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隱私權民法保護研究論文

隱私權為現代社會中新興的一種人格權利，它已經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但是也遭受著大量的侵害。而為使人們對隱私權有一個全面的理解，真正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重點對隱私權的民法保護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并且又提出了一些健全隱私權的民法保護制度的有效對策。希望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借鑒。

一、概述

自隱私權概念被提出之后，學者對此項內容的研究卻從未停止過。事實上，隱私權涉及到很多學科的知識，如：政治學、法理學、倫理學等，這樣一來，不斷擴展了隱私權內涵與功能，進而使得隱私權保護由單一國家發展到被多個國家所應用。而建立隱私權保護制度的前提條件是需要對隱私權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當前，大多數學者通過對國內外對隱私權立法保護的對比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進而探索出隱私權立法新趨勢，找出當前國內隱私權保護存在的諸多不足問題，并且及時制定有效對策予以完善，這對我國建立完善的隱私權制度產生積極影響。

和國外相比較來說，我國對隱私權探究發展相對較晚。在1987年之前，國內學者并未發表過關于隱私權的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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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近幾年來，國內學者對隱私權探究引起了足夠的關注，并且又提出了諸多自己的觀點。通過研究分析，關于隱私權的界定，研究學者大多數都是由隱私權內容、功能、主體等多個方面開始著手的。從以上內容可以得出，不同學者對隱私權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而這些都是由不同方面對隱私權特性進行詳細闡述，然而，學者對隱私權大部分都是通過描述或者是列舉的方式對隱私權進行界定的，難以將隱私權的內容涵蓋的更加全面，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范圍過寬或者是過窄，例如：在“控制說”把隱私權規定為社會“基于憲法”基礎上而確立的權利。盡管此種界定對隱私權屬性予以指出。但是，關于隱私權界定卻十分僵化，將隱私權只簡單界定在侵犯憲法權利范疇內，因此，對隱私權規定十分狹窄。其二，對隱私權保護主體認定的科學性比較欠缺，例如：有學者把死者也劃分到隱私權主體范圍之內。事實上，對死者隱私保護，根本目的是為保護生者尊嚴與利益，因此，死者并不屬于隱私權的一個主體。其三，隱私權保護的結構與功能并是不十分的完善。例如：有學者認為隱私權的功能只涉及到不公開權，但是，對于隱私權功能在除了隱瞞外，還包含占有與使用等各種權利。

然而，在作者看來，對隱私權界定為自然人所享有的依法對個人或者是和公共利益無任何關聯的個人信息、生活等進行自由支配的一種人格權利。

二、關于隱私權保護的重要性分析

隱私權保護主要包含個人的尊嚴，并且又是一個人生命當中值得珍惜的一重要內容，但是，在和他人分享之后，便失去隱私權保護的最初意義。因此，侵犯他人隱私權，便相當于剝奪他人生命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東西。而在作者看來，人文思想在我國獲得全面發展和普及，使得全民素質得到全面提高，這就要求法律應該將個人權利與自由列入到立法范疇之內。只有逐步健全隱私權的保護機制，才可以將全面隱私權保護意識予以提高。這就要求我國的司法機構，在具體實踐當中，必須做到有法可依，切實保護公民合法權益不受到侵害。也可以說，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隱私權保護法律，成為我國隱私權保護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另外，在建立完善的隱私權保護法律后，為隱私權使用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與支持，這對隱私權在我國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針對隱私權特點，大量學者都對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但是，所得到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在作者看來，隱私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主體限定性。

隱私權的形勢主要針對的是人。而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自然人。而針對法人、死者等來說，都不會享有此權利，另外，由多個自然人構成的群體同樣也不會享有這種權利。這主要是由于隱私權出現與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結合自然人對精神層面的利益需求的。近年來，學術界又出現了多種新概念，如：共同隱私、群體隱私等。但是，在作者看來，對共同隱私持有贊同意見的學者來說，他們都是結合實際生活所引出的共同隱私權概念，從表面上分析，較為合理，但事實上，卻存在很多不妥。例如：在共同隱私權中，其主要至少為2人，而其本質都做是針對每個個體來說的，所體現出的主要是個體尊嚴，因此，所涉及到的也都是每個個體隱私權。所以，在作者看來，隱私權主體即為自然人。

