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財政的理論論文

一、對現代財政理論框架的認識

在當前的學科歸類中，財政學歸屬應用經濟學。但由于財政活動非常復雜，理論界對財政學的歸屬長期存在爭議。20世紀初，“國外財政學家有的認為財政學根本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屬于政治學范圍，有的認為它是政治經濟之間的邊緣學科”。1922年，道爾頓在其《公共財政學原理》中，第一句就是“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1960年，布坎南在《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的前言中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高培勇認為，人們廣泛認同財政兼具經濟和政治兩種屬性，財政學可以分為財政經濟學和財政管理學。楊志勇將財政學看做介于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之間的一門學科。

（一）財政學基礎理論

財政學基礎理論的核心是財政本質論，有3種理論觀點，即國家分配論、公共需要論與財政主體結構論。

國家分配論和公共需要論反映了財政主體體現統治階級或全體人民兩種極端的財政本質特征。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財政活動往往傾向于滿足政權掌控者的利益，但也具有滿足公共需要的成分。財政主體結構論是整合國家分配論和公共需要論的結果。財政學基礎理論可進一步分為財政主體論、財政職能論、財政客體論和財政運行論，從4個方面反映財政本質的特征。財政主體論。可分為國家主體論、公共權力中心論、財政主體結構論3種觀點。主張國家分配論的學者認為，國家是財政主體，財政隨著國家的產生與消亡而產生與消亡。主張公共需要論的學者認為，公眾在自由平等基礎上以契約形式建立公共權力中心，構成財政主體。財政主體結構論認為，不同社會力量互相作用形成對財政活動的合力，政府及對政府產生影響的社會階層共同構成財政主體。財政職能論。

從主觀角度看，財政職能就是實現財政主體的意志，可分為統治階級剝削論、實現公共需要論、不同階層利益綜合論。從客觀角度看，可分為綜合職能論和經濟職能論。綜合職能論認為財政同時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能，在關系國家與社會生死存亡的時期，其政治、社會職能更為突出。馬斯格雷夫的經濟職能論認為財政具有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3大職能，對我國影響頗大。財政客體論。可分為剩余產品論與財富（收入）讓渡論。剩余產品論認為，財政對象來源于人類全部產品扣除基本生存所需產品外的一部分，剩余產品提供了財政產生的可能性和財政籌資的最大界限。

財富（收入）讓渡論認為，財政對象來源于收入提供者，是作為政府提供服務的對價存在的。財政運行論。可分為統治階級意志論、公共選擇論和公私合作論。主張國家分配論的學者，把財政運行過程視為統治階級意志的實現過程，與被統治階級似乎沒有多大關系，因而財政研究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為政府出謀劃策。公共選擇論則認為財政運行是公共選擇的過程，它從交易費用和決策效率的角度對不同的財政決策方式進行比較分析，提出的建議服務于公共管理需要。公私合作論認為，財政運行中可通過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提高公共品的供給效率。

（二）財政經濟學理論（微觀、宏觀）

財政經濟學理論是現代財政理論的核心，分為微觀、宏觀2個部分。微觀財政學可分為財政收入（稅收）理論和財政支出理論。財政收入理論是適應17世紀以來現代國家演化中限制政府收入權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稅收和公債是研究的主要對象。財政支出理論是適應19世紀以來發揮財政支出對經濟社會促進作用的過程中逐步成為研究熱點的。1936年凱恩斯創立宏觀財政學。此后，宏觀財政學理論一直是顯學之一，對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給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自由主義學派等，這些不同的宏觀財政學理論派別在20世紀以來反復活躍，是世界多國政府干預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

（三）財政管理學理論

財政管理學理論可分為政府預算理論和分級財政管理理論。政府預算理論分析研究政府橫向財政管理問題，又可分為預算管理技術理論、財政收入管理和財政支出管理理論。近年來我國預算管理領域的多項改革，如復式預算、零基預算、績效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等，都是在廣義政府預算管理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可分為單一制國家和聯邦制國家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分級財政管理理論從縱向研究財政管理問題，是近年來我國財政研究的熱點之一。在當前的分級財政管理理論中，影響最大的政策主張是以財政分級的扁平化為方向，逐步建立三級財政，實行同一規則下的分稅制。

