理和審計的討論已經開始興起，首先是在區域經濟政策領域，隨后，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環境規劃和區域規劃中也得到廣泛運用。這一哲學觀念在如 Henry Mintzberg 的經典著作《戰略規劃的興衰》(1994)之類的文獻中得到了體現，在書中，Mintzberg 介紹了哈佛經濟系中的設計學派模式。有意思的是他發現在 1973 年前后私營部門不再青睞傳統的戰略規劃，而是讓位于商業管理的漸進模式。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此進行了基礎性的重新評估，并使戰略性的商務規劃成為一種全球標準。對應于公共部門規劃的理論討論，令人非常驚異的是（但這肯定不是偶然的），商業規劃與空間規劃理論的學術話語幾乎沒有什么聯系，至少在德國是這樣。

這些新的挑戰——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戰略規劃復興的結合——并未能保持德國傳統空間規劃的穩定。事實恰恰相反。空間規劃越來越轉變成了環境和經濟政策，空間規劃過去的雄心壯志是從更高的理性立場上協調政策，而現在如果再提起這個陳舊的目的只會招致譏笑。

許多實踐者認為，把戰略規劃從私人企業移植到公共規劃只需要對方法和步驟進行簡單的現代化，但實際上，與傳統的線性規劃相比，戰略規劃包含了深刻的變化（參閱 Kaufman & Jacobs 1987； 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Bryson 1995）：

? 它并不關注規劃人員的職位，而是關注于行動、結果和實施； ? 它允許那些涉及到的和受影響的人更廣泛地參與； ? 考慮了相關區域管理機構的優劣勢； ? 以潛力和風險評估的形式全面考慮系統的環境； ? 規劃不再被看成是主權國家的行為，而是被視為各類政治、行政機構（大都市、區域等）的競爭性行為。

規劃界對這一規劃哲學的廣泛接受是基于這樣的期望：既然傳統的空間規劃在國家管制中的努力已經被指責是言過其實的，這一規劃哲學能使公共規劃重新合法化。戰略規劃被私人企業和與產業關系密切的政治界廣泛接受，而對商業界議程（business community’s agenda）的接受可以被看成是社會和政治話語中普遍經濟化的組成部分（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然而，我對于戰略規劃在德國環境和城市規劃中的復興有著復雜的感受。如果這一規劃哲學思想自身從屬于 SWOT 分析這一廣泛傳播的方法時，它的優勢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其弱點和風險也不可忽略。在戰略規劃的所有優勢中，我將首先提到它面向行動和結果的明確導向。傳統的空間規劃太過于注重規劃和計劃的制定，卻沮喪地發現幾乎沒有什么人對這些感興趣；相應地，也從不關心規劃編制成果對他人行動的指導。戰略規劃提出要重建制訂目標、戰略優先和實施之間的一致。

第二個優勢是獲得了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響的人的廣泛參與，這些人參與的目的是為了達成一致。傳統的空間規劃常常過于強調建立“最佳空間秩序”的科學理性，并試圖使人口規劃臵于這一原則之下。然而規劃人員常常不得不懊惱地承認，人口規劃并沒有按照這種方法被兌現——至少不是由規劃人員，而且肯定也不會按照他們設想的方式來實現（Selle 1994）。隨后，規劃人員突然發現他們變成了傳教士式的角色，要反對假想的民眾的非理性和無知，保護他們較高的理性。

戰略規劃完成了一次決定性的轉移，在公共規劃中的運用有其優勢的方面，但也出現了巨大的問題：目標和戰略優先權的建立來源于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響的人在協商中取得一致的過程。這意味著規劃理性的調整，在科學和政治上合法的規劃人員的理想的絕對理性被公開的規劃討論的有限理性所替代。

從民主理論的觀點來看，這種轉變包含了相當的解放和具有廣泛基礎的民主潛力；但另一方面，它在合法性上也存在嚴重缺陷。因為目標和戰略的建立迄今為止都是和法定的導則相關聯的，但是現在至少已經部分地為政治協商進程所替代，這樣有權力的組織就可以推進他們的特定利益。為了在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間溝通和整合(integration)，新的政策形式由互動所決定，運用達成一致的戰略以期形成聯盟（coalition）。

另一個問題是戰略規劃所特有的，即政治與行政體系在職能上的差異。為區域行政機構討論和選定戰略方案是中央政府進行引導和協調的責任（例如國家和聯邦的政府大臣、大城市中的市長總部），而空間規劃是作為一種管轄權指定給特定的部門（環境、經濟、交通等等）。因此，假定能夠通過戰略規劃的方式重新獲得過去宣稱的戰略協調，似乎是一種幻想。

簡單地把戰略規劃應用到公共部門的空間規劃之中，其本身是不充分的。如果認為把目標的可持續性和方法論上的戰略規劃這兩項變革結合在空間規劃的陳舊系統中，然后僅僅是按部就班地去執行，那么這種認識無疑是目光短淺的。我認為，空間規劃的危機是現代主義所宣稱的理性的更為廣泛的危機的組成部分。后現代的思想家們就此已經展開了一系列的爭論，這些爭論不能再被空間規劃所忽略。為探尋新的堅實后盾，我將簡單討論兩種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性理性和 Wolfgang Welsch 的橫向理性。

作為現代主義計劃的空間規劃的建構與解構 把空間規劃看成是現代主義的宏大計劃的組成部分現在已經成為共識，兩者之間有著許多的內在聯系：在 認識論層面上是對空間和建成環境的認知方法；在 社會理論層面上是認為國家的作用在于維持社會秩序和形塑社會；在 美學層面上則涉及到規劃成果整理成文等等。我將嘗試使用一些關鍵詞，至少是部分地指出這些方面的內在聯系。

城市規劃是空間規劃眾多分支中最古老的一個。它最初產生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即“現代時期的誕生”（birth of the modern age）之時。城市建筑師們受統治者的委托，進行“理想城市”(ideal cities)的設計和建造，他們稱自己為“實踐數學家”(practical mathematicians)，因為他們把幾何的理性付諸實踐。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數字和幾何形式的完美秩序是一種非凡和諧的表達。

在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著作中，Gerd de Bruyn（1996）追溯了烏托邦思想以來的城市規劃的發展。在 Gerd de Bruyn 的鼓舞下，我也嘗試根據烏托邦思想和技術的理想類型，而不僅僅是單一的時間軸，來構筑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歷史。如圖左列描述的是 烏托邦的發展，肇始于托馬斯?莫爾，直到霍華德和柯布西耶。在另一邊，城市規劃總是成為一種 技術性的職業，這一脈絡的發展顯示在右列，所有這兩列都與中間一列相關。

這一回顧有兩個方面顯得特別重要。首先，烏托邦思想的發展由 理性化不斷增強的進程賦予了新的特征。自十八世紀后半葉的啟蒙運動以來，烏托邦思想中宗教方面的因素逐漸隱退，到十九、二十世紀就完全消失了。而它們的地位也為社會存在的理性秩序中的規范性概念所替代。其次，我們可以看到，烏托邦思想從十八世紀后半葉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個長期循環。在二十世紀，對規劃的混合多元理解逐步地替代了烏托邦思想，這一理解使得規范性和技術性兩方面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中間到右列）

圖表 1

烏托邦 和城市規劃的目的烏托邦的發展 新城作為社會或宗教上的新形勢的烏托邦

技術的發展

規劃師對于技術型城市規劃目標的理解 中 世紀

手工藝品貿易世紀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

理想城市和強化城市（例如:A.Durer）

實踐數學 17/18世紀

康帕內拉: 太陽城

首位城市，尤其是首都

18/19世紀

（尤其是在美國的）宗教殖民地，早期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公社：傅立葉、歐文、圣西門

慈善工業家的工廠城鎮（Salt, Cadbury, Krupp）

防止危險及城市擴張 20 世紀 初葉 前后

霍華德：花園城市 加利埃爾：工業城市

恩維（Raymond Unwin）

Camillo Sitte 20 世紀 20年代

城市模型 社會公平的城市 社會主義城市 作為功能機器的城市 柯布西耶

區域規劃 鮑豪斯 L.Mies von der Rohe 格羅比烏斯

有秩序的城市發展 有秩序的土地使用 20 世紀 30年代

雅典娜憲章 克里斯塔勒: 中心地理論 “Raumordnung” 國家社會主義城市

年代

戰爭期間的毀壞和修復 50 年代

技術烏托邦

結構化和分散城市模型以及小汽車主導的城市

戰后重建 60 年代

新城 大規模居住區發展 70 年代

城市密度特征模型和空間規劃目標體系的結合 1975 年前:目標的重新審視 80 年代

城市更新模型

保護 漸進主義 90 年代

烏托邦的結束？

企業化城市 可持續的城市

戰略規劃的復興

以上這兩方面的發現以不同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十九世紀末以來，在社會理性化和官僚化的進程中，空間規劃的專業系統已經出現。首先是在城市規劃層面，而后在區域和國家層面上突飛猛進。然而在早期，絕大部分規劃人員都強調實踐而疏于理論性的反思，而另一方面，理論家們也大都是自學成材的，他們來自于不同的學科——如霍華德和柯布西耶。

只有在規劃人員的教育學術化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規劃理論才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空間規劃作為國家干預，在問題解決和決策的綜合理性模式的引導下得到了合法化。這一發展的基礎在于這樣一種基本確信：社會與物質現實需要在很多方面進行改進，而規劃可以通過運用科學方法，并以規劃的方法制定規則，以此來認識現實的內在邏輯，從而實現對現實世界的改進。“通過啟蒙，規劃能夠解放他人。知識和理性使人們擺脫宿命和意識形態，使工業社會的邏輯本質得到發現和探索”（Beauregard 1989）。在科學知識的武裝下，規劃人員制定理性的導則去影響他人（投資者、國家、個體家庭）的行為。依賴于科學的和客觀的邏輯，規劃人員宣稱已經達到了能夠超越個別團體的特殊利益的境界。