(二)自控性。

隱私權的這種自控性質的是行使隱私權的主體對個人隱私享有維護權、公開權以及利用權等權利。每一個自然人都對隱私信息都維護與處置的權利，當個體信息在產生錯誤時，權利人可以行使其權利要求進行更正。而當他人侵害隱私權時，權利人可要求采取一定手段進行救濟，可以向侵權人要求禁止散布個人隱私;對形式隱私權的權利人來說，有權決定將何種資料予以公布。另外，自然人對隱私保護享有公開的權利，這就要在法律與道德所允許的范圍之內，權利人有權對自己的信息選擇在何種條件與何種范圍中公開隱私信息，也就是說個人隱私能夠在法律范疇之內由權利人對其進行自由處置。然而，當權利人在公開自己隱私時，不可以違反我國所頒布與實施的相關法律。

三、隱私權保護立法現狀分析

隱私權民法保護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直接保護式;其二為間接保護式。其中，直接保護對隱私權侵害救濟是十分有利的;而間接保護方式由于在訴訟中不方便，再加上，實體中又確實可以直接利用的法律法規，因此，難以得到快速的救濟。當前，有些國家對隱私權的保護依然是以間接保護為主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立法過程中，未將隱私權作為人的一項獨立人格權，所以，不能進行直接保護。

當前，在我國，并未建立一套完善的隱私權保護制度，再加上，有關執法人員的隱私權保護意識偏低。而到了2002年，《民法草案》開始確立，其中，在草案當中已經明確指出對人格權實施的保護，尤其是將隱私權保護納入到人格權當中，這直觀的反映出國家對人尊嚴與價值的尊重。對于隱私權來說，主要指的是對個人的主體性與獨立性的價值維護，如果濫用隱私權會影響到他人以及社會利益。另外，在實踐過程中，隱私權運用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這會對沖突情況下的隱私權行使產生巨大影響，并且這和實際生活極不相符，因此，國家要對隱私權保護和限制因素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關注。現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時代中，將隱私權納入到法律范疇內既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根本需求，又是完善公民權利的內在需求。并且，今后對隱私權保護又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健全隱私權的民法保護制度的有效對策

當前，人們在隱私權保護方面又出現了大量新問題，如：怎樣將自身隱私權受我國法律保護、什么事侵犯隱私權等。因此，我國應快速頒布一部關于《隱私權保護法》，這樣一來，形成和《婚姻家庭法》等諸多法律相互平行的民事法律。這主要是由于盡管在民法當中，對隱私權進行單獨規定，但是，此種規定帶有一定的原則性，因此，其可操作性是非常差的，所以，我國要快速頒布一專門《隱私權保護法》，從而構建一向對完善的隱私權體系。因而，我們需要認真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隱私權指的是自然人對個人信息、個人生活等予以支配的一種人格權利。而在法律當中，要明確指出行使隱私權的主體為自然人，而法人并不會享有此項權利;當自然人在死亡之后，為保護死者隱私利益，死者的配偶、親人等有權申請隱私權的保護，而這些人都稱之為是隱私權益的合法繼承人，從而實現對死者隱私權益的保護。此外，也需要進一步對獲得、宣傳以及評論他人隱私范圍予以明確指出。

侵犯隱私權的侵權標準要和名譽侵權當中所涉及到的“公開”相互分離。而在法律范疇內，通過列舉形式對侵犯隱私權行為予以明確規定，從而避免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導致公權力與其它私權利產生沖突。比如：在立法過程中，我國可以借鑒其它國家隱私權的保護模式，明確隱私權侵權方式，這樣一來，可便于公民對侵犯他人隱私權行為予以了解，同時還可以承擔起相應的法律責任，從而將此標準衡量自身行為。