（四）財政社會學理論財政社會學理論

從全社會及社會變遷的角度來認識財政問題，注重研究財政與整個社會內部各子系統的相互關系，而且通過對稅收和預算制度變革的研究，探求推進現代國家建構和政治文明進步的途徑。從財政收入角度看，歷史上的國家可以分為租金國家、利潤國家和稅收國家，明晰政府與社會的活動邊界，納稅人用稅收交換公共服務反映國家發展的趨勢；從財政管理角度看，國家可分為前預算國家、預算國家和超預算國家，預算由政府管理的工具演化為管理政府的工具。向現代社會轉型既是技術創新的結果，也是市場化的結果，還是財政制度變遷的結果。市場機制帶來的討價還價導致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政府官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及納稅人與政府的討價還價帶來公共產品效用的增加。國家收錢、分錢和花錢的方式變了，政治結構和活動方式也會跟著發生變化。20世紀末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使財政社會學理論的闡釋力受到重視。

二、對當前我國財政研究的啟示

20世紀80年代后，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財政理論研究在探討現實問題、尋求財政改革指引的過程中，大量引進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中盛行的現代財政理論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時進行再創新，對財政活動的經濟學分析成為財政理論研究的主要方向，產生了對財政改革影響巨大的公共財政論，成為財政改革的巨大推動力之一。當前我國的財政理論研究，主要囿于“應用經濟學”范疇，被作為“出謀劃策”的工具使用，財政學研究者天天在“提建議”，對直接稅改革和預算體制改革的推進卻十分乏力（兩者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至關重要），財政收支間聯系松弛，財政約束不力，財政效率不高。在財政管理研究中，著重對財政對象的分析，卻不重視對財政主體行為的分析，見“錢”不見“人”；重視技術性研究和應然的判斷，忽略程序性研究和如何使其然的推導；財政管理研究多是向政府提出完善管理資金工具的建議，而鮮有為公眾提供約束政府的抓手。對財政制度變遷的研究，偏重于現象的演化，缺乏歷史縱深分析；對其他國家的借鑒，就財政與財政比較的多，深入到財政與政治、經濟、社會演化關系研究的少之又少，視野不夠開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財政研究應積極回應現實需求，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持和動力。

（一）財政基礎理論研究需要重視財政主體的歷史演化

在財政基礎理論領域，國家分配論帶有“階級國家論”的鮮明時代印記，在解釋階級矛盾尖銳時代的財政特征時，說服力很強。在為計劃經濟背書的過程中，國家分配論假定社會主義時期財政主體具有“大公無私”和“無限智慧”的特性。事實證明，這些假定并不成立。公共財政論以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財政“滿足公共需求”作為立論假定，而實際上市場經濟是一個發展過程，市場經濟的充分競爭需要嚴苛的條件，在現實中并不容易滿足，公共財政“滿足公共需求”的條件在現實中是不一定具備的。在財政基礎理論的建構中，對財政主體的歷史演化研究十分重要，也是財政制度轉型研究的重要基石。社會公共需要的形成與變遷也應是財政基礎理論創新的重要著力點。有的專家甚至主張將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財政學的核心概念，將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貫穿整個財政理論體系的中樞，而公共產品僅是滿足公共需要的手段，許多研究者在財政理論研究中錯將手段當做目的了。