這一類觀點將規劃自我定位于 技術角色，因此規劃本質上是一種 非政治的行為，并且有人聲稱規劃是一種在更高層面上調節資本與勞工關系的手段。按照后現代的解釋，規劃因此是建立在具有合法性的 科學方法之上的（Lyotard），也是建立在典型的總體敘述性的基礎之上的（Jameson）。事實上，現代主義規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產階級規劃，這種狀況的形成是由于工業化進程中中產階級的不斷擴張以及經濟增長、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和社會進步將解決所有問題（至少從長期來看是如此）的樂觀思想。城市被看成是一個沒有矛盾的社會的物質性容器，因此，“功能城市”對混亂和不確定性一無所知（Beauregard 1989）。

空間規劃中這類單向的科學和技術理性的經典例子就是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在物質性規劃中的應用（Blotevogel 1996）。1933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他的著名論文《德國南部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在其中，他提出了理想的聚居地結構理論，表達了經濟、交通、人口、政治和行政體系的理想空間組織。這一理論讀起來像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普通理論，它對觀察到的現實進行了經驗性的解釋。但是克里斯塔勒想要的更多，他把他的理論看成是 規范性的、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 理想空間秩序的模型（Model of an optimal spatial order）。這一模型要比很不完美的現實狀況要優越得多。他相信他的模型不應是去適應現實，而是相反，應當調整現實來符合他的模型。從這樣一個理論演繹的理想空間秩序出發，可以很容易地建構起重塑現實的國家計劃，由此，作為國家責任的環境規劃誕生了。

克里斯塔勒積極參與了他的模型在規劃實踐中的應用。在二戰期間，在德國占領的波蘭開始了規劃和德國化措施，其目的在于德國人向東拓展 生存空間（Lebensraum）。在波蘭人被清理后，一種“德國文化景觀”開始在一個實際上的空白地區（tabula rasa）中浮現出來，同時，也出現了以理性構建的、具有等級秩序的聚居地系統。盡管克里斯塔勒本人不是一個公開承認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但是他愿意把他和他的知識運用到民族社會主義的聚居地規劃中。在規劃人員假設的非政治性、技術性的自我意象的幫助下，規劃過程中產生的任何道德問題都很容易被壓制。

眾所周知，中心地理論成為了戰后世界范圍內環境規劃政策的支柱之一。比如，在德國，所有的國土都建立了一個由等級有序的中心地組成的多樣化系統（有時甚至是窮鄉僻壤），并將之作為環境規劃政策的正式目標。根據這一模式調整了城市的管轄范圍，村莊被合并以形成較大的鄉村政府，并具體確定了學校、醫院和大學的位臵，以及建設高速公路等。

這一空間規劃概念得以如此廣泛地接受及其信服力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之上呢？他之所以吸引規劃人員，因為它具有科學的合法性，即使（或者也許僅僅是因為）很少有人能嚴格地認識到克里斯塔勒十分復雜的理論是建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對政治話語的間接思考（確實，困難程度越高甚至越有用）。科學的合法性有能力為中心地理論創造一個幾乎支配性的權威，從而使得這一理論成為德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空間規劃政策話語中的空間規劃概念。

對理性的后現代批判迅速擊敗了空間規劃所宣稱的理性，正如我在這里以中心地理論所作的示例。早在二十世紀 40 年代，Max Hork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論證的啟蒙辯證，而諸如 Lyotard、Derrida 和 Jameson 等后現代哲學家則進一步推進和激進化了對理性的批判。他們爭論的中心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如下的議題：在現代，理性的出現伴隨著對個體解放和個體自主的高尚宣稱；然而在現實中，它卻總是和控制、權力聯系在一起，并具有統一的趨勢（平等原則）。即使是自主的主體（如以理性主導的規劃人員為形式），也僅僅被看成是現代的建構，并且被追溯到啟蒙哲學。然而以后現代的觀點來看，這僅僅是一種“以理性為中心的元敘事”（Logocentric meta-narrative），它將“被啟蒙的”人看成是宇宙的“主人”（Rosenau 1991）。后現代的思想家質疑現代科學所宣稱的科學相對于其它知識形式（如常識、神話和巫術等）的霸主地位的合法性。理性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理性的絕對化通過它所聲稱的霸主地位來鎮壓多樣性和寬容（如后現代指控現代主義的認識論極權主義），應該對現代時期的災難承擔部分的責任。因此，對理性的抑制就意味著從權威、效率、等級、權力、技術、商業、行政，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規劃中解放出來。

然而，我并不支持廣泛的基礎批判主義。即使簡單的邏輯[某些后現代批評家眼里特別臭名昭著的 總體敘事(master-narrative)]也是反對這個（所謂理性的），通過有理性的爭辯的方式自然會導致的往往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在交流的元層次(meta-level)上拒絕理性的原則，那么我將最終陷入達達主義。在藝術中這也許有它的價值（它在后現代美學中正經歷著一些復興），但是達達主義的科學思想確實有些奇怪。

第二個爭論更重要：對理性的完全拋棄為基礎主義和非合理性打開了通道。在后現代主義的哲學中，真理的概念被協商的概念所替代。獨立于協商的真理的可能性被拒絕了，并且為依賴于協商的“有效性”的宣稱所替代。然而如果沒有可以據以在眾多矛盾的合法性主張中做出決定的后準則，那么，隨之而起的就是不可救藥的相對化。“世界的祛魔”（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是和現代的理性化過程相聯系的（Max Weber），因此，通過新時代（New Age）的支持者和基礎主義的布道者的敘事而在認識論上試圖“再魅”(remystification)，這些人試圖把我們引領到“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國”(otherworldly kingdom of mystic life)（Weber 1922/1985）。

Foucault 非常正確地指出了權力對于實現話語依賴所聲稱的合法性具有決定意義。但采納了他的批判性觀點而與道德和科學理性的解構相結合，就會導致政策和規劃的災難。到了最后我只能憤世嫉俗地承認規劃話語也僅僅是語言和權力游戲。我至多只能評論和解構這些話語，但我不能提供任何的意見來反對它。由此，空間發展和空間規劃 實際上被用于保障各種財團和強有力的團體的利益。（當今，在很多規劃人員中流行的玩世不恭似乎表明了這一理論解釋并不完全缺乏經驗上的證據）。

我愿意從一種更為不同的中間位臵來看待這一基礎性的批判。國家規劃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運用，這種權力的運用是合法的，而且從某種程度而言帶著理性的“面具”。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歡欣鼓舞形成鮮明對照，理性的意圖與其實際效果之間顯著的矛盾現在甚至更為明顯。“現代主義辯證性”（dialectic of modernism）在六、七十年代的在功能主義城市規劃中、在大面積區域的再開發和大規模的居住區開發中都得到了彰顯。現代主義的空間規劃建立在全面平等的規范上，一個完整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均生活需求明確而內在地成為了其思想的出發點。這種普適性的規范在現行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下迅速變得十分虛偽。

然而，從這我還不能得出結論說，理性和規劃——這一現代主義的兩個孿生姐妹——已經普遍地過時。新近的哲學和社會學的決定性意義在于充分認識到了理性是受制于 多元化的。啟蒙運動的理想就如 Heralitus 所言，“理性浮現的地方，多樣性的迷霧就會消散在燦爛的陽光之中”（Welsch 1996）。這一隱喻啟蒙運動的太陽也照遍了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在晚期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對理性的批判中，這一隱喻以獨特的方式轉變了：Habermas 寫出了理性的多種形式之間的差別，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在一個“脆弱的動態”中不斷調整。而Jean-Francois Lyotard 更為激進地解釋了理性的多元化，他相信，現代理性很早以前就已分裂成一個由散布的、自主的理性島嶼組成的群島。我們不能再以光芒四射的陽光作為我們的方向，相反，我們行進在理性的混亂圖景之中（如果還不是在一個沒有橋梁連接的群島中的話。）

在規劃理論的爭論中，這種狀況還只是部分地被認識到和被正確處理，尤其是在德國。Robert Beauregard（1989）十分清晰地指出了現代主義規劃理性權威的喪失。

“從本質而言，現代主義規劃的總體敘事與空間上不可預測的、彈性的城市形態是不相容的。組成城市形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是相互對抗的，其效用則越來越成為短期消費物。結果，現代主義者對秩序、功能性結合和社會同質性的追求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如同要求部分規劃人員保持客觀的距離并運用技術理性。現代主義規劃人員無法可想地在后現代主義者的支配下被廣泛拋棄”。

北美規劃理論者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思想體系的轉變，他們告別了改革的幻想，轉而進入到發展漸進計劃。他們大規模地撤退到程序性問題之中（決策理論、數學、商務管理理論等等）。在實踐中，不再關心“公正的”城市和“理想空間秩序”之類的基礎性問題（除了象 John Friedman 等少數左傾城市規劃理論）。

規劃中的主要理論顯示出了其矛盾的復雜性。一方面它不去理會不斷增長的對總體敘事、實證主義科學和科學技術理性的批判，依舊依附于其傳統的、非政治的和技術的自我想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無意識地）卻信奉起后現代的懷疑論，正在放棄它曾宣稱為優越的理性及其歷史性的 存在理由。許多從前改革導向的規劃人員對變化的局勢低頭，并轉向純粹的項目管理。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前空間規劃中的戰略規劃方法的探索可以看作是一種對總體框架變革的反應。

尋求新的堅實基礎—— 溝通的、橫向的理性概念 不幸的是這一新的哲學并沒有從多元理性的混亂圖景下提煉出一種簡潔的方法。有兩種思想似乎特別值得討論：Jürgen Habermas（1981）的溝通理性概念和 Wolfgang Welsch（1996）的橫向理性概念。Habermas 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和 Horkheimer 和 Adorno 所追求的“啟蒙辨證性”的批判傳統。但Habermas 堅決反對后現代主義的批判論，他認為現代主義并沒有過時，而是將其視為“未竟的計劃”（Habermas，1990）。他認為現在（晚期現代時期）多元社會的問題占據了最顯著的位臵。代表不同“美好生活”規范概念的人們如何能理智地共存？每種權威必須通過在公眾協商的框架中被接受才能獲得其合法性。在這一背景下，Habermas 的話語（discourse）理論才獲得核心的意義：認為通過科學和爭辯的理性而獲得理想秩序的合法性模式過于理想化了。事實上，通常意義上的“公眾”（general public）已經退化成為有組織的利益團體爭斗的沙場，這些利益團體通過折衷的談判而達成結果（而不是以私人個體的一致）。結果，在市民和國家之間又插入了大量的組織（聯盟、黨派、公司）。