關于隱私的法律保護，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因此，需要將侵犯隱私權的救濟方法予以明確劃分。其中有些方法則不適合，如：通過消除影響方式進行彌補，這樣一來，有可能對受害人心理遭受再一次的傷害。另外在《侵權責任法》當中，指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規定，如果他人精神遭受到損害，那么受侵害人有權索取精神損害賠償費用，這樣一來，是的對精神損害賠償受到法律的保護。

在處理民生訴訟案件時，法院鼓勵當事人要自行舉證，與此同時，還要針對那些利用非法手段所獲得的，且觸及到當事人個人隱私的證據時，法院要給予一定的寬容。所以，在民事訴訟法當中，要逐步完善與健全相關規定。對于那些通過非法手段所獲得同時涉及到他人隱私的證據時，法院不能完全相信。同時，還要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對各方利益兼顧考慮，從而使不同規定的內容可以相互協調與配合。

近年來，由于我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從而引發出各種新事物，而我們應該將這些新事物都列入到隱私權保護范疇內，結合新問題，制定相對完善的準則，這樣一來，隱私權便會成為一個開放性極強的體系。因此，國家要借助有效對策進行應對，例如：借助互聯網等新技術引發的一些列侵權問題，國家應該出臺一部專門關于《網絡個人數據保護法》實施保護。

當前，導致我國隱私權保護不完善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公民對隱私權保護十分的淡漠。根據有關部門的調查顯示，當個人信息被他人所濫用時，只有約4%的人會投訴或者是提起公訴。由于公民的隱私權保護意識偏低，會帶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在多個領域中，出現公民隱私權被他人惡意侵犯的行為，直接會影響到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二，降低了對隱私權保護法的制定需求，從而使隱私權立法保護進度發展十分遲緩。所以，我們要大幅度提高公民對隱私權保護的法律意識，這樣一來，既可以從根本上降低各領域中侵犯他人隱私權的現象出現，又對進一步加快隱私權保護立法產生更多積極影響。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借助道德規范來約束人們行為，使每一位公民都能從心底尊重他人隱私權，同樣，自身隱私權也會受到他人尊重。

然而，我們也要清楚的看到，文化觀念與社會生活結構變遷并不能在短時間內予以轉變，因此，和公民隱私權保護觀念的梳理更不能和社會文化與社會結構相互分離而獨立發展。所以，培養公民隱私權觀念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業務特殊性，醫生、心理咨詢師、老師等都極易觸及到公民的隱私權。所以，我國應該針對不同行業性質，制定相應的職業道德規范，從而增強從業人員保護他人隱私的意識。對于非法泄露客戶隱私內容的從業人員由各行業的管理部門進行記錄，同時還要給予泄露他人隱私人一定的處分，如果泄露他人隱私情節相對嚴重的，還應追究他人的民事或者是刑事責任。因此，各行各業的管理部門都要積極配合當地的執法部門工作，一經發現對本行業人員侵犯隱私權行為出現包庇、隱瞞等行為，要給予他人批評教育，同時還將其行為向社會公布，同時和企業的信用記錄相聯系。

總體來說，隱私權保護由無到有，再由一國發展到多個國家，直觀反映出社會對人自身價值的高度關注。可以說，隱私權法律保護是和以人為本價值理念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充分體現出以人為本的理念。因此，我國有必要將隱私權制度再一次予以完善。但是，當前我國隱私權保護體系還不夠完善，而這和保護公民隱私權要求是完全不相符合的。由此看來，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發展的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當前，大多數學者通過對國內外對隱私權立法保護的對比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進而探索出隱私權立法新趨勢，找出當前國內隱私權保護存在的諸多不足問題，并且及時制定有效對策予以完善，這對我國建立完善的隱私權制度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篇：體育明星隱私權保護..