（二）對財政過程和程序的研究在財政應用研究中日益重要

財政活動不僅是一個“需求—決策”過程，而且是一個執行和效果反饋的過程，“需求—決策—執行—效果反饋”應構成一個周期性循環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強，甚至在一些基礎性民生領域也實行產業化，按照市場的邏輯來組織和運轉。市場化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帶來了經濟增長，但如不加以有效約束，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社會信仰迷失，貧富分化，污染加劇，食品安全等，都與過度市場化有關。過度市場化必然誘發各種“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大致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早期的這一段時間，發達工業化國家曾經經歷過雙向運動形成的沖突，在這個過程中調整了國家治理制度，在雙向運動的張力之間進行平衡。我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21世紀初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以說是在追求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平衡，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而財政制度改革承擔著重要的使命。其中，預算管理制度是財政制度的綱，而且是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礎與核心。我國預算制度離公開、透明、規范、完整的要求還有不小差距，巨額收入的支出仍游離于人大監督之外。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財政運行的弱點，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伴隨著中國走向現代化，只有當政府的征稅權和用稅權得到實質性制衡，建立與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體現財政的公共性和法治性，才能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運營效率。不同社會力量對于財政全過程的參與，參與的程序和規則，關系著財政活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應該成為我國發展新階段財政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運用公共選擇的視角和方法對我國財政決策過程進行研究，可以為我國的預算從“政府管理的工具”向“國家治理的工具”轉型服務；引入財政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對我國的財政史進行重新解讀，能夠使財政研究獲得更多可用的本土資源。

（三）財政研究服務對象需要拓展

在計劃經濟時代，財政研究服務的對象是國家，也就是從事計劃分配的決策核心。我國的改革開放是政府主導下漸進改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釋放地方政府和大眾的積極性，財政改革發揮了競爭激勵導向和社會穩定作用，如建立統一的稅收制度引導市場公平競爭、采取補貼手段減輕物價改革的沖擊等。財政作用的發揮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財政研究承載的也主要是為政府出謀劃策的任務，普及稅收知識等只是財政研究的輔助任務。在社會經濟主體多元化的今天，財政活動已經不再主要是“聚國家之財”進而“辦國家之事”，而是“聚眾人之財”進而“辦眾人之事”，財政的公共性需要通過個人的參與來形成和體現。

第二篇：現代企業理論論文

現代企業理論論文

——博弈論與生活

揚州大學商學院 工商0802班 082401137 姚敏敏

這學期學習了《現代企業理論》這門課，龐大、豐富、復雜而又系統的知識群讓人目不暇接，可持續發展、學習型組織、古典組織理論、現代組織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等，那些原本陌生而又遙遠的特定名詞在課堂之上進入了我的視眼，一下子讓我的思緒都不由得繽紛了起來。而在那么多的東西之中，讓我記憶最深刻莫過于博弈論了，它也是讓我感受最深的東西了，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哲理性，也是因為它在實際生活之中的應用性，比起其它許多讓我感覺到遙遠和枯燥的理論，它更加貼近于現實，也讓我們能夠在生活現象之中了解很多的東西。

博弈論屬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目前在生物學、經濟學、國際關系等很多學科都有廣泛的應用。博弈論考慮游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并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近代之中，對于博弈論的探究，是從墨洛、波雷爾及馮·諾伊曼開始的，而后者更是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

什么是博弈論？古語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個人如同棋手，其每一個行為如同在一張看不見的棋盤上布一個子，精明慎重的棋手們相互揣摩、相互牽制，人人爭贏，下出諸多精彩紛呈、變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論是研究棋手們 “出棋” 著數中理性化、邏輯化的部分，并將其系統化為一門科學。換句話說，就是研究個體如何在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實上，博弈論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戲或曰博弈如象棋、撲克等。

博弈論是一門高深的學科，但是對它進行學習、思考和探究卻是在游戲之中度過的，這也是同時讓我感覺到學習之中很賞心悅目的一件事。

例如其中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游戲——斗雞博弈：有兩只公雞狹路相逢，即將展開一場撕殺。每只公雞有兩個行動選擇：一是退下來，一是進攻。如果一方退下來，而對方沒有退下來，對方獲得勝利，這只公雞則很丟面子；如果對方也退下來，雙方則打個平手；如果自己沒退下來，而對方退下來，自己則勝利，對方則失敗；如果兩只公雞都前進，那么則兩敗俱傷。因此，對每只公雞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對方退下來，而自己不退。這個博弈游戲之中，可以分析一下得到這樣的情況：兩者如果均選擇“前進”，結果是兩敗俱傷；如果一方“前進”，另外一方“后退”，前進的公雞則贏得了面子，而后退的公雞輸掉了面子，但沒有兩者均“前進”受到的損失大；兩者均“后退”，兩者均輸掉了面子。