在這個更為后現代的場景中，Habermas 看見了一絲希望：事實的陳述（客觀世界）和規范的有效性（主體間世界）不應當去適應權力，而是應當為了 更好 地 爭 論。為了這樣的目的，對話（discourse）的某種規則是必須的：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必須能夠說出他們的主張，只有在取得一致后，才能做出決定。對話因此是溝通的條件，這一條件要盡可能遠離脅迫；并且，溝通導向的行為必須占據主導； 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此開始生效。Habermas以此與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作對比，工具理性是通過效率和優化的方法達到特定目標的。

為了捍衛溝通理性，對話的道德是必須的，這些道德并不是由復雜的規范系統，而是由程序規則組成。其核心規則是：（1）沖突應該通過由所有涉及到的團體形成一致的協商來解決。（2）在實踐中，源于個體對某一特定系統責任的戰略行為可能會與這種理想發生沖突。（3）由這兩種類型之間的壓力形成了一種責任，即將真實狀況集聚到解決有爭議的沖突的理想框架之中。Habermas保持了啟蒙的理想，他相信，權力應當服從于理性（reason）。對 Habermas 而言，這一理性既不是由傳統所賦予的，也不是簡單地由科學所發現的，相反，它是以有限理性的方式在對話中創造的。因此，程序的道德規則就具有核心意義，具有同樣重要性的是對話的公開性。辯論性的競爭將被理性地決定，受影響者都參與到決策之中。使公眾獲得有關于這些對話的知識是科學和媒體的職責。

哲學家 Wolfgang Welsch（1996）贊同類似的、但更為基礎的方法。他詳盡地研究了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并堅持了其中的大部分。“現代理性不斷增長的應用并沒有導致理智（reason），相反更多地導致了看似合理實際卻是真正的非理性。這是對理性的新近批判的關鍵性觀點。有必要結束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是對理性的堅定期望，另一方面是對希望的放棄”。最終，理性的原則并不能放棄。相反，應當堅定不移地接受理性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橫向理性。Welsch 把后現代關于無能的、破滅的理性主張看成是“孤立主義者的誤解”。理性的構成實際上更像是由多種理性的交織和相互之間的轉變所賦予特征的。因此，就有必要在多元和轉變的背景中重新定義理性，他將之稱為“橫向理性”。

在理性的復雜圖景中，發現和創造這種“橫向”聯系，決不是一件小事。一個人能且只能在不同的理性和與之相關的科學范式中做出主觀決定，然而這不能解決異質問題：在沒有元準則（meta-criterion）的情況下，不可能有限 有限（binding）決策。

Welsch 以新建筑（Le Corbusier）中的美學范式為例，顯示了理性和范式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

“與 普遍知識（mathesis universalis）的思想體系相結合，也就是說，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現代的核心思想相結合，而且在理性類型觀點上與認知理性的范式相結合。對于作為 普遍知識的新建筑來說，簡潔和清晰是最基本的思想，而達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是要在這兩方面深思熟慮。共同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理性地塑造世界。因此，事實上新建筑的主張和實踐中，一再地從普遍知識的現代項目的思想訓練和過程中獲得借鑒……笛卡爾的物質世界分析與雅典憲章的城市分析具有同樣的精神。準確地說，密斯?凡?德羅的建筑在建成形式上是完完全全笛卡爾式的”（Welsch, 1996）。

作為理性和范式多元化的結果，想簡單驅除似乎存在著的無序，然后再象從前那樣繼續是毫無希望的。對簡單明了的參考系統的探求常常會飽受教條原則的折磨。有意識地強調意義的多樣性，問一下如何才能最好地處理，才是更為明智之舉。如何“理性地”來處理這一問題？Welsch 列舉了一些可能性：（1）通過范式并臵的“交替啟發”（alternate illumination）方法；（2）糾正對單個范式合法性的過于膨脹的斷言；（3）觀察范式周圍由內部修正導致的可能結果所帶來的變化。過去認為理性間是彼此分離的，現在可以發現并建立它們之間新的聯系（溝通的開放性）。

傳統的“一個理性”的概念（例如 普遍理性（Weltvernunft），例如神的理性，例如科學上公正、客觀的理性）已經不可避免地過時了。“相反，橫向理性完全作為主觀理性顯現了主體的能力”（Welsch, 1996）。然而這并不必然意味著要將理性縮減為“私人理性”（private reason）——一種個人的和自我中心的理性。“理性意味著在轉變的多樣性中移動的能力”。在現代制度、對話和社會實踐中體現的理性與這種合理性明顯不同。

Welsch 比 Habermas 更懷疑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理性溝通的可能性：“在現在的情形下，一個人必須接受這樣的可能性，理性行為最終將導致基本的異議的表達，而不是達成一致”。如果陳述和爭議建立在不同的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并且，如果沒有更高層級的外部決定標準的話，那么純粹理性將隨異議的陳述和無法形成共識而消亡。然而，橫向理性更接近于共同的理想，恰恰是在這種理性和范式的轉變與交織中的建設性工作中，釋放出了溝通與一致的潛能。

結論 如果我的解釋是正確的，那么空間規劃的危機就不僅僅是它的傳統目標和方法的危機，而是更為根本性的，是其對理性的基本主張的危機。規劃人員作為生活在塵世的創造神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摧毀了。然而這一認識不應導致我們屈服和犬儒主義，就象后現代主義基礎性批判所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最近的社會哲學試圖找尋一條建設性的解決之道，在當今混亂的理性圖景中尋找實踐道路。Habermas 建立了能達到相互理解的溝通能力。Welsch 依靠合理性，提出了達到理性的多元化及尋求對“橫向”連接與相互聯系的建設性的方法。對空間規劃做出的結論只在細微處有差別。傳統空間規劃所宣稱的綜合的、科學合法的理性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有關靜態目標的“理想空間秩序”的科學模型已經過了它們的全盛期。

然而，我的想法為空間規劃中的“轉向溝通”（communicative turn）提供了很好的理由（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盡管持懷疑態度的：Tewdwr-Jones & Allmendinger 1998）。如果有人完全不想放棄現代主義對理性的基本主張，那么他只能依賴于社會對話的相對理性。那些認為社會對話只會導致客觀上差的和錯的結果的人，顯示出他們還沒有從科學技術宣稱的理性的傳統思維中擺脫出來。那么，什么樣的元準則被用來決定結果的質量？ 但是，對社會對話的信心不應該與天真相混淆。為了防止這些對話淪為權力游戲（在那里，壓力團體的工具理性占有主導地位），這就迫切需要清晰而有約束力的規則。在這樣的背景下，顯然需要國家建立規則并監督，要求堅持規則。

溝通性的競爭對所有參與的團體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話語的溝通只存在于那些參與者公布他們各自的期望，努力營造一個合作的氛圍和建立信任的地方。這種狀況不會自動地形成。溝通性的競爭不能僅僅是假設，而應當作為一個規則，作為學習的結果，并因此而固定于社會的溝通文化（Fürst, 1997）。

規 劃 人 員 的 作 用 和 規 劃 特 性 的 深 遠 變 革 必 然 與 規 劃 的 轉 向 溝 通（communicative turn）聯系在一起。實際的規劃發展更少地依賴于規劃人員的行為，而是更多地依賴于由所有受影響的人參與的、開放的散漫的進程的調節。無論如何，這并不意味著規劃人員應當壓制他們的能力，并將自己限制在中立的調解人的角色（職業的調解人肯定比規劃人員做得更好）。相反，規劃人員應當把他們的技術知識帶入這些過程中，不是霸權地主張科學的優越性，而是作為激勵和幫助來建立通過協商達到結果和一致的過程。傳統的空間規劃（其特征是以科學和技術主張官方限定“市民參與”來“聽”）和規劃人員在其獨裁權力的基礎上做出最終決定，其要素仍然以多種多樣的“建議和意見”提出。在協商和合作規劃中，規劃人員遠遠地退居幕后。他或她發起、刺激并引導過程，注意包納所有受影響的人，并遵守對話的規則，通過代表特定利益的有組織團體的工具理性來反對話語的混淆，最為重要的是遵守由意見一致所支持的結果（Selle, 1994）。規劃的地位也將作為結果而發生根本性變化。在傳統空間規劃中，規劃（plan）是靜態的，通常是以制圖學的方式表達想要的空間狀態，像是刻于石頭上的規則（盡管其實踐效果并不確定）。在對話和合作規劃中，規劃（plan）并未廢棄，它們的基本作用是作為 溝通的中介。現在得到公認的是，圖表以及特別是條件、方案和發展選擇的制圖學的視覺化，對于規劃人員——調解人來說是刺激和建構規劃協商的無價資源。

目前偏好的戰略規劃能否提供一個克服這里所描述的傳統空間規劃的理性危機的機會？它提供了一個總的程序性框架，這個框架可以使得開放的、規劃對話的溝通理性來代替過時的對理性的科學和技術的主張。然而，這方面既不是戰略規劃的必然也不是戰略規劃的核心。事實上，它既可以被用來解放對話的規劃，它也可以被用來提高僅僅依附于工具理性的技術官僚規劃的效率。這樣，對話的要素純粹有助于使規劃（plan）完全地被接受。

因此，戰略規劃是機會與危險并存。其關鍵的意義在于規劃人員反省了這種矛盾的狀況，也認識到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空間規劃不僅僅只是一個技術官僚的工作，簡單地從科學中獲得其合法性，而是與社會對話緊密聯系的。既不是由空間規劃本身判斷為重要的主題，也不是由科學所接受的主題與空間規劃有關，只有通過社會對話方法所得出的問題才是。但實踐中的空間規劃和規劃科學都不只具有消極作用，它們也確實不應當將自己降格為是對實現特定利益的一種消極幫助。如果他們積極而負責任地參與到社會對話之中，它們不僅有機會挽救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有機會將現代主義進步思想的本質內容帶入到晚期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混亂之中。