摘要

奧運賽事空前激烈，人們對參賽運動員的關注熱情空前高漲。街頭巷尾、媒體網絡，都在津津樂道運動員“背后的故事”，從身高、體重、到婚姻、戀愛，無所不談。這種自由而寬松的報道氣氛，彰顯了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聞自由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普通民眾對資訊的渴望和獵奇心。但其中存在的問題是，媒體忽視了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運動員，對于必要的輿論監督有接受和容忍的義務，但是他們也應該有屬于自己的不被打擾的空間。作為公眾人物的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邊界問題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第二部分介紹了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應該對體育運動員的隱私權進行保護，并提出體育運動員的身體隱私、個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都應當在保護之列，接著提出我國民事立法應規定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對于侵犯運動員的隱私權的行為應予以懲戒，同時也要使媒體認識到不應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應注重宣傳努力奮斗、團結合作和積極向上的運動競賽精神，尊重運動員的隱私。

體育運動員隱私權保護問題研究

一、隱私權的特點及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

(一)隱私權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隱私權，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隱私。隱私，英文為Privacy，有隱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類社會化的產物。最早提出隱私權概念的是美國法學家路易斯?布蘭蒂斯和塞繆爾?沃倫。他們在1890年的《哈佛法學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隱私權》。該文的面世標志著隱私權理論的誕生。作者把隱私權界定為“生活的權利”和“不受干涉的權利”。認為隱私權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對其自身事務是否公開給他人的權利，保護個人的隱私就是保障個人的“思想、情緒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擾的權利。

對于隱私權的客體，我國著名學者楊立新教授總結為“隱私權的客體包括私人活動、個人信息和個人領域”，而筆者更偏向于隱私權的客體應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寧。所謂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為包括所有個人的情報資料，諸如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個人的身高、體重、女性的三圍、健康狀況、宗教信仰、住址、家庭電話號碼等等。私人生活安寧，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活動，不受他人的干擾、破壞。如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即個人對其自身事務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

在世界各國，美國的隱私權理論研究最為發達，相應的保護措施也最為有力。1940年美國法院出現了隱私權的判例。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承認個人享有憲法規定的隱私權，同時頒布了一系列專門保護隱私權的法律，如1974年的《隱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隱私權法》、《財務隱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直接界定為侵權行為，并責令侵權行為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二）我國對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

我國憲法的第38條、39條和第40條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原則性規定和依據。

在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隱私權沒有被列在人身權的保護范圍。這是由于當時我國社會發展和立法者的認識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這是對隱私權保護的一個重要的司法解釋，根據這個解釋，在對隱私權的保護上，適用了以名譽權的保護方法進行保護，這是一種所謂的間接保護的方法。

二、公眾人物的概念、分類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

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的一個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對公眾人物的概念界定為“公眾人物是指在關系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于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

公眾人物并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為了保護言論自由、限制名譽權和隱私權而創設的概念。美國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中首次確立“公共官員”的概念，即是為了對公眾人物的人格權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涉及公眾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問題，比如2002年范志毅訴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犯名譽權案，首次在判決書中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

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王利明教授認為根據公眾人物與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將其分為兩類：

一、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黨和政協的機關中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和因法律或國家機關授權行使權力的有關組織或個人，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候選人；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類。主要包括體育演藝類公眾人物、商界公眾人物、知識界公眾人物和新聞類公眾人物等。

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來源于對普通公民知情權的保護。知情權是指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與權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權和社會知情權。知情權作為一種權利主張的法學概念，最早由美國的一位編輯首先提出來。他針對當時美國政府權力不斷膨脹的狀況，呼吁官方尊重公眾的知情權，這是政治知情權，后來又增加了社會知情權，就是公眾知曉他們所感興趣的或與他們利益相關的社會公眾人

物的情況。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

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權利與私的權利之間的矛盾，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學者提出，面對侵犯個人隱私的起訴時，媒體強調公民的知情權，他們最有效的兩大抗辯理由：一是出于公眾利益的需要，二是為滿足公共興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興趣與體育明星運動員隱私權限制程度

羅斯科·龐德認為：公共利益是從政治組織社會生活角度出發，以政治組織名義提出的主張、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經說過：“個人隱私一般應受到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政府官員受公民授權，以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為職責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隱私權在內涵和邊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隱私權存在著差別。政府官員由于代表國家行事，其個人狀態直接影響到他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因此其個人隱私因涉及公眾利益而成為公眾應該了解的內容，他們的隱私權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謂“高官無隱私”，限制政府官員的隱私權，有利于維護政府形象與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質量。