很多時候，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斗雞博弈”一樣，面臨著各種退與進，甚至有時候是“進退兩難”。面對那么多的抉擇困難，有時候每一個抉擇都會決定我們人生命運的時刻，不得不的，我們需要格外重視每一個選擇，由此便也可以應用到了斗雞博弈的思考方向方法，借此可以同類推理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該怎么走。

再如另一個有名的博弈游戲——智豬博弈，它同樣是運用納什均衡的例子。游戲的內容是：假設豬圈里有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頭有豬食槽，另一頭安裝著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按一下按鈕會有10個單位的豬食進槽，但是誰按按鈕就會首先付出2個單位的成本，若大豬先到槽邊，大小豬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時到槽邊，收益比是7∶3；小豬先到槽邊，收益比是6∶4。那么，在兩頭豬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終結果是小豬選擇等待。

這個游富有邏輯性的游戲實際講述的是大豬小豬的利益分配的問題，怎么樣才能使得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小豬選擇等待，讓大豬去按控制按鈕，而自己選擇“搭便車”的原因很簡單：在大豬選擇行動的前提下，小豬也行動的話，小豬可得到1個單位的純收益，而小豬等待的話，則可以獲得4個單位的純收益，等待優于行動；在大豬選擇等待的前提下，小豬如果行動的話，小豬的收入將不抵成本，純收益為-1單位，如果大豬也選擇等待的話，那么小豬的收益為零，成本也為零，總之，等待還是要優于行動。由此，等待是小豬的占優策略。

同樣的，借這個游戲，我們也能將其思考方式運用到現實生活之中。正如“機會是自己爭取的”一句話一樣，“利益”也是自己爭取創造的，如何獲得較大的利益，便是我們應該從中吸取到的重要東西。一如作為“弱者”的小豬不是自己踩踏板，而是順著“強者”大豬的“便車”，獲得利益。我們當然也由此可以理解，等待不一定是徒勞的。在某些時候，如果能夠注意等待，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就說股票方面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都說“該出手時就出手”，但是，有時候將它緊緊握在手中才是最大利益的獲得方式。在等待之中，我們能夠獲益良多，經得起等待、懂得運用“搭便車”原理的管理者才是真真正正高明的管理者！

酒吧博弈游戲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例子。問題是這樣的：假設一個小鎮上有總共有100人，每個周末均要去酒吧活動或是待在家里。這個小鎮上只有一間酒吧，能容納60人。并不是說超過60人就禁止人內，而是因為設計接待人數為60人，只有60人時酒吧的服務最好，氣氛最融洽，最能讓人感到舒適。第一次，100人中的大多數去了這間酒吧，導致酒吧爆滿，他們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樂趣。多數人抱怨還不如不去；那些選擇沒去的人反而慶幸，幸虧沒去。第二次，人們在去之前，根據上一次的經驗認為，人多得受不了，決定還是不去了。結果呢？因為多數人決定不去，所以這次去的人很少，享受了酒吧一次高質量的服務，沒去的人知道后又后悔了：這次應該去呀！問題是，小鎮上的人應該如何做出去還是不去的選擇呢？

這個問題當時讓我考慮了很長的時間，確實，每一次的酒吧人數似乎都是隨機的，誰也不知道酒吧下一次會不會人爆滿，或者只有少數的幾個人，因為每一個參與者面臨的信息只是以前去酒吧的人數，因此只能根據以前的歷史數據歸納出此次行動的策略，沒有其他的信息可以參考，他們之間也沒有信息交流，這樣也導致我們對于每一次的酒吧人數無從下手，不知道自己去酒吧是不是白費的。

前天酒吧有五十個人，昨天去了八十人，今天又只有四十個人了，那么明天會有多少人呢？低于六十個嗎？或者是高于六十個？這個問題很顯然是沒有解的，原因只有一個，未來不可能用一個特定的值來確定。未來是不確定的，變化多端的世界，誰也意料不到下一刻會怎么樣，二十年前都不知道網絡為何物，二十年后網絡卻覆蓋了全球；二十年前只能看看黑白電視機，二十年后卻能夠在家享受電影院的感覺；二十年前我們也不知道有種病叫做非典，二十年后的我們依然能記起前幾年如炮火一般猛烈轟炸中華大地、讓舉國都人人自危的變種肺炎。我們還能料想到下一個二十年我們的社會會變成什么樣的？傳說中的末日2012真的存在嗎？我們學習的科學會不會在若干年后被推翻？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斷定未來會變成什么樣。