第二篇：文明與理性的對話

文明與理性的對話

讀余秋雨《山居筆記》有感

管理與經濟學部物流工程

孫際釗

301020920

1還是偶然從同學那里淘來的《山居筆記》，拿到書時有說不出的欣喜。雖早就對余秋雨先生有所耳聞，卻沒有真正拜讀過他的大作。之前是有看過他的《文化苦旅》一書，但是終究是出于年齡和閱歷的差異，對書的感覺僅僅局限在“看過”罷了，細想起來竟不能對文章內容說個一二出來，想必這“看過”二字也是有著樂少水分的。真正有時間和心情去讀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卻是隔好些年以后了，有些自慚形穢于自己對書的渴求度，但也還是慶幸自己讀了，并且為時不晚。

我想我一直都不是那種善于讀書的人，總覺得自己既缺乏潛心鑒賞的定性，又沒有那種體味美感的修養，看書不過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般的一覽而過，久而久之便留下近乎囫圇吞棗式的劣根性---棗自然是吞下去了，口中卻依然索然無味。或者說看書于我不過是一個尋求精神慰藉的方法，或者僅僅是求得時間上的消磨和心靈上的安慰。即便現在對文字有來不得莫名其妙的偏愛，對書的知曉也是寥寥無幾的，以至于從筆下寫出來的東西缺少本質上的靈性。但是《山居筆記》卻讓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我竟然從那些揮灑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許味道，確切地說應該是透過字里行間，我找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上的碰撞，或許這就是通常說的所謂心靈上的共鳴吧！要寫這篇文章時還特意拿了原書看了看，想要知道這本被同學稱作晦澀難懂的文集里究竟有什么是讓我所著迷的。

《山居筆記》成書于1994年，歷時兩年有余，全書二十一萬字。以現在網絡小說的成書規律來看，這樣的寫作時長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其商業和經濟價值必定會因此大打折扣，況且先生為寫此文還辭去了行政職務。然而正如先生在《新版自序》一文中對自己為核對海南島某一古跡上一副對聯的兩個字又親自拜訪一事的解釋說“這種做法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由此似乎有些對那些以營利為目的靠字數和成書時間拿錢的網絡小說多多少少有了些鄙夷，雖然我知道他們靠勞動拿工資并無過錯，但是對文化，這是一種罪過。

《山居筆記》以《一個王朝的背影》開始，以《歷史的暗角》結束，余秋雨先生用親身游歷，切身體驗，為我們探訪了中華文明，他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址和文化現場，然后把驚訝、悲痛、遺憾、感動告訴我們，每一段文字，每一段過往都帶給我們強烈的震撼。有時會想究竟要有怎么樣的毅力和決心才可以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從一個歷史觀察者的角度去探尋人類文明留給我們的每一處遺跡。根據官方數據看，每年假期和黃金周出游的國人并不是一個小的數目，但是真的如先生一般以個人游歷為基礎寫出類似于《山居筆記》之類文獻的卻只有先生一人。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說自己去山西以前是先找了好多文獻資料的，其中不乏一些是從圖書館庫存中淘出來的，如此比較起來我們那些跟隨導游聽他一路聒噪的所謂的旅游實在是相形見絀了。有句廣告語說“人生就像一場旅途，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風景，和看風景的心情。”現在想來，想必這“心情”二字定有幾重不同的解釋的。一來是指隨景用情，真正將自己溶于景中，有所失亦有所得；二來，則是抽身于景外，用另一種眼光去探尋景物所能帶來的文化共鳴和思維上的理性探尋，去計算得失實在是一種影響情調的不雅行為。先生屬于哪一種自然就用說了吧。用同學的一句話評價一下說：“不管網絡和媒體對余秋雨有多少責難和批判，不可否認的是他有接受人們贈予他的成就的資本和能力。” 想來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再到后來的《千年一嘆》，每一處對于歷史和文明探尋和思考莫不是有著巨大的魅力，若不是對人類文明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歷史嚴謹的探知

態度，想必誰都不會愿意單車匹馬穿梭于處在炮火掩蓋下的人類文明的遺跡間，用清晰的筆跡去記錄那些古老文明留給我們的精神思考。由此看來那些所謂的不認同和批判就顯得別有用心了。用先生在《新版自序》末的一句話為這一小段做個小結我想再合適不過了。“文明和邪惡不可混淆，歷史和法律不容侮弄”。

《山居筆記》中另一個讓人折服的地方，就是余秋雨先生嚴謹的思維。應該說全書沒有詩歌那樣唯美華麗的辭藻，也少了雜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筆鋒，但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擯棄了浮華的隨性，給了人一種心靈深處的親切感---自然流露出來的文字往往能帶給人最深刻的印象。作為自述性筆記，初讀起來似乎有些凌亂瑣碎，但通讀全書，卻不難發現作者構思之精妙：那就是從平淡的話題中以小見大，通過質樸的語言風格直指社會現實，從而使得文章中所觸及到的問題與中國當前的現實遙相呼應---輕快中不乏沉重，從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把一個社會現實的剖面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無形中引發并啟迪人們的深思。無論是《一個王朝的背影》中由避暑山莊古跡拓展出來的對清王朝興衰史的探尋，還是《蘇東坡突圍》中對烏臺詩案那段歷史原因的思考和總結，亦或是《抱愧山西》中對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歷史真相的追述和考證，都讓我們切身理解和感受到一個文學大師所特有文學品質和精神追求。最讓我嘆服的要屬《抱愧山西》中對山西在全國經濟地位升降原因的分析和總結，若不是自己看過了那篇冗長的文章，實在是無法相信這是可以通過一場旅行看到的東西，加之之前說過的先生為探訪山西而作的準備，讓人真正去理解了大師之所以為大師的原因。從文字角度上看，但凡涉及對于歷史的探尋和總結的文章莫不是有個共通的規律，那就是，深奧。但是《抱愧山西》一文卻極少讓我有這種感覺，想反倒覺得比歷史來得更好接受。想要在全書中為這種感覺找個原因時，《新版自序》就已經給了我答案。先生說：“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困難，不在言論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證之難，而在于要把深澀嶙峋的思考粹煉得平易可感，把玄奧細微的感觸釋放給更大的人群，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塊，用體溫焐化堅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費難言的艱辛，而艱辛的結果卻是不能讓人感受到艱辛。”于是就突然有了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正如美食家只知道這道菜好吃卻不知怎么做，而廚師的任務卻是去想怎樣將菜做得好吃，當人們都開始說菜好吃時廚師站出來說了說這菜是怎么做的，但是不幸的卻被扣上了驕傲的高帽子，于是輿論就有了各種非議。糾其原因不過是人們覺得畢竟廚師不是美食家，是沒有發言權的。先生在書后寫的答學生問中有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問：這些年報刊上有不少對您的評論，有些評論明顯帶有惡意，您為什么不反駁？答：有的文章用詞比較尖刻，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個錯訛或疑點。作個比喻，這是包裝粗礪的無價饋贈。你至多只能說‘惡詞’而不是‘惡意’。”把這個看成是一個文學大師的素養我想應該是不過分的吧，如此這般，那來自媒體的批判和人們的質疑就顯得有太過牽強和刻意，他們的目的究竟是出于真正的思想上的不認同，還是因為所謂的羨慕嫉妒恨，我們就不可知了，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批判在文化發展史上起到的促進作用和在學術造假方面做到的監督效果，但是我們似乎更應該以一種更為包容的想法去對待文化現象中能夠突顯出來的那部分新生力量（當然先生已經不屬于新生的那部分了）。說來好笑，我好像有在為余先生開脫的意思，但是信憑我一個沒有什么資本的人何來資格去對名人說三道四。不過是借機將想法作一表達，這應該是沒過的吧。

《山居筆記》中對歷史人物的刻畫也是巧奪天工，精辟至極。在《蘇東坡突圍》中先生對蘇軾大加褒揚，甚至于蘇東坡懷舊地點的錯也說是錯出了魅力，這正驗證了王爾德的一句

話：“在藝術中只有美丑而無所謂對錯。”蘇東坡面對政治義無反顧，甚至不惜身陷囹圄和身首異處。在被貶黃州期間他深刻自省，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找回一個真正的自我。艱苦的物質生活又讓他深刻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華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最后終于迎來了成熟的自我。試想在“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的夜晚，看著縹緲的孤鴻之影，在“有恨無人省”的人文環境中，誰能依舊我行我素，自我放縱？在我看來，蘇東坡的確可以算是一個歷史強人。什么是成熟？成熟就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生的道路是從出生地而發，越走越遠。由此展開的人生就是要讓自己與種種異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結果可能喪失自己，也可能在更高的層面上把自己找回，或許只有在遼闊的時間和空間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坐標，把自己抓住。面對塵封的往事，如果置身其中，或許會覺得前途茫茫，但如果置身事外，用大視野審視，人生的脈絡就會豁然開朗。《山居筆記》就是這樣的大視野和遼闊的時空。

我喜歡先生的文章，喜歡用他的文筆描述出來的他眼中的文明，從他筆下走出來的文章，沒有那些晦澀難懂的科學佐證，沒有刻意的尋古問今，個人感受和思想很自然的融入他的文章中。從他的散文系列中似乎感覺到并不是以前老師課堂中所說的那些所謂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標準，相對而言，應該是“詩性”和“藝術”的結合。我是愛文字的，用朋友的一句話說，愛文字的人會吝嗇從他筆下寫出去的東西。在我看來，真正執著于文學的人，會給文字以最大的自由度，不去約束文字本身所能表達出的韻味。那種為了某種現實經濟利益而求字數的網絡文學式的創作，我一向是嗤之以鼻的，用一句可能會讓很多人不爽的話說，我認為那是對文字的污辱。

我還不知道自己讀到的是不是真正先生想要表達出的他自己，但是我確實是感受到了從他文章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那咱公正客觀真實的感受的描摹，似乎正是現在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多人都已經缺失了的。對于先生的文章，對也好，錯也好，能有機會靜下來找個無人的角落，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細細地看，我想先生也會知足的。或許我們可以讓自己的心靈從中找到一絲的寧靜。當鉛華褪盡，我們帶著蒼茫的心態回首走過的路，能夠很坦然的微笑著告訴自己我曾經也那么充實過，這也許就是一個最完美的交待了吧。