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雖然體育明星運動員可能有著很大的社會知名度、影響力，公眾對體育明星隱私有強烈的興趣，但是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盡管公眾興趣會成為公眾知情權成立的原因而構成對個人隱私權的對抗因素，但是媒體也應該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還可能會被提起侵犯隱私權之訴。

四、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

1、保護的范圍

（1）身體隱私

身體的隱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領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不僅會造成他人隱私權的損害，而且會對他人的名譽造成損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隱秘的部分也應受到保護，無論采取何種手段，未經他人同意暴露其身體隱私，構成侵害隱私權。

（2）個人住宅隱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在私人空間中，住宅空間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此處之住宅不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臨時居住、棲身的房間、工人臨時居住的工棚、無房戶居住的辦公室等。住宅是個人隱私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眾人物對個人住宅業享有隱私權，任何人未經其許可不得擅自闖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間，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遠鏡探測等手段窺視個人空間，否則，即構成對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害。

（3）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員、親屬關系、婚姻狀況、財產狀況以及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夫妻關系等，這些都是個人享有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生活空間，個人對其自身事務享有公開披露的決定權利，個人有權決定在何種范圍內以何種方式來向他人傳遞個人思想與感情。被媒體或其他人知曉并披露會傷害自我唯一感、阻礙了個人獨立、侵犯了個人尊嚴、貶抑了個人榮譽。

2、保護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奧運會期間媒體對運動員全方位的報道之所以沒有引起侵犯隱私權訴訟，是因為我國目前對隱私權保護方面的相關法律還不完善。我國對隱私權的研究起步較晚，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規定隱私權為獨立的一項人格權。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及以后的有關解釋中，將泄露宣揚他人隱私，給他人聲譽造成不良影響的情況納入名譽權的范疇加以保護。但是名譽權和隱私權在保護的主體、權利內容、侵害行為性質和手段上都存在明顯的不同，是兩種不同的人格權。把隱私權納入名譽權范圍保護，是一種間接保護，是不全面的保護，勢必縮小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我國應加快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建設。確立隱私權為公民的一項獨立人格權，建立以憲法保護為統領，以民法保護為重點，輔以專門法的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對于公眾人物，在民法上同時作出公眾人物隱私權的限制性和保護性規定及公眾人物的層次性規定。立法上可劃定公眾人物受保護的核心隱私范圍，避免對公眾人物隱私權限制而造成過分的侵害的發生。

（2）媒體的自律

新聞自由是媒體的重要權利，也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保障。但是“新聞自由”不能濫用。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為吸引更多的觀眾，提高收視率或銷售量，媒體樂于挖掘公眾人物的隱私。但這樣的結果使得新聞自由的社會公力價值受到貶損，公眾興趣會有獵奇、低俗的興趣傾向，但是我們的新聞報道如果一味滿足觀眾的這種興趣，便喪失了媒體自己的價值判斷。在這種發生了變異的價值觀的作用下，媒體很容易陷入對名人隱私過度侵擾的泥沼。

作為媒體，在滿足公眾興趣的同時，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眾人物的個人隱私，引導社會向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

結論：

1、人際交往的擴大必然意味著個體獨享生活的縮小，人們就越覺得有必要保留只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的安寧。因而，隱私權作為普遍的社會心態，是隨人類社會出現自始存在的，并隨著社會文明發展而日漸突顯。

2、隱私權和知情權是一對相互沖突的權利。在處理上必須考慮公法優先和公共利益原則，即所謂“隱私權止于公共利益”。

3、同為公眾人物，體育運動員的隱私保護與政府官員不同，他們的婚戀、家庭等與公眾利益沒有關系，所以他們的個人隱私不應該受到太多的限制。

4、體育運動員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包括身體隱私、個人住宅隱私以及私生活等與公共利益完全無關的個人信息，而保護的實現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體的自律。