這個酒吧博弈的問題雖然沒有答案，但是卻依然能夠給我們極大的啟示。“酒吧博弈”也極大的運用到了現實生活之中，它被極大的用到了股票買賣方面。每一位股民都在猜測其他股民的行為，并努力與大多數股民不同。如果多數股民處于“賣”股票的位置，而你處于“買”的位置，你買人的價格低，你就是贏家；而當你處于少數的“賣”股票的位置，多數人想“買”股票，那么你持有的股票就能以高價賣出，你將獲利。但是一個股民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沒有人能夠真正的預測到，巴菲特尚會失誤，更遑論其他普通股民了。即使我們擁有齊全的以往數據，也無法論斷它之后的趨勢，歷史數據只能是歷史而已，不能推斷以后的事情。

博弈論的聞名，不僅僅是它具有的哲理性，讓全部的人讀過之后不禁點頭贊同，也同樣因為它的實用性，學習博弈論，就是在學習自我清醒認識自我輝煌創造的過程！最后，推薦電影：《蝴蝶效應》（美國）、《三個傻寶大鬧寶萊塢》（印度）、《傻瓜》（韓國）

第三篇：財政論文

淺談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問題及解決途徑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3億人口中有8億在農村,農村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受傳統城鄉二元結構模式的影響,造成現在我國城鄉發展極不平衡,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的同時,農村社會保障卻存在著保障水平低、社會化程度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蓋范圍窄、法律制度缺失等諸多問題。適時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城鄉融合和共同發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體現。

一、我國農村現行社會保障的模式及途徑

我國農村現行社會保障模式的具體類型和救濟途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五保供養制度。農村五保供養,是指依照國家《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的規定,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村民的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五保供養主要有在當地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集中供養和在家分散供養兩種形式,供養對象可以自行選擇供養形式。五保供養所需資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財政預算中安排,中央財政對財政困難地區的農村五保供養在資金上給予適當補助。家庭贍養。“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民傳承了幾千年的家庭保障思想,它與中國幾千年的家庭倫理觀念是緊密相聯的。家庭養老不僅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且被上升到政策和法律層面。家庭贍養一直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主要形式，家庭贍養形式中最主要的又是子女供養。土地保障。自從農村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以來,土地對中國農民來講具有雙重意義,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具有生活保障功能,成為農民實現自我保障的基礎和依托。近年來,隨著國家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的實施,農業稅、特產稅逐步取消,農民在土地中獲得的收益較以前有所增加。優待撫恤保障。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保障,其保障對象為老紅軍、復員軍人、烈軍屬、傷殘軍人等

5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是相對于以前各地開展的農村養老保險而言的，它最大的特點是采取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模式，有三個籌資渠道，是繼取消農業稅、農業直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一系列惠農政策之后的又一項重大的惠農政策。”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為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保障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2002年我國開始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即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政府、集體、個人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農村貧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進行差額補助的制度。

除上述主要生活保障和醫療保障途徑外,國家還采取了自然災害專項救助、特困救助和計劃生育獎勵扶助保障等措施,對農村重點貧困對象予以適當的生活救濟。

二、現行農村社會保障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除了傳統的五保制度、救災救濟制度得以延續外,隨著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實行和新農保試點的展開,農村社會保障初步具有向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對接的趨勢。