并非為了寫而寫，真正去領會一種精神上的共鳴，能夠知足，就夠了。

第三篇：現代企業管理中理性溝通的有效性分析

現代企業管理中理性溝通的有效性分析

【摘要】在當今的信息時代，企業的生存發展靠管理，管理的途徑靠溝通，溝通的有效靠理性溝通。實施以人為本的理性溝通方式是增強企業凝聚力，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也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法寶。

關鍵詞： 現代企業管理溝通原理理性溝通以人為本有效性

Abstract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y the management oftheway through communicati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rational communication.Implement people-oriented r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to enhance cohesion and improv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an importantway.Is that the enterprises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the invincible magic weapons.Key words: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principles of r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ople-oriented

從管理理論角度縱觀企業管理的全部歷史，大致經歷了經驗管理、科學管理、文化管理這三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都蘊含著溝通管理這一重要環節，與此同時溝通管理也經歷著從專制的硬性溝通向以人為本的理性溝通的轉變，即從物性向人性的轉變。二十一世紀，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大多企業在其人力資源管理上都實施人性管理，溝通方式也是較理性的溝通方式。

一 理性溝通的實施原理理性溝通原理的提出

溝通的解釋是為了一個設定的目標，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個人或群體間傳遞，并且達成共同協議的過程，溝通需要手段，即交流。理性溝通是哈貝馬斯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動理論》一書中，由鄂蘭對“溝通權力”這一概念的解釋中得到啟示，從而發展出一套對話理論與溝通理性的理論，理性溝通強調言談與行為應用時要“平等的與人溝通”。[2]尤爾根·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思想家，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影響遍及全世界，他秉承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創立了一個龐大的交往理論體系。對于溝通理性的理解哈貝馬斯認為溝通與理解無處不在，構建和諧社會，構建活潑、自由、互動的社會要求社會沖突和矛盾得到妥善的處理和解決。理性溝通在社會各領域中的可能性

人際關系交往中在溝通理性的條件下，個人的思想行動都可以獲得他人的認可，同時彼此獲得的是雙倍的收益，在溝通交流中，人們獲得的知識或者理性的東西、情感的東西會隨之增多。社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協調了才會良性的發展。哈貝馬斯認為，社會是由三個子系統構成：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系統。“在這里系統被理解為一個由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要素組成的自我調節系統，而這個系統在處理復雜的周邊環境中提升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2]對于在交往過程中主客體間關系的調節應該進行平等和諧的交談和對話，從而形成一種主客體之間平等的溝通，這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所需的溝通方式，也是整個社會系統各個要素之間的理性溝通，毫無疑問，哈貝馬斯對于社會系統的要素劃分以及生活世界的層次劃分，實際上是要溝通理性得以普遍和全面地實現和應用。[5]理性溝通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原理

現代企業管理的實質和核心是溝通，許多企業普遍存在著管理溝通障礙問題，使企業有限的人力資源得以最佳配置，使管理者與管理者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形成互動、達成共識，這是溝通行之有效的關鍵。著名管理學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決策，但管理不僅是決策，還是溝通，事實上

決策的過程是信息交流和處理的過程，亦即溝通。對于決策的執行其實質就是企業管理中各個成員對

自己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溝通的行為過程。在現代企業的內外部環境變化日益復雜的情景下，企業不

但要注重管理決策，更重要的應重視企業對內、對外、自身的溝通，面對已形成的沖突和矛盾，進行

有效的溝通，換位思考，運用理性溝通方式，實施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管理勢在必然。

二 現代企業管理如何實施理性溝通堅持“以人為本”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對企業的管理實質上就是對人的管理，人既是企業的主體，又是被管理的客體，也是“企業最大的資產”.[1]企業想要取得巨大發展，就要使這些所謂的資產自發的去努力工作，為此企業應通過與各

組織成員真誠的溝通和交流，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使之自覺自愿的為企業效力，員工是企業創造競爭

優勢的重要因素，要真正做到以員工為本，就需要企業尊重員工，使員工具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使員工的責任和能力和企業的前途相互聯系起來，用員工個人的成功來獲取企業的發展。

企業理性溝通的有效性反應在企業各組織成員的凝聚力上，理性的溝通方式是維系企業生存和發

展的重要紐帶，因此，作為企業的管理者，無論任何時候都不失時機的、有意識的向員工宣傳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對于每個成員的重要性，另外，管理者也可通過制定企業長遠的目標，引導員工圍繞目標

展開工作；同時關心和體貼下屬，使員工團結一致，產生向心力，使企業內形成民主的氣氛；企業管

理者也要以身作則，在組織中樹立榜樣，以榜樣的力量感召員工。由此可見，理性的溝通可使員工形

成民主平等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使企業發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構建溝通管理體系 倡導理性溝通

管理溝通是企業精神和形象的創造者，建立一個有效的管理溝通體系，使企業成員認同企業的核

心價值及共同使命，是需要周密的計劃和安排的。傳統的管理溝通方式是以企業傳統的組織框架為背

景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溝通方式越來越創新，在新技術的變革下，理性的溝通方式收到

重視，從大的方面說，理性的溝通是企業人在擁有共同目標的前提下相互之間進行的思想和意識的雙

向信息傳遞，包括內部溝通和外部溝通，即企業內部的決策討論和企業內部的危機處理。從小的方面

講，理性的溝通是企業以人為單位的來自個人的理智的自我溝通過程，是一種自覺的自我良性溝通。

構建理性溝通的管理體系，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確定溝通目標，把握目標。即溝通者在實現有效的溝通過程中，必須理性的向對方傳達清晰的概念和觀點，界定好企業總體目標、策略和任務間的牽制關系。

（2）搜集溝通所需信息及信息來源，制定信息策略。即在溝通交流過程中，要明確定位主客體的位置以及主客雙方將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選擇直接或間接的切入主題，用言簡意賅的語言，理性謹

慎的態度，使受眾方接受溝通意向。

（3）了解被溝通者心理需求，服務于對方。理性的溝通需要溝通者在溝通前先行認知對方的背景

狀況，包括對方的興趣、愛好、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等等，并通過此分析激發對方的熱情，誘導對方參

與溝通交流。

（4）分析溝通環境，制定溝通方案。現代企業優化管理溝通，應重視環境分析，建立相應機制，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對待不同的社會角色，善于采取不同的溝通方式與模式。

（5）選擇合適的媒介渠道。溝通是通過一定媒介渠道來完成的，包括口頭、書面、和非語言等，在電子信息多樣化的今天，更多的企業選擇溝通渠道更加理性、合理、簡單、迅速，運用互聯網平臺，建立企業獨立的網絡平臺，對內對外共同傳遞電子短信息、郵件、刊物等。

（6）重視意見反饋。成功的理性溝通過程，包括溝通信息的適度傳送和意見反饋處理環節，信息

傳達后，要細心傾聽接受者的意見和建議，不管對方言論和行為是否過激，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平

和的心態，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做到反應不反抗，理解接受者的信息接受程度。實施理性溝通方式遵循溝通原則[4]

實施一整套全面的理性溝通系統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1）真實性原則。任何成功的溝通結果都是在真實信息的條件下實現的，虛假的溝通信息是溝通

資源的浪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溝通，不但不能為企業帶來效益，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應，損壞企業形

象。

（2）主客體共時性原則。簡單的說，就是當真實的信息傳遞出去時，另一主體能通過相應的渠道

接受到該信息，并以此進行溝通和交流。

（3）渠道適度性原則。實施理性溝通，渠道的選擇是很重要的，考慮到溝通者和被溝通者之間所

處環境、背景、和心理需要的不同，想要達到理性的有效的溝通，選擇適度的渠道是很有必要的。

（4）目標性原則。溝通者與被溝通者之間進行溝通的目的就是達到目標共識的結果，因此在溝通

前期，目標的確立要經過細致的分析和對受眾方的考察后方可制定，以便溝通過程順利進行。

（5）環境優化性原則。理性的溝通方式要求溝通者心態平和、語氣婉轉、謙誠理性，所以對環境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建立舒適理想的溝通環境不但使雙方爽心悅目，而且還能促進雙方達

成的溝通目標的統一。采取理性的態度 在柔性管理中溝通

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常常會由于組織與組織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缺乏交流和溝通，產生一

些磨擦、矛盾、沖突、誤解、扯皮、刁難等現象，從而貽誤工作、影響各成員間的關系，進而影響到

員工的士氣、組織的效率，使企業團體難以形成凝聚力，造成企業組織松散，企業形象癱瘓的現象。

因此，增進企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理性溝通，可以說，理性的溝通管理更適應人性本身的特點，能設

身處地的為員工著想，極大限度的化解矛盾沖突，營造企業民主自由平等的氣氛，對于構建團結、和

諧、穩定的企業內部環境和企業氛圍是很有效的。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柔性管理是理性溝通行之有效的先決條件，而理性溝通則能實現柔性管理的全部功能建設，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是完美的有效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若在管理過程中堅持以人為本的柔性管理和以人為本的理性溝通方式并用管理之道，那么企業就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

之地。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特別是知識經濟的到來，傳統的專制溝通管理方式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在柔性管理中加入理性溝通的元素有助于企業管理的正常進行，運用尊重、激勵、引導、啟

迪等比較理性的方法進行溝通管理，主要體現的是內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

定重于否定，激勵重于控制，務實重于務虛。

三現代企業管理中理性溝通的應用有效性理性溝通對企業內部環境的影響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來源于企業內部成員的知識，思想和創新，運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在人力資

源的調配上實施人性化的理性溝通的管理手段，能夠調動企業內部各組織成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

能激發成員的風創造性，使整個企業充滿活力。在通常情況下管理者經常對企業內部成員經常進行理

性的溝通交流，不但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有條不紊，而且還能激發成員的感性創意，使之如魚得

水。另外，在對企業內部成員進行溝通時，應轉換角色，換位思考，慎重考慮對方的切身利益和所處的環境，全面的掌握對方的心理需要，建立及時有效的溝通理念。理性溝通對企業外部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充滿易變性和復雜性，企業要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

中始終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就需要迅速適應自身面臨的不斷變化的環境。在企業對外的公共關系處