第三篇：論文知識產權的民法保護（模版）

論知識產權的民法保護

摘要

關鍵詞

一 序論

（一）知識產權的概念和特征知識產權的概念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于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

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鄰接權、商標權、商號權、商業秘密權、地理標志權、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各種權利；而狹義的知識產權，即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它包括了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三個主要組成部分。2 知識產權的特征

知識產權是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是一種有別于財產所有權的無形財產權。它具體有如下特征：首先，知識產權具有獨占性，這種獨占性表現為作者獨自占有和壟斷這種權利，未經作者同意不能擅自的去使用；其次，知識產權還具有地域性特征，即知識產權的效力只作用一定的地域；再次,知識產權具有時間性，知識產權的效力具有時間性，在一定的時間內受到法律的保護，超過相應的時間則權利消失。

（二）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民法方面）

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小的方面來說，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維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為其繼續進行新的知識產權的創造提供動力；從大的方面來說，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文化的創新與傳承，保護我國企業的相關權利，提高我們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三）我國民法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知識產權相對于民法上的其他權利來說，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一經國家機關授予，即受法律保護，由于知識產權和其保護對象的特殊性，傳統的財產權保護制度已不能完全適用，因此知識產權法和民法在保護范圍和侵權方面作出一些特殊規定。

正是由于知識產權的這種特殊性，所以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也與民法上的一般財產權不同，它的范圍廣，類型多樣化，行為具有高度的技術性。

故而，我國民法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采用二元歸責原則，即在采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基礎上補充適用過錯推定原則。這一原則的適用可以使知識產權所有人免除舉證責任而處于有利地位，有助于制裁那些雖無主觀過錯但缺乏抗辯事由的侵權行為人。知識產權的民事救濟措施主要采取停止侵害和請求賠償損失的方法。

（四）外國的法律及相關的國際組織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第四篇：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

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的關系

輿論監督權與隱私權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都應受到保護。而日常生活中過了“度”的輿論監督總會侵犯隱私權，所以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有密切的關系。那么輿論監督和隱私權的具體定義是什么？輿論監督是指公眾通過大眾傳媒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公眾人物的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務進行披露、批評，并提出建議的行為。隱私權是一種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人性尊嚴而對私人領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務的一種自我決定權。

我國目前監督機制有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黨內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民眾監督以及新聞監督。其中新聞監督尤為引人注目。眾所周知，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和首要原則，因此，越是真實的信息，就越符合新聞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信息，采訪越深入，報道越真實、越具體，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就越嚴重。隱私要“不為人知”，而新聞要“廣為人知”，這就構成了二者的沖突。尤其在21世紀這個信息化社會，新聞媒體為了追求吸引眼球、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往往會觸及到人們不愿為他人知曉的個人隱私，即涉及隱私權的侵犯。另外以下幾種情況下，個人隱私允許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們對公眾事務負有特別責任，隱私權也受到限制。及時準確的新聞輿論監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揚正氣、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眾興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權威消息來源，個人隱私已經被公開記錄。由于司法實踐中隱私權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對新聞機構本身的法制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建設，堅持社會公共利益優先的原則。

便捷的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網絡輿論監督，它是傳統監督方式在網絡信息化條件下的創新和演變，也使得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陷入了更為嚴苛的對立關系。網絡輿論監督當然有它好的方面，鄭州“房妹”之父翟振鋒因網絡舉報被檢方立案調查，“表哥”、“房叔”們因微博曝光而相繼落馬??網絡反腐頗見成效。在虛擬的網絡社區、論壇里面，網民同時就同一件事發表不同的觀點，進行信息的整合與及時反饋，為強大輿論的形成創造條件。在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悅悅不幸被車子碾壓，十八名路人冷漠無視。該事件引起重多網友的注意和對社會公共道德淪喪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網友將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來，了解到他們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門去謾罵。當事人的隱私權被嚴重侵害。

我們可以這樣說，當輿論監督與隱私權保護相沖突的時候，哪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時候，就支持哪個，或者找到它們之間的平衡點。