但總體看來,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還處于縫縫補補的非規范化、非系統化階段,仍然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種傳統的保障方式逐步陷入了困境,面臨以下挑戰和難題: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城市的擴張和不斷增加的農業人口等原因弱化了土地保障功能,使人多地少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家庭保障功能弱化。隨著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家庭結構日趨小型化,出現了“4—2—1”和“4—2—2”家庭結構模式，這將使未來家庭不堪重負。同時,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農村無子女共處、只剩下老年人獨自生活的“空巢家庭”增多,使農村養老問題面臨更嚴峻的考驗。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據2005年2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省級老齡辦主任會議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到1 34億,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65歲以上人口1 1億,占總人口的8 5%。目前,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地區,農村老齡化問題較為突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增長速度快于預期,并且以年均3.2%的速度持續增長。人口老齡化導致社會勞動人口減少、社會負擔加重等一系列問題,客觀上進一步加重了農村養老的壓力。農村稅費改革的遺留問題。稅費改革后,原本就處于“吃飯財政”狀態的縣鄉兩級財政實力進一步削弱,村級集體經濟趨于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疾病問題依然是困擾農民生活的瓶頸因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目前覆蓋面還不夠全面,相當多的農民無錢治病,有病難醫,不少農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一次院，一年活白干”的現象普遍。

綜上所述,二元社會結構下形成的“二元社會保障體系”導致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缺位,對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模式的過度依賴已無法適應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現代文明,體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的新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三、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思考和建議現階段，應擯棄“優先確保城市的效率與公平而必須或不得不犧牲農村的效率與公平”的思想誤區，注重農村經濟的發展，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謀福利。

2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節余的經費用于社會保障,也可部分彌補社保資金的不足。加快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確保農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動農村減貧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意義重大。

4拓寬農村社保資金來源渠道。建立廣泛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必然要求以雄厚的資金作為基礎。如何籌措資金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成功與否的關鍵。除農民個人應繳部分外,還要廣辟融資渠道,多種形式籌措農村社保資金。如中央財政、地方財政都要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社保資金支出比例,加大對農村社保資金的投入；開征社會保障稅，富者多繳,窮者少繳,起到“抑富濟貧”的作用,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等。提升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造血”功能。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要

充分發揮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功能和作用,為其提升其“造血”功能。一方面,要進一步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科技扶貧力度；加重耕地占用稅的征收。另一方面應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提高農民子女的文化素質,增強其將來的就業能力,從源頭著手,為家庭保障提升“造血”功能；扶持新興的金融信托市場，通過養老信托為家庭養老提供新的途徑。

建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職責，也是當下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的關鍵。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勢在必行！

第四篇：財政論文

兩大政策的宏觀調控變動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任何單一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實現多重調控目標，因此，協調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選擇。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科學合理地確定兩大政策的配合方式及其具體操作，才能實現宏觀調控的4大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它們彼此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而且往往難以同時達到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因此西方經濟學稱之為“神秘的四角”。對我國來講，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將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具有重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2009年12月31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發表的新年致辭中說道：“2010年是鞏固經濟企穩回升、戰勝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一年。做好金融宏觀調控工作，對于進一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鞏固經濟回升基礎，促進經濟平穩增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人民銀行系統將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統一思想，堅定信心，開拓創新，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加大信貸政策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方面的支持，在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勢頭的同時，支持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結構調整，夯實“三農”發展基礎，擴大內需增長空間，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對經濟的服務功能，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溫家寶在針對2010年兩大政策的宏觀調控方面講到以下幾個方面：

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要保持適度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2010年安排財政赤字１０５００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８５００億元，繼續代發地方債２０００億元并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二是要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促進擴大內需和經濟結構調整。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有保有壓，繼續向“三農”、民生、社會事業等領域傾斜，支持節能環保、自主創新和欠發達地區的建設。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壓縮公用經費。四是切實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增強內外部約束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財政風險。

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是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充裕。今年廣義貨幣Ｍ２增長目標為１７％左右，新增人民幣貸款７．５萬億元左右。這兩個指標雖然都低于去年實際執行結果，但仍然是一個適度寬松的政策目標，能夠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合理資金需求。同時也有利于管理好通脹預期、提高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二是優化信貸結構。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有效緩解農戶和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嚴格控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強化貸后管理，確保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三是積極擴大直接融資。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擴大股權和債券融資規模，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投融資需求。四是加強風險管理，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強化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有效監控，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結合2010年中國的國情，我國還沒完全從全球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實體經濟仍處于萎糜的氛圍中，積極的財政政策有降低財政收入和增加財政支出，加大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方面方面的投入，既能優化產業結構，還能刺激社會總需求，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降低人口的失業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和降低利率，能緩減通貨緊縮的壓力，刺激社會需求從而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使政府公共投資明顯加快，各項重點建設得到加強；結構性減稅政策扎實實施，企業和居民負擔減輕；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大幅增加，居民消費能力明顯增強；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優化，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新進展；增加了就業，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力度進一步加大，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根據形勢變化及時啟動保障經濟金融穩健運行的各項應對預案，加強國際協作，應對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沖擊。二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三是促進貨幣信貸總量穩定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五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融資功能，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六是密切監測國際資本流動，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2010年12月31的新年致辭中，周行長說道：“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金融調控和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任務十分繁重。人民銀行系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策部署，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扎實工作，正確把握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新特點，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支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創新，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維護金融穩定，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和管理水平，力爭各項工作取得新突破、再上新臺階。”

2011年的今天，我們肯定當前經濟增長態勢良好這個主流的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問題：農民收入低、城鄉差距拉大、資源配置不盡合理、整合力度不夠、低水平重復建設有所抬頭、瓶頸制約矛盾再度顯現、銀行信貸擴張偏快、社會就業壓力大、貿易摩擦增多等。這些問題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即擴大內需、利用外資和增加出口)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國要繼續貫徹擴大內需的基本方針，實行積

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行“走出去，引進來”的政策，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利用外資，貫徹“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增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加強對信貸投放、貨幣發行等的管制，尤其是熱錢流入。

實行上述政策的原因：

一、積極的財政政策

1、我國目前就業形勢嚴峻。大量勞動者長不到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這就要求就業者提高自己的就業素質（文化素質和勞動素質）。而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了教育上的支出，也擴大了社會福利保障支出，這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

2、經過金融危機后，我國國民經濟雖然得到較好的恢復，但是還是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國內的物價還是呈增長趨勢，此時可以說是經濟過冷，國家財政盈余。人們不愿意花錢消費，都選擇了儲蓄。所以國家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國內需求，刺激消費，加快經濟的恢復。

二、穩健的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改為穩健表明，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已逐步采取退出政策。隨著近來通脹壓力明顯增加，及國外經濟環境明顯變化，近一步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條件已經逐步發生了變化，各方普遍認為，政策轉向已勢在必行。

2、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復蘇的前景并不明確。尤其是海外因素，美國經濟復蘇是否反復，歐洲債務危機是否蔓延惡化，重重疑問都尚未完全解決。2011年中國很可能面臨“增量滯漲”的局面，即經濟增長趨勢放緩，伴隨著通脹加速攀升，實屬“兩難”局面。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可以為此“留一手”。譬如針對經濟中需求不足的問題，就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振興消費；此外，還可以通過財政支出的辦法來進行部分項目的投資。其實，實施“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期間開工的大量項目，尚在建設中，需要后續建設資金。從這個層面看，財政政策在2011年將被動擴張。此外，政府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也有進一步擴張的動力。積極財政政策在保持總量擴張的同時，支出結構應該進一步優化，更加側重民生和公共服務項目。

3、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能夠保證各方面的稅率沒有太大的波動，人民投資不會有較大的變動，有利于國家的財政預算和結算，有利于國家收支平衡。

今年的市場出現了多太多的不確定，之前4萬億刺激經濟的投入中有大量熱錢被投入股市和房市之中，也引發了股市和房市在一段時期內呈現出極度繁榮的景象，大量泡沫進入這兩個市場也為后來股市的萎靡不振埋下隱患，從大量的投機者的介入和天價房的炒作到后面政府出面的調控和資金鏈的斷裂，從溫州市場的一片繁榮景象到后來不斷發生的溫州老板的跑路事件，市場上通貨膨脹由年初政府的目標設立的4%上升到5月份的百分之五點幾再增長到后來的百分之六點多，使得政府不得不出臺一系列的政策象提高存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提高貨款的門檻等來抑制通貨膨脹的增長，而9月份樓市增幅的叫停和部分城市樓價的大幅下跌也昭示著調控政策的出見成效。

對于政策的轉向原因，騰訊財經連線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認為，政策轉向的原因是因為經濟已經開始企穩回升，同時由于通用的壓力跟流動性寬松的關系很大，貨幣政策需要進行適度的調整。

東吳證券研究所所長助理寇建勛表示，該消息說明貨幣政策正式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這也是市場所預期的。

招商銀行宏觀與策略分析師徐彪表示：從原因上看，第一是通脹因素抬頭，十一月美元指數反彈，大宗商品調整給了監管當局難得的機會重拳出擊對抗國內的漲價潮。十二月以后，美元回落大宗商品再度抬頭，未來的通脹壓力依舊嚴峻。貨幣政策收緊可以從總量對沖的層面來削弱價格上漲的壓力。第二是經濟增長壓力減小，經過二季度的主動性調控，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此時繼續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給經濟增長維持動力，運用收緊的貨幣政策給可能的過熱降溫，成為管理層的一致選擇。

總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防范實體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和乏力，以積極的貨幣政策拉動居民消費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以穩健的貨幣政策抑制棘手的物價上漲和通脹壓力。

第五篇：現代管理理論

戴爾公司的生產管理分析

班級：08物流（1）班姓名：學號：08040

41戴爾作為目前全球在個人電腦和服務器市場領先的電腦公司，其競爭優勢之一在于其在全行業中最低的成本結構，而此成本結構部分得益于戴爾優秀的生產管理策略。

在生產之前，必須先進行原材料的采購，戴爾公司運用到是電子VMI與JIT相結合的管理技術。

VMI與JIT相結合的原材料采購技術的具體流程是：首先通過建立供應鏈的信息平臺，利用信息系統來接受客戶訂單；然后通過供應鏈的管理平臺將各個訂單的消息傳遞給各個原配件供應商；同時，戴爾進行及時的需求預測，每天三次將最新的預測結果通過網絡提供給核心供應商，通知他們所需配件的相關信息，而供應商即可根據預測的結果及時組織相應的生產并迅速組織運貨到裝配廠，從而保證戴爾的生產。在此過程中，戴爾為了保證原材料的供應速度，其整個流程都是通過互聯網或其他電子設備來進行的，因此說其采取的管理技術是電子VMI與JIT相結合的技術。

戴爾在原材料采購上采用此種技術，不僅可以靈敏的響應市場需求變化，有利于實現零配件的趨零庫存；同時能使戴爾將庫存負擔，原配件的進貨與配送負擔轉移給供應商，從而減少了庫存風險以及原配件的存儲成本；同時采用電子化的采購管理技術，有利于擴大采購市場的范圍，縮短了供需距離，簡化了采購手續，縮短了采購時間，減少了采購成本，進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于戴爾實行原材料的趨零庫存，因此就無法通過實行大規模采購原材料來享受批量折扣，取而代之的是小規模多頻次的采購。戴爾為了應對此種小規模多頻次采購帶來的采購成本上升問題，制定出了總量定購到達策略，即向供應商承諾一個原材料采購總額，以此總額來獲得一個總批量折扣。此樣的話不僅可以避免采購成本的上升，同時還有利于與供應商保持“長期合作”的關系。

在生產時，戴爾采用原材料分配管理戰略。

由于戴爾采用接單后生產(build-to-order)及準時化(just-in-time)的生產方式,其裝配車間不設置任何倉儲空間,因此原配件是直接送到裝配線上的，并通過 “看板管理”技術在供應鏈的各環節上進行分配。即根據客戶需求的產品分析每種原材料在各個工序的分配，然后由原材料各個工序到生產線工作臺附近的隨需庫存點領取，并向供應商下達各原材料的供應指令。這種看板分配原材料的方式，可以保證戴爾只采購和分配各產品所需數量的原材料、不多給，同時上游環節會嚴格控制質量，不將不良的原材料提供給各工序，嚴格控制數量和質量，防止了原材料的浪費，有利于實現均衡生產，保持原材料的周轉速度，實現趨零庫存。在銷售方面，戴爾采用的是直銷模式，這種方式不僅消除了庫存成本和銷售費用，還通過和顧客建立關系獲取有價值的顧客信息，平衡顧客與供應商的關系。

戴爾高效的生產管理策略，以及貫穿其中的先進的信息技術，造就了戴爾在整個行業中的低成本結構，賦予了戴爾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