理過程中，采用適度的理性溝通手段可以使企業迅速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經濟大環境，使企業始終處

于一種和諧的外部環境中，以此保證企業健康、順利、穩定的生存發展。理性的溝通方式不同于專制的強制性溝通方式，在對外關系中同行業之間或不同行業之間，保證自身企業合理的立場和理性的態

度有利于提高企業在經濟社會中的知名度。理性溝通對企業自身建設的影響

采用理性的溝通管理方式能夠保證企業自身建設的民主化管理，形成相互協作的精神，實現企業的和諧，促進企業的發展。大多數企業在自身建設上都實行內部的“民主化的管理”，這屬于柔性管理，與此同時體現出企業自身建設中各個組織成員間的理性交流方式，以此使企業管理者能夠采納相關人

員的意見和建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最終形成有利于企業自身發展的決策，避免了硬性

溝通可能造成的失誤。再者，由于企業的獎懲也采取理性化的溝通方式，可以充分調動員工的創造性，滿足員工的需求，使整個企業充滿和諧的氣氛，促進企業的良性發展。

四 理性溝通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意義理性溝通是企業實現整體優化的關鍵

企業管理中運用理性的溝通原理，可以更有效的協調企業組織或個人間的關系，一個溝通者，管

理者用良好的溝通意識，藝術的溝通語言，企業管理的機制，行為導向完美的呈現在被溝通者面前，進而促進了彼此之間的了解、互助和團結，加強團隊團體意識并使其同心同德完成組織的目標和企業的使命。另外，理性的溝通存在于企業對外開放的外環境時，亦能更好的促及企業自身與同行業或社

會團體以及政府的關系，良好的溝通是企業與外部環境元素的聯系橋梁，也是企業撲捉商機，避免危

機的關鍵因素。理性溝通是企業實施管理策略的保證

企業管理中，組織成員之間并非是為了物質上的需求而工作，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可知，成員的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后，其對激勵的要求就會更高，在情感交流上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和被受尊重，因此，使組織成員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價值體現，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間的交流和溝通[3]。當然，作為企

業的管理人員，為更有力實施企業管理策略，實現管理者職能表現和完成組織目標，必須保持理性的心態與各成員經常的進行溝通，通過情感上的交流激勵員工參與企業活動，滿足各成員精神層面的需

要，包括成就感、榮譽感及對企業的歸屬感，管理者提高成員的滿意度主要途徑就是溝通。3 理性溝通是企業獲取決策所需信息，整合資源的需要

在互聯網盛行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不只局限在一種形式上，理性溝通要求企業更慎重的獲取制定

決策所需信息，做到合理、合適、合法，面對信息的多樣化，復雜化企業更需要撲捉到對決策有用的信息流。由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日益變化復雜和加快，企業如何更好的利用所處的市場背景，以便更

迅速的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是企業管理者所必須面對的難題。因而面對外部環境，使用有效的理性溝

通機制使企業各成員分享其想法和思想，并及時進行信息間的交流溝通，整合智力資源需要，日益成為許多企業獲取經營管理決策成功的關鍵和決定因素。

五 結論

總之，近多年來，對于管理溝通的研究和探討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尤其對理性溝通在公共領域

中的探討，許多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人對此高度重視，但是對于詳細分析理性溝通在現代企業中存在的重要意義卻探知甚微，簡單的說，理性溝通在公共領域中表現出各個活動元素都具有理性能力，都

具有判斷事物是非對錯的能力，即假定公共領域是一個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動所構成的空間，而他們主

要的互動方式則是理性討論與溝通，盡管意見的不同也會使他們產生爭辯或對抗，但爭辯對抗仍然不

脫理性的訴求。《孫子兵法》是中國歷史上介紹兵法策略最全的書籍，在士兵的情緒管理方面重視一個

觀念“慎怒”，即表現出將領的理性觀；同樣在《孫子兵法·火攻篇》寫道：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

可以慍而致戰。相同亦然，在現代企業公共關系的處理中，管理者運用理性的溝通方式無疑是企業最

有效的溝通方式。

參考文獻:

1.（美）彼得·德魯克 著；齊若蘭譯；[M]管理的實踐；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52.（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M]重慶出版社；199

43.斯蒂芬.P.羅賓斯、瑪麗；庫爾特 著；孫建敏 黃衛偉等譯；[M]管理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4.祁鳳華 王俊紅；論管理溝通在現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J]商業現代化，2006.5

第四篇：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與設計分析

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與設計分析

摘要：加快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當前城鄉空間的利用是無序且低效的，生產生活空間的發展停滯不前，人們對居住環境的改善要求日漸迫切，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設計迫在眉睫。本文通過對城鄉空間布局規劃進行探討，論證了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設計的必要性，并針對如何做好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設計工作提出了思路對策，以指導城鄉空間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設計；

引言：

自改革開放來，新農村建設的發展十分迅速，農民生活與農村建設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國家先工業后農業，先城市后農村的經濟政策，造成城市的繁榮和農村落后的差距，城鄉之間差距不斷擴大，嚴重妨礙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我們應從根本上解決城鄉矛盾，必須重視城鄉一體化空間規劃與設計，促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發揮出土地的最大經濟效益，以實現土地的合理利用，縮小城鄉之間差距。城鄉空間一體化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城鄉空間結構合理安排，生產要素與空間資源要素自由的流通，使城鄉空間融合一體。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的核心思想是由過去具有偏向城市的城市規劃理念逐漸向城鄉統籌整體規劃轉變，最終目就是解決鄉村發展落后的問題。

一、當前城鄉空間存在的問題

1.1依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

改革開放時國家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帶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幾十年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化的投入制度，投入先工業后農業，先城市后農村，因此造成了城市繁榮與農村落后。在當今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城鄉之間差距并沒有減小，城鄉二元化結構依然存在，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更違背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

1.2 城鄉之間用地緊張

城鄉用地緊張表現為城市用地和鄉村用地之間的競爭關系，農村居民占地較大而且格局比較分散，再加上分散的農業用地與工業用地在一定程度上妨礙到了有序的城市空間擴展。導致的結果是城市空間的無序擴展，這樣又進一步浪

費了土地資源，妨礙了農業的產業化生產，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城鄉之間的空間資源整體利用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城市用地急劇增加，只得不斷的占用農村耕地。使農業用地面積與質量迅速下降，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業的生產發展。

1.3城鄉之間產業結構不合理

我國城鄉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主要是城鄉產業人為分割和城鄉產業的關聯性不足。城鄉產業分割表現在，城鄉之間生產要素市場完全分割；農村資本供給相對于城市而言極其缺乏；城鄉之間的土地市場也存在著二元化；農村的技術市場也和城市有較大的差距；城鄉之間生產方式的巨大差異是城鄉分割的重要表現。城鄉關聯性不足表現在，城鄉就業渠道聯系不暢，投資聯系失調，政策支農嚴重不足。因此城鄉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是導致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無法進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4城鄉之間空間碎片化

鄉村居住的分散化布局和鄉鎮工業的無序擴建都使城鄉空間碎片化特征十分明顯，導致城鄉空間的規劃整合比較困難，這對城鄉一體的規劃建設非常不利，與此同時，這樣的惡性循環使緊張的城鄉空間資源進一步惡化加劇。城區發展格局明顯為多中心增長的特征分離性的發展，伴隨經濟的發展，各地僅是在原有基礎上圈層式地發展，空間上接近卻沒有內在聯系，各地方只在意自身利益，使全城缺少空間核心與創新核心，各自離心發展，城鄉空間整體上顯示碎片化的分布格局。

二、城鄉一體化空間整合的戰略重點

2.1城鄉網絡化發展

通過城鄉間多種社會經濟活動主體組成有序的聯系互動系統，能夠獲得最優化的城鄉空間組織效應，使得在一定區域內的城鄉間網絡設施更加完備，產業之間的內在聯系更加密切，各種要素流動更加通暢，組織功能也更加完善。其中，區域性城鄉網絡發展不但可以分成城市與鄉村兩大區域關聯發展系統，還可以分成生產專業化的區域分工系統或者以城市企業與鄉鎮企業為核心的區域支撐系統，由此構成的縱橫交織，聯系緊密的運行整體。城鄉的網絡化發展不但有助促進城鄉公平發展，也可以保持城鄉社會的穩定。

2.2鄉村空間重構

① 必須要以區域的中心城市與農村中心城鎮做為建設主體，經過一系列政策和投資，建設規劃“中心城市、重點中心鎮、新型農村社區”的三級城鄉體系。其次，必須完善配套基礎設施以及公共服務設施，整合城鄉基礎設施，擴大城鄉之間的聯系，增強城鎮特別是重點中心城鎮的綜合服務能力，增加城鎮的聚集功能。最后，必須按照相對集中以及資源優化配置原則，統一規劃設計住宅區、工業區、農田保護區和生態區，逐步集中分散的工業區，規劃設計好重點的工業園區。

② 目前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進程中，農村社區正在進一步的發生變化，成為服務于農村地區的城鄉網絡系統中的單元，社區內工農業區與居住生活區應該適度分離。所以，要根據村鎮布局規劃和其相關的配套設施，引導農民們集中居住，整合農村的生活空間。將農村居民點規劃整合，有利于農村非農用地的集約利用，加快整合規劃農村空間步伐，實現城鄉建設用地的置換。建立配套的完善土地流轉機制，引導耕地的規模經營，規劃整合農村的生產空間。

③ 健全城市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農村人口遷移和就業的有序進行，努力解決進城農民的后顧之憂。建立符合農村區域的養老保險制度。探索合適的城鎮就業群體社會保險制度，健全覆蓋城鄉的社會醫療救助體系以及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三、我國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設計

3.1城鄉空間布局一體化的指導思想

集約利用，積聚發展 城鄉空間一體化空間規劃原則是集約利用，積聚發展。城鄉之間土地空間資源有限和城鄉間建設用地的增長兩者之間的矛盾，必須通過土地的集約利用來解決。城鄉空間的集約化是指整合城鄉建設用地，盤活城鄉閑置土地，增強用地投資力度，提高土地的使用強度，提高土地產出效益。同時要轉變農業經濟增長的方式，逐漸從粗放經營型向集約經營型轉變。

城鄉空間積聚發展是對城鄉間產業的布局結構進行調整，積極的引導不同產業向相應產業園集中，增加產業園的積聚效應，另外對城鄉居民點空間布局的積極引導以及合理積聚，也為公共設施與基礎設施共享鋪平道路。

由綜合的交通體系引導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國內外城鄉一體化案例充分表

明，在城鄉空間的規劃與設計進程中，城鄉空間發展和綜合交通體系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綜合交通體系的建設促進了城鄉空間的生產發展，城鄉空間布局的提升也推動了交通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3.2鄉村居民點空間布局規劃設計

針對我國當前農業產業化與規模化程度不夠完善，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村的耕地還要按照傳統的方式勞作。如果盲目拆除合并鄉村居民點對農民的生產會產生比較明顯影響。所以，有關鄉居民點的整合拆并一定要從確實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質量角度考慮，一定要實事求是。

鄉村居民點空間一體化規劃設計應分為兩部分，一是社區型居民點的空間布局，其根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合理配置城鄉全域的空間資源要素；二是傳統型居民點的空間布局，根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對居民的農業生產有利。居民點空間布局要強調因地制宜，要充分結合當地居民點的產業、經濟、交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現狀等因素綜合考慮。

3.3城鄉產業的空間布局規劃設計

城鄉空間一體化布局規劃是統籌城鄉空間范圍里的產業與三大類產業進行資源調整，形成城鄉空間范圍內的產業協同體。城鄉產業空間布局首先要從全局出發，結合城鄉經濟發展水平，調整和升級產業結構，深入探索不同產業的特性，結合城鄉空間的不同優勢，來促進城鄉產業的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統籌城鄉產業空間的配置。

要符合城鄉空間結構規劃，妥善處理工業集中區和城鄉空間利用的關系對整個城鄉空間結構是否合理有很大影響，也關系到城鄉空間建設的良性啟動。最后要處理好和城鄉生活用地的布局。工業集中區的分布要結合城鄉居民點的布局進行布置。生產和生活兩大基本活動作為整個城鄉空間范圍內兩個關鍵點，居民工作和居住的平衡，不但能從根本上解決交通問題，也會促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4城鄉基礎設施的空間布局規劃設計

城鄉基礎設施的空間布局，主要是指從城鄉整體的空間角度，以城鄉基礎設施共享為目的，統籌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空間格局。城鄉空間一體化布局規劃中的基礎設施的空間布局，其根本出發點是統籌城鄉空間范圍里的基礎設施的建

設，基于全域角度的城鄉空間一體化規劃，不但可以打破行政區劃限制，也可以把鄉村空間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收納進來。

在空間規劃布局上，針對各類基礎設施不協調這一問題，解決措施是在區域交通通道的基礎上，在和城鄉空間結構協調的原則下，構建城鄉空間范圍之內的基礎設施廊道。將城鄉空間范圍之內的大型基礎設施規劃布局在基礎設施廊道之內。第二在基礎設施廊道的框架之內增強城鄉空間范圍里的城鄉間供水管網對接，落實區域內主干的污水管線與污水處理設施的空間分布。最后在空間布局上貫徹落實城鄉防災體系規劃，科學的規劃城鄉防災設備。

3.5城鄉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規劃設計

城鄉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是為了提升城鄉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和舒適程度，達成城鄉居民公共服務設施平均化。所以，城鄉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重點在于兩方面的建設：一是構建覆蓋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圈，在城鄉范圍內統籌配置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完成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第二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設施體系，配置等級序列的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合理的城鄉空間結構的形成。城鄉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的重點是引導城市公共服務功能向鄉村延伸，擴大服務半徑。進一步加強對鄉村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水平與需求，配備基本公共服務設施。

四、總結

綜上所言，城鄉空間一體化建設發展過程中，不但要城鄉間在資源、環境、產業結構等實現優勢互補，協調發展，而且要在發展水平與質量上縮小城鄉間的差距。城鄉一體化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種對現狀進行優化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城鄉空間合理利用。實現城鄉空間一體化是縮小城鄉差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共同任務。

五、參考文獻

［1］格根．呼和浩特城鄉一體化空間結構規劃研究［D］．內蒙古師范大學.2010.4 ［2］段祿峰,張鴻．我國城鄉空間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區域空間結構演進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6）

［3］黃光宇，楊培峰．城鄉空間生態規劃理論框架試析［J］．規劃師論壇.2002.3

第五篇：空間規劃改革與“多規合一”

空間規劃改革與“多規合一”

作者：中研智業集團董事長 樊森

一、空間規劃的現實及問題

規劃是為實現定目標而預先安排行動步驟并不斷付諸實踐的過程。空間規劃是對國土空間系統統籌的安排，是公共管理部門實施國土空間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規劃伴隨著人類產生及經濟社會的發展，始終前瞻遠謀、走在前沿，約束、規范并指導發展。

科學發展，規劃先行。由于規劃本身的特性要求，空間規劃一貫以嚴肅、嚴謹、科學、法定、連續、系統、剛性、權威等個性特征為自身標簽和社會認同。但近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城鎮化進程加速，規劃的本能嚴重退化，規劃的個性日漸缺失，規劃任性和管理隨意問題嚴重且呈蔓延之勢。

一是規劃繁雜且不協調、不銜接、不統一問題突出。我國現行規劃類型眾多，涉及到空間資源利用的規劃包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生態功能區劃、環境保護規劃等多項規劃，在同一空間存在較大差異甚至相互矛盾。規劃的不協調、不銜接、不統一已嚴重削弱了規劃的科學性和權威性，甚至造成空間管理無序、土地資源浪費、環境保護失控等問題。

二是規出多門、各自為政，協調統一管理難的問題突出。現行的各項空間規劃體系“條塊分割”現象嚴重，職能被分散到幾個行政主管部門體系中。從地方層面看，各規劃在各自的行政體系架構中展開，均采取“政府負責、部門落實”的垂直管理方式，分別對各自的規劃工作進行管理，使得出現“條條”協調不力、“塊塊”關系混亂的局面，規劃協調實施難以落實。

三是規劃內容邊界模糊，指標、標準等技術不兼容問題突出。規劃職能邊界模糊，內容交叉重疊，也造成部門職責難以厘清。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各項空間規劃發展歷程不

一、關注的側重點不盡相同，使得各自編制的出發點、技術路線均有差異，從而導致目標和結果差異明顯，給指導實踐帶來困惑。

四是規劃視同“花瓶”，有法不依、有規不執問題突出。我國規劃管理隨意、剛性不足、法定性不強、連續性缺失已成頑疾。公共管理部門受發展觀、政績及考核導向等多種因素影響，導致規劃貫徹執行及管理隨意任性，政府換屆規劃隨之換屆，領導變化思路隨之變化。同時規劃雖然均經歷的相關法規法定程序，但在權利和法律之間，利益與法規之間，往往權利任性至上，將規劃束之高閣，計劃趕不上變化，規劃趕不上調整。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全面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常態、新階段，深化推進規劃體制改革，加快規劃立法，建立空間規劃體系，推動規劃體系及管理方式創新，探索實施“多規合一”，確保空間規劃權威性、嚴肅性、連續性已成為我國規劃領域的迫切任務。

二、多規合一的提出及背景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決定》明確了城鎮建設空間規劃改革的方向。

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要求，城市規劃要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總書記在會議講話中指出，積極推進市、縣規劃體制改革，探索能夠實現“多規合一”的方式方法，實現一個市縣一本規劃、一張藍圖，并以這個為基礎，把一張藍圖干到底。

2014年2月，國土資源部印發了《關于強化管控落實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的通知》，要求嚴格劃定“三線”，具體包括城市開發邊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和生態保護紅線。

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強調，加強城市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主體功能區建設、國土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規劃的相互銜接。推動有條件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多規合一”。

2014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啟動“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舉行新聞發布會時明確，“十三五”規劃將積極推進市、縣規劃體制改革，探索能夠實現“多規合一”的方式方法，實現一個市縣一本規劃、一張藍圖，并以此為基礎，把一張藍圖干到底。

2014年5月，國家發改委《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中，將三規合一作為2014年深化改革重點任務之一。指出進一步明確開展縣市的空間規劃試點，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環境規劃，多規合一。

2014年8月，國家發改委、國土部、環保部和住建部四部委聯合下發《關于開展市縣“多規合一”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了開展試點的主要任務及措施，并提出在全國28個市縣開展“多規合一”試點。

2014年10月，國家住建部規劃司在嘉興市召開“多規合一”試點工作座談會，會議要求由住建部門聯系的8個試點縣（市）要按照“一張藍圖干到底”的要求，做好一張圖，建好一個平臺，實現“多規合一”全覆蓋。

三、多規合一的意義及必要

規劃領域所呈現出的現實和問題，已成為規劃行業的頑疾。其問題背后反映的是有法不依、有規不執的當前發展無序、管理隨意的無奈現實，因此加快推進規劃體制改革，以多規合一為基礎，完善規劃體系，具有現實及長遠意義。

一是適應新常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的要求。新常態下，發展觀發生了重大轉變，轉變發展方式，以創新驅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發展質量，走集約節約、創新高效發展道路成為迫切任務。既往規劃亂象折射的胡發展、硬發展，盲目發展及無序發展等必須徹底革除，以多規合一為基礎規劃體制改革是適應、影響和推動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二是解決規劃諸多弊病、矛盾、不暢問題的現實需要。目前我國橫向、縱向、綜合、專項等規劃琳瑯滿目，各個管理職能部門各成體系，以規劃指導發展本身沒有問題，但各種各類規劃之間內容沖突、邊界重疊或空白、缺乏銜接協調等問題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且規劃視同“花瓶”，嚴重影響規劃的有效實施。多規合一將從技術上、管理上根本解決這些問題，確保規劃有效落地實施。

三是實現國土空間集約、高效、可持續利用的需要。國土空間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規劃無序帶來發展無章，亂建亂占、亂拆亂挖，各種經濟社會要素空間布局不科學不合理，環境破壞，生態受害，造成了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發展負面損失，嚴重挑戰人類的生存底線和秩序。多規合一旨在站在空間管控和科學、合理、和諧的角度，確保國土空間可持續利用。

四是深化公共規劃管理體制，重構良好規劃體系的需要。規劃所顯現的諸多現實問題，造成的諸多發展問題和國土空間不節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實現良好的公共管理秩序，尤其自然空間的管控，是公共管理部門的基本和根本職責。深化改革決定中明確要求加強空間管理，多規合一是深化公共空間管理體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改革重構統一銜接、功能互補、相互協調的空間規劃體系的需要。

五是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實現依法執政、依規辦事的要求。從十八屆四中全關于依法治國決定，到四個全面的論調和要求，有規有矩必須成為常態。規劃亂象折射的無序發展，映射的是法治觀念和法治思維缺失，權大于法、利高于規，有法不依有規不執，關鍵是缺嚴肅強硬的法治保障。以多規合一為基礎深化規劃體制改革是強化、嚴肅和加強規劃立法及嚴肅執法的要求。

四、多規合一的內涵和本質

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及多規合一試點通知等官方的表述，“多規合一”基于國土空間布局的銜接與協調，是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多個規劃的相互融合，實現一個區域空間、一個空間規劃、一張發展藍圖，確保一張藍圖干到底。

追溯我國規劃法規管理及規劃體系的延續演變，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程，自從2013年以來多規合一提出及試點實施，公共管理部門、規劃行業領域及社會大眾等均對多規合一較為陌生和模糊，認識理解千差萬別，甚至出現規劃無用論、規劃形式論、規劃唯一論等不同論調。到底如何理解多規合一，在本文之前的論述中已做了大量的闡述。

一是多規合一不會改變或弱化規劃的本質屬性，多規合一的要求是確保一張藍圖干到底。規劃是對未來的預先統籌安排，始終對發展前瞻遠謀，約束規范并指導發展。科學發展，規劃先行。多規合一要求一張藍圖干到底，更加強化的規劃的預先安排性和科學性，更加強化了其對發展的約束性、法定性和權威性。不要無視藐視規劃，讓規劃有意為無意成為花瓶和擺設，規劃不要再任性換屆或因人因事而隨意變化。二是多規合一不是一個區域只編一本規劃，多規合一的目標是深化規劃體制改革，建立新的規劃體系。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體系及政府公共組織管理要求，必須要求各項職能專業分工、科學管理，而規劃是實現科學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因此多規合一不是一本形式上規劃解決所有職能部門的問題，而更多是規劃銜接協調和重構規劃上下位等法規和管理體系的問題。不要多部門多職能規劃相關打架，相互矛盾，相互沖突，而且還互不兼容、互不相讓，不要再維護權與利而損害生態及社會公共利益。

三是多規合一不是形式上的多個規劃簡單融合，多規合一的根本是解決空間有效管控和持續發展問題。社會系統的多個部門、多個分工職能管理及多個規劃有其存在的必然和管控的邊界，多規合一除了規劃本身字面上紙面上銜接協調融合之外，更多強調公共管理部門如何利用多規合一的規劃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及長遠問題。國土空間具有唯一性，不要再為了規劃而規劃，為了少數權和利進行規劃，不要再無視環境，不要再浪費唯一的空間資源，不要再走不持續的發展道路。

五、多規合一實施的難點

我國現行規劃體系及法規要求，已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演變發展，各自規劃均形成了一定的體系和慣例，實現多規劃合一，要打破原來的條框，真正實現一張藍圖干到底的基本要求，當前仍然存在諸多現實難點，不容回避，且需要深入解決。一是規劃期限問題。各個規劃由于政府行政條塊的制約，形成了包括城鄉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生態環境規劃等多個規劃體系。由于不同規劃的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不一樣，編制規劃期限相差很大。例如城鄉總體規劃期限為20年，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規劃期限是5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規劃期限一般為15年等。規劃期限的不同導致兩個問題：一是規劃基期千差萬別，起點數據不統一，難以有效融合各規劃。二是規劃期不同，導致現狀分析、空間開發、用地使用、生態環保等分析與預測難以吻合等。

二是規劃體系問題。當前國內規劃主要有幾大類型組成。一是發展規劃，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為代表，重點是明確區域未來發展定位、方向和思路。二是城鎮規劃，以城市總體規劃為代表，主要是對一定時期內城市性質、發展目標、發展規模、土地利用、空間布局以及各項建設的綜合部署和實施措施。三是土地規劃，以土地利用規劃為代表，是根據土地開發利用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歷史基礎和現狀特點，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等，對一定地區范圍內的土地資源進行合理的組織利用和經營管理的一項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四是專項規劃，即從各部門職能出發，編制的各類專業性規劃，如交通規劃、生態規劃、社會事業規劃等為代表。多類型的規劃出自于不同職能部門，規劃之間的銜接統籌沒有明確的法規要求，均以一個空間范圍為規劃對象，而缺乏上下位及管理關系，同時由于使用用途的不同，導致規劃之間銜接融合度越來越難。三是基礎數據問題。多規融合關鍵是要實現一張藍圖，是將各類規劃最終成果集成于一張圖管控之上。因此，規劃的數據對實現多規融合非常關鍵，但從當前基礎數據和信息的來源看，不同規劃基礎底圖也不一樣。例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依據是行政區劃圖，土地利用規劃依據是空間信息數據圖，規劃建設部門依據是地形圖。基礎數據不統一導致對各相關數據的整合力度不夠，且各類規劃基礎數據，如底圖、坐標、目標及指標分類規范均不一樣，因此較難難將各規劃數據實現在統一圖紙上。

四是技術標準問題。規劃由不同部門組織編制，由于制圖單位不同，容易造成制圖精度不同、繪制技術體系不同、比例尺不同、坐標偏差等，造成不同規劃中用地大小不同，很難實現圖紙疊合。例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建設用地管制區分為“允許建設”、“有條件建設”、“限制建設”和“禁止建設”，城鄉規劃體系對“用地單元建設適宜性”的等級評定按“適宜建設用地”、“可建設用地”、“不適宜建設用地”和“不可建設用地”劃分，兩者對土地空間管制的分類方法不同。

五是管理機制問題。健全的規劃監督實施機制是推動規劃有序實施的保障。但從當前規劃的實施監督看，相差很大。例如城鎮總體規劃是有城鄉規劃法，城鄉規劃法對城市規劃制定有一些規定，然后又有城市規劃編制辦法和實施細則等。土地利用規劃也是有法律依據的。但其他一些專項規劃在實施過程中沒有法律支撐，而監督實施的責任又分散在各個職能部門，不可避免地影響規劃實施。

六、多規合一實施的建議

多規合一需要推陳出新、破舊立新，需要規劃體制改革的信心和恒心。多規合一涉及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方面，是一個系統復雜且較為漫長的過程。多規合一需要先學習試點、后總結推廣，需要一定的路徑策略。

一是以編制各項規劃之上位規劃，解決多規合一的基礎技術問題。多規合一涉及到基礎數據、坐標、技術底圖及歷史資料，技術標準和分類等問題，要較快統一需要過程，而且較為復雜。圍繞多規合一的目標和實質要解決的問題，是否把歷史多年多部門的規劃技術參數、軟件和標準完全統一成一個模子，理想化需要但必要性值得商榷。因此建議多規合一在各項規劃之上編制一個區域性的空間管控規劃或發展總體規劃，統一規劃目標、規劃期限、規劃技術標準等，進行宏觀邊界規模及功能、定性、指標管控等，以此規劃指導各部門各職能規劃編制和實施，一方面可以達到多規合一的目標目的，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讓解決多規合一中涉及的歷史的、復雜的基礎技術問題。

二是以構建大數據智慧信息平臺，解決多規合一的實質突破問題。互聯網信息、移動通信、信息軟件、智能、智慧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工作生產生活方式，自然的自覺和不自覺的解決了之前長期困惑問題，提高了社會效率和公共服務能力。當前大數據平臺、智慧城市建設正在加快推進，已經進入到了我們的工作生活領域，地理空間信息系統及土地、規劃、環境、安全等專項職能智慧信息模塊的建設和應用顛覆和改變了傳統國土空間、城鎮規劃和環境約束的管理方式。雖然我們目前提出推進多規合一，正在探討多規合一的技術標準問題，但可以肯定的說，可能信息技術已經或即將進入我們的規劃管控領域，自覺不自覺的運用大數據和智慧信息平臺管理我們的國土空間和各項規劃，此時此刻，多規合一問題不再變得歷史復雜，諸多問題迎刃而解。因此多規合一真正實質的突破口將會是智慧信息平臺的普及和應用。

三是以成立高規格規委領導組織，解決多規合一的管理機制問題。在我國，任何規劃和事項，領導組織及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落實執行情況。我們當前的各種規劃出自不同管理職能部門，管轄著一定領域的經濟或社會事務，各個部門區分垂直管理的和當地政府管理，規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管理權限，往往我們各自部門的權限基本上都是圈際封閉和難以挑戰的，同時由于多數規劃服務部門屬于同一級別，協調、銜接、統一是難上加難。用常規的協調銜接辦法注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建議成立人大下屬的區域規劃委員會或規劃領導小組和機構，統籌管理多規合一空間管控規劃的實施，重大項目審批及指導各專項規劃的銜接和統籌。在多規合一規劃體制上提高級別和規格，提高權威，從組織行政的方式解決多規合一的統一問題和執行實施問題是必要和必須的。

四是以規劃立法及監督問責形式，解決多規合一的長期執行問題。任何好的規劃以人治而非法治均是會流于形式的，沒有法規保障的規劃是軟弱無力的。我國長期以來的法治淡薄、人治權治利治，用規劃弄政績，拿規劃當花瓶擺設等問題長期而實際的存在，且為通常慣例、習以為常。我們的規劃名目繁雜，但真正按照長期堅持和執行少之又少。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決定中指出要加強空間管控，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明確要加強規劃立法，加強公共空間管控和建設新的規劃體系，深化規劃改革和規劃立法不容忽視和迫在眉睫。因此，建議國家加快推進規劃法治建設，嚴肅規劃法紀；另一方面在地方多規合一中，要積極通過地方人大立法，同時建立規劃的跟蹤監督評價和問責機制，確保多規合一順暢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