第五篇：民法論文

質疑憲法作為民法淵源的正當性

摘要： 憲法究竟能否作為民法淵源而存在?尤其是作為民法的非制定法法源。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民法以憲法規范為依據制定”論集中體現了支持憲法作為民法法源的觀點及理由,即憲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礎。通過對憲法屬性的重新解讀,明確憲法規范之意義始終存在于“公民——國家”的對峙秩序,憲法作為立法基礎之意并非是代替普通立法,更多的是體現對法律的事后審查,又憲法與民法分別作為公私領域的基本法律,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調整領域，憲法權利與民法權利具有本質區別,因此憲法規范不可能也不應當具有直接調整私人關系的規范內容,憲法作為民法制定法法源具有非正當性。

關鍵詞： 民法淵源 民法法益 基本權利

法的淵源，是指法的表現形式。民法的淵源有兩種體制，一元體制和多元體制。前者僅承認制定法為民法的唯一淵源。后者在確認制定法為民法的直接淵源的同時，也承認習慣和法理為間接淵源。我國《民法通則》既未規定制定法為民法的唯一淵源，也未將習慣與法理采為民法的間接淵源。但是習慣和法理對民事審判實踐發揮著重要作用，實際上成了補充我國成文民法之漏洞的淵源。

我們先來說說民法在我國是怎么被制定出來的。中國民法的淵源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規范借以表現和存在的形式。包括：

（一）憲法。是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

（二）民事法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專門性民事法律和包含民事法規的法律，其效力僅次于憲法。

（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事法律所作的立法解釋，其效力與民事法律相同。

（四）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制定的有關民事內容的法規、決議和命令等，其效力次于憲法和民事法律。

（五）最高人民法院對民事立法的司法解釋以及由它確認、援用和認可的民事判例。

（六）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區的自治機關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內所制定、發布的決議、命令、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中有關民事的法律規范。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或簽訂的國際條約、公約及國家認可的民事習慣等

我們可以看到，憲法作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理論上是我國各種法律的根本法了，當然那只是明面上的規定，實際上民法與憲法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論課題，早為中國民法學界所關注。為了界定人格權的法律性質及其與憲法中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關系，民法學者試圖對民法與憲法的關系給出理論上的說明。但先前的理論，主要圍繞一些具體問題而展開，缺乏系統性和一般性。伴隨著物權法制定過程中發生的爭論，民法與憲法的關系問題，被提升為一個一般性的論題，從而具有了全新的理論內涵。有些民法學者認為，在法律淵源體系中，憲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為部門法的民法應該從屬于根本法。而且民法上的權利的類型和憲法上的權利是很相似的，一個權利往往是既在憲法中有規定也在民法中有規定，不能將它們這種關系對立起來，它們同樣構成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只是有著不同的功能。對于這種觀點，有的學者卻又覺得，撇開法律效力等級等法律形式主義的外表，可以看到，對于社會生活來說，民法是實質意義上的根本法，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憲法性的功能等。應該說，這些論點在特定的語境下都具有真實性，但它們只是截取了民法與憲法的發展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所呈現出來的面相，并不能揭示出民法與憲法的關系中存在的動態的、發展的維度。

中國民法學界至今影響很大的觀點認為，絕大多數的民法規范具有形式性、抽象性的特征，不涉及實質性的價值選擇，在政治上具有中立性，因此能夠與任何政制體制并存不悖。正是這種政治上的中立性，決定了民法與憲法的二元分立，以及民法相對于憲法（后者被認為是政治性的價值選擇的集中體現）所必然具有的獨立性。

如果說，整個國家的法律治理被劃分為公共的、政治的領域與私人的、社會的領域，并且這兩個領域彼此獨立，各自遵循自己的原則，那么分別調整這兩個領域的公法體系與私法體系，自然也應該彼此獨立，互不干涉。在這種理論的邏輯下，從根本上來說，民法所具有的政治中立性，來自于民法所調整的對象，即市民社會中的私人之間的生活關系，在本質上所具有的非政治性的特征。因此憲法想要被認為是民法淵源還是可以持質疑態度的。參考文獻: 申衛星:中國民法典的品性[J];法學研究;